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帖最后由 Marsh 于 2010-12-8 23:35 编辑
——摘自林斡《突厥史》 突厥是我国古代多民族国家中的一个游牧民族。它在公元6世纪中叶兴起于今新疆东北部,其后势力扩展至大漠南北及中亚细亚一带,至八世纪中叶衰落,在我国和中亚活跃了将近二百年,对中国和世界的历史都曾发生过巨大的影响。 中国古代北方民族,从广义说,可包括曾在东北、大漠南北和西北活动的各族,也就是包括下列五个系统的各族: (1)匈奴系统——匈奴、北匈奴、南匈奴、屠各(亦称屠各胡)、卢水胡、铁弗; (2)东胡系统——东胡、乌桓、鲜卑、柔然、契丹、库莫奚、室韦、蒙古; (3)突厥系统——丁零、高车(铁勒)、铁勒、突厥、回纥(回鹘)、薛延陀、黠戛斯; (4)肃慎系统——肃慎、挹类、勿吉、靺鞨(hé)、女真; (5)西域各族——西汉时的所谓“三十六国”及其在历代的演变。 从狭义说,古代北方民族则仅包括曾经活动在大漠南北(即后来地理上称之为蒙古草原地区)的匈奴、东胡和突厥三大族系。 突厥最早来源于丁零,而丁零在魏晋南北朝时称为高车(敕勒),敕勒在隋唐时称为铁勒,而突厥、回纥、薛延陀都是铁勒的分支。突厥兴起于公元六世纪中叶。最初的起源地在准噶尔盆地之北,约在今叶尼塞河上游,后来迁移到高昌(今新疆吐鲁番)的北山(今博格多山)。公元五世纪中叶,柔然族攻占了高昌,突厥人成为柔然的种族奴隶,被迫迁居于金山(今阿尔泰山)南麓,以锻铁为柔然奴隶主政权服役,柔然可汗鄙视他们,称之为“锻奴”。 从五世纪后叶起,柔然政权因所属被奴役部落不断起来放抗而进一步削弱,突厥也乘机争取并逐渐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公元546年,突厥首领阿史那土门,率领部众,打败和合并了铁勒各部五万余落(户),因而力量更强。公元552年(西魏废帝元年)春,土门发兵大败柔然,柔然可汗阿那壊(huài)自杀。土门遂在我国北方,以漠北为中心,建立起一个突厥政权——突厥汗国,自称伊利可汗。木杆可汗时(公元553—572年在位,西魏末北周初),突厥势力更盛,击灭柔然,西破(口+压)哒,东走契丹及奚,北并契骨,威服塞外诸族。这时突厥政权辖境辽阔,东自辽水,西至里海,南达阿姆河,北抵贝加尔湖。可汗牙帐(汗庭)设在于都斤山(今鄂尔浑河上游行爱山之北山)。 突厥人主要从事畜牧业。他们“随水草迁徙”,过着游牧的生活。其生活习惯,大体上与匈奴相同。突厥人的畜牧业很发达。畜牧业是突厥人的经济生活的主要基础。狩猎业也占相当重要的地位。手工业中有叶铁业和铸铜业;木器制造业、特别是车辆制造业尤有较悠久的历史。此外还制造鱼胶(为精细木工用作接合剂之物)和纺织[荸(bí)+力]布(用一种称为“蒿”的植物织成的粗布)。突厥人长于养马。唐朝曾用布帛和纺织品交换大批的突厥良种战马,因使中原马种质量大为提高。 突厥的社会是奴隶制。它的奴隶来源,主要为从战争中俘掠各族人口而得。突厥的奴隶,不论是属于统治阶级或一般平民的家庭,终究是主人的财产,可以作为“物品”(“会说话的工具”)赠送他人。奴隶在被规定了奴隶身份之后,不能任意脱离;如果想要脱离,须要经过以金帛赎身,才能恢复自由。突厥的一般人民虽然也常常占有奴隶,但他们和奴隶主贵族不一样,他们自己却是参加劳动的。因为突厥的社会,一如匈奴那样,是生产组织与军事组织相结合的,即牧民平时是生产的劳动者,战时则是战斗的骑兵。 突厥的统治阶级,其最高首领称可汗,可汗的子弟称“特勤”。突厥政权将统治地区分为三部,除可汗汗庭是政权的首脑部、是政治中心外,还将其他地区划分为东西二部,每部置一“设”(典兵武官)领兵驻扎,以进行统治。东部“设”的牙帐在幽州(今北京市)之北,西部“设”的牙帐在五原(今内蒙古五原县)之北。东西二部之间,今鄂尔浑河上游一带,即可汗汗庭所在。突厥大官还有叶护、颉利发、啜、俟斤和吐屯等,凡十等,其后发展为二十八等。各级长官都由世袭贵族担任,官职没有固定的员额。此外还有“蓝突厥”,即各氏族、各部落的大小訇(hōng)(即伯克、牧主贵族),及由这些大小訇担任的各级军官,都是属于统治阶级。可汗、贵族和各级大小訇组成贵族会议,贵族会议有权决定和、战,可汗继位人选以及其他重大问题。奴隶、黑民(战争中之归附者)和普通牧民是被统治、被剥削的阶级。 由于突厥政权是建立在奴隶制的基础上的,故它的政治职能,对内来说,首先是镇压奴隶的反抗;其次是保护奴隶主的私有财产、维持统治秩序和一般的社会秩序;第三(对外的政治职能)便是勒索和镇压被征服的各部族或部落。 突厥政权建立(公元552年)不久,土门弟室点密,统领十大首领,带兵十万人,攻占了西域各地,自立为可汗(562—576年,号称“十姓部落”),建牙帐于鹰娑川(今新疆库车县西北的小裕勒都斯河),是为冬都(南牙);其后又于碎叶河流域的千泉(今中亚楚河西岸)建立牙帐,是为夏都(北牙)。这样,在突厥西部便形成了一个半独立的势力。而突厥东部,在木杆可汗(553—572年)及其弟佗钵可汗(572—581年)统治期间,则最为强盛。 公元583年,突厥正式分裂为东西二部。随后东突厥向隋请和,文帝开皇五年(585年),沙钵略可汗率领部众,南渡漠南,寄居于白道川(今内蒙古呼和浩特市西北),接受隋唐中央政府的统辖。 隋末唐初,东突厥在始毕可汗(609—619年)的统治下,势力又强大起来,曾率领数十万骑兵围隋炀帝于雁门(今山西代县)。唐建国之后,突厥奴隶主贵族仍不时向唐朝的统辖地区进攻。颉利可汗继位(620—630年)后,东突厥社会的各种矛盾开始尖锐起来,其中特别尖锐的是阶级矛盾,“诸訇与民众水火”。公元628年(唐太宗贞观二年),驻牧于阴山以北的原役属于突厥的薛延陀,在漠北建立薛延陀政权,脱离突厥而独立。唐朝趁突厥“颉利政乱、灾异屡起”的时机,北连薛延陀,派大军实行反击。公元630年(贞观四年),在唐军的打击下,颉利可汗被俘,东突厥政权亡。余众或走西域,或投薛延陀,有近十万人则归附唐朝。此后约五十年间,东突厥统一于唐朝中央政府。 唐朝对归附的突厥人十分优待,把他们安置在河套以南自幽州至灵州(今北京市至宁夏武宁县)一带,并将颉利可汗原统治地区(漠南)分为六州,分置定襄都督府和云中都督府(均在河套一带),分别任命突厥贵族为都督,以便按照他们原来的生活习惯进行统治。由于唐朝对突厥族的优待政策,当时迁居长安的突厥人,将近有一万家。 公元682年(高宗永淳元年),南迁至漠南的东突厥族,以骨咄禄为首叛唐,重新建立了一个突厥政权(通称“后突厥”政权)。后突厥政权是突厥奴隶主贵族复辟的产物,是一个分裂割据的政权。 隋末唐初,西突厥政权在射匮可汗(611—619年)和统叶护可汗(619—628年)时,实力最为强大,中亚亚细亚一带及我国西域地区都受他统治,向他纳税。其西部边界远达乌浒河(今阿姆河)北的铁门。西突厥原有十个主要的部落。即居于碎叶川(今中亚楚河)东的左厢咄陆五部和居于碎叶川西的右厢弩失毕五部,通谓之十姓(又称“十箭”)。其后因最高统治集团屡有变乱,对于这十个部落的关系已逐渐松弛。公元638年(太宗贞观十二年)沙钵罗咥(xī)利失可汗重新整顿这十个部落,对咄陆五部各置一啜,对弩毕失五部各置一俟斤,以加强对这十部的管理和控制。但咥利失可汗有失众心,同年被其大臣统吐屯所攻,随后西部又立欲谷设为乙毗咄陆可汗。二可汗相互战争,彼此均伤亡甚众,遂各自退兵,因中分西突厥之地,自伊列水(今伊犁河)以东属乙毗咄陆,以西属咥利失。自是西突厥亦分裂为二,因此力量削弱。 公元640—648年间,唐朝在对西突厥的斗争中,先后占领了天山北麓各地以及焉耆(qí)、龟兹。唐朝在西域设置了龟兹(今新疆库车县)、焉耆(今新疆焉耆县)、于阗(今新疆和田县)、疏勒(今新疆喀什市)四个军事据点,谓之“四镇”,因这四镇都隶属于安西都护府,故合称“安西四镇”。 公元651年(高宗永徽二年),唐朝都护、西突厥贵族阿史那贺鲁叛唐,自称沙钵罗可汗,并攻掠西域各地。唐朝为了保卫西域地区和统一西突厥,遂于651—657年屡次发兵平乱,终于657年(显庆二年)俘获了沙钵罗可汗,击灭西突厥政权。唐朝在西突厥故地(中亚巴尔喀什湖东南及我国新疆一带)设置了昆陵和濛池两个都护府。昆陵都护府在碎叶川东,濛池都护府在碎叶川西。此外还在咄陆及弩失毕各部地区设置了许多州、府。从此唐朝的行政管辖权达到中亚巴尔喀什湖以西的广大地区。公元679年(调露元年)又筑碎叶城(遗址在今巴尔喀什湖南托克马克城附近),并把它替代焉耆,作为西陲四大重镇之一。碎叶镇是安西四镇中最靠西边的一个军事重镇,对巩固边防和维护中西交通,具有特别重要的地位。 突厥是我国古代北方少数民族中第一个创造了自己的文字同时又是较早使用动物名称以计算年份的民族。突厥文大约是在公元五世纪时创制和开始使用的。从十九世纪末在鄂尔浑河畔发现的《阙特勤碑》、《苾伽可汗碑》和《暾(tūn)欲谷碑》等突厥文碑铭的内容可以看出,突厥文字发展到世纪时,结构已相当完整,词汇也相当丰富。这几个碑铭虽然主要都是歌颂可汗和贵族的战绩和功勋,但却也写出了突厥盛衰和奴隶主政权兴亡的过程,给后人留下了珍贵的史料。 突厥人在死者会葬处选择配偶的婚姻习俗,反映了草原地区的特色。突厥人还有收继婚的习惯,即父、兄、伯、叔死者,子、弟及侄得妻其后母(不是生母)、妻其嫂、妻其伯母和叔母。突厥人的丧葬仪式,是死者挺尸于帐,子孙及亲属各杀羊马列于帐前致祭,绕帐走七匝(即七圈),其中一人至帐门用刀剺(lí)面痛哭,血泪交流,如此七次乃止。随后择日焚尸,待时而葬。葬毕,于墓前立石树标(即木柱),其石多少,依生平杀人之数。标上还图画死者的容貌及其生平所经战阵之状。 突厥人的宗教信仰,有萨满教、祅(yāo)教、景教和佛教。 继突厥而起的突厥同族——回鹘(回纥) 下接《维吾尔历史摘要》http://www.somdom.com/thread-17485-1-1.html 维吾尔族族源可以上溯至公元前3世纪游牧生息于贝加尔湖以南、巴尔喀什湖与额尔齐斯河之间广阔地区的丁零。维吾尔族的一个重要的源头是公元前5世纪以后已经定居于新疆天山以北和以南地区的大量铁勒和高车。4世纪时的《魏书•高车传》称高车有狄氏、袁纥氏、斛律氏、解批氏、护骨氏、异奇斤氏。其中,袁纥逐渐发展强大,融合了与其相近的其他部族,形成了独立的民族。7世纪初,铁勒受突厥统治。西突厥的处罗可汗对铁勒诸部实行残暴统治,铁勒中的韦纥团结仆固、同罗、拔野古等部落,反抗处罗可汗的残暴统治,自立为俟斤,称“回纥”。这里的“韦纥”就是高车时期的袁纥氏。 公元7世纪,回纥人便以一个独立的、具有强大军事力量的民族的面貌出现于漠北草原。 回纥民族分为内九族和外九部:内九族又称“九姓回纥”(另有十姓回纥),外九部又称“九姓乌古斯”。公元7世纪回纥社会经济有了新的发展,在这样的形势下,回纥人产生了建立统一政权的共同要求。据新唐书载,首先把回纥各氏族统一起来的是时健俟斤。时健俟斤死后,全氏族共同推举菩萨(时健俟斤之子)为可汗……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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沙发#
发布于:2010-12-07 20:59
挺好的 不过 感觉没有看到结尾在哪里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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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凳#
发布于:2010-12-08 23: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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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2-04-23 14:28
突厥与华夏同根(亚佛的子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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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2-04-23 14:31
古代汉文文献中“匈奴”等名称的 回鹘语译名* 雅森·吾守尔 [提要]本文根据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及其10世纪回鹘文译本,对汉文原文和回鹘文译文内容进行对比,就回鹘文译者对汉文文献中的“匈奴”等古代民族及地理名称的理解作初步探讨。 历史上匈奴人曾以不同名称出现在汉文文献中。周代称他们为“混夷、獯鬻、猃狁”,春秋时称他们为“戎、狄”,战国、秦、汉以来称之为“胡”或“匈奴”,秦汉以后一般称为“匈奴”。国学大师王国维认为,商、周间的鬼方、混夷、獯鬻、玁狁,春秋时的戎、狄,战国时的胡都与匈奴同种,实为一族。他还认为,“鬼方”之“方”、“混夷”之“夷”,为汉人所附加。[1]那么欧亚大陆的其他古代民族是怎么称呼“匈奴”的呢?在这方面,古代回鹘文献可以为我们提供很有价值的线索。 本文根据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以下简称《玄奘传》)及其回鹘文译本《Bodistw taito Samtso AčarinïÓ YorïÔïn Uqïtmaq Tsi-in-čuin tigmä Nom Bitig》(记述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事迹的名为慈恩传的经书),[2]对汉文原文和回鹘文译文进行对比研究,就该书的古代回鹘文译者在对“匈奴”等古代民族以及地理名称的翻译过程中所暗示的对民族渊源关系的理解作初步探讨。 一 汉文《玄奘传》中有关北方民族的记载 唐代玄奘是公元7世纪我国伟大的旅行家、翻译家和佛教大师。汉文《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是一部关于玄奘生平最早也是最详细的传记。此书前五卷由玄奘的弟子慧立根据玄奘的取经事迹写成书,初稿完成后秘不示人。到慧立临终时,方命门徒公之于世。到武则天垂拱四年(公元688年),玄奘的另一位弟子彦悰将这五卷重加整理,另又自撰五卷(即此书后五卷),合成共十卷,署名“沙门慧立本,释彦悰笺”。[3]书中详细记述了玄奘的生平事迹,特别记述了玄奘在唐贞观三年至十九年间(公元629—645年)去印度取经经历,在西域和印度各地的见闻,以及回国以后的情况。它和玄奘的另一名著《大唐西域记》一起成为我们今天研究古代西域、印度历史、地理和文化等方面的珍贵史料。 自19世纪以来,《玄奘传》已被译成诸如英、日文等多种文本而为各国学者广为研究。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的发现表明,早在公元10世纪就由一位古代维吾尔族学者译成本民族语言了。[4] 唐太宗贞观十八年(公元644年)玄奘回到于阗,上表唐太宗,向他陈述自己回国的情况。贞观十九年(公元645年)初玄奘到达长安,受到隆重欢迎。二月,玄奘谒见唐太宗,唐太宗问到了西域情况,玄奘对答如流,建言献策。居于北方和西域的突厥一直是唐太宗的一块心病,他时刻关注着边疆的动态。贞观二十年(公元646年)由玄奘口述,辩机笔录,最后由玄奘修润、审定的《大唐西域记》十二卷完成,并上《进〈西域记〉表》。贞观二十二年(公元648年)六月,唐太宗敕玄奘至宫。[5] 此前,唐太宗曾多次希望玄奘还俗从政,但是均被委婉推辞。这次在太宗和玄奘的交谈对答中,双方谈及治国之道,玄奘在赞美唐太宗业绩的同时,谈了五点不愿意脱下袈裟还俗从政的理由,其中第三、四两点有涉及历史上北方及周边诸如匈奴等古代民族、地理的内容。原文如下: “至道旁通,深仁远洽,东逾日域,西迈昆丘,南尽炎洲,北穷玄塞,雕蹄鼻饮之俗,卉服左衽之人,[6]莫不候雨瞻风,稽颡屈膝,献珍贡宝,充委夷邸,此又天威所感,无假于人,其义三也。玁狁[7]为患,其来自久,五帝所不臣,三王所不制,遂使河、洛为被发之野,酆、镐为鸣镝之场,[8]中国[9]陵迟,匈奴得志,殷周已来,不能攘弭。至汉武穷兵,卫、霍尽力,[10]虽毁枝叶,根本犹存。自后已来,无闻良策。及陛下御图,一征斯殄,倾巢倒穴,无复孑遗,瀚海、燕然之域其入提封。单于弓骑之人俱充臣妾。若言由臣,则虞、夏[11]已来贤辅多矣,何因不获?故知有道斯得,无假于人,其义四也。”[12] 以上文字大意如下:至善之道是深奥无穷的,治国之道在于只要施行的仁政深得民心,(陛下的仁政)遍及九洲四海,东起大海日出之域,西过昆仑,南到热带,北尽沙漠,天南地北,九洲四海之地,无论是纹面文身,还是有鼻饮习俗,或穿草衣和左衽的人们,都会风雨无阻,低头称臣,倾心向化,贡献奇珍异宝,朝觐者邸舍无虚席。这是皇上施仁政于民的声威所致,也用不着起用别人啊。这是第三点。玁狁作乱,由来已久,远古时五帝不能使之臣服,三王也不能控制他们。于是披发之人到了河、洛地区,酆、镐等地成了鸣镝飞啸的战场。中原之地遭殃,匈奴得志,这种局面到了殷、周时期,还是不能把匈奴击退,把战患平息。到汉武帝时,开始以倾国之力征讨匈奴,卫青和霍去病虽尽力征战,但只能损其皮毛,而不能从根本上消灭匈奴。从那以后,没有一个对付匈奴的良策。直到陛下登基后,经过精心筹划,讨伐并战败了他们,捣毁了他们的巢穴,致使他们伤亡惨重,瀚海、燕然等地尽归中原管辖,单于及其军队和人民都成了我们的臣民。要是说这些都是由于辅佐大臣功劳的话,那么从虞、夏等朝以来,贤良的宰相是很多的,但是为什么都没有成功?所以只要皇上实行仁政,事业就可以成功,也用不着别人,这是第四点。 二 回鹘文《玄奘传》相应译文 关于《玄奘传》回鹘文译者僧古萨利(Šinqu Šäli)的生平情况,我们知道的很少。我们从他翻译的回鹘文《玄奘传》题跋中,知道他是西域别失八里(即北庭)人。关于这一点,他在《玄奘传》回鹘文译本第七卷末(北京影印本23叶背面)这样写道:“…别失八里人僧古萨利从汉语译为突厥语的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的慈恩传史书第七卷完”。[13] 除《玄奘传》外,僧古萨利还从汉文翻译了著名的佛教大乘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共10卷等。 在回鹘文译本的跋文中他这样写道:“又幸福的在东方的伟大的唐朝,精通大小乘一切经的菩萨义净三藏法师从印度语译为汉语。由后学别失八里人僧古萨利都统在此五浊恶世,再从汉语译为突厥—回鹘语(türk uyÔur tili)的诸经之首《金光明最胜王经》全部写诵完毕”。[14]回鹘文《玄奘传》写本约在1930年前后在新疆出土。长44公分,高18公分。[15]这部文献被发现后,有关部分先后被俄、法等国考察者攫走。其中94叶现存俄罗斯科学院东方学研究所圣彼得堡分所;116叶现存法国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剩下的208叶现存北京图书馆(1951年曾在北京影印出版)。[16] 圣彼得堡东方学研究所所存的回鹘文《玄奘传》残卷内容,属于第五、六、八、十卷。 其中,第六卷第42、43、44页,有本文所引唐太宗与玄奘对话中玄奘所说的第三与第四点的回鹘文译文。 下面,笔者将回鹘文有关部分的转写及其现代汉语译文,以及所对应的汉文原文内容对照如下:[17]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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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布于:2012-04-23 14:33
回鹘文(VI 42) 回鹘文译文的现代汉语译文 12.…:üčünč t(ä)Óri iligimz 第三,我们的天子 至道旁通, 13.qutï ärsär kirtü törüsin arqu[ru] 在普天下, 深仁远洽, 14.turqaru itmiš ärür täriÓ t… 树立了自己正确的统治。 15.unïn ötkürü ïraq tägürmiš 将深切的仁爱之心深入人,传到远方。 东逾日域, 16.titir : öÓdün kün toÔsïqda 在东方,越过日出(地)的 西迈昆丘, 17.uluš-lardïn ärtmiš ärür kid[in] 诸国,在西方 南尽炎洲, 18.kün batsïq-qatägi tägmiš t[itir] 达到日落之地。 19.küntün tüpütüg töz-kärip t[aÔ]- 在南方,经略吐蕃之地,在北 北穷玄塞, 20.dïn qïrqïz-ïÔ tüpkärip oymïš 方征讨了黠戛斯。 雕蹄鼻饮之俗, 21.yaqalïÔ(taqalïÔ?) ïtÔïn ičtäči türklär[ig] 穿圆领衣服,用鼻子进食的突厥人[18] 卉服左衽之人, 22.ot tonluÔ trs yapïÔlïÔ kiši-lär 以及穿草做的衣服的和左衽的人民 莫不候雨瞻风, 23.ig bular-qa barča ädgüsin tägürü 给他们所有的恩泽, 稽颡屈膝, 24.y(a)rlïqamaduq ärmäz-i üz-ä törülüg 使其得到正确的制度 25.törükä tägip töpü-lärin ügdänip 的统治,他们低头俯首, 献珍贡宝, 26.tiz-lärin čökidip taÓsuq 屈膝跪拜,贡献了(自己的) 27.äd t(a)var-larin ärtürü :: 奇珍异宝。 回鹘文(VI 43) 回鹘文译文的现代汉语译文 充委夷邸。 1.… larïn ančulayu … …然后 2.tolu yatur üč balïq-lar-ta 在(边疆的)三个城里住满了。 此又天威所感, 3.bu muntaÔ t(ä)Óridam čoÔ yalïn üz-ä 这是由于得到了上天神奇威力 4.čoÔlanu y(a)rlïqamaÔï yana näÓ 所赐予的非凡的力量, 无假于人, 5.kiši-kä yalÓuq-qa tayanmaq 并不需要借助 6.dïn čoÔlanu y(a)rlïqamïš 他人的力量, 其义三也。 7.ärmäz bu üčünč ötüg 这是第三个请求。 8.titir : törtünč kim bu t(a)vÔač 第四,唐朝 玁狁为患, 9.li tumšuqluÔ-qa soqturÔalï: 受到玁狁的欺负 其来自久,五帝 10.[ta]rmaqlïÔ-qa tartdurÔalï ür- 蹂躏已经有 11.[ki]č bolmïš ärdi biš ilig-lär 很长时间了;五帝 所不臣,三王 12.…Ôali umadï : üč χan-lar 未能臣服(他们);三王(想征服之)却 所不制,遂 13.…dÔali küči yitmädi : ötrü 力不从心;于是 使河、洛为披发 14.[laÔ]ki balïq qodï sačlïÔ-lar-nïÓ 洛京城成为披发之人 之野,酆、镐为 15.…qsï boltï : qutluÔ čuu-nan 施虐之地;…神圣的长安成了 鸣镝之场,中国 16.[t]ägiri oq baš-lïÔ-lar-nïÓ 战场, 17.[ö]rtgüni boltï : ortun il uluš 中国(中央之国) 陵迟,匈奴得志, 18.…ksiz basïnč-lïÔ boltï : türk 被他们蹂躏;匈奴(游牧的突厥 19.[y]očul bodun ärtiÓü ayam-lïÔ 人)享有了崇高的地位。 殷周已来, 20.[bo]ltï : inčü χan-din bärü näÓ 从殷、周王朝以来 不能攘弭。 21.lar-nï amïrtqurÔalï köntürgäli 无法平定和臣服 至汉武穷兵, 22.bolmadï : qačan χan vudi atlÔ 他们。到了名为汉武帝的 23.χan-qa tägdükdä tolp süü 汗掌政时代,以举国兵力 卫、霍尽力, 24.sin täbrätip qamaÔ küčin 竭尽全力 25.[ön]türüp qatïÔlantï antaÔ qïltï 试图征服, 虽毁枝叶, 26.[ärsär] ymä tk balïq-nïÓ 尽管如此,也只是归并了少量的城市和 27.uluš-nuÓ čïbïq-ïn yapïrÔaqïn 土地。[19] 回鹘文(VI 44) 回鹘文译文的现代汉语译文 0.altïnč [ülüš]…… 第六(卷) 根本犹存。 1.…ldi toz-i tüpi inčü [χan]… 根基,殷周汗, 自后已来, 2.turu qaltï : antïrdïn birü taqï 保存下来了,从那之后也 无闻良策。 3.äšidilmäz ilig uluš-uÔ kötür 没有听到有哪个皇帝出来振兴国家。 及陛下御图, 4.däči tip : ulatï ančada t(ä)Óri 到了天子陛下登基后,向(他们) 5.iligimiz qutï il ornïÓa oluru 用兵, 一征斯殄, 6.y(a)rïlqap bir süü-läyü 下令讨伐;他将那些 7.y(a)rlïqaduqta oq birtäm : 所有异族[20]及其 倾巢倒穴, 8.yoqatdï-ï ägri uya-[ïÔ] 无复孑遗, 9.lar töpün avalïÔ-lar bir qalïs[ïz] 氏族显贵全部消灭,无一漏网。 瀚海、燕然之域 10.tolp quz arquruqï ïnčïn ada 将北方所有构成隐患的 其入提封, 11.il-lig barča t(a)vÔač ilingä 国家都归并于唐朝, 单于弓骑之人 12.kirdi -lär : qïrqïz : y-a mingülük 黠戛斯以及骑马的弓箭手 俱充臣妾。 13.kiši-lär yumqï ič ičäräki- 都归顺内附。 若言由臣, 14.boltï-lär; inčïp birök inanč- 由此可见,如果说 15.lar oÔrïnta il tutÔalï bolt[uqmïš] 治理国家要有赖于谋臣的话, 则虞、夏已来 16.tisär huiz-vaÓ χu-a-vaÓ at[lÔ] 那么虞王、夏王 贤辅多矣, 17.χan-lardin bärü ilči bilgä 身边的大臣谋士 18.lär ärtiÓü üküš ärdi: ančat[a] 众多,为什么 何因不获? 19.nägülük il tutmadï-lar : [anï] 为何没有能够治理好国家呢? 故知有道斯得, 20.üčün bilmiš k(ä)rgäk il χan 要知道(只要天子)具有了 21.ädgülüg ädräm-lig bolmaq 慈悲的胸怀和高尚品德, 无假于人, 22.näÓ idi kiši yalÓuq-qa 就不需要 23.tayanmaq-dïn ärmäz tip bu-u 依靠其他人的协助了, 其义四也。 24.törtünč ötüg täginür: 以上为第四个请求。 25.bišinč türk yočul bodun 第五,匈奴人 26.ärtiÓü kötrülti: üstünki 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拒绝了 27.il uluš-lar:törüsin ïčqïntï 大国的法律。[21]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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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回鹘文《玄奘传》中的“匈奴”等术语译文的初步分析
通过对汉文《玄奘传》及其回鹘文译文的对比可以看到,虽然回鹘文翻译者在翻译过程中对原文内容进行了一些改动,但是对汉文文本中的有关民族、地理等术语所表达的概念都有准确的理解,并在回鹘语译文中根据语境,准确地用对应的回鹘语词或词组进行表达。他在翻译汉文“匈奴”一词时,是用回鹘文词组“türk yočul bodun”来表达的,这个词组在上面所引用的回鹘文《玄奘传》有关内容中出现了两次(VI43,18-19;VI44,25)。俄国学者图古舍娃认为“türk yočul bodun”是一个具有固定意义的词组,意为“游牧的突厥人,自由的突厥人民”。[22] 通过与汉文原文对比可确定,“türk yočul bodun”与汉文“匈奴”一词对应。 回鹘文词组“türk yočul bodun”亦见于另一回鹘文献《弥勒会见记》(Maitrisimit Nom Bitig)残卷中。[23] 译者在《玄奘传》第五卷87叶中写道:tawÔač tilindin yänä biš balïqlïÔ Šinqu Šäli tutuÓ türk tilinčä äwirmiš“别什八里城的僧古萨里都统由汉语翻译为突厥语”。[24]这里,译者所说的türk tili“突厥语”在此处即为回鹘人所使用的书面语。 同一译者在其翻译的另一部佛教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Suvarnaprabhāsa)时,在回鹘文译文第十卷跋文中写道:biš balïqlïÔ Šinqu Šäli tutuÓ tavÔač tilindin türk uyÔur tilinčä ikiläyü äwirmiš“别什八里城的僧古萨里都统又由汉文翻译成了突厥—回鹘文”,[25]又如将《玄奘传》第五卷中汉文“亦睹货罗故地。风俗大同突厥”一句翻译为“(ol balïq) yämä toχrïlar-nïng soki yiri titir: törüsi toqusi barčä türk birlä bir ärip”(V52,24)。此处僧古萨里将汉文中的“突厥”也译为“türk”。[26]回鹘文译者在翻译时,称自己的语言为türk tili“突厥语”或türk uyÔur tili“突厥—回鹘语”。《周书》卷五十《突厥传》写道:“突厥者,盖匈奴之别种,姓阿史那氏,别为部落”。[27] 《新唐书》中有“回纥,其先匈奴也”,[28]《册府元龟》中有“回纥之先,匈奴之裔也”的记载。[29] 关于“突厥”,《新唐书》中有“突厥阿史那氏,盖古匈奴北部也”等记载。[30] 据王国维研究,汉文献中的“匈奴”和“玁狁”这两个词具有同样的意义,“玁狁”在汉文史书中也指称匈奴,但在僧古萨利都统笔下“匈奴”被译作türk yočul bodun“游牧的突厥人民”(VI43,18),而“玁狁”则译作tumšuqluÔ [ta]rmaqlïÔ“有喙的和有爪的”(VI43,9—10)。如译者将“中国陵迟,匈奴得志”译为ortun il uluš…ksiz basïnč-lïÔ boltï: türk [y]očul bodun ärtiÓü ayam-lïÔ [bo]ltï“中央之国全部被他们占领;匈奴享有了崇高的地位”(VI43,17—20);将“玁狁为患,其来自久”译为bu tavÔač li tumšuqluÔ-qa soqturÔali [ta]rmaqlïÔ-qa tart- durÔalï ür[ki]č bolmïš ärdi“唐朝受到玁狁的欺负蹂躏,已经有很长时间了”(VI43,8-11)。 通过对照汉文和回鹘文译文,我们可以明确知道,汉文记载中的“匈奴”和“玁狁”所指的概念,在回鹘译者的理解中是有严格区别的,有关这一点还值得进一步探讨。 古代突厥语碑铭语言中经常出现的“türk”一词,相当于汉文的“突厥”。如《暾欲谷碑》中有以下记载:bilgä tonyuquq bän özüm tabÔač iliÓä qïlïntïm, türk bodun tabÔačqa körür ärti…“我——智慧的暾欲谷,在唐朝受到教育,突厥人民全都在唐朝的统治之下”。[31]在古代突厥语碑铭中türk bodun具有“突厥人民”这个固定意义。 可以看出,回鹘文《玄奘传》的译者对“匈奴”等词的回鹘语对应词,是有准确的概念的。生活在10世纪的回鹘翻译者称“匈奴”人为türk yočul bodun“游牧的突厥人民”,称自己的语言为türk tili“突厥语”或türk-uyÔur tili“突厥—回鹘语”。这对我们研究古代回鹘人的自称,以及如何认识历史上的周边民族都具有重要的史料价值。 回鹘文译者对原文进行翻译时,也加入了一些暗示性的内容。如翻译者在回鹘文《玄奘传》第六卷第44页中写道:bišinč türk yočul bodun ärtiÓü kötrülti, üstünki il ulušlar, törüsin ïčqïntï“第五,匈奴人非常高傲地站起来了,他们推翻了大国的法律”。其实,汉文《玄奘传》原文中的这一段文字,开始是玄奘法师所陈述的不愿还俗从政的第五点理由,他举史为例,说的是“高丽小蕃失礼上国,隋帝总天下之师,三自征伐”,最后导致“虚丧六军狼狈而反”的历史教训,[32]与匈奴并无直接联系。但是,译者在回鹘文译本中,在与上述汉文内容对应译文之前加入了关于匈奴的上述内容。 除此之外,译者对某些族称、地名和历史事件的翻译也很有特点。如酆、镐译为qutluÔ čuu-nan“神圣的长安”(VI43,15),这里译者在“酆、镐”之前加了一个形容词qutluq“神圣的”。由此可见,译者对上述二地名所具有的重要历史地位的认识。在译“卫、霍尽力”时,译者完全改变了原文,在译文中见不到名载史册的名将卫青和霍去病二人的名字,相应内容改译为qamaÔ küčin [ön]türüp“竭尽全部力量”(VI43,24-25);“中国”则译为ortun il uluš“中央之国”(VI43,17),有别于回鹘语中对唐朝的译法tavÔač“桃花石”(VI43,8)。 回鹘文译文中出现的tüpüt(VI42,19)是指居于回鹘南边的“吐蕃”,但汉文中并没有出现与“吐蕃”相关的内容。 原文中的“单于弓骑之人”对应处,则译为qïrqïz y-a mingülük kiši-lär“黠戛斯以及骑马的弓箭手”(VI44,12—13)。译者在这里将汉文“单于”一词应该所在位置,替换为qïrqïz“黠戛斯”一词,其改变内容的动机值得进一步探究。 译者对汉文“俱充臣妾”的一句的寓意理解透彻,在回鹘译文中进行了改动,译作kiši-lär yumqï ič ičäräki- boltï-lär“都归顺内附了”,体现出译者水平。 回鹘文译者将原文中的“充委夷邸”,改译为tolu yatur üč balïq-lar-ta“在(边疆)的三个城里住满了”(VI43,2),而且在译文有意突出“üč balïq-lar”(三座城),对历史事件记忆犹新。汉、唐两朝,在北方边境一带均建有受降城。唐代在今鄂尔多斯北部有东、西、中三座受降城,以御突厥,这段文字的翻译体现了译者对中国历史十分熟悉。 从以上分析中可以看出,译者僧古萨利不仅深谙佛学,而且精通政治、历史和文化。 在此,有必要提到《晋书》卷95《佛图澄传》里一段有意思的记载以供参考,“澄曰:相轮铃音云:‘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此羯语也。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此言军出捉得刘曜也。”[33]关于这段文字,各国学者曾多有研究。[34]俄国语言学家Э.Р.捷尼舍夫也对匈奴语作了探索。[35] 俄国语言学家谢瓦尔德西泽(И. Н. Шервашидзе)在前人研究基础上,对汉文诗句“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重新进行了如下构拟:[36] 汉字转写羯语诗文: 秀支替戾冈,仆谷劬秃当。 古汉语解释: 秀支,军也。替戾冈,出也。仆谷,刘曜胡位也。劬秃当,捉也。 源语言构拟: sükä tal’ïqtïÓ, buquÔ qodï qo(d)tïÓ. 现代汉语译文: 你出征了,你推翻了仆谷(BuquÔ)。 谢瓦尔德西泽运用比较语言学的方法将上述“羯语”诗构拟为古代突厥语。通过对比可以看出,谢氏构拟的古代突厥语的内容,与原文中对这两行诗句的汉文解释“此言军出捉得刘曜也”更接近些。 四 结束语 最近几十年,语言学、古文献学、考古学、人类学以及其他学科之间的交融,使得对古代和史前人类语言、文化、社会、迁徙等领域的研究取得了令人振奋的成果。[37]“匈奴”语言的状况及与其他语言的关系,也一直是语言学家所关注的重要领域,研究者都试图对“匈奴”的语言进行解释和构拟,还原其本来面目。曾见诸中国和西方史料中的“匈奴”及其他古代民族在书面记载中逐渐“消失”的同时,也有不同名称的许多民族出现于历史记载中。研究历史上和当代的语言和方言,及以这些语言为载体的历史,即可视为探讨和重构包括古代“匈奴”在内的在历史上“消失”的民族的语言、文化、社会等方面的有效途径。如俄国著名语言学家H. A.巴斯卡科夫认为,匈奴部落联盟瓦解后分化出来的东、西两个突厥语诸部落,各自形成为具有某些共性的突厥语族的两个分支,即西匈语支和东匈语支。西匈语支发展形成为保加尔、乌古斯、克普恰克、卡尔禄克语组。西匈语支包括楚瓦什、尕嘎乌孜、阿塞拜疆、土耳其、克里米亚鞑靼、诺盖、土库曼、现代维吾尔等语言。东匈语支形成回鹘—乌古斯和吉尔吉斯—克普恰克两个语组。东匈语支包括古代乌古斯、回鹘、图瓦、雅库特、哈卡斯、吉尔吉斯、楚勒姆鞑靼等语言。[38]近20年以来,俄罗斯科学院语言所等研究机构的突厥学家完成的《突厥语历史比较语法》(包括“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语言地理构拟”等卷)的陆续出版,是突厥语族诸语言研究的重要成果。在这套系列著作中,语言学家对在欧亚大陆历史具有重要影响的突厥语族诸语言从语音学、形态学、句法学、词汇学和语言地理学角度进行了比较,同时对“原始突厥语”进行了重构,这对我们了解古代内陆亚洲的民族语言状况,尤其具有重要的学术价值。[39] 一百多年以来,各国语文学家和历史学者花费很大精力,力图从不同角度研究古代匈奴人的民族渊源和归属。研究者认为,匈奴在漫长的历史中,吸收了不同的民族和语言,其中也包括属于突厥语族的语言。[40]对历史上的民族,其中包括匈奴的语言、民族渊源、形成、分布和迁徙,及其在书面记载中逐渐“消失”的原因,应该放在整个欧亚大陆历史背景中的社会、政治、文化、语言、民族迁徙等范畴中去考虑,并进行多学科的综合研究才会逐步接近历史的真实状况。这需要各国语言学、考古学、历史学、人类学、民族学、古文献学等领域学者的通力合作才能揭开古代匈奴人及其所在的时代之谜。《玄奘传》的回鹘文译本在这方面,可以为我们提供很有用的史料。生活在10世纪的回鹘人僧古萨里(Šinqu Šäli)对汉语文本中的“匈奴”及其他古代民族名称和地名进行翻译时的认识,对当今的研究者在判断古代“匈奴”的语言和民族渊源时,毫无疑问具有重要的参考价值。 附录 部分汉文及回鹘文词汇、词组译文对照表 汉文 回鹘文 备注 东 öÓdün 西 kün batsïq 北 quz 回鹘文原义指“山阴”,在本文指“北方” 南 küntün 日域 kün toÔsïq uluš-lar 回鹘文意为“日出之国” 道 törü 昆丘 kün batsïq-qatagi 回鹘文意为“日落之地” (吐蕃) tüpüt 卉服 ot tonluÔ 左衽 trs yapïÔlïÔ 献珍贡宝 äd t(a)var-larin arturu 玁狁 tarmaqlïÔ tumšuqluÔ 五帝 biš ilig-lar 三王 üč Ûan-lar 河、洛 laÔki balïq 回鹘文实指“洛京” 披发 qodï sačlïqlar (黠戛斯) qïrqïz 酆镐 (qutluÔ) čuu-nan 回鹘文实指“长安” 鸣镝 oq baš-lïÔ 中国 ortun il uluš 殷周 inčü (Ûan) 汉武(帝) han vudï atlïÔ Ûan 陛下 t(ä)Óri iligimiz 匈奴 türk yočul bodun 弓骑之人 y-a mingülük kiši-lär 虞(王) huiz-vaÓ 夏(王) Ûu-a-vaÓ 参考文献 岑仲勉编:《突厥集史》(上、下),中华书局,2004年。 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中国科学院,1953年。 慧立、彦悰著,孙毓堂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释迦方志》合刊),中华书局,2000年。 林幹编:《匈奴历史年表》,中华书局,1984年。 ———:《匈奴史料汇编》(上、下),中华书局,1988年。 王国维:《观堂集林》,中华书局,1959年。 杨廷福:《玄奘年谱》,中华书局,1988年。 AH CCCP Институт B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вековье. Очерки истории, Наука, ГРВЛ, Москва, 1988. Баскаков Н. A..,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 “Наука”, М., 1981. Баскаков Н. A., Тюркские яз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60. БернштамА.Н. Очерк истории гуннов,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ЛГУ, Ленинград ,1951. Гумилев Л.Н. Древние тюр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ГРВЛ., Москва,1967. Кляштюрный С.Г. Древнетюркские Рунические Памятники Как Источник Истории Средней Азии,“Наука”, Москва, 1964. Малов.С.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Л., 1951. Радлов В.В, С.Е.Малов: Suvarnaprabhā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Версии, T.I-II, 1913, T.IX-X, 1917,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ИнститутB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Восточный Туркестан в древности и раннем средне- вековье, Этнос, Языки, Религии, “Наука”, ГРВЛ., Москва, 1992.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а тюркских я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1984),“Синтаксис”(1986), “Морфология”(1988), “Лексика”(1997),“Региональн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 ция” (2002),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Москва.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Издательсий Дом “Киргизстан”, Бишкек, 1997. Тугушева Л.Ю.,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Наука”, ГРВЛ., Москва, 1991. Шервашидзе И.Н., Формы Глагола в Языке Тюркских Рунических Надписей, Мецниереба, Тбилиси ,1986. Esin E. A History of Pre-Islamic and Early Islamic Turkish Culture, Supplement to the Handbook of Turkish Culture, SeriesII, Volume1/b, Istanbul, 1980. Gabain A.v., Maitrisimit,Faksimile der altturkischen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ika-schule mit 227 Tafeln nebst 2 Beiheften, I, Wiesbaden. 1957, II, Berlin. 1961. Golden Peter B. 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the turkic peoples, Ethnogenesis and State-Formation in Medieval and Early Modern Eurasia and the Middle East, Otto Harrasowitz, Wiesbaden,1992. Maenchen Helfen The World of the Huns,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 Berkley, Los Angeles, London, 1973. Tekin Ş. Maitrisimit Nom Bitig,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1. Teil:Transliteration, Übersetzung, Anmerkungen, Akademie-Verlage, Berlin, 1980. Abstract Based on classical Chinese literature,we came to know that the Xiongnu(匈奴) appeared with different names in historical records. These groups were known in the Zhou(周) period(about 1600B.C.-771 B.C.) as Hunyi(混夷), Xunyu(獯鬻), and Xianxun(猃獯); in the Spring and Autumn (春秋) period(770B.C.-476B.C.) known Rong(戎) and Di(狄). Since the Warring Kingdom (战国, 475B.C.-221B.C.), the Qin(秦, 221B.C.-206B.C.) and the Han(汉, 206B.C.-220A.D.) dynasties they were known as Hu(胡) or Xiongnu(匈奴). Then what names did other groups living on the Eurasia continent use for the Xiongnu(匈奴)? Here ancient Uygur texts can provide us with some valuable clues. This paper makes use of classical Chinese and Uygur literatures to explore the interpretation, the understanding implied in their translingual practice of those Uygur translators who translated the names of such ancient ethnic groups as the Xiongnu(匈奴) and relevant geographical names. The Uygur translation of the Biography of Xuan Zang can provide us with useful data. The interpretation given by Uygur translator Šinqu Šäli who lived in the 10th century is no doubt very valuable as our referential point for understanding the ancient Xiongnu and their language and ethnic genealogy. (通信地址:100081 北京 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 * 本文初稿草成于1992年,2005年秋定稿。初稿完成后,承蒙陈燮章、刘正银、邸永君、吴安其、赵明鸣、聂鸿音等先生惠阅,提出修改建议,在此一并致谢。笔者于1995年赴德国考察时曾得到柏林科学院(Berlin-Brandenburgische Akademie der Wissenschaften)Peter Zieme教授及Simone-Christiane Rashman博士协助,提供资料,在此亦表示感谢。 [1] 王国维:《鬼方昆夷玁狁考》,《观堂集林》第2册,中华书局,1959年,第583-606页。 [2] 本文所涉回鹘文《玄奘传》相关部分保存在俄国科学院东方所圣彼得堡分所(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ский филиал Института востоковедения РАН),由俄国学者图古舍娃刊布(ТугушеваЛ.Ю.: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回鹘文《玄奘传》其他部分参见《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影印本,1951年,北京;巴黎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Musée national des Arts asiatiques-Guimet, Paris)所藏回鹘文《玄奘传》残卷缩微胶卷。 [3] 慧立、彦悰着,孙毓堂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道宣撰,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合刊),“说明”,中华书局,2000年,第1-2页。 [4] 回鹘文写本没有明确的书写年代。葛玛丽认为译文年代应该在后唐,即10世纪上半叶,参见 Gabain A.von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der Biographie Hüen-tsangs, SPAW, 1935, Berlin, s.152-153。冯家升先生则认为,其译于北宋,参见冯家升:《回鹘文写本〈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研究报告》,《考古学专刊》丙种第一号,中国科学院出版,1953年;亦可参考同作者文集《冯家升论著辑粹》,中华书局,1987年,第373-413页。图古舍娃认为,抄本细节的研究表明,此译本完成于回鹘文化的繁荣时期,即公元850-1250年之间。她还认为,目前存世的回鹘文《玄奘传》并非译文原始稿本。(参见前页注②引书第24页)俄国学者拉德洛夫对同一译者翻译的另一部佛教经典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研究后认为,其语言在语法和词汇方面与8-9世纪的回鹘语摩尼教文献极为相似,参见РадловВ.В., МаловС.Е.: Suvarnaprabhā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T.I-II,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3,стр.XIV-XV。德国学者彼得茨姆(Peter Zieme)认为,回鹘文佛教经典《金光明最胜王经》译成年代应在公元10世纪,参见П. Циме, О Второй главе сутры <Золотой блеск>, Turcologica,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наука”, Ленинградское отделение, Л., 1986, стр.341-347。汉密尔顿认为本书翻译时间应在11世纪,参见Hamilton J,. Les titres Sali et tutung en ouigour. –Journal Asiatique, 1984, t.272, 3-4, p.425-437。本文从葛玛丽之说。有关回鹘文《金光明最胜王经》的研究刊布还可以参考Peter Zieme, Altun Yaruq Sudur , Vorworte und das erste Buch(Berliner Turfantexte XVIII), BREPOLS, Turnhout, Belgium, 1996; Ceval Kaya, Uygurca Altun Yaruq(Giris, Metin ve Dizin), Ankara, 1994。 [5] 季羡林等:《大唐西域记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第110-113页。 [6] 古代衣襟称为衽。中原华夏人的上衣衣襟在胸前相交,左襟压右襟,在右腋下挽结;而北方少数民族则相反,是右襟压左襟,在左腋下挽结,故称为“左衽”。河洛,指今陕西洛河一带;古代中原华夏之域,人们发皆上挽,而北方少数民族则发多下披,与华夏殊异,故谓之“披发”,披发是把头发拖向身后,或垂于肩或垂于背,并在发端束一个结。当然古代北方民族的习惯也不完全一致,也有束辫或剪发的习惯。 [7] “玁狁”亦作“猃狁”。 [8] 酆,在今陕西,传为周文王邑居所在;镐,西周国都,在今西安西北。“鸣镝”指古代北方民族所使用的箭簇,经常在箭上安有带孔的小骨球,这种箭在射出后会发出尖细的哨声,使得敌人惊惶失措。 [9] “中国”一词出现于西周,古代华夏族自称其居地为“中国”,以别于四方“蛮”、“夷”、“戎”、“狄”。 [10] 公元前123年(汉武帝元朔六年),汉朝大将军卫青领兵出击匈奴;公元前121年(汉武帝元狩二年),汉朝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兵西出陇西领兵出击匈奴。瀚海,唐朝时泛指蒙古高原大沙漠以北到准噶尔盆地一带;燕然,指杭爱山一带。公元629年(贞观3年)唐太宗派兵部尚书李靖等率兵十万,大败突厥。 [11] 虞,指传说中的远古部落,即有虞氏,首领是舜。 [12] 慧立、彦悰着,孙毓堂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中华书局,2000年,第139页。 [13] 《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影印本,1951年,北京,第23页。 [14] РадловВ.В., С.Е.Малов:Suvarnaprabhā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T.IX-X,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7, стр.673-674. [15] 参见《回鹘文菩萨大唐三藏法师传》影印本“出版说明”,1951年,北京。 [16] Тугушева Л.Ю.: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 –Цзан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тр.3-25。1995年,笔者曾经前往法国,寻访流失海外的敦煌和吐鲁番古代文献和文物,据笔者考察,吉美亚洲艺术博物馆收藏的回鹘文《玄奘传》抄本残卷大部分分别属于第3-9各卷,还有当时尚未研究的27页(本文所引回鹘文《玄奘传》原文参见本期封三照片1-2)。 [17] 此处大写拉丁字母表示原文卷数,阿拉伯数字表示页数;回鹘文转写前标注的阿拉伯数字为原文每行顺序号。左栏汉文为《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相关内容,以下同。转写中方括号里的内容为刊布者所复原。 [18] 关于此段译文,俄国学者图古舍娃认为,有可能是回鹘文本中的词组“oymiš yaqa”中的第二个词被误写,正确的写法则应该是taqa“蹄”。参见注14所引书第304页。转写中的两点或四点为原文标点符号,在转写中保留。 [19] 此处直译为“城市和土地的枝叶”。 [20] 此处原文ägri uyalïq直译为“弯曲的巢穴”。俄国研究者图古舍娃认为,原文中的“uya”具有“氏族”之义。 [21] 此处回鹘文译文中,第25-27行的türk yočul bodun ärtiÓü kötrülti: üstünki il uluš-lar:törüsin ïčqïntï“匈奴人地位空前提高,他们拒绝了大国的法律”一句,在汉文原文中无对应之处,似为译者所添加。 [22] ТугушеваЛ.Ю.: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 –Цзан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тр.18. [23] 德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卷由葛玛丽(Gabain, A.v.)于上世纪五六十年代整理影印刊布:Gabain, A.v.,Maitrisimit,Faksimile der altturkischenVersion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āsika-schule mit 227 Tafeln nebst 2 Beiheften,I,Wiesbaden1957,II,Berlin 1961.Tekin Ş . Maitrisimit Nom Bitig (Berliner Turfantexte IX), Die uigurische Übersetzung eines Werkes der buddhistischen Vaibhasika-Schule, 1.Teil: Transliteration, Übersetzung, Anmerkungen, Berlin, 1980, s.212。西纳斯特肯(Şinasi Tekin)刊布这部文献的第一册是该文献的字母转写和德文译文,第二册是词汇表。对出现“türk yočul bodun”词组的这一段,他作了如下字母转写:“tywrk ywcwl pwdwn pwqwn ”r[’] ’lpyn ’mk’kyn kysy [”]zwnynt’ twq’r”,其中的“pwqwn”一词是西纳斯特肯构拟的。俄国学者图古舍娃依据西纳斯特肯刊布本,将德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片中的这部分内容在前引其著作的引言部分转写如下:… türk yočul bodun buÔun ar[a] alpïn ämgäkin kiši ažuninta tuÔar“…游牧的突厥人民(即“匈奴”——笔者注)勇敢而艰难地在pwqwn中降生于人类世界”,并就此进行了初步探讨。图古舍娃又在另外两篇短文中对其观点做了介绍,这里就不再重复。笔者1995年去德国考察时,曾在柏林科学院查看原件,发现在原件(编号:Mainz988 Seite2)中有多处残缺,已断裂为两片(参见本期封三照片3),文字到了türk yočul bodun“游牧的突厥人;匈奴”之后即残缺(即靠右面的一处残缺部分),然后又从“…ara alpïn…”开始。残缺部分正好是西纳斯特肯所构拟的“pwqwn”一词。如若残缺的部分果真是可以被复原为“pwqwn”的话,那么这叶回鹘文残片的内容所暗示的含义一定极为有趣。因限于篇幅,笔者将在待刊稿《德藏回鹘文〈弥勒会见记〉残页中“[pwqwn]”一词研究》中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尽管如此,残片仍然为我们提供了türk yočul bodun“游牧的突厥人;匈奴”这个固定词组有可能的另一个例证及其出现的十分奇特的语境。 [24] ТугушеваЛ.Ю.: Уйгурская Версия Биографии Сюань–Цзана, Москва, “Наука”, Главная Редакция Востo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1991. стр.96. [25] РадловВ.В., МаловС.Е.: Suvarnaprabhāsa(Сутра Золотого Блеска), Текст Уйгурской Версии, T.IX-X, Санктпетербург, 1914, стр.673. [26] 参见本页注③引书第68页。 [27] 《周书》卷五十《突厥传》,中华书局,第二册第907-908页。 [28] 《新唐书》第一四二卷《回鹘》上,中华书局,第6111-6112页。 [29] 《册府元龟》卷九五八,《外臣部〈国邑〉》,中华书局,第十二册,上海,1960年,11277页。 [30] 《新唐书》,第二一五卷,中华书局,第十册,第6028页。 [31] Малов С.Е. Памятники Древнетюкской Письменност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Академии Наук СССР, М-Л., 1951. стр.56-61. [32] 慧立、彦悰著,孙毓堂等点校:《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与道宣撰,范祥雍点校《释迦方志》合刊),第139页,中华书局,2000年。 [33] (唐)房玄龄:《晋书》,中华书局,第四册,第2486页。 [34] Bazin L. Un texte proto-turc du IV-e siecle, Le distique Hiongnou du 〈Tsou-chou〉, Oriens,1948;Gabain A.v.Hunnisch-turkische Beziehungen; Pulleyblank E.G. The consonantal system of old Chinese,PartII,Asia Major, ed. B.Schindler, Neue Series.1962. Vol.IX. Part 2(参见潘悟云、徐文堪合译:《上古汉语的辅音系统》,中华书局,1999年);Sencer D.,.Beyond the Hunnic Couplet, Central Asiatic Journal, 48/2(2004), pp.185-191. [35] ТенишевЭ.Р., Гуннов Язык, 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 Издательсий Дом “Киргизстан”, Вишкек 1997, стр. 52-54. [36] Шервашидзе И.Н., Формы Глагола в Языке Тюркских Рунических Надписей, Мецниереба, Тбилиси, 1986, стр.3-11. [37] 有些语言学家在构拟人类语言发展历史方面已经远远走在了前面,如苏联语言学家伊里齐斯维特奇(Иллич-Свитыч В.М.)为首的学者对“诺斯特拉提语系”(Ностратичекие языки)的构拟,俄国语言学家伊万诺夫(Иванов Вяч. Вс.)和嘎木克利泽(Гамкрелидзе Т. В.)二人对原始印欧语及其社会的研究。此外俄国语言学家斯塔拉斯廷(Старостин С.А.)等人的研究成果也同样具有重要意义。如“诺斯特拉提语系”研究者认为,欧亚大陆的诸语言溯其本源,应同属一个更大的语系,包含闪-含语系、印欧语系、乌拉尔语系、阿尔泰语系、达罗毗荼语系、卡尔特维里语系等。俄文Ностратичекие языки中的Ностратичекие,取自于拉丁语的noster“我们的”(参见Дыбо В. А. “Ностратичекие языки”, 《Лингвистический энциклопе- дический словарь》, М., “Советская Энциклопедия”, 1990, стр.338-339)。 [38] БаскаковН. А., Историко-типологическая фонология тюркских языков, “Наука”, М., стр.74; его же, Алтайская семья языков и его изучение, “Наука”, М., 1981. стр.17.его же, Тюркские язики, Издательство Вос- точной Литературы. М., 1960. стр. 32-61, 103-218. [39] Российская Академия Наук, Институт Языкознания, Сравнительно-историческая грамматиа тюркских яыков, “Фонетика”(1984), “Синтаксис” (1986), “Морфология”(1988), “Лексика”(1997), “Региональ- ная реконструкция”(2002), Москва,“Наука”. [40] ТенишевЭ.Р.,Гуннов Язык/Тюркские Языки,Издательский Дом“Киргизстан”, Бишкек 1997, стр.52.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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