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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来语的发展演变语言交流
古马来语
从马来语发展到印尼语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1. 远古马来语（Bahasa Melayu Purba）：指无文字的马来语时期至公元7世纪。
2. 古马来语（Bahasa Melayu Kuno）：指7世纪起至13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和马来半岛）的马来语。它以7世纪室利佛逝的4块碑铭上的语言为标志。
3. 中期马来语（Bahasa Melayu Pertengahan）：指14世纪至19世纪的马来语。特别是指15世纪马六甲王国鼎盛时期的马来语。
4. 马来“混合语”（Lingua Franca）：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
5. 印度尼西亚语：指1928年印尼“青年宣誓”以后直至今日的印尼统一语言。
6.马来西亚语： 同上，是马来西亚使用的马来语，和印尼语有些不同，但可以通话。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把几个容易混淆的语言名称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马来“混合语”，它在印尼形成的印度尼西亚语，在马来半岛形成现代马来语。这种现代马来语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成为马来西亚语。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都是源于马来语，但由于形成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两者还有一定的区别。在新加坡和文莱使用的马来语，是现代马来语。在国际上，人们常把印尼语、马来西亚语以及新加坡、文莱所用的马来语，总称为马来语。
那么，马来语的起源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是民族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民族和它的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关于印尼民族的起源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印尼和马来西亚学术界关于马来语的起源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古马来语的存在，是中国的史书和印尼的石碑可以作证的，这是公认的事实。
在上一节中我们谈到，早在3500年以前，大批马来人从中国的云南南迁，一部分人迁徙至印尼。他们用的语言就是远古马来语，或叫原始马来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远古马来语很难加以研究。下面我们介绍7世纪至13世纪末的古马来语。
关于古马来语，中国的史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公元7世纪时，苏门达腊有两个主要国家，一个是占卑地区的摩罗游（又译末罗瑜，马来由），另一个是巨港地区（即摩罗游南侧）的室利佛逝。我国古籍《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记载：“（唐）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相当于公元645年1月）摩罗游遣使献方物。”唐朝的高僧义净在咸亨二年（671）从广州乘船至室利佛逝，在那里学习了6个月的梵语，然后去印度。垂拱二年（686），他又回室利佛逝。永昌元年（689）回广州后，邀请另四位僧人同去室利佛逝。义净在国外研究和翻译佛经24年，三次羁旅室利佛逝，前后达十余年。
义净 第二次停留室利佛逝（689-695）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简称《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下简称《内法传》）。书中不仅记载了佛教的法制、中国与印度间的地理和航海史料、唐代其他西行求法高僧（约六十人）的传记，而且还介绍了包括室利佛逝在内的南海风土人情。
义净在《高僧传》中，曾多次提及“昆仑语”。例如：
运期师者，交州人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
大津法师者，沣州人也。……永淳二年（683）振锡南海。……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即室利佛逝）。停斯多载，解昆仑语……
又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怀业，……至佛逝。解骨仑语（即昆仑语）……
这里的“昆仑”指什么？义净载《内法传》卷一中写道：“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高舶惯者准知。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其式。”
《佛学大辞典》称，昆仑国，本名掘伦，交广之人呼为昆仑，黑色人所住之国名。今爪哇、苏门答腊等。费琅撰《苏门答剌古国考》中称：昆仑、掘仑或骨仑诸称，“盖指南海土人或恒河以东土人而言。”王邦维在校注《高僧传》中注释昆仑音时写道：“根据义净记载的情况，他所指的掘仑即掘仑洲人，大致在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一带。”斯拉沫特穆里亚纳认为，“在汉语中昆仑这一词汇是用于泛指南海诸国的原住民。”
显然，义净所说的昆仑，是对南海诸国的总称。他所指的昆仑语，不外是指当时流行于南海的一种语言。
义净提及的昆仑语，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西方和苏联学者例如费琅、格罗姆、巴尔尼格尔、帕仑迪斯、斯坦豪威尔、沃尔特斯，东方学者佐勃尔?乌斯曼、达梯尔?阿里夏赫巴那、斯拉沫特穆里亚纳、沙拉登?哈姆扎、伊斯迈尔?哈密特以及王任叔等等，纷纷撰文对昆仑语进行探讨。
义净等中国高僧当年正是通过室利佛逝民间流行的语言，即古马来语，来学习梵文文法的。迄今为止，在7世纪时期的室利佛逝，除古马来语外，尚未发现其他书面语言。
应当指出，印尼最早的碑铭是用梵文刻写的。如加里曼丹东部的古戴和西爪哇的多罗摩，是迄今所知的印尼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他们都出现在公元5世纪。关于古戴的史料，已发现的七块碑文，记载着国王慕拉哇尔曼赐给僧侣（婆罗门）大片土地和一千多头牛的事。据考查，这些石碑大约是在公元400年建立的。碑上的梵文与7世纪巨港等处碑铭上的古马来语完全是两种语言。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巨港等处的碑铭用的是古马来语，却夹杂着不少梵文借词呢？又为什么用南印度的跋罗婆字母来刻写古马来语呢？
这与印度文化的传入有关。大约在公元150年，印度就与印度尼西亚群岛有了联系。部分印度人还把印度的文化，尤其是印度的哲学、宗教和国家制度带到印尼。中国东晋高僧法显自陆路赴印度求经，在取海道归国途中曾于义熙七年（411）飘泊至耶婆提。法显《佛国记》载：“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关于耶婆提的地点，中外学术界有争论，但多数人认为它位于今爪哇。有些人主张在今苏门答腊，或兼指此两岛。也有人主张在今加里曼丹或今马来半岛。总之，耶婆提在今爪哇或苏门答腊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5世纪初印度的婆罗门教对印尼就有相当大的影响。7世纪时，以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不仅是东南亚的商业要地，也是该地区的佛教研究中心。“印度的著名僧人达尔玛巴拉和夏基尔基尔第曾来室利佛逝讲学，千名佛教僧人会聚使室利佛逝成了小乘教的重要基地……”印度文化对古代的印尼影响如此之大，以致7世纪巨港一带的古马来语碑铭用南印度的跋罗婆字母刻写，并夹杂着不少梵文借词，这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昆仑语与古马来语的关系，斯坦豪威尔、沙拉登?哈姆扎等学者推断：义净在室利佛逝求法时所学的昆仑语，就是7世纪的古马来语。
在《高僧传》中，义净提到运期、大津、孟怀业等高僧“善昆仑语”、“解昆仑语（或骨仑语）”，根据这些高僧的行踪，主要在诃陵与室利佛逝，王邦维写道：“昆仑语可能是古马来语的一种。”
由于义净没有把昆仑语的具体形式记录下来，这就给后人研究昆仑语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学者们还是找到了当年义净羁留室利佛逝一带流行的书面语言，这就是在巨港、邦加和占卑发现的4块7世纪的碑铭。
第一块碑铭是巨港附近的格杜干?武吉（Kedukan Bukit）发现的。它刻于公元683年，记载的是国王达奔他?希昂乘船求神力辅助的事。
第二块碑铭是在巨港附近的达朗?杜沃（Talang Tuwo）掘获的，刻于684年。它记述国王下旨建立斯力克西特拉花园，以求神为万物生灵赐福。
第三块碑铭是在邦加岛的科达?卡布尔（Kota Kapur）发现的，刻于686年，说的是室利佛逝在686年征服了邦加。
第四块碑铭是在占卑附近的卡冷?勃拉希（Karang Berahi）发现的。碑文也刻于686年，说的是室利佛逝在这一年占据摩罗游（Melayu）的墨朗音（Merangin）并准备进攻爪哇。
这四块碑铭都是用南印度的跋罗婆（Pallawa）字母刻写的，夹杂不少梵文借词，但系古马来语。这是印尼发现的最古老的马来语碑铭。
伊斯迈尔?哈密特将公元683年和684年巨港附近碑铭上的古马来语与现代马来语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以下几点区别：
1. 在古马来语中有双唇元音，而无现代马来语中的双唇爆破辅音。如wulan（月亮）→bulan（bulan是相应的现代马来语）；
2.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e的弱音，有时还用a来代替。如：dngan（和，用）或dangan→dengan；
3.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前缀ber，而是用相应的前缀mar。如：marbuat（做）→berbuat；
4.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前缀di，而是用相应的前缀ni。如：nikenai（被触及）→dikenai。
但是，从语言结构来看，现代马来语正是古马来语发展的产物。
另外，1981年斯拉沫特穆里亚纳在《贡塔拉，室利佛逝和苏哇尔纳布米》一本中指出，在古马来语的一些词中，没有h这个音，而现代马来语有这个音，如sepulu（十）→sepuluh。
荷兰学者曼斯指出，在巨港附近的邦加岛发现的3块7世纪古碑，上面刻的是当地人民的语言，不是来自印度的梵文。看来碑铭是个通告，它所用的语言旨在能使本地居民读懂。
佐勃尔?乌斯曼认为，义净等中国僧人正是把上述昆仑语（即古马来语）作为媒介，将梵文经书译成汉文。
王任叔称，格杜干?武吉石碑上的古马来语，“大概就是义净所说的‘昆仑语’，它是当时作为了解印度的梵文的沟通语的，并且被认为普遍流行于印度支那半岛（占婆、扶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
7世纪义净所指的在室利佛逝的昆仑语，非常可能是作为室利佛逝的官方语言的古马来语，它流行于东南亚一带。义净的记载，与7世纪在巨港附近的古马来语碑铭相互佐证，这是古马来语的珍贵文献。
在西爪哇的茂物、雅加达和万丹南部发现了多罗磨的石碑，也有7块。并且和上述古戴的碑文一样，也是用南印度跋罗婆字母写的梵文。建碑于公元450年前后。在茂物芝沙丹尼河畔，发现一大石碑上面有两足印。用梵文写的碑文说：“这是著名的、卓越的克尽阙职的、举世无双的多罗磨国甫纳哇曼（Purnawarman）陛下的足迹，他们前统治多罗磨，现在横扫着敌人的城市，以援助其忠实的盟友。” 值得注意的是，爪哇的古碑铭多用梵语，而苏门答腊的古碑铭则多用当地的语言——古马来语，它促进了古马来语的发展和传播。公元827年和832年中爪哇甘达苏里（Gandasuli）的碑铭，也是用古马来语写。这是古马来语至少在9世纪已深入传布到爪哇的一个有力证明。
[ 本帖最后由 doron 于 2008-10-23 12:16 编辑 ]
从马来语发展到印尼语的过程来看，大致可分为5个阶段：
1. 远古马来语（Bahasa Melayu Purba）：指无文字的马来语时期至公元7世纪。
2. 古马来语（Bahasa Melayu Kuno）：指7世纪起至13世纪末（伊斯兰教传入印尼和马来半岛）的马来语。它以7世纪室利佛逝的4块碑铭上的语言为标志。
3. 中期马来语（Bahasa Melayu Pertengahan）：指14世纪至19世纪的马来语。特别是指15世纪马六甲王国鼎盛时期的马来语。
4. 马来“混合语”（Lingua Franca）：指19世纪末、20世纪初以马来语为基础的“混合语”。
5. 印度尼西亚语：指1928年印尼“青年宣誓”以后直至今日的印尼统一语言。
6.马来西亚语： 同上，是马来西亚使用的马来语，和印尼语有些不同，但可以通话。
为了论述的方便，我们先把几个容易混淆的语言名称说明一下。上面提到的马来“混合语”，它在印尼形成的印度尼西亚语，在马来半岛形成现代马来语。这种现代马来语在1963年马来西亚成立后，成为马来西亚语。印尼语和马来西亚语都是源于马来语，但由于形成的历史和社会条件不同，两者还有一定的区别。在新加坡和文莱使用的马来语，是现代马来语。在国际上，人们常把印尼语、马来西亚语以及新加坡、文莱所用的马来语，总称为马来语。
那么，马来语的起源在哪儿呢？
我们知道，共同的语言和共同的文化是民族的两个重要特征。一个民族和它的语言是密切相关的。正如关于印尼民族的起源尚未取得一致的意见，印尼和马来西亚学术界关于马来语的起源问题，也存在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古马来语的存在，是中国的史书和印尼的石碑可以作证的，这是公认的事实。
在上一节中我们谈到，早在3500年以前，大批马来人从中国的云南南迁，一部分人迁徙至印尼。他们用的语言就是远古马来语，或叫原始马来语。由于缺乏这方面的资料，远古马来语很难加以研究。下面我们介绍7世纪至13世纪末的古马来语。
关于古马来语，中国的史籍提供了一个重要的依据。公元7世纪时，苏门达腊有两个主要国家，一个是占卑地区的摩罗游（又译末罗瑜，马来由），另一个是巨港地区（即摩罗游南侧）的室利佛逝。我国古籍《册府元龟》卷九百七十一记载：“（唐）贞观十八年十二月（相当于公元645年1月）摩罗游遣使献方物。”唐朝的高僧义净在咸亨二年（671）从广州乘船至室利佛逝，在那里学习了6个月的梵语，然后去印度。垂拱二年（686），他又回室利佛逝。永昌元年（689）回广州后，邀请另四位僧人同去室利佛逝。义净在国外研究和翻译佛经24年，三次羁旅室利佛逝，前后达十余年。
义净 第二次停留室利佛逝（689-695）期间，撰写了《大唐西域求法高僧传》（下简称《高僧传》）和《南海寄归内法传》（下简称《内法传》）。书中不仅记载了佛教的法制、中国与印度间的地理和航海史料、唐代其他西行求法高僧（约六十人）的传记，而且还介绍了包括室利佛逝在内的南海风土人情。
义净在《高僧传》中，曾多次提及“昆仑语”。例如：
运期师者，交州人也。……善昆仑音，颇知梵语……。
大津法师者，沣州人也。……永淳二年（683）振锡南海。……乃赍经像，与唐使相逐，泛舶月余，达尸利佛逝洲（即室利佛逝）。停斯多载，解昆仑语……
又贞固弟子一人，俗姓孟，名怀业，……至佛逝。解骨仑语（即昆仑语）……
这里的“昆仑”指什么？义净载《内法传》卷一中写道：“诸国周围，或可百里，或数百里，或可百驿。大海虽难计里，高舶惯者准知。良为掘伦，初至交广，遂使总唤昆仑国焉。唯此昆仑，头卷体黑。自余诸国，与神州不殊，赤脚敢曼，总是其式。”
《佛学大辞典》称，昆仑国，本名掘伦，交广之人呼为昆仑，黑色人所住之国名。今爪哇、苏门答腊等。费琅撰《苏门答剌古国考》中称：昆仑、掘仑或骨仑诸称，“盖指南海土人或恒河以东土人而言。”王邦维在校注《高僧传》中注释昆仑音时写道：“根据义净记载的情况，他所指的掘仑即掘仑洲人，大致在今印度尼西亚群岛一带。”斯拉沫特穆里亚纳认为，“在汉语中昆仑这一词汇是用于泛指南海诸国的原住民。”
显然，义净所说的昆仑，是对南海诸国的总称。他所指的昆仑语，不外是指当时流行于南海的一种语言。
义净提及的昆仑语，引起学者们的重视。西方和苏联学者例如费琅、格罗姆、巴尔尼格尔、帕仑迪斯、斯坦豪威尔、沃尔特斯，东方学者佐勃尔?乌斯曼、达梯尔?阿里夏赫巴那、斯拉沫特穆里亚纳、沙拉登?哈姆扎、伊斯迈尔?哈密特以及王任叔等等，纷纷撰文对昆仑语进行探讨。
义净等中国高僧当年正是通过室利佛逝民间流行的语言，即古马来语，来学习梵文文法的。迄今为止，在7世纪时期的室利佛逝，除古马来语外，尚未发现其他书面语言。
应当指出，印尼最早的碑铭是用梵文刻写的。如加里曼丹东部的古戴和西爪哇的多罗摩，是迄今所知的印尼最早的奴隶制国家。他们都出现在公元5世纪。关于古戴的史料，已发现的七块碑文，记载着国王慕拉哇尔曼赐给僧侣（婆罗门）大片土地和一千多头牛的事。据考查，这些石碑大约是在公元400年建立的。碑上的梵文与7世纪巨港等处碑铭上的古马来语完全是两种语言。
不过，这里有一个问题：为什么巨港等处的碑铭用的是古马来语，却夹杂着不少梵文借词呢？又为什么用南印度的跋罗婆字母来刻写古马来语呢？
这与印度文化的传入有关。大约在公元150年，印度就与印度尼西亚群岛有了联系。部分印度人还把印度的文化，尤其是印度的哲学、宗教和国家制度带到印尼。中国东晋高僧法显自陆路赴印度求经，在取海道归国途中曾于义熙七年（411）飘泊至耶婆提。法显《佛国记》载：“乃到一国，名耶婆提。其国外道婆罗门兴盛，佛法不足言。”关于耶婆提的地点，中外学术界有争论，但多数人认为它位于今爪哇。有些人主张在今苏门答腊，或兼指此两岛。也有人主张在今加里曼丹或今马来半岛。总之，耶婆提在今爪哇或苏门答腊的可能性很大。由此可见，5世纪初印度的婆罗门教对印尼就有相当大的影响。7世纪时，以巨港为中心的室利佛逝不仅是东南亚的商业要地，也是该地区的佛教研究中心。“印度的著名僧人达尔玛巴拉和夏基尔基尔第曾来室利佛逝讲学，千名佛教僧人会聚使室利佛逝成了小乘教的重要基地……”印度文化对古代的印尼影响如此之大，以致7世纪巨港一带的古马来语碑铭用南印度的跋罗婆字母刻写，并夹杂着不少梵文借词，这是不足为怪的。
关于昆仑语与古马来语的关系，斯坦豪威尔、沙拉登?哈姆扎等学者推断：义净在室利佛逝求法时所学的昆仑语，就是7世纪的古马来语。
在《高僧传》中，义净提到运期、大津、孟怀业等高僧“善昆仑语”、“解昆仑语（或骨仑语）”，根据这些高僧的行踪，主要在诃陵与室利佛逝，王邦维写道：“昆仑语可能是古马来语的一种。”
由于义净没有把昆仑语的具体形式记录下来，这就给后人研究昆仑语带来很大困难。但是学者们还是找到了当年义净羁留室利佛逝一带流行的书面语言，这就是在巨港、邦加和占卑发现的4块7世纪的碑铭。
第一块碑铭是巨港附近的格杜干?武吉（Kedukan Bukit）发现的。它刻于公元683年，记载的是国王达奔他?希昂乘船求神力辅助的事。
第二块碑铭是在巨港附近的达朗?杜沃（Talang Tuwo）掘获的，刻于684年。它记述国王下旨建立斯力克西特拉花园，以求神为万物生灵赐福。
第三块碑铭是在邦加岛的科达?卡布尔（Kota Kapur）发现的，刻于686年，说的是室利佛逝在686年征服了邦加。
第四块碑铭是在占卑附近的卡冷?勃拉希（Karang Berahi）发现的。碑文也刻于686年，说的是室利佛逝在这一年占据摩罗游（Melayu）的墨朗音（Merangin）并准备进攻爪哇。
这四块碑铭都是用南印度的跋罗婆（Pallawa）字母刻写的，夹杂不少梵文借词，但系古马来语。这是印尼发现的最古老的马来语碑铭。
伊斯迈尔?哈密特将公元683年和684年巨港附近碑铭上的古马来语与现代马来语作了比较，指出两者有以下几点区别：
1. 在古马来语中有双唇元音，而无现代马来语中的双唇爆破辅音。如wulan（月亮）→bulan（bulan是相应的现代马来语）；
2.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e的弱音，有时还用a来代替。如：dngan（和，用）或dangan→dengan；
3.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前缀ber，而是用相应的前缀mar。如：marbuat（做）→berbuat；
4. 在古马来语中没有前缀di，而是用相应的前缀ni。如：nikenai（被触及）→dikenai。
但是，从语言结构来看，现代马来语正是古马来语发展的产物。
另外，1981年斯拉沫特穆里亚纳在《贡塔拉，室利佛逝和苏哇尔纳布米》一本中指出，在古马来语的一些词中，没有h这个音，而现代马来语有这个音，如sepulu（十）→sepuluh。
荷兰学者曼斯指出，在巨港附近的邦加岛发现的3块7世纪古碑，上面刻的是当地人民的语言，不是来自印度的梵文。看来碑铭是个通告，它所用的语言旨在能使本地居民读懂。
佐勃尔?乌斯曼认为，义净等中国僧人正是把上述昆仑语（即古马来语）作为媒介，将梵文经书译成汉文。
王任叔称，格杜干?武吉石碑上的古马来语，“大概就是义净所说的‘昆仑语’，它是当时作为了解印度的梵文的沟通语的，并且被认为普遍流行于印度支那半岛（占婆、扶南、马来亚）和印度尼西亚的。”
7世纪义净所指的在室利佛逝的昆仑语，非常可能是作为室利佛逝的官方语言的古马来语，它流行于东南亚一带。义净的记载，与7世纪在巨港附近的古马来语碑铭相互佐证，这是古马来语的珍贵文献。
在西爪哇的茂物、雅加达和万丹南部发现了多罗磨的石碑，也有7块。并且和上述古戴的碑文一样，也是用南印度跋罗婆字母写的梵文。建碑于公元450年前后。在茂物芝沙丹尼河畔，发现一大石碑上面有两足印。用梵文写的碑文说：“这是著名的、卓越的克尽阙职的、举世无双的多罗磨国甫纳哇曼（Purnawarman）陛下的足迹，他们前统治多罗磨，现在横扫着敌人的城市，以援助其忠实的盟友。” 值得注意的是，爪哇的古碑铭多用梵语，而苏门答腊的古碑铭则多用当地的语言——古马来语，它促进了古马来语的发展和传播。公元827年和832年中爪哇甘达苏里（Gandasuli）的碑铭，也是用古马来语写。这是古马来语至少在9世纪已深入传布到爪哇的一个有力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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