[转帖]我的外语，我的路（姚小平）sell语言交流

一、英语
　　在座诸位想必大部分来自英语专业。即使不是英语专业的，学德语、日语的朋友，既然在中学里都学了英语，而现在还在当作二外来学，那么肯定也是懂英语的。所以就让我从英语开始来讲我学外语的故事。
　　我的英语基本上是自学得来的。父亲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燕京大学的毕业生，学的是历史。那时燕京很多课程用英语开设，学生无论读哪一科，都不能不懂英语。而父亲早年就读于一所教会中学，英语本来就有基础，后来又曾去洋行实习，还在中学、大学教过英语。可是不知为什么，在文革期间那样空闲的年头，他也没有教过我；就连指点一二这样的事，也记不得是否有过了。不过，他为我买了不少英文读物、课本、工具书等，有些保留到了现在。但给我印象最深的，不是这些买来的书，而是父亲自己译的《天方夜谭》（The Thousand and One Nights，现在多称《一千零一夜》）。那是解放前的版本，书页已经泛黄，封面用布浆过，可惜抄家时被没收了，没能再讨回来。
　　我最早接触英语，是在1967年进中学之后，所谓“复课闹革命”，就是在那一年。老师教完二十六个英文字母，便开始领我们读“long live Chairman Mao! A long, long life to Chairman Mao!” 对这样的中式洋话，大家起初还觉得新鲜，但很快就失去了兴趣。加之英语老师的江浙口音很重，怎么听也像在唱滑稽，而不像是外国话。不过我还是觉得蛮有意思，而且有一天，我突然对音标着了迷，心想：这东西倒不错，把它掌握了，就能读出每个英文词的音，再学会查字典（这比学音标还要简单！），英语不就学会了么？这是我开始学外语后产生的第一个天真的想法。于是我抄下几十个国际音标，拿去问父亲，可没想到他一个也读不出来。他说，他们那时侯根本就没学过这种东西。他的回答让我非常失望。这怎么可能呢？不懂音标，怎么能学英语，怎么学好英语呢？那时的我，就是这么幼稚，连音标只是几十年前的发明，而英语却有几千年的历史这个简单的道理，竟然也不明白。
　　从父亲那里得不到帮助，我只好去找弄堂里一个复兴中学的高中生，向他讨教音标的读法。靠了他的点拨，费了一番工夫，我终于把音标学会了。可是一开始，由于老师的关系，也由于缺乏听说的环境，我的发音肯定是很糟糕的，以后听了英语广播，才逐渐纠正过来。模仿发音的能力想必是一种普遍的语音能力。一个人如果能够把一种外语的语音语调学得像模像样，那么他学起其它外语或者方言来，多半也能把发音模仿好。实际上，很多人都具有这种普遍的语音能力，所以能够掌握正确的语音语调，说一口好听的英语。但也有一些人，怎么都学不像，口音很重。只要不妨碍理解，语音语调略差些，也没有太大的关系。就像说普通话，从我们江浙人口中说出来总不免带一点吴音，但一般不会影响交际。就语言的构造来看，语音终究只是它的外壳，词汇和语法才是实质。
　　现在人们学英语，面对铺天盖地的教科书和教辅材料，要为怎样选择、鉴别而发愁。我们那时候却省心，不存在这一问题。1970年，我随大批上海知青下了乡，来到黑龙江省嫩江县的一个山村，住土坯房，谁土炕，干各种农活。那是真正的农家生活，整整八年，那样的日子很无奈，也很浪漫。我的第一本英语教科书是谢大任主编的《医学英语》第四册。不是因为我喜欢那里面的医学名词，而是因为根本就觅不到别的教科书。到1972年，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广播英语”节目，这样我就可以利用回沪探亲的几个月，跟着电台读英语。只是那时还没有录音机，返回农村后，便失去了收听广播英语的机会。好在我有一架不错的收音机，可以收到BBC、VOA、Radio Moscow等许多外台的英语节目。这架收音机伴随我度过了许许多多个日夜，我的英语听力很大程度上就是它帮我练出来的。如今常有学生问，“听力应该怎么练？为什么我总是听不懂？”这个问题其实很简单。如果听力不好，一般说来应该到两个方面找原因。
　　第一，如果有一篇东西，里面一些关键的词我们不认得，或者对其中的句型不熟悉，语法关系不明了，那么听的时候就时不时会卡壳。所以，足够的词汇量和句型、语法知识是听力的基础。也就是说，良好的听力首先取决于熟练阅读。
　　第二，假如我们读一篇东西，既没有生词，也没有句型语法方面的困难，可是听的时候还是跟不上，反应不过来，那肯定是因为听得太少。坚持多听、反复听，时间长了自然就能听懂。我们通过阅读学到的词汇，或者背下来的词，虽然可能记得很牢，但是在听的过程中，要在一瞬间把它们从记忆库里调出来，这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需要不断操练。
　　从听不懂到能听懂，中间会有一个似懂非懂的过程。这个过程在有些人会长一些，在有些人则短一些。无论怎样，都不要放弃努力。保持阅读习惯，扩大阅读面，逐渐聚积词汇，同时坚持经常听。最好每天都听。像做任何事情一样，信心非常重要：只要相信自己能听懂，就终有一天能听懂。某一天你会突然发现，自己在听力上有了一个飞跃。这是我的切身体会。
　　经过几年积累，到1975—76年的时候，我看英文的《北京周报》已经很少遇到生词。可是很长一段时间里，听电台的英语广播，思维却跟不上，明明听起来像是熟悉的词，不是意思想不起来，就是辨不清词与词的关系。有一阵子，我听英语广播简直上了瘾，整日整夜地听。因为在农村的最后两年，我得了一份好差事，当了知青集体户的火头军，于是就有更多的时间学外语。白天做饭、收拾园子时，我总开着收音机；夜晚躺在被窝里，插上耳机，则能听得更专心。不知有多少回，醒来时发现收音机里还在说话。常有老乡来串门，好奇地问我总在听些什么，我就说，这是“上海话”。（要知道，那年头收听外台是要冒风险的，叫做“偷听敌台”，足以被戴上反革命的帽子！）就这样过了许多日子， 有一天夜里，我听着听着忽然开了窍，感到聆听广播无非就是在读一本书，词语一个接一个在眼前跳出，呈现为清晰的视觉符号。能有这种感觉，或许也是因为听和读有着密切的关系吧。总之，那真正是一次质的飞跃，这之后，虽然仍会有听不懂的时候，但大都已是内容的问题，语言本身的问题不多了。
　　刚才说，要想听懂英语，词汇量要足够大。那么，怎样才能更快更牢地记住词汇呢？这也是初学外语者常问的问题。我想起自己初学的时候，跟大多数学习者一样，也曾为怎样记忆词汇而苦恼，并且也没有什么好的方法，无非是把生词、短语抄在纸片上，每天诵读几遍。起先我给自己规定了一个量，每天至少背记多少个生词。凭借年轻时的好记性，一开始按照“指标”强记单词，保持相当的进度并不难。但到了一定阶段，我发现新词越来越难记，不得不放弃了定指标的做法。那时并没有象样的教科书，更没有好的读物，于是我便读起英汉词典来；边读边对词语做些归类，比如把谚语归作一类，把惯用语专门抄在一起，把动植物名称、金属名称、亲属称谓等等分别抄录。这样把词典读过一遍，做了词语摘编之后，脑子里过去零碎分散的词汇像是变得整齐而系统了，相关词语的各种联系也清楚了。那时分类集中背记过的词汇，有些知道今天还能脱口而出，比如 ：
arthritis（关节炎）
appendicitis（阑尾炎）
bronchitis（支气管炎）
conjunctivitis（结膜炎；沙眼叫trachoma，中文学名是“颗粒性结膜炎”）
encephalitis（脑炎）
hepatitis（肝炎）
meningitis（脑膜炎）
nephritis（肾炎）
pneumonia（肺炎）
pharyngitis（咽喉炎）
tetanus（破伤风；俗称lockjaw）
tracheitis（气管炎）
tuberculosis（结核，特别是指肺结核[pulmonary tuberculosis]，TB）
　　那时还没有SARS（Severe Acute Respiratory Syndrome） 这个词，否则也就一起背了下来。人类面对的疾病越来越复杂，所以病的名字也越来越冗长，不好记了！
　　我那样把英语词典当作书来读，现在看来精神足可嘉许，而那行为本身则不足仿效。现在大家学英语，大可不必再捧着词典啃读；即使有时间、有兴趣读，也不必去做分类摘抄，因为市面上早就有了英语分类词典（thesaurus）。但不管怎么说，我们学到的词语，存入大脑词库（mental dictionary），想来总是分门别类储藏的，而不会七零八碎胡乱堆积。只是我们看不见、也意识不到自己脑中的词库是什么样子。所以，外语学到一定程度，就不妨有意识地把自己的词库清理、归整一番，看看哪些东西磨损（遗忘）得差不多了，需要更新一下；或者还缺哪些东西，及时作些补充。这样来清理自己的词库，也符合语言学的理论。语言学上有一种说法，叫 语义场（semantic field），意思是，词汇是一个大系统，里面又有许多中小系统、微系统。词语都是一群一群存在的，意义相关的词，例如上面说的各种疾病的名称，处在同一个语义场中，就好象物理学上的场，磁场、电场、引力场之类，有一种特殊的力量把同属一个场的所有成分捆绑在一起。
　　语义场是词汇存在的一种方式。在语义场里，词与词之间是类聚关系；同属一个语义场的词，是同时共现、并列存在的。一个个的语义场，好比大大小小的抽屉，里面整整齐齐地摆放着各类词语，我们要用的时候，就打开抽屉去找。当然，这种找的过程可能只有零点零几秒，是神经元（nerve cell）的活动。
除了语义场、类聚关系，词汇还有一种存在方式，也很重要，那就是组合关系。我们平常说话，就是根据一定的规则把词汇组合起来，以构成句子。上面说，处于类聚关系的词是同时共现的，而处于组合关系的词，则是按时间的顺序先后出现的。例如，“I drink water”这句话，三个词必须一个一个地说。电视里的全国城市气象图，是二维平面的，所有大城市的天气、气温都标在上面，可是从播音员的口里报出来，是一维的，只能一个一个城市来报。 哪怕是外星人，假如会说话，也不能违背这一规律。自然语言的这种特点，称为线性特征（linearity）。语言符号组合起来时，呈线性展开，跟时间的箭头一样向前延伸，是一个不可逆的（irreversible）过程。古人说：“一言既出，驷马难追”，何以难追呢？就是因为我们所说的每一句话，都是不可逆的，像消逝的时间那样，一去而不返。但我们平时使用语言，无论听说读写，却明明是可逆的（[reversible）行为：同一个句子，可以反复说；同一句话，会反复听到。这是为什么？就是因为，词的组合关系是以词的类聚关系为基础的。“I drink water”这句话里的三个词，分别属于三个语义场：
人称代词—— I, you, he / she / it…
表示吃喝一类行为的动词—— drink, eat, suck, bite, chew…
指称饮料、食物的名词—— water, tea, coffee, food, fruit…
　　正是由于存在着这类语义场，我们才能根据说话的需要，从中选择适用的成分。当然，语法也不可缺，必须根据按照一定的语法规则，把选中的成分组织起来构成句子。
认识到组合和类聚这两类关系的存在，以及两者之间的相互作用，可以帮助我们了解词语习得过程的某些奥秘。比如我们说“how are you”这句话的时候，并不是先到疑问副词、再到系词be、最后到代词这三个语义场里面去找三样东西，然后把它们拼装起来，而是把这句话当作一个完整的单位来记忆的；存储的时候是一个整体，调取、应用的时候也是一个整体。许多看起来属于组合关系的词语，如惯用语（set phrase）、套话（cliché）、成语（idiom）、谚语（proverb，saying），还有一些基本的句式（sentence pattern），在一个已经达到相当程度的外语学习者的脑中，都是作为语义场的成分而存在的，这样，在调用的时候就很方便。为什么我们学习词汇时，不能单个、孤立、零散地去背和记呢？原因就在这里。孤立的词是没有用的，况且词也不会孤立地存在。词要么存在于语义场中，要么出现在短语、句子里；类聚关系或组合关系，非此即彼。所以，我们记诵词汇，要么成群成类地记，要么把它们放在句子里，连同句子一块儿记。这两种办法，都可以用；交叉互换着用，效果会更好。道理其实很简单，大家在学习过程中可以慢慢去体悟。
　　我在这里谈一点语言学的理论，还有相应的学习方法，希望这些对大家有用。但是对于我自己，这些只不过是wisdom after the event（马后炮）罢了。我那时学英语，哪里又懂什么语言学呢？再说，即使懂得语言学，难道就能很快掌握一门语言吗？不能！因为，理论只能起到导向、点拨的作用，而语言——特别是外语——主要是一种技能；要想学出一个模样来，就要舍得花时间去学。初学外语，全靠恒心。那时，在乡下，我身上总带着一些抄着英语生词和短语的纸片，走到哪儿读到哪儿。在田头，大伙休息的时候，我便掏出纸片，躲在一边读上一会儿。走路或坐车时，也念念有词。一直到读大学和研究生的时候，我还保持着这一习惯。但是，一开始需要坚持，是毅力问题，时间一长就成了习惯，好象哪天不这样做，生活的节奏就紊乱了，缺了点什么。现在想起来，学习这件事情对我来说就跟打网球差不多。我打网球，已有二十年的球龄了！周围人或旁观者总说，你能坚持锻炼，真有毅力。可是热衷某个体育项目的朋友都知道，这根本就跟毅力无关。学习也一样，一旦你喜欢上一件事，就不由得你不去做。所以，到如今，读书、著述、打球，在我都已成了习性。每天到了哪个时辰，就做哪件事；工作、学习、生活，似乎有一种惯性在推动。我们学习一样东西，一旦按照生物钟的规律来进行，就会觉得轻松自在，不会有重负之感。
外语学习是一项长期行为，需要经久不断的投入。在时间的分配上，不怕每天投入的时间少，就怕中断荒疏的时间长。我们现在学英语，将来还要学第二外语。很多人学二外，工夫没有少花，可是不能持之以恒，最后都还给老师，前期的投入于是全白费，很不划算。如果坚持数年，达到一定程度，就不会轻易忘记了。

二、法语
　　大概是从1974年起，上海人民广播电台开办了“法语广播讲座”，于是我利用冬天在上海的时间，开始跟着广播学法语。这种语言听起来真是美，很快我就被它迷住，把一半的学习时间分给它，每天背生词、记语法。法语里有许多词跟英语词汇相像，起先给我的印象是这种语言很容易学。但不久我便发现，学习法语至少有两难。第一难，难在法语的拼写，让人不能见词读音，以至口说的语言和写出来的语言差别很大。第二难，难在法语语法形式的变化远比英语丰富，比如名词的词尾有性和数的变化；这还不算，形容词和冠词也要跟着一起变。更复杂的是动词的变位，不要说会让外国学习者发憷，就连法国人自己也感到麻烦，所以专门为学习者编了这方面的书。例如有一本叫《法语动词变位术》（L’art de conjuguer. Dictionnaire des huit mille verbes usuels. Hatier, 1959. 43e.），把8000个常用动词的变位形式列成表格，便于查找和记忆。编者在开首的“致读者”里，第一句话就说：“Aujourd’hui, peut-être plus encore qu’hier, la conjugaison des verbes reste la principale difficulté de notre langue.”（比起过去，今天动词的变位或许更加是我们法语的主要难点。）其实，现代法语动词的变位并不比从前复杂，之所以让我们感到更加难了，就是因为拼写与读音不一致的缘故。
　　虽然难以掌握，但凭着年轻时的好记性，我强记了很多规则，有些至今还牢牢地嵌在脑子里。特别是一些最基本的形变，如avoir（有）、être（是）的变位，直到现在脱口就能说出。系词être的陈述式现在时，变位如下：
je suis（我是） nous sommes（我们是）
tu es（你是） vous êtes（你们/您是）
il est（他是） ils sont（他们是）
elle est（她是） elles sont（她们是）
……
　　所有这些变位形式，词尾的-s、-st、-t都不发声；还有nous、vous、ils，尾部的-s也不发声。我们也许会觉得奇怪：既然不发音，为什么还要写出来？不如都省去，让拼写跟读音一致起来。可这就是法语，让正字法专家很头疼的法语。后来我学了拉丁语才知道，原来这样的字母在历史上都是发声的，即使现在也不完全是哑音（如果后随的词以元音开头，这些字母就要发声，跟元音连读）。
　　这么说，法语很麻烦，不好学。但上帝是公平的，并不偏爱哪种语言。假如他使得一种语言在某个方面很复杂，那么在另一个方面就会让这种语言变得比较简单。拿法语来说，它的重音总是落在词的最后一个音节，再长的词也不例外。在这一点上，法语比起英语来就简便了许多。语言的简单或复杂，容易学或不容易学，都是相对的。
　　上面说，我是靠死记硬背，才学会了法语动词的变位。直到今天我也不知道有没有更好的办法，很快就能让我们熟练掌握印欧语言里动词变位、名词变格这类东西。一般说来，词形变化是有条理可循的，语法书上也都为我们作了分类，整理成一张张的表。可是要记住它们，还是得下功夫，而要想熟练运用，就更得多花时间去练习。好比学手艺、乐器之类，总有一些基本功取不得巧，要靠苦练才能获得。成年人学这些东西，尤其如此。背记变格、变位，是一种基本的记忆操练，翻来覆去地练习，学习者不免感到无趣。比较起来，英语学习者实在是幸运。
　　文革后期，国内影印了一批外语教材和参考书，放在外文书店的内部柜台销售，很受学习者欢迎。像上面提到的那本《法语动词变位术》，还有《法语基本词汇》，以及法共的机关报Le Monde（《世界报》）等读物，我就是在上海福州路、山东路口的外文书店里买到的。我们这一代上海的读书人，肯定都记得那家外文书店。从拐角处的小门走上楼梯，到二层，便是它的门市部。那个地方专卖影印书，照现在的说法就是盗版，所以外国人是不让进的，国人进门也要查证件。
　　法语学了几个月，我很想要一本词典，于是写信给父亲，让他帮我“淘”一本。这件事难坏了父亲，那个时候哪里买得到法语词典呢？可是我的运气不错。我在学法语的这件事，不知怎么传到了一位老先生的耳中。他懂法文，曾经留学法国，在“读书无用”论畅行的年代，他听到还有青年人愿意学习，非常高兴，把一本法语词典辗转送到我的手里。这样，我终于有了一本象样的法语词典。这是一部大32K的《法英—英法词典》（Cassell’s French-English English-French Dictionary. 1935. 12 e.），纸张的质地不错，虽然泛了黄，还没有变脆。在词典的扉页，我贴上一张从报上剪下的鲁迅先生的画像，并在底下写了一行法语：
　　Fais ce que tu dois, advienne que pourra.
　　这句话的直义是：做你应该做的事，至于未来，该怎样就怎样。略为变通一下，就是所谓“只管耕耘，不问收获”吧。当时我只是一门心思地学，为学而学，而没有想过学了究竟有什么用。年轻时用的功，日后会不会派上用场呢？这个问题，因各人的遭际不同，答案肯定也不一样。但我想，即使用不上，也不会都是无用功，因为知识本身会让人终身感到内在的充盈。
　　这部《英法—法英词典》，以及《法语基本词汇》，我都从头到尾读了一遍，并且顺手把里面的谚语摘录下来，反复咀嚼。在那样无聊的日子里，这些谚语给了我一份激励，有些句子现在还记得，例如：
　　Le soleil luit pour tout le monde.（直译：“太阳为全世界照耀”；变通的译法：“阳光属于每一个人”。意思是，即使身处逆境，也不应消沉，要保持好心情。）
　　Après la pluie vient le beau temps.（直译：“雨后就来好天气”； 变通的译法：“雨过天晴”。）
　　Le temps, c’est de l’argent.（“时间就是金钱”，同于英语“Time is money.”）
　　L’habitude est une seconde nature.（直译：“习惯乃是第二天性”； 变通的译法：“习惯成自然”。）
　　后来，大学期间，每逢周末我仍抽时间看一些法文。大二时，我读俄文原版小说，如Война и Мир（《战争与和平》），其中有许多描述俄国上流社会生活的场面，经常出现法语的对话。当我发现自己可以毫不费力地读懂这些对话时，心里感到说不出的高兴。不过，阅读是一回事，说话是另一回事。我虽然学过法语，其实也只是能读书。当然也能说一点，但因为缺乏实践，这方面的能力很弱。1986年，我和我太太旅游到巴黎，中午时分在一家街头小店买中式快餐。像“Combien（多少钱）?”“Cinq franc（五个法郎）.”这样简单的对话，我是能对付的。可是在去巴黎圣母院的路上，我们迷了路，于是我问一位路人：“Où est la Notre-Dame de Paris（巴黎圣母院在哪儿）?”那是一个法国女子，见我能说法语，而且发音不错（江浙人学法语，发音上能占些便宜），还蛮熟练的（这么简单的一句话，又是在心里想好了再说出来，当然很熟练！），非常高兴（那时候到欧洲旅游的中国人还很少），自然也就用法语来回答，并且是一连串的句子，让我来不及反应。我连忙改用英语，解释说，自己法语不好等等，而召来的却是这位女士的白眼。都说法国人不喜欢讲英语，普遍有一种母语的自豪感，我的这番经历，这也算是一个真实的小例子。法语一度曾是欧洲的外交语言，上流社会以会讲法语为荣，如今法语面临英语的“威胁”，法国人的母语意识更加强烈，乐意看到有更多的外国人学法语。一些年前，我在电视里看到一则法语广告，推销一种牛奶咖啡：  
Leçon deux, deuxième leçon. （现在上第二课。）
Qu’est-ce que c’est?        （这是什么？）
C’est café.                （这是咖啡。）
C’est café au lait.          （这是牛奶咖啡。）  
　　简简单单的表达，却很有力度，既宣传了商品，又教人学法语。
　　在学术上，我所学的法语后来不无用处。二十多年以后，我在主编《语言学名家译丛》时，请北外法语系的张学斌先生译出了《普遍唯理语法》(Grammaire générale et raisonnée)，作为这套丛书的第一部。这是西方语言思想史上的一本名著，1660年出版于法国，略有一点中古法语的韵味。我花了很多时间，对照英、法两种文本，一方面校订译稿，另一方面加了不少注释。在书的前言中，我写道：“校订工作在我也是重温所学（包括25年前学的法文）的过程。”如今书已出版（湖南教育2001），我读着自己写下的这短短一句话，不禁想起当年学法语的几多辛苦。学习一种外语，不一定非要付诸实用。语言是一种文化，也是一种艺术。像法语这样的语言，拥有深邃的哲学义理、富足的文史库藏、别雅的艺术境界，我们学习它，就算只是为了提高自身的修养，不也很值得么？

三、西班牙语
　　在学英语、法语的同时，我又开始自学西班牙语。西班牙语和法语是近亲语言，都属于印欧语系的拉丁语族，在语法上相接近，而难点主要也在于动词的变位。在文字上，西班牙语总的看来要比法语容易，因为在西班牙语里，读和写基本上是一致的；也就是说，每个字母都是发音的，可以见词读音，不像在法语里那样，写出来明明有词尾，读出来却往往被吞掉。我那时觉得，西班牙语听起来十分刚硬，不像法语，听起来酥酥软软的。法语的发音似乎有点儿像苏州话，西班牙语的发音则像宁波话。过去吴方言地区有一种说法：宁可跟苏州人吵相骂（吵架），也不跟宁波人谈朋友（谈恋爱）。这当然是寻开心的话，不过类似这种对某一方言的偏见，在普通人当中是很常见的。
　　上面说，西班牙语的读和写是一致的，这只能说是大致如此。有的西班牙语字母，如果按照英语或者法语的发音来读，就会读错。比如字母v，在西班牙语里读作[ b]，所以西班牙语的vaso（花瓶、玻璃杯）读出来是[′baso]，而英语、法语的vase与它同源，意思也差不多，可是第一个字母却都发[v]的音。我当时既感到好笑，又觉得西班牙语好没道理。既然b也读，v也读，为什么不把字母v取消了，都改作b呢？后来进了大学，学了一些语言学的知识，才知道这是西班牙语历史上的音变造成的：音变了，字母却没有跟上。
　　慢慢学了一两年，我便能看懂一些不太难的西班牙语读物。至于读过哪些东西，已经记不全了。完好保存至今的书里面，有一本《英西—西英词典》（The New World English-Spanish / Spanish-English Dictionary. 1971. 3rd ed.），那是父亲从外文书店淘来的。但等这部词典到我手的时候，已是1977 年的上半年，马上就要参加文革后恢复的初次高考，没有时间来啃读它了。我的西班牙语本来就没有法语学得好，加上二十余年来既没有使用过，也几乎没有再补习，所以遗忘了很多。但是，到了2001年，我终于有机会利用自己学过的那一丁点西班牙语，做了一件有意义的事。这件事的原委是这样的：
　　有一个名叫万济国（ Francisco Varo）的西班牙传教士，于17世纪后半叶到了中国的福建，为了能用本地语言传教，编写了一部汉语官话语法（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1703年在广州刊印。这本书是现存最早的汉语语法印本，在西洋汉语研究史上具有开创意义，可是我们中国学界虽然也知道有 这么一本书，却从来没有人去读它，更没有人去研究它，因为它是用的西班牙文写成的。国内懂西班牙文的人毕竟不多，语言学界更少。我本来也不会想到去读它，后来因为一个偶然的机会，从朋友处得到这部书2000年最新的（其实也是唯一的）英译本，这才萌生了一个念头，想把它从英文翻译过来，并根据西班牙文来进行校订。这件事情，现在已经做成了。《华语官话语法》的中译本（外研社2003年），在今年9月中旬于北外召开的“西洋汉语研究国际研讨会”上，适时送到了参会代表们的手中。假如当年我没有学过西班牙语，那就只能把英文的本子翻译过来，根据原文校订、诠释便无从谈起。自己亲自动笔，比之求诸他人，感觉是不一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