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语言文化]【阿拉伯通史】 第一编 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

第一编 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
    第一章 作为闪族的阿拉伯人：闪族的摇篮阿拉比亚
    阿拉比亚地域辽阔，阿拉伯人在历史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和重要性，但是现代的人却忽视阿拉比亚和阿拉伯人，很少加以研究。这种忽视，是与阿拉比亚同样广大的任何地方以及与阿拉伯人同等重要的任何民族所未遭遇过的。

    阿拉比亚的面积，约等于欧洲的四分之一，美国的三分之一，但是，关于那个地方，我们所知道的却太少了，不知道的却太多了。比较起来，我们对于北极地区和南极地区的了解已经开始超过我们对于阿拉比亚大部分地区的了解了。

    阿拉伯半岛，可能是闪族的摇篮，闪族在这个地方成长之后，迁移到肥沃的新月地区，①后来就成为历史上的巴比伦人、亚述人、腓尼基人和希伯来人。说阿拉伯半岛是纯粹的闪族文化的发源地，这是持之有故、言之成理的，所以犹太教和基督教的基本要素，以及后来发展成为闪族性格的各种特质，必须在这个半岛的沙土中寻求其根源。在中世纪时代，阿拉比亚产生了一个民族，那个民族曾征服当时大部分的文明世界；阿拉比亚还产生了一个宗教——伊斯兰教——这个宗教的信徒四亿五千万人，几乎遍布于全世界所有民族中和许多不同的地方。现在，全世界的人，每八个人，就有一个是穆罕默德的教徒，一天二十四小时的大部分时间内，都有穆斯林叫人去做礼拜的喊声，这喊声响彻世界大部分住人的地区。

    在阿拉伯人中间出了许多征服世界的英雄豪杰，他们永远放射着光辉。这个民族兴起之后，在百年期间建立了一个大帝国，自大西洋东岸起，至中国边境止，版图之大，胜过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在这个空前扩张的时期里，他们“在教义上、语言上、血统上所同化了的异族人，比他们之前或之后的任何民族所同化的还要多些，希腊人、罗马人、盎格鲁撒克逊人或俄罗斯人都赶不上他们。”①

    阿拉伯人所建立的，不仅是一个帝国，而且是一种文化。他们继承了在幼发拉底河、底格里斯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地中海东岸上盛极一时的古代文明，又吸收而且同化了希腊-罗马文化的主要特征。后来，他们把其中许多文化影响传到中世纪的欧洲，遂唤醒了西方世界，而使欧洲走上了近代文艺复兴的道路。在中世纪时代，任何民族对于人类进步的贡献，都比不上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各族人民。②

    阿拉比亚人的宗教，是继犹太教和基督教之后的第三种一神教，也是最后的一种一神教。从历史上来说，这种宗教是那两种宗教的支派，也是一切宗教中与那两种宗教最相近的。这三种宗教，是同一种精神生活——闪族生活——的产物。一个忠实的穆斯林，不需要很多踌躇，就能接受基督教大部分的信条。伊斯兰教一直是而且仍然是自摩洛哥至印度尼西亚的一种有生命的力量，同时又是几亿人的生活方式。

    阿拉伯语现在是八千万人民日常应用的语言。中世纪时期，在好几百年期间，阿拉伯语曾是整个文明世界学术文化界和进步思想界所使用的语言。在九至十二世纪之间，用阿拉伯语写成的著作，包括哲学、医学、历史、宗教、天文、地理等方面的各种著作，比较用其他任何语言写成的还要多些。西欧的语言中有许多借用词，可以说明阿拉伯语的影响。除拉丁字母外，阿拉伯字母是世界上应用最广的一套字母。使用这套字母的语言，有波斯语、阿富汗语、乌尔都语和一部分突厥语、柏柏尔语和马来语。

    巴比伦人、迦勒底人、喜特人、腓尼基人，已成为历史上的民族，现在已不存在了。阿拉比亚人和说阿拉伯话的人，历史上存在过，现在也还存在。过去和现在，他们都占了一个战略上最重要的地理位置，跨在世界商业最大动脉中的一条动脉上。他们的国际地位，在东西方冷战的竞争中，通常成为重要的中间力量。在他们的土壤里，蕴藏着世界上最大的液体能量，即1932年初次发现的石油。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这些国家的人民，掀起了民族运动，而且获得了完全独立。自伊斯兰教兴起以来，阿拉伯半岛的极大部分，初次统一在一个政权之下，成为沙特阿拉伯王国。在试行君主政体一个时期之后，埃及于1952年宣告成立共和国。埃及在这方面仿效了叙利亚(其首都大马士革曾经是辉煌的伍麦叶帝国的首都)，在七年之前，叙利亚就已从法国托管之下解放了自己。自阿拔斯王朝灭亡后，历来没有国王的伊拉克，曾在巴格达拥戴了一位国王，后来又废除了君主政体宣布成立共和国。黎巴嫩是首先采取共和政体的。外约旦和巴勒斯坦的一部分，于1949年发展成为哈希姆约旦王国。在北非，摩洛哥、突尼斯、毛里塔尼亚、阿尔及利亚和利比亚，于五十年代和六十年代，分别摆脱了法国和意大利的桎梏①。阿拉伯的凤凰，又重新翱翔于天空了。

    古代的欧洲已经知道南部阿拉比亚，因为希罗多德和其他人都曾提及红海东岸的情形。希腊人和罗马人所以感兴趣，主要是由于南方阿拉比亚人住在出产乳香和香料的地方，而且是欧洲同印度市场和索马里兰市场中间的桥梁。但在中世纪末期和现代初期，欧洲人大都把阿拉比亚忘记了。近世的欧洲人，才重新发现了这个地方。首先发现阿拉比亚的人是冒险家、基督教的传教士、商人、1811年和 1836年历次参加远征埃及的英法军官、政治密使和科学考察团。

    现代学者当中首先把阿拉比亚的情况加以记载的是尼布尔，他是1761年丹麦国王所派遣的科学考察团的团员。南部阿拉比亚的也门，即古代欧洲人最熟悉的地区，是首先被再发现的。阿拉伯半岛的北部，包括希贾兹(汉志)在内，在地理上是距欧洲较近的，却到最后才被发现。到今天为止，欧洲人深入北部沙漠地带探险成功而且有记载的，不过十一、二人。

    1812年，瑞士人布克哈特为学术界发现了皮特拉，并化名为易卜拉欣，访问了麦加和麦地那。关于他访问过的地方，除了他的记载以外，直到现在，还没有什么新的记录。布克哈特的遗体按伊斯兰教的仪式葬在开罗的大墓地里，他的坟墓至今犹在。自1812年至1925年，一百一十三年期间，只有一个欧洲人获得研究麦加的正常生活的机会，这个人就是荷兰莱顿大学的教授哈尔格龙，他是1885 年至1886年住在麦加的。1845年芬兰籍的瑞典青年学者瓦林曾到纳季德去考察语言。1861年拿破仑三世把自己的军队从黎巴嫩撤回去以后，打算在中部阿拉比亚寻找一个新的势力范围，因此，在两年之后就派一个英国人帕格赖弗去驻在黎巴嫩的采哈莱城，他属于犹太人的血统，又是耶稣会的会员。他自称游历过纳季德南面的许多地方，其实，他所游过的地方有限得很。1853年《天方夜谭》著名的翻译者伯顿，曾用哈只·阿卜杜拉的化名，以香客的身份游历了麦加和麦地那。布伦特夫人是深入北部阿拉比亚的两个欧洲妇女之一，她于1879年到达纳季德，负有若干奇特的使命，包括考察阿拉伯马在内。1875年英国人道蒂以 “奈斯拉尼”(Nasrâny，基督教徒)和“英格里西”(Engleysy，英国人)的名义游历北部阿拉比亚。他所著的《阿拉比亚沙漠游记》已成为英国文学的古典作品。劳伦斯所著的《智慧的七根柱子》是关于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文献中具有特别价值的著作，颇受一般读者的欢迎。最近的考察者，可以提及的有捷克斯洛伐克人穆西尔，他专门考察北部地区。最近的旅行家，有美国籍的黎巴嫩人艾敏·里哈尼，他曾与阿拉伯半岛上所有的国王会过面。还有拉特，他曾于1925 年至1926年访问麦加和麦地那。值得特别提到的是英国的年轻东方学家托马斯的勇敢行为。他在1931年1月间首次越过阿拉比亚南部的鲁卜哈利(无人烟地区)沙漠，因而揭露了遗留在世界地图上最大的空白点之一。在托马斯探险之后，菲尔比又探险一次，1932年1月7日，他用哈只·阿卜杜拉的化名，从波斯湾附近的胡富夫地方出发，九十天之内，自东至西，越过鲁卜哈利沙漠。

    希木叶尔的各种铭文，先后发现之后，我们才第一次有机会看到南阿拉伯人关于自己的记载。法国籍的犹太人阿莱维(他曾化装成耶路撒冷的一个犹太乞丐)，1869年至1870年初次发现这些铭文，1882年至1894年，奥地利籍犹太人、考古学家格勒泽尔，又发现了一部分(参阅本书第57—59页)。我们研究古代的阿拉比亚，主要的参考资料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伊斯兰教的文献，那些文献内容很丰富，但年代不很古，也不大可靠；其次是散在各处的希腊语和拉丁语的记载；再其次是为数不多的用象形文字写作的埃及帝王史和用楔形文字写作的亚述、巴比伦帝王史。近年辨认出的希木叶尔铭文、现代游历家和探险家的报告，可以作为补充资料。

    现在还有两种生存着的民族，可以代表闪族，一种是阿拉比亚人，另一种是犹太人；在特殊的相貌和心理特征方面，阿拉比亚人所保存的闪族特征，比犹太人要丰富得多。阿拉比亚人的语言，就文献的观点来说，固然是闪族语系中最年轻的，但它所保存的母语——闪族语——的特征(包括语尾的变化)，比希伯来语和同系的其他语言还多。因此，阿拉伯语供给我们研究闪族语言最好的钥匙。初期的伊斯兰教，也是闪族宗教在逻辑上的完善形态。闪族这个名词，在欧美两洲，向来主要是指犹太人说的，那是由于犹太人散居于欧美两洲的缘故。所谓闪族的相貌，连凸出的鼻子在内，全然不是闪族的特征。这种相貌，恰恰是使犹太人的脸型与闪族的脸型有所不同的特征；这些特征，显然是喜特-胡列安人(Hittite-Hurrians)①与希伯来人早期通婚的结果②。

    阿拉比亚的阿拉伯人，特别是游牧的阿拉伯人，在生物学上、心理学上、社会学上和语言学上，最能代表闪族，一则由于他们在地理上与世界隔绝，再则由于他们过的是一种单调的、划一的沙漠生活。人种上的单纯，是中部阿拉比亚那样最乏味、最与外界隔绝的环境所给予的报酬。阿拉比亚人把自己所居住的地方叫做阿拉伯岛 (Jazīrat al-‘Arab)，那个地方，真是一个岛，东西南三面临海，北面是沙漠①。“阿拉伯岛”几乎是一个绝无仅有的关于居民与土地之间保持不变关系的例证。假若真有些民族曾经移入那个地方，因而不断发生移民之间互相驱逐或同化的现象——如印度、希腊、意大利、英国和美国等国的那种情形——那么，历史并没有给我们留下这方面的记载。我们并不知道有任何侵略者突破了阿拉比亚沙漠的壁垒，而在这个孤岛上获得一个永久的立足地。自有史以来，阿拉比亚的人民，差不多始终保持其原状②。

    Semite(闪族)这个名词，是由Shem变来的，可见拉丁文的《圣经》译本(《创世记》10：1)。据传统的解释，闪族是诺亚(Noah)的长子闪(Shem)的后裔，因此，闪族是同源的，但此说已不再为世人所公认了。那末，闪族究竟是怎样来的呢？

    倘若我们参考一下西亚语言分布图，我们就能看出，目前居住于叙利亚、巴勒斯坦、阿拉比亚本部和伊拉克的人，都是说阿拉伯话的民族。倘若我们温习一下古代史，我们就会想起公元前3500年前后巴比伦人(最初叫阿卡底人，因首都阿卡德而得名)、亚述人、迦勒底人先后占据了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公元前 2500年后，阿摩尔人和迦南人——包括腓尼基人——居住于叙利亚；公元前1500年前后，阿拉马人定居于叙利亚，希伯来人定居于巴勒斯坦。在十九世纪以前，中世纪的人固然不知道，连现代的人也不知道，这些民族之间有密切的亲属关系。十九世纪中叶，人们认识了楔形文字的奥妙，后来又把亚述-巴比伦语、希伯来语、阿拉马语、阿拉伯语和埃塞俄比亚语加以比较研究，才知道这些语言之间有显著的类似之点，因此，是同源的语言。这些语言中的每一种语言，其动词的主干，都是三个子音；论时间只有两个形式，一个过去式，一个现在式；动词的变化是依照同样的格式的。词汇的要素，包括人称代名词，表示血族的名词、数词和某些肢体的名称，几乎是相同的。只要把说这些语言的各民族的社会制度和宗教信仰考察一下，再把他们的相貌比较一下，就可以发现他们之间有极相似的地方。语言的同源，只不过是他们在类型上具有显著的一般共同性的一种表现。这一类型的特征，是深厚的宗教本能、活泼的想象、显著的个性和异常的剽悍。由此可见，这些不同的民族——巴比伦人、亚述人、迦勒底人、阿摩尔人、阿拉马人、腓尼基人、希伯来人、阿拉比亚人和阿比西尼亚人①——他们的祖先，在演变成不同的民族前，在某个时期，必然居住在同一地方，构成一个民族。

    这个民族原来的故乡究竟在哪里呢？一般学者对于这个问题，曾作出各种不同的假说。有些学者注意到闪族与含族(Hamites)之间人种上一般的关系，认为东非洲是这个民族原来的故乡；有些学者因受《旧约》中各种传说的影响，主张美索不达米亚是这个民族的发源地；但也有人认为阿拉伯半岛是这个民族的故乡，把后一假说的各种理由合在一起来看，这一假说似乎是更可信的。发源于美索不达米亚之说，是不能成立的，因为我们如果说他们先在一条河的两岸发展到农业时代，然后进到游牧时代，那就颠倒了历史各时期中社会发展的规律。发源于东非之说，也引起许多不易解答的问题。

    阿拉比亚的地面，多半是沙漠，周围有狭隘的边缘地带，适于居住。这些边缘地带都是被海水环绕着的。人口增加到土地不能容纳的时候，必须寻找活动的范围。这些多余的人口，不能向岛内扩张，因为内部全是沙漠，更不能向岛外发展，因为在那个时代海洋几乎是不能通过的障碍。过剩的人口，只能在半岛的西岸找出路，向北方发展，经西奈半岛的叉路而移入肥沃的尼罗河流域。公元前3500年前后，闪族的移居，就是沿着这条道路，或是取道于东非，向北迁移，然后与埃及原来的含族居民相混合，这次混合就产生了历史上的埃及人。我们的文明，有许多基本的要素，就是这些埃及人所发明的。首先以石料建筑房屋，发明太阳历法的，就是他们。大约在同一时期中，发生了朝着同一方向的迁移，取道于半岛的东岸，向北发展，移入底格里斯河与幼发拉底河流域。苏美尔人早已居住在那里，他们是一个具有高度文明的民族 ①。闪族人以野蛮人的身份移入这个流域，他们跟幼发拉底文明的创始者苏美尔人学习怎样建筑房屋，怎样灌溉田地，特别重要的是学习怎样写字。苏美尔人不是闪族。这两种民族在这里混合，便构成巴比伦人；巴比伦人和埃及人共同打下我们的文化遗产的基础。巴比伦人遗留给我们许多东西，其中有拱门和拱顶(这两件东西，可能是苏美尔人发明的)，有轮的车子和度量衡的制度。

    公元前2500年前后，闪族的阿摩尔人移入肥沃的新月地区。阿摩尔人的组成部分，包括迦南人(即公元前2500年后占领叙利亚西部和巴勒斯坦的居民)和被希腊人称为腓尼基人的滨海居民。这些腓尼基人，首先把具有二十二个符号的拼音文字系统加以推广，这一发明，可以准确地称为人类最伟大的发明。(参阅本书第80—81页)

    公元前1500年至1200年之间，希伯来人移入南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阿拉马人(即叙利亚人)移入北部叙利亚，特别是科艾勒-叙利亚(Coele- Syria)①。希伯来人先于任何其他民族，以清楚的一神观念昭示全世界的人，他们的一神论，是基督教徒和伊斯兰教徒信仰的渊源。

    公元前500年前后，奈伯特人占据了西奈半岛的东北部。他们的首都皮特拉是由岩石凿成的。由那个首都的壮观的遗迹，可以推测他们的文明在罗马的影响之下究竟达到什么高度。

    公元七世纪时，我们看见在伊斯兰的旗帜之下出现的一次新的而且是最后的迁移。在迁移的过程中，阿拉伯民族势如潮涌，不仅波斯湾北端与地中海东南角之间这一弧形的新月地区，甚至连埃及、北非、西班牙、波斯和中亚细亚的许多地方，都被那迁移的潮水所淹没了②。

    最后的这一次迁移，发生于有史可考的时代，故主张阿拉比亚为闪族故乡之说者，常常援引这次的迁移以为历史的证据；他们认为可以为此说之佐证者，还有两件事实：(1)阿拉比亚人所保持的闪族特性，尤为纯粹，那些特性在他们身上，比在同种的任何民族身上表现得尤为清楚；(2)他们的语言，与一般学者心目中的闪族语原来的形式，彼此之间有最密切的关系。

    研究闪族文化的某些学者，把上面所引证的许多年代加以比较研究之后，获得了这样一个观念：阿拉比亚的居民，每隔千年左右，周期性地向外迁移一次，他们认为阿拉比亚就象一个大蓄水池一样，池里的水太满的时候，难免要溢出池外的。这些学者提及此类迁移的时候，常用波涛这个名词。不过，闪族向外迁移，在初期，与欧洲人向新大陆迁移，情况是大致相同的；起初有少数人首先移动，另有些人跟着移动，随后，有更多的人仿效他们，最后，引起一般人向外迁移的兴趣。

    一些民族集体地或成群结队地自一个畜牧地区迁移到一个农业地区，这是近东的一种普遍的现象，并且能供给一种重要的线索，使我们可以了解近东的漫长而且错综的历史。多少带有几分流动性的民族，侵入一个定居的民族中间之后，往往把先前早已存在的文明的主要内容，在某种程度上加以同化，在血统上也有许多混合。灭绝原来的居民，却是罕有的事。这就是在古代的近东曾经发生的事实。近东的历史，差不多可以说就是定居于新月地区的人民，与侵入的游牧民族阿拉比亚人之间的斗争史。因为，人们说得好，移民和殖民就是变相的侵略。

    与这些迁移有关的一件事是，每次迁移之后，闪族的语言都还保存下来。这是值得注意的。因为，这是一个决定的因素。例如，在美索不达米亚，倘若苏美尔人的粘结性的语言还保存下来，我们要想把那个流域的人民归入闪族，就很困难。又如在古代埃及，倘若有一种闪含混合语还保存下来，我们也就难以将埃及人归入闪族了。因此，闪族这个名词，语言学上的含义多于人种学上的含义，而所谓亚述-巴比伦语、阿拉马语、希伯来语、腓尼基语、南方阿拉伯语、埃塞俄比亚语、阿拉伯语，必须当做若干方言，都是由一种共同的语言即原闪语(Ursemitisch)发展而成的。在罗曼斯语和拉丁语的关系中可以看出类似的情形。不过拉丁语，至少在文学方面，还以某种形式生存到现在；至于闪族语的原型，它本来只是一种口头语言，因此，现在已经完全消灭了；那种原型一般的性质，可以从它的现存的各派生语言的共同点中推断出来。

    阿拉比亚——纳季德或也门——固然是闪族的故乡，闪族各民族固然是从那里分布四方的，但在很早的时代，他们仍然有可能曾经与白种的另一个民族(含族)在东非的某一地方构成一个民族，后来，有一个支族从东非渡海(可能是从曼德海峡)①到阿拉伯半岛，就成为后来的闪族。照这样说来，非洲可能是闪含族的故乡，而阿拉比亚是闪族的摇篮和发源地。肥沃的新月地区是闪族文明的舞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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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 肥沃的新月地区，包括伊拉克、叙利亚、黎巴嫩、巴勒斯坦和约旦。——译者
    ① 见D.G.Hogarth；The Penetralion of Arabia (NewYork，1904)，p.7。
    ② 本书所用术语“阿拉比亚人”和阿拉伯人(说阿拉伯话的人)二者的区别，可见本书第43页的注。(这里的页码是指原书的页码。下同。——译者)
    ① 1961年6月19日，英国被迫宣布废除1899年英科协定，承认科威特独立。1951年12月24日，利比亚联合王国宣告成立，1969年9月1日，建立了阿拉伯利比亚共和国。——译者
    ① 喜特人是古代居于小亚细亚的一种民族。胡列安人是古代居住于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和近东一带的一种民族。——译者
    ② George A.Barton：Semitic and Hamitic Origins(Philadelphia，1934)，pp.85—87； Ignace J.Gelb：Hurrians and Subarians (Chicago，1944)，pp.69—70。
    ① 我国称蒙古大沙漠为瀚海，这可以说阿拉伯半岛是四面临海的。——译者
    ② 参阅Bertram Thomas文，载The Mear East and India(London，Nov I，1928)，pp.516—519；C.Rathjens文，载Journalasiatique，ccxv.No.I(1929)，pp.141— 155。
    ① 埃塞俄比亚人。——译者
    ① 参阅C.Leonard Woolley：The Sumerians(Oxford，1929)，pp.5—6。
    ① 这就是空叙利亚(Hollow Syria)，现在的比卡(al-Biqā‘)，介乎两个黎巴嫩之间。
    ② 参阅 Hugo Winckler：The History of Babylonia and Assyria，tr.JamesA.Craig (Nev York，1907)，pp.18—22。
    ① George A.Barton：Semiiic and Hamiiic Origins(Philadelphia，1934)，p.27。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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拿破仑对埃及的袭击，从多方面说来，都是划时代的。这件事标志着开始与过去断绝关系了。这个法国侵略者，把一些装备带到开罗，其中有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那是从梵蒂冈掠夺来的。这部机器是尼罗河谷的第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由这部印刷机发展成的著名的布拉格印刷局（Matba‘at Būlāq），直到现在还是政府的印刷机关。这个法国征服者，用这部机器来印制一种阿拉伯语的宣传品。他还创办一种附有图书馆的文艺协会（académie littér ai-re）。直到那个时候，阿拉伯世界的人民大概还过着一种自给自足、因循守旧的生活，不求进步，也不关心外界的进步。他们对于改变，不感兴趣。与西方的突然接触，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使他们从中世纪的酣睡中惊醒过来。这种接触，燃着了智力的火花，使穆斯林世界的一个角落燃烧起来。

    穆罕默德·阿里认识到这种初步的文化接触的可能性之后，便开始聘请法国和其他欧洲的教官来帮助训练军队。此外，他还派遣了好几批学生到欧洲去留学。在这方面，他是效法了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先例。以上两方面的出发点，都是军事的。但是，作为军事训练的先决条件的语言，一旦学会，就掌握了打开整个思想宝库的钥匙，在这个宝库里有西方的思想及其民族的、民主的、科学的、世俗的和其他爆发性的观念。现代埃及的缔造者，开始在本国的国土上创办了许多学校，不但有军事学校，还有医学、药学、工程学、农学等的专门学校。但是，不幸得很，穆罕默德·阿里所创办的众多的学校，只有很少的几所维持到他死的时候。他的孙子阿拔斯（1848—1854年）辞退了一切外国顾问，取消了一切外国学校和大多数具有欧洲特征的其他机关；他的继任者赛义德（1854—1863年），同样反对西方的道路。易司马仪（1863—1879年）所创办的许多学校，也没有长期生存。易司马仪，曾聘请美国军官到他的军事学校任教；他又是在埃及创办女子学校的第一人。据说，他曾宣称，埃及是欧洲的重要部分。由此看出，他对西方所持的同情态度。这些学校都缺乏适当的设备，或有效的器具供应，既没有特殊的基金，又没有训练有素的师资的后备军，用阿拉伯语教学，却没有继续不断编写阿拉伯语教科书。但是，易司马仪所创办的一个机关，已获得永久的地位，这就是国立图书馆。初办的时候，这里只有从宫廷里和清真寺里搜集来的小量的图书，现在已有藏书五十万册。他所创办的王家地理学会，曾于1950到1951年庆祝了自己的七十五周年纪念。

    在易司马仪的时代，1865年在阿西尤特创办了一所美国学院，现在仍然活动着。开罗的女子学院，于1861年创办时，是一所小学。七年前，美国联合长老传道会已在埃及开展工作了。

    埃及占领叙利亚十年之久（1831—1840年），在叙利亚的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事件。易卜拉欣彻底摧毁了大封建主（muqāti‘ji）的势力，征收了正式的赋脱，并且强迫承认非穆斯林在政府机关任职的权利。与历代素丹的宣言不同，他在1839年发表的关于一切教派在法律上一律平等的宣言，立即付诸施行和贯彻。大马士革和萨法德的穆斯林，反对本地顺民所获得的改善了的地位，易卜拉欣就毫不迟疑地使用武力去对付他们。在他发表这个宣言之前四年，英国领事骑着马进大马士革城的时候，必须由卫兵严密地护卫着；在发表这个宣言的次年，他就可以不带卫兵，随便到处游览了。

    这件事足以说明新的宽大政策的执行和治安情况，因而对于欧洲人的吸引是前所未有的。1773年被教皇停止的耶稣会的传教团，恢复了活动，英美的新教传教士，在黎巴嫩的土地上，建立了坚固的据点。1838年，叙利亚新教教会建立起来了。美国考古学家爱德华·鲁宾逊，曾于同年，在巴勒斯坦进行了一次调查旅行，这是一连串事件的开端，这些事件的最后结果，是把这个地区无价的历史宝藏发掘、解释和公布出来了。三年前，美国传教会印刷厂，从马耳他岛迁到贝鲁特。耶稣会的天主教印刷厂，是1853年建立于这座城的另一边的。这两个印刷厂，直到现在仍然是西亚有名的阿拉伯语印刷厂。现代阿拉伯语的《圣经》译本，由这两家公司发行。在这之前，叙利亚已有了第一所阿拉伯语印刷厂，那是基督教徒1702年设立于阿勒颇的。穆斯林关于对待“皇皇天语”的保守主义，使这方面的印刷业迟迟不得开展，直到今天，《古兰经》还是手写或石印，不许排印。东方的第一部阿拉伯语印刷机（阿勒颇印刷机）的来源，仍然神秘莫测。它很可能是按照欧洲某一部印刷机仿制而成的。欧洲最早的阿拉伯语印刷机，出现于意大利的法诺，显然是在教皇的庇护之下的。这个印刷厂于1514年出版的一本祈祷书，留存下来了。黎巴嫩的一所修道院（在盖兹哈亚）里有一部叙利亚语印刷机，可能是留学罗马的一位马龙派学者从那里带回来的。我们有几部《雅歌》，是这个印刷厂出版的，其中不但有叙利亚语的，还有用叙利亚字母拼写的阿拉伯语的。不要忘记，迟到十七世纪末叶，黎巴嫩北部还有人会说叙利亚话。

    美国传教活动的主要成绩，是1866年终于创办了叙利亚的新教学院，即现在的贝鲁特美国大学。耶稣会的传教活动，发轫于十七世纪早期，到1874年建成贝鲁特圣约瑟大学时达到了极点。这两所大学，在世界的这个地区，保持了教育上的领导地位。

    贝鲁特美国女子学校（1830年创办）比美国大学办得更早，一直办到现在。拉扎尔会传教团远在1755年就在大马士革开始活动，大约二十年后，创办了一所男子小学，这是在那座城市里仍然存在的最古的现代学校。这些学校比任何现代化的官立学校还要先进，而且被当做后来创办的官立学校和私立学校的楷模。直到现在，外国语的学习还是很受重视，连本地学校也不例外，法语或英语时常被用作高等学校和专门学校的教学语言。学校的教职员享受特权，包括靠治外法权取得的保护。

    仿效西方的学校、印刷厂、报纸、杂志、文学会等，纷纷在本地很快出现了。1828年穆罕默德·阿里创办了《埃及大事》（al-Waqā’i‘al-Misrīyah），这是埃及自己的第一份阿拉伯语报纸，仍然是政府的机关报。1858年赫立里·胡列在贝鲁特创办了《新闻果树园》（Hadīqat al-Akhbār），叙利亚也就有了自己的第一份报纸。十二年后，布特鲁斯·布斯塔尼（1819—1883年，一个本地学校的负责人，与美国传教士们合作），在贝鲁特创办了一种政治的、科学的、文学的双周刊《花园》（al-Jinān），他还办有其他好些种期刊。他给自己的新刊物所作的题词，是很有意思的：“爱国心是信仰的一个项目”——这是阿拉伯语里的一个新奇的观念。1876年布斯塔尼开始出版阿拉伯语的百科全书（Dā’irat al-Ma‘arif），他自己完成了头六册。这位基督教学者的著作，包括一部字典和几种关于教学和语法的教科书，这些著作为激发阿拉伯民族意识和发动阿拉伯民族运动铺平了道路。在阿拉伯各国中，黎巴嫩是文化最普及的国家，这主要是由于外国学校和私立学校的努力，公立学校的成绩是次要的。甚至在今天，最高级的教育，还是在美国学校和法国学校里进行的。黎巴嫩和其他阿拉伯国家一样，所以肯于接受从西方来的这种文化迁移，主要原因在于，东西双方文化在某些重要的方面虽然不相同，但它们却是属于同一个主流。欧洲文明和近东文明，共同分享了一份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以及希腊和罗马的公共遗产。从最早的时代起，双方就一直保持着社会的和商务的接触，虽然接近的程度常有变化。到十四世纪时，即早期的麦木鲁克时代，东方和西方的差别，事实上是人为的，而不是真实的。直到十六世纪，即奥斯曼帝国的开端，东方和西方才开始分道扬镳，西方利用了科学方法并辅之以实验，发展了技术知识并取得控制大自然的重大的结果，与此同时，东方仍然忽视了这一切。十八世纪末，双方背驰已达到极端，于是这两种文化又重新会合了。

    在这种文化的异花受精的过程中，伊拉克没有作出什么重要的事情。远在十七世纪时，天主教传教团早已获得进入巴格达和巴士拉的许可，但是，这对于穆斯林的社会并未留下任何痕迹。除在君士坦丁堡受过训练的官吏、职员（他们具有特殊的派头）外，伊拉克人几乎不接受现代观念。但是这个国家对于商业的渗透却是敞开大门的。英国人在巩固了他们在波斯湾的地位之后，商业的渗透终于变成了政治渗透，伊拉克还是被拉进了世界事务的轨道。

    易卜拉欣对叙利亚的侵略，拿破仑对埃及的侵略，在某种意义上产生了同样的结果：他们结束了这两个国家古代的地方分权制，而开始了中央集权制。此外，他们还把这两个国家投入了外国帝国主义各种阴谋的斗鸡场。列强的领土扩张主义的趋势，在那里而不在别处发生了冲突。特别尖锐的是英法两国之间的竞争，各自都努力为自己争得在埃及和叙利亚事务中的占优势的影响，两国的借口都是保卫与印度和远东通商的最充分的利益。十九世纪的许多战争都可以在近东找到一些根源。克里米亚战争（1854—1856年）的原因之一是，法国和俄国提出了互相矛盾的要求，双方都主张自己有保护巴勒斯坦圣地的权利。

    1869 年苏伊士运河的开凿，增加了这些国家战略上的重要性，加速了它们再度进入国际商业和国际事务圈子去的时间。这条运河很快就变成了国际交通生命线的一个主要部分，补偿了因发现绕好望角的航线而遭受的损失。运河全长一百英里，开凿费约二千万镑，其中大半是在以法国为主的欧洲，用公开征求认股的方法筹得的。埃及总督的份额是十七万六千六百零二股，每股二十英镑，这些股票，于1875年被英国政府买去了。

    运河是在易司马仪在位时代开凿的，他的奢侈导致国家的破产，并且终于招致欧洲的干涉。易司马仪慷慨地提出要把埃及的年贡加一倍，因此“崇高的阙下”曾于 1866年和1873年，赏赐他赫迪夫（khedive）的称号和长子继任权，让他的儿孙世袭这个职位，这几乎等于承认他的主权了。1879年，英法对埃及建立了共管制，而赫迪夫被废黜。这个时期，军队和农民的生活困苦不堪，起而造反，他们获得一位军官的支持，他叫艾哈迈德·阿拉比，也是农民出身的。当时军队的军官，大半是塞加西亚人；农民忍受重税、兵役和徭役制的痛苦，政府可以强迫任何壮丁去做少偿的或无偿的劳动，而所修建的公共工程往往又是效益可疑的。这次叛乱很快被镇压下去，1882年9月13日英国人在特勒凯比尔大丘获得胜利，阿拉比被流放。英国人由此获得占领埃及的机会，虽然埃及依然是在有名无实的土耳其的宗主权之下，而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不久，英国便宣布埃及为保护国了。于是，赫迪夫阿拔斯·希勒米被废黜了，他的叔父侯赛因·卡米勒，以素丹的称号继承了他的职位。1917年，富阿德继承了他的哥哥侯赛因，1922年2月，在保护关系结束的时候，他成为埃及国王，宣布埃及独立，并公布了宪法。英国方面的让步，是由于本地人的斗争，才做出的。民族主义者的领袖赛耳德·宰格鲁勒是阿拉比的一个追随者，他象阿拉比一样，是农民的儿子，但比阿拉比更有才能，并且受过更高的教育。这位激烈的律师，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的学生，在穆罕默德·阿布笃的领导下，曾任《埃及大事》的编辑，他在1919年要求英国人准许他率领一个代表团（wafd），到巴黎和会去，到伦敦去，替埃及作辩护，但是，他遭到拒绝，而且被送到马耳他岛去，这个行为立即把他变成了一位民族英雄。他和他的党的努力，终于获得成功，1936年签订了英埃条约，规定英国占领军撤退到运河地带，把保护外侨生命财产的责任让与埃及政府，并且相互帮助，对付敌人，包括港口、机场和交通工具等的使用。

    1952年发生了不流血的军事政变，富阿德的儿子法鲁克国王被废黜，君主政体被推翻，1954年成立了共和国，领导人就是阿卜杜勒·奈绥尔（纳赛尔）上校。他大胆地反对以色列、英国和法国侵略者，因而1956年被公认是整个阿拉伯的英雄。他推行了社会主义类型的政治与经济的改革。

    在阿拉伯人的新月地区，政治干涉采取了托管的方式，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在巴勒斯坦和伊拉克，法国在叙利亚和黎巴嫩，都建立了托管制。法国的兴趣是着重经济方面的考虑，这个关乎威望的政策，是用来抵消英国的影响的，也是回溯到十字军战役时代的“传统友谊”（amitiétraditionnell），是庄严的素莱曼赠给法兰西斯一世的治外法权所承认的。正是法国军队，于1860年得到列强的同意后，在黎巴嫩登了陆，作为防止更大规模的屠杀的安全措施。

    这些所谓甲级托管地的行政，缺乏国际联盟盟约所定的理想，即托管地人民的福利构成了“文明的神圣义务”，托管国的主要任务是为托管地的完全独立提供必需的忠告和帮助。特别令人焦急的，是叙利亚人所感受到的困苦，他们责备法国官吏象在北非那样使用殖民主义的方法，把本国政府当成门面，对于高涨的民族精神缺乏认识，阻止阿拉伯语的使用，把本国的通货跟法郎联系起来，而使其跌价，挑拨离间各党派或教派的关系，使用各种镇压手段，包括监视、监禁、流放等。为了行政的目的，而把这个国家分成若干州，同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的前夕，把伊斯肯德伦港割让给土耳其，这是引起人们抱怨的另外两件大事。维持治安，改良交通，扩大耕地面积，给予受教育的便利，树立现代政府的体制，以及使社会现代化等，这些都是能使托管地区得到好处的办法，但是，任何办法也都不能阻止高涨的不满浪潮。1925年7月，德鲁兹山发生了造反事件，很快就传遍大马士革及其邻近的城镇。象这样的连锁反应，一直没有停止，到1945年，最后一批法军终于被迫从叙利亚领土撤退了。那是在黎巴嫩独立之后两年的事情，黎巴嫩与法国托管者始终保持友谊关系，后来获得解放，成立了共和国。

    伊拉克在更早些的时候，就开始采取反对英国托管的行动了。1920年在幼发拉底河下游各部族之间，以及在纳贾夫、卡尔巴拉等神圣城市里开始的造反活动，导致英国以间接统治代替了直接统治。1921年8月，侯赛因国王的次子费萨勒被立为伊拉克立宪政体的国王，在1920年3月8日到7月25日的期间，他曾占据过临时的叙利亚宝座。随后签订过几个条约，以1927年12月的条约为最重要，在这个条约里，英国承认伊拉克为独立国，并与伊拉克建立以二十五年为期的同盟关系。1930年6月的条约明确写道：英国放弃托管的权利，承认伊拉克的完全主权。这项成就的取得，应该归功于国王费萨勒一世的政治家才能，可是到了他的第二个继任者的时期，这个政权就不行了。1958年发生了军事政变，费萨勒二世（1939—1958年）和他的叔父（摄政王兼首相）一道被杀，一个社会主义共和国宣告成立。

    在这个时候，阿拉伯人提出一种似是而非的议论，就是用右手抵抗欧洲的进攻，同时用左手接受和采用欧洲的观念和技术。从欧洲取得的各种新成就，都被利用来对欧洲人作战。从欧洲输入了无数的新观念，其中以民族主义和政治民主为最有力量，这是毫无疑义的。由于拥护民族主义，进而便要实现民族自决的原则，而这两者又导致了为摆脱外国统治而进行的斗争。西方的意识形态，强调世俗的和物质的价值，而且着重种族的畛域和地理的疆界，从西方传入的这种新的意识形态，同伊斯兰教最珍贵的各种传统是背道而驰的。还有，宗教上的普遍性的概念，政治上的神权政体和闭关自守的主权，也是与这种新的意识形态格格不入的。穆斯林们作为奋斗目标的理想，与其说是泛阿拉伯主义，不如说是泛伊斯兰主义。斗争是对外的，也是对内的。十九世纪晚期，埃及智力上的水土已变得适宜于新概念的生长了，这主要是由于开明的改革家穆罕默德·阿布笃（1849—1905年）的著作和演说所造成的影响，他曾升任埃及的穆夫替（mufti），即最高的宗教职位。穆罕默德·阿布笃是哲马鲁丁·阿富汗尼（1839—1897年）的大弟子，而阿富汗尼在着手推行伊斯兰教现代主义方面是第一个主要人物。阿富汗尼出生于阿富汗，曾侨居印度、麦加、君士坦丁堡等地，后来迁居埃及，在那里与埃及的政治运动相提携，那个运动就是以阿拉比的起义告结束的。穆罕默德·阿布笃以此次起义的共谋犯的罪名，被流放到叙利亚去。伊斯兰教的颓废情况，使他很担心。他非难毒害信仰的那些迷信和异端，在这方面，他追随了伊本·太伊米叶。他所开的处方是，宗教在智力上和政治上的复兴，应同在一个最高首领下政治上的统一互相结合。这个人曾在爱资哈尔大学学习和任教，又同哲马鲁丁·阿富汗尼一道在巴黎发行过阿拉伯语刊物，他主张，伊斯兰教与科学基本上没有什么矛盾。他对于《古兰经》的某些正文，作了合理的注释，并且承认伊斯兰教的经院哲学是不够的。哲马鲁丁鼓吹政治革命，穆罕默德·阿布笃却鼓吹宗教的觉醒，以引起宗教改革。自中世纪以来，伊斯兰教就被装在一个介壳里面，对于打破这个介壳，现代作家所作的贡献，任何人都比不上他们师徒二人。他们对于已经开始了的工作，谁都没有彻底完成，但是，他们的学生都是很有成绩的，如嘎西木·艾敏（1908年卒），是首先猛烈攻击多妻、休妻和戴面纱的；穆罕默德·赖世德·里达（1935年卒），出生于黎巴嫩北部的盖莱孟，1897年去到埃及，发行了穆罕默德·阿布笃的各种著作，编写了他的传记，并且在《光塔》（al- Manār）月刊里继续了他的传统。在民主政治的基础上改造阿拉伯人社会，并且使伊斯兰教与现代世界相调和，这仍然是同时代的穆斯林所面临的最伟大的任务。

    谈论阿拉伯民族主义，首先要从一个广阔的基础出发，这就是，凡是讲阿拉伯话的人，都是一个民族。这个运动，开始是一个知识分子的运动，带头人大半是叙利亚的知识分子，特别是信奉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他们先在贝鲁特美国大学受教育，随后到埃及去工作。上个世纪七十年代，运动初出现的时候，是恢复对于阿拉伯语古典文学和伊斯兰教历史研究的兴趣。对于穆斯林帝国过去的光荣和阿拉伯人辉煌灿烂的文化成就的有所意识，这暗示着一种未来的可能性。政治的觉醒，是随智力的觉醒而到来的。政治上的消极为政治上的积极所替代；几百年以来，变更就成为这一次迫切的要求了。这个运动到处煽动反抗西方帝国主义。

    这个新生的泛阿拉伯运动，不久就碰到各式各样的地方性问题了。在埃及，主要的障碍是英国的占领。反对英国的统治，引起了埃及人的兴趣，埃及的民族主义，即时诞生，与阿拉伯民族主义分道扬镳，并且发展了地方性的特点。“埃及是埃及人的埃及”，变成了这个新秩序的口号。随着第一次世界大战后阿拉伯东方的更加分裂，阿拉伯民族主义遭到了进一步的分裂。叙利亚集中力量，反对法国托管者的征税。黎巴嫩，对法国托管者起初表示友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也变得同样不满了。在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反对英国托管政府及其附属物，即产生以色列的那种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于是产生了地方性的民族感情。甚至连小小的外约旦，也发展了它作为一个国家的某些东西呢。它原来是英国人于1921年2月从南叙利亚分割出来，由艾米尔阿卜杜拉统治的一个新国家。费萨勒在叙利亚的王位被取消，他的哥哥阿卜杜拉表示愤慨，所以英国人才创立这个小国，一来是抚慰他，二来也是把他当做缓冲器，用以对付贝杜因人。这位艾米尔于1946年变成外约旦国王，1949年变成哈希姆约旦王国（al-Mamlakah al-Urdunīyah al-Hāshimīyah）的首脑。本世纪二十年代产生的一种强烈的伊拉克民族主义，大体上是反抗英帝国主义的产物。

    民族主义对外国帝国主义作斗争，民主主义则对本国封建主义作斗争。自由在国外有敌人，在国内也有敌人。在整个阿拉伯东方，封建主义连同政治上的混乱，向来是占优势的社会特征。封建制度的中心是族长，他们凭借继承和地产的积累而掌握权力。被任命的封臣，比世袭的封臣还要多些，这个特权阶级，在叙利亚和黎巴嫩叫做大封建主，他们承包赋税，甚至有执行刑法的权力。这些封臣发财致富，他们的职位也变成了世袭的。由于这种背景情况，要建立一种民主政府并使它起到作用，的确不是一个容易的任务。寻找一种新的政治结构的工作，仍未结束。无论从政治方面，社会方面或经济方面来说，整个阿拉伯东方仍然处于过渡状态之中。

    如果说第一次世界大战把阿拉伯成分从奥斯曼帝国分割出来，使它们朝着完全国家或半国家的地位走去，那么，第二次世界大战，对于团结这些地区是有贡献的，尽管第二次世界大战与政治性的犹太复国主义是分不开的，不论在那里，阿拉伯人都把这种民族主义看成是一种入侵的运动。1945年3月在开罗签署的阿拉伯国家联盟公约，表达了共同的利害关系和高涨的休戚相关的心情。公约表示，在各会员国之间，一定要促进教育、贸易、交通等方面的合作关系。公约规定，任何会员国遭受侵略时进行协商，并且禁止用武力解决会员国之间的争端。联盟原来的会员国，包括埃及、叙利亚、黎巴嫩、伊拉克、外约旦（现在的约旦）、沙特阿拉伯以及也门，后来又加上新独立的摩洛哥、突尼斯、利比亚、苏丹、科威特和阿尔及利亚。1961年，一次不流血的军事政变，打断了把叙利亚和埃及联系起来并组成阿拉伯联合共和国的那条薄弱的、历时三年的链条。原来与联盟保持着松散关系的也门，不久就跟人学样，在1962年秋季搞了流行于近东的那些军事政变中的另一次政变，目的在于取消伊马木王国，而代之以具有社会主义倾向的共和国。这类军事政变在叙利亚发生得最多，在截止至1966年2月的二十年间，共计就有十三次，有几次未获成功。这一地区的阿拉伯国家当中，黎巴嫩要算是最稳定的。

    讲阿拉伯话的各国人民，是第三种一神教的创造者，是另外两种一神教的受益者，是与西方分享希腊—罗马文化传统的人民，是在整个中纪世时期高举开明火炬的人物，是对欧洲文艺复兴作出慷慨贡献的人们，他们在现代世界觉醒的、前进的各独立民族中间已经有了自己的位置。他们有着丰富的文化遗产，有着无比的石油资源，他们对于人类的物质和精神进步，一定会作出重大的贡献。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埃及在地理上是非洲的一部分，在历史上和文化上，历来是西亚的一部分。埃及同较大的叙利亚和伊拉克，构成一个阿拉伯人的集团，一方面，与北非集团不同，另一方面，也与阿拉比亚集团（半岛集团）不同。

    素丹赛里木任命了一位奥斯曼的帕夏为埃及总督，并留下一支占领军，包括五千多名土耳其禁卫军，此外，他对于埃及的行政并没有作过什么根本的变革。他所选择的总督，是叛逆哈伊尔贝，阿勒颇的土耳其长官，他曾背叛自己的麦木鲁克主子。赛里木在开罗游览几天，就返回首都去了，他带回一个皮影戏，供太子素莱曼娱乐。埃及被划分为十二旗（sanjāq），仍归旧有的麦木鲁克管辖。每一个麦木鲁克贝的周围，都有一个小组，由奴隶战士组成，他们执行他的命令，维持他的权力。奴隶主要是从高加索输入的，麦木鲁克人就凭着他们使自己的家族保持生气。正如在以前的统治时代一样，麦木鲁克人征收赋税，招募兵员，但是，他们缴纳年贡，表示承认奥斯曼人的宗主权。

    过了不久，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奥斯曼帕夏，就不再对于地方政务实行真正的控制了。他不会说埃及的土语，不了解地方的情祝，这是根本的困难。这种帕夏在职的时期，无论如何是短暂的。在土耳其直接统治埃及的二百八十年间，就更换过一百多个帕夏。驻防军本来就有变成蛮横无理，不好驾驭的倾向，班底的频繁更换，就越加削弱了对于驻防军的控制。自十七世纪开始，兵变已成了司空见惯的事情。诸帕夏和诸贝之间的倾轧，已变成这个地区政治史上循环演出的节目，当诸贝之间的互相猜忌和争权夺利达到不可开交程度的时候，帕夏就坐收渔人之利。当君士坦丁堡的中央政权走下坡路的时候，它所任命的总督的威信，在整个帝国里每况愈下了。

    在双重的控制之下，本国人民日益陷入艰难和贫穷的深渊。农民遭受帕夏和麦木鲁克残酷的剥削，处境十分悲惨，简直又回到了过去的年代。营私舞弊，贪赃枉法，极为盛行。动乱、饥荒、鼠疫等，使人民陷入水深火热之中。在1619年的一次鼠疫中，据说死亡三十三万多人；在1643年的另一次鼠疫中，有二百三十个乡村变成一片荒凉。据同时代的编年史家易司哈基的记载，1619年鼠疫猖獗，开罗的商店大半关门，只有卖尸布的商店，白天黑夜都开门营业。在罗马的统治之下，埃及的人口曾达到过八百多万，在十八世纪末，下降到这个数字的三分之一。

    1769年，阿里贝获得充足的力量，赶走了奥斯曼人的帕夏，宣布脱离“崇高的阙下”而独立。麦木鲁克人的势力，这时已高涨到了极点。阿里贝相传是高加索一个牧师的儿子，曾被土匪绑架去卖作奴隶。1769年，土耳其素丹对俄罗斯作战，命令阿里贝在埃及集结军队，他就利用这批军队去为自己征服阿拉比亚和叙利亚。他的副总督女婿艾卜勒·宰海卜于1770年7月，胜利地进入麦加城。麦加的舍利夫（sharīf），由一位争夺权利者所取代，他于是把“埃及素丹兼两海（地中海和红海）的统治者”

    这个浮夸的头衔赠给阿里贝。舍利夫的职位（麦加的政府），常常是由先知的后裔充任的。阿里贝不仅僭称素丹，而且享有素丹的大权，包括货币的铸造和在公共祈祷中为他祝福。1771年，艾卜勒·宰海卜统率三万多人的军队，进攻叙利亚，占领了以大马士革为首的几座城市。因胜利而得意忘形，他背叛自己的主子，同土耳其政府举行秘密谈判，掉转军队去进攻埃及。阿里贝于1772年4月，逃到阿卡（阿克）去依附他的巴勒斯坦同盟者和老叛友扎希尔·欧麦尔。在那里，他接受了军需品和阿尔巴尼亚援军三千名，那是停泊在阿卡港的俄国军舰供给他的，于是就统率着这支援军，返回埃及，去收回他已丧失的王位。他在战场上负伤，不久死去（1773年），或者是因伤而死，或者是被人毒杀的。他从前的奴隶艾卜勒·宰海卜，从此挂上两个头衔：一个是地方首长（shaykh al-balad），是主要的麦木鲁克的头衔，另一个是帕夏，是“崇高的阙下”授予他的爵号。仅次于地方首长的最高的麦木鲁克人的官职，是朝觐长官（amīr al-hajj），这是主持一年一度的朝觐天房事务的官员。阿里贝的崛起，尽管是暂时的，但却揭露了奥斯曼帝国地位的脆弱性；艾卜勒·宰海卜的就职，就是承认麦木鲁克有变成奥斯曼总督的权利。

    主要的几位麦木鲁克，为争夺埃及政权而兵连祸结，一直到拿破仑出现时才告结束。1798年7月，拿破仑·波拿巴这个奇怪的、强大的侵略者，好象从天而降，突然在亚历山大港登了陆。登陆后，他发表了阿拉伯语的布告，说明他公然自认的目的，首先是惩罚麦木鲁克们，指责他们不象他和他的法兰西同胞那样是善良的穆斯林；其次是把埃及的政权归还“崇高的阙下”。他的真实的意图，是要切断大不列颠帝国与东方的联系，而给它以致命的打击，从而达到取得世界霸权的目的。但是法兰西舰队毁于阿布基尔湾（1798年8月1 日）；不幸的远征，又在阿卡遭受挫折（1799年）；法兰西海军再败于亚历山大港（1801年3月21日）：这些事件挫败了拿破仑在东方的野心，并且迫使法军从埃及撤退。埃及在世界事务中历来只起一个配角的作用，只当做土耳其贡品的源泉和作战基地，以维持奥斯曼帝国对叙利亚和阿拉比亚的统治权，而现在，埃及突然被卷入国际政治的漩涡，成了进入印度和远东其余地区的入口。拿破仑的远征，把欧洲人的眼睛转移到有点被忘记的通向印度的陆路，从而引起了一连串的反应，把近东变成了欧洲玩弄种种阴谋手段的风暴的中心。

    在有功于驱逐拿破仑出埃及的那支土耳其军队里，有一名青年军官，出生于马其顿，名叫穆罕默德·阿里。1805年，“崇高的阙下”任命他为帕夏，而他自称尼罗河谷的新主人，只在名义上从属于“崇高的阙下”。十九世纪前半期的埃及历史，实际上是这个人的历史。阿里王朝统治埃及，直至1952年，穆罕默德·阿里被称为埃及之父——至少是现代埃及之父——是当之无愧的。他所表现和发挥的首创力、活动力和想象力，是同时代任何穆斯林都比不上的。无论在和平时期或战争时期，他总是占优势的。他没收了全国地主所占有的土地，而变成了独占的地主；又创造对于主要农产品的垄断制，而变成了唯一的生产者和承包人。这是阿拉伯世界关于国有化的第一次尝试。他为实行自己的经济政策，而开凿河渠，奖励科学的农业，栽培从印度和苏丹引入的棉花（1821—1822年）。他自己是文盲，但是，他奖励学术，创立教育部和教育委员会，在国内创办第一所工科学校（1816年）和第一所医科学校。他主要从法国聘请了许多教授和医生。他邀请了几批外国专家——军事专家和教育专家——来训练本国的人民，并派遣几批留学生到欧洲去学习军事和教育。据文献的记载，在1813年和1849年（他去世的这一年）之间，曾有三百十一个埃及学生，被派往意大利、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等国留学，由国家开支的经费共计二十七万三千三百六十埃镑。在巴黎有一所埃及留学生会馆。指定学习的科目，是陆军、海军、工程、医学、药学、艺术和工艺。从此以后，法语在埃及学校的课程中占有优越的地位；埃及的法国学校，即使在现在，也比其它任何外国学校更受学生们的欢迎。

    法国陆军上校西维，改信伊斯兰教后改名素莱曼帕夏，曾改组埃及军队，使之现代化，并且参加了侵略叙利亚的战争。开罗有一条大街，用他的名字命名，以作纪念，他的子孙曾与阿里家族通婚。另一个法国人，一个造船工程师，建立了埃及的海军。第一次军事冒险，是1811年对瓦哈比派的阿拉比亚作战，这次战争，到1818年才告结束。第一支陆军，约一万人，由总督的十六岁的儿子都孙统率，在这支军队出发时，总督曾在开罗的城堡里举行欢送会，他邀请了许多体面的客人，其中当然有麦木鲁克人。喝过咖啡之后，麦木鲁克人由一条狭窄的走廊，向着大门陆续出来，他们当场被突然袭击，遭到屠杀。四百七十个麦木鲁克当中，只有很少几个逃脱。小山上的屠杀，是在全国肃清麦木鲁克人的一个信号。他们的财产，都被没收了。历时几乎六百年之久的埃及麦木鲁克人问题，就此永远解决了。

    经过第二阶段一系列的战役，1820年，埃及的旗帜被带到了东部苏丹（努伯，al-Nūbah）。穆罕默德·阿里的继任者继续了这项征服工作，而且遗留下一个问题，埃及人和英国人为了这个问题彼此一直闹得不可开交。在第三次冒险中，埃及的陆军和海军，与“崇高的阙下”的武装力量合作，共同镇压希腊人为争取独立而进行的斗争。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庆祝了他的大胆的改革和对禁卫军团的剿灭，而成为统治的素丹。土耳其—埃及联合舰队，于 1827年10月20日，在纳瓦里诺岛，被英、法、俄联合舰队所摧毁。七百八十二只兵船，只剩下二十九只漂在海上。“崇高的阙下”曾应许埃及总督，以叙利亚和摩里亚的政权为报酬来答谢他的支持，当这个诺言不获实践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任命他的儿子和“装甲的胳膊”易卜拉欣，于1831年前去征服叙利亚。易卜拉欣曾统率1816年到1818年战胜瓦哈比派的战役，也曾指挥过对希腊人的失败的战役。这实在是穆罕默德·阿里在位时代最后的和最重大的军事冒险事业。在占领叙利亚十年之后，当快要对整个奥斯曼帝国作最后一击的时候，穆罕默德·阿里在欧洲列国的命令之下，把他的军队撤回埃及本土。那些国家，为了自己的利益而决定让奥斯曼帝国保持原样。它们认为，一个年轻而且强盛的国家的兴起，一定会危害它们在东方的势力和交通线。1841年2月13日，奥斯曼帝国素丹下诏，规定埃及帕夏的职位由穆罕默德·阿里的家族世袭，并以苏丹的统治权授予他。一个埃及—亚细亚帝国的梦想，从此宣告了可耻的结束。

    1516 年，赛里木征服了叙利亚，对于那个地区的行政和人口，都没有造成重大的内部变化。行政区划采用了一个新名称，叫做省（walāyah）。大马士革省扩大了，增加了耶路撒冷、萨法德和加宰（加沙），受加萨里管辖，这个叛逆的省长，象哈伊尔贝一样，曾在达比格的决定性的战役中叛卖了他的麦木鲁克主子奥里。加萨里就这样变成了叙利亚实际的总督。他并不以此为满足，1520年，赛里木一世去世，他以“最贵之王”为号，自称独立的君主，用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并且劝诱他的难兄难弟，阿勒颇的哈伊尔贝也照这样做。但是，素莱曼迅速行动。他的禁卫军破坏了叙利亚首都及其郊区的大部分地区，而且叫老百姓也遭受惩罚，这使人回想起帖木儿的日子，一提到禁卫军，人们就联想起恐怖来，而这种恐怖一直留在叙利亚人的脑海里。

    土耳其的帕夏，现在一个跟一个地迅速更换，在起头的一百八十年内（1517—1697），大马士革省的帕夏更换了一百三十三人，比埃及的情况还要糟糕。在三年之内，阿勒颇看到九个面孔不同的省长（wāli）。这些官吏中的大多数人，实际上是用金钱买到自己的官职的，他们把做官看成是发财致富和取得荣誉的手段。“崇高的阙下”，甚至对于钦差大臣，也往往管束不严。老百姓是赖亚（rayah），即被人放牧的羊群，是供人剪毛和挤奶的。作为赖亚，他们被分成若干教派（millets），这就把叙利亚人变成一些沉默寡言的小民族。甚至在叙利亚居留的欧洲人，也被当做教派来对待，服从本教教长的法律，还享受治外法权所授予的其它特权。威尼斯人是首先获得治外法权的。1521年，素莱曼同他们签订了一项条约，共计三十章。过了十四年，法国人接受了他们的治外法权，英国人于1580年接受了同样的特权。素丹中有三位大胆的改良家：赛里木三世（1789—1807年在位）、麦哈茂德二世（1808—1839年在位）、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1839—1861年在位），他们曾为改良老百姓的状况而进行过并非有力的尝试，而实际效果等于零。改良条例（tanzīmāt）的目的，是消除赖亚为之而痛苦的无资格状况，取消赋税承包制，保障全国人民的生命、财产和尊严（全国人民，不分宗教和种族，在法律上一律平等，这是已经公布了的），对于这些条例，并没有做过有效的补充。青年土耳其党1908年的改良，也同样是无效的。

    叙利亚经济的不断衰落，并不能完全归咎于奥斯曼人的瞎搞。1498年发现从欧洲绕好望角而至印度的海道之后，国际商业的道路就从阿拉伯东方转变方向，葡萄牙人便代替了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人作为经纪人的地位。阿拉伯人的国家，在商业上就成了旁道。1492年发现了新世界，世界事务的重心，向西转移，地中海被遗弃了，到这时地中海是名副其实的中间海了。过了三百五十多年，地中海才恢复了它作为国际商业大道的地位——因为穆罕默德·阿里的一位继任者易司马仪在 1869年开凿了苏伊士运河。在十八世纪人口稀少的巴勒斯坦，从哈只们征收的费用，构成了收入的主要项目。阿勒颇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平原地区，原来很肥沃，而且获得充分的灌溉，但是，到十八世纪中叶，已变成沙漠了。十八世纪末，叙利亚的人口，大约下降到一百五十万人，其中约有二十万人居住在巴勒斯坦。在十九世纪初期，耶路撒冷的人口，约计一万二千人；在十九世纪中期，大马士革的人口是十五万，贝鲁特的是一万五千，阿勒颇的是七万七千。

    在奥斯曼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里，叙利亚商人发展了陆路的商业，阿勒颇变成连接伊拉克，最后连接波斯和印度的商业道路的终点。阿勒颇逐渐有了几个欧洲侨民的居住区，其中最早的是威尼斯人的居住区。根据1535年素莱曼应许佛兰西斯一世条件，同时也根据1740年麦哈茂德一世和路易十五世签订的条约，法国人居住区把所有访问奥斯曼帝国的基督教徒，都置于自己的保护之下。法国人的住宅（工厂），不久就遍布于叙利亚其它城镇。英国商人跟着法国人也到了叙利亚。他们统统都企图满足西方人对于东方奢侈品和生产品的需要，这种需要是在十字军战役时期发展起来的。在穆斯林看来，所有的外国人都是低级民族，他们在早期必须穿本地服装，这样才能减少遭受人身侮辱或伤害的机会。紧跟在欧洲商人后面的，就是欧洲的传教士、教师、旅行家、冒险家等。基督教的传教活动，主要是耶稣会（Jesuit）、加普新会（Capu-chin）、拉扎尔会（Lazarist）的活动，结果是在十七世纪和十八世纪建立了希腊各教会，这些教会分两类：叙利亚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叙利亚语）和希腊教会（在仪式中使用希腊语）。黎巴嫩的君主法赫鲁丁·麦耳尼二世（1590—1635年）所建立的开明的、自由主义的政体，为西方文化的影响敞开了大门。

    这位封建君主与他的祖父法赫鲁丁（1544年卒）同名，当土耳其人和麦木鲁克人为争夺叙利亚的霸权，而在达比格爆发战争的时候，他祖父劝告自己的人民坐山观虎斗，等到胜负已决，再跳到胜利的一方去。当赛里木胜利地显现出来的时候，法赫鲁丁率领着他的伙伴们——黎巴嫩的首领们，出现在这位胜利者的面前，跪下吻地面，而且作了一篇十分热情洋溢的演说，以致素丹批准他和他的同僚们及酋长们保持原有的封地，让他们继续享有在前政权下所享的地方自治权，并向他们征收较轻的年贡。土耳其人开头就体会到，黎巴嫩有德鲁兹教派和马龙教派的那些吃苦耐劳的山里人，是有资格享受与叙利亚不同的待遇的。大马士革的土耳其省长，很好地担任了“崇高的阙下”和黎巴嫩封建主之间的联络官，那些封建主对于内部事务是独立自主的，他们把封地传给自己的子孙，横征暴敛，不为素丹服兵役。

    在法赫鲁丁二世的统治下，由原来的一个阿拉伯部族发展起来的麦耳尼家族的势力，达到了最高峰。在奥斯曼的黎巴嫩——即使不是整个叙利亚——的历史上，他是精力最充沛、最引人注意的形象。这个侏儒是这样的一个人物：如果“鸡蛋从他的腰包掉出来，也是不会打破的”。他胸怀三个大志：一是建立一个更大的黎巴嫩，二是割断黎巴嫩与“崇高的阙下”的一切关系，三是使黎巴嫩走上进步的道路，而他几乎实现了他的梦想呢。他从“崇高的阙下”接受了贝鲁特和西顿两省，从他的北方邻人的手里抢夺了的黎波里、巴勒贝克、比嘎耳，从他的南方邻人接受了萨法德、太巴列和拿撒勒的归顺。于是他开始展望海外。1608年，他与托斯卡纳的梅迪奇大公菲迪南德签订了一个条约，这个条约包括一个秘密的军事条款，明白地指出是反对“崇高的阙下”的。从大马士革开来的一支土耳其军队，成功地把他驱逐出境，他不得不带着自己的眷属和随员们，在他的意大利同盟者的首府佛罗伦萨寻找避难所。他在欧洲侨居五年（1613—1618年）后，返回他的世袭的领地，更加决心要使之扩大，而且实行现代化。1624年，“崇高的阙下”承认他是阿拉比斯坦（‘Arubistān）的领主，他的边界从阿勒颇到埃及的边界。他从意大利聘请了许多建筑师、工程师和农业专家，并且在农民中奖励改良的耕作方法。把比嘎耳区沼泽地带的水排尽，这是他的计划之一。此外，他还欢迎许多基督教传教士的到来，主要是法国天主教的传教士，他们在贝鲁特、西顿、的黎波里、阿勒颇、大马士革，甚至在黎巴嫩的乡村里，建立了许多中心。法赫鲁丁在奥斯曼当局面前承认伊斯兰教，在他的人民面前承认德鲁兹教派，而他对于基督教又深感兴趣，以致有人说他曾受过洗礼。在他的小王国里，德鲁兹教派和基督教徒和睦共处。由于他对基督教表示同情，再一次使“崇高的阙下”的猜疑的眼睛转向于他。从大马士革派出的一支军队，再一次向他进军。在稍作抵抗之后，他逃避到查精附近的一个山洞里去，1635年2月被发现，被套上锁链押送到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他和陪伴着他的儿子们一同被处斩，他的尸体被扔在一座清真寺的前面，示众三天。他所重视并为之而努力的事业，即求得一个独立的、更大的黎巴嫩，由另外的一位封建君主伯什尔·什哈比（1788—1840年）继承下来，但是，直到1943年，这个事业才算完全实现了。1697年继承麦耳尼家族的什哈比家族，把他们的世系追溯到一个最高贵的阿拉伯部族，古莱氏部族。黎巴嫩王室的缔造者，是麦耳尼家族最后的统治者的女婿。

    叙利亚的本地官吏，在十八世纪以前，还没有发迹。这些官吏当中，首先发迹的是易司马仪帕夏·阿兹木，他是大马士革人，1724年被任命为本省的省长。比易司马仪更卓越的，是他的儿子和继任者，他在哈马和大马士革的公馆，现在仍然排列在那两座城市里可以游览的地方。阿兹木家的其他成员，曾被任命为西顿和的黎波里的官吏，但是，和黎巴嫩的那些封建主不同的是，他们虽遭受那些地区的虐待，仍效忠于“崇高的阙下”。易司马仪是死前下狱的，艾斯耳德是1757年，由君士坦丁堡下令，在澡堂里被暗杀了的。

    在整个十八世纪期间，奥斯曼帝国的权力、尊严、威信，迅速衰落，追求独立或获得独立的头领的数字却逐渐增加。象黎巴嫩和埃及一样，巴勒斯坦是这种人物活动的舞台，他们当中最出色的，是舍赫扎希尔·欧麦尔，他是一个游牧人，父亲为萨法德区的酋长。年轻的扎希尔于1737年初登政治舞台的时候，就把太巴列算入他的酋长国。其他城市有些顺从了他，1750 年，这个强夺者就把他的公馆建立在阿克。在十字军战役中部分被毁的这座城市，变成了设防城市，而且发展成为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这位新主人，用严刑峻法来统治这座城市。他扑灭了抢劫之风和违法乱纪的现象，励奖小麦的栽培，提倡发展丝织工业和棉纺工业，并且宽大地对待信奉基督教的人民。给他作传的人说：“甚至连手持黄金的妇女，也能到处游历，不怕遭遇危害。”

    扎希尔在自己独裁的位子上，感到平安无事了，便与埃及的阿里贝缔结盟约。当时俄国正在卷入与土耳其苦战的漩涡，俄国的战船在东地中海里演习，他在取得俄国合作的情况下，于1772年占领了在黎巴嫩脚边的西顿。三年之后，黎巴嫩的封建主什哈比，与大马士革省长同盟，并且率领从君士坦丁堡派来的一个分遣队，进攻扎希尔的首都。在围攻之际，扎希尔被一个受人收买的手下人暗杀了。在企图保卫西顿的那支叙利亚军队里，有一个小军官，名叫艾哈迈德·查萨尔，他继承了扎希尔的职位，而且扮演了戏剧性更强的角色。

    后来改名艾哈迈德的这个男孩，原来是波斯尼亚的基督教徒，他犯了强奸罪，逃到君士坦丁堡，把自己卖给一个犹太教的奴隶贩子，被运到开罗，卖给了阿里贝。作为刽子手，他为主子立了大功，因而有了查萨尔（意为屠夫）的绰号。查萨尔从埃及逃到叙利亚，在西顿对扎希尔作战中立了功，被任命为西顿的长官。他逐渐扩张自己的权力，向北侵入黎巴嫩，向南侵入巴勒斯坦，在那里继承了扎希尔在阿克的职位。他建立了两支卫队，一支是由波斯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组成的骑兵军团，一支是由马格里布人组成的步兵军团。他想尽办法来加强这个城市的工事，并且在港口里组织了一支小型舰队。1780年，“崇高的阙下”作为权宜之计，把大马士革省长的职位赏赐他，使他真正成为叙利亚的总督和黎巴嫩的公断人。名义上他虽然承认“崇高的阙下”的权利，但是他却肆无忌惮地把素丹赛里木三世的钦差大臣处死了。正是这位艾哈迈德帕夏，在史密斯爵士所指挥的舰队的协助下，成功地反抗并打退拿破仑对阿克的猛攻。查萨尔这个强夺者和独裁者，在对付敌人和嫌疑犯的时候，是残忍的。他始终保持屠夫的声誉。据一位本国的编年史家的著录，查萨尔有妻妾三十七人，她们当中有几个有不贞洁的嫌疑，他曾命令太监们把她们投入熊熊的火葬堆。在全国各地，他的姓名仍然是恐怖和残忍的同义词。1804年，他的未因失败和挫折而受到损害的一生，在疾病中自然告终了，这真是一种稀罕的现象。

    在查萨尔的时代，黎巴嫩的统治者是艾米尔伯什尔二世（1788—1840年），在拿破仑入侵的时候，他未能驰援阿克的统治者，因此，引起查萨尔的冷遇。伯什尔当时不能不乘一只英国船，退到塞浦路斯岛。他使比嘎耳隶属于黎巴嫩，因而卷入与大马士革和的黎波里的省长们的争论的旋涡，于是在1821年逃到埃及。在埃及期间，他与埃及总督穆罕默德·阿里交上朋友。1831年，易卜拉欣率领埃及军队入侵叙利亚，他们发现伯什尔和他的部下是现成的同盟者。易卜拉欣在占领雅法和耶路撒冷之后，围攻阿克，黎巴嫩人便帮助他猛扑这座城市。大马士革投降的时候，德鲁兹人站在城墙的前面。打垮了驻防于希姆斯的土耳其军队，通往小亚细亚的道路就敞开了。陶鲁斯山隘有几处必须放宽，埃及的炮队才能通过。由于1832年科尼亚的胜利，通往君士坦丁堡的道路就畅通了。埃及的帐棚，搭在屈塔希亚，几乎在博斯普鲁斯的视野之内。这惊动了俄国。法国向来是鼓励穆罕默德·阿里向外扩张的。法国和美国由于猜忌俄国，为了素丹的利益而被迫行动。埃及的野心，就这样终归失败了。

    起初，易卜拉欣讨好叙利亚人民，特别是他们当中的基督教徒，为此而建立了安全和公道，推行了社会改良。后来，在大马士革那样的城市里，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骑着马或戴着白的、红的或绿的头巾，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没有一个基督教徒，能在政府机关里担任责任重大的官职。所有这些无资格的人，现在都被撤职了。但是，随后易卜拉欣遵照他父亲的指令，把原来的赋税提高两倍多，对于丝绸和其他土产，建立了国家垄断（这是依照埃及的先例的），更坏的是，还坚持解除人民的武装，并实行征兵制。征兵制在叙利亚人，特别是黎巴嫩人看来，是最侮辱人的制度。1834年在巴勒斯坦开始的起义，蔓延到叙利亚全境。1840年6月8日，黎巴嫩的起义者发表宣言，列举埋怨的各种原因，就把解除武装和征兵制度放在首要地位。在那个时候，由于黎巴嫩封建地主与穆罕默德·阿里之间的友谊，黎巴嫩曾获得特殊的待遇。穆罕默德·阿里希望从黎巴嫩的森林里获得重建他的海军船只的木料，他的海军在纳瓦里诺岛几乎全军覆没了。当年埃及人在盖尔那伊勒开采煤矿，在麦特尼县的麦尔哲巴开采铁矿的痕迹，仍然是引人注目的。素丹麦哈茂德想要扑灭这些起义，竟于1839年又大胆派出一支军队到叙利亚去，结果在尼济普（在叙利亚北部）遭到惨败，使帝国再一次跪在它的封臣的脚下。但是，列强再次干涉，于1840年11月22日，强迫穆罕默德·阿里从叙利亚撤退。易卜拉欣于12月29日从大马士革动身，取道加宰回国。伯什尔由一只英国船送到马耳他岛。具有国际意义的叙利亚—埃及插话，结果是加强了英国在东方的利益，而牺牲了法国的利益。

    奥斯曼当局现在相信，要使黎巴嫩归他们直接控制，唯一的办法是在马龙派和德鲁兹派之间煽动斗争，在伯什尔统治之下，正如在法赫鲁丁的统治之下一样，在这两个教派当中，总的准线是遵循党派的路线，而不是宗派的路线；黎巴嫩间歇的国内战争，直到现在，都是封建性的战争，不是宗教性的战争。土耳其人对于古罗马的格言，《分而治之》的应用，并非新手。为了控制各省，现在正是他们开始执行中央集权政策的时候。在基督教徒和德鲁兹派教徒中间的人民大众，特别是基督教徒中的群众，内心惶惶，对于封建贵族政治心怀不满。北方的黎巴嫩农民，受牧师们的怂恿，于1858年举行暴动，反对地方的封建主，还计划在农民之间平分他们的大量财产。伯什尔是黎巴嫩历史上最坚强的统治者，他曾保持高标准的社会治安和公道，修筑新道路，奖励吸收西方的文化教育影响，但是，他的同名者和继任者，却是另一种素质。

    在德鲁兹派教徒和马龙派教徒之间，因土耳其政府的挑拨离间而发生了许多内部的骚动，这些骚动，开始于1841年，以1860年的大屠杀为结束。1860年这一年在这个国家的编年史上永远是不光彩的。阿卜杜勒·麦吉德一世，是当时的哈里发。在这次大屠杀里，大约有一万一千个基督教徒（大半是马龙派教徒），死于动乱，有一百五十个乡村，曾被焚毁。黎巴嫩的农民，仍然以这个动乱年（sanat al-harakah）为他们历史上地方事件的纪元。这次屠杀，曾引起欧洲人的干涉和法国军队对黎巴嫩的占领。1861年，这个山区接到一个法令（三年后曾经修订），准许享受在一个信基督教的总督（mutasarrif）统治下的民族自治，总督每五年改任一次，由素丹任命，由各签字国批准。历任的总督，都是天主教徒。新的黎巴嫩山总督辖区，没有土耳其驻军，不向君士坦丁堡缴纳年贡，辖区的公民不服兵役。第一任总督达五德帕夏（1861—1868年），出生在阿贝的一所小学校旁，那所学校创建于1862年，是作为德鲁兹教派的学校，由宗教基金维持的。

    黎巴嫩在总督和民选的政务委员会的领导下，繁荣起来，那是邻近的任何一省都比不上的；黎巴嫩被认为是土耳其各省实行民族自治的“最有用的范例”。黎巴嫩的治安，社会生活和政治生活的标准，都进步到奥斯曼帝国任何一省望尘莫及的程度”。黎巴嫩人口的增加，找到了一个出口，即迁移到埃及、美洲和澳洲，在那些地方，黎巴嫩移民的子孙，仍然是兴旺的。黎巴嫩的民族自治，继续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后，才被土耳其人摧毁了。被吸引到自治的黎巴嫩来的西方教师、传教士、医生和商人，数量比近东任何地方都要多。黎巴嫩的人口，大半是基督教徒，因此，更能接受欧美的观念和习惯。比较伯什尔和法赫鲁丁的时代，黎巴嫩更加变成了窗口，阿拉伯人的四方院子，通过这个窗口，向西窥视外面的世界了。

    奥斯曼人在1534年开始于幼发拉底河谷的景况，是与尼罗河谷的景况不相上下的。土耳其的帕夏、本国的封建地主、麦木鲁克人，争权夺利，同时人民群众遭受贪赃枉法、扰攘不宁的灾害。在这里也同在别处一样，在帝国的强盛时期逝去之后，到十六世纪末，省长的权力开始动摇起来了。历史的话题集中到巴格达的各种人物和阴谋上面，巴格达是全国被分成的三个省当中最重要的一个，其余的两个是巴士拉和毛绥勒（摩苏尔）。这个国家具有汉谟拉比和尼布甲尼萨统治下的古代声望，还具有哈伦和麦蒙统治下的中世纪的光华，而在奥斯曼人的统治下，黯然失色，到了空前绝后的程度。

    十叶派分子，在伊拉克人口中占优势；与君士坦丁堡总部之间的交通有困难；与十叶派的波斯很接近；城市和各部族之间有裂痕：所有这些都是伊拉克形势的明显的特点。现在，就象拜占廷时代那样，君士坦丁堡和波斯仍在争夺这个国家的霸权。十叶派认为，最神圣的陵庙都在伊拉克，如卡尔巴拉的侯赛因陵庙、纳贾夫的阿里陵庙、卡齐迈因的第七位和第九位伊马木的陵庙，因此，伊拉克是十叶派的根据地，十叶派的皈依者都把逊尼派的哈里发和奥斯曼的素丹看作是篡夺者。同时，他们把波斯人认作朋友和同盟者。十叶派的因缘，构成了伊拉克和波斯之间最坚强的纽带。在整个十六世纪期间，土耳其和波斯一直处于敌对的形势之下，这种敌对即使不是进攻性的，也是防守性的。1508年，沙易司马仪占领了巴格达，而且固守到赛里木胜利之后。1623年11月，沙阿拔斯借助一个禁卫军叛逆的告密，又重新占领了巴格达。在十五年的期间，伊拉克一直是萨法王国的一个省。除赋税外，土耳其的兴趣主要在于利用这个国家为基地，去反对阿拉伯半岛的东岸，但是，土耳其从未能固守东岸地区。土波战争，妨害了伊拉克的经济，妨碍了对于十叶派各陵庙的朝拜——那是国家收入的一个重要来源。十七世纪早期，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建立，使伊拉克处在东方和西方之间陆路交通的一个战略地位上。十七世纪末，英国人在波斯湾战胜了葡萄牙和荷兰竞争者，夺得了海上贸易的霸权。在伊拉克的土地上发现石油，这件事加强了这个国家在战略上的重要性。1925年，伊拉克石油公司取得了石油开采权，以七十五年为期。

    贝杜因人，不守纪律，无法无天，到处劫掠，长期以来一直成为纷扰的原因。土耳其首都和伊拉克省会之间的交通线，任凭由来自沙漠的流浪者和山区的部族去支配。约在十八世纪中叶，幼发拉底河下游的几个贝杜因部族，结成联盟（al-Muntafiq），他们把循环性的头痛，不但带给了巴格达的帕夏们，而且带给了地方上的麦木鲁克和城市居民。

    麦木鲁克的政府是自治的领地，不是总督的管区，他们大都是入口的塞加西亚的奴隶，他们当中的素莱曼阿哥（SulaymunAghā，后来升级为帕夏）艾卜·莱伊拉是1747年首先得势的。最后的麦木鲁克是达五德（1830年卒），他是很开明的，曾在巴格达创办几所学校。伊拉克曾被一个麦木鲁克的寡头政治所掌握，达八十多年之久。在克里米亚战争后（1853— 1856年），君士坦丁堡更坚决地努力维护其政权，并在巴格达派驻一支强大的军队。1869年，它派出一位最进步而且最宽大的政治家米德哈特帕夏，来做伊拉克的总督。米德哈特企图遏止无法无天的现象，使游牧人定居下来，耕种田地。他还试着改良灌溉，并且采用土地注册制。这位土耳其官吏是这样的廉洁，据说他曾变卖了自己的怀表，用来作为返回君士坦丁堡的旅费。他任职的短时期，就象一张黑色画片上唯一光明的小点一样，特别显得突出。他写下了土耳其的第一部宪法，因而博得更多的荣誉。那部宪法，在1877年由阿卜杜勒·哈米德废除了。

    阿拉伯半岛自成一个集团，与北非集团和埃及、叙利亚、伊拉克集团，是不相同的。作为伊斯兰教的摇篮，阿拉比亚的周围有一道园光，在全世界穆斯林的心目中，保持着一个独特的地位。神圣的联想，地理上的孤立，不发达的交通等等，使这个大半岛仍然具有中世纪的面貌。希贾兹和也门，与西方的观念和影响之间，存在着特别的绝缘体，所以这两个地区成为近东最独立自足的部分。

    也门虽然没有成为先知活动范围的主要地区，但是，它与希贾兹同样是独立自足的，如果不是更独立自足的话。也门的人民是宰德的追随者，他是侯赛因的曾孙，约在740年反抗伍麦叶人的起义中被杀害了。宰德教派虽然是十叶派的支派，却不强调十叶派的教义，他们几乎是逊尼派。他们当中有一个名叫嘎西木的，曾于1633年成功地赶走了土耳其省长，而建立了伊马木国家，这个国家几经盛衰，继续到1871年。但是，从1849年开始，这个国家又变成土耳其的一个省，直到1904年为止。这一年伊马木叶哈雅兴起了。他在1905年占领了萨那，后来定都于此，但是，在1911年之前，“崇高的阙下”并不承认这个国家的区域自治。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年，土耳其人实际上才从这个国家完全撤退了。1948年2月，叶哈雅成为一次宫廷阴谋的牺牲者。不太久以前，有一个访问者，他是大马士革的穆斯林，还由伊马木的警卫员陪着，去访问马里卜水坝的遗址，但几乎遭到当地居民的攻击，唯一的原因是他仿佛是一个陌生的外国人。美国籍的黎巴嫩作家艾敏·里哈尼，曾于本世纪二十年代初访问也门，在他和也门的教义学家见面时，他们立刻拿出黑眼镜来戴上，以免被一个基督教徒的眼光所玷污。

    1960 年以前，半岛上有两个独立国家：沙特阿拉伯王国和也门王国，此外，就是亚丁殖民地、亚丁保护国、马斯喀特素丹国和阿曼、休战的各酋长国、卡塔尔和巴林自治酋长国，所有这些国家在不同程度上都是大不列颠的附庸，受它保护。另一个波斯湾的酋长国科威特，经英国人宣布，于1914年获得自治，1961年成为独立的酋长国。这个盛产石油的国家，按人口计算，在全世界大概是收入最多的。阿曼和阿拉比亚的东南海岸，早期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晚期是英国的势力范围，它不象希贾兹、纳季德、也门那样曾受到土耳其的控制。在将近一个半世纪的时期里，这个地区的素丹国，以马斯喀特为首府，名义上是独立国家，实际上与英国政府保持密切的联系，1939年签订的一个条约，又加强了这些联系。从卡塔尔半岛东南端，向东南延伸三百六十英里，这一段波斯湾海岸，从前以海盗海岸著称，是属于休战的各酋长国的。这些酋长，在一个时期内，曾经同东印度公司为敌，1820年与英国政府缔结了一个总条约，规定维持和平，放弃海盗行为和奴隶贸易。卡塔尔同英国政府的关系，和南面的酋长国同英国的关系是一样的，并且由1916年签订的条约加以校正。巴林的情形，实际上也是同样的。这个岛上有举世闻名但日渐衰落的采珠业，1932年又增加了更有利的石油工业。

    1968年，英国政府宣布，计划在三年之内把所有的军队撤出波斯湾。跟着，巴林、卡塔尔以及七个休战的国家的代表集会，开始商谈关于建立阿拉伯联合酋长国的问题。

    亚丁（阿登）保护国，从亚丁殖民地向东延伸，包括拉赫杰、哈达拉毛、马哈拉和索科特拉岛。十八世纪中叶以前，这个地区一直由萨那的伊马木管辖。亚丁，这个海港要塞和首都，远在1839年，已加入英帝国的领土了。1967年，整个地区宣告独立，成立南也门共和国。

    十八世纪中叶，唯一神教徒（Muwahhidūn）兴起以后，阿拉比亚的现代史才开始。这个运动是一个严格的复兴运动，创始者是纳季德的欧雅叶奈人穆罕默德 ·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1792年卒）。他曾游历希贾兹、伊拉克、叙利亚等地，返回故乡的时候，所得的观感是，同时代的人所奉行的伊斯兰教，已远远地背离了先知和《古兰经》所规定的正统派的实践和理论，因此他决心要清除一切异端，使伊斯兰教恢复其原始的严格性。他的灵感，显然是得自伊本·太伊米叶所解释的伊本·罕百勒的著作。这位革新的学者，与穆罕默德·伊本·素欧德（1765年卒）缔结了盟约，并且把女儿许配给他，他当时是中阿拉比亚的一个小头领。这是宗教和宝剑相婚配的另一个例子，结果是这个教派和伊本·素欧德的政权在阿拉比亚中部和南部得到迅速传布。伊本·阿卜杜勒·瓦哈卜的追随者，被他们的反对者叫做瓦哈比教派。由于他们热切希望使伊斯兰教摆脱圣徒崇拜和其他异端（bid‘ah），他们于1801年劫掠了克尔贝拉，于1803年攻下了麦加，于 1804年克服了麦地那，把受人尊敬的那些坟墓都摧毁了，并且使这些城市摆脱了含有多神教味道的东西。1805年，他们进攻叙利亚和伊拉克，并且把他们的领土从巴尔米拉扩张到阿曼，这是从先知的时代以来，这个半岛上最大的版图。据他们的解释，他们的成功，是真主不喜欢赛里木三世的异端的一个标志。“崇高的阙下”张皇失措，请求穆罕默德·阿里指挥一系列的战役，1818年终于摧毁瓦哈比派的势力，并且把他们的首都迪里叶夷为平地。但是，瓦哈比派的教义继续传布，从东方的苏门答腊到西方的尼日利亚，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影响。

    除1833年开始的一个短时期的恢复外，这个运动处在一种晦暗的状态中，后来由阿卜杜勒·阿齐兹·伊本·素欧德又恢复过来，他是瓦哈比国家和瓦哈比朝代现代的首领。起初，阿卜杜勒·阿齐兹是侨居在科威特的一个亡命者，他在二十世纪的最初二十五年中为自己开拓了一个王国，这个王国的牺牲品，是哈伊勒的伊本·赖世德家族和麦加的舍利夫侯赛因家族。这个王国从波斯湾连绵到红海。1916年，由于英国人的怂恿，侯赛因宣布自己是“阿拉伯人之王”，1924年又僭称“穆斯林们的哈里发”。 1921年，阿卜杜勒·阿齐兹结束了赖世德家族，1924年占领了麦加，1925年占领了麦地那，1932年创建了沙特阿拉伯王国，自己做了国王。他宣布部族的劫掠为非法，限制运送朝觐者的收费，建立起高标准的治安，把广播、无线电报、电话、汽车等引入某些地区。他还企图使他的游牧人民易赫旺（Ikhwān，同胞）在农民居住区定居下来，但是，没有很大的成效。1933年，阿美石油公司初次取得石油开采权，这个公司已成为政府和人民最大的财源，收入比朝觐圣地者所缴纳的用费大得多。这个公司仍然在不断地对于阿拉比亚的现代化作出贡献。

    在奥斯曼人统治之下，在阿拉伯各国盛行的那种政治情况以及伴随的社会和经济情况之下，不能希望看到有什么高等的智力工作。但是，弊病却是根深柢固的。在土耳其人来临之前好几个世纪，伊斯兰教创造的火花早已熄灭了。十三世纪开始的经院神学的全胜，在精神领域中正统派和神秘派的占据优势，科学精神的衰退，不加批判地尊崇古人之风的盛行，以及墨守成规等，这一切都不利于学术研究和学术创作。束缚阿拉伯人智力的这些桎梏，直到十九世纪早期在西方的影响之下，才开始逐渐解除。

    这个时代的作家，大体上是注释家、编纂家、节本的作家。文学的形式主义和智力的严肃性，标志了他们的著作的特征。哈只·赫勒法（1658年卒）的名字，在用阿拉伯语写作的土耳其人当中是卓绝的。土耳其人把他叫做年轻的书记（Kātib Chelebi）的这个君士坦丁堡人，开始，是在巴格达和大马士革采取军事行动的军队里担任一名军事文牍。他所著的《书名释疑》（Kashf al-zunūn‘anal-Asāmi wa-al-Funūn）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伟大的、最有价值的传记式和百科全书式的专论。

    埃及的文学活动，可以阿卜杜勒·瓦哈卜·舍耳拉尼（1565年卒）为代表，他是一个神秘派学者，他的许多著作，不但含有苏非主义，而且含有《古兰经》学和语言学。舍耳拉尼曾与众天神和众先知谈话，并且受到保守派教义学家的审问，他还遗留下大量的著作，其中有几种虽然缺乏创见，但很普及。他在《大等级》（al -Taba-qāt al-Kubra）里概述了最驰名的苏非派人的传记。埃及是一位著名的辞典编辑者的学术活动的场所，这位学者名叫赛义德·穆尔台达·宰比迪，他于1732 年出生于印度西北。宰比迪在领取政府年金的期间，在开罗写成大部头的辞典《新娘的花冠》（Tājal-‘Arūs），这是菲鲁兹阿巴迪的不朽的著作《辞洋》（al-Qāmūsal-Muhīt）的注释。他还给安萨里的《圣学复苏》作了一部巨大的注释。宰比迪死于1791年的那次鼠疫流行。我编写本章的时候，使用了许多埃及编年史家的著作，其中最重要的一位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哈桑·哲伯尔帖（1822年卒），他的祖先从阿比西尼亚的哲伯尔特迁移到开罗来。哲伯尔帖在爱资哈尔主讲过天文学，曾被拿破仑任命为国务会议（dīwān）的成员，法国侵略者是希望借他的声望来统治埃及。这位史学家在自己的著作里批评过穆罕默德·阿里，因而据说，他在回家的途中，被穆罕默德·阿里暗杀了，但这种说法是没有事实根据的。他的著作《传记和传闻的奇观》（‘Ajā’ib al-thār fi al-Tarājim w-al-Akhbār），一部分是编年史，一部分是死亡表。

    本章所援引的编年史，有三部是黎巴嫩人的著作，他们都是马龙派的。伊斯帖方·杜韦希（1704年卒），曾受教育于罗马僧侣学校，那所学校是教皇格里戈里十三世在1584年为训练马龙派学生做牧师而创办的。杜韦希在他的教会里升到最高的教长职位。艾米尔哈伊达尔（1835年卒）是什哈卜贵族的成员，黎巴嫩的许多封建统治者都是出身于这个家族。唐努斯·什德雅格（1859年卒）出生于贝鲁特附近，曾在几位什哈比封建主时代任法官。但是，当代最卓越的马龙派学者（事实上是黎巴嫩学者），无疑是优素福·赛木安·赛木阿尼（1687—1768年），他也是罗马僧侣学校培养出来的。东方学研究，特别是关于基督教教派的研究，所以能稍稍普及于西方，主要是由于这位黎巴嫩的博学者的努力。他在梵蒂冈图书馆工作的结果，是以大量的东方写本，去增补现在被认为是世界上最丰富的丛书之一的那部东方丛书。赛木阿尼的杰作《东方丛书》（Bibliotheca Orientalis）体现了他对于这些写本的研究，这些写本是用叙利亚语、阿拉伯语、希伯来语、波斯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亚美尼亚语写成的，现在仍然是关于东方各教会的资料的主要源泉。

    在叙利亚，有两位著作家可以被认为是这个时代的精神的代表：穆希比和纳布卢西。他们两位都是大马士革人，都是多产的作家。穆罕默德·穆希比（1699年卒），曾在君士坦丁堡受教育，在麦加和麦地那当过副法官，在故乡当过教授。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名人传，包括在回历十一世纪（1591—1688年）去世的一千二百九十位名人的传记。阿卜杜勒·加尼· 纳布卢西（1731年卒），由他的姓名就可以看出来，他原籍巴勒斯坦，是一位苏非家兼旅行家。他写了大量著作，但多半没有出版。神秘主义是他最感兴趣的问题，可是他的旅行记，虽然强调神圣的陵庙以及与陵庙有关的各种传奇，仍然是他对于知识的主要贡献。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第六编 奥斯曼帝国的统治和独立
第五十章 作为土耳其行省的阿拉伯国家

约在1300年，奥斯曼国家牺牲了拜占廷帝国，而建立于塞尔柱克王国的遗址之上，过了六十多年，它仍然只是一个边疆上的公国。这个公国，曾在兵连祸结、风雨飘摇之中过生活。1326年，开始定都于布尔萨（布鲁撒）。1366年，这个公国已变得更加稳定，在欧洲大陆上获得一个坚固的据点，发展成为一个王国，定都于亚得里亚那堡（埃德尔纳）。1453年，征服者穆罕默德二世征服了君士坦丁堡，一个新的纪元，帝国的纪元，正式开始了。这个新的巨人，跨博斯普鲁斯海峡而屹立，一只脚踏在亚洲，另一只脚踏在欧洲。他的版图日愈扩大，在灭亡麦木鲁克王朝后，他不仅变成了拜占廷的继承者，而且变成了继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而崛起的各小国的继承者。这个新帝国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国土，也继承了东方和西方的思想，这种联合的遗产，大概是奥斯曼土耳其历史上内容最丰富的事实。

十六世纪时，北非其余的阿拉伯国家，被吸引到逐渐上升的土耳其新月的轨道上来。在这些国家当中，有阿尔及利亚（大体上是罗马人的努米底亚， Numidia）。征服埃及次年，即1518年，希腊血统的奥斯曼海盗赫伊尔丁·伯尔伯罗萨和他的弟弟，侵入这个国家，打退了西班牙的侵略，把这个国家献给“崇高的阙下”。“崇高的阙下”赏赐赫伊尔丁总督（beylerbey）的称号，作为报酬。赫伊尔丁建立了一个军事贵族政体，以一支土耳其禁卫军团作为这个政体的中坚。赫伊尔丁也为土耳其素丹建立了一支由熟练水兵组成的装备完好的舰队，那些水兵是从叛教的基督教徒中招募来的，有意大利人，也有希腊人，他们随时准备在整个地中海里贯彻土耳其帝国的侵略政策。这支舰队，把奥斯曼这个怕人的名字向西一直传到西班牙海岸，正如土耳其禁卫军把这种恐怖向东一直传到底格里斯河两岸一样。于是，一个危险的邻国，就在突尼西亚（Tunisia，大体上是罗马人的亚非利加）以西建立起来了。1534年，突尼西亚国内发生王位继承之争，赫伊尔丁乘此机会，暂时占领了突尼西尼，但是，过了四十年，这个国家才被划入土耳其的版图，成为一个省。征服突尼西亚的陆军，是由息南帕夏指挥的，他是一位显赫的将军，原籍阿尔巴尼亚，1568年，曾以埃及长官的身份，指挥攻打南阿拉比亚的战役，将也门纳入了奥斯曼帝国的版图。在息南之前，一位伟大的土耳其海军大将皮利·赖伊斯（原来可能是一个基督教徒）曾在阿拉伯半岛的南岸和东岸采取军事行动，占领了阿登（亚丁，1547年）和马斯喀特（1551年），一直远征到波斯湾口。他的一张地图，最近被发现了，即所谓的“哥伦布地图”，上面画着大西洋和美洲大陆。自1705年起，突尼西亚的长官历来都称为贝（bey），过了一个世纪，才改称为岱（dey）。早在结束西班牙人在突尼西亚的统治和本地的各朝代之前，息南帕夏和另外的两个土耳其将军，就已经从的黎波里赶走了马耳他岛的圣约翰的骑士们，并于1551年占领了的黎波里。原来腓尼基人在迦太基的三个殖民地和邻近的领土，在罗马人的统治下，曾一度构成的黎波里塔尼亚省（Tripolitania），这是Tripoli（阿拉伯语的Tarābulusal-Gharb，西方的太拉布鲁斯）这个希腊名称的由来。在突尼西亚，柏柏尔人的成分是最弱的。除多山的摩洛哥（阿拉伯语的al-Mag-hrib al-Aqsā，远西，大体上是罗马人的毛里塔尼亚，Manretania）外，大半数人口是柏柏尔人后裔的几个柏柏尔人的国家，就这样倒入了奥斯曼人的怀抱之中。一般地说，柏柏尔人人口的比例，不仅是自东至西地，而且也是自北至南地逐渐增加。

的黎波里、突尼西亚、阿尔及尔，现在都已变成省会，这三个省，名义上是土耳其的属国，但实际上是半独立的，在一个长时期内，都由土著的统治者管辖，有许多统治者，曾将政权传给他们的后人。这三个政府，都由军事寡头政治的统治者加以控制。这三个政府，每年向土耳其政府称臣纳贡，表示承认土耳其的宗主权，尽管那种贡税具有更多的礼物性质。奥斯曼帝国代理人的横征暴敛所激起的暴动，偶尔震动了这些国家。自1711年到1835年，的黎波里塔尼亚由盖赖曼利家族治理。自十七世纪以后，由于奥斯曼帝国舰队的衰落，就放松了帝国对非洲三省的控制，给统治者以更多的权力，去行使地方自治，无论统治者是帕夏，或贝，或岱，他们的权力都比埃及和叙利亚的统治者的权力还要大些。

柏柏尔人的几个省，变成了海盗的国家。海盗行径，主要是针对基督教徒的，首先采取了圣战（jihād）的性质。当海盗就象当兵一样，变成了一种职业。这种职业，对于政府和人民都是有利的。对于俘虏和战利品，都征收定额的捐税；俘虏不是留着待赎，就是卖做奴隶。大约三百年的期间，这种收入是国库岁入的主要来源。海盗船只，常常作为一些单位，编入奥斯曼舰队。从穆斯林的西班牙流落在外的亡命徒，纷纷参加了地中海海盗的行列，他们的劫掠，变成了海上的灾难。海盗的活动，在十七世纪前半期，达到了极点，危及意大利、法兰西和西班牙的海岸。在十七世纪后半期，英国和法国在海上作战，迫使海盗尊重这两个国家的国旗，但是，较小的国家，仍然要每年纳贡，替自己的侨民和商业取得豁免，而这种豁免无论如何也是靠不住的。荷兰，丹麦和瑞典的情况，就是这样的。甚至北美合众国，也曾为寻求安全而每年纳贡，并且在 1783年，卷入对阿尔及利亚的战争，在那个时候，阿尔及利亚是海盗的大本营。自1796年以后，美国向的黎波里缴纳八万三千美元的年贡，到1801年，的黎波里的岱坚持要美国增加年贡的数量，因此引起一场持续四年的战争。1815年，美洲又开出一支敌意的舰队，访问了的黎波里。由于跟柏柏尔国家进行海战，这对美国舰队的发展是起了一些刺激作用的。

北非大部分地区的征服，是在素莱曼一世在位的时代（1520—1566年）完成的，他是叙利亚和埃及的征服者的儿子，在他的统治之下，奥斯曼帝国达到了极盛时代。在素莱曼在位的时代，大半个匈牙利被征服了，维也纳被围攻了，罗得岛被占领了。奥斯曼人的版图，从多瑙河上的布达佩斯连绵到底格里斯河上的巴格达，从克里米亚连绵到尼罗河第一瀑布。这不仅是现代最强大的穆斯林国家，而且是最持久的穆斯林国家。历代的素丹，不下三十六位，都是奥斯曼男性的直系亲属，自1300年传位到1922年。

素莱曼在他的人民中间，是以“立法者”（al-Qānūni）这个荣誉的称号闻名的，因为以他的名字命名的那部法典，曾受到后代高度的尊重。他曾委托阿勒颇人易卜拉欣·哈莱比（1549年卒）编纂一部法典，名叫《群河总汇》（Multaqaal-Abhur）。在十九世纪的改革之前，这部书一直是奥斯曼法律的标准著作。但是，对欧洲人来说，素莱曼是以庄严者闻名的，而他确是庄严的。他的宫廷是欧亚两洲最辉煌的宫廷之一。下面是他曾经写给法兰西国王法兰西斯一世的一封信，所使用的风格是值得注意的：

我是素丹们的素丹，君主们的君主，是把王冠分配给地面上的国王的人，是上帝在大地上的影子，是白海和黑海、鲁米利亚、安纳托利亚、卡拉马尼亚、罗马国、左勒卡德里亚、迪亚巴克尔、库尔迪斯坦、阿塞拜疆、波斯、大马士革、阿勒颇、开罗、麦加、麦地那、耶路撒冷、整个阿拉比亚、也门和其他许多地方的素丹和君主，这些地方是我的高贵的先辈和我的光荣的祖先（愿上帝照亮他们的陵墓）用他们胳膊的力量所征服的，也是“我陛下”用自己炽热的宝剑和胜利的大刀所制服的，我是素丹素莱曼汗，是素丹赛里木汗的儿子，是素丹巴叶济德的孙子，我写信给你法兰西斯，法兰西国的国王。

素莱曼曾用清真寺、学校、医院、大厦、灵庙、桥梁、水管桥、队商旅馆、共公澡堂等建筑物，去装备和美化首都和其它城市，据说有三百三十五座建筑，是他的总建筑师息南所建成的。息南原来是安纳托利亚的一个基督教青年，可能是应募到君士坦丁来的，后来成为土耳其最卓越的、精力最旺盛的建筑家。他的杰作，是富丽堂皇的素莱曼清真寺（为了纪念他的恩人素莱曼），以此来使圣索斐亚教堂暗淡无光。它的庄严的圆顶，比查士丁尼大教堂的还要高十六英尺左右。它的凹壁（mihrāb）和后墙，都是用波斯式的瓷砖加以装饰的。当灰光灯照耀着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这座都城的时候，曾一度迷人的麦地那、大马士革、巴格达、开罗 ——从前强大帝国的首都和灿烂的文化名城——都已被用作各地区长官和来自君士坦丁堡的驻军的住所了。从前在历史上，在君士坦丁堡这座城市的城墙下面，曾经四次出现过气势汹汹的来自大马士革和巴格达的阿拉伯军队。

土耳其文化，完全是由各种不同成分构成的惊人的混合物。远在突厥人迁移到西亚之前，他们就与波斯人接触，从波斯人那里采取了艺术的主题、纯文学的典范以及颂扬国王的那些政治观念。他们爱战争，喜征服，好客而且有同化力的倾向，这些可以说是游牧生活的纪念物。拜占廷人曾供给他们军事的和政府的各种制度，那主要是由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人间接传授的。但最重要的是，阿拉伯人是土耳其人的教师，与希腊人是罗马人的教师具有同样的意义。从阿拉伯人那里，土耳其人获得了科学和宗教——包括社会经济原理和宗教法律——以及书写用的字母体系，这种字母一直用到1928年。土耳其人（突厥人）还居住在中央亚细亚的时候，他们只有少量的书面文学，因此，他们曾采用过叙利亚书法，那是由叙利亚的基督教徒传授他们的。由于采用伊斯兰教和阿拉伯字母，就有成千上万宗教的、科学的、法律的和文学的术语，是借自阿拉伯语和波斯语的。尽管最近民族主义者想方设法企图肃清外来语，那些术语仍然有许多埋置在土耳其语里面。奥斯曼人在三个方面曾作出比较重大的、创造性的贡献：治国才能、建筑学、诗歌。

奥斯曼帝国，象以前罗马人的帝国和阿拔斯人的帝国一样，在特征上和组织上，本来是军事的和朝代的帝国。它的主要目标，与其说是人民的福利，不如说是以素丹兼哈里发为化身的国家的福利。人民当中包括阿拉伯人、叙利亚人、伊拉克人、埃及人、柏柏尔人、库尔迪人、亚美尼亚人、斯拉夫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等民族集团，他们各有不同的语言文字、宗教信仰、风俗习惯，奥斯曼人用宝剑把他们结合了起来。统治阶级，喜欢自称“欧斯曼利”（‘Uthmānli）、“奥斯曼利”（Osmanli）、“奥托曼” （Ottoman），土耳其农民与统治阶级不同，他们也算做被统治的人民。土耳其人在自己广阔的领土上，过去是，现在仍然是一个占优势的少数集团，他们没有企图在阿拉伯人的地区殖民。但是，他们与非穆斯林的妇女结婚，以便他们的血统得以保持新鲜，同时对任何一个臣民，只要他信仰伊斯兰教，说土耳其话，并参加土耳其宫廷，他们就承认他有充分的公民权。当时实行定期征募儿童的制度，在继续实行这个制度的年代里，他们能够迫使受过训练的青年去服兵役和参加行政事务，并且把非穆斯林家庭出身的优秀的男性青年加以同化。被征服人民中的最有才能的人物，有些被吸收并集中到首都来，加以伊斯兰化和土耳其化，然后利用他们去促进帝国的繁荣和进步。塞加西亚人、希腊人、阿尔巴尼亚人、斯拉夫人、意大利人，甚至亚美尼亚人，都有被提升到帝国最高职位的，还有一品当朝为宰相的。

这个国家，与其说本来是为人民的福利而组织的，不如说是为战争的便利而组织的，它幅员广大，交通不便，民族复杂，在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之间——甚至在土耳其穆斯林和阿拉伯穆斯林之间，在基督教的这个教派和那个教派之间——存在着裂痕，具有这些缺点的一个国家，衰退的种子早已埋置在它的基本组织里了。它曾经面临民族主义获得胜利的世界，因而它的处境变得很坏。伊斯兰教国家，为了解决少数民族问题，而精心结构了宗教团体内部的自治制度，根据这个制度，各宗教团体享有大量的自治权，这个国家向来贯彻这个古典的制度，同时国家的最高权力，集中在一个人——素丹兼哈里发——的手中（最少在理论上是这样的），王位继承的系统，又不明确，所有这些，都增加了帝国组织先天的弱点。奇怪的不是帝国的分崩离析，而是分崩离析竟没有更早地发生。

素莱曼死后不久，这个帝国就开始走下坡路，这是一条漫长而曲折的道路。1683年进攻维也纳失败，可以认为是下坡路开端的标志；土耳其在欧洲的扩张，再没有取得更多的进展。此后，土耳其人的问题，变成了如何保持既得领土的问题，而不是获得更多领土的问题；武装力量的任务不再是进攻，而是防守了。除国内堕落腐化的势力之外，在十八世纪又来了外国的势力，当时，法兰西、英吉利、奥地利、甚至俄罗斯，已开始要求“势力范围”，而且开始用贪婪的眼光，注视着欧洲“病夫”的财产。但是，由于列强竞争，互相猜忌，缺乏一致行动，病人才得以苟延残喘。

北非的阿拉伯人地区，是奥斯曼帝国最初丧失的领土。那些地区，接近南欧，远离伊斯兰国家在西亚的中心和心脏，那里伊斯兰教的传统比较薄弱，柏柏尔人和欧洲人的血统，在人口中又占着较高的比例，因此，那些地区从一开头就是自便的。

阿尔及利亚，是从这个帝国被分割的第一个阿拉伯地区。1830年，法兰西的军队在阿尔及利亚海岸登陆，外表上是报复海盗的活动，是为遭受阿尔及利亚统治者侯赛因岱侮辱的法国领事报仇。十八年之后，法国宣布这个国家及其沿海一带为法国领土的一部分。1942年11月，美军在那里登陆，赖法尔援引1848年法令，提出抗议，坚持整个地区都是法兰西自然的延长。象其它省份一样，阿尔及利亚也派代表参加法国议会。法国军队和阿尔及利亚民族主义者经过八年的流血战争，于1962年缔结了和平条约，阿尔及利亚遂获得独立。

法兰西帝国向东发展，结果于 1881年占领了突尼西亚，在那里奉行同样的政策，其范围几乎是一样广大的。正如在阿尔及利亚一样，法兰西语代替了阿拉伯语，成为当地人的文学语言。突尼西亚，名义上虽然是一个保护国，但是，实际上简直是法兰西的一个属国。一个法国总督，坐在本国贝的旁边，管理一切公务。但是，由于接近埃及，穆斯林的民族传统保持得比较牢固。在这两个地区，都有成千上万的法兰西移民定居下来。突尼西亚的情况是错综复杂的，因为那里有数量和规模都很大的意大利殖民地。在法兰西的制度下，阿尔及利亚和突尼西亚都享受了较高程度的安全和公共卫生，得到更便利的交通设施，这是毫无疑义的。突尼西亚在1955年获得内部自治， 1956年获得完全独立。突尼西亚和阿尔及利亚，现在都是共和国了。

的黎波里塔尼亚，大部分是干燥的沙漠，沿海一带有几个绿洲，曾是柏柏尔人国家里最后的土耳其前哨。作为1911—1912年土耳其一意大利战争的结果，的黎波里塔尼亚从奥斯曼人的手中被夺去，改成一个殖民地，于1934年与昔兰尼加合并成意大利的利比亚。二次大战期间，英国、法国和利比亚当地的军队共同行动，把有德国人帮助的意大利的军队赶出了利比亚。1951年，利比亚宣告成为一个独立的主权王国。

1901 年，法兰西开始征服摩洛哥。在这里，曾经建立过两个强大的阿拉伯—柏柏尔帝国，但并不是奥斯曼帝国的一部分。法兰西的地带是在1907年到1912年期间完全取得的。同时，西班牙也在忙于夺取自己的份额，即与西班牙海岸正对面的那个地区。1956年法国和西班牙都放弃了自己的保护国，满足了摩洛哥素丹（现为国王）的要求。撒哈拉沙漠以北的“白非洲”（以南的通称为黑非洲），在1830年后的八十二年间，全部落入南欧三个拉丁国家的手里，而经过二次大战后，这里完全获得了解放。在二次大战之前，虽然有些民族主义的骚扰，整个地区却并没有受到多大的影响。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伯海里系的麦木鲁克人都是突厥人，而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却是塞加西亚人，只有两个例外，一个是胡什盖德木（1461—1467年），一个是帖木儿不花（1467年），他们两个是希腊人。布尔吉系比伯海里系还要更加反对世袭王位的制度；素丹只是同辈人的第一人，实权是在军事寡头集团的手中。布尔吉系的二十三位素丹，在位的年代总计一百三十四年（1382—1517年），其中九人共在位一百二十四年。这九位素丹是贝尔孤格、法赖吉、穆艾叶德·舍赫、白尔斯贝、哲格麦格、伊那勒、胡什盖德木、嘎伊特贝、干骚·奥里。其余的十四人，几乎完全是不重要的，在1421年一年之内就有三位素丹上台下台。嘎伊特贝的统治，自1468年起到1495年止，不仅时间最长，从某些方面看来，也是最重要和最成功的。

    这个新政权在不断地进行迫害前朝皇室的阴谋、暗杀和掠夺。实际上，这个朝代是叙利亚—埃及编年史上最黑暗的时代。在素丹当中，有几个是背信弃义的、残忍的，有几个是无能的，甚至是堕落的，大多数都是无教养的。穆艾叶德·舍赫（1412—1421年）是一个醉汉，是贝尔孤格从一个塞加西亚的商人那里买来的。他犯过一些最恶劣的罪行。这些素丹当中，只有贝尔孤格的父亲是一个穆斯林。白尔斯贝（1422—1438年）原是贝尔孤格的一名奴隶，连阿拉伯语也不熟悉。他害了致命的病症，他的两位御医治不好，他就把他们的头砍了。伊那勒（1453—1460年）也是贝尔孤格的一个奴隶，他是一个文盲。与他同时代的史学家伊本·台格利·比尔迪认为，伊那勒朗诵《古兰经》第一章都要发生错误。他在公文上签署的名字，是按照一位秘书的笔迹描下来的。他有嗜好男风的嫌疑，拜伯尔斯和其他的麦木鲁克也有同样的嫌疑。阿拔斯王朝声名狼藉的蓄养娈童的制度，在麦木鲁克人的统治下，又兴盛起来了。他的第三个继任者雅勒贝（1467年），不仅是一个无教养的，而且是一个疯子。嘎伊特贝（1468—1495年）是白尔斯贝用五十个第纳尔买来的，哲格麦格解放了他。炼金术士阿里·伊本·麦尔舒什，不能把铁渣变成黄金，嘎伊特贝就下令挖掉他的眼睛，割掉他的舌头。他还对谷物买卖征收重税，使老百姓的苦痛更加深重。

    不仅素丹们是堕落的，他们的整个军事寡头集团，也或多或少都是腐化的。麦木鲁克王朝的许多长官和奴隶，组织了各种党派，互相仇视，互相倾轧，这些党派的起源就是贝尔孤格、法赖吉、舍赫、白尔斯贝等人的禁卫军。每个党派唯一的动机和愿望，就是攫取一切可能抓到的财富和权力。

    由于素丹们执行自私的政策，王国恶劣的经济情况就更加恶化了。白尔斯贝曾禁止从印度输入各种香料，包括急需的胡椒，而他把所有的存货囤积起来，等涨价之后再卖给老百姓，因而大发横财。他还垄断了制糖业，甚至禁止人民在一定时期内种植甘蔗，以保证他自己获得格外的利润。在他的朝代里，又有一次周期性的瘟疫降临埃及和四邻的国家，蔗糖能治疗这种瘟疫，所以特别需要。这种传染病的破坏性虽然不象“黑死病”那样，但是，据说在三个月之内，仅仅首都的人口，就死亡三十万人之多。这位素丹认为瘟疫流行，是由于人民作恶多端，招致天谴，因此，就下令禁止妇女走出门外，并且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缴纳新的苛捐杂税，以赎罪戾。他还下令把非穆斯林的公务人员一律开除，而且要他们穿上特殊服装。他的几个前任和哲格麦格、胡什盖德木等人，也实行过这种歧视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的政策。伊那勒的几位前任，还铸造减色的银币，并且屡次变更贵金属的法定价格。

    苛捐杂税，并不限于非穆斯林。国家没有正规的赋税制度，素丹们为了东征西讨、维持奢侈的宫廷、建立纪念性的建筑物等等需要，只好向老百姓横征暴敛，向政府官员敲榨勒索，这些官员也都是贪污起家的。尼罗河三角洲和东部沙漠里的劫掠成性的贝杜因人，屡次袭击定居在狭长河谷里的农业居民，并且大事破坏。蝗虫象周期性的瘟疫一样，定期降临。饥荒几乎变成了这个国家的慢性病，而在瘟疫流行，发生干旱（因尼罗河水位下降造成）的年份里，饥荒更加严重。在法赖吉和舍赫两人统治的时代，饥荒特别普遍。麦木鲁克王朝时代，叙利亚和埃及的人口，估计减少了三分之二。

    在这个时代的末期，某些国际因素，增加了这个国家的贫困和苦痛。1498年，葡萄牙航海家瓦斯科·德·迦玛发现了绕道好望角的海道。在叙利亚—埃及王国的历史上，这是一件极重要的事件。不仅红海和印度洋里的穆斯林船只，开始经常遭受葡萄牙和其他欧洲舰队的攻击，而且香料以及印度和阿拉比亚出产的其他热带物产的贸易，大部分也逐渐地不经过叙利亚和埃及的各港口了。因此，国家岁入的一个主要来源，就永远失去了。奥里的舰队在阿拉比亚沿岸与葡萄牙船屡次交战。他还威胁罗马教皇说，如果教皇不制止葡萄牙人，他就要把基督教的圣地摧毁，但是，他的威胁毫无效果。1500年，葡萄牙人在印度西海岸上的卡利卡特定居下来，十三年后，葡萄牙人的大将阿尔封索·阿布奎基炮轰了亚丁。

    这整个时代中唯一可取之处——仿佛是用来弥补统治者的短处——是修建了许多建筑物，这些建筑物，直到今天还是穆斯林建筑学上突出的例证，如贝尔孤格的清真寺和陵庙，嘎伊特贝的清真寺和奥里的清真寺。嘎伊特贝的纪念性的清真寺，包括清真寺本部、一座陵墓、一个公共饮用喷泉和一所学校。清真寺的圆屋顶，除红白两色很调和外，还用迷人的传统叶饰和圆花饰网加以点缀。麦木鲁克王朝的这一建筑物和其他建筑物，都表现了叙利亚艾优卜学派所创立的阳刚之美的优良传统。

    布尔吉系还继承了把精致的阿拉伯装饰应用于工艺品的传统。在工艺方面也像在建筑方面一样，自纳绥尔·伊本·盖拉温的时代以来，以嘎伊特贝的朝代最为丰富多采。

    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在对外关系方面，比较国内事务还要倒霉。远在他们的第一位素丹在位的末期，一个新的蒙古侵略者帖木儿（旭烈兀和成吉思汗的毫无愧色的继任者）的阴影，就在北方的地平线上阴森森地浮现出来了。在这整个时代里，地方长官领导的叛变，震动了叙利亚；有些叛变，是蒙古人煽动的。除帖木儿外，还有一个更厉害的敌人，现在已开始威胁这个王国，那就是安纳托利亚的奥斯曼人。

    这个黑暗时代里唯一的一点光明，是白尔斯贝于1424—1426年征服了塞浦路斯。埃及人远征这个地中海海岛的目的，是要铲除海盗的根据地，那些海盗曾屡次劫掠叙利亚各港口。自1191年里夏尔一世占领塞浦路斯以来，这个海岛始终是在法兰克人的手中，起初为圣殿骑士团所据有，后来又为律星云家族所夺取。这个海岛原来是十字军强大的同盟，后来变成了对麦木鲁克王国的永久的威胁。1270年，拜伯尔斯初次企图对塞浦路斯人的经常性侵略加以惩罚，但是，他的舰队在利马索尔外面失事了。现在，白尔斯贝的强大的兵力，在夺取利马索尔后，挺进到拉纳卡，打败了律星云的军队，俘虏了贾纳斯王。这位国王和一千多名俘虏，带着沉重的镣铐，组成游行队伍，在开罗的大街上游行，然后被带到素丹的面前。这位国王在素丹的脚下，向地面接吻之后，昏晕过去，于是被抬到城堡里去。伊本·台格利·比尔迪，后来同这位被流放的国王会过一面，他为我们留下一个目击者的报告。后来经过威尼斯领事的调停，贾纳斯重登宝座，条件是拿出二十万第纳尔的赎金，并且保证以后每年缴纳两万第纳尔的贡税。罗德岛的圣约翰骑士团，过去曾与塞浦路斯人合作，进攻埃及沿岸，因此，自尔斯贝也和罗德岛缔结了和约。在整个布尔吉时代，塞浦路斯是所获得的唯一的一块领土，但是完全不足以补偿失去的领土。

    瘸子帖木儿于 1336年生于河外地，他的祖先曾任成吉思汗的儿子的大臣，但是，这个家族自称为成吉思汗的苗裔。给他作传记的伊本·阿拉伯沙是一位爱讽刺的文人，他说帖木儿是一个鞋匠的儿子，土匪出身，某次他去偷羊，腿被砍伤了，因此有了瘸子的绰号。1380年，帖木儿率领他的鞑靼游牧民群，开始了一长串的出征，征服了阿富汗、波斯、法里斯和库尔迪斯坦。1393年，他攻克了巴格达，在同年和次年内，他蹂躏了美索不达米亚。他在萨拉哈丁的故乡塔克里特，用牺牲者的头骨，建立了一个金字塔。1395年，他侵入钦察加汗国的领土，占领了莫斯科一半以上。三年后，他蹂躏了印度北部，屠杀德里居民八万人。贝尔孤格朝的末年，帖木儿曾派亲善使节团去访问麦木鲁克王国，贝尔孤格大胆地把使节团的人员处死了。

    1400 年，帖木儿象旋风似的袭击了叙利亚北部。阿勒颇城被任意抢劫三天。穆斯林居民二万多人的头骨，被用来筑成小山，高十骨尺，周围二十骨尺，脸面一律向外。这座城里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所建筑的许多极可贵的学校和清真寺，全被夷为平地，再没有重建。哈马、希姆斯和巴勒贝克，相继沦陷。在素丹法赖吉指挥下的埃及军队的先头部队被击溃了，大马士革被克服了（1401年2月）。正当这座城被劫掠之际，火灾爆发了。这个侵略者，

    是名义上的穆斯林，具有十叶派的倾向，他强迫伊斯兰教的宗教学者们发表声明，承认他的行为是合乎教律的。伍麦叶清真寺被焚毁了，残留的只有墙壁。大马士革最优秀的学者、技术工人和艺术家，都被帖木儿征调到他的首都撒马尔罕，把伊斯兰教的科学和某些工艺移植到了那里，这些工艺从此不再出现于叙利亚的首都。伊本 ·台格利·比尔迪的父亲，曾任法赖吉的武侍卫长，他给我们遗留下一篇关于这次战役的生动的描写。伊本·赫勒敦曾随法赖吉从开罗到叙利亚去，并且率领大马士革代表团去跟帖木儿谈判和约。这个野蛮的侵略者，从大马士革匆匆忙忙地赶回巴格达，为被人杀害的他的几个官吏报仇，他用人头骨筑成了一百二十座碉堡，用来点缀巴格达城。

    在随后的两年中，帖木儿侵略了小亚细亚，于1402年7月21日，在安卡拉粉碎了奥斯曼人的军队，并俘虏了素丹巴叶济德。他夺取了原首都布鲁撒和士麦拿。这位著名的战俘，在夜间带着锁链过夜，白天被装在囚笼里面，用两匹马驮运。伊本·阿拉伯沙对于阿拉伯语qafas（鸟笼）这个名词发生误解，以致编出一个故事，说巴叶济德被关在铁笼里。1404年，帖木儿在向中国进军的途中死去，这是对于埃及麦木鲁克人的解救。他的坟墓至今仍在撒马尔罕，可供凭吊。

    帖木儿的儿子和继任者沙鲁赫（1404—1447年）用气愤的语气写信给白尔斯贝，要求有权利把珍贵的帷幕挂在克而白天房上，以实践他的誓约。这是麦木鲁克人以伊斯兰教世界的领导君主身分保有的特权。白尔斯贝和他的四大法学派的法官们商量之后，巧妙地答复沙鲁赫说，他只要用金钱去赈济麦加的贫民，也就算履行他的誓约了。沙鲁赫又派一位使节，带着一件礼服去，命令白尔斯贝接受那件礼服，作为授爵（册封）的仪式，但是，白尔斯贝把那件礼服撕得粉碎，并且下令鞭打使节，然后把他倒竖在池塘中，加以凌辱。这发生在一个严寒冬天的日子，伊本·台格利·比尔迪亲眼看见这个场面。沙鲁赫死后，帖木儿王朝把所有的精力都耗费在内部的倾轧上，从而鼓励了波斯拉法威王朝的崛起和奥斯曼帝国的重新缔造。

    前面已经讲过，奥斯曼土耳其人发源于蒙古利亚，后来在中亚细亚与伊朗各部族相混合，然后向小亚细亚迁移，在那里逐渐地取代和同化了与他们同血统的塞尔柱克人，在十四世纪初期建立了一个王国，终于取代了拜占廷帝国和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奥斯曼（1299—1326年）是这个王朝的奠基人，因此成为名祖者，奥斯曼帝国的名称，由此而来，巴叶济德一世（1389—1402年）是他的曾孙。这个王国的版图，自叙利亚的北部国境延伸到多瑙河，在巴叶济德在位时，亚洲的部分完全丧失了。但是，巴叶济德的儿子穆罕默德一世（1402—1421年）以欧洲的部分为根据地，在十年之间基本上光复了全部领土。在穆罕默德的曾孙巴叶济德二世（1481—1512年）时，埃及素丹们面临着严重的奥斯曼问题。嘎伊特贝是和巴叶济德二世同时代的。这两大强国之间的竞争，首先表现在小亚细亚和叙利亚边境上双方诸侯之间屡次发生的冲突上。1481年，嘎伊特贝收留了避难者吉木，他是巴叶济德二世的哥哥和觊觎王位者，后来吉木到罗马去了，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向罗马教皇交涉，要求把他送回埃及，因此招惹了新的麻烦。这是两国绝交的远因。近因是干骚·奥里秘密地答应支持土耳其人的头号敌人波斯国王易司马仪（1502—1524年）。

    易司马仪是萨法威王朝（1502—1736年）的奠基者，这个王朝是穆斯林波斯的最光荣的土著王朝。这个王朝的名称，得自虔诚的舍赫萨菲艾丁（宗教的忠贞），易司马仪是他的六代孙。这个王室溯源于第七位伊马木穆萨 ·卡最木，对于十叶派的教义是热心的。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即位的时候就宣布以十叶派的教义——特别是十二伊马木派的教义——为波斯的国教。从那个时候起，波斯始终忠于这种教义。1514年8月，他和逊尼派的奥斯曼国王、巴叶济德二世的儿子赛里木一世（1512—1520年）在乌尔米雅湖东边的加勒迪兰发生冲突，他的骑兵败于土耳其禁卫军的优势炮队。土耳其人占领了易司马仪的首都大不里士、美索不达米亚和亚美尼亚的一部分（1515年）。

    次年春天，干骚借口调停交战双方，进兵阿勒颇，实际上是去支援他的波斯同盟者。为了装出和平的姿态，他在自己的随员中携带了他的傀儡，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和本国的四位主要法官。但是，赛里木没有受骗，他通过间谍组织，不断接到关于麦木鲁克王朝素丹的意图的情报。当干骚的使节来到赛里木兵营的时候，赛里木下令剃掉他的胡须（这是严重的侮辱），并且让他骑着一匹骡子回去，把宣战通牒送给干骚。使节的随员都被处死了。大难临头，已无法避免了。干骚原来是嘎伊特贝的奴隶，现在虽然年约七十五岁，精力还充沛。他在位期间，曾经证明自己并不是庸才。但是，现在他既不能依靠北部叙利亚各地方长官的忠贞，又不能依靠他的几个埃及艾米尔的合作。

    1516年8月24日，两军相遇于达比格草原，这个战场在阿勒颇的北边，相距一日的路程。干骚任命哈义尔贝为左翼司令官，他是阿勒颇的地方长官，是一个叛徒，第一次冲锋的时候，就带着队伍逃跑了。不久之后，那位年老的麦木鲁克就从马背上摔下来，中风而死。奥斯曼人大获全胜。土耳其军队拥有比较优良的装备——大炮、滑膛枪和其他长距离武器，而看重骑兵的麦木鲁克军队，包括贝杜因人和叙利亚人组成的分遣队，却不肯使用那种新式武器。土耳其人早就使用火药，而叙利亚人和埃及人的军队还固执陈腐的理论，认为个人的勇气在战斗中是决定性的因素。赛里木胜利地进入阿勒颇城，人民把他当做救星来欢迎，认为他从麦木鲁克人的压迫下拯救了他们。那位哈里发受到厚道的待遇。赛里木在城堡里发现巨大的财宝，估计有几百万第纳尔，那是素丹和亲王们储藏在那里的。10月中旬，他向大马士革进兵，那里的领袖人物，有投降他的，有逃跑到埃及去的。叙利亚落在奥斯曼人的手中，一直被他们统治了四百年之久。

    奥斯曼人的征服者从叙利亚向南冲入埃及。当时突曼贝已在埃及就素丹之位，他原来是干骚的奴隶。1517年1月22日，两军相遇于开罗郊区，起初突曼贝还英勇地战斗。但是，由于士气不振，将领互相猜忌，财源枯竭，火器缺乏，再加上奥斯曼人炮术的优越性，胜负之局已定，战争越拖延，形势对埃及越不利。在贝杜因分遣队的支持下，赛里木终于攻下开罗城，并且大事劫掠，把所有俘获的麦木鲁克人全部杀死了。他把大炮安置在尼罗河右岸上，续继打击残余的敌军。突曼贝逃到一个贝杜因人的酋长那里去避难，但是，他后来被出卖了。事情也许很奇怪，不过4月14日，他的确被吊在开罗的一座城门上。麦木鲁克的素丹王朝，永远结束了。自萨拉哈丁以来就是东方伊斯兰教中心的开罗，不再是首都了，从此变成了一个省会。麦加和麦地那，自动地变成了奥斯曼帝国版图的一部分。埃及各清真寺的伊马木，在每周星期五聚礼的说教（虎士白）中，都用下列的词句来替赛里木向真主祝福：

    主呵，祈你相助素丹的儿子素丹，两陆的主人，两海的大汗，两军的征服者，两个伊拉克的国王，两个圣地的仆人，胜利的国王赛里木沙。主呵！祈你把你珍贵的相助赏赐他；使他赢得光荣的胜利，今世和来世的主呵，全世界的主呵！

    这位伟大的征服者，在尼罗河谷逗留到秋天，参观了金字塔、亚历山大港和其他名胜古迹，然后返回君士坦丁堡。这座名城，自1453年以来就是奥斯曼人的首都。他把那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也带走了，后来以侵吞公款的罪名，把他关入监狱，直到赛里木的儿子和继任者庄严的素莱曼登基后，才准他回到开罗去。他于1543 年死于开罗。他的去世，结束了假阿拔斯哈里发王朝最后的一年。他是否把自己的职位让给奥斯曼素丹，已无法考证，但是，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统治者，实际上逐渐侵占了哈里发的特权，最后，竟僭取了哈里发的称号。赛里木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称哈里发，也有人以哈里发称呼他们，但是，这个称号对他们来说，只是恭维的话，在他们的领土之外，并没有人承认。用哈里发的头衔称呼奥斯曼素丹，而且正式承认他对土耳其领土外的穆斯林享有宗教上的权威的第一个外交文件，就我们所知道的来说，是1774年签订的库楚克·开纳尔吉俄土条约。

    君士坦丁堡的素丹兼哈里发，变成了伊斯兰教最强大的君主，他不仅是巴格达哈里发的继任者，而且是拜占廷皇帝的继任者。由于麦木鲁克王朝的灭亡和土耳其帝国在博斯普鲁斯海峡的建立，伊斯兰教势力的焦点，已经西移了。实际上，世界文明的中心，现在已经转移到西方去了。美洲和好望角的发现，改变了世界的通商航路，整个东地中海地区都变成了偏僻的地区。中世纪时期建筑在阿拉伯帝国遗址上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和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从此结束了。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的现代史，从此开始了。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麦木鲁克王朝的埃及，在一些骄傲自满、耀武扬威的君主的统治下，开始其历史，这些君主曾在叙利亚清除了法兰克政权最后的痕迹，而且成功地阻止了蒙古侵略军取得世界霸权。但是，在这个王朝的末期，由于军事的寡头政治、统治阶级之间的派系组织、货币贬值、苛捐杂税、生命财产全无保障、不时发生的瘟疫和饥荒、经常发生的革命和暴动，埃及和属国叙利亚，简直陷于破产。尤其是在尼罗河谷，陈腐的古代迷信和妖术，加上反动的正统派的得势，阻碍了科学的进步。在这些条件之下，很难指望有卓越的文化成就。实际上，到十三世纪初期，整个阿拉伯世界，早已丧失了它自八世纪以来所掌握的文化上的领导权。几个世代，为了聚敛财富，争权夺利，浪费了不少精力和精神，其结果，心理上的疲倦，到处可见。

    在科学上，自十三世纪中叶以后，阿拉伯人只在两个部门里维持他们的领导地位，一门是天文历算，包括三角学，另一门是医学，特别是眼科学。但是，在第一种学科中，作出贡献的，主要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科学家，他们的活动中心是伊儿汗的天文台和马腊格的图书馆，领导人是赫赫有名的突斯人奈绥尔丁（1201— 1274年）。叙利亚雅各派的天主教徒艾卜勒·法赖吉·伊本·伊卜里（拉丁语的Barhebraeus，1226—1286年），曾在伊儿汗国讲学，这是一件有趣的事。他被认为是史学家和叙利亚文学最后的一位经典作家，1268年在那里讲授欧几里得的《几何原理》， 1272—1273年讲述托勒密的《天文大集》。

    叙利亚—埃及王国，在医学上是领先的。盖拉温所创建的那所完备的医院，可以看做是埃及关心医学的指标。院长艾卜勒·哈桑·阿里·伊本·奈菲斯，曾在大马士革求学，后来死在那里（1288— 1289年）。在他所著的《医典解剖学注》 （Sharh Jashirhal-Qanūn）中，提出了肺血循环的清晰概念。据说这个发现要归功于西班牙的塞维塔斯，但是，伊本·奈菲斯的发现却比他早二百五十年。盖拉温的儿子纳绥尔的御马监艾卜·伯克尔·伊本·孟迭尔·贝塔尔（1340年卒），曾著《二艺全书：兽医学和养马学》（Kā-mil al-Sinā‘atayn：al-Baytarah w-al-Zartaqah），这是关于兽医学的很少几种重要的阿拉伯语论文之一，曾题赠给纳绥尔。阿拉伯语的专门术语baytār（兽医），是希腊语 hippiatros翻译过来的，这个术语告诉我们，阿拉伯人虽然在游牧时代根据经验在骆驼病和马病方面积累了丰富知识，但是，他们更系统的知识和先进的技术，一定是从拜占廷的资料中获得的。麦木鲁克王朝的许多素丹，如盖拉温和贝尔孤格，都养有漂亮的马群。载有伊斯兰教关于马的传说的几种著作，是在这个时代著成的，其中有阿卜杜勒·慕敏·迪木雅特（1306年卒）所著的《马队的优越性》（Fadl al-Khayl），他是盖拉温曼苏尔学院的一个讲师。

    自艾优卜王朝以来，埃及的医学就为犹太教的医生所控制，他们继承了伊本·麦蒙的光荣传统。但是，不论穆斯林的医生或者犹太教的医生，都没有什么创造性的活动。埃及犹太教的药学家库欣（祭司）·阿塔尔（药商）于1260年前后，在开罗写出关于药学的阿拉伯语论文《官药手册和贵人宝鉴》（Minhāj al-Dukkān wa-Dustūr al-A‘yān），这部书在穆斯林东方，仍然在使用。

    这个时代特别流行的著作，是兼论妇科病和性欲的著作，就是我们现在所谓的“情欲宝鉴”。历代的阿拉伯文学，主要是一种男性文学，这种文学富于各种轶事、笑话、纪事，我们在今天看来，完全是淫猥的。在此类淫书的著名作家当中，就有埃及的宝石商人帖法希，他活跃于十三世纪中叶。我们还注意到，这个时期的人对于拉齐首先称之为“精神医疗”（tibbrūhāni，或精神治疗，‘ilāj naf-sāni）的方法，特别感觉兴趣，这种疗法相当于今天的心理疗法。这个学派的埃及先驱，是萨拉哈丁的御医，犹太医生希伯突拉·伊本·祝迈耳，他的主要著作，是《身心利益的指南》（al-Irshād li-Ma-sālih al-Anfās w-al-Ajsād）。伊本·祝迈耳在大街上看见出殡的队伍过路，尸体露在外面，他说那个人是假死了，不是真死了，因为他的两只脚是竖立的，不是放平的。

    眼科学是阿拉伯人早就发展起来的科学之一，十二和十三世纪时期，在叙利亚和埃及开业的眼科医生，比世界上任何地方的眼科医生具有更深厚的科学基础。十二世纪时期，关于眼科学最著名的阿拉伯语著作，是埃及的犹太眼科医生艾卜勒·法达伊勒· 伊本·纳基德（1188—1189）所著的《经验疗法》（Mujarrabāt）。但是，叙利亚后来居于领导地位。这个时代仅有的两部渊博的著作，就是在叙利亚编纂的，一部是《眼药水全书》（al-Kāfi fi al-Kuhl），著者是阿勒颇人哈里发·伊本·艾比·麦克西尼，活跃于1256年前后，第二部是《众目之光和眼科要略》（Nūr al-‘uyūn wa-Jāmi‘al-Funūn），著者是撒拉哈丁·伊本·优素福，约1296年在哈马开业。哈里发对于自己的眼科手术有这样坚强的信心，他毫不犹豫地给一个独眼人割除内障。值得注意的是，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的叙利亚学者，都活跃于内地城市里，这是因为沿岸城市已经被十字军破坏了，盖拉温及其继任者，后来又实行了焦土政策，以防止法兰克人卷土重来。

    阿拉伯世界所产生的最著名的医学史家，是穆瓦法格丁·艾卜勒·阿拔斯·艾哈迈德·伊本·艾比·伍赛比耳（1203—1270年），在麦木鲁克王朝早期，活跃于大马士革。伊本·艾比·伍赛比耳本人是一位医生，又是大马士革眼科医生的儿子。他先后在故乡和开罗求学，曾与赫赫有名的植物学家伊本·贝塔尔研究植物学，又跟巴格达的科学家兼医生阿卜杜勒·莱兑弗通讯。他的杰作是《医师列传》（‘Uyūn al-Anbā’fi Jabaqāl al-Atibbā’，关于各类医生的资料来源），这部书包括四百多位阿拉伯医生和希腊医生的传记，是一部经心结构的列传总集。这些医生大部分同时又是哲学家、天文学家、物理学家、数学家，因而这部著作便是研究一般阿拉伯科学史的无价的参考资料。这部书在阿拉伯语文献中几乎是无双的，最接近这部书的是基弗兑的《哲学家兼医师列传》（Ikhbār al-‘Ulamā’bi-Akhbār al-Hukamā’），这部书只有一个撮要流传下来。阿里·伊本·优素福·基弗兑，于1172年生于上埃及，但是，他一生大部分时间是在阿勒颇度过的，他在那里担任艾优卜王朝君主的大臣，1248年去世。

    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社会科学的主要贡献，是在传记方面。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杰出的传记家，在这个时代，活跃于大马士革。他的全名是舍木斯丁（宗教的太阳）·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 ·赫里康，他是叶哈雅·伊本·哈立德·伯尔麦克的苗裔，于1211年生于伊拉克北部的阿尔比勒。他在阿勒颇和大马士革受教育，1261年被任命为叙利亚的总法官，他的总署设在大马士革。他一直担任这个官职，中间只间断过七年，于1282年去世之前不久才辞职。他所著的《名人简历》（Wafayāt al-A‘yān wa-Anbā’Abnā’al-Zamān），是一部最准确的和最优雅的传记集，包括历史上最著名的八百六十五位穆斯林的传记，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民族传记的第一部辞典。著者煞费苦心地确定人名的正确拚音，考订各人的生卒年代，查出各人的家谱，核实事实，指出各人主要的个性，扼要地叙述事件，并且利用诗歌和轶事加以说明。有人认为，这部书是“前所未有的最好的列传”。

    不但在传记方面，就是在通史方面，麦木鲁克王朝时代，也是相当丰富的。本书曾屡次引证的艾卜勒·菲达、伊本·台格利·比尔迪、素优兑、麦格里齐等人，都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史学家。优秀的史学家伊本·赫勒敦（1406年卒），在素丹贝尔孤格在位时代，曾任教授和法官，在素丹法赖吉在位时代，曾率领代表团到大马士革，去和帖木儿谈判和平。他的履历和文学活动，使他与西班牙和马格里布联系在一起。历史学家兼地理学家艾卜勒·菲达（1273—1332年）是萨拉哈丁的一个弟弟的后裔，素丹纳绥尔在位的时代曾任哈马的长官，他曾著《世界史撮要》（Mukhtasar Ja’rīkh al-Ba-shar，人类史纲要），这是伊本·艾西尔所著的卷帙浩繁的《历史大全》的撮要，艾卜勒·菲达补叙到他自己的那个时代。艾卜勒·麦哈辛·伊本 ·台格利·比尔迪（1411—1469年）的父亲是麦木鲁克王朝宫廷里的一个高级官员，母亲是突厥人，是贝尔孤格的女奴。伊本·台格利·比尔迪本人，与几位素丹都有密切的关系。他的主要著作是《埃及历代国王本纪》（al-Nujūm al-Zāhirahfi Mulūk Misr w-al-Qāhirah），这部书包括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到1453年的全部埃及历史。哲拉鲁丁·素优兑（1445—1505年）和伊本·召齐、伊本· 哈兹木、泰伯里一样，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多产作家之一，但是，他的著作并没有什么创见。他是十五世纪特出的文学家，这是毫无疑问的。他的笔锋涉及阿拉伯学问的全部领域：古兰经学、圣训学、教律学、哲学、历史学、语言学、修辞学等等。他的著作的目录，传下来的约有五百六十种。这些著作中有一本是讨论先知穆罕默德是不是穿裤子，他的头巾有没有尖端下垂，他的父母是在天堂还是在地狱里。他还是一位优雅的书法大家，有几种写本，可能是他亲笔写的。他最驰名的著作有三种，第一种是《古兰经学》（al-Itqān fi‘Ulūm al-Qur’ān）；第二种是《华枝集》（al-Muzhir fi‘Ulum al-Lughah）；第三种是《埃及史》（Husn al-Muhādarah fi Akhbār Misr w-al-Qāhirah，关于埃及和开罗掌故的讲话）。

    麦木鲁克王朝最优秀的史学家当然是泰基艾丁·艾哈迈德·麦格里齐（1364—1442年）。他生于开罗，祖先是巴勒贝克的世家，在故乡和大马士革担任过几任重要职务，如副法官和教师等。他的成名著作是《埃及志》（al-Mawā‘iz w-al-I‘tibār fi Dhikr al-Khi-tat w-al-Athār，新居留地和古迹中的教训和殷鉴），这是专论埃及的地方志、历史和文物的著作。与他同时代的赛哈威指责他，说他的这部著作是大量剽窃来的，这种指责是十分有根据的；但是，这种过失在那个时代已经司空见惯，相习成风了。

    本书常常引证的两位埃及百科全书家，一位是艾哈迈德·努韦理（1332年卒），《文苑观止》（Nihāyat al-Arab fi Funūn al-Adab） 的著者，另一位是艾哈迈德·盖勒盖山迪（1418年卒），他的著作《夜盲者的曙光》（Subh al-A‘shā），是一种在政府机关担任文牍工作的人参考的手册，书中主要充满了埃及和叙利亚的历史掌故和地理事实。这个时代其他的著作家，都致力于伊斯兰教学科和语言学科的研究。有一部例外的著作，非常重要，这是关于航海理论和实践的简明著作，著者艾哈迈德·伊本·马志德，原籍纳季德，据说他曾于 1498年给葡萄牙人瓦斯科·德·迦玛领港，从非洲航行到印度。

    在教义学方面，必须提到保守主义的清教徒泰基艾丁·艾哈迈德·伊本·太伊米叶（1263—1328年）。他生于哈兰，活跃于大马士革。除《古兰经》、圣训和惯例外，他不信奉任何权威，他大声疾呼地反对革新，反对圣徒崇拜，反对誓愿和朝拜圣徒的陵庙。他是伊本·罕百勒的追随者，他的主义后来被纳季德的瓦哈比派所采用。在圣训学方面，杰出的学者是伊本·哈哲尔·阿斯盖拉尼（1372—1449年），他是开罗的总法官，九岁时就能背诵全部《古兰经》。在诗歌方面，唯一值得提到的名字或许就是舍赖弗丁·穆罕默德·蒲绥里（1213—约1296年），他是柏柏尔血统的人，编写了著名的诗篇《先知的斗篷》（al-Burdah），用来纪念他的瘫痪症的突然痊愈，他说他梦见先知穆罕默德来探望他，把自己披着的斗篷给他盖上，第二天早晨他的病就完全好了。阿拉伯语的任何诗篇，都没有获得《先知的斗篷》这样广泛的流传。用阿拉伯语、土耳其语、波斯语、柏柏尔语写成的注释，在九十种以上，诗篇的正文还被译成波斯语、土耳其语、德语、法语、英语和意大利语。他的诗句被用做符咒，德鲁兹人直到今天还在殡礼中反复咏诵这一诗篇。

    在这里我们必须谈谈两部传奇故事（sīrah），一部是关于安泰来的，另一部是关于拜伯尔斯的。这两部传奇故事，现在还在穆斯林东方的咖啡馆里讲述，吸引着许多听众；这两部故事是在麦木鲁克王朝定型的。通过各种译本，在不朽的国际文学作品中取得了地位的《天方夜谭》，在阿拉伯国家流传之广，仅次于这两部传奇故事，它也是在这个时代定型的。麦木鲁克人，特别是十字军战争时期的麦木鲁克人，热爱各种运动、马上比武、箭术、竞技、狩猎、马术等，他们提供了英雄人物的典范，他们的功绩被编写成故事，受到人们不厌其烦的渲染。出现在《天方夜谭》中的“骑士”（fāris），是麦木鲁克王朝骑士的写照，因为那样的骑士是在麦木鲁克王朝活动的，而不是出现在更早的阿拔斯王朝。《天方夜谭》所描写的风土人情，都是民间作家在麦木鲁克王朝的开罗的社会环境中亲身经历的事实。

    在十三世纪晚期，出现一本影子戏文学的完美范本，书名是《影子戏要略》（Jayf al-Khayāl fi Ma‘rifat Khayāl al-zill，关于影子戏知识的想象的幻影），作者是毛绥勒人穆罕默德·伊本·丹雅勒·胡扎仪（约卒于1310年）。他是一位穆斯林医生，原来大概是一个犹太教徒或基督教徒，活跃于拜伯尔斯时代，他的著作是中世纪时代伊斯兰世界硕果仅存的剧诗的范本。影子戏大概是远东的发明。穆斯林大概是从印度或波斯学会影子戏的。九世纪末，阿拉伯的说书人，开始在他们的故事里采用民族典型，并且力求收到滑稽的效果。十二世纪时，他们发明了影子戏。十一世纪在西班牙，哈兹木在一个隐喻中提到影子戏（khayāl al-zill）。这种艺术，从西亚和埃及传入君士坦丁堡，在那里主角叫做“盖拉孤兹”（Qaragz，黑眼睛）；再从那里传入东欧。土耳其影子戏的某些材料，显然是从《天方夜谭》取来的。土耳其的“盖拉孤兹”可能影响了以卓别麟为代表的那种现代演员。

    在铁血政权占统治地位的麦木鲁克人时代，最令人惊喜的，是在建筑和艺术方面产生了丰硕的成果，自托勒密人时代和法老时代以来，在埃及历史上，这种成果无论从规模和质量来说，都是没有可以比拟的。在盖拉温、纳绥尔、哈桑等所修建的清真寺、学校和陵庙里，可以看到穆斯林建筑学所达到的最华丽的表现。在布尔吉系的时代，贝尔孤格·嘎伊特贝和奥里等的建筑物，都是同样著名的。此后，就再没有什么重要的建筑物出现于阿拉伯国家了。

    麦木鲁克王朝的建筑学派，起初是以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的建筑物为楷模的，后来又接受了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学派的新影响，因为在十三世纪蒙古人侵略西亚时，埃及变成了从毛绥勒、巴格达和大马士革等地逃亡出来的穆斯林美术家和工匠们的避难所。在十字军战役结束后，到北方产石的地区去，已经不再有什么困难了，因此清真寺尖塔的建筑材料，就改用石料，不再用砖了。附设学校的清真寺，按照十字形而建筑的设计，已发展到完美的地步。圆屋顶构造得那样巧妙、秀美、富丽、堂皇，真是无与伦比。这些建筑物的一个特色，是条纹石工装饰法（ablaq）。这种装饰法，是用各种彩色的石料，交错着镶成花纹。它是从罗马或者拜占廷传入的。这个时代所以值得注意，还因为发展了钟乳石状的三角穹窿和穆斯林装饰的另外两种习见的特征：几何的镶嵌细工和库法体的铭刻。在整个穆斯林时代，动物的形象，在埃及和叙利亚，不象在西班牙和波斯那样随意应用。麦木鲁克王朝建筑物最精美的范例，都幸运地保存到今天，而且仍然是吸引旅行家和美术研究者的主要魅力之一。

    应用美术的一切部门。差不多都与建筑，特别是宗教建筑，有着密切的联系。用青铜制成的清真寺大门和清真寺里的枝形灯架，都有阿拉伯风格的华丽图案，还有用宝石作钉子的金质古兰经匣子、凹壁旁木质讲台和读经台上的精美的镶嵌细工，所有这些流传下来的美术品的样品，都能证明应用美术的繁荣。这些结实的清真寺大门，几乎都是用大马士革的金属工艺品镶边的。清真寺的灯笼和彩色的窗子，都是用最精美的有色玻璃制成的，都带着花草的图案和阿拉伯语的铭文。清真寺的内墙，是用最精美的花瓷砖来装饰的。在开罗城堡中纳绥尔清真寺的尖塔（1318年）里，有建筑上使用最早的麦木鲁克王朝的法国彩色瓷器标本。在布尔吉系统治时代，镶嵌变成特别普及的工艺，嘎伊特贝清真寺的大门和讲台，都表明了这一事实。在镶嵌、象牙雕刻和搪瓷等方面，从伊斯兰教以前的年代起，科卜特的工匠就已经是能工巧匠了。

    泥金写本比任何一种工艺都更具有个性和特征，但是，泥金彩画只限于“真主的皇言”——《古兰经》。各种彩色的巧妙安排，各种花纹的精心结构，都需要无限的精力和高度的技巧，因此，即使最佳美的《古兰经》，也只有两三页完全是泥金写本。泥金写本《古兰经》的最精妙的珍藏品，也都是麦木鲁克王朝素丹的珍藏品，从各城市清真寺搜集来的《古兰经》泥金写本，现在收藏在开罗的国立图书馆里。

    艺术的精制品，并不仅仅用于宗教的目的。杯、碗、盘、香炉等各式各样的奢侈品，都保存下来了，这些东西都能够证明当代的编年史家所描绘的奢侈生活，确是实有其事。王后和公主们所佩带的耳环、脖链儿、手镯、脚镯、护符等，跟现代埃及妇女还在佩带的首饰，没有什么差别。麦木鲁克王朝的大宴会，后面都有娱乐，有舞蹈家和魔术师的演出，还表演影子戏。宫廷的官员，包括这样一些高级人物，如宫廷总管（ustādār）、武侍卫（amir silāh）、御马长（amir ākhūr）、上酒官（sāqi khāss）。贝尔孤格在大马士革和开罗之间，沿途设置驿站，以便用骆驼把冰运到埃及。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国王中的哲格麦格（1438—1453年），在三年之内耗费了三百万第纳尔，有的是用于购买奴隶，有的是用于赏金。

    自奥斯曼人征服叙利亚和埃及后，麦木鲁克王朝的工艺美术，几乎全都开始衰落了。有些建筑师、技术工人和地毯工人，被素丹赛里木送到君士坦丁堡去了。只有琉璃瓦工业的技术水平，在土耳其人征服之后，胜过从前，南肯辛顿博物馆收藏的大马士革琉璃瓦就是明证。今天在大马士革制造的镶嵌的盘、碗、蜡台、花盆和其他的黄铜器皿，大半是仿造麦木鲁克王朝的式样的。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象麦木鲁克王朝这样一个王朝的兴起和昌盛，除了在穆斯林的编年史上，在其他的编年史上，是不可思议的。即使在穆斯林的编年史上也是极其惊人的，几乎是举世无双的。麦木鲁克王朝的名称，就表明这是一个奴隶们的王朝，由一批不同种族和不同国籍的奴隶，在外国的土地上，组织了一个军事寡头政权。这些由奴隶出身的素丹，从他们的叙利亚—埃及的领土上，驱逐了十字军的残余。他们永远阻止了旭烈兀和帖木儿率领的可怕的、成群的蒙古掠夺者向前推进，否则，这些蒙古人早已改变了历史的全部进程以及西亚和埃及的文化。由于阻止了蒙古侵略者前进，埃及就幸免于叙利亚和伊拉克所遭遇的那种破坏，而使自己的文化和政治制度得以连绵不断地存在下去，这是阿拉比亚以外的任何其他穆斯林地区都没有能享受到的有利条件。在大约二百六十七年（1250—1517年）里，麦木鲁克王朝统治了世界上动乱最多的一个地区，始终保持着人种上的本色。从总的来看，他们是无文化的，是残忍的，但是，从对艺术和建筑的锐敏欣赏能力说，他们并不比任何文明的朝代逊色。由于他们的建设，开罗到现在还是穆斯林世界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个王朝是在阿拉伯哈里发王朝的废墟上发展起来的那些地方性王朝中最后的一个王朝，当奥斯曼帝国的赛里木于1517年推翻这个王朝的时候，他就给一个新的、非阿拉伯的哈里发王朝扫清了道路，这个新的哈里发王朝，就是奥斯曼土耳其王朝。麦木鲁克政权的奠基人是舍哲尔·杜尔，她是艾优卜王朝的素丹撒列哈（1249年卒）的寡妇，原来是一个突厥或亚美尼亚的奴隶，做过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的女奴和妃子，后来她服侍撒列哈，给他生了一个儿子后，获得了释放。她僭称埃及女王，当时，她原来的主子、巴格达的哈里发给埃及的各艾米尔发来一封严厉的通牒：“你们要是没有男人能统治你们，可以来信，我们派一个须眉男子到你们那里去。”这位女素丹是在北非和西亚统治过一个国家的唯一的穆斯林妇女。在一度产生过克利奥帕特拉和齐诺比亚的地方，她独揽政权，统治了八十天。她用自己的名义铸造货币，让自己的名字在星期五聚礼的祈祷词中被提念。各艾米尔推选她的朋友和总司令（atābeg al-‘askar）伊兹丁·艾伊贝克为素丹的时候，她和他结了婚。艾伊贝克在位的初年，忙于摧残叙利亚地区拥护艾优卜王朝的合法派，他废黜了年幼的共同的国王艾什赖弗，搞掉了他自己的大将，这位大将曾立下击败路易九世的汗马功劳。在那期间，这位女王不仅与她丈夫共享政权，而且使他居于从属的地位。最后，她听说他打算和另一个女人结婚，就差人把他暗害了。当时他在开罗城堡的皇宫里打球过后，正在澡堂沐浴，就被暗杀了。她自己跟着也被打死了。艾伊贝克的第一个妻子命令她的女奴们用木屐把她活活地打死，然后把尸体从一个碉楼上扔了出去。

    艾伊贝克（1250—1257年）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头一个素丹。人们通常有些武断地把历代的素丹分成两个系统，一个是伯海里系的麦木鲁克人（1250—1390 年），另一个是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1382—1517年）。伯海里系的麦木鲁克人原来是艾优卜王朝的素丹撒列哈买来做禁卫军的，他把这些奴隶安置在尼罗河中的罗德洲上，这是他们被称为伯海里系（河洲系）的缘故。这些奴隶主要是突厥人和蒙古人。艾优卜王朝效法巴格达哈里发的政策，用外国的奴隶做禁卫军，以致蹈了他们的复辙。昨天的奴隶，变成了今天的将领和明天的素丹。

    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是后来输入的。他们原来也是禁卫军，但是，这个系统是由伯海里系麦木鲁克的素丹盖拉温（1279—1290年）建立起来的。他们大多数是塞加西亚的奴隶，驻扎在开罗城堡的碉楼（burj）里，这是他们被称为布尔吉系（碉楼系）的缘故。伯海里派的麦木鲁克人共计二十四人，不包括舍哲尔·杜尔；布尔吉系的麦木鲁克人共计二十三人。布尔吉系不承认王位世袭的原则，不采取族阀主义的政策。他们的王位只归于有能力夺取的人，或者有能力劝诱诸艾米尔拥戴自己的人。伯海里系和布尔吉系都有素丹是以奴隶身分而不是以儿子身分继承王位的。大批素丹都是年纪轻轻就遭横死。麦木鲁克王朝各素丹在位的平均年代，不到六年。

    这个新王朝面临的第一个任务就是巩固王国，保卫边疆。艾伊贝克把他的大部分时间都耗费在叙利亚、巴勒斯坦和埃及的战场上。穆扎法尔·赛福丁·古突兹（1259—1260年）曾任摄政王（nā’ib al-saltanah）,后来废黜了幼主曼苏尔·阿里（艾伊贝克的儿子和继任者），篡夺了王位。在篡位之前，他曾击退了卡拉克的艾优卜王朝素丹的进攻。叙利亚的艾优卜人自命为他们埃及亲戚的合法的继承者。艾优卜人对埃及的进攻才击退，由怯的不花统率的旭烈兀的鞑靼军队，又变成了一个威胁。旭烈兀的使节被古突兹处死了，双方的争端，经过1260年阿因·扎卢特战役，得到了解决。在这次战役中，拜伯尔斯统率了先锋队，表现出自己的将才，但是，古突兹自始至终都是亲自指挥的。鞑靼人的军队被击溃了，怯的不花和其他将领的尸体遗弃在战场上。埃及幸免于邻国所遭遇的可怕的掠夺，麦木鲁克王朝的军队，现在占领了邻国。拜伯尔斯立了汗马功劳，希望获得阿勒颇为封地，但是，素丹没有满足他的愿望。从叙利亚转回埃及去的时候，他和古突兹一道狩猎，一个同谋者来向古突兹奏事，奏毕以后，在他的手上接吻，拜伯尔斯这时乘机谋杀，手起刀落，把素丹的头砍掉了。那是1260年10月24日发生的事件。暗杀者继任了被暗杀者的王位。古突兹曾经自称为花拉子模沙的侄孙，据说他被鞑靼人俘虏来，卖在大马士革，艾伊贝克又从那里把他买到埃及来。

    麦列克·扎希尔（胜利王）·鲁克努丁（宗教的支柱）·拜伯尔斯·奔杜格达里（1260—1277），是麦木鲁克王朝最著名的素丹。他原来是一个突厥奴隶，青年时被带到大马士革出卖，卖价是八百个第尔汗（银币），买主发现他的一只眼睛里有缺点，把他退还卖主。他的主子是一个弩炮队队长（bunduqdār），因此，他以奔杜格达里为姓。他先被卖给哈马的长官，后来又被卖给艾优卜王朝的撒列哈。撒列哈最初委派他当禁卫军的队长，他逐渐升迁，最后升到最高职位。他肤色微黑，体格魁梧，威风凛凛，声音宏亮，精力充沛，骁勇善战，具备将帅应有的才干。

    拜伯尔斯是第一位伟大的麦木鲁克人，是麦木鲁克王朝真正的奠基者。他初次闻名是因为他在阿因·扎卢特的战场上对蒙古人作战立下战功；但是，他的声望主要是靠他对十字军的几次战绩。他在这些战役中挫折了十字军的锐气，使他的继任者盖拉温和艾什赖弗有可能最后战胜十字军。他在最后一次向北部叙利亚远征中摧毁了阿萨辛人的力量。在这期间，他的将领们把他的版图，向西扩张到柏柏尔人的地区，向南扩张到努比亚人的地区。努比亚现在被埃及的素丹永远征服了。

    拜伯尔斯不仅是一位军事领袖。他不仅组织了陆军，还重建了海军，加强了叙利亚的各要塞，而且开凿了许多河渠，修缮了许多港湾，用一种神速的驿传方法，把开罗和大马士革联系起来，只要四天工夫，两地的情报就能互相递到。每个驿站上，都有很多驿马，随时在准备着。素丹可以在一个星期内，在南北两个都城里，各玩马球一次。除普通的邮务外，麦木鲁克王朝还改善了信鸽的邮务，在法帖梅王朝时代，信鸽的血统表，就记录在许多特殊的注册簿里面。拜伯尔斯奖励各种公共工程，美化了许多清真寺，建立了许多宗教基金和慈善基金。建筑学上的古迹，由他建筑而保存到现在的，还有1269年修建的那座清真寺和用他的名字命名的那所学校。那座清真寺，曾经被拿破仑改成一个堡垒，后来，又被英国占领军改成一个弹药库。现在大马士革的扎希里叶图书馆里有一个圆顶屋，就是埋葬他的地方。在埃及的素丹中，他首先任命四位法官，代表正统派的四大法律学派，又首先在有系统和常例的基础上组织了运载克而白帷幕的驼轿（mahmil）。他是正统派热心的穆斯林，在圣战中给伊斯兰教争光，因此，在伊斯兰教史上，他与哈伦·赖世德媲美。在野史中，他的大名甚至超乎萨拉哈丁之上。关于他和安泰来的传奇，直到今天还流行于阿拉伯东方，传播之广，超过《天方夜谭》。

    拜伯尔斯朝代的一大特色，是他同蒙古人的政权和欧洲人的政权缔结了许多盟约。他继任素丹后不久，就同伏尔加河谷（拜伯尔斯自己的故乡）的金帐汗国——钦察加汗国的蒙古君主联盟。他们两国对波斯的伊儿汗国同仇敌忾，是这个外交政策的基础。埃及使节途经君士坦丁堡的时候，拉丁基督教的敌人米迦勒·培利俄罗加斯核准他们修复十字军占领君士坦丁堡期间破坏掉的古清真寺。拜伯尔斯曾应这位皇帝的请求，派遣一个麦勒克派的主教到君士坦丁堡去领导该领域内的麦勒克派基督教徒。1264年，他同西西里岛的国王（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的弟弟）安如的夏尔签订了贸易条约，同西班牙阿拉贡的雅姆和塞维利亚的国王阿尔封索也签订了同样的条约。

    拜伯尔斯朝代最大的奇观，就是他为一系列新的阿拔斯哈里发举行就职典礼，这些哈里发都是傀儡，没有一点实权。这位素丹的目的，是使他自己的王冠合法化，使他的宫廷在穆斯林们的眼中具有正统的地位，并且阻止阿里派的阴谋得逞，这种阴谋自法帖梅王朝时代起，在埃及就特别盛行。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叔父，哈里发扎希尔的儿子，从巴格达的大屠杀中逃到大马士革，拜伯尔斯为了达到自己的目的，于1261年6月，把他从大马士革请到开罗，使他在盛大的仪式上就任哈里发之职，称为穆斯坦绥尔。这位寄人篱下的所谓哈里发，被堂堂正正地从叙利亚护送到埃及来，甚至还有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在护送的队伍中，高高地举着《摩西五经》和《四福音书》，到达埃及后，又由教律学者的会议审查核实他的世系正确无误。这位素丹则从他的傀儡哈里发接受了一份授爵证书（册封），授权他统治埃及、叙利亚、迪亚尔伯克尔、希贾兹、也门和幼发拉底河地区。三个月之后，拜伯尔斯轻率地从开罗出发，要把哈里发送到巴格达去，但是，到大马士革后，他让哈里发自己去碰运气。穆斯坦绥尔在沙漠中受到巴格达的蒙古长官的袭击，从此再没有听到他的消息。

    一年后，阿拔斯王朝的另一个苗裔到了开罗，拜伯尔斯又给他举行就职典礼，称为哈里发哈基木。在二百五十年间，哈基木的子孙一个接着一个地僭称哈里发，他们的名字被铸在货币上，在埃及和叙利亚两个地区，每周星期五举行聚礼的时候，在祈祷词中提到他们的名字，这就使他们心满意足了。在麦加举行聚礼的时候，从来没有提过他们的名字，只有一个人是例外。他们最重要的职务就是管理宗教基金（Waqf），主持新任素丹的就职典礼。某些穆斯林的君主，包括印度的几个君主和奥斯曼的巴叶济德一世（1394年），曾获得他们所颁发的授爵证书（册封），实际上那是毫无意义的。1412年，布尔吉系的素丹纳绥尔去世，哈里发阿迪勒 ·穆斯台耳因自称素丹，统治了几天之后，穆艾叶德·舍赫（1412—1421）就把他废黜了。某些哈里发曾被免职，罪名是不忠于伯海里系的素丹阿里（1376—1381年）、布尔吉系的贝尔孤格（1382—1398年）和伊那勒（1453—1460年）。1517年，奥斯曼的素丹赛里木，从麦木鲁克王朝的手中夺取了埃及，他把这个世系的最后一位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去了。

    在拜伯尔斯之后，麦木鲁克王朝中突出的人物是麦列克·曼苏尔（得胜之王）·赛福丁（宗教的宝剑）·盖拉温（1279—1290年）。他和拜伯尔斯一样，原来也是一个钦察加汗国的突厥奴隶，在青年时代，被带到埃及来，卖给哈里发撒列哈，所以他以撒列希为姓。他的外号艾勒菲（意为千金奴）表示他的身价很高，是用一千个第纳尔买来的，而且表示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不以出身微贱为耻。盖拉温于1279年废黜他的被保护人赛拉米什，而篡夺了王位。赛拉米什是拜伯尔斯的七岁的儿子，他的十九岁的放荡的哥哥白赖凯（1277—1279年）死后，由他继承王位。盖拉温的王位，由他的子孙世袭到第四代，这在麦木鲁克王朝是绝无仅有的。伯海里系的最后的素丹撒列哈·哈只是他的玄孙的儿子。

    在盖拉温夺取政权后不久，波斯的蒙古政权伊儿汗国的君主就开始威胁他的叙利亚领土。在这些蒙古君主中有阿八哈（Abāqa，1265—1281年），他是旭烈兀的儿子和继任者，有阿八哈的儿子阿鲁浑（Arghūn，1284—1291年），他们具有基督教的倾向，并与罗马教皇和其他的欧洲宫廷进行谈判，鼓励他们再发动一次新的十字军，以便把埃及人从叙利亚赶出去。这个计划，没有实现。阿八哈的军队虽然在人数上占优势，而且获得亚美尼亚人、法兰克人、格鲁吉亚人的部分增援，却于 1280年，在希姆斯遭受惨败。在这次战役后不久，蒙古人信奉了伊斯兰教。盖拉温加强了他与金帐汗、拜占廷皇帝、热那亚共和国、法兰西、卡斯提尔、西西里等国国王之间原有的友谊关系。连锡兰的君主也派遣使节到他的宫廷来，那位使节带来一封信，在开罗找不到一个会念的人。小亚美尼亚遭受破坏，所有的要塞都被攻陷了，因为小亚美尼亚人曾帮助过蒙古人，十字军的堡垒也都被夷平了。的黎波里被夷为平地，过了几年，又重新建筑起来，但不是建筑在旧城的废墟上，而是建筑在离海几英里的地方，在艾卜·阿里河（嘎底舍河）的河岸上，就是的黎波里现在的城址。盖拉温在位的末年，曾下令把政府机关里所有的基督教徒一律革职。

    盖拉温在别的方面也博得了荣誉。他大规模地修缮了阿勒颇、巴勒贝克和大马士革的城堡。在开罗，他创办了一所医院（跟一座附设学校的清真寺连接在一起），还建造一所陵庙，这所建筑物直到今天还有着惊人的、具有阿拉伯风格的花饰窗格和细致的云石镶嵌细工。但那所医院（叫做曼苏尔医院）是盖拉温的建筑物中最驰名的，它的遗址是现存最古的穆斯林医院的遗迹。这位素丹曾经因为腹■痛，在大马士革的努尔医院治疗，据说他躺在医院里的时候获得灵感，立誓在他痊愈时就要在开罗建设一所同样的医院。这所建筑物不仅包括医院本部和附属的建筑物，还附设一所学校和一所清真寺，1284年落成。这所医院有为热病、眼炎、痢疾等疾病而设的隔离病房，还有几个化验室、一个药房、许多澡堂、厨房和仓库等设备。这所医院的主任医生还在一间具有相当设备的讲堂里讲授医学课程。医院有一份基金，每年的收益约计一百万第尔汗，雇有男女护士，兼收男女病人。由于这位素丹关心人民的健康，创设了这样规模宏大的医院。所以，自从他那个时代起，有成千上万的不会说话的儿童，不会怀孕的妇女和久病不愈的病人，到他的陵庙去，亲吻挂在那里的他的袍子，希望获得治疗。

    盖拉温的儿子和继任者麦列克·艾什赖弗（最尊贵的国王）·赫列勒（1290—1293年）的唯一功劳，是1291年5月征服了阿卡。阿卡的陷落加速了留在法兰克人手中的少数其他港口的陷落。“一片悲惨的、孤独的沉寂，笼罩着沿海一带，这一带有很长时间曾经是世界的逐鹿场所。”在北部叙利亚海岸对面一个叫阿尔瓦德的小岛上建立据点的圣殿骑士团，于1302年，被艾什赖弗的弟弟和继任者麦列克·纳绥尔·穆罕默德大事屠杀，完全驱逐出境了。

    西班牙的穆台麦西克曾三次登基，只有纳绥尔可以和他媲美，他也是三次登基：1293—1294年，1298—1308年，1309—1340年。他第一次登基的时候才九岁，他在位的年代在麦木鲁克王朝是最长的，在穆斯林编年史上也是最长的几位君主之一。蒙古人一系列侵略中的最后几次，发生在他在位的期间，那是在伊儿汗国的第七位大汗合赞汗·麦哈茂德（Ghāzān Mahmūd）的统治时代，在那个时代，伊斯兰教终于被承认为伊儿汗国的国教。侵略军的人数据说有十万之多，他们获得了亚美尼亚人和格鲁吉亚人的增援，埃及的军队约为敌军的三分之一，由于众寡不敌，于1299年12月23日败溃于希姆斯的东边。蒙古人继续胜利前进，1300年年初占领了大马士革，他们没有劫掠这座城市，但是，叙利亚北部其余的城市都再次遭受了抢劫和掠夺的灾难。在同年3月，他们从叙利亚首都撤退，而没有攻克其中的城堡，埃及人又重新占领了叙利亚全境。三年之后合赞汗又举行了一次远征，这次新的侵略，在大马士革南边的素斐尔草原被阻止住了。麦木鲁克人第四次击败了穆斯林征服埃及以来最危险的敌人。合赞汗的继任者没有一个敢于再冒发动侵略战争的危险。

    蒙古人从大马士革撤出后不久，纳绥尔就对黎巴嫩的德鲁兹人进行了严厉的惩罚，因为他们的一万二千名射手，在几个月以前，曾袭扰了他的撤退中的军队。其他的几个异端派，包括卡斯赖旺的阿里派，也受到了惩罚。北部黎巴嫩的马龙派基督教徒，被消灭殆尽。在1302年和以后的几年中，他屡次蹂躏不幸的亚美尼亚人地区。他对他的基督教和犹太教的人民，重新实施了欧麦尔二世和穆台瓦基勒的种种过时的限制。

    纳绥尔长期在位，在和平领域中所获得的种种成就，比他在战争领域中的成就还要著名。这位素丹，身躯矮小，有一条腿还是跛的，但是，他非常爱美，对于奢侈的生活和富丽堂皇的环境，从不厌倦。有一次他旅行归来，在他还没有到达城堡的官邸之前，他的随员们在他所骑的骒马的前面，用地毯和贵重的织品铺在路上，达四百骨尺之远。有一次他到麦加去朝觐圣地，在阿拉伯沙漠中旅行的时候，他的席面上，天天都有新鲜蔬菜，那都是由一个活动的菜园供给的，这个菜园由四十只骆驼驮着。他儿子结婚的宴会，消费了一万八千块糖，宰了二万头牲口，用三千支蜡烛把皇宫照得通明。他所建筑的皇宫，是著名的花宫（al-Qasr al-Ablaq），是仿照大马士革的一座宫殿的式样建成的。他是一位运动家、猎人和马的爱好者，他有一本讲究的注册簿，记载所有马匹的血统。为了一匹喜爱的良马，他付出三万第尔汗，毫不犹豫。

    纳绥尔的浪费，并不只限于满足他个人的爱好。他所建设的许多美丽的公共工程（有些是利用徭役建成的），标志着他在位的时代是麦木鲁克王朝文化的顶峰。他用十万民工挖了一条渠，把亚历山大港和尼罗河联系起来，1311年又兴修了一条导管，把尼罗河水引上开罗城堡去，在全国各地修建了三十多座清真寺，还建筑了许多修道士的修道院、公共饮用喷泉（sabil）、澡堂和学校。他的慷慨，对于麦加特别有利。1318年他从阿卡大教堂的遗址运了许多材料，来装饰他在城堡修建的清真寺。他所创办的学校，以他的称号命名，叫做纳绥尔学校（al-Nāsīuyah），于1304年落成，直到现在还保存在开罗。他的清真寺和学校，可以当作穆斯林建筑学上最卓越成绩的例证。在他的朝代，各种工艺发展的水平都超过以前，收藏在开罗阿拉伯博物馆和国家图书馆里的青铜器、黄铜器、加釉玻璃灯的样品和金泥写本的《古兰经》，都是很好的证明。

    纳绥尔长期在位，他的浩繁的开支，使人民负担了种种苛捐杂税，加速了麦木鲁克王朝的灭亡。这位素丹曾采取某些经济措施，来减轻全国人民的痛苦。他奖励对欧洲和东方的贸易，下令重新测量土地，取消对食盐、雏鸡、甘蔗、船舶、奴隶和马匹等课税，禁止饮酒，对抬高面包价格的商人给以鞭打的处分等等。但是，这些措施的效果都是暂时的，只能治标，而不能治本。他去世之后，国内发生了内战、饥荒和瘟疫，人民的生活，更加悲惨了。自1348年到1349年，蹂躏欧洲的“黑死病”，曾在埃及持续了七年，埃及人民死于这次鼠疫的人数，多于因其他瘟疫而死亡的人数。据伊本·伊雅斯夸大的估计，首都的死亡数字，达九十万之多。素丹和有能力逃亡的人，都逃亡了。据说，加宰城的居民，一个月之内就死了二万二千人，阿勒颇城每天平均死五百人。

    纳绥尔的十二个子孙，在四十二年之间（1340—1382年），迅速地互相继承王位，他们是有名无实的素丹，国家政权被他们的权臣操纵，他们可以随意废立素丹，或者加以暗杀。这十二位素丹，都是毫无建树的，他们在位的期间，只有一件著名的古迹，就是纳绥尔的儿子素丹哈桑所修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于1362年落成，被认为是依照十字形设计的所有清真寺中最美丽的。

    伯海里系的最后统治者，是纳绥尔的重孙撒列哈·哈只·伊本·舍耳班（1381—1382年，1389—1390年），他初次登基的时候，还是一个毛孩子，在位共计两年。第一次登基后，被塞加西亚人贝尔孤格废黜，第二次登基后，又被贝尔孤格所取代，贝尔孤格成为一个新世系，即布尔吉王朝的奠基人。贝尔孤格也是奴隶出身，原是艾什赖弗·舍耳班的儿子的奴隶。在贝尔孤格之前，盖拉温的奴隶，另一个塞加西亚人拜伯尔斯二世（1308—1309年），是遮断纳绥尔朝代世系的三位素丹之一，他的登场预示一个新世系的来临。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由于十字军东侵有着种种富于画趣和浪漫色彩的事件，十字军在历史上的重要性就有点被夸大了。他们对于东方不象对于西方那样重要。他们的文化影响，是表现在艺术、工业和商业方面，而不是在科学和文学方面。在叙利亚，他们打到哪里，就在那里留下一片荒凉和废墟，麦木鲁克人在收复法兰克人以前占领的沿海城市的时候，又摧毁了大多数的城市，这更加剧了破坏的程度。在整个近东，他们留下了一种互相仇视的传统。由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共同继承，直到现在，还没有被遗忘。

    虽然在叙利亚地区爆发了许多内战和圣战，但是，在努尔王朝和艾优卜王朝——特别是在努尔丁和萨拉哈丁在位的时代——叙利亚却享受了穆斯林历史上（伍麦叶王朝时代除外）最灿烂的时代。叙利亚的首都大马士革，还保存着许多证据，可以说明这两个王室的成员在建筑上和教育上的种种活动。努尔丁不仅修缮了城墙、碉堡、城门，建筑了许多官邸（直到近代还在使用），而且还在大马士革建立了最早的专门讲授圣训学的学校，建立了以努尔丁命名的著名医院和第一所高等学校（阿语叫 madrasah，迈德赖赛）。在他的时代之后，此类高等学校在叙利亚地方开始兴盛起来。韦立德在大马士革建立了第一所医院，努尔医院是第二所，这所新医院后来起了医科学校的作用。所谓高等学校，实际上是附设高等学校的清真寺，也就是附设在清真寺内的高等学校。学校供给学生膳宿，并依照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的规章办事。这些附设高等学校的清真寺，全都属于沙斐仪派，是由努尔丁在阿勒颇、希姆斯、哈马和巴勒贝克等城市建筑的。他在这些建筑物和其他纪念物上所刻的铭文，在阿拉伯古文书学上具有特殊意义。因为自古以来，铭文都是用方棱的库法体刻成的，而大约从这个时期开始，这种字体已为圆润的奈斯赫体（naskhi）所代替。他在阿勒颇城堡西边一个碉堡上所刻的铭文，直到现在还是清楚可读的。这个城堡见于亚述人和喜特人的记载，被认为是古代军事建筑学上的杰作。这个城堡的防御工事所以能保存到现在，应归功于这位叙利亚苏丹的修缮。努尔丁所创建的叙利亚学院，叫做努里叶，他的陵墓就在这所学院里，直到如今还受人尊敬。由于这所高等学校的缘故，在叙利亚，陵庙和清真寺就结了不解之缘。麦木鲁克王朝的艺术是艾优卜王朝艺术的继续，在那个时代，附设于清真寺的高等学校的建筑者，死后总是葬在那所建筑物里一个圆屋顶（qubbah）下面，这已经变成公认的惯例了。

    就建筑方面和教育方面的活动来说，萨拉哈丁比他的前辈更是慷慨得很。他的政策是利用教育去击败十叶派的异端和亲法帖梅派的倾向。他仅次于尼采木·木勒克，被称为伊斯兰教高等学校第二个最伟大的建设者。在他的统治之下，大马士革变成一个学校城。伊本·祝拜尔于1184年访问过大马士革，他在游记中提及这座城市里的二十所高等学校、两所免费治疗的医院和许多修道士的修道院。萨拉哈丁还把这种修道院传入了埃及。

    “东方阿拉伯古典艺术的代表，是十三世纪的大马士革和阿勒颇的建筑，那个时代是艾优卜王朝时代和他们最早的麦木鲁克王朝继承者的时代。”艾优卜王朝的叙利亚建筑学派，在麦木鲁克王朝时代，继续在埃及存在，而且产生了阿拉伯艺术可以自豪的最优雅的古迹。这些建筑物的特征是坚实和稳固。建筑材料是既经久又优良的石料，甚至最质朴的装饰花样，也显得很优美。但是，这个学派和安达卢西亚学派一样，它的优雅和美丽，要依靠过分的装饰。

    把迈德赖赛式的学校传入耶路撒冷和埃及的，是萨拉哈丁。他在位的时期，希贾兹也有了第一所这种类型的学校。他在埃及创办的许多高等学校中，著名的是在开罗的那一所，名字叫撒拉希叶学校。伊本·祝伯尔曾在亚历山大港发现了几所迈德赖赛。这些埃及的高等学校，没有一所保存到今天，但是，这些学校在建筑学上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在较晚的年代里，产生了埃及最优美的阿拉伯古迹，其中最壮丽的范例，是开罗的素丹哈桑清真寺附设高等学校。这座清真寺总的设计图，包括一个正方形露天的中心院落（sahn），院落的周围有四堵高墙，有四个讲堂或柱廊（līwān），构成了一个十字形。这四个讲堂是用来讲授正统派四大家的教律学的。

    除那些学校外，萨拉哈丁在开罗还设立两所医院。这两所医院的大厦大概是依照大马士革努尔医院的图样建造的。在他的时代之前，伊本·突伦和卡夫尔·伊赫什迪曾在埃及创立过同样的免费医院。医院的建筑形式，也和清真寺一样，但是，没有遗留下什么遗址。只有在军事建筑方面，我们还有残存物可考，开罗的城堡就是重要的范例。这个城堡表明，萨拉哈丁关于建筑防御工事的知识，有一部分是得自诺曼人的要塞，那些要塞当时已经出现于巴勒斯坦。他大概是利用基督教的俘虏来建筑这座城堡的。他在开罗的期间，就居住在这座城堡里。他周围有一群人才，包括才气焕发的几位大臣，还有著名的犹太籍御医伊本·麦蒙和多才多艺的多产作家、伊拉克的学者巴格达人阿卜杜勒·莱兑弗（1162——1231年），他所写的描绘埃及的简短著作，在中世纪时期重要的地形学著作中是一本优秀的作品。

    尽管在智力和教育活动方面有这种表现，但是，十字军时代的伊斯兰教文化，在东方已经衰微了。在那个时代之前的若干年代里，伊斯兰教文化，在东方就不再是一种创造的力量了。在哲学、医学、音乐和其他的学科方面，这种文化的一切伟大的光辉，几乎完全熄灭了。这一点多少可以说明，为什么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整个时期中，叙利亚虽然是伊斯兰教和西方基督教相互关系的具体焦点，但是，作为阿拉伯文化影响传播的媒介来说，反而不如西班牙、西西里岛和北非洲那样重要，甚至连拜占廷帝国也不如。在叙利亚，伊斯兰教对欧洲的基督教是起过作用的，首先是对十字军发生直接的影响，再由十字军把这种影响带到西方去，其次是沿着贸易路线逐渐渗透。但是，伊斯兰教所遗留下来的精神方面的和智力方面的影响，却几乎是看不见的。另一方面，我们还应该记住，叙利亚的法兰克人，他们的文化水平比他们敌手的低得多，而且他们大半是外籍义勇军，驻扎在各要塞和各处的兵营里，只跟本地的农民和手艺人有密切的接触，而跟知识分子没有往来。还有民族的和宗教的偏见和怨恨，也妨碍相互影响的力量发生作用。在科学和艺术方面，法兰克人没有什么东西可以教给本地人。从吴萨麦所讲的机智的故事中，可以看出双方医学水平多么悬殊。他还开玩笑地说，法兰克人的司法程序，就是用决斗和投入水中的办法，来进行审判。

    科学和哲学传播的具体例证，也并不是完全没有。巴斯人阿德拉，曾在十二世纪初期访问过安提俄克和塔尔苏斯，他还翻译过阿拉伯语的天文学和几何学，这在前面已经讲过了。大约在一百年后，欧洲的第一位代数学家莱奥纳多·菲菩那契，曾将一篇关于平方数的论文题赠弗雷德里克二世，他曾访问过埃及和叙利亚。弗雷德里克本人也怀抱着把伊斯兰教和基督教调和起来的宏愿，而且保护过几个翻译阿拉伯语著作的学者。一个比萨人，名叫安提俄克的斯提芬，于1127年在安提俄克翻译了麦朱西的重要的医学著作。法兰克人带回欧洲去的阿拉伯语著作，我们知道的只有这一本；但是，自十二世纪起，我们发现欧洲各国出现了几个慈惠院和医院，主要是麻疯病医院，我们可以假定，设立有组织的医疗机构的办法，是从穆斯林东方得到推动力的。公共澡堂制度重新传入欧洲，也应归功于穆斯林东方，这种制度当时受到罗马人的赞助，而遭到基督教徒的反对。在安提俄克还发生过这样一件事情，的黎波里人菲利普约于1247年发现了《秘学玄旨》（Sirr al-As-rār）的阿拉伯语原稿，据说这是亚里士多德为了指导自己的高足亚历山大而编撰的。菲利普把这本书译成了拉丁语，叫做 Secretumsecretorum，这本伪书包含着常识和秘术的因素，后来变成了中世纪最普及的书籍之一。

    在文学方面，影响是更普遍的。《圣盘》（Holy Grail）的传说里，无疑地有叙利亚的因素。十字军一定听过《克利莱和迪本奈》和《天方夜谭》的故事，而且把那些故事带了回去。乔叟所作的《情郎的故事》（Squieres Tale），就是《天方夜谭》的一个故事。薄伽丘从口传的资料中汲取了东方故事，编成《十日谈》（Decameron）。欧洲的传教士对于阿拉伯语和其他伊斯兰教语言发生兴趣，也可以归功于十字军。由于十字军失败了，雷蒙·鲁尔（1315年卒）等人才深信用军事方法对付“异教徒”是徒劳无功的。鲁尔是西班牙加泰罗尼亚人，他是提倡东方学研究的第一个欧洲人，他主张用东方语言作为和平的十字军的武器，以说服代替暴力。1276年，他在米拉马尔创办一所修道士学校，培养精通阿拉伯语的专门人才；1311年，维也那会议决定在巴黎、卢万、萨拉曼卡等地的大学里设立阿拉伯语和鞑靼语讲座，大概就是由于他的影响。

    不难预料，在战争领域中，影响是更为显著的。使用弩，让骑士和战马穿上铠甲，在盔甲下面使用棉花垫子等等，这些都是从十字军开始的。在叙利亚，十字军在军乐队中便采用了小鼓和铜鼓，而以前是只用喇叭和号角。他们跟本地人学习怎样训练信鸽去传递军事情报，并且采用了本地人庆祝胜利的方法，就是张灯结彩和举行马上比武（jarīd）的骑士运动会。实际上，骑士制度很大一部分是在叙利亚平原上发展起来的。他们愈来愈多地使用纹章和徽章，也是由于跟穆斯林骑士接触的结果。两头鹰的纹章、鸢尾形的纹章、两把钥匙的纹章，可以作为这个时期穆斯林纹章因素的例证。萨拉哈丁大概是用鹰做饰章的。麦木鲁克人大半以动物的名称做名字，而且用动物形象装饰他们的盾牌。麦木鲁克王朝的统治者，有各种不同的军团，因此他们就在盾牌、旗、徽章、战袍上绘制纹章的图案，以资识别。拜伯尔斯的饰章是一只狮子，这和在他之前的伊本·突伦的饰章一样，素丹贝尔孤格（1398年卒）的饰章是一只鹰。在十一世纪末，雏形的战袍开始出现于欧洲；英国的纹章则是开始于十二世纪初期。在现代的穆斯林当中，只残存着星星和新月、狮子和太阳等纹章。天蓝色的英语名称azure（得自阿拉伯语的天青石的名称 lāzaward），以及用于纹章旁的其他术语，都可以证明欧洲的制度和穆斯林的制度之间的关系。

    十字军还促进了围城战术的改良，这种战术包括坑道和地雷战术，使用抛石机和破城槌，应用易燃物和爆炸物。火药显然是中国人发明的，他们主要是用火药来制造烟火和花炮。1240年左右，蒙古人把火药传入欧洲。在欧洲，火药的爆炸力才被用于推进投射器，即火器的发明，而这是经过百余年后才完成的。记载十字军历史的史学家，没有谁提到过火药。制火药的第一个欧洲配方，见于一个名叫马尔克的希腊人于1300年所著一本书的附录中；培根的火药配方是伪托的。在1300 年以前不久，哈桑·赖马哈·奈只木丁·艾哈德卜（驼背）——大概是一个叙利亚人——曾著一篇论文，叫做《马术和战术》（al-Furūsīyah w-al-Manāsib al-Harbī-yah），这里面提及硝石（火药的一种成分），而且包含着制造烟火的配方，这些配方跟所谓马尔克配方很相似。欧麦里（1348年卒）的著作，是提及火药应用的最早的资料之一。

    十字军从意大利和诺曼底带去大量关于军事石工术的知识，这种石工术有一部分传到阿拉伯人的手中，开罗城堡的建筑式样就是最好的例证。要塞和教堂是他们的主要的建筑物。大部分的要塞，包括希斯尼·艾克拉德、麦尔盖卜、舍基夫（培尔福），都还存在。在耶路撒冷，圣陵教堂的若干部分、艾格萨清真寺附近的“所罗门的马房”和几所有拱顶的市场，都是他们建筑的。圣陵教堂和磐石上的圆顶寺，曾被欧洲若干圆庙式教堂有意识地加以模仿，此类教堂在英格兰发现的有四座，还有几座发现于法兰西、西班牙和德意志。在贝鲁特，所谓欧麦里清真寺，原来是包德温一世于1110年所建的圣约翰教堂。十字军的拱形结构，通常是尖式的，而质朴的圆顶，通常是交弧拱顶。法兰克艺术最美的遗物，保存在开罗的是安装在纳绥尔清真寺的一个门口，那是1291年从阿卡的基督教教堂取来的。

    十字军在农业、工业和商业的领域中，比在智力领域中有更大的功绩。由于十字军的介绍，有一些新的植物和作物才普及于西部地中海地区，如芝麻、稻子豆、谷子、稻子、柠檬、甜瓜、杏子、冬葱等。稻子豆的英语名称 Carob，是阿拉伯语 kharrūb的对音（原来是一个亚述名词）；柠檬的名称 lemon，是阿拉伯语 laymūn的对音，是印地语或马来语的译音；冬葱的名称 shallot和青葱的名称scallion，原来所指的都是阿什克伦所产的玉葱，所以还保存着那个巴勒斯坦市镇的名称。在许多岁月里，杏子被叫做大马士革的李子。还有许多别的果树和产物，同时在穆斯林的西班牙和西西里岛到处传播，在某些情况下，简直无法分辨究竟哪个地方是传播的桥梁：是叙利亚呢，还是西班牙或西西里岛。

    法兰克人在东方的时候，养成了新的嗜好，特别喜爱香水、香料、糖果以及阿拉比亚和印度的其他各种热带产物。在叙利亚市场上，这些东西都有大量储备。这种嗜好后来有助于意大利和地中海各城市商业的发展。阿拉比亚所产的香料和其他香胶，大马士革蔷薇（Rosa damascena），大马士革所特产的各种香水和各种芬芳的挥发油，以及波斯的蔷薇油，都是受人欢迎的。明矾和芦荟，在他们所认识的新药品中，居于重要的地位。据说，1101年攻占恺撒里亚的时候，热那亚人分到的战利品是胡椒一万六千磅。丁香和胡椒等芳香调味料，在十二世纪时开始成为西方人所嗜好的作料，如果没有几盘带作料的菜，大宴会就不象样子。驻在埃及的十字军，在他们的菜单上加上姜（姜的英语名称ginger是阿拉伯语和波斯语 Zanjabīl的讹误，这个名称起源于梵语）。香料中特别重要的，是蔗糖（蔗糖的英语名称sugar是阿拉伯语sukkar的对音，这个名称起源于梵语）。从前欧洲人是用蜂蜜做甜食的。在叙利亚沿海的平原上，现在还可以看到儿童们在吃甘蔗，十字军就是在那里认识了这种植物的。自从那个时代起，这种植物就在西方人的家庭经济和药方里，起了十分重要的作用。提尔的威廉（约1190年卒）精通阿拉伯语，他所写的关于十字军的记载是中世纪时代最精密的记载（自 1095年到1184年），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他的故乡种植甘蔗的许多有趣的资料。蔗糖是传入西方的第一种美食，再没有别的什么东西能够这样适合西方人的口味了。有了蔗糖，也就有了各种不含酒精的饮料，也就有了用蔷薇露、紫花地丁露和其他花露加味的各种糖水，也就有了各种糖食和糖果。

    风车于1180年初次出现于诺曼底，而且是十字军传入欧洲的。筒车的英语名称 noria是阿拉伯语 nā‘ūrah的对音，这种水车在这个时期以前就存在于欧洲，但是，十字军把一种改良式的筒车带回到欧洲。这种叙利亚式的筒车，直到今天还可以在德国拜罗伊特附近看到。在叙利亚，筒车起源于罗马人统治叙利亚的时代，但是，这种水车大概经过本地工程师的改良，这些工程师中有盖伊撒尔·伊本·穆萨斐尔·特尔西弗（1251年卒），他是埃及人，曾在哈马长官府服务。他制成的天球仪是现存的最早的天球仪。远在雅古特（1229年卒）和艾卜勒·菲达（1331年卒）的时代，哈马就以筒车著名于世。哈马人世世代代在这种筒车的不绝的咿哑声中入睡，这种筒车仍然是那个古老城市的一种光荣。

    并不是所有这些新养成的嗜好，都是贪口福的嗜好。特别是在时新式样、衣服和家具方面，也产生了新的愿望和要求。留胡须的习惯，是从那个时候传布开来的。归国的十字军还把毡子、毯子、挂毡带回本国，这些东西都是亚洲西部和中部长期以来的土特产。细洋布、华盖、锦缎、素纺、斜纹五色丝缎（atlas，阿拉伯语 atlas的对音）、天鹅绒、绸子、缎子（satin）等织造品，都变得更加受人喜爱了。大马士革的和开罗的犹太人所制造的珠宝、化妆品和各种香粉，都成为受人追求的货物了。用金属薄片镶框的玻璃镜，代替了磨光的钢镜。羽纱（camlet，阿拉伯语khamlah的对音）、驼绒和上好毛皮，流行更广了。念珠变成了普通的东西。欧洲的巡礼者把阿拉伯的圣骨匣寄回去保存基督教的圣骨。跟着上好的布匹和金属的器具而传入欧洲的，还有漆器和蓝靛等染料，以及新的色素，如淡紫色（lilac，阿拉伯语laylak的对音，这个名词发源于波斯语）、洋红色和淡红色（carmine和crimson，是阿拉伯语 qirmizi的对音，这个名词发源于梵语）。仿制东方器皿、毛毡和布匹的制造中心，逐渐出现于欧洲，如法兰西北部的阿拉斯城，这座城市的织品，获得了很高的评价。有色玻璃的窗子，在各教堂里流行起来。图德拉人卡雅悯访问过法兰克人统治下的安提俄克，他就提及那里的玻璃工业。玻璃、陶瓷、金子、银子、搪瓷等方面的东方工艺美术品，成为欧洲产品的模范。

    由于创造了一个新的欧洲市场，来销售东方的农业产品和工业商品，再加上需要运输巡礼者和十字军，这就促进了海运活动和国际贸易，其范围之广，是罗马人以来所未有的。马赛作为航运业中心，开始与意大利各城市共和国竞争，分享了不断积累的财富。为了应付新局面下的财政需要，就不能不扩大资金的供应和加快资金的周转。信用票据的制度发明了。银号在热那亚和比萨，兴盛起来了，并且在东方诸国设立了许多分号。圣殿骑士团开始使用活支汇信，接受存款，贷款取息。拉丁人所铸的最早的金币，大概是威尼斯人在圣地铸造的“东方的拜占廷”金币（Byzantinius Saracenatus），这种金币上铸有阿拉伯文字。领事馆现在出现了，但是，最初的领事馆，与其说是外交机构，不如说是贸易机构。历史上的第一批领事，是1180年派到阿卡去的热那亚领事。在他们之后，还派了一些领事到埃及去。

    与十字军的海上活动有关的一件重要发明，是指南针。首先发现磁针指南的特性的，大概是中国人。首先把磁针应用于航海的，却是穆斯林们，他们很早就开展了波斯湾和远东海洋之间的频繁的贸易，指南针的应用，即使不更早，也是在十一世纪发生的，但是，由于贸易的缘故，一直在保密中。在欧洲，意大利的海员们是首先使用指南针的。实际的应用当然是在文献记载之前，在穆斯林的著作中，初次提及指南针的是一部波斯的轶事集，叫做《故事总汇》（Jawāmi‘al- Hikāyāt wa-Lawāmi‘al-Riwāyāt），这是穆罕默德·奥菲于1230年前后编纂的。一个故事说明著者在航行中如何凭一尾用磁石擦过的鱼儿找到了航路。在拉丁语的资料中，最初记载指南针的是十二世纪晚期，比波斯语的记载早得多。

    法兰克人被本地的叙利亚人和巴勒斯坦人同化了多少，是难以估计的。在黎巴嫩北部的伊丁、巴勒斯坦的伯利恒、埃及的阿里什等城市的现代居民中，具有碧眼和美发的男子和妇女，是很普通的，有些家族，主要是基督教的黎巴嫩人，例如凯赖木、法兰吉叶（法兰克的）、撒列比（十字军的）等家族，还保存着从法兰克祖先遗留下来的许多传说。在其他的姓里，萨瓦亚（Sawāya）据说起源于法兰西的萨瓦，杜韦希（Duwayhi）起源于法国的杜埃，伯尔德威勒无疑地是起源于包德温。最后这个名字，在巴勒斯坦和北部西奈半岛的地志中，也占着显著的地位。巴勒斯坦的一个乡村，叫做辛只勒（Sinjil），是按圣计尔（Saint- Gilles）的名字命名的，另外一个乡村叫赖伊奈（al-Raynah），是以雷诺的名字命名的。在另一方面，德鲁兹人自称与德德勒（de Dreux）伯爵有关系，这却是一种没有事实根据的附会之说。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十一世纪末，基督教世界的各式各样的游牧民群，纷纷涌进叙利亚，要从穆斯林的手中抢夺叙利亚，当时那个地方呈现出四分五裂、软弱无力的局面。几个阿拉伯的地方酋长，在叙利亚各据一方；在北方，塞尔柱克突厥人势力顶大；在南方，宗派分裂论者法帖梅人执掌政权。无论在成分上或语言上，居民决不都是划一的。南部黎巴嫩的德鲁兹人、北面山区里的努赛尔人和他们的邻居易司马仪人（后来的阿萨辛人），构成了三个宗派分裂论者集团，这三个集团跟伊斯兰教的正统派是不同的。在基督教的集团中，北部黎巴嫩的马龙派，在相当程度上还使用着叙利亚语，他们构成了最大的少数民族。

    十一世纪初期，游牧的塞尔柱克人从中亚细亚南下，他们散布在阿拔斯哈里发帝国西部各行省，在呼罗珊、波斯、伊拉克、亚美尼亚、小亚细亚等地，相继建立起自己的政权，他们于1055年在巴格达建立了一个素丹政权，于是哈里发政权变成了附庸，这些历史事实，已经在第三十二章讲述过了。叙利亚的塞尔柱克人，象鲁木（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人一样，构成那个家族的一个主要分支，但是，没有在一个首领的指挥下团结起来。叙利亚的每个重要城市，差不多都有一个塞尔柱克的或者阿拉伯的统治者。1089年后，的黎波里在十叶派的贝尼阿马尔部族的统治下宣布独立。1081年后，舍伊萨尔被贝尼孟基兹部族占据。拜占廷人屡次占领，又屡次丧失沿海各城市和北部边区各城市。

    第一批塞尔柱克人的队伍是在1070年之前不久出现于叙利亚的。1070年，艾勒卜·艾尔斯兰素丹把阿勒颇的阿拉伯王子变成自己的诸侯，艾勒卜的大将艾特西兹进入耶路撒冷，并且从法帖梅人的手中夺取了巴勒斯坦。作为逊尼派的穆斯林，塞尔柱克人认为根除埃及的异端是自己分内的事。过了五年，艾特西兹又从法帖梅人的手中夺取了大马士革。但是，1098年，耶路撒冷又重归于法帖梅人之手，法帖梅人强大的舰队于1089年还收复了所有沿海的城市，包括阿斯盖兰（阿什克伦）、阿卡（阿克）、提尔（苏尔）、朱拜勒（卑布罗斯）等城市。艾尔斯兰的儿子突突什是叙利亚塞尔柱克王朝真正的奠基人。1094年春季，这位素丹在阿勒颇（哈莱卜）、鲁哈（埃德萨）和毛绥勒（摩苏尔）等城市建立了自己的政权，此外还有呼罗珊原有的领地。但是，他第二年阵亡了，他得来不易的叙利亚领地，由于他的两个儿子列德旺和杜嘎格的竞争和那些自私自利的将领的互相猜忌，而重新陷于分裂。列德旺以阿拉颇为首都，从1095年统治到1113年，杜嘎格以大马士革为首都，从1095年统治到1104年。从1096年开始在这两兄弟之间展开的敌对行动，构成了他们统治时代主要的事件。

    在东方和西方之间互相作用的长期历史中，古代的特洛伊战争和波斯战争，构成了序幕，十字军战争，按其应有位置来看，成为中间的一章，而现代西欧的帝国主义领土扩张，构成了最后的一章。只有从东西方在宗教上、种族上和语言上有所不同，并且互相竞争的角度来看，东方和西方在地理上不同的事实，才有意义。更具体地说，十字军战争乃是基督教的欧洲对穆斯林的亚洲的反作用。因为，自632年以来，后者不仅在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而且在西班牙和西西里岛，都处于攻势。还有些远因可以提一提，如条顿部族喜爱迁徙和战争，他们进入历史舞台后，就改变了欧洲的地图；又如1009年，哈基木曾下令拆毁圣陵教堂，而这所教堂却是成千成万欧洲人巡礼的地方，这所教堂的钥匙，于800年由耶路撒冷的主教送给查理曼，以表示祝福。还有，巡礼者经过穆斯林的小亚细亚时，也遭到种种留难。十字军战争的近因却是，亚历修·科穆宁皇帝于1095年向教皇乌尔班二世不断提出呼吁，因为他在亚洲的领地，远至马尔马拉海沿岸，都被塞尔柱克人侵略。这些穆斯林威胁了君士坦丁堡。教皇大概想利用这个呼吁，乘机把希腊教会和罗马教会重新联合起来，这两个教会是在1009年和1054年之间完全分裂的。

    1095 年11月26日，教皇乌尔班二世在法国东南的克莱蒙演说，鼓励信徒们“走上通往圣陵的道路，从邪恶的种族手中夺取圣陵，使圣陵归自己所有”。这大概是有史以来最有效的一篇演说。“上帝所愿”的战斗口号，响遍全国，人们不分贫富贵贱，都受到心灵上的感染。1097年春天，有十五万人响应这个号召，会师于君士坦丁堡。这些人大半是法兰克人和诺曼人，还有一些乌合之众。他们都佩带一个十字军徽章，所以叫做十字军。第一次十字军就这样踏上了冒险的征途。

    当然不是所有佩带十字徽章的人，都是出于宗教动机。有几个头领，包括菩希蒙德，是一心一意想要列土封侯的。比萨、威尼斯和热那亚的商人们，则有着自己商业上的利益。富于浪漫幻想的人、不安份守己的人、喜爱冒险的人、信仰虔诚的人，他们都找到了一面新的旗帜，而许多犯人则找到了赎罪的方法。至于法兰西、洛林、意大利、西西里的广大群众，他们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十分凄惨，对于他们来说，佩带十字徽章，与其说是一种牺牲，不如说是一种救济。

    人们通常把十字军东侵，分成确定的几次——七次到九次，这是决不能令人满意的。十字军大体上是川流不息的，各十字军之间的分界线很难划分清楚。更合乎逻辑的办法，是划分成三个时期，第一是征服时期，延长到1144年，这年毛绥勒的艾塔伯克·赞吉收复了鲁哈；第二是穆斯林的反攻时期，从赞吉开始，到萨拉哈丁（萨拉丁）的辉煌胜利而达到最高峰；第三是零星的内战时期，在这个时期，叙利亚—埃及的艾优卜人和埃及的麦木鲁克人大露头角，这个时期到1291年结束，当年十字军丧失了他们在叙利亚大陆上最后的据点。征服时期完全在所谓第二次十字军之前（1147—1149年），而第三时期大致与十三世纪相符合。在最后的这个时期中，十字军有一次把矛头指向君士坦丁堡（1202—1204年），有两次把矛头指向埃及（1218—1221年），但都没有获得什么；还有一次甚至指向突尼斯（1270年）。

    第一次十字军的路线，是从他们的集合地君士坦丁堡出发，穿过小亚细亚。这个地方现在是科尼亚的塞尔柱克素丹年轻的基利只·艾尔斯兰（1092—1107年）的领土。十字军第一次与穆斯林交锋，就是跟这位素丹的武士打仗。鲁木的塞尔柱克王朝的奠基者、基利只的父亲苏莱曼·伊本·顾特鲁米什的首都尼西亚，经过一个月的围攻后，1097年6月被十字军攻破了。除这次战役外，十字军参加过的唯一的酣战是多利莱阿木（埃斯基谢希尔）战役。7月1日，他们在这里打败基利只的部队。亚历修皇帝硬逼着图卢兹的雷蒙和其他十字军将领宣誓臣服于他，此次胜利的进军，替他收复了半岛西部的领土，而且把突厥人对欧洲的进攻，推迟了二百五十年。

    十字军的一个分遣队在布洛涅伯爵的儿子包德温的率领下，越过陶鲁斯山脉，在完全转向南方之前，迂回到基督教的亚美尼亚人所占领的东部地区，在1098年初克服了那个地区里的鲁哈城。在这里，开辟了第一个拉丁殖民地，建立了第一个拉丁国家。包德温变成了这个国家的君主。另一支分遣队，在南部意大利的诺曼人唐克雷德的率领下，转到相反方向的西里西亚，那里的居民也是亚美尼亚人，还有少数希腊人。在这里，他占领了圣保罗的故乡塔尔苏斯。

    在那期间，主力部队已到达安提俄克。这座城市的守将是大塞尔柱克王朝的第三位统治者马里克沙所任命的艾米尔，名叫雅基—西彦。经过长期的、艰苦的围攻（从 1097年10月21日到1098年6月3日），北部叙利亚的这个都会才陷落在菩希蒙德的手里，这是由于有一个亚美尼亚籍的碉堡指挥官叛变的结果。菩希蒙德是唐克雷德的一个亲戚，是十字军将领中最狡猾的。在这座城市陷落之前，阿勒颇的列德旺为拯救这座城市，进行了认真的抵抗。

    这些围攻者刚刚进城，克尔卜嘎就把他们包围起来，他是毛绥勒的艾米尔，专门带着援军从他的首都赶来的。被围攻的基督教徒在安提俄克的教堂里发掘出当年救世主（耶稣）吊在十字架上的时候，敌人插入他的胁下的那支“圣矛”，因此，军心大振，他们勇猛地突围而出，于6月28日解围，把克尔卜嘎的军队几乎全部歼灭。这座城交给菩希蒙德防守，而且变成第二个公国的首都。安提俄克留在基督教徒的手中达一百七十五年之久。

    图卢兹人雷蒙是法兰克人将领中最富有的。在安提俄克发现惊人的圣矛的就是他的部下。他不以安提俄克为满足，继续向南挺进。他的部队占领了大诗人艾卜勒·阿拉义的故乡麦阿赖特·努耳曼之后，屠杀“居民十万人，而且放火把全城烧成一片焦土”，然后于1099年1月13日离去。接着，雷蒙伯爵占领了希斯尼·艾克拉德，这座城俯视着奥龙特斯河（阿绥河）平原与地中海之间的战略性关隘。他又围攻了北黎巴嫩山西面斜坡上的阿尔盖，并且还在没有遇到什么抵抗的情况下，占领了滨海的安塔尔突斯。黎巴嫩马龙派的基督教徒给他提供了向导和有限数量的补充兵。然而，雷蒙把这些领地都放弃了，他为响应洛林伯爵布荣的哥德夫利（包德温的弟弟）的紧急呼吁，带领军队向主要目标耶路撒冷前进了。

    他们在南下的道路上，发现赖木莱城的居民已经逃亡一空，这座城于是就变成巴勒斯坦境内第一个拉丁属地。1099年6月7日，十字军四万多人（其中约两万人是精兵），站在耶路撒冷各城门的外面了。埃及的守军，约计一千人。十字军希望耶路撒冷的城墙会象杰里科的城墙那样自己塌陷，他们便赤着脚，吹着号角，绕着城墙进军。一个月的围攻，证明是很有效的。7月15日，围攻者猛扑进城，不分男女老幼见人就杀，“成堆的头颅和手脚，在城里大街小巷和广场上，到处可见”。一个月后，在阿斯兰附近，又大败埃及人，这个重要的胜利，使耶路撒冷的拉丁人的处境更加安全了。但是，阿斯盖兰仍然是埃及舰队的基地和一支驻军的大本营，这支驻军，在埃及大臣麦列克 ·艾弗德勒的指挥下，不断地困扰敌军。第三个拉丁国家，也是最重要的拉丁国家，就这样建立起来了。传说王位要交给雷蒙而不是一个牧师，但他拒绝了，因为救世主（耶稣）曾在这座城里戴过荆棘的冠冕，而他不愿在这里戴黄金的冠冕。哥德夫利既是正直的将领，又是勇猛的战士，所以被选为国王，他的头衔是“伯爵兼圣陵的保卫者”。许多十字军人和基地巡礼者，认为自己的誓愿已获得实现，便坐船返回故乡去了。

    哥德夫利需要立即完成的任务，是征服沿海城市，没有这些城市，内地的占领是靠不住的，同本国的交通也有困难。这个问题在意大利运输香客的舰只的合作下，解决了，这些舰只的舰长知道，占领沿海城市后，他们就能获得新的市场和自由的港口，来销售他们的商品。在次年（1110年）的春天，比萨人在雅法接受了特殊的权利。不久之后，阿尔苏夫、恺撒里亚（盖撒里叶）、阿卡等城市都缴纳贡税，作为暂时停战的条件。威尼斯的舰队在哥德夫利去世的那年夏天，对阿卡采取军事行动，在他去世后一个月内，攻陷了海法。进攻的军队叫海法的驻军和居民，都聚集在一个十字架的四周，说那里是安全地区，接着就把他们全都残酷地屠杀了。埃及的舰队是能够前来保卫这些港口的唯一舰队，而那支舰队，即使不是毫无行动，也没有发挥多大作用。

    在那期间，唐克雷德深入到约旦河的地区。介乎地中海岸与大马士革之间，位于进军路线上的贝桑，变成了早期的胜利品之一。纳布卢斯自愿地投降了。唐克雷德作为哥德夫利的诸侯，居住在太巴列。然而他在1101年3月间，放弃了自己的封地，宁愿到他叔叔菩希蒙德的公国安提俄克去，当时，菩希蒙德因出征在马拉什附近被古密什特勤俘虏。1103年，菩希蒙德缴纳赎金后获释。

    哥德夫利死后，他的部下召唤他弟弟包德温来做他的继任人。包德温从鲁哈来到，于1100年圣诞节日在伯利恒举行加冕礼，而不是在耶路撒冷。这是因为尊重教会党人的意见，他们希望保有耶路撒冷，作为教会的领土。

    包德温成为拉丁人的一个精力充沛的、有才能的、奋发有为的首领。他在位的期间（1100—1118年），王国的版图，从红海北端的亚喀巴扩张到黎巴嫩的贝鲁特。他的侄子和继任人包德温二世（1118—1131年），又增加了几座城市，主要是地中海东岸上的城市。在宽度方面，这个王国是以约旦河为东边的疆界的。贝鲁特和西顿都是1110年征服的。这些北方城市只能希望从大马士革获得援助，当时大马士革是在艾塔伯克·突格特勤的统治下，他原是塞尔柱克突突什素丹的奴隶，后来成为他的幼子杜嘎格的摄政王，加上艾塔伯克（atābeg，太傅）的尊号。但是，突格特勤在好几年内与包德温维持条约关系。经过短暂的停战时期，阿尔苏夫和恺撒里亚于1101年有条件地投降了热那亚的舰队，这支舰队接受了三分之一的战利品，并且获得特地指定的城区；提尔在自己的半岛上却平安无事地保持在穆斯林的手中，一直到1124年；阿斯盖兰保持到1153年。在死海以南的地区，包德温于1115年建筑了一个庞大的要塞，叫邵伯克城，居高临下，控制着从大马士革到希贾兹和埃及的沙漠道路。

    在叙利亚，的黎波里（太拉布卢斯， Tarāblus，得自希腊语的Tripolis）当时是交通最频繁的港口。雷蒙伯爵从安提俄克向着耶路撒冷蜿蜒南进的时候，早已垂涎于的黎波里。他建立了耶路撒冷王国后，于1101年返回来围攻的黎波里。为了孤立这座城市，两年之后，他在艾卜·阿里河（嘎底舍河）河谷附近的一个小山上建筑了一个堡垒。

    这个小山叫做香客山（Mons Pelegrinus），它很快就变成一个拉丁人住区的中心。围攻拖延得很久，尽管有邻近的基督教徒和山居人的支援。附近的城市，都被雷蒙逐个征服了。在一支由四十艘战舰组成的热那亚舰队的合作下，他于1104年征服了朱拜勒城，从此以后，这座城就变成了的黎波里国的南部边界。雷蒙于1105年死在他的要塞里，他的目的始终没有达到，因为被围困的的黎波里城是在1109年7月12日才被攻陷的。

    这样，现在建立起来的国家，除鲁哈国和安提俄克公国（包括西里西亚）外，还有了的黎波里国。前两者都是耶路撒冷的封地，后者也属于耶路撒冷王国的版图。鲁哈和耶路撒冷是勃艮第公爵的公国，安提俄克是诺曼底公爵的领地，的黎波里是普罗旺斯伯爵的领地。这四个国家是建立在穆斯林领土内绝无仅有的拉丁国家。他们的控制只限于叙利亚北部，只限于沿海又窄又小的基督教徒所居住的地区，在他们周围的是伊斯兰教的辽阔而且阴暗的背景。没有一个城市是与敌人相距一天以上途程的。即使在他们的国家里，拉丁人口也是稀疏地分布在各城区里面的。阿勒颇、哈马、希姆斯、巴勒贝克、大马士革等内地城市，虽然时时进贡，但是，从来没有被征服过。在努尔丁统治下的大马士革，曾于1156年9月开始的一年内，缴纳贡赋八千个第纳尔。

    这些拉丁王国王位的继承、它们相互间的争端和琐细的斗争，都不是我们所关心的。这些事件只能构成欧洲史的一章，而与阿拉伯史无关。我们应该注意的是西方人跟本地人之间发展起来的和平友谊关系。

    我们首先要记住，基督教徒到圣地来的时候，有这样的一种想法，他们认为自己比本地的人民优越得多，他们认为本地人都是把穆罕默德当上帝崇拜的多神教徒。一旦接触之后，他们才恍然大悟。至于他们给穆斯林们留下的印象，吴萨麦作过描绘，他说，“他们只是一群骁勇善战的畜生，如此而已，岂有他哉！”。两个民族之间的和平时期，比战争时期更长。在和平时期，不得已的交际，造成了相互感情上根本的改变。亲切的睦邻关系建立起来了。法兰克人雇用了许多忠实的本地工人和农民。他们所传入的封建制度，也逐渐适用于本地的土地占有了。他们学会了养马、养鹰、养狗，不久，双方就达成协议，保证狩猎队都不受攻击。双方常常保证对方旅客和商贩的安全，而且通常还相互尊重。法兰克人抛弃了他们的欧洲服装，穿上了更舒适、更合适的本地服装。在食品方面，他们养成了新的嗜好，他们特别喜欢用大量的糖和香料制成的各式各样的食品。他们认为东方的住宅比西方的优越，不但有宽敞的院落，还把流水引到家里来。有些人跟本地人通婚，由本地的妈妈生出来的欧亚混血儿，叫做poulain（串秧儿）。他们在某些情况下甚至同样尊敬穆斯林和犹太教徒所尊敬的圣地。在他们内部断断续续的争吵中，拉丁人往往欢迎来自“异教徒”的帮助，穆斯林们也常常与拉丁人订立盟约，借他们的力量来对付自己的穆斯林弟兄。

    伊马杜丁（意为宗教的支柱）赞吉，是毛绥勒（摩苏尔）的蓝眼睛的艾塔伯克（1127—1146年），他的崛起标志着形势向有利于伊斯兰教的方向变化。赞吉是反十字军的许多英雄人物中的先驱，萨拉哈丁是登峰造极的英雄，这种事业继续到十四世纪后半期的麦木鲁克王朝。赞吉是马里克沙的一个突厥奴隶的儿子，他为自己开拓了一个公国，包括阿勒颇、哈兰、毛绥勒三大城市，他在毛绥勒建立了赞吉王朝（1127—1262年），我们可以毫不踌躇地说，那是艾塔伯克人所建立的许多王朝中最强大的王朝。在他的头几次铁椎般的打击下，十字军诸国是注定要崩溃的。第一椎落在鲁哈城上。这座城接近巴格达，而且控制着美索不达米亚和地中海之间主要的道路，在五十年间成为叙利亚的诸拉丁国的屏障。赞吉于1144年围攻这座城四周之后，就从佐塞林二世的手中把它夺过来了。这座城市是首先建立和首先沦陷的十字军国家，虽然它具有坚固的堡垒，却没有坚强的抵抗。这座城市的攻陷，意味着拔除了插在叙利亚和伊拉克这两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的楔子。就欧洲来说，这个城市的陷落，通称为第二次十字军的信号，这次十字军是在1147—1149年间，由德意志的康拉德三世和法兰西的路易七世所率领。组成第二次十字军的军队是法兰西的和德意志的武士、圣殿骑士团、慈善院骑士团和耶路撒冷王国所提供的部队，这支军队围攻大马士革四天，毫无效果。这支十字军在别的地方也是毫无成就的。

    赞吉作为伊斯兰教事业的捍卫者的职位，由他的儿子努尔丁（意为宗教的光明）·麦哈茂德所继承，他定都于阿勒颇。努尔丁比他父亲更有才能，他是第二个与法兰克人对垒的，而且颇占优势。他在1154年，兵不血刃地从突格特勤的继任者的手中夺取了大马士革，从而消除了在赞吉王朝的领土和耶路撒冷之间最后的障碍。他逐渐完成了征服鲁哈的任务，于1151年把鲁哈的公爵佐塞林二世用锁链系着当战俘带走了。努尔丁还征服了安提俄克公国的一部分，这个公国年轻的统治者菩希蒙德三世，于1164年，跟他的同盟者、的黎波里的雷蒙三世一道，被俘虏了。这两个俘虏后来因缴纳赎金，先后获释，前者被关了一年，后者是九年。

    伊斯兰教的事业，在巴勒斯坦却不是这样旗开得胜的。巴勒斯坦的屏障阿斯盖兰曾抵抗法兰克人达五十年之久，于1153年终于陷落在耶路撒冷国王包德温三世的手里，从而在基督教徒的面前就打开了通向埃及的道路。

    努尔丁有一个能干的副手，叫做施尔科，他奉上级的命令，利用法帖梅王朝的衰弱，在埃及屡次获得的军事上和外交上的胜利，于1169年接受了法帖梅王朝最后的哈里发阿迪德（1160—1171年）的大臣的职务。前任大臣沙韦尔向包德温三世的弟弟和继任者阿马利克一世求援，而且获得他的支援，共同对付施尔科。施尔科在授爵式之后不久就去世了，他的侄子萨拉哈丁（意为宗教的方正，拉丁语的Saladin，萨拉丁）·伊本·艾优卜继承了他的职务。

    麦列克·纳绥尔·素丹萨拉哈丁·优素福，于1138年出生于底格里斯河岸上的塔克里特，他的父母都是库尔德人。他出生的次年，他的父亲艾优卜（即约伯）被艾塔伯克·赞吉任命为巴勒贝克的司令官。萨拉哈丁青年时代的事迹和他早期在叙利亚受教育的情况，已不可考了。他早期的兴趣，显然集中于教义学的讨论。他从来没有出现在大庭广众之中，直到1164年，他才“勉强地”伴随着他的叔父初次向埃及进军。他从此时起，开始走运，他立下两大雄心壮志，一是在埃及以逊尼派代替十叶派，二是推进对法兰克人的圣战。他在1169年任大臣，在1171年就下令在星期五的聚礼仪式上取消法帖梅哈里发的名字，而代之以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兑耳的名字。这件重大的变革，毫无骚动地完成了，甚至没有“两只山羊因此而互相抵触”。

    为了实现他的另一个更大的宏愿，就必须先统治穆斯林的叙利亚。当时穆斯林的叙利亚是在他的宗主努尔丁的统治之下，因此主仆之间的关系变得紧张了。努尔丁于 1174年去世之后，萨拉哈丁宣布埃及独立，在几次交战之后，他在古鲁尼（犄角）·哈马战役中大获全胜，从努尔丁的儿子和继任者、十一岁的易司马仪的手中夺取了叙利亚。在那期间，萨拉哈丁的哥哥突兰沙成功地占领了也门。希贾兹及其圣地，自然地归附了埃及。1175年5月，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根据萨拉哈丁的请求，赏赐他一份授予证书（册封），把埃及、马格里布（西非洲）、努比亚、西部阿拉比亚，巴勒斯坦和中部叙利亚等地，通通赏赐给萨拉哈丁。哈里发就是这样慷他人之慨，拿了别人的东西来做人情。从此以后，萨拉哈丁认为自己是唯一的素丹，正如他的亲戚史学家艾卜勒·菲达所表达的一样。十年之后，他征服了毛绥勒，把美索不达米亚所有的君主都变成了诸侯。努尔丁曾梦想先包围法兰克人，然后把他们置于穆斯林的上下磨石之间，即置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之间，使他们化为齑粉，这个梦想，在他的更显赫的继任者萨拉哈丁的功业中变成了现实。

    萨拉哈丁在北部叙利亚指挥作战的期间，阿萨辛人因受萨拉哈丁的穆斯林敌人的嗾使，曾对他进行两次暗杀。在这之前，也曾对努尔丁作过同样的谋刺，还成功地暗杀了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阿米尔（1130年）。这个可怕的修道会，当时在叙利亚是非常活跃的，很多基督教徒被他们暗杀了，其中最著名的有的黎波里的雷蒙二世（约于 1152年）和新被拥戴为耶路撒冷王的蒙斐拉人康拉德（1192年）。萨拉哈丁于1176年围攻麦斯雅德，即山老人赖世德丁·息南的大本营，但是，他接到以后不再进行暗杀的保证时，就解除了包围。

    息南曾在波斯宣布独立。他控制了一批精干的特务和一种传书鸽邮政，说他能够凭借似乎神奇的方法，获得各方面的情报。他的“斐达伊”（fidā’，敢死队员）对于毒性匕首的制造和使用，具有专长。相传当耶路撒冷有名无实的国王香巴尼人亨利于1194年访问这位大王的时候，他为了使客人对于他的忠实从者如何盲从他的命令获得一个深刻的印象，就对两个站在堡垒塔顶上的从者作了一个手势，他们两个立刻从塔顶跳下去，摔得粉身碎骨。

    暗杀的威胁解除之后，萨拉哈丁就可以放手致力于进攻法兰克人了。他接连取胜。他围攻太巴利六日后，于1187年7月1日攻陷。附近的赫淀战役于7月3日到4日相继发生。战斗开始于星期五，因为萨拉哈丁喜欢在这个聚礼日发动进攻。星期五则是法兰克军队的忌日。法兰克军约计二万人，除渴死的和热死的不计外，几乎全部被俘。在著名战俘的名单上，头一名是耶路撒冷的国王律星云·德该。这位武侠的素丹，给那位垂头丧气的国王以友好的接待，而他的伙伴，和平的扰乱者，夏蒂荣的雷吉纳尔德却受到一种不同的待遇。雷吉纳尔德大概是拉丁将领中最冒险、最不谨慎的，而且是阿拉伯话讲得最流利的。他曾奉命防守卡拉克要塞，常有和平的驼队商从要塞的墙下经过，他不止一次地猛扑驼队，进行抢劫，从而破坏了条约关系。他甚至从亚喀巴湾的艾伊莱派遣舰队，不断袭扰希贾兹圣地领域的海岸，掠夺朝觐圣地的人。萨拉哈丁曾发誓，要亲手处死这个破坏停战协定的人。现在，实践誓言的时机到了。阿拉伯人有好客的传统，主人对于他所接待的客人，是不能加以伤害的，雷吉纳尔德企图利用这种公认的传统。他向战胜者的帐棚要了一口水来解渴。但是，给他水喝的并不是萨拉哈丁，因此，在战俘和战胜者之间，并没有能建立起宾主之谊。雷吉纳尔德只好用自己的生命，作为背信弃义的代价了。所有的圣殿骑士团和慈善院骑士团的骑士，都被公开地处死了。

    赫淀的胜利，决定了法兰克人事业的命运。耶路撒冷的守军，已经在赫淀战役中被歼灭了，因此，在一个星期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于1187年10月2日被攻陷了。在艾格萨清真寺里，穆艾精（宣礼员）的呼声，代替了基督教的锣声，磐石上圆顶寺的屋顶上的金质十字架，也被萨拉哈丁的部下拆除了。

    夺得拉丁王国的首都后，萨拉哈丁获得了法兰克人原来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所占据的大多数城市。在他所进行的一系列辉煌的军事行动中，剩余的要塞大半被占领了。没有一个要塞能够抵抗，因为这些要塞最好的保卫者已经在赫淀战役中被歼灭了。十字军的士气十分低落，这位伊斯兰教伟大的斗士则在圣战精神的鼓舞下，一直向北方挺进，进攻拉塔基亚、哲伯莱和绥雍，并向南方挺进，进攻卡拉克和邵伯克。这些城市，还有舍基夫·艾尔农、考克卜、萨法德，以及其他扎在穆斯林胁腹上的刺，都在1189年底之前，相继陷落了。法兰克人已经十分接近被赶出这片国土了。只有安提俄克、的黎波里、提尔以及其他较小的城镇和要塞，仍然留在拉丁人的手中。

    圣城的陷落，使欧洲大为震动。欧洲的统治者变得同仇敌忾。德意志的皇帝红胡子弗雷德里克、英格兰的国王狮心里夏尔一世、法兰西的国王菲利普·奥古斯都，都参加了十字军。这三个人是西欧最强大的君主，第三次十字军（1189—1192 年）是由他们发动的。就人数来说，这是最大的十字军。这次十字军，以萨拉哈丁和狮心里夏尔为主角，给东方和西方的故事和传奇，提供了大家都喜爱的题目。

    弗雷德里克是首先出发的，他由陆路挺进，在小亚细亚横渡西里西亚的一条河的时候，淹死在河里。他的部队大半返回祖国。里夏尔在中途停留下来，夺取塞浦路斯岛，这个海岛是注定要成为从大陆上被赶出来的十字军的避难所的。

    在这期间，在圣地的拉丁人断定阿卡是收复失地的关键所在。实际上他们倾全力以进攻这座城市，他们的部队获得弗雷德里克残部和法兰西国王分遣队的增援。指挥这支部队的，是前任耶路撒冷国王律星云·德该。他被俘后，曾发誓不再进攻萨拉哈丁，因而才获释，现在，他违背誓约，又发动了战争。萨拉哈丁于次日赶来援救，在敌军对面树起了帐棚。战争在陆上和海上进行。里夏尔到来的时候，欢声大作，祝火四起。在围城期间，发生了一些富于画趣的事件，同时代的阿拉伯史学家和拉丁史学家，都有所记载。一个大马士革人配制了炸药，把围攻者的三座碉堡炸坏了，他谢绝了萨拉哈丁的奖赏，他说他以真主的报酬为满足。里夏尔从西西里岛运来三船燧石，作为抛石机的炮弹，阿卡居民被石弹打死十三人，有人认为这种石弹很奇怪，特意拾来给萨拉哈丁看。萨拉哈丁和里夏尔曾互赠礼物，但未会面。守军被困得水泄不通，萨拉哈丁只好用传书鸽和他们联系，有时派游泳者从海里游过去进行联系。一个会游泳的人，在执行任务时淹死在海里，海浪把他的遗体推到岸边，阿卡人把那具遗体打捞起来，从他的衣袋里取出他送来的钱财和信件。替萨拉哈丁作传记的人深为这件事所感动，他说：“在生时接受委托，死后还不负所托，这是从所未闻的奇事。”凡是从城墙上挖下一块石头的人，里夏尔都给他优厚的报酬，战斗员们和妇女们，都以很大的勇气建立战功。这次围攻被认为是中世纪的大战之一，拖延了两年之久（1189年8月27日到1191年7月12日）。法兰克人的有利条件，是舰队和最新的攻城的射石机；穆斯林的有利条件，是统一的指挥。萨拉哈丁曾向哈里发求援，但是，没有获得援助。守军终于投降了。

    投降的两个条件是：守军缴纳二十万个金币，送还圣十字架，作为释放守军的代价。过了一个月的功夫，赎金还没有交出，里夏尔就下令把二千七百个战俘屠杀了。他的这个行动，跟萨拉哈丁夺取耶路撒冷时对战俘的待遇，形成鲜明的对照。当时萨拉哈丁曾要求俘虏赎身，有几千个穷人无力赎身。萨拉哈丁应他弟弟的请求，释放了一千名穷苦的战俘；他应主教的请求，又释放了另一批战俘。他认为他弟弟和那位主教，都做了好事，这次该轮到他自己去做了，于是便不要一分赎金，把其余的战俘白白地释放了，其中包括许多妇女和儿童。

    现在，阿卡代替了耶路撒冷的领导地位，从此以后，交战双方进行和平谈判，几乎没有中断过。富于浪漫思想的里夏尔，建议他的妹妹跟萨拉哈丁的弟弟麦列克·阿迪勒结婚，把耶路撒冷作为结婚的礼品，赠给新郎和新娘，这样来结束基督教徒和穆斯林之间的战争。1192年5月29日（棕榈主日），他给阿迪勒的儿子麦列克·卡米勒隆重地举行了授爵士位的典礼。1192年11月 2日，终于缔结了和约，和约的总原则是，海岸归拉丁人，而内地归穆斯林，巡礼者到圣城朝拜，不受欺负。萨拉哈丁虽然享受了和平的果实，但是，没有几个月，他就逝世了。1193年2月19日，他在大马士革害伤寒病，十二天后就去世了，享年五十五岁。他的陵墓在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大寺附近，直到现在还是叙利亚首都吸引游客的胜地之一。

    萨拉哈丁不仅是一位战士，不仅是逊尼派伊斯兰教的一位斗士，他还庇护过学者，奖励过教义学的研究，建筑过许多堤防，开凿过许多水渠，创办过许多学校，修建过许多清真寺。他所修建的许多古迹保存到现在的，还有开罗的城堡，他在1183年建筑开罗城墙的同时，建筑了这个城堡，建筑材料是取自较小的金字塔。他的内阁有两位有学问的大臣，一位是法官法迪勒，另一位是仪马德丁，他们的书简体文学，是以优美的风格著称的。他最后的私人秘书白哈艾丁·伊本·舍达德，成为他的传记的写作者。萨拉哈丁推翻法帖梅王朝的时候，把堆积如山的财宝，分给他的家臣和军队，自己什么也没留。财宝中有一串蓝宝石珠子，重达十七第尔汗，史学家伊本·艾西尔曾亲自称过这串珠子的重量。努尔丁的遗产，他没有碰过，而是留给了已故国王的儿子。他本人去世的时候，只遗留下四十七个第尔汗和一个第纳尔。他的令名同哈伦和拜伯尔斯的令名一道直到今天还排列在人民群众所敬仰的那些有声望的英雄人物名单的最前列。在欧洲，萨拉哈丁很合英国吟游诗人和现代小说家的心意，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骑士精神的典型。

    萨拉哈丁所建立的素丹国家，东自底格里斯河，西至尼罗河。他去世之后，他的几个继任者把国家瓜分了，他们当中没有一个人继承了他的天才。起初，他的儿子麦列克·艾弗德勒（意为卓越的国王）在大马士革继承王位，阿齐兹（意为强大者）在开罗继承王位，扎希尔（意为胜利者）在阿勒颇继承王位，萨拉丁的弟弟和心腹阿迪勒在卡拉克和邵伯克继承王位。但是，在1196年和1199年之间，阿迪勒利用他几个侄子之间的倾轧，夺得了埃及和大部分叙利亚的统治权。1200年，他任命他的一个儿子做美索不达米亚的长官。在拉丁语编年史中，阿迪勒叫做萨法丁（Saphatin），他是1192年参加和平谈判的首席代表，在他统治的时代，与十字军维持了友谊关系。小的冲突不是没有的，但是，他的主要政策是和平的政策，是促进与法兰克人各殖民地的贸易往来的政策。他准许威尼斯人在亚历山大港建立有客栈的特殊市场，准许比萨人在那里设立领事。大马士革至今还有一所叫做阿迪勒的学校，就是纪念他的。这所学校有一部分是他建筑的。

    1218 年阿迪勒去世后，艾优卜家族的几个支派，都是阿迪勒的子孙，他们在埃及、大马士革和美索不达米亚三地进行统治。艾优卜家族其他成员的子孙，控制了希姆斯、哈马和也门。埃及的艾优卜人是主要的支派，这个支派不断同大马士革的亲戚争夺叙利亚的统治权。北部叙利亚的各个支派，于1260年被鞑靼人旭烈兀的突袭所灭亡，哈马的小支派除外，这个支派在麦木鲁克王朝时代还继续存在，史学家兼国王的艾卜勒·菲达（1332年卒）就是这个支派的成员，他是萨拉哈丁的弟弟的苗裔。

    在王朝内讧的期间，伊斯兰教世界不仅无力进取，而且萨拉哈丁所收复的城市，如贝鲁特、萨法德、太巴利、阿斯盖兰，甚至耶路撒冷（1229年），也接二连三地重新陷落在法兰克人的手中。但是，法兰克人的处境并不容许他们充分利用这个形势。他们自己的情况，即使不是更坏，也是够恶劣的。他们的殖民地，是靠欧洲所派遣的新兵来维持的，这种新兵并不是需要时立刻就可以供应的。他们的内部，也不团结，在热那亚人和威尼斯人之间有争吵，在圣殿骑士团和慈善院骑士团之间有猜忌，在各将领之间有个人的争端，而且大家都在争夺耶路撒冷王的空头衔——所有这些都是他们的议事日程。我们在上面已经讲过，他们在互相倾轧中，往往寻求穆斯林的帮助，来对付自己的劲敌。

    萨拉哈丁死后，法兰克人和本地人之间的头几次重大的战争，发生在卡米勒统治（1218—1238年）的埃及土地上。卡米勒是他父亲阿迪勒在埃及的继任者，现在是艾优卜王朝的领导人物，在名义上接受叙利亚的臣服。他父亲去世之前不久，十字军在埃及的迪木雅特（Dimyāt，即拉丁文的Damietta）登陆，次年占领了那座城市，他登基后的首要任务，就是从自己的领土上肃清十字军。十字军这次所以对埃及进行侵略，是因为意大利沿海各共和国重新认识到，伊斯兰教的权力中心，已经由叙利亚转移到了埃及，只有征服埃及，意大利人的商船才能进入红海，去分享印度洋巨大的商业利益。经过差不多两年（1219年11月到 1221年8月）的斗争，卡米勒才强迫法兰克人放弃迪木雅特，然而准许他们自由通行。

    卡米勒象他父亲一样，对水利和农业具有浓厚的兴趣，并且同欧洲各国签订了几个贸易协定。他对于他的基督教人民颇有好感，以至科卜特教派直到现在还承认他是他们从来没有过的最仁慈的国王。他登基的次年，意大利阿西西的圣法兰西斯访问了他的宫廷，同他讨论了宗教问题。他对于学术的兴趣，可以用这件事实来说明，他曾亲身去访问开罗的一个老百姓，欧麦尔·伊本·法立德（1181—1235年），他是阿拉伯人所产生的最伟大的苏非派诗人，据说他拒绝接待这位贵客。卡米勒原是里夏尔的好友，现在他又跟1227年煽动十字军战争的弗雷德里克二世建立了友谊关系。1229年曾缔结了一个不体面的条约，把耶路撒冷以及连接耶路撒冷和阿卡的走廊都让给了弗雷德里克，交换条件是弗雷德里克帮助卡米勒对付他的敌人，这些敌人大部分是艾优卜家族的成员。在奥斯曼人之前，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耶路撒冷一直留在法兰克人的手中。直到1244年，卡米勒的第二个继任者麦列克·撒列哈·奈只木丁·艾优卜（1240—1249年），邀请花拉子模突厥人的一支分遣队，才替伊斯兰教光复了耶路撒冷，这些突厥人是以前被成吉思汗从中亚细亚赶出来的。

    撒列哈病危的时候，接到情报说，迪木雅特受到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和他的“第六次十字军”的骑士们的威胁。这座城于1249年6月6日，没有抵抗就投降敌人了。但是，法兰西军队向开罗进军的时候，到达一个沟渠错综复杂的地区，适值尼罗河泛滥，瘟疫在队伍中流行，交通线又被埃及人切断，1250年4月，全军都被歼灭了。路易王和他的大部分贵族，都当了战俘。

    在这期间，撒列哈逝世了（1249年 11月）。他的胆大的、精力旺盛的寡妇舍哲尔·杜尔（意为真珠树）在三个月内一直保守秘密，不让外人知道撒列哈之死，直到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突兰沙从美索不达米亚返回开罗，才公开了消息。突兰沙未能充分迎合他父亲的奴隶们（mamlūks，麦木鲁克）的心意，1250年在他继母的默许之下，他被暗杀了。舍哲尔自称穆斯林们的女王④，艾优卜家族大马士革支派的一个六岁的儿童，名叫艾什赖弗·穆萨的，被授予联合王国名义上的国王的称号，实权却掌握在奴隶艾伊贝克的手中，他就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奠基人。路易和他的侍从被俘一个月后，以交付赎金和归还迪木雅特⑤为条件，获得了释放。从1250年到在奥斯曼人之前，在一个基督教国家和一个穆斯林国家之间签订的条约，这要算是绝无仅有的了。耶路撒冷一直留在法兰克人的手中。直到1244年，卡米勒的第二个继任者麦列克·撒列哈·奈只木丁·艾优卜（1240—1249年），邀请花拉子模突厥人的一支分遣队，才替伊斯兰教光复了耶路撒冷，这些突厥人是以前被成吉思汗从中亚细亚赶出来的。

    撒列哈病危的时候，接到情报说，迪木雅特受到法兰西国王路易九世和他的“第六次十字军”的骑士们的威胁。这座城于1249年6月6日，没有抵抗就投降敌人了。但是，法兰西军队向开罗进军的时候，到达一个沟渠错综复杂的地区，适值尼罗河泛滥，瘟疫在队伍中流行，交通线又被埃及人切断，1250年4月，全军都被歼灭了。路易王和他的大部分贵族，都当了战俘。

    在这期间，撒列哈逝世了（1249年11月）。他的胆大的、精力旺盛的寡妇舍哲尔·杜尔（意为真珠树）在三个月内一直保守秘密，不让外人知道撒列哈之死，直到他的儿子和继任者突兰沙从美索不达米亚返回开罗，才公开了消息。突兰沙未能充分迎合他父亲的奴隶们（mamlūks，麦木鲁克）的心意，1250年在他继母的默许之下，他被暗杀了。舍哲尔自称穆斯林们的女王，艾优卜家族大马士革支派的一个六岁的儿童，名叫艾什赖弗·穆萨的，被授予联合王国名义上的国王的称号，实权却掌握在奴隶艾伊贝克的手中，他就是麦木鲁克王朝的奠基人。路易和他的侍从被俘一个月后，以交付赎金和归还迪木雅特为条件，获得了释放。从 1250年到1254年，他一直驻在叙利亚，在那里忙于建筑阿卡、海法、盖撒里叶、西顿等港口的防御工事。1270年他又率领另一支无用的十字军，去侵略突尼斯，结果病死在那里。在所有的十字军将领当中，他的人格要算是最纯洁的和最高贵的，远非其他将领所能比拟。他的“毕生是一次祈祷，他的高贵的目的是照上帝的意思办事”。

    麦列克·扎希尔（胜利的国王）·拜伯尔斯（1260—1277年）是麦木鲁克王朝（奴隶王朝）的第四位素丹，以他为首的一系列的素丹，给十字军的事业以最后的打击。拜伯尔斯在他的前任素丹古突兹的统治时代，曾以大将的身分，于1260年9月3日，大败鞑靼人于耶路撒冷北的阿因·扎卢特，因此著名于世。蒙古大将是怯的不花（Kitbugha），他是一个景教徒，他的先锋当时已经到达加宰。这次胜利是文明史上一件难忘的事件；假若蒙古人占领了开罗，他们一定会破坏开罗的宝库和图书。这次胜利，不仅消除了对叙利亚和埃及的威胁，而且为两个邻国的重新合并开辟了道路，这次的再合并，在麦木鲁克王朝的统治之下，继续二百五十年之久，直到奥斯曼人征服这两个国家的时候为止。

    拜伯尔斯的雄心壮志，是要在进攻十字军城市的圣战中做第二个萨拉哈丁。当他发现那些城市跟旭烈兀在波斯建立的伊尔汗国互相提携的时候，他特别受到刺激，那个时候，旭烈兀的伊尔汗国对基督教表示好感。在1263年到1271年的期间，拜伯尔斯几乎每年进攻那些城市一次。那些拉丁人所占据的城市，或者稍作抵抗或者毫无抵抗，就先后投降了。有两个骑士团现在占领着法兰克人在叙利亚的各个主要要塞，构成了叙利亚的屏障，它们遭到他的毁灭性的打击。但是，敌人在抵抗时始终都很懦弱，以至在战场上几乎没有发生什么重要的战斗。

    1263年，拜伯尔斯占领了卡拉克，并且毁坏了拿撒勒的古老神圣的教堂。1265年，他突然夺取恺撒里亚，围攻四十天后，从慈善院骑士团的手中接收了阿尔苏夫的投降。1266年7月 23日，萨法德的圣殿骑士团守军有条件地投降了，他们的条件是不杀害两千名骑士的生命。虽然答应过赦免，但是，这位素丹毫不迟延地下令在附近的一座小山上把他们全体都屠杀了。“当代的亚历山大大帝和宗教栋梁”的这次胜利的故事，仍然刻在萨法德的城墙上；他在约旦河上建筑的石桥，直到今天还保存着他所刻的铭文，桥的两端各把着一个石狮子。1268年，雅法毫无抵抗地被夺取了；舍基夫·艾尔农在短时的围攻后，有条件地投降了；更重要的是，与鞑靼人保持着友谊关系的安提俄克，于5月21日投降了。安提俄克的守军和其他的军队，总计一万六千人，都被屠杀了；还有十万名军队，据说被俘获，其中一部分在埃及的市场上被当做奴隶出卖了。分配掠夺物的时候，用杯子量钱币；每个婴儿分得银币十二个，每个小女孩分得五个。这座城连同它的城堡和世界著名的几所教堂，全被焚毁了。经受这次打击后，这座城市再没有恢复元气。安提俄克陷落后，附近几个较小的拉丁人的根据地都被放弃了。1271年，希斯尼·艾克拉德经过3月24日到4月 8日的围攻后，终于投降了，这个可怕的堡垒，是慈善院骑士团主要的避难所，大概是中世纪时代最美丽的军事纪念建筑物。当时，阿萨辛人与慈善院骑士团联盟，而且经常向他们缴纳贡税，这些阿萨辛人据有的互相连接的几个要塞，如麦斯雅德、盖德木斯、凯海夫、赫瓦比等，也都被攻克了。多年来制造恐怖和阴谋的此教派的最后巢穴，被永远摧毁了。现在，安塔尔突斯的圣殿骑士团和麦尔盖卜的慈善院骑士团都连忙来求和了。

    拜伯尔斯有一个毫无愧色的继任者盖拉温（1279—1290年），他几乎是一个同样精力充沛和同样可怕的反十字军者。拜伯尔斯和安塔尔突斯的圣殿骑士团签订的休战协定，于1282年4月15日又重订一次，为期十年零十个月。1285年7月18日与控制贝鲁特的提尔的公主签订了同样的条约。他的光荣的称号是麦列克·曼苏尔（意为常胜王），他用战绩证实了自己配享这个称号。麦尔盖卜位于塔尔突斯附近的一座山顶上，至今仍然象一个无畏的巨人，凭临大海。这座城市经过三十八天的围攻，在1285年5月25日终于投降了。嵌在外墙上的围攻者的箭头，现在仍然可以看见。艾卜勒·菲达那时已经十二岁了，他在这次战役中获得战争的初次经验。城堡里的圣约翰骑士团的骑士，被押送到的黎波里。的黎波里是十字军早期征服的另一座城市，现在是他们所占有的最大的城市，它在1289年 4月也屈服了。这座城市及其城堡几乎完全被毁坏。在港口外面一个岛屿上密密麻麻地躺着的死尸的臭味，给艾卜勒·菲达本人以沉重的感觉。在的黎波里之后，南方的贝特伦要塞也被夺取了。盖拉温为纪念自己的胜利而在他所克服的城堡墙壁上雕刻的铭文，和拜伯尔斯的铭文一样，到现在还清晰可读呢。

    阿卡现在是剩下的唯一重要军事根据地了。盖拉温在准备对阿卡作战的过程中去世了，他的儿子艾什赖弗（1290—1293年）继承了王位，完成了父亲未竟的战功。他使用了九十二架弩炮攻击阿卡的壁垒，经过一个多月的围攻，拉丁人在东方的这座最后的堡垒于1291年5月被攻破了。塞浦路斯从海上给予的支援，也未能挽救这座堡垒的命运。保卫这座城市的圣殿骑士团，虽然获得安全通行的保证，但是，他们投降之后全被屠杀了。这座城市被劫掠，所有的防御工事都被拆掉，所有的房屋都被焚毁。

    阿卡的陷落，使仍然保留在沿岸的六座城市的命运就此完结，这些城市没有一座能抵挡胜利的敌人的进攻。提尔于5月18日，西顿于7月14日，先后被放弃了。贝鲁特于7月21日投降了。安塔尔突斯于8月3日被占领，圣殿骑士团在阿斯里斯的荒凉的要塞，约在那个月中旬遭到破坏。在叙利亚历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一章，从此就结束了。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在法帖梅王朝一度辽阔的版图上，只有埃及地区被欧贝杜拉·麦海迪的继任者们打上了他们的文化特征的烙印。西北非洲和西部亚洲的若干省区跟开罗的关系是不确定的，这阻碍了法帖梅王朝在那些地区留下文化痕迹的可能性。在埃及文化史上，法帖梅人的时代和以前的伊赫什德人的时代与突伦人的时代合在一起，可以称为阿拉伯—波斯化时代，这跟波斯—突厥化时代——艾优卜人和麦木鲁克人时代——是完全不同的。在突伦人以前的时代，可以称为纯粹阿拉伯化时代。取代法帖梅王朝的艾优卜王朝，把大塞尔柱克帝国的精神和文化传入了非洲，这表现在艺术、工业以及政治与文化运动中。但是，在法帖梅王朝时代，波斯文化的影响还是主要的。而在全部中世纪的和现代的历史时期，大多数老百姓是由阿拉伯化的科卜特人构成的。这些老百姓，在极端十叶派人统治的期间，骨子里仍然是逊尼派，后来萨拉哈丁顺利地恢复了官方的正统派，就是明证。

    在政治上，法帖梅人的时代，是埃及历史上的一个新时代，自法老时代以来，埃及初次有了充满活力的、建筑在宗教基础上的、完全自主的政权。以前的两个王朝，在国内都没有民族的或宗教的基础。他们的崛起和存在，只是由于他们的奠基者的军事指挥才干和阿拔斯王朝的虚弱。

    在法帖梅王朝统治下，埃及历史的黄金时代，开始于穆仪兹，到阿齐兹而达于极点。但是，穆斯坦绥尔时代的埃及，仍然是主要的伊斯兰教国家。波斯的易司马仪派传道师纳绥尔·胡斯罗，在埃及经济和政治破产之前不久，于1046—1049年访问了这个国家，他给我们遗留下一个绘形绘声的描写。他说，哈里发的皇宫住着三万人，其中一万二千人是奴隶，一千人是禁卫军，包括骑兵和步兵。纳绥尔在某个节日里看见年轻的哈里发骑在一匹骡子上，怡然自得，边幅整洁，身穿朴素而宽大的白色长袍（quftān），头戴缠头。侍从手持伞盖，荫蔽哈里发的头顶，伞盖上镶嵌着各色宝石。有七艘游艇，停泊在尼罗河岸边，游艇长一百五十骨尺，横梁处六十骨尺。哈里发在首都有市房二万所，大部分是用砖建筑的，每所五、六层，还有商店二万所，每所的月租，从两个第纳尔到十个第纳尔不等。主要的街道，上面都有凉棚，夜间都有路灯。商店的老板，都依照固定的价格售货，如果有人欺骗顾客，就拿去骑着骆驼游街示众。让他一面摇铃，一面高声地招认自己的罪过。甚至连珠宝商和钱币商的商店，都不用上锁。旧的弗斯塔德区有七所清真大寺，新的开罗区有八所。全国都享受着某种程度的太平和繁荣，以致纳绥尔热情地宣言道：“我不能给那个国家的财富估定一个最高限额，也无法加以估计，我在任何地方也没有见过那样的兴盛。”

    在埃及所有的哈里发当中，以穆斯坦绥尔为最富足。他从前辈继承了好几百万第纳尔的遗产，过着奢侈而且安乐的生活。据说，他在宫殿里建造一座克而白天房式的亭子，他经常在那里面饮酒作乐，有管弦乐伴奏，有美丽的歌女咏唱。他在这里宣称：“这种生活真是胜过盯着玄石，听着穆艾精嗡嗡的祈祷，和喝着不清洁水的那种生活。”麦格里齐给他的财富开了一张清单，其中有各种宝石、水晶器皿、镶金盘子、象牙和黑檀墨盒、琥珀酒杯、麝香药瓶、钢制镜子、带着金银卒子的国际象棋盘、带金柄和银柄的伞盖、镶嵌珠宝的匕首和宝剑、达比格和大马士革出产的绣花织品等。他把绝妙的和无价的艺术品，随意赏给突厥军人。但是，这个哈里发在 1070年，不能不把他的妻子和女儿们送到巴格达去逃避饥荒。

    法帖梅王朝总的政治组织，是遵循阿拔斯王朝的榜样的，更确切地说，是遵循更古老的波斯的榜样的。埃及人盖勒盖山迪（1418年卒）曾为寻求公职的人们编写了一本手册，他在这本手册里给我们扼要地说明了法帖梅王朝军官和文官的制度。军队由三个主要品级组成：（1）艾米尔，包括最高级将领和执剑的哈里发侍从；（2）警卫队的军官，包括长官（′ustādh）和太监；（3）各种名目的联队，如哈菲兹叶联队、主攸什叶联队、苏达尼叶联队等等，这些都是因哈里发或大臣的名字或者因队员的国籍而命名的。大臣分为几个等级，最高一级叫做“剑士”，他们是管理军队和陆军部的，第二级是“门卿”，是高级侍从，他们的特权是引见外国使节。“文士”包括法官，他兼任造币厂的监督；市场检查官，是管理度量衡的；财政大臣，是管理国库的。最低级的“文士”是大批的文官，各机关的文书和秘书等。帝国的内政体制，据说是穆仪兹和阿齐兹的大臣叶儿孤卜·伊本·基列斯（991年卒）创立的，他是巴格达的犹太人，改宗了伊斯兰教，在卡夫尔的宫廷里开始了自己的政治经历，他的老练的施政，给早期法帖梅人统治下的尼罗河谷的经济繁荣奠定了基础。

    伊本·基列斯是埃及法帖梅王朝第一个杰出的学术庇护者。他创办一个学院，每月花费一千个第纳尔做学院的经费。在他的时代，有名的医学家是穆罕默德·台密米，他出生于耶路撒冷，约970年移居埃及。在他之前，在伊赫什德王朝，著名的史学家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肯迪，他在961年死于弗斯塔德。另一个史学家，叫伊本·赛拉麦·古达仪，于1062年死于弗斯塔德。

    法帖梅王朝早期的几位哈里发虽然是有文化的，但是，他们的时代不是一个产生有特别贡献的科学家和作家的时代。正如巴格达和科尔多瓦的其他哈里发一样，阿齐兹本人既是诗人，又是学术的爱好者。正是他把爱资哈尔清真大寺变成一个学院的。但是，这个时代的学者，不仅包括法律学方面的，而且还有史学和诗学方面的，他们大都是“法基”（faqīh）阶层的成员，其中包括法官。这个王朝具有异端的特征，宫廷不延揽正统派的科学家和文学家，而在整个后期生活又不安定，这些都说明智力活动为什么停顿了。

    法帖梅王朝最显著的创设之一是“达赖勒·希克麦”（Dār al-Hikmah）或者“达赖勒·仪勒木”（Dār al-‘Ilm）（智慧馆或者科学馆），这是哈基木为传授和宣传极端的十叶派的教义而于1005年创设的机构。哈基木为这个机构设立了一项基金，每月的收益是二百五十七个第纳尔，用于手稿的抄写、图书的修理和一般的开支。科学馆与皇宫相连，里面有一个图书馆和几个会议室。科学馆的课程，除伊斯兰教的特殊科目外，还有天文学和医学。科学馆虽然由于讲述异端，于1119年被麦列克·艾弗德勒关闭了，但是，直到艾优卜人来到埃及的时候，它还存在着。

    哈基木本人对于占星学的预测，很感兴趣；他在穆盖塔木山上建筑了一座现象台，往往在黎明之前，骑着他的灰驴到观象台去。向同时代的史学家伊本·哈马德提供材料的一位人士，曾见过哈基木树立在两座塔上的一件铜质的星盘（astrolabe）模样的仪器，他量量上面的十二宫，结果是三拃长。

    有两位科学家给哈基木的宫廷增了光，一位是阿里·伊本·优努斯（1009年卒），他是埃及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天文学家；另一位是阿卜·阿里·艾勒·哈桑·伊本 ·海赛木（拉丁语叫Alha-zen，艾勒哈精），他是主要的穆斯林物理学家和光学家。伊本·优努斯的历表（Zij）叫做哈基本历表，曾修正了当时通行的历表，他依据的是用浑天仪和方位圈实测的结果。伊本·海赛木（约于1039年卒）生于巴士拉，他企图替哈基木管制尼罗河每年一次的泛滥，失败以后，就假装疯子，以逃避哈里发的责罚，直到哈基木死后才敢暴露真情。关于数学、天文学、哲学和医学的著作，不下一百种，据说都是他写作的。使他成名的主要著作是论光学的《光学书》（Kitāb al-Manāzir），原本已散佚了，但是，在克利摩拿人热拉尔的时代或在他之前，早已译成拉丁语，于1572年刊行。这个译本对于中世纪时期光学的发展，是很有影响的。所有在中世纪时期论述光学的著作家，差不多都是以艾勒哈精（海赛木）的《光学宝鉴》（Opticoethesaurus）为蓝本的；从罗杰·培根、雷奥那多·达·芬奇、约翰那·凯卜勒等人的著作中，都可以看出这个译本的影响。欧几里得和托勒密的理论是，眼睛把视线放射在可见的物体上，伊本·海赛木反对这种理论，他提出各种实验方法，来试验入射角和反射角。在某些实验中，他在理论上接近发现放大镜，而三百年之后，在意大利才实际制造出放大镜来。

    在哈基木时代，在埃及编纂的另一部重要著作是阿马尔·伊本·阿里·毛绥里所著的《眼科医方撮要》（al-Muntakhab fi‘Ilājal-‘Ayn）。著者在本书中提出许多新颖的见解，这是同时代的眼科医学家伊本·伊萨所不及的，但是，后者所著的《眼科医生手册》（Tadhkirah）是更完备的，因此，变成了眼科学的规范。阿马尔叙述了一种治疗软性白内障的重要外科手术，这种手术就是用他自己发明的空管来吸收的。

    在穆斯坦绥尔时代，出现过国库空虚的崩溃局面，从而也使得皇家图书馆的图书散佚殆尽，造成更大的损失。这所图书馆是阿齐兹首创的，据说当时的藏书共计二十万巨册。它所收藏的金泥写本的《古兰经》，共计二千四百册。它所藏的珍本中有伊本 ·木格莱等书法大家的手迹；阿齐兹曾将泰伯里所著历史的亲笔原稿寄存在这座图书馆里。据目击者的报告，在1068年的劫掠中，有二十五只骆驼载运图书而去。许多有价值的写本，被用作突厥军官家里的燃料；许多精美的书皮，被用作他们的奴隶补皮鞋的材料。穆斯坦绥尔的继任者重新搜集了一些新图书。一百年后，萨拉哈丁胜利地进入皇宫的时候，皇家图书馆还收藏着十万多册图书，有些图书跟别的财宝一起分配给了他的将领。

    法帖梅王朝时代，虽然不宜于科学和文学的发展，但是，头等重要的艺术品和建筑物，却成了这个时代的特征。在开罗的最初两位哈里发统治的时代，和后来两位亚美尼亚籍的大臣当权的时代，国运的昌盛，可与法老时代或亚历山大大帝时代的相媲美，这种昌盛也反映在艺术领域里。

    保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建筑物是昭海尔于972年建筑的爱资哈尔清真寺。这座清真寺虽然经过重建，但是，比较古老的部分，即中央部分，还保持了原来的形式。这一部分是仿照伊本·突伦清真寺的形式用砖建筑的，具有尖拱，大体上表现出伊朗的影响。寺里的尖塔是沉重的四方形的。仅次于爱资哈尔的最古老的清真寺是哈基木清真寺，这是他父亲于990年开工，于1012年由他完成的。这座清真寺仿照爱资哈尔的格式，有一个用砖砌成的圆屋顶，由礼拜殿凹壁上面的一个八边形鼓状部件支持着。哈基木清真寺是用石料建筑的（现在已经坍塌了），但是，寺里的尖塔不是四方形的，由此可以证明，建筑这座清真寺的技工大概是来自北部伊拉克，而不是来自叙利亚。到了法帖梅王朝晚期，用石料建成的建筑物，才多于用砖建成的，这可以从1125年建成的艾格麦尔清真寺的正面得到证明。这个正面可能是某一亚美尼亚基督教建筑师的作品。在艾格麦尔清真寺，初次出现了晚期一般伊斯兰教的特征，那就是钟乳石状的凹壁龛。这座多柱的清真寺和撒列哈·伊本· 鲁齐格（约于1160年卒）清真寺，都有许多凸出的花样和质朴的库法体的铭刻，这是法帖梅王朝时期艺术的著名特征。法帖梅王朝的建筑师所逐渐采用的钟乳石状的三角穹窿和正面的深凹壁等新奇的特征，在艾优卜王朝和麦木鲁克王朝时代，又有了更多的发展。石头上或木质镶板上的铭文的处理方式，同样地预示着晚期艺术的辉煌灿烂。在清真寺里修建一座坟墓——通常是修建者的坟墓——这种风俗始于1085年，这年，白德尔·哲马利葬在他建造的穆盖塔木山上的清真寺里，从而树立了第一个先例。

    有些大城门可以证明法帖梅王朝建筑物的壮丽，这些城门保存到现在的还有三道：宰威莱门、奈斯尔门和弗突哈门。开罗的这些高大的城门，由以得撒的建筑师依照拜占廷的设计建成，是法帖梅王朝时代埃及文物中最经久的遗迹之一。

    开罗阿拉伯博物馆的珍藏品中有几块木雕镶板，是法帖梅王朝时期的遗物，上面镶着许多生物，如猛兽扑鹿，鹰攫小兔，面对面的成双的小鸟。从这些花样中可以看出它们是模仿萨珊王朝的式样的。同样的亲缘关系，在法帖梅王朝的青铜器中也可以看到，这些青铜器绝大部分是镜子、水罐和香炉。最著名的青铜器是那只半狮半鹫的怪兽，高四十英寸，现在收藏在比萨的博物馆里。同样的亲缘关系还发现于织品中，这种织品的样品，是在十字军时代传入西方的。织布业本来是科卜特埃及的民族工业，而那时也受到伊朗式样，特别是萨珊王朝式样的影响。我们在法帖梅王朝的织品中发现许多动物，具有传统的和纹章学的姿态。达比格、迪木雅特、田尼斯等埃及城市，因中世纪时代的织品而著名，这些城市的织品，在西方语言中叫做达比基（dābiqi）、迪木雅帖（dimyāti）、田尼西（tinnīsi）。乔叟时代著名的粗天鹅绒叫做弗斯香（fustian），因为是出产于埃及的弗斯塔德。

    法帖梅王朝的陶器工艺，象其他的工艺一样，是仿效伊朗式样的。在这种工艺中，象在织品中一样，动物花样处理得很大胆。麦格里齐曾为法帖梅王朝的文物宝库开了一张清单，其中有几件陶器美术品和金属美术品，包括几件上釉的中国瓷器在内。中国瓷器出现于阿拉伯东方，这还是第一次见于记载。纳绥尔·胡斯罗断言埃及人制造的瓷器，“十分美妙和透明，以致一个人能透过瓷器看见自己的手”。

    我们所看到的伊斯兰教书籍的皮面，最古的是埃及人在八世纪或九世纪装订的。这些书皮上的花纹和装订法，与古代科卜特人的装订法有亲缘关系，显然是从古代流传下来的。在埃及学派发展之后，压型和印花变成了穆斯林技术工人在制革工艺中最普通的技术。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第五编 中世纪时期最后的穆斯林国家
第四十三章 埃及的十叶派哈里发王朝：法帖梅王朝

    法帖梅哈里发王朝，是伊斯兰教唯一的较大的十叶派王朝，909年建立于突尼斯，其目的是要有意识地反抗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所代表的伊斯兰教世界的宗教领导权。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赛仪德·伊本·侯赛因，他或许是易司马仪派的第二个创立者波斯人阿卜杜拉·伊本·麦蒙的后裔。伊本·麦蒙的后裔赛仪德惊人的崛起，是易司马仪派宣传工作的最后结果，这种宣传工作是深谋远虑、组织巧妙的，除导致伍麦叶哈里发王朝崩溃的早期的宣传运动外，是无与伦比的。这件事情的成功，在不小程度上应归功于十叶派总宣传员（dā‘i）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他是也门故都萨那人，在九世纪末自称麦海迪（Mahdi，救世主）的先驱，他在北非洲柏柏尔人中间，特别是基塔麦（Kitāmah或Kutāmah）部族中间，播下了暴动的种子。他是在麦加朝觐圣地的季节里和这个部族的成员结识的。当时北非洲是在艾格莱卜人的统治之下。

    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在这个辽远的地区所获得的卓越成就，等于给赛仪德发出信号，叫他离开他在叙利亚北部赛莱木叶的易司马仪派总部，乔装成商人，进入西北非洲。艾格莱卜王朝的齐雅德特·阿拉（903— 909年）下令把赛仪德投入西吉勒马赛的一个地牢，而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援救了他，并于909年摧毁了有百年历史的艾格莱卜王朝，还把这个王朝的最后苗裔齐雅德特·阿拉逐出境外。艾格莱卜王朝是逊尼派伊斯兰教在非洲那个地区的最后的堡垒。赛仪德以伊马木欧贝杜拉·麦海迪的头衔，宣布自己是那个地区的统治者，而且被认为是阿里和法帖梅的儿子侯赛因的子孙易司马仪的后裔。人们往往把他所建立的王朝称做欧拜德王朝，特别是那些不相信他的所谓家谱的史学家。

    穆斯林的史学家，在法帖梅人是否是嫡系的问题上，分成了两大阵营。赛仪德的支持者和反对者，最少给他提出八个不同的血统表，有些反对者甚至攻击他，说他是一个犹太人的儿子。承认他是嫡系的著名人物有伊本·艾西尔、伊本·赫勒敦、麦格里齐等人。对于他的家谱表示怀疑或否认，而且认为他是一个骗子的，有伊本·赫里康、伊本·伊达里、素优兑、伊本·台格利·比尔迪等人。但是，有一件事情值得注意，在1011年以前，法帖梅人是否是嫡系的问题，并没有引起什么争论，到了101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嘎迪尔才在巴格达发表一个奇妙的宣言，由逊尼派和十叶派的几个著名人物签署，宣布他的埃及的劲敌哈克木不是法帖梅的后裔，而是异端分子戴桑的子孙。

    欧贝杜拉（909—934年）起初定居在盖赖旺郊区艾格莱卜王朝的所在地赖盖达。他证明自己是一个最有能耐的统治者。他取得最高权力后才两年的工夫，就杀害了他的总教师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后来不久，就把自己的统治扩张到全部北非领土，从易德里西王朝的摩洛哥到埃及的边境。914年，他攻占了亚历山大港；两年后，他蹂躏了尼罗河三角洲。他从基塔麦部族中选派了西西里的长官，他跟西班牙的反叛者伊本·哈弗逊建立了友谊关系。马耳他岛、撒丁岛、科西嘉岛、巴利阿里群岛以及其他的海岛，都感受到他从艾格莱卜人继承下来的那支舰队的威力。约在920年，他移居于他的新都麦海迪叶，这座首都建筑在突尼斯海岸上，在盖赖旺东南十六英里的地方，是因他自己的称号而得名的。

    欧贝杜拉的继任者都执行他的侵略和扩张政策。他的儿子文卜勒·嘎西木·穆罕默德·嘎义木（934—946年）曾派出一支舰队，于934或935年掠夺了法兰西的南海岸，占领了热那亚，沿卡拉布里亚海岸航行，抢走了许多奴隶和其他的战利品。但是，所有这些远征都没有造成永久性的征服。在嘎义木的孙子艾卜·太米木·麦阿德·穆仪兹（952—975年）的时代，这只舰队侵略了西班牙的海岸，当对西班牙的哈里发不是别人，正是强有力的纳绥尔。三年之后（958年），法帖梅的舰队向西远航到大西洋，舰队司令把大西洋的活鱼养在瓦罐里寄给他的哈里发。969年，他们从伊赫什德王朝的手中抢夺了埃及。埃及的舰队因为在麦格斯建造了新船只而变得强大起来，麦格斯是后来开罗的港口布拉格的前身。

    开拓这些最后的疆土的英雄是昭海尔·绥基利（西西里人昭海尔），也叫鲁米（al-Rūmi，即希腊人），他原是一个基督教徒，出生于拜占廷的领土，大概是西西里岛，他从那里以一个奴隶的身分被带到盖赖旺。昭海尔于969年胜利地进入首都弗斯塔德后，立即开始建设一个新的市区，叫做嘎希赖（al-Qāhirah）。这座城市（即现在的开罗城），于973年变成为法帖梅王朝的首都。今天这座城已变成了非洲人口最多的城市。昭海尔建成新都后，于972年建筑最大的清真寺爱资哈尔大礼拜寺，后来不久，哈里发阿齐兹便把此寺当做一个学院。

    在艾卜·阿卜杜拉·侯赛因之后，昭海尔成为法帖梅帝国的第二个奠基者，现在这个帝国的版图包括整个北非洲。阿拔斯王朝曾委托伊赫什德王朝保护伊斯兰教的圣地，法帖梅王朝灭亡伊赫什德王朝后，继承了这种保护权，而占领了西部阿拉比亚。昭海尔刚在埃及的土地上站稳脚根，就派遣一个副官到邻国叙利亚去，他于969年到达大马士革，同时暂时地占领了那座古城。他的主要对手是盖尔麦兑人，在这个时期，盖尔麦兑人在叙利亚的某些地区是力量无限的。

    艾卜·曼苏尔·尼萨尔·阿齐兹（975—996年）是法帖梅王朝的第五个哈里发，是第一个统治埃及地区的哈里发，他在位的时期是一个和平时期，在这个期间，法帖梅帝国达到了极盛时代。自大西洋到红海的地区，在也门、麦加、大马士革，甚至一度在毛绥勒，在每星期五的聚礼仪式上，都提念这位哈里发的名字。他的统治，至少在名义上包括那个广大的地区。在他统治的时代，埃及的哈里发王朝，不仅变成了巴格达哈里发王朝可怕的对手，而且使他黯然失色。这个王朝成为东地中海唯一伟大的穆斯林国家了。阿齐兹甚至希望克服巴格达，生擒阿拔斯王朝的敌手，因此，他花了二百万第纳尔，在开罗修建宫殿，准备接待被俘的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及其眷属。他象他的前辈一样，虎视眈眈地注视着辽远的西班牙，但是，科尔多瓦的那位骄傲的哈里发，在接到这位法帖梅王朝哈里发的措辞尖锐的通牒的时候，据说提出这样的反驳：“你是因为听到我们的威名，才作出这样的嘲弄；要是我们有一天能听到你的威名，我们就回答你。”

    在法帖梅王朝历代的哈里发当中，阿齐兹大概是最英明仁慈的。他过着奢侈的生活，在开罗及其郊区建筑了一些新的清真寺、宫殿、桥梁、沟渠，他让自己统治下的基督教徒享受从来没享受过的宽大待遇。他这种态度，当然是受两个人的影响，一个是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大臣伊萨·伊本·奈斯突尔，第二个是他的俄罗斯妻子，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哈基木的母亲、亚历山大港和耶路撒冷两大城市麦勒克派的两位主教的姐姐。

    在仁慈的阿齐兹去世之后不久，法帖梅王朝就开始衰弱了。在这个王朝，是他首先仿效阿拔斯王朝的先例，采取了一项极其有害的政策：从突厥人和黑人中输入雇佣军。这些外国雇佣军的飞扬跋扈、内部争吵和他们跟柏柏尔部族的禁卫军的互相倾轧，成为这个王国最后瓦解的主要原因之一。塞加西亚的和突厥的军人和奴隶，后来篡夺了统治权，建立了独立的王朝。

    阿齐兹的继任者艾卜·阿里·曼苏尔·哈基木（996 —1021年）登基的时候才十一岁。他在位时期，暴虐无道。他杀害了几个大臣，拆毁了八座基督教的教堂，包括圣陵教堂（1009年），还强迫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穿黑袍，让他们只准骑驴子，又命令进公共澡堂时，基督教徒要露出挂在脖子上的十字架，犹太教徒要露出带铃的颈箍。对非穆斯林采取这样严厉的办法的，在伊斯兰教史上，哈基木算是第三位哈里发，以前有过穆台瓦基勒和欧麦尔二世。要不然，法帖梅王朝的统治，对顺民来说，是非常有利的。拆毁圣陵教堂的布告，是由他的基督教秘书伊本·阿卜敦签署的，这种行为是引起十字军战争的原因之一。最后，这个不可思议的、蓝眼睛的哈里发，随着易司马仪派教义的极端发展，自称为真主的化身，而有一个新组织的教派承认了他的说法，这个教派是它的第一名传教士戴赖齐（1019年卒）创立的，所以叫做德鲁兹教派。1021年2月 13日，哈基木在穆盖塔木山上被暗杀，这大概是出于他妹妹西特·木鲁克所策划的阴谋，因为哈里发曾责备她荒淫无耻。哈基本死后，一些幼稚的少年被立为哈里发，而真正的权力旁落在大臣的手中，这些大臣后来竟自称国王（malik）。哈基本的儿子和继任者扎希尔（1021—1035年），登基的时候才十六岁。这位新哈里发曾与君士坦丁八世在宗教事务上互相让步，他准许在拜占廷帝国境内各清真寺中提念哈里发的名字，准许重建君士坦丁的清真寺，而哈里发准许重建圣陵教堂。扎希尔的继任者麦阿德·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十一岁登基，做了差不多六十年的哈里发，在穆斯林的编年史上是空前绝后的。在他在位的早期，他的母亲（原是从一个犹太人手中买来的苏丹女奴）连同那个犹太人，同享了最大的权力。在这个时期，法帖梅王朝的版图大大收缩，除埃及本部外，所存已无几了。自1043年以后，法帖梅王朝对叙利亚的控制是很松弛的，现在便开始迅速崩解。巴勒斯坦常常公开叛乱。塞尔柱克土库曼人的一支强大的武力，从东方向西方扩张，现在已经到达西部亚洲。在那期间，法帖梅王朝的非洲各行省，陆续停止进贡，而且渐渐发展到公开独立或者恢复它们对于阿拔斯王朝旧日的隶属关系。管束不住的阿拉伯部族，即原籍纳季德，现住上埃及的贝尼希拉勒部族和贝尼素莱木部族，于1052年受人煽动，向西迁移，在好几年内，他们劫掠了的黎波里和突尼斯。在艾格莱卜王朝灭亡后，西西里一度曾承认法帖梅王朝的宗主权，1071年，它的大部分也已被诺曼人征服了。诺曼人接着蚕食了非洲大陆的几个地方。只有阿拉比亚还有几分忠于十叶派的事业。在漆黑的地平线上，唯一的光线是突厥的将军和篡夺者白萨西里（1060年卒）在巴格达暂时大获成功。通过他的统治，在巴格达各清真寺中，在连续四十个星期五的聚礼仪式上都提念埃及哈里发的名字。瓦西兑和巴士拉也仿效巴格达的榜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嘎义木甚至把自己所有的一切权利都让给他的对手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他的缠头、先知的斗篷和他宫廷里的一扇美丽的窗子，都作为纪念品运到开罗去了。在一百多年后，萨拉哈丁把缠头、斗篷和让与证书一道退还巴格达，那扇窗子却使用下去，从一座宫廷移到另一座宫廷，最后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拜伯尔斯·扎什奈基尔让它安装在 1309年安葬他的那座坟墓上面。

    在国内，突厥军团、柏柏尔军团、苏丹军团之间不断地酝酿着内部风潮，国家政权陷于瘫痪。七年的饥荒，把国家的经济资源都消耗尽了。优柔寡断的哈里发，于1073年把亚美尼亚人白德尔·哲马利，从阿卡的军事长官任所召回开罗，任命他为大臣兼总司令，他是一个奴隶出身的人物。这位新总司令雷厉风行地处理国家事务，终于把混乱不堪的局面扭转过来，给法帖梅王朝延长了寿命。但复兴是短暂的。白德尔和他儿子与继任者麦列克·艾弗德勒（他在他父亲于1094年死后行使最高统治权）的努力，都未能阻止衰落的趋势。在法帖梅人统治的最后的岁月中，大臣之间不断互相倾轧，每个大臣都有一派军官替他撑腰。穆斯坦绥尔死后，麦列克·艾弗德勒把这位哈里发的最幼的儿子扶上了宝座，加上尊号穆斯台阿里（居高位者），指望可以支配他。穆斯台阿里死后，艾弗德勒把他的五岁的儿子立为哈里发，加上尊号阿米尔（长寿者，1101—1130 年）。当哈菲兹（1130—1149年）去世的时候，他的权力就仅限于哈里发的宫廷之内了。他的儿子和继任者扎菲尔（成功者，1149—1154年）当时是一个放荡的青年，统治权被库尔德的大臣伊本·赛拉尔所篡夺，他自称麦列克·阿迪勒（正义王）。吴萨麦于1144年到1154年曾经生活在法帖梅王朝的宫廷中，由他的日记看来，任何宫廷里的阴谋、党争和猜忌，都比不上那个宫廷多。1153年，伊本·赛拉尔被他老婆（前夫）的孙子奈斯尔·伊本·阿拔斯所暗杀，后来，哈里发又鼓动伊本·阿拔斯去谋害继伊本·赛拉尔之后担任大臣的他自己的父亲阿拔斯，最后连扎菲尔本人也被这个阴谋者暗杀了，这一连串的暗杀，构成了埃及史上最黑暗的一章。哈里发死后的第二天，阿拔斯就宣布扎菲尔四岁的儿子法伊兹（胜利者）为哈里发（1154—1160年）。这个小儿哈里发在十一岁时死了，他的九岁的堂弟阿迪德（支持者）继任了他的职位，他是延续了二百五十年的这个王朝里的第十四任，也是最后一任哈里发。埃及人民依靠尼罗河的泛溢而种庄稼，他们的生存，原来就是朝不保夕的，在那期间，连年的饥荒和鼠疫，使他们的生活更加悲惨。横征暴敛，敲诈勒索，填不满哈里发和军人们的欲壑，却害死了千千万万的人民。十字军的来临，和1167年耶路撒冷王阿马利克兵临开罗城下，使人民更不聊生。萨拉哈丁于1171年推翻了法帖梅王朝最后一任哈里发，才结束了这种悲惨的情况。

    法帖梅王朝哈里发世系表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穆斯林对西西里岛（阿拉伯语叫西基利叶岛）的征服，乃是阿拉伯人涌入北非和西班牙的浪潮的余波。九世纪时，向这座岛屿和中欧扩张领土的领袖们，是盖赖旺的艾格莱卜人；但是，远在九世纪以前，就有个别的穆斯林冒险家、军事冒险家和海盗入侵这些地方。实际上，远在652年，即阿拉伯人在亚历山大港歼灭拜占廷的海军舰队，并夺得海上霸权的那一年，穆阿威叶的一位将军早已向拜占廷的西西里岛进行初次攻击了。穆斯林们初次袭击锡腊库扎（阿拉伯语叫塞拉孤撒）的时候，劫掠到大批的妇女、教堂的财宝和其他有价值的战利品，这是他们在七世纪后半叶屡次进攻这个岛屿的诱因。在八世纪时候，从北非和穆斯林的西班牙出发的阿拉伯海盔，开始不断袭扰北方和东方的各岛屿，而把西西里岛、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居民都吓呆了。海上掠夺和捉拿商船，在那个时代，被穆斯林和基督教徒同样认为是谋生的合法行为，这一点是应该记住的。在这些早期的袭击中，并无什么有计划的政策。

但是，强大的艾格莱卜国家在九世纪的第一年建立于盖赖旺，这一事实使局势大为改观。锡腊库扎人民反抗拜占廷省长的起义将领，于827年向艾格莱卜国家求援，这就提供了进攻这个岛屿的适时的口实。艾格莱卜王朝的第三位统治者齐雅德特·阿拉一世（817—838年在位）立即派出大船七十艘，载运约一万名战士和七百匹战马，由他的大臣兼法官，七十岁高龄的艾赛德·伊本·佛拉特率领。真正的征服开始了。非洲的军队在马萨拉登陆，向锡腊库扎挺进。鼠疫在阿拉伯人的兵营中蔓延，艾赛德和大量的战士都染病死去。在获得从西班牙新派来的部队的增援之后，非洲军才于831年克服了巴勒莫（阿拉伯语叫白莱尔木，原来是腓尼基人的一个殖民地），在那里获得了一个有利于进一步征服的据点和新的省会所在地。约于843年，墨西拿陷落。约于878年，有坚固堡垒的锡腊库扎，经过九个月的围攻之后，被攻陷了，在艾格莱卜王朝的血腥统治者易卜拉欣二世（874—902年）的时代，这座城被摧毁了，他在位的末期并曾亲身来到西西里岛。在这里，他征服了埃特纳火山附近的地区，并于902年，摧毁了托尔米纳。易卜拉欣死于西西里岛，而且葬在那里。827年开始的征服西西里岛的工作，现在已经完成了。在后来的一百八十九年中，西西里岛在强横的阿拉伯族长的统治之下，整个的或者部分的岛屿，构成了阿拉伯世界的一个省区。

正如西班牙是向北进一步进行侵略和暂时的征服的基地那样，西西里岛变成了侵略意大利的基地。易卜拉欣二世于902年去世之前，曾跨过墨西拿海峡，把圣战带到了意大利的趾头卡拉布里亚，但是，他并不是踏上意大利土地的第一个阿拉伯入侵者。在巴勒莫陷落后不久，艾格莱卜王朝的将领们，就干涉过南部意大利互相对抗的伦巴底人的争执。当时意大利的后跟和趾头，都还在拜占廷皇帝的掌握之中。在那不勒斯于837年向阿拉伯人求援的时候，穆斯林们的杀声，就响彻了维苏威火山的斜坡，正如以前响彻西西里的埃特纳火山那样。大约过了四年，亚得里亚海西岸上的巴里又被攻下了，这座城在随后的三十年内，变成了主要的基地。大概在同一时期，胜利的穆斯林们，出现于威尼斯。846年，连罗马也受到阿拉伯舰队的威胁，这些舰队在奥斯蒂亚登了陆，未能侵入不朽都市罗马的城墙，只洗劫了梵蒂冈旁边的圣彼得大教堂和城墙外面的圣保罗大教堂，以及亵渎了教皇们的陵墓。三年之后，另一支穆斯林舰队，又到达奥斯蒂亚，但是，被大风浪和意大利海军摧毁了。根据拉斐尔的草图而创作的一张油画，描绘了这次海战和罗马化险为夷的情景。但是，穆斯林们这样牢固地占有意大利，以致教皇约翰八世（872—882年在位）为了慎重起见，还是缴纳了两年贡税。

艾格莱卜人并没有把他们的作战局限于意大利海岸。869年，他们攻克了马耳他岛。十世纪时候，海盗式的袭击，从意大利和西班牙向外面扩展，通过阿尔卑斯山各隘口，进入中欧。阿尔卑斯山上，现在还有几座要塞和城墙，据向导们对游客说，那就是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侵略中欧的遗迹。培得刻（Baedeker）所著《瑞士》一书中的瑞士地名，如介比（Gaby）、艾勒介比（Algaby，阿拉伯语al-jābi？，税务员）等，大概都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871 年，基督教徒收复了巴里，这标志着穆斯林对意大利和中欧的威胁开始结束。原来，巴里的将领们，竟自称素丹，不受巴勒莫的艾米尔的节制。拜占廷的皇帝巴齐尔一世，于880年，从穆斯林们的手里抢走了另一个重要的要塞塔兰托（即阿语的Tārant），过了几年之后，又从卡拉布里亚赶走了留下的最后一批阿拉伯人。二百五十年前，从辽远的阿拉比亚开始的土地扩张运动的最后阶段，就这样结束了。现在，还有些“萨拉森了望塔”仍然点缀着那不勒斯以南无比清秀的海岸线，当年，每当阿拉伯舰队从西西里岛或非洲开来的时候，就是从这些塔上发布警报的。

西西里岛的艾米尔，原来是由盖赖旺的艾格莱卜王朝任命的。新的、更强大的法帖梅哈里发帝国，于909年灭亡了艾格莱卜王朝，西西里岛就并入这个帝国的版图，这个新帝国是欧贝杜拉·麦海迪建立于北非洲的。但是，四年之后，在艾哈迈德（912—916年）统治下的西西里岛穆斯林，宣布独立，并且在星期五的聚礼仪式上替法帖梅人的敌人，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祝福。917年，为自己的柏柏尔部队所抛弃的艾米尔艾哈迈德，由麦海迪下令处死，西西里岛复归于法帖梅帝国的版图。法帖梅人的舰队以这个海岛为根据地，而进行其掠夺性的袭击，远至热那亚，这座城市于934或935年曾遭到洗劫。

西西里岛的内部形势，是很难令人满意的。在穆斯林居民中的西班牙人和非洲人之间，经常发生摩擦，而由于宿怨的存在，就使这种摩擦变得更加错综复杂；所谓宿怨，就是在南方阿拉比亚人，即也门人（包括凯勒卜人在内）和北方阿拉比亚人之间存在着由来已久的分歧，这种分歧不断引起无穷的争端。法帖梅王朝的第三位哈里发曼苏尔曾于948年任命凯勒卜部族的哈桑·伊本·阿里（965年卒）为西西里岛的长官，他奠定了一个带几分独立性的、稳定的政府的基础。在他和他的继任者，凯勒卜王朝的统治下，阿拉伯文化的种子，在这个操多种语言的海岛上获得了发芽的机会。在哈桑的后裔，艾卜勒·福图哈·优素福·伊本·阿卜杜拉在位的短短的九年期间（989—998年），穆斯林的西西里岛达到了极盛时代。

凯勒卜部族的艾米尔们居住在舒适的宫殿里，而且在他们繁荣的城市里保持了开明的朝廷。东方的地理学家和旅行家伊本·郝盖勒（活动于943—977年），关于他们的首都巴勒莫的描写是最古的，而且还是一个穆斯林的见证人唯一的报告，据他说，他曾在那个首都发现一百五十个肉铺和令人难以置信的三百座清真寺。在星期五举行聚礼的清真大寺里，他数一数参加礼拜的人，共计三十六排，每排约计二百人，合计七千多人。他统计小学教师的名额是三百多人，在居民看来，他们都是最虔诚、最优秀、最杰出的公民，“尽管小学教师是以冬烘著称的”。

内战和拜占廷的干涉，造成了凯勒卜政权的灭亡，而为诺曼人征服这个海岛铺平了道路。诺曼人征服的过程，在开始，是高维尔人唐克雷德的儿子吉尔伯爵于1060年夺取了墨西拿，高潮是1071 年夺取了巴勒莫，以及1085年夺取了锡腊库扎，而到1091年征服就完毕了。1090年，马耳他岛被罗吉尔占领。诺曼人因为在意大利本部建立了强大的国家，已经很有力量了，这时他们又稳稳地控制了这块新征服的领土。

在诺曼人的统治下，西西里岛经历过一种有趣味的基督教和伊斯兰教的混合文化的开花期。在阿拉伯人统治的时代，混合着希腊和罗马文化宝贵遗产的东方文化潮流，涌进这个富有过去各种文明的海岛上来。这种东方文化，在诺曼人统治时代已经成形，而且使诺曼文化具有了显著的特征。以前，阿拉伯人热中于战争和争吵，顾不得发展各种和平的美术。但是，他们的天才，现在开花结果了，这表现为一种阿拉伯—诺曼的艺术和文化的欣欣向荣。

罗吉尔一世（1101年卒），虽然是一个没有教养的基督教徒，但是，他的步兵大部分是从穆斯林中召募来的，他保护阿拉伯的学问。他的左右，尽是东方的哲学家、占星学家和医学家，他给非基督教徒举行宗教仪式的充分自由。只有诗人阿卜杜勒·哲巴尔·伊本·哈木迪斯（约于1055—1132年）是例外。他生于锡腊库扎，在诺曼人征服这个海岛时，他回到穆耳台米德王朝在西班牙的宫廷去了。总之，罗吉尔保持了从前的行政体系，甚至留用了高级的穆斯林官吏。他在巴勒莫的宫廷，东方色彩多于西方色彩。西西里岛是一个基督教王国，但是，穆斯林们却担任着一些最高级的官职，这种奇特的现象，经过一百多年才消失。

在这一百年期间，西西里的商业大半是在穆斯林商人的手里，农业在阿拉伯农民的手中继续得到发展，这里的阿拉伯农民，象西班牙的阿拉伯农民那样，知道怎样使土地丰产。甘蔗、枣椰、棉花、油橄榄、柑橘、桑树，以及其他植物和果树，都是阿拉伯人传入的。养蚕业是1147年以后，由诺曼人创立的。据伊本·郝盖勒的记载，这里所产的纸草，质量很高，只有埃及纸草可以比拟，现在这种纸草比以前种植得更多了。纸草的纤维可以用来制造船舶所需的绳索。伊本·祝伯尔于1184 年访问这个海岛时，深深地被这里的肥沃、富饶和宽裕所感动。他特别注意到葡萄和其他的果木种植得分列成行，整齐美观。

写在纸上的最古的欧洲文献，是用希腊语和阿拉伯语写成的，那是罗吉尔一世的妻子所颁布的命令，时间很可能是1109年；但是，假定写这道命令用的纸张是西西里的阿拉伯人输入的，那是更合理的。我们现有的最早的钱币，是从国王罗吉尔二世时代流传下来的，钱币上铸着的阿拉伯数字是“1138年”，还铸着阿拉伯文字。

西西里岛的阿拉伯化开始于罗吉尔一世。在他儿子和继任者罗吉尔二世（1130— 1154年）和弗雷德里克二世的时候，达于极点。罗吉尔二世打扮成一个穆斯林的样子，评论者称他为“半个外道的国王”。他的长袍上绣着阿拉伯文字的装饰。甚至在他的孙子威廉二世（1166—1189年）在位的时代，伊本·祝拜尔还看见巴勒莫的基督教妇女，穿着穆斯林妇女的服装。罗吉尔二世在他的首都巴勒莫建筑了一所礼拜堂，天花板的圆形装饰上刻着库法体阿拉伯语的浮雕。毫无疑问，这所礼拜堂和西西里其他的纪念性建筑物都是阿拉伯的技术工人建造的。有几件象牙雕刻品，如一个首饰盒和一条牧杖，现在收藏在梵蒂冈的天主教博物馆和其他的博物馆里，它们是这个时代西西里阿拉伯工艺的典型。罗吉尔的舰队把西西里提高到地中海主要海军强国的地位，建造和指挥这只舰队的军官当中最伟大的是安提俄克人佐治（即朱尔吉，Jurji），他是一个希腊人，从前曾为非洲麦海迪叶的穆斯林国王服务。西西里王国最高的官职是首相（ammiratus ammiratorum即amīr al-umarā’）。

为罗吉尔二世的宫廷增光的主要人物，是易德里西，他是中世纪最驰名的地理学家和制图家。他于1100年生于休达，父母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他的全名是艾卜· 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易德里西（于1166年卒），他毕生在罗吉尔二世的庇护下，在巴勒莫工作。他题赠罗吉尔的著作（Kitāb Rujār）的书名是《云游者的娱乐》（Nuzhat al-Mushtāq fi Ikhtirāq al-fāq），这部书不但总结了托勒密和麦斯欧迪等前辈著作中的主要内容，而且主要还是根据派往各地实测者的新颖报告而写成的。在资料的批判性的校勘工作中，易德里西具有特别远大的眼光，并且能够理解地球浑圆等基本事实。除这部纪念碑式的著作外，易德里西还替他的诺曼的庇护者，用银子制造了一个天球仪和一张盘子形的世界地图。

“西西里岛的两位受洗的素丹”中的第一位是罗吉尔二世，第二位是他的孙子荷恩斯道芬人弗雷德里克二世（1215—1250年），他同时统治西西里岛和德国，在1220年后，他还有神圣罗马帝国皇帝的称号，1225年与耶路撒冷的女继任者布利恩人伊莎贝尔结婚后，他又变成了耶路撒冷的国王。因此，弗雷德里克皇帝是基督教世界最高的民政当局。他结婚后三年，曾举行一次十字军战役，结果使他得到了更多的穆斯林观念。

弗雷德里克保持一群妻妾，无论在私人习惯方面或公务生活方面，他都是半个东方人。在他的宫廷里，有从叙利亚和巴格达聘请来的一些哲学家，他们蓄着长胡须，穿着长袍子；有从东方物色来的舞女；还有从东西两方来的犹太人。他依靠政治关系和贸易关系，特别是与埃及艾优卜王朝素丹的关系，来维持他对于伊斯兰教世界的兴趣。弗雷德里克接受了萨拉哈丁的侄子卡米勒·穆罕默德素丹（1218—1238年）所赠的一只长颈鹿，那是在中世纪欧洲出现的第一只长颈鹿。他把这只长颈鹿和几头骆驼一起放在他的巡回动物园中，他到欧洲各地视察的时候，这个巡回动物园也都随着他去。他还从埃及聘请了几位专家，试验用太阳热孵化鸵鸟蛋。1232年，他从艾优卜王朝的另一位素丹，大马士革人艾什赖弗那里接受了一座奇妙的假天馆，里面有太阳和太阴的形象，能依照指定的转数报告时刻。这位皇帝曾回赠一只白熊和一只白孔雀。这两件礼物使大马士革人吃惊，正如从埃及送去的怪兽曾使他们西西里的同时代人吃惊那样。弗雷德里克曾向其他的穆斯林统治者以及这位卡米勒素丹，提出数学上和哲学上的难题，一方面是想增加知识，一方面是想给人为难，那些难题都由一位埃及学者成功地解决了。还有一些几何学上和天文学上的问题，包括弓形求方问题，是在毛绥勒（摩苏尔）得到解答的。同一的征询意见表，还向伊本·赛卜耳因提出过（见本书第587页）。

弗雷德里克从叙利亚聘请了一批熟练的放鹰者，他观察他们训练鹰的方法，还教他们把鹰的眼睛缝起来，看它能不能凭着嗅觉找到食物。他有一个翻译兼钦天监，名叫西奥多，他是安提俄克的一性派基督教徒，弗雷德里克叫他翻译了一篇阿拉伯语关于养鹰的论文。这篇译文和另一篇从波斯语译成的文章在一起，成为弗雷德里克关于养鹰的著作的基础，这部著作是第一部现代博物学书。西奥多还替这位皇帝翻译了一篇关于卫生学的论文，原文是假借亚里士多德的名义用阿拉伯语写成的《秘学玄旨》（Sirr al-Asrār）。在西奥多之前担任钦天监的，是迈克尔·斯科特，自1220年到1236年，他一直在西西里和意大利代表穆斯林西班牙的学术。斯科特曾为这位皇帝用拉丁语翻译阿拉伯语本的亚里士多德生物学和动物学著作的提要，特别是亚里士多德的《动物学》（Deanimalibus）（附伊本·西那的注释），这部书是他题赠自己的庇护人的，拉丁语的书名是Abbreviatio Avicenne。

弗雷德里克的宫廷所特有的这种调查、实验、研究的精神，几乎是现代的精神，这种精神标志着意大利文艺复兴的开始。意大利的诗歌、文学、音乐等，在普罗旺斯和阿拉伯的影响下，开始欣欣向荣。用本国语言创作诗歌，显然是仿效阿拉伯的诗人和歌唱家，而意大利早期的流行诗歌，如狂欢节的歌曲和民谣等所用的韵律，与安达卢西亚民歌的韵律，基本上是相同的。Stanza（房，室，诗的节）显然是阿拉伯语bayt（房屋，诗的节）的意译。但是，弗雷德里克最大的、无比的功绩，是1224年创办了那不勒斯大学，这是欧洲第一所敕建的大学。这所大学的图书馆，收藏了大批的阿拉伯语写本。亚里士多德和伊本·鲁世德的著作，奉他的敕令译成拉丁语后，作为大学的教科书；这些译文的副本，寄到巴黎大学和波洛尼亚大学去。那不勒斯大学的毕业生当中，有托马斯·阿奎那。在十四世纪和随后的几个世纪中，欧洲的许多大学，包括牛津大学和巴黎大学，都教授阿拉伯语言，但那是由于完全不同的动机，主要是培养传教士，派到穆斯林国家去宣传基督教。

西西里岛位于两种文化地区的交点上，因此，特别适于充当传播古代学术和中世纪学术的媒介。西西里岛的居民包括两种成分，一种是说希腊语的，一种是说阿拉伯语的，还有些学者懂拉丁语。这三种语言，都通用于官厅的注册和皇帝的敕书，而且通行于巴勒莫的会说几种语言的老百姓中间。托勒密的《天文大集》第一次从希腊语直接译成拉丁语，就是1160年在西西里岛完成的，参加翻译工作的有会说希腊话的西西里的巴勒莫人尤金，外号艾米尔（Amīr）。尤金活动于罗吉尔二世及其继任者威廉一世的时代，他兼通阿拉伯语和拉丁语。他将《光学书》（Optica）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据说这本书是托勒密的著作，希腊语的原本已经失传了。他还帮助别人把阿拉伯语的《凯利莱和迪木奈》译成拉丁语。在威廉的统治时代，不仅奖励翻译阿拉伯语的名著，而且奖励翻译希腊语的原本。

在翻译工作中，西西里岛的犹太人象西班牙的犹太人一样作出过贡献。把拉齐所著的百科全书式的医书译成拉丁语的工作，是由西西里岛的犹太医生法赖吉·本·萨林于1279年在安朱的查尔斯一世的赞助下完成的，在后来的几个世纪期间，由许多写本传布到各方去。这是在西西里岛译成拉丁语的唯一的一部重要的医学书，因为在西西里岛的翻译是以天文学和数学的名著为主的。有些希腊语和阿拉伯语的著作，虽然后来在托莱多重新翻译，而且译得更好，但是，西西里岛的贡献仍然有其根本的价值。

坐在西西里宝座上的诺曼诸王和他们的继任者，不仅占据了这个海岛，而且占据了南部意大利，因此，他们提供了一座桥梁，让穆斯林文化的各种不同的因素，传入半岛和中欧。在十世纪中叶，阿拉伯学术的痕迹，在阿尔卑斯山以北，已经显而易见了。但丁关于来世的观念，也许不是从某一部阿拉伯语原作抄袭来的，但是，那些观念显然是渊源于东方的，尽管他取材于欧洲的民间传说。东方文化通过各种途径，而深入西方，在艺术的领域如此，在科学和文学的领域亦复如此。文艺复兴时代设计的钟塔，似乎就是脱胎于北非的，特别是埃及的方形尖塔。在西西里和南部半岛归基督教徒统治以后很长的时期内，穆斯林的技工和艺术家，继续活动，这可以用巴拉泰恩教堂里的镶嵌细工和铭刻加以证明。穆斯林的统治者在巴勒莫的皇宫里创办的著名纺织厂，用绣着阿拉伯文字的礼服，供应欧洲各王室。意大利的第一批纺织工人，是从西西里获得他们的技术知识和设计样本的。十三世纪初，丝织业已经变成了意大利好几座城市主要的工业，这些城市仿造西西里织品，然后把那些织品输出到欧洲各地区。象在巴勒莫和加的斯一样，在威尼斯、弗拉拉和比萨等地，东方技工也训练当地人，同他们一道合作。对于东方织品的需要是如此之大，以致有一个时期，一个欧洲人，如果不是至少有一套东方服装，就会觉得自己不是真正的衣冠齐楚。

在十五世纪期间，富裕的威尼斯，在艺术方面，积极地采取穆斯林的形式，并加以传播，这时在意大利作坊里装订的书籍，也就开始采用了东方的装帧。阿拉伯式装订的各种特点，包括连接在书皮上，可以折迭起来保护巨帙前部的口盖，都出现在基督教的书籍上。在意大利各城市里，人们还跟东方的技工学到装订压型和装潢皮书面的各种新方法。威尼斯还是另一种工业的发源地，这种工业就是在黄铜器上镶嵌黄金、白银、红铜等，十二世纪时，这种工艺主要兴盛于伊拉克的毛绥勒（摩苏尔）。

总之，在传播穆斯林文化上，西西里的重要地位，仅次于西班牙，而高于十字军战争期间的叙利亚。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差不多把其他地方穆斯林所发展的所有小的实用工艺都加以发扬光大了。在金属制造方面，如金属装饰、浮雕、雕刻、镶嵌金银和雕刻铭文等，西班牙—摩尔学派都是卓越的。最早的样品之一，是希沙木二世（976—1009年在位）的一件遗物，保存在赫罗纳城大教堂的高祭坛上。这件遗物是一个木质的首饰盒，外面加一个银质镀金的套盒，这套盒是一个冲压细工品，具有漩涡花样的施叶饰。套盒上面有阿拉伯语铭文，说明这个首饰盒是两位手艺人伯德尔和泰利夫的作品，是替哈克木二世（961—976 年在位）的一位廷臣制造的，他要把这件礼物献给太子希沙木。在利器、刃具和星盘等金属制造方面，托莱多和塞维利亚是特别著名的。除大马士革的刀剑外，托莱多的刀剑，具有最优的性能和最大的弹力。星盘这种古天文仪器，是希腊人发明的，由穆斯林加以改良，并在十世纪时经他们传入欧洲。星盘的用途，是确定礼拜的时间和麦加的地理位置，除此而外，星盘在海上的观测方面，对于海员是无价宝，而且是占星家仪器中的一件必需的附件。《天方夜谭》（第29夜）里有一个故事，是成衣匠讲的，他说那个唠叨的理发师，企图用一个星盘，测出适于理发的、丝毫不差的吉时，因此激怒了顾客。精制的星盘，是一件优美的艺术品。

    穆斯林的金属制造者，不喜欢给金属器上釉，却喜欢在陶器上使用彩釉，自早期以来，穆斯林们在这方面已经成了能手。巴伦西亚是穆斯林们在西方的陶器业中心。巴伦西亚产品的输入，给普瓦蒂埃的陶器业奠定了基础。在十五世纪时，我们发现，甚至荷兰那样辽远的北方也仿制过穆斯林的陶器。在这个期间，这种工业，从西班牙传入意大利。这种陶器的影响，在后期西班牙的容器上，是显而易见的，那种容器上有摹拟的阿拉伯铭文和基督教的纹章图案。在别种形式的陶器和镶嵌细工上，别特是在瓷砖和蓝色瓷器上，西班牙穆斯林学派是出名的。各种彩色的瓷砖，在西班牙和葡萄牙，至今还受人欢迎，这是从阿拉伯人获得的文化遗产，这种彩色瓷砖的名称azulejo，就说明这一点。在现代的收藏家看来，穆迪扎尔人的光瓷，仅次于中国瓷器。远在十一世纪中叶，精美的陶器已在托莱多和科尔多瓦制造出来，随后，卡拉塔尤、马拉加，特别是巴伦西亚的马尼塞斯，变成了以陶器业著名的城市。但是，在玻璃器的制造和着色方面，西班牙未能与叙利亚竞争。

    华丽的织品工艺，曾经使说阿拉伯话的人民在中世纪变成了第一流的织品制造者和丝绸贩卖者。在这种工艺的发展方面，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是有份儿的；但是，在地毯制造方面，西班牙跟东方市场，别特是波斯市场，没有作过什么重大的竞争。科尔多瓦曾经是织造工业的一个中心。阿尔梅里亚，据说曾有过四千八百张织布机。毛绥勒向意大利输出细洋布，意大利人就把那种细洋布叫做rmussolina，这是英语的“muslin”的根源；巴格达以丝绸供应同一市场，意大利人就把那种丝绢叫做baldacco；巴格达还输出丝质的华盖，西方的许多教堂的祭坛上，悬挂那种华盖，这是“balda-chin”（华盖）这个名称的由来；格拉纳达在晚期以薄纱供应欧洲的衣服商店，那种薄纱也就叫做grenadines。这种东方的丝织品，具有绚烂的色彩和各种花草的和几何的图案，只用来做教会的法衣，收殓圣徒的遗骸，缝制贵族和王室的长袍，所以需要量是有限的。随着从穆斯林国家输入欧洲的精制衣料数量的增加，西方的企业家看到，这种工业里有潜在的财源，于是在法兰西和意大利的各中心城市，开始设置许多织布机。在这些早期的工厂里，最初一定雇用过一些穆斯林工人，这是无可置疑的。

    象在金属制造品、玻璃制造品、陶器、建筑和其他装饰美术的部门一样，在织造品中，我们也有许多样品，是十四世纪和十六世纪之间的欧洲制造品，这些样品都具有伊斯兰风格的标记。事实上，远在十二世纪时，欧洲的织造工人就常常采用伊斯兰的图案，从那时起，我们有许多例证，可以说明，模仿阿拉伯铭文，只是为了装饰，并无其他意义。我们还要记住，在西班牙，特别是在西西里岛，伊斯兰教退却之后，东方的工人还逗留了一个很长的时期，因此，在以穆迪扎尔式著称的艺术和建筑形式中，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成分就互相结合起来，而且也正因为如此，在西西里岛的艺术和诺曼人时代的建筑中，才保存了伊斯兰教的特征。在木器、陶器和织品等工艺方面，穆迪扎尔工人是精巧的。直到现在，西班牙木匠所用的行话，大半是阿拉伯语。在浮雕装饰品方面，西班牙阿拉伯人的雕刻师和造型者所遵循的设计体系，跟他们在平面装饰和其他工艺方面所惯用的体系，是完全一致的。十世纪时，有一个象牙雕刻学派集中在科尔多瓦，制造了许多精美的小盒子和小匣子，有的是全部用象牙制成，有的是部分用象牙制成，外部的装饰，有雕刻、镶嵌、彩画三种。装饰画有音乐演奏图，有狩猎图，说明动物被用作装饰的花样。这种小盒子和小匣子，往往用作珠宝和香料或糖果的容器。这些容器上面的铭文表明，制作的目的是送礼。这种制造品的最精巧的样品之一，是一个圆柱形的小盒子，回历 353年（公元964年）制造，穹形盖子周围的铭文，表明这是哈里发哈克木二世赠给他的妻子的礼物。小盒子的周身雕满了棕榈树，还有孔雀和其它鸟儿。

    西班牙宗教艺术古迹，全都毁灭了，只剩下最早的和最壮丽的一件古迹，即科尔多瓦的清真大寺。这所清真大寺，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于786年奠基的，建筑在一所基督教教堂的遗址上，那教堂原是一所罗马人的庙宇。清真大寺的主要部分，是他的儿子希沙木一世于793年完成的，他增加了那座方形的尖塔。西班牙的尖塔，是非洲式的，非洲的尖塔，又是模仿叙利亚的。希沙木的继任者们，扩建了科尔多瓦清真大寺。一千二百九十三根柱子，象真实的树林一样，支撑着清真大寺的房顶。用基督教教堂的铜钟为材料而制成的铜吊灯，照明了这座建筑物。“每个枝形灯架上，点一千支烛；最小的灯架上，点十二支烛。”拜占廷的技工，被雇用来装修这座建筑物，正如他们可能被雇用去装修伍麦叶人在叙利亚的各清真寺一样。从哥特人手中缴获的战利品八万枚金币，被奠基者用作这所清真大寺的建筑费。扩建和修缮的工程，历代都在进行，直到曼苏尔侍从长（977—1000年执政）的时代。现在这座建筑早已改为升天圣母大教堂。

    塞维利亚的艾勒卡扎尔（堡宫）和格拉纳达的艾勒哈卜拉宫（红宫），都具有豪华而且庄严的装饰，这两座非宗教性古迹，是保存下来的最壮丽的建筑物。宰海拉城，现在叫做草原的科尔多瓦，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和他的继任者们建筑的，石柱子是从罗马、君士坦丁堡和迦太基运来的，这座名城已荡然无存，当年的壮丽无法窥见了。这座名城，是以哈里发的嬖妾宰海拉（花容）命名的，值得指出的是，他曾把她的雕像安置在城门口。据说他还从君士坦丁堡运来一个喷水器，上面雕刻着人物的形象。1010年，柏柏尔人叛乱的时期，全城被劫掠一空，并付之一炬，烧个干净。大约在同一个时期，位于科尔多瓦东面的曼苏尔有名的别墅扎希赖城，也被柏柏尔人破坏得无影无踪了。

    塞维利亚的艾勒卡扎尔宫中最古老的部分，是托莱多的建筑师在1199—1200年间，替穆瓦希德王朝的长官建筑的。1353年，穆迪扎尔的工人们，又按照穆斯林风格，替暴君彼得加以重建，直到几年以前，这座古建筑物都还是用作王室的公馆。科尔多瓦、托莱多等西班牙大城市，到处都有艾勒卡扎尔宫，而塞维利亚的这一座，却是最著名的，而且是唯一保存到现在的。塞维利亚引以自豪的另一个穆瓦希德朝的古迹，是风信塔，原来是清真大寺里的尖塔。这座尖塔建立于1184 年，以尖头的拱廊为装饰，这是后来哥特式花饰窗格的先声。

    在奈斯尔朝的宫殿艾勒哈卜拉宫（红宫）里，西班牙穆斯林的装饰艺术的体系，已登峰造极了。格拉纳达的这座卫城，具有镶嵌细工、钟乳状饰、铭文等丰富多彩的装饰，设计和结构得十分壮丽辉煌，以致被认为是此类工艺的极品。约在1248年，穆罕默德一世开始兴建，然后由艾卜勒·哈查智·优素福（1333—1354年在位）和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五世（1354—1359年在位）继续修建，以至于竣工。根据墙上铭文的说明，内部的装饰，大部分要归功于艾卜勒·哈查智。最有名的部分，是群狮厅。这所大厅的中央，有十二只石狮子，排列成一个圆周，每只狮子的口里都会喷水。这所大厅，装饰得富丽堂煌，放在这个环境里的这群狮子和附近的所谓审判厅的天花板，是最重要的艺术遗迹。天花板上的彩画，是画在皮子上的，内容是骑士和狩猎的故事，还画着十位官吏，坐在一个椭圆的凳子上面。有一行铭文，写着加里卜的箴言：wa-la ghālibilla Allāh（除真主外，绝无战胜者）；别的一些铭文，只是用作点缀，是写给参观者看的，起着装饰的作用。

    马掌形的弓架结构，变成了西方穆斯林建筑物的特征，这种形式，远在伊斯兰教之前，已出现于北部叙利亚、泰西封和其他地方了。尖头的弓架结构，后来变成西方哥特式建筑物的特点，这种形式，在伍麦叶清真大寺和阿木赖小宫里初次出现于伊斯兰教建筑中。各种圆马掌形的弓架结构，被用于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大寺。最后的这种式样，在西方以摩尔式弓架结构著称，在阿拉伯人征服之前，无疑地早已存在于西班牙，但是，西班牙的穆斯林，特别是科尔多瓦的穆斯林，把这种式样用于建筑和装饰，而且加以广泛的采用。阿拉伯人的科尔多瓦，还有一件真正新颖的贡献，就是以交叉的弓架结构和可见的、交叉的弯梁为基础的圆顶体系。

    在科尔多瓦发展起来的这些建筑特征和其他的建筑特征，由穆扎赖卜人传布到半岛北部的托莱多等中心城市。在这儿，基督教徒的传统和穆斯林的传统融合起来，产生了一种确定的风格，其特征是几乎定规地采用马掌形的弓架结构和圆顶。在穆迪扎尔工人的手中，这种融合的艺术，达到了很完美的程度，而且变成了西班牙的民族风格。穆迪扎尔人的作品，遍布全国，现在还到处可以看到。西班牙语里保存了几个建筑学上的术语，可以证明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西班牙音乐艺术的基石，是由齐尔雅卜奠定的，他是巴格达城毛绥里学派的一个学生。齐尔雅卜于822年来到科尔多瓦，在那里，他所懂得的歌曲，比其他任何艺术家都要多，他又精通物理科学，具有魅力的人品、优雅的风度和高度的机智，所有这些使他成为社会的楷模。齐尔雅卜，在科尔多瓦，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的庇护之下，以鹰爪代替木质的拨子，在琵琶上增加了第五弦，还创办了一所音乐学校。这所学校后来变成安达卢西亚音乐的温室。在塞维利亚、托莱多、巴伦西亚和格拉纳达，跟着也成立了其他音乐学校。

    在齐尔雅卜之后，把东方音乐介绍到西班牙，而加以普及的最大功劳，应归于伊本·菲尔纳斯（888卒）。据说他有发明的才能。他曾发明用石头制造玻璃的方法，他还在自己家里设置假天馆，在那里面可以看到星辰、云彩和电光。在阿拉伯人的历史上，伊本·菲尔纳斯，是用科学的方法尝试飞行的第一人。他的飞行装备，包括一套带羽毛的翅膀，据说这种装备曾使他在空中飞行了一段距离。但是，在降落的时候，他受伤了，因为他的装备上没有安装一条尾巴。齐尔雅卜和伊本·菲尔纳斯所介绍的音乐理论和实践，自然是波斯—阿拉伯体系的；但是，随着希腊语的著作译成阿拉伯语，这种体系就逐渐让位给希腊的和华达哥拉斯的理论体系了。

    一般地说来，西方的穆斯林证明，他们比自己东方的同教人更热爱悦耳的艺术。在十一世纪的时代，安达卢西亚的音乐，几乎使巴格达的声望失色。阿巴德人在一个短时期内，不但统治塞维利亚，而且统治科尔多瓦，他们统治下的塞维利亚，当时已变成了音乐、诗歌和其他娱乐的中心，我们在谈到安达卢西亚明媚的平原上的摩尔人的时候，通常都是提到这些娱乐的。阿巴德王朝的国王之一，穆耳台米德（1068—1091年在位），不但是一位有天才的诗人，而且是一位歌唱家和琵琶的演奏者。阿巴德人的首都，因制造乐器而驰名，后来乐器发展成为一种出口品。在穆拉比兑人的时代，活跃于塞维利亚和法斯的哲学家伊本·巴哲（1138年卒），给我们写作了一篇关于乐理的论文，这篇论文在西方获得很高的评价，正如法拉比的音乐著作在东方获得的评价一样，这篇论文，没有留传到现在。穆瓦希德人时代的另一位哲学家，伊本·赛卜耳因（1269年卒），写过一本书，论成比例的乐音，叫做Kitāb al-Ad-wār al-Mansūb，还有一个孤本，保存在开罗。伊本·鲁世德和伊本·左胡尔，曾在穆瓦希德王朝第三位国王曼苏尔（1184—1199年在位）的面前举行过一次辩论会，争辩塞维利亚与科尔多瓦两城孰优孰劣，伊本·鲁世德是为科尔多瓦辩护的，他讲过这样一段很能说明问题的话：“你所谈的事，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一件事：当一位学者死于塞维利亚，而他的继承者需要变卖他的藏书的时候，要把那些书运到科尔多瓦，才能找到市场。当一位音乐家死于科尔多瓦的时候，他的乐器要运到塞维利亚去变卖。”

    由于基督教的居民接受了穆斯林的抒情诗，阿拉伯人的歌曲，逐渐普及于整个半岛。穆斯林的乐师，活跃于卡斯提尔和阿拉贡的各位国王的宫廷之中。在格拉纳达陷落后很长的期间，摩尔的舞女和歌手，继续给西班牙和葡萄牙的土著们助兴。里伯拉（Ri-bera）新近的研究，倾向于说明，西班牙的通俗音乐（musica fic-ta），事实上是整个西南欧洲的通俗音乐，在十三世纪和以后的年代里，正如那个地区的抒情的和历史的骑士故事一样，都可以回溯到安达卢西亚，然后再通过阿拉伯语，而溯源于波斯、拜占廷和希腊。哲学、数学和医学，从希腊、罗马传到拜占廷、波斯和巴格达，然后传到西班牙，再传遍整个欧洲，音乐的理论和实践的某些方面，也是那样传布的。早期的西班牙采饰画里所描绘的许多乐器，甚至一些演奏者，显然是来源于穆斯林的。

    某些早期的西班牙采饰画，描绘了阿拉伯乐师下象棋的情景。西班牙语是首先描写这种游戏的欧洲语言，这种描写出现在阿尔封索十世的一本著作里，他是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1252—1282年在位），而且是穆斯林学术在基督教西班牙的最大的传播者。伟大的诗集《圣玛利亚赞美诗集》（Cantigas de SantaMaria）的集成就应该归功于他，这部诗集的乐谱，据里伯拉的考据，是来源于穆斯林的安达卢西亚的。陈这部诗集和阿尔封索历表外，这位国王还编纂了一部法典，这部法典具有伊斯兰教影响的痕迹，而且变成西班牙法律学的基础。

    我们已经提到过阿拉伯诗在行吟诗人中间的影响，他们不但在情绪和性格方面象阿拉伯的歌唱家，而且在他们的吟游诗的形式方面，也象阿拉伯的歌唱家。在这些普罗旺斯的歌唱家给自己的歌曲取的名称中，有些只是阿拉伯名称的译名。巴斯人阿德拉曾在巴黎学习音乐，大概就是他翻译了花拉子密的数学论文，叫做Liber Ysagogarum Alchorismi，这篇论文里有一部分是论音乐的。因此，这篇论文是首先把阿拉伯音乐传入拉丁世界的论文之一。在阿德拉的时代，即十二世纪的前半期，阿拉伯人已经有了几篇论音乐的古代希腊的论文，还有几本最重要的新颖的著作，是肯迪、法拉比、伊本·西那、伊本·巴哲等人写作的。十二世纪末期以前，这些论文，通过在托莱多译成的拉丁语译本，而普及于欧洲。意味深长的是，在这同一时代，基督教欧洲的音乐里，出现了一条新的原理：各乐音，都有一个精确的时值，或者说各个乐音之间有一个比率。首先阐释这种有定律的音乐，或者有节奏的歌曲的，是科隆人弗兰科（约在1190年卒）。他的记谱法，叫做弗兰科记谱法，跟我们的记谱法本质上没有什么差别。在伊嘎耳（iqā‘，节奏）的名称之下，这种有节奏的音乐，最少在弗兰科的时代之前四百年的期间，就构成了阿拉伯音乐的组织部分，而且由肯迪（约在870年享盛名，参阅本书第370页）加以充分的描写。在弗兰科的时代之后，出现了一篇论文，据说是加兰人约翰所作，其中论述的是ochetus，即节奏的调式。ochetus这个术语，可能是阿拉伯语iqā‘āt（iqā‘的复数式）的译名。

    有节奏的音乐，是阿拉伯人在这个知识领域中的最伟大的贡献，但不是唯一的贡献。对于音乐艺术的进步帮助最大的两种乐器，琵琶（阿拉伯语的al-‘ūd，通过西班牙语的laúd，变成英语的lute）和三弦琴（阿拉伯语的rabāb，通过西班牙语的rabel，变成英语的rebec），是由阿拉伯人传入西欧的。乔叟所喜爱的乐器三弦琴（rebec或ribibe），可以算作小提琴的一种前驱。在葡萄牙语里，rabeca仍然被用作小提琴的普通名称。这个半岛上的乐器，其名称来源于阿拉伯语的，还有这几种，如旧式的喇叭aabil（法语的anafin，从阿语的al-nafir得来），小手鼓pandero （阿拉伯方言bandayr），叫做sonajas的铙钹（阿语的复数式是sunūj，单数式是sinj，得自波斯语的sanj），这种铙钹的周围装有小铃子。由穆斯林们传入欧洲的乐器，还有吉他（原来是一个希腊名称，阿语的qi-tārah，通过西班牙语的guitarra，变成英语的guitar），号角（从阿语的al-būq，变成西班牙语的alboque）、铜鼓（从阿语的al-tabl，通过西班牙语的atambal，变成英语的 timbal）、竖琴（从阿语的qānūn，变成英语的kanoon）等。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在这些方面，说阿拉伯话的西班牙，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在包括语言学、语法学、字典编辑法的纯粹的语言科学方面，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落后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嘎里（901—967年），前面已经说过，是科尔多瓦大学的一位名教授，他出生于亚美尼亚，而受教育于巴格达。他的高足弟子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左拜迪（928—989年），原籍希姆斯，他本人出生于塞维利亚。哈克木曾委派他监督他儿子希沙木的教育工作，希沙木继任后，任命他为塞维利亚的法官兼地方长官。左拜迪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分类列传，包括历代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传记，素优兑著语言学名著《华枝集》（al-Mnzhir）的时候，曾广泛地应用过这部杰作。在这里，应当指出，希伯来语法，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法为基础的，直到现在，希伯来语法里的术语还是从阿拉伯语法翻译过去的，而穆斯林西班牙是希伯来语法的诞生地。哈优只·犹大·本·大卫（阿拉伯语叫做艾卜·宰克里亚·叶哈雅·伊本· 达五德），是科学的希伯来语法的鼻祖，曾在科尔多瓦享盛名，十一世纪初死在那里。

在文学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科尔多瓦的伊本·阿卜德·赖比（860—940年），他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桂冠诗人。他的祖先是希沙木一世所释放的奴隶。他的声望是由于他所编辑的丰富多采的诗文选《希世璎珞》（al-'Iqd al-Farid），这部选集，除《乐府诗集》（al-Aghāni）外，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但是，西班牙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学者和最富有创见的思想家，要推阿里·伊本·哈兹木（994—1064年），他是伊斯兰教中想象力最丰富、著作最多的两三位作家之一。他自称是一个受阿拉伯贵族庇护的波斯人的后裔，其实他是一个放弃基督教，而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子孙。他在青年时代，曾以大臣的资格，出入阿卜杜勒·赖哈曼·穆斯台兹希尔和希沙木·穆耳台德的摇摇欲坠的宫廷，但是，随着伍麦叶哈里发王国的瓦解，他便退职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从事文学工作。据伊本·赫里康和基弗兑的记载，他在史学、教义学、圣训学、逻辑学、诗学及有关学科方面的著作达四百册。他拥护教律学上和教义学上的直解学派（al-Zāhiriyah），在那个时代，这个学派早已灭亡了。他在阐释这个学派方面是孜孜不倦的。他在文学的活动中也是精神勃勃的。他在情诗选集《斑鸠的项圈》（Tawqal-Hamāmah）中颂扬了精神恋爱。他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教派和异端的批判》（al-Faslfial-Milalw-al-Ahwǒw-al-Nihal），他成为研究比较宗教学的第一位学者，这个荣誉就是这部著作给予他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圣经》里有种种费解的故事，而在十六世纪比较高明的评论出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各小国诸王时代，特别是阿巴德人、穆拉比兑人和穆瓦希德人的时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在伍麦叶人时代播下的文化种子，到了这个时代才进入开花结果的茂盛时期。由于内战的爆发，结束了伍麦叶人的时代，由于各新王朝相继兴起，塞维利亚、托莱多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就夺去了科尔多瓦的光辉。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穆扎赖卜人，是精通阿拉伯文学的，他们从科尔多瓦城，把阿拉伯文化的许多要素，传达给南北各王国的人民。在散文方面，十三世纪时代在西欧开始兴起的寓言、轶事、训戒故事等，同来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的阿拉伯作品都非常相似。可爱的寓言《凯利莱和迪木奈》，曾依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英明的阿尔封索（1252—1284年）的命令而译成西班牙语，后来不久，又由一个受洗的犹太人译成拉丁语。这部寓言的波斯语译本，译成法语后，成为拉封丹写作《故事集》的资料之一，这是这位诗人自己所承认的。西班牙的歹徒故事，酷似阿拉伯语的“麦嘎麻”（maqamah），麦嘎麻是一种有韵脚的散文，用语言学奇珍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点缀，利用一个豪爽的英雄的各种冒险故事，来进行一些道德的说教。但是，阿拉伯文学对中世纪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却是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这种形式帮助西方的想象力摆脱陈陈相因的、狭隘的清规戒律。从西班牙文学丰富的幻想，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学的楷模作用。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书里的才华，就是最好的例证。作者一度被俘虏到阿尔及利亚去，曾经诙谐地说过，这部书是以阿拉伯语的著作为蓝本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只要人们使用阿拉伯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他们就非常喜欢作诗。无数的诗篇，口耳相传，流行很广，到处受到听众的赞扬，他们所欣赏的，与其说是诗歌的含义，不如说是诗歌的优美的音调和绝妙的措辞。说阿拉伯话的人民对于歌词的优美与谐和，能感到真正的愉快，在西班牙，情况也是这样。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就是一位诗人，他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诗人。在小王国的国王当中，穆耳台米德·伊本·阿巴德，特别蒙受诗神们的宠爱。大多数君主都有桂冠诗人，生活在他们的宫廷里，随着他们出去旅行和打仗。塞维利亚曾夸耀自己有最大多数文雅的、具有才华的诗人，但是，在很久以前，诗的火焰早已在科尔多瓦燃着了，后来，又在格拉纳达发出了光辉，在那座城市充当伊斯兰教的堡垒期间，诗的光芒一直向四方放射。

除伊本·阿卜德·赖比、伊本·哈兹木、伊本·赫帖卜外，西班牙还产生过大量的诗人。他们的创作，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标准的作品。在这批诗人中，伊本·宰敦（1003—1071年）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安达卢西亚最伟大的诗人。伊本·宰敦出身于麦加城古莱氏族麦赫助木支的贵族家庭。起初他是科尔多瓦寡头政治的领袖伊本·哲海韦尔的机要总管，但后来失宠了，大概是因为他迷恋了女诗人韦拉黛，哈里发穆斯台克菲的女儿。在他被关押并放逐了几年之后，阿巴德王朝的穆耳台迪德任命他为国务大臣兼总司令，还给他一个称号dhn-al-wizāratayn，意思是文武大臣，既是耍笔杆的，又是耍枪杆的。在他的影响之下，穆耳台米德于1068年派遣一支军队去进攻科尔多瓦，从哲海韦尔人的手中夺取了那座城市。伊本·穆耳台米德的宫廷，暂时迁往科尔多瓦，伊本·宰敦在这个宫廷里曾引起另一位诗人的嫉妒。这位诗人名叫伊本·阿马尔，是一位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敌手，他出身不明，起初过着一种流浪生活，谁给他报酬，他就歌颂谁的功德。1086年，伊本·阿马尔在塞维利亚死于他的庇护者伊本·穆耳台米德的手中。伊本·宰敦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驰名的书简作家。他的流传最广的书简之一，是他斥责伊本·阿卜都斯的信件，伊本·阿卜都斯是伊本·哲海韦尔的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情敌，他们两人争夺韦拉黛的爱情。伊本·宰敦用来向韦拉黛求爱的几句诗辞，描绘了宰海拉宫及其花园的明媚风光，而且说明了他对于自然的深厚的感情，这是西班牙阿拉伯诗的特征。

才貌双全的韦拉黛（1087年卒），又妩媚，又多才，是西班牙的萨福，西班牙的阿拉伯妇女，对于诗歌和文学似乎具有特别的才华和鉴赏力。麦盖里曾用专章叙述安达卢西亚的这些妇女，“雄辩是她们的第二种本能”。韦拉黛在科尔多瓦的家，是才子、学者和诗人们的聚会场所。

次要的诗人有艾卜·易司哈格·伊本·赫法哲（1139年卒），他在巴伦西亚城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去向当代的那些小国王献殷勤。还有塞维利亚城放荡的青年诗人穆罕默德·伊本·哈尼伊（937—973年），他作过几首颂辞，歌颂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穆仪兹。伊本·哈尼伊被认为感染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

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在一定限度内，从陈陈相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了几种新的韵律形式，而且对于自然美几乎具有现代的敏感。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通过歌谣和情歌，表现了一种温柔的、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中世纪骑士风的先声。在十一世纪初叶，在安达卢西亚发展了两种抒情诗体，一种是双韵体（muwashshah），另一种是民歌体（zajal）。这两种诗体，都是在歌曲收尾的选句的基础上创立的，当然都是可以歌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音乐和歌曲，同诗歌结成同盟，而且维持了这种同盟关系。

科尔多瓦的吟游诗人艾卜·伯克尔·伊本·顾兹曼（1160年卒），从这个城市漫游到那个城市，到处歌颂伟人的事迹。在他之前，民歌体完全归即席诗人们采用，到了他手里，才提高到文学体裁的地位。至于双韵体，那不仅是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西班牙发明的，后来才从那里传到北非和东方。双韵体的作家中有图德拉的盲诗人艾卜勒·阿拔斯·图德里，于1126年夭折。他歌颂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和继任者阿里的光荣业绩。还有易卜拉欣·伊本·赛海勒（1251或1260年卒），他是从犹太教改奉伊斯兰教的，但坚持饮酒的习惯，以致人们怀疑他是否真地改信了伊斯兰教。第三个是格拉纳达的穆罕默德·伊本 ·优素福·艾卜·哈彦（1256—1344年），他有柏柏尔人的血统，精通好几国的语言，编写过波斯语、土耳其语、科卜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语法书。这些语法书流传至今的只有土耳其语法书。

阿拉伯诗歌，特别是抒情的诗歌，引起了本地基督教徒的赞美，而成为同化他们的有力因素之一。民歌体和双韵体这两种诗歌体裁，发展成为卡斯提尔地方通俗的诗歌体裁，叫做村歌体（vil-lancico），这种体裁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六重唱原来的格式大概是这样押韵：CDE，CDE，因此很可能受到了一种阿拉伯民歌体的启发，这种民歌体可以在安达卢西亚诗人的著作中找到例证。盖兹威尼（1283年卒）断言，在葡萄牙南部的锡瓦维什，连农民也会作诗。这使人想起现代黎巴嫩的民间诗人 qawwālūn（能言者），他们能出口成章地创作民歌，他们的有些创作仍然被叫做民歌体和双韵体。

远在八世纪时，歌颂精神恋爱的明确的文学形式，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在法兰西南部，到十一世纪末，才出现第一批羽毛丰满的普罗旺斯派诗人，他们用异想天开的丰富的想象，表达了自已跳动的爱情。兴盛于十二世纪的行吟诗人也是仿效他们南方的同时代民歌演唱者的。由于追随阿拉伯的先例，讴歌美丽妇女之风，突然兴起于西南欧洲。早期欧洲文学最高贵的丰碑《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出现于1080年之前，这标志着西欧的一种新文明的开端，正如荷马的史诗标志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希腊的开端一样，而这首诗却是由于在军事上和穆斯林的西班牙接触而产生的。

跟一切穆斯林国家一样，初等教育的基础，是诵读和抄写《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和诗法。教育虽然主要是私人的事业，却十分普及，西班牙穆斯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读书写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是无与伦比的。这里小学教师的作用，比在别的伊斯兰国家更受重视。按照麦盖里那样一位作家所描写的妇女在教育生活中的地位来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在安达卢西亚是不大适用的。文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古兰经》注释、教义学、哲学、阿拉伯语法、诗学、辞典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有几座主要城市的学校，可以叫做大学，其中主要的有科尔多瓦、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四大城市的大学。科尔多瓦大学，除教义学系和法律学系外，还有天文学系、数学系和医学系。在这所大学注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持有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者，可以在这王国中获得挣钱最多的官职。格拉纳达大学是奈斯尔王朝的第七位君主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创办的，诗人兼史学家列萨努丁·伊本·赫贴卜曾经在他的政府任职。这所大学的门口，有几个石狮子在守护着。课程包括教义学，法律学、医学、化学、哲学和天文学。卡斯提尔学生和其他外国留学生，都光顾这所大学。在这所大学和其他大学里，时常举行公共集会和各种纪念会，在会上有人朗诵新颖的诗篇，有人作学术讲演，这些人主要是教授会的成员。大学门口中意的铭文是这样的：“世界的支柱，只有四根：哲人的学问，伟人的公道，善人的祈祷，勇士的汗马功劳。”

图书馆和大学，是一道兴盛起来的。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是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所创建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曾加以扩大，后来，哈克木二世把自己收藏的图书捐赠给这所图书馆，从此它就变成了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一些私人，包括妇女，都各有自己所珍藏的图书。

穆斯林的生活，缺乏希腊和罗马的两大特征：政治会议和剧场，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书籍差不多就成了他们谋求知识的唯一手段。作为书籍的市场，科尔多瓦在西班牙是首屈一指的。下面的轶事，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旅居科尔多瓦期间，常常去逛书店，想找到我特别感觉兴趣的一本书。最后，我找到一本书法秀拔、装帧漂亮的写本。我很高兴地出了一笔价钱，但是别人出了更高的价钱，我屡次都被别人抢先，以至于出价超过了正常的限度。于是我对拍卖人说：“这个竞买者已经把这本书的价钱抬高得超过这本书的价值，请你让我跟他见见面。”于是他带我去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我走近他，对他说：“愿真主保佑我们的教义学家的健康！如果这本书对你有特别的用处，我愿意让你买去，因为出价已超过限度了。”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教义学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刚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我很重视它，为的是在本城最显贵的人物中间夸耀。我的书架上还有一个空处，我看这本书的大小和厚薄正好能把那个空处填满。我看见这本书的字体很好，装潢也美，我很喜欢，出多大的价钱，我毫不在乎，因为我——感谢真主——是一个财主。”

要不是本地的工厂能制造写字用纸，安达卢西亚想要有这么多书籍，是不可能的，把造纸术传入欧洲，是伊斯兰教对于欧洲的最有益的贡献之一。要是没有纸张，十五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是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欧洲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教育，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造纸术是从东方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中叶，再从那里传入西班牙的。雅古特说沙兑卜（Shātibah即Játiva，哈提发）是西班牙的造纸工业中心。这件历史事实，可以从语言学得到证明，英语的ream（纸的一令）一词，得自古法语的rayme，rayme从西班牙语的resma变来，resma又是从阿拉伯语rizmah（一捆，一把）借来的。在西班牙之后，造纸工业又在意大利兴盛起来（约在1268—1276年），也是由于穆斯林的影响，大概是从西西里岛传入的。法兰西有第一批造纸工厂，应归功于西班牙的传授，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应归功于十字军的归国。从这些国家，造纸工业逐渐传遍了欧洲。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位秘书，常常在家里把公文写好，再送到一个特别的机关去复制——印刷（tab‘，可能是木版印刷）——许多份，然后，分送到政府的各机关去。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势力被摧毁之后，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和他的几位继任者，从各阿拉伯图书馆搜集到的残存的书籍，不到二千册。这些书籍构成了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的核心，这所图书馆，至今仍存在于马德里附近。十七世纪初期，摩洛哥的国王舍利夫·宰丹，从首都逃难，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装载在一只船上，船夫预先没有获得充足的船资，不肯把那船图书卸在适当的目的地。那只船在开往马赛的途中，落在西班牙海盗的手里，船里的三四千册图书，被菲利普二世拿去，收藏在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因此该馆变成阿拉伯语写本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在西班牙，阿拉伯的语言学、教义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和类似的科学，是发展得比较晚的，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和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同教人不同，他们可以向当地人学习的地方很少。就在他们兴起之后，西班牙的科学还是落后于东方的哈里发帝国。西方的穆斯林最擅长的科学是植物学、医学、哲学和天文历算。

安达卢西亚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是艾卜·伯克尔·伊本·欧麦尔，他被通称为伊本·孤帖叶，他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活动，于977年死在那里。他的著作是《安达卢西亚征服史》（Tarikh Iftitāh〔或Fath〕al-Andalus），起自穆斯林的征服，迄于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位的初期，我们这本书曾以此书为参考。伊本·孤帖叶还是一位语法学家，他所著的动词变化论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最早的著作。另一位早期的、著作更多的历史著作家是科尔多瓦的艾卜·麦尔旺·哈彦·伊本·赫莱夫，他的外号是伊本·哈彦（987或988—1076年）。伊本·哈彦的著作书目中包括不下五十个书名，有一部书叫做《坚实集》（al-Matin），计六十册。可惜他的著作都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人物志》（al-Muqtabis fi Ta’rikh Rijāl al-Andalūs）。关于穆瓦希德王朝时期的历史，最有价值的著作是摩洛哥的史学家阿卜杜勒·瓦希德·马拉库什于1224年写成的专著，他在西班牙侨居多年。

安达卢西亚产生了几位传记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艾卜勒·韦立德·阿卜杜拉· 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法赖迪，他于962年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上学，又在那里教学。他三十岁的时候，曾去朝觐圣地，途中在盖赖旺、开罗、麦加、麦地那四个地方停留下来，从事学习。他回国后，被任命为巴伦西亚的法官。1013年，柏柏尔人劫掠科尔多瓦的时候，伊本·法赖迪在家中被暗杀；他的尸体在第四天才被发现，已经腐烂不堪，不能再依照教规浴尸、入殓、举行殡礼了。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Ta’rikh ‘Ulamā’al-Andalūs）。伊本·白什库瓦勒曾为这部西班牙阿拉伯学者传记写了一个续编，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续编》（al-Silah fi Ta’rikh A’immat al-Andalus），于1139年完成。伊本·白什库瓦勒的著作，据说有五十多种，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种，这是其中之一。伊本·白什库瓦勒，于 1101年生于科尔多瓦，于1183年死在那里。巴伦西亚人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尔（1199—1260年）曾为这部续编写了一本补遗，叫做《续编补遗》（al-Takmilah li-Kitāb al-Silah）。除了这本补遗外，伊本·阿巴尔还写过一部传记总集，叫做《镶黄条外衣》（al-Hullah al-Siyarā’）。还有一部有价值的西班牙阿拉伯科学家辞典，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志》（Bughyat al-MultamisfiTa’rikh Rijāl al-Andalus），著者是在木尔西亚省活动的达比·艾卜·扎法尔·艾哈迈德·伊本·叶哈雅（1203年卒）。

在科学史方面，我们有托莱多人赛义德（1029—1070年）所著的《各民族分类》（Tabaqāt al-’Umam），这部书是基弗兑、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和伊本·易卜里三人的参考书。在左农王朝，赛义德曾任托莱多的法官，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观测家。

有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表示西方的伊斯兰教所能获得的文学上的最高造诣和最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两个人是一对好朋友，也是奈斯尔王朝的两位官员，一个是伊本·赫帖卜，另一个是伊本·赫勒敦。

列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13—1374年）是一个阿拉伯家族的苗裔，他的祖先从叙利亚迁移到西班牙。在奈斯尔王朝第七位国王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五世（1354—1359，1362—1391年）的时代，他有过“文武大臣”（dhu-al- wizāratayn）夸大的头衔。1371年宫廷中发生阴谋，他从格拉纳达逃到法斯，过了三年，有人因为私人的不和，对他进行报复，把他勒死了。他死之后，格拉纳达——即使不是整个阿拉伯的西班牙——就丧失了最后一位重要的作家、诗人兼政治家。伊本·赫帖卜的六十多种著作，主要是关于诗歌、纯文学、历史、地理、医学和哲学的，约有三分之一流传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格拉纳达志》，是一部内容宏富的著作。

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生于突尼斯，他是西班牙阿拉伯人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发源于肯德部族。他的祖先于八世纪时从也门迁移到西班牙，他的子孙直到十三世纪都活动于塞维利亚。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在法斯担任过许多高级的官职，后来失宠了，于1362年到格拉纳达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宫廷任职。国王曾派遣他到卡斯提尔的宫廷去进行重要的和平谈判。过了两年，由于他的有权力的朋友伊本·赫帖卜的猜忌，而退归马格里布。他在这里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最后退隐于伊本·赛拉麦城堡，在那里开始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一直住到1378年。1382年，他出发到麦加去朝觐天房，但是，他停留在开罗，在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讲学。过了两年，他被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扎希尔·贝尔孤格任命为开罗城马立克派的法官的领袖。1401年，他跟随贝尔孤格的继任者纳绥尔到大马士革去跟可怕的帖木儿对敌，帖木儿把伊本·赫勒敦当做贵宾接待。这位史学家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是这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为他出色地编写他的伟大著作准备了条件。他的包罗宏富的历史，叫做《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Kitāb al-‘Ibar wa-Diwān al-Mubtada’w-al-Khabar fi Ayyāmal-‘Arab w-al-‘Ajām w-al-Barbar），全书共分三编：绪论（Muqad-damah）自成一册；正文，是全书的主干，论述阿拉伯人及其四邻各民族的历史；附录，概述柏柏尔人和北非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可惜他在绪论里中肯地提出的批评理论，并没有应用于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论述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各部族的那一部分，将永远成为一部有价值的指南。

伊本·赫勒敦的声望，是从他的《绪论》获得的。他在这篇绪论里，初次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正确地认识到气候、地理、道德和精神力量等物质条件的作用。伊本·赫勒敦致力于表述民族盛衰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历史的真正广度和性质的发现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少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学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没有一个阿拉伯作家，也没有一个欧洲作家，曾经用那样既渊博又富于哲学卓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所有评论家一致的意见是，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十一世纪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是白克里，他是一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十二世纪，甚至是整个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家和制图家，是易德里西，他是西班牙一个阿拉伯王室的苗裔，曾在西班牙受教育。

白克里的全名是艾卜·欧拜德·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克里，他是西方穆斯林有著作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地理学家。他活动于科尔多瓦，1094年死在那里，死时已达高龄。他是一位文学研究家、诗人、语言学家，他因大部头的地理学著作而获得名声，他的名著叫做《列国道路志》（al-Masālik w-al-Mamālik），这部书象中世纪时代大部分地理学著作那样，是以旅行指南的体裁写成的。这部书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易德里西于1100年生于休达，曾为西西里岛上诺曼国王罗吉尔二世的宫廷增光，讲到西西里岛时再论述他的贡献。

在易德里西之后，阿拉伯的地理文献，就没有伟大的独创力了，只有一些旅行家的游记，这种作品在当时是特别多的。在这些旅行家当中，最著名的是伊本·祝拜尔，他的全名是艾卜勒·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他于1145年生于巴伦西亚，在哈提发受教育。在1183年到1185年间，伊本·祝拜尔曾从格纳那达动身到麦加去朝觐天房，然后回国，在这个期间，他游历了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当时叙利亚的部分土地还在十字军的手中；他还游历了西西里岛。他还利用别的两个机会，到东方去旅行，一次是在1189年到1191年，另一次是在1217年，但他最后一次只到达亚历山大港，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旅行的游记（Rihlah）在阿拉伯文学中是最重要的游记之一。另一位西班牙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兼游历家是格拉纳达人马齐尼，他的全名是艾卜·哈密德·穆罕默德·马齐尼（1080/81—1169/70年），他曾于 1136年访问俄罗斯。当他在伏尔加河地区的保加尔人中间的时候，他看到一种别的资料里没有提到的商务活动：那里买卖猛犸象牙的化石，那种商品输出到花拉子模去，用做制造梳子和宝石盒的材料。

伊本·祝拜尔和马齐尼的游记，同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世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伊本·白图泰是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白泰图，1304年生于丹哲（即丹吉尔），1377年死于马拉库什。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曾四次到麦加朝觐天房，在这个期间，曾游历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东边他到达锡兰、孟加拉、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他还访问过君士坦丁堡。1353年，在他最后的旅行中，他曾深入中部非洲。据说他曾访问过喀山附近的保加尔城和伏尔加河，这似乎是他游记中唯一重大的虚构。

阿拉伯人的地理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保持了古代的地圆说，没有这种学说，发现新大陆就是不可能的。这种学说的代表者是巴伦西亚人艾卜·欧拜德·穆斯林·巴伦西，活动于十世纪前半期。他们继续鼓吹印度的一个观念，认为世界的这个已知的半球，有一个“圆屋顶”或者“顶点”，座落在与四个方位基点距离相等的地方。这一“艾林”（arīn）理论，写进了1410年出版的一本拉丁语的著作里。哥伦布从这本著作里知道了那条原理，因此，才相信大地象一个梨子，在西半球上与“艾林”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相应的崇高的中心。但是，在天文地理学和数学的领域中，还是对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些新颖的概念。

十世纪中叶后，有人在西班牙刻苦地钻研天文学，这种研究曾获得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托莱多等地统治者的特别爱护。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大半追随巴格达的艾卜·麦耳舍尔，相信星辰对于人类的吉凶祸福和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要研究星辰的这种影响，即研究占星学，必须确定世界各个地方的位置和那些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样，占星学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就作出了贡献。拉丁的西方，正是通过西班牙，最后发现了东方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的启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学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的，十三世纪在阿尔封索十世庇护下编纂的阿尔封索历表，只是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罢了。

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以他们东方同教的老前辈们的天文学和占星学著作为参考，而进行研究。他们重新提出了同托勒密的学说有别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攻击托勒密的天动地静的说法。早期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中杰出的人物有科尔多瓦人麦只里帖（约于1007年卒）、托莱多人宰尔嘎里（约1029—约1087年）、塞维利亚人伊本·艾弗莱哈（在1140到1150年间卒）。

艾卜勒·卡西木·麦斯莱麦·麦只里帖是西班牙穆斯林最早的重要的科学家，他校订过花拉子密的行星表（历表），这是穆斯林天文学家的第一个历表。这一历表原来是以耶斯提泽德纪元为基础的，他把它改编成以回历纪元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科尔多瓦的子午线代替了“艾林”的子午线。1126年巴斯人阿德拉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叫做花拉子密历表。大约十四年后，另一个重要的历表，即900年前后白塔尼所编纂的历表，又被蒂沃利人柏拉图译成拉丁语，过了很久以后，在外号哲人兼天文学家的阿尔封索十世（1284年卒）的赞助下，这个历表，曾由阿拉伯语直接译成了西班牙语。麦只里帖拥有的许多尊敬的称号之一是“数学家”（al-hāib），因为他被认为是数学（包括测定法）方面的首领（imām）。把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介绍到西班牙的，不是他，就是他的科尔多瓦的学生艾卜勒·哈克木·阿慕尔·克尔马尼（1066年卒）。

著名的托莱多历表，是以西班牙的几位穆斯林的和犹太教的天文学家的观测和研究为基础的，这些天文学家中著名的有宰尔嘎里，他的全名是艾卜·易司哈格·易卜拉欣·伊本·叶哈雅（约 1087年卒）。这些历表包含着地理学的知识，那是从托勒密和花拉子密的著作中得来的，在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人热拉尔曾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马赛人雷蒙的许多著作，同样大半是在1140年从宰尔嘎里的天文原理中汲取的。地中海岸的长度，被托勒密估计得过大，他定为62度，花拉子密削减成52度，而大概是宰尔嘎里把那个数字降低到接近正确的42度的。宰尔嘎里显然是这个时代的第一流的天文观测家。他设计过一种改良的观象仪，叫做萨非哈（Safihah），他首先证明了太阳对众星辰的最远点的运动。依照他的测量，这个值达12.04，＂而真正的值是11.8＂。哥白尼在他所著《天体的运行》（Derevolutionious orbium coelestium）一书中就援引过白塔尼和宰尔嘎里的著作。

扎比尔·伊本·艾弗莱哈（Jābir ibn-Ablah，拉丁语叫Geberfilius Affl）的著作《天文学书》（Kitāb al-Hay’ah），也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伊本·艾弗莱哈在这部著作里尖锐地批评了托勒密，而且正确地断言内行星、水星和金星，没有显而易见的视差。伊本·艾弗莱哈的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书中有一章专论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在伊本·艾弗莱哈之前两个半世纪的时候，白塔尼就广泛地传播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角比的许多初步概念，即使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是他发现的。正如代数学和解析几何学一样，三角学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创立的。

在最后的西班牙天文学家当中，首屈一指的是比特鲁吉，他的全名是努尔丁·艾卜·易斯哈格·比特鲁吉（al-Bitrūji，即拉丁语的 Alpetragius，约于1204年卒），他是伊本·图菲利的学生。他所著的《天文学书》是专论各天体的对座位置的，这本书很著名，因为著者企图把错误的同心球说变相地复活起来。比特鲁吉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新天文学的代表者，其实他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制者；他的著作标志着穆斯林反托勒密运动的顶点。十二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的著作，被大量地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理学的思想大部分也都见于这些著作里。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的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例如Acrab（‘aqrab，蝎子）、Algedi（al-jadi，小山羊）、 Altair（al-tāir，飞乌）、 Deneb（dhanab，尾巴）、Pherkad（farqad，牛犊）等，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 azimuth（al-sumūt，地平经度）、nadir（nazir，天底）、zenith（al-samt，天底）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欧洲的数学词汇也雄辩地证明阿拉伯科学的影响。除上面已经引证的借用词algebra（代数学）和 algarism（阿拉伯式记数法）外，还有某些阿拉伯术语译成了拉丁语。代数学的术语surd（不尽根），是十六世纪时从拉丁语借用的名词，意思是“聋子”，是阿拉伯语jadhr asamm（聋根）的义译。在三角学里，sine（正弦，得自拉丁语的sinus）也是从阿拉伯语jayb（衣袋）译过去的，而这个阿拉伯术语又是从梵语的jiva译过来的。活动于十二世纪中叶的英国数学家切斯特人罗伯特首先使用sinus这个术语，其意义与阿拉伯语的jayb用在三角学上的意义正相等。

从阿拉伯语借用的数学术语，最有趣的是cipher或zero（零号）。我们已经说过，阿拉伯人并不是零号的发明人，但是，他们不仅把零号和阿拉伯数字一道传入欧洲，而且教会西方人如何使用这种最方便的发明，从而便于把算术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一套数字里，零是头等重要的。在多位数中，如果个位或十位、百位等是空白，就用“表示零的这个小小的圆圈儿去填满那个空白”。要是没有零号，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数字分别排列在个、十、百、千等单位的栏里，也就是说，只有珠算，没有笔算了。

我们早已知道，在九世纪前半期从事著作的花拉子密，是第一个鼓吹者，他首先主张用这一套数字和零号，代替阿拉伯原有的字母记数法。这些数字叫做印度数字（Hindi），表示其发源于印度。他所写的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在十二世纪时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语，叫做De numero indico（印度数码），这个译本保存到现在，阿拉伯语的原本却失传了。此外，远在九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穆斯林早已发展了一套数字，叫做“尘土字母” （hurūf al-ghu-bār），形状与印度数字略有不同，原来是应用于某种沙土算盘的。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种数字象印度数字一样也是导源于印度的；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数字是罗马人发明的，在阿拉伯人到西班牙之前，早已通行于西班牙了。吉尔柏特（Gerbert），首先科学地描写了尘土数字。他后来成为教皇西尔韦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任教皇之前，他曾在西班牙留学好几年，他的著作在载有这种数字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写本（874年）之后一百年左右出版。现代的欧洲数字，与其说近似印度数字，不如说近似尘土数字。

阿拉伯数字在非穆斯林的欧洲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基督教的数学家，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部分时期中，坚持使用陈旧的罗马数字和算盘，或者采取折中办法，使用阿拉伯记数法和他们自己的旧式数字。新数字首先应用于实际的目的，是在意大利。比萨人利奥那多曾受教于一位穆斯林数学家，又曾游历北非，1202年，他刊行了一部著作，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意大利的主要的里程碑。这部著作并且标志着欧洲数学的开始。如果继续使用旧式的数字，而要数学沿着某些路线前进，那是不可能的。计算的科学能有今日的进步，应该归功于零号和阿拉伯数字。

在博物学方面，特别是在纯正的和实用的植物学方面，正如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一样，西方的穆斯林，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世界的科学财富。他们对于枣椰和大麻一类植物的雌雄性的区别，做过正确的观察。他们把植物分成若干类，有些是由插条生长的，有些是由种子生长的，有些是天然生长的。这种植物分类法，见于伊本·赛卜耳因对弗雷德里克皇帝所提出问题的答复之一。科尔多瓦的医生加菲基，全名是艾卜·哲耳法尔·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加菲基（1165年卒），他曾搜集了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并列出了每种植物的阿拉伯语的、拉丁语的、柏柏尔语的名称，而且加以描写，这种描写可以说是阿拉伯语中最清楚、最精密的。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药用植物的《本草》（al-Adwiyah al-Mufradah，独剂药）。后来的、更著名的医生伊本·贝塔尔是他的同业和同乡，对他的这部著作，不但加以引证，而且用于临床治疗。在十二世纪末叶活动于塞维利亚的艾卜·宰凯里亚·叶哈雅·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瓦木，曾写过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书名是al-Filāhah（农业），这篇论文是伊斯兰教中关于这个课题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中世纪时代的最杰出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部分材料，是得自较古的希腊著作和阿拉伯著作；另一部分材料，是西班牙穆斯林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论述了五百八十五种植物，并且说明五十多种果树的栽培方法。这部书就嫁接及土壤和肥料的特性，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论述了许多果树和葡萄的病虫害的症候，并且提出了治疗的方法。这部书虽然非常重要，一般阿拉伯著作家知道这本书的却很少；伊本·赫勒敦、雅古特、哈只·赫勒法等人都不知道，伊本·赫勒敦还错误地认为它是伊本·瓦哈什叶的校订本。

西班牙的，事实上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驰名的植物学家兼药物学家，是阿卜杜拉·伊本·艾哈迈德·伊本·贝塔尔，他是代俄斯科里提斯（Dioscorides）的一个毫无愧色的继承者。伊本·贝塔尔生于马拉加，曾以本草学家的身分游历西班牙各地和北非，后来，服务于开罗艾优卜王朝的国王卡米勒，成为本草学家的领袖。他从埃及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广泛的旅行。他于1248年死于大马士革，遗留下两部有名的著作，题赠他的庇护人撒里哈·艾优卜，这位国王象他的先人卡米勒一样，以大马士革为叙利亚首都。这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药品学的，叫做《药物学集成》（al-Mughni fi al-Adwiyah al-Mufradah）；另一部是医方总集，叫做《医方汇编》（al-Jāmi‘fi al-Adwiyah al-Mufradah），所列的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界，把希腊的和阿拉伯的资料融合了起来，又根据著者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作了增补。这部书是同类中世纪论文中的杰作。书中论述了一千四百个项目，其中有三百个是新颖的，这些新颖的项目包括二百多种植物。他所引证的著作家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个是希腊人。伊本·贝塔尔的《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Simplicia的若干部分，迟至1758年才出版于克利摩拿。

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大部分是副业医生，只有小部分是专业医生。伊本·鲁世德、伊本·麦蒙、伊本·巴哲和伊本·图斐利都是医生，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是更著名的，将在下面加以论述。我们已经讲过，伊本·赫帖卜是一位风格优美的作家兼史学家，跟其他的许多医生一样，他还以御医的身分兼任大臣。十四世纪中叶， “黑死病”曾蹂躏欧洲，基督教徒认为是天灾，束手无策，这位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医生，却写了一篇论文，以捍卫传染说，下面引证的这一节，可以阐明他的论点：

有人说：“教律否认传染，怎能承认传染的可能性呢？”我们回答他们说：接触传染的存在，是可以用体验、研究、感官的证据和可靠的报告等，加以证实的。这些事实构成一个坚实的论证。传染的事实，对于研究者已变得很明白了，他注意到，凡是与病人接触的都害病，凡是不与病人接触的都平安无事，而且传染是以衣服、容器、耳环等为媒介的。

阿拉伯人产生的外科医生并不算多，在这些少数的外科医生中，最伟大的是艾卜勒·卡西木·赫莱弗·伊本·阿拔斯·宰海拉威（约于1013年卒），他是哈克木二世的御医。他成名的著作是《医学宝鉴》（al-Tasrif li-Man‘Ajaz‘an al-Ta’ālif），他在最后一节中总结了当代的外科学知识。他的著作介绍或强调了伤口烧灼术和膀胱截石术等新观念，以及解剖术和活体解剖术的重要性。关于外科的这部分，曾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有不同的版本于1497年刊行于威尼斯，1541年刊行于巴塞尔，1778年刊行于牛津。在萨勒诺、蒙彼利埃和其他地方早期的医科学校里，有好几百年时间，这本书一直保持外科手册的地位。这本书里包含着关于外科器械的许多图解，对其他阿拉伯著作家产生了影响，并且帮助了欧洲外科学奠定基础。拜占廷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曾将代俄斯科里提斯所著的《药物学》一书的华丽而且带图解的写本，当做外交礼物赠送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宰海拉威的一位同事，担任御医兼大臣的犹太人哈斯德·本·舍卜鲁特，在拜占廷的僧侣尼古拉斯的合作下，将这本名著译成了阿拉伯语。

宰海拉威是在外科学上出名，在内科学上出名而与他有同等地位的，是伊本·左胡尔。他的全名是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艾比勒·阿拉义。伊本·左胡尔是他的外号（拉丁语从希伯来语译成Avenzoar）。他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医学世家的最著名的成员。伊本·左胡尔于1091年到1094年间，出生于塞维利亚，他在穆瓦希德王朝的奠基者阿卜杜勒·慕敏的宫廷里担任御医兼大臣，服务很多年之后，于1162年死于故乡。他专心致志地从事于医学的著作事业，以表现他的创见，不象他的同事们分心于许多知识部门。他所著的医学书六种，有三种流传到现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医疗调理便览》（al-Taysir fial-Mudā-wāh w-al-Tadbir）。原来他的朋友和敬慕者伊本·鲁世德曾著《医学通则》（al-Kulliyāt）一书，随后便要求他配合《通则》写成了这本书。《便览》所论述的题目比《通则》更为具体。伊本·鲁世德在他的《通则》里称赞伊本·左胡尔是格林以后最伟大的医生。最低限度，他是拉齐以后，伊斯兰教最伟大的临床医师。常有人说，伊本·左胡尔是首先讨论骨肉感觉和描写疥虫（Su‘ābat al-jarab）的。但是，最近已经证明，在他之前发现疥虫的人是艾哈迈德·泰伯里（在十世纪后半期），可见艾哈迈德的著作《波格拉兑治疗法》（al- Mu‘ālajah al-Buqrātiyah）。

伊本·左胡尔的家庭，曾产生了六代的医生，都是直系亲属。除上面所说的艾卜·麦尔旺外，他的儿子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1198—1199年卒）是最著名的成员。但是，他的荣誉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阿拉伯文学的各种体裁，其次才是由于他的医学活动。有些诗篇，包括几首富于柔情的双韵体诗，据说是他的作品。穆瓦希德王朝的哈里发艾卜·优素福 ·叶耳孤卜·曼苏尔任命他为马拉库什的御医，但被一个猜忌的大臣毒死在那里。哈里发在殡礼时亲自致哀辞。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有一位祖父，外号也叫伊本·左胡尔，不但在西班牙行医，而且在巴格达、盖赖旺和开罗行医。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在东方行医的，还有亚尔美里亚人欧白杜拉·伊本·穆宰法尔·巴希里。巴希里是诗人兼医生，1127年在巴格达服务于塞尔柱克王朝的穆罕默德·伊本·马里克沙，他供给他一个野战病院，可以用四十只骆驼运输到前方去。他于1154年死于大马士革。

在穆斯林们统治西班牙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东方文化从较高的水平流入安达卢西亚，麦盖里开列过一个名单，说明有许多西班牙学者到东方各国求学，他们负籍远游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甚至到河外地区和中国留学；但是，在十一世纪和以后的各世纪中，文化潮流的方向改变了，伊本·左胡尔和巴希里的实例，就能说明这一点。真的，这种文化潮流，在十二世纪时已强大到足以流往欧洲的程度了。西北非洲和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克利摩拿人热拉尔和迈克尔·斯科特工作的地方——对于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起过主导作用。通过拉丁语译本，把阿拉伯的学术介绍给西方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非洲人君士坦丁（1087年卒），他翻译了阿里·伊本·阿拔斯所著《皇家医家》（Kitāb al-Maliki）一书中的理论部分。君士坦丁生于迦太基，出身不明，肄业于萨勒诺医科学校（欧洲的第一所医科学校），这所学校传说是由四个主人创办的：一个拉丁人、一个希腊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三位翻译家：君士坦丁、克利摩拿人热拉尔（1187年卒）以及法赖吉·本·萨林（拉丁语Farari-us Faragut）。热拉尔曾翻译宰海拉威的《医学宝鉴》、拉齐的《曼苏尔集》、伊本·西那的《医典》；西西里的犹太人法赖吉·本·萨林曾于1279年翻译拉齐的《医学集成》和伊本·兹莱的《养生表》（Taqwim al-Abdān）。因此，主要的三大医学传统：伊斯兰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最后终于达到了可以融合起来的地步。通过这些译本和同类的译本，一些阿拉伯的术语，传入了欧洲的各种语言。 Julep（译自阿拉伯语的julāb，来源于波斯语的gulāb，蔷薇水），是一种芳香的药水；rob（译自阿拉伯语的rubb），是一种用蜂蜜和蒸浓的果汁做成的甜剂；syrup（译自阿拉伯语的sharāb），是依照法定配方而制成的糖水，有时依照特种疗法，加上药剂，而制成糖浆，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证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里，soda的意义是头痛， sodanum的意义是头痛药，这两个术语是译自阿拉伯语的sudā‘，意思是剧烈的头痛。某些医学术语，象某些数学术语一样也是翻译过来的。例如拉丁语的 dura mater（硬脑膜）和pia mater（软脑膜）就是从阿拉伯语的al-umm al-jā-fiyah（粗囱的妈妈）和al-umm al-rāqiqah（温柔的妈妈）翻译过来的。有些化学上的术语，是从查比尔·伊本·哈彦和其他穆斯林化学家的阿拉伯语著作中通过拉丁语，然后再传入欧洲的各种语言的，例如，a1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kali（al-qāli，碱）、antimony（锑）、aludel （梨状坛）、realgar（雄黄）、tutty（不纯锌华）等。

西班牙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内。他们和他们在东方的同教人，把希腊哲学加以改造，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调和信仰和理性、宗教和科学方面的贡献，然后把它传给拉丁的西方，在这个传递的链条中，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构成了最后的和最坚实的环节。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家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真理，柏拉图是真理，《古兰经》是真理；但是，真理必须是合一的。因此，把这三者加以调和是必要的，于是他们就专心致志地从事于这个任务。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神学里的种种教条和神秘性，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的哲学家们所发展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们所发展的一神教，是古代西方和古代东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把这两大思潮加以调和，然后把它传入欧洲，这是巴格达和安达卢西亚两地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思想家们永恒的光荣。他们的贡献，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种贡献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而且影响了晚期的基督教神学。

一套新概念，主要是哲学的概念，注入西欧，这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和经院哲学时代的开端。由于同阿拉伯思想有了接触，由于重新认识了古代希腊的学问，欧洲人对于科学和哲学燃起了兴趣，受了鼓舞，他们从此走上了独立地、迅速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在享受着。

阿拉伯西班牙所产生的最早的哲学家之中有所罗门·本·盖比鲁勒（拉丁语的Avicebron，Avencebrol，阿维塞卜洛），一个犹太人。所罗门于 1021年生于马拉加，约于1058年死于巴伦西亚。作为西方新柏拉图派哲学的第一位伟大的教师，本·盖比鲁勒往往被尊称为犹太教的柏拉图。象他的前辈伊本·麦萨赖一样，他拥护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所确定的哲学体系。在他的时代之前一千年，亚历山大港的希腊派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早已使柏拉图派哲学东方化，为其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做好准备，现在这种希腊派的伊斯兰哲学，又由本·盖比鲁勒加以西洋化，归还欧洲。本·盖比鲁勒的主要著作是《生命泉》（Yanbū’al-Hayāh），1150年译成拉丁语，叫做Fonsvitoe，对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起过作用，而且给予圣方济学派以启发。

在穆斯林西班牙的哲学思想史上，十二世纪是最伟大的世纪。这个世纪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叶哈雅·伊本·巴哲（ibn-Bājjah，即拉丁语的Avenpace，Avempace，阿维巴斯）开其端，他是哲学家兼科学家、医学家、音乐家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活动于格拉纳达、萨拉戈萨，而于1138年死于法斯。伊本·巴哲写过几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评论了托勒密的天动说，他就这样替伊本·图斐利和伊本·比特鲁吉作了准备。他还写过几篇关于药物学的论文，伊本·贝塔尔曾加以引用。还有其他的医学论文，曾给伊本·鲁世德以有力的影响。但是除一封给朋友的告别书外，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篇哲学论文，叫做《独居者养生法》（Tadbir al-Mutawahid，即拉丁语的De regimine solitarii），就连这篇论文，也只有一篇希伯来语的提要保存下来。这本书的要旨是论证一个人怎样独力地达到与能动的理智相融合的境地，并且指出哲学的目的是要人类的精神通过与神明相融合，逐渐趋于完善。伊斯兰教的传记作家认为伊本·巴哲是一个无神论者。

伊本·巴哲的哲学观念，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图斐利进一步加以发挥。伊本·图斐利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他在格拉纳达行医，后来在穆瓦希德王朝的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1163—1184年）的宫廷里任御医兼大臣。在穆斯林国家，一人兼任几种职务，是司空见惯的。1182年，他辞去御医的职务，而推荐比他年轻的哲学家伊本·鲁世德继任。这两颗明星将不灭的光彩放射在早期的穆瓦希德王朝的宫廷上面，这个王朝在教义学上是严格的，在保护哲学力面却是宽大的。伊本·图斐利于十二世纪头十年出生，于1185年死于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马拉库什，他的第二位庇护者哈里发艾卜·优素福·曼苏尔（1184—1199年）曾亲自参加了葬礼。他的杰作是一篇新颖的、哲学性的小说，叫做《哈义·伊本·叶格赞》（Hayy ibn-Yaqzān，觉民之子活泼），他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能力，虽无外面的帮助，也能达到认识上界，也能发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这篇作品是中世纪时期文学中最可爱和最新颖的小说之一，最初由小波科克译成拉丁语（1671年），后又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包括荷兰语（1672年）、俄罗斯语（1920 年）、西班牙语（1934年）。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雏型。他所发展的理论是进化论。伊本·西那写过一篇没有生气的短篇故事，叫做《哈义 ·伊本·叶格赞》，伊本·图斐利在他的小说里借用了那篇故事里面角色的姓名，但是，他是从法拉比等一些较早的作家们那里获得灵感的。

根据影响来判断，特别是根据对于西方的影响来判断，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哲学家，是西班牙—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兼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艾卜勒·韦立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伊本·鲁世德（拉丁语的Averros，阿维罗伊）。伊本·鲁世德于1126年生于科尔多瓦，他属于书香世第，他的家庭出过几位教义学家和法官。他本人在1169至1170年间曾任塞维利亚的法官，过了两年又任科尔多瓦的法官。他于1182年被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邀请到马拉库什去代替伊本·图斐利御医的职务。优素福的儿子和继任者曼苏尔，1194年因异端的嫌疑，放逐了伊本·鲁世德，那是由于他研究哲学的缘故，但后来又把他召回马拉库什，使他复了职，不久之后，他于1198年12月10日死在任上。他的坟墓后来迁到科尔多瓦。

伊本·鲁世德对于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所著的百科全书，书名是《医学通则》（al-Kulliyātfi al-Tibb），在这部书中，他已经认识到一生不会害两次天花的事实，并且对网膜的机能，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哲学家和注释家的伊本·鲁世德，使医学家的伊本·鲁世德黯然失色了。他的主要的哲学著作，除他的注释外，是《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Tahāfut），这是驳斥安萨里对于唯理论的攻击的，后者的专著叫做《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h），由于这本著作，伊本·鲁世德成为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人物，而且是大受非难的人物。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著称的。我们必须记住，一位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是一位著作家，他编撰一部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时候，是利用一部较古的著作为背景和框子的。因此，伊本·鲁世德的注释，就是一系列论文，一部分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著作的名称，而解释其内容。伊本·鲁世德不懂希腊语，因此，他以巴格达的老前辈们的译本为依据，也就感到满足了。他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主要注释共计三种：一本简短的《梗概》（Jāmi‘），一本稍长的《摘要》（Talkhis），一本长篇的《注释》（Tafsir或 Sha-rh）。伊本·鲁世德的这些注释，大部分保存在希伯来语的译本中，或保存在从希伯来语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阿拉伯语的原本中，甚至连这些阿语原本，一般也都是用希伯来字母拚写的。

伊本·鲁世德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伟大的哲学家中最后的一位，但是，他在伊斯兰世界并没有遗留下继承者。与其说他是穆斯林亚洲或穆斯林非洲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基督教欧洲的人物。在西方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教师”，而伊本·鲁世德是“注释者”。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的思想，一直使伊本·鲁世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激动，这是任何其他著作家都不能比拟的，不过他们所采用的注释却大半都是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再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而且那些注释的依据也是从希腊语原本译成叙利亚语，再重译成阿拉伯语的译本。自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的四百年间，“阿维罗伊主义”（Averroism）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尽管这个思想学派，先后在西班牙穆斯林世界，在犹太教法典学者中间，在基督教牧师中间，引起了正统派的反对。

伊本·鲁世德是一个唯理论者，他主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理性的判决，但他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不是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上帝的创造是进化的：不是几天的事情，却是永恒的事情。早期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曾经把几种伪书，包括带有新柏拉图派特征的几种著作，当做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伊本 ·鲁世德的哲学，是要恢复比较纯洁的而且更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教会当局把他的著作中讨厌的部分加以删削后，规定为巴黎大学和其它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在现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前，伊本·鲁世德所创始的理智运动，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假借它的名义而提出的一切错误观念，一直是欧洲思想中有生命的困素。

当代的哲学家中间，能继承伊本·鲁世德的领袖地位的人，是犹太教徒艾卜·伊木兰·穆萨·伊本·麦蒙（希伯来语的Mōshehben-Maimōn，摩舍·本 ·美蒙；拉丁语的Maimonides，美莫奈迪斯），他是伊本·鲁世德的同乡人和同时代的人，又是他的著作的注释者，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最伟大的犹太教医学家和哲学家。他于1135年生于科尔多瓦，但是，由于穆瓦希德王朝对于异教徒的迫害，他的家庭于1165年前后，逃到了开罗。基弗兑和伊本·艾比· 伍赛比耳都说他在西班牙时公开信奉伊斯兰教，暗地里却信奉犹太教，这种说法，近来已受到尖锐的批判。在开罗，他变成鼎鼎大名的萨拉哈丁及其继任者麦立克· 阿齐兹的御医。自1177年开始，他担任开罗犹太会众的总教长，于1204年死于开罗。他的遗体是依照他的遗嘱用手托运到太巴利去埋葬的，从开罗到那里去的道路，是从前穆萨（摩西）走过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有成群结队的香客，到他的朴素的坟墓去朝拜。现代埃及贫穷的犹太教徒，害病的时候，往往到开罗摩舍· 本·美蒙教长的犹太人会堂的地下室去过夜，以寻求病症的痊愈。

伊本·麦蒙以天文学家兼教义学家和医学家著称，但是，他最大的声望，还是哲学方面。他的医学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格林派医学，来源于拉齐、伊本·西那和伊本·左胡尔，再根据亲身观察的结果，而加以理性的批判，使其更有活力。伊本·麦蒙改进了包皮环截术的方法，指出痔疮是便秘造成的，害痔疮者应该常用以蔬菜为主的清淡食物，他对于卫生学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医学著作最普及的是《医学要旨》（al-Fusūl fi al-Tibb）。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是《迷途指南》（Dalālat al-Hā’irīn），在这部著作中，他企图调和犹太教教义和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用更广泛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企图调和信仰和理性。他把先知所见的幻象解释成心灵的经验。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他以科学思想战士的身份，站起来跟《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因此，他激怒了保守的教义学家，他们把他的名著《迷途指南》（Dalālat）叫做《指向迷途》（Dal-ālah）。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是独立发展的，却与伊本·鲁世德的思想很相似。他象伊本·鲁世德一样，不懂希腊语，完全依靠阿拉伯语的译本。由他提出，但他并不赞成的创世说，是一种原子论，有别于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另外两种创世说：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学说，以上帝为万物的创造者；一种是哲学的学说，即新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说。他的著作，除一种外，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是，他所用的是希伯来字母，他的著作不久就译成了希伯来语，后来有一部分译成了拉丁语。这些著作主要是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影响，无论从空间和时间来说，影响都是深远的。直到十八世纪，这些著作仍然是犹太教思想传入非犹太民族的主要媒介。现代评论家在多明我派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大亚勒伯图的著作可以证明此点；在亚勒伯图的对手邓斯·斯科特的著作里，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也都找到了这种痕迹。

这个时代主要的神秘派哲学家，是另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著作家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他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最伟大的思辨的天才。伊本·阿拉比于1165年生于木尔西亚，主要活动于塞维利亚，1201—1202年，他到麦加去朝觐天房，后来居住东方，直到1240年死于大马士革。他被葬在一座清真寺的院落里，坟墓现在还在大马士革。十二世纪时，东方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大规模组织开始萌芽，相当于中世纪时代基督教国家的僧院组织，而伊本·阿拉比则供给这个苏非派运动以思辨哲学的框子，他代表了照明派（ishrāqi），即伊本·麦萨赖和本·盖比鲁勒所建立的伪恩柏多克利派、新柏拉图派和泛神论学派。这个学派在东方的最伟大的典型是素胡尔韦尔迪（1191年卒），他的波斯血统和他强调光明的形而上学，都能揭示摩尼教和祆教对于他的影响，他的主要

从伍麦叶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由许多小国偶然结成的集团，这群小国，互相残杀，弄得筋疲力尽，有些小国变成了两个摩洛哥柏柏尔王朝的牺牲品，其余的小国，一个跟一个地屈服于北方崛起的基督教势力。在十一世纪前半期，在许多城市或省区中，有二十个左右短命的小国兴起，创建者都是些首领和小王，阿拉伯人把他们叫做mulūk al-tawā’if（西班语叫做reyes de taif-as，各党派的国王）。

在科多尔瓦，哲海韦尔人领导一个类似共和国的小国，这个小国于1068年为塞维利亚的阿巴德族所吞并。此后，穆斯林各小国的首席地位，就归于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的命运总是与科尔多瓦密切相关的。格拉纳达是齐里国的所在地，这个小国是因柏柏尔族奠基者伊本·齐里（1012—1019年）而得名的，1090年，这个小国被摩洛哥的穆拉比兑王朝所灭。只是在这个西班牙穆斯林城市里，才有一个犹太人大臣易司马仪·奈格扎莱（1055年卒），曾经在实际上执行着最高的统治权。在马拉加及其邻近地区里，哈木德王朝延续到1057年，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和他的头两个继任者，还以哈里发的身分统治过科尔多瓦。马拉加被齐里人吞并后，终于进入穆拉比兑人的势力范围。托莱多的小王位，被左农（1032—1085年）所占据，左农是一个古老的柏柏尔家族，经常兴起叛乱，后来被莱昂和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六世所灭。在萨拉戈萨，胡德族于1039年建国，到1141年才为基督教徒所制服。在这些党派的国王中，塞维利亚的有教养的阿巴德家族，毫无疑义，是最有势力的。

阿巴德族（1023—1091年）自称是希拉城莱赫米诸王的苗裔。他们的始迁祖，原是叙利亚军队中希姆斯联队的军官，在征服西班牙后不久就来到西班牙，这个王朝是塞维利亚的一个狡猾的法官创立的。他利用一个酷似已死去的希沙木二世的人做他的傀儡。1042年，他的儿子阿巴德继任了他的侍从长的职位，他们父子二人所利用的是冒充哈里发的伪希沙木，但是，这个假面具很快就被扔掉了，阿巴德公开执政，自称穆耳台迪德（意思是乞求天佑者），从而结束了他父亲所扮演的滑稽戏。

穆耳台迪德是一位诗人，又是文学的庇护者，他跟自己的好友互相唱和，即席创作精美的小曲；他有一个由将近八百个后妃组成的后宫。但是，他儿子的宫廷又使他的宫廷黯然失色。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外号穆耳台米德（仰赖天佑者，1068—1091年）是“各党派诸王中最慷慨、最得人心、最有势力的”。穆耳台米德继任后不久，就摧毁了哲海韦尔族的政权，吞并了科尔多瓦。但是，他象许多同时代的小国王那样称臣纳贡，起初是向加利西亚的国王加西亚纳贡，后来又向他的继任者阿尔封索六世纳贡。穆耳台米德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气质。有许多轶事，谈到他的豪华的生活、放荡的宴会、乔装出游和香艳冒险。“他的宫廷是旅行家的休息地，是诗人的集合场，是一切希望的寄托处，是优秀人物常游的胜地。”他选择诗人伊本·阿马尔做他的大臣，选择才貌双全的、年轻的女奴伊耳帖马德做他的宠妻。有一天傍晚，他和伊本·阿马尔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散步，他看见微风在河面上吹起涟漪，便口占一句，要求他的大臣联下去，他说：

在河面上微风织成铁衣；

伊本·阿马尔迟疑了。在这期间，一个年轻的姑娘恰好在附近洗衣服，她立刻和道：

但愿能揭下来做战士的武器。

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是艳丽的伊耳帖马德·鲁美基叶，未来的王后，据说她丈夫的外号还是从她的名字派生出来的，后来他想方设法地满足她的每件雅兴和爱好。有一次，科尔多瓦下雪，雪花飞舞，这个罕有的景象使伊耳帖马德深受感动，她便央求穆耳台米德设法使这种奇景年年出现，他立即下令在山上种植大量的巴旦杏，雪白的杏花在残冬随风飘堕，仿佛雪花一般。有一天，她又看见几个卖牛奶的贝杜因妇女，头顶奶桶，手提裙子，在泥泞的大街上行走，她就表示想要模仿她们的行动；宫廷的院落立刻就被改造成一个池子，里面充满了用蔷薇水润湿过的各种香料粉末，造成了芬芳的香泥，准备让伊耳帖马德和她的香艳的随员们举着娇嫩的赤脚在上面行走。

穆耳台米德的早年是快乐的，但晚年却是悲惨的。北方基督教的君主们忙于内部的纠纷，所以有几年的局势是和缓的，后来，他们又奋发起来，反对穆斯林的邻居。在菲迪南德一世和他儿子阿尔封索六世的统治下联合起来的莱昂和卡斯提尔王国，变成特别危险的敌国。阿尔封索吞并了加利西亚和那发尔，由于伊斯兰教诸王跟基督教诸王互相竞赛，都想博得他的欢心，他就自称皇帝。他的继任者阿尔封索七世，不以皇帝的称号为满足，还加上一个新的尊号，自称“两教信徒之王”。从北方来的侵略，已变成有规律的，而且远达南方的加的斯城。在这期间，“我的斗士首领”迪阿斯得到卡斯提尔人的拥戴，而在巴伦西亚称雄；开始袭扰阿巴德人的领土。为了保护本国，对付宗主阿尔封索六世和迪阿斯，穆耳台米德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穆拉比兑人强大的首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当做盟友，从摩洛哥请到科尔多瓦来。许多批评者已预见到将来的危险，他们警告他说：“一个鞘里不能插两把宝剑。”穆耳台米德回答他们说，他宁愿到非洲去放驼，不愿到卡斯提尔去放猪。这些柏柏尔族的穆拉比兑人，血管里流着黑人的血液，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时已从阿尔及尔扩大到了塞内加尔。

优素福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南部西班牙顺利地进军，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宰拉盖（al-Zallāqah）与阿尔封索六世遭遇，他以自己所率领的二万左右的人马，于1086年10月23日，使阿尔封索遇到可耻的失败。这个基督教的国王，只带领三百人，死里逃生。他抛下了大量的死尸，光用他们的首级就筑成一座塔，后来竟把它当做一座尖塔，供欢乐的穆斯林们做宣礼之用。这个柏柏尔人的首领，把四万多个首级运过海峡去，作为战争纪念品。狂欢席卷了穆斯林的西班牙，骄傲的伊本·塔什芬不懂塞维利亚诗人们华丽的颂辞，他依照自己以前的诺言，撤退到非洲去了。但是，他的撒哈拉大沙漠里的游牧民群，在文明的西班牙饱尝过可口的食品，食欲增加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可口的食品，而且他们觉得沙漠的荒凉比以前更讨厌了，因此，不久之后，伊本·塔什芬又统率着他们转回西班牙，但是，这次是以征服者的身分来的，不是以同盟者的身分来的。1090年11月，他进入格拉纳达；次年夺取塞维利亚和其他重要城市。整个穆斯林的西班牙都被吞并了，只有托莱多还在基督教徒的手里，他还让胡德族在萨拉戈萨生存下去。穆耳台米德被押解到摩洛哥，他在那里带着锁链，在极端贫困中生活，他的宠妻伊耳帖马德和他的女儿们，跟他一起受流刑，她们靠纺织糊口。有一天，这位下台的国王看见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到清真寺去祈雨，他的诗兴发作，口占下面的诗句：

他们成群结队去祈雨，

我说把我的眼泪拿去；

我的眼泪能将雨代替。

他们说你的话是真的，

只可惜泪中杂着鲜血。

阿巴德王朝最后的这位国王，于1095年死于艾格马特。柏柏尔人在西班牙称霸的时期从此开始了。

穆拉比兑人（Murābits，即Almoravides）原来是一个宗教性的、军事性的兄弟会，创立于十一世纪中叶，创立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址设于下塞内加尔一个岛上的里巴兑（ribāt，设防的修道院），因此叫做穆拉比兑（Murābit，驻防军）。最初的会员，主要是来自莱木突奈族，这是散哈哲部族的一个支派，这个部族的成员，以游牧民族的身分，生活于撒哈拉大沙漠的荒凉地带南阿尔及利亚的泰瓦里格人是他们的后裔，现在这些人还戴着面罩，把眼睛以下的面部全遮起来。这种男人蒙面的奇异的风俗，是mulath-thamūn（戴面罩者）这个名称的起源，穆拉比兑人有时被称为“穆勒台赛蒙”，就是这个道理。穆拉比兑人起初只有一千个武装的“僧侣”，他们强迫各部族，包括几个黑人部族，一个跟一个地接受伊斯兰教，才几年工夫，他们就变成了整个西北非洲的主人公，而且终于统治了西班牙。他们的故事，可以作为伊斯兰教史中另一个例证，说明宝剑与宗教配合起来会产生什么结果。

优素福·塔什芬（1061—1106年在位）是穆拉比兑帝国的奠基人之一，1062年，他建筑了马拉库什城（Marrākush，Morocco， Marrakesh）作为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的首都。后来，他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代替科尔多瓦为他的陪都。穆拉比兑人的君主们为自己保留一切世俗的权力，而且采用了穆斯林们的长官的称号，但是，在宗教事务上承认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在伍麦叶王室在西班牙复辟后从来未被承认。在五十多年间，穆拉比兑人的势力，在西北非洲和南西班牙是最高的。自有史以来，柏柏尔族人民在世界舞台上，初次扮演了主角。

穆拉比兑人的第纳尔，通常正面有amir al-Muslimin（穆斯林们的长官）的头衔，背面有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字，在名字前面加“伊马木”的头衔。莱昂和卡斯提尔的国王阿尔封索八世（1158—1214年）曾仿造这种第纳尔，他保存了阿拉伯语的文字，只把题词改成基督教的信条。这种第纳尔正面是amiral-Qatūlaqīn（天主教徒的长官），背面称罗马教皇为imāmal-bi‘ahal-Masīhiyah（基督教教会的伊马木）。这种货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神的名义”而发行的。穆斯林的货币上有：“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别的宗教者，他所寻求的宗教将又被接受。”（《古兰经》3∶85），这种货币上有：“谁信主，而且受洗，谁得救。”

穆拉比兑人是新近改信伊斯兰教的，他们又继承了一种还未死亡的野蛮传统，因此，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叶，狂热的教律学家的宗教热情就使许多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甚至不太受清规戒律约束的穆斯林，都遭到了灾难。在优素福的儿子和继任者，虔诚的阿里（1106—1143年）的时代，在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安萨里的著作被列入黑名单，或被投入烈火中，因为他的某些意见损伤了教律学家的威信，包括穆拉比兑所宠幸的马立克派教律学家的威信。不过，以安萨里为首的东方教义学家，还是无保留地赞成安达卢西亚教律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教律上的主张：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可以不履行他同穆斯林的西班牙诸王缔结的盟约；推翻他们，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是他所应尽的义务。在易德里西称之为犹太城的卢塞纳，只因为那里的犹太教徒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富裕的犹太教徒，西班牙穆拉比兑政权的奠基者，就把这些人召集来，叫他们掏腰包来补偿国库的亏空。在伍麦叶人时代，西班牙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经比在西哥特人的时代大有改善，他们的人口也增加了。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和他儿子哈克木时代，由于财政大臣哈斯德·本·舍卜鲁特的影响，许多犹太人从东方迁移到西班牙，科尔多瓦变成了一个犹太教法典学较的中心地，这所学较的建立，标志着安达卢西亚犹太文化繁荣的开端。西班牙的犹太人采用了阿拉伯人的语言和装束，而且依从了他们的风俗习惯。

穆扎赖卜人是西班牙居民中的一个成分，他们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已经被征服他们的穆斯林所同化，在宗教上却保持着基督教的信仰，这时他们占很大的比例，因此就变成了限制的特殊对象。在大城市里，这些阿拉伯化了的基督教徒，生活在自己的市区里，在伍麦叶人时代，他们保持自己特殊的法官，而且不穿什么有特色的服装。他们通常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阿拉伯语的而且通俗的名字，另一个是拉丁语的或西班牙语的而且比较正式的名字。他们甚至实行割礼和纳妾。穆扎赖卜人大半会说两种语言：一种是阿拉伯语，另一种是本地语，这种语言是从下拉丁语派生的罗曼斯方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的西班牙语。1085年阿尔封索六世代表的基督教力量取得胜利后，托莱多等大城市的居民，仍旧沿用阿拉伯语作为法律上和商业上的书面语言，达两百年之久。阿尔封索和他的几个继任者，都在货币上铸阿拉伯文。阿拉贡早期有一位国王，彼得一世（1104年卒），他只会写阿拉伯文。甚至在写拉丁文的时候，穆扎赖卜人也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后不久，部分《圣经》显然已译成阿拉伯语，946年，科尔多瓦的爱萨克·维拉斯开斯已从拉丁语翻译了《路加福音》，其他的三部《福音书》大概也翻译了。优素福根据他的教律学家的《法特瓦》（fatawa，宗教上的主张），于1099年下令，把一所优美的教堂夷为平地，这所教堂是西哥特人时代建筑的，为格拉纳达的穆扎赖卜人所占有。这些格拉纳达人，在1126年，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到摩洛哥去，因为他们已开始与北方的一个基督教国王有了往来。十一年后，又逐出一批穆扎赖卜人，他们留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多了。

在农村社会里，穆扎赖卜人和穆斯林之间在人种上的分界线，在这个时候是很难划清的。我们已经讲过，自开始以来，在征服的军队和移民中，真正的阿拉比亚人就是比较少的，仅限于司令官和高级军官。随军的妇女和第一批移民中的妇女，人数必然是很少的。疾病和战争，又使早期的征服者和移民大量死亡。在第四代之后，由于同本地妇女通婚，阿拉比亚的血统一定大大地冲淡了。偏房、女奴、战俘等又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正如在其他被征服的地方一样。里伯拉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所谓摩尔人的西班牙穆斯林中，压倒的多数仍是西班牙的血统。据这位现代西班牙学者的意见，伍麦叶王朝的第三位哈里发希沙木二世的血管里所含的阿拉伯血液，不会超过千分之一。

就在穆拉比兑人时代的早期，穆扎赖卜人中最富于色彩的人物，同时也是西班牙骑士团中最驰名的英雄，名叫罗德里哥·迪阿斯·德·比发尔（Rodrigo Díaz de Bivar）——更通俗的名字是熙德（Cid），他进行了自己的军事活动。罗德里哥是一个卡斯提尔贵族人家的子孙，起初为阿尔封索六世服务，后来（1081年）被他逐出了卡斯提尔的领土。于是他投身于骑士的事业，有时拥护这个派系，有时赞助那个派系，有时对穆斯林作战，必要时也对同教的人作战。就他的行动而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差不多也是一个穆斯林。罗德里哥在为萨拉戈萨胡德王朝服务期间，曾建立殊勋，博得穆斯林士兵的爱戴，他们尊称他为el Cid Campeador（斗士首领）。“我的斗士首领”最大的功绩是1094年占领巴伦西亚，不顾穆拉比兑人屡次的进攻，他坚守这座城市，直到1099年他去世的时候。在传奇中熙德是西班牙的民族英雄，西班牙骑士的榜样，西班牙反外道的斗士。西班牙的民谣，把他誉为道德高尚的完人；菲利普二世（1598年卒）甚至呈请教皇认可他为圣徒。在十二世纪中叶，以熙德的名字为中心而编成的西班牙史诗“我的首领颂”（Cantar de mio Cid），是最伟大、最古老的西班牙诗篇，在后来的几个时代中，对于西班牙的思想有过深远的影响，对民族语言的确立和民族性格的巩固有过重大的贡献。

西班牙的穆拉比兑王朝（1090—1147年），可以预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个王朝的气运很快就告终了，正如亚非两洲各王国的命运一样，开基创业的一代，雄才大略，英勇善战，下一代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以致土崩瓦解。穆拉比兑王朝的成员柏柏尔人，原来是粗放的，在沙漠的困难生活中成长起来，一旦转移到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舒适的地区去，很快就屈服于文明的各种罪恶，而变得虚弱无能，甚至毫无丈夫气。他们进入西班牙的时候，偷安享乐的习惯在阿拉伯人中间，早已代替了爱好战争、渴望征服的精神了。因此，非洲的征服者就能乘机在西班牙定居下来，但是，他们也同时腐化堕落起来，因为他们接触到一种优雅的文明，他们对于吸收这种文明是毫无精神准备的。现在轮到他们变成精力更为旺盛的同族人穆瓦希德人的牺牲品了。这两个柏柏尔王朝，都定都于摩洛哥，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前半期，相继统治了西班牙。

象穆拉比兑王朝一样，穆瓦希德王朝起初也是一个政治—宗教运动，倡导者是一个柏柏尔人。这个人是穆罕默德·伊本·突麦尔特（约1078—约1130年），他是麦斯木达部族的成员。穆罕默德僭取了象征性的“麦海迪” 头衔，而且自称先知，说自己的使命是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和本来的正统性。他在本部族和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各野蛮部族中宣传“陶希德”（tawhīd，信仰唯一的真主）的教义和关于真主的精神的概念，这是对当时流行于伊斯兰教中的极端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抗议。因此，他的教徒被称为“穆瓦希敦”（al- Muwahhidūn）。他是一个又矮小，又丑陋的畸形的人，他父亲曾在清真寺里给人点灯。他自己过着一种苦行者的生活，反对音乐、饮酒和其他表现懒散的行为。他在青年时代，由于热情的冲动，曾在法斯的大街上殴打穆拉比兑王朝在位的国王阿里·伊本·优素福的妹妹，因为她没带面纱就在大街上行走。

1130 年，伊本·突麦尔特由他的朋友和将军阿卜杜勒·慕敏继任，这个继任者是宰那泰部族的陶工阿里的儿子。他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和一个大帝国的哈里发和奠基者，这个王朝是摩洛哥有史以来最大的王朝，这个帝国在非洲的编年史上是最大的帝国。根据他们的教义，只有他们的公众才是真正的信徒公众。这些一神教的穆斯林在摩洛哥全境和邻近地区，到处杀人放火。阿卜杜勒·慕敏于1144—1146年，在特莱姆森附近歼灭了穆拉比兑人的军队，夺取了特莱姆森和法斯、休达、丹吉尔和艾格马特，于1146—1147年，经过十一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马拉库什，灭亡了穆拉比兑王朝。穆拉比兑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是一个儿童，叫做易司哈格·伊本·阿里，是这个帝国的奠基者的孙子。他虽然流下了幼稚的眼泪，仍然被处死了。马拉库什现在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1145年，阿卜杜勒·慕敏派遣一支军队到西班牙去。那里盛行的是贿赂、盗窃和不满，因此，这支军队在五年之中，就克服了这个半岛上的全部穆斯林地区。只有自903年以来就隶属于伍麦叶王朝的巴利阿里群岛，仍然在穆拉比兑王朝的代表的手中，而是经过若干年后才被征服了。

摩洛哥和西班牙的主人，阿卜杜勒·慕敏于1152年征服阿尔及利亚，于1158年征服突尼斯，于1160年征服的黎波里。这样，从穆斯林的历史开始以来，自大西洋起至埃及边境为止的整个地中海海岸，就头一次与安达卢西亚联合起来，构成一个独立的帝国了。穆拉比兑人的帝国，除西班牙外，只包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在这个广大的新帝国中，金曜日在每座清真寺的讲台上朗诵的祝词中，麦海迪或他的继任者的名字，代替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字。

阿卜杜勒·慕敏的统治，是一个又漫长又光荣的时期，他于1163年去世。他的继任者当中最伟大而且最驰名的，是他的孙子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曼苏尔（1184—1199年），他象柏柏尔的其他许多统治者一样，是一个基督教的女奴所生的。萨拉哈丁（即萨拉丁）曾派遣一个代表团，带着大批宝贵的礼物，到曼苏尔的宫廷来，团长是吴萨麦·伊本·孟基兹的侄子。萨拉哈丁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是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minin），所以他给曼苏尔的书信上称他为穆斯林们的长官（amīr al-Muslimīn），而不称他为信士们的长官，这一点起初使曼苏尔犹豫不决。但是，据说他后来派遣了一百八十艘兵船，去支援穆斯林们抵抗十字军的侵略。

无论在摩洛哥或在西班牙，曼苏尔留下的建筑古迹，至今都是最著名的文物。穆瓦希德王朝，于1170年迁都于塞维利亚，曼苏尔即位时曾建造纪念塔，这座塔现在叫做风信塔，跟清真大寺连成一片。这座清真大寺，于1172年动工，1195年完工，现在已改做基督教的大教堂。在摩洛哥，他依照亚历山大港的式样建筑了里巴特·菲特哈；在马拉库什，他建筑了一所医院。与他同时代的马拉库什，认为那医院是举世无匹的。

西班牙的穆瓦希德王朝哈里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进行圣战，但他们并不是特别成功的。1212年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战役的惨败，成为他们从半岛上被赶出的原因。阿拉伯人把这次战役叫做小丘（al-‘Uqāb）之战，战场在科尔多瓦以东七十英里的地方。基督教的联军，由许多部分组成，阿拉贡和那发尔都由各该国的国王为代表，葡萄牙由圣殿骑士团的一个分遣队及其他骑士为代表，这支联军由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八世统率，他自己的部队包括法兰西的十字军。哈里发穆罕默德·纳绥尔（1199—1214年）即曼苏尔的儿子，统率阿拉伯军队，这支军队总计六十万，逃脱者仅有一千人。纳绥尔逃到马拉库什后，过两年就去世了。穆瓦希德人在西班牙的统治被完全推翻了。整个穆斯林的西班牙，献给了征服者。西班牙逐渐被经常入侵的基督教各君主和地方的穆斯林各王朝所瓜分。在这些小王朝当中，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构成最突出的集团，而且证明是半岛上穆斯林政权最后的代表。

在摩洛哥，纳绥尔的九个继任者，都是阿卜杜勒·慕敏的后裔，这个王朝继续到1269年，在那一年，他们的首都被半游牧的马林族所攻克，这个部族是柏柏尔族中宰那泰的支派。

奈斯尔王朝（1232—1492年）是麦地那著名的赫兹赖只部族的后裔，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通称为伊本·艾哈麦尔（红人之子）。因此，这个家族又叫做艾哈麦尔族。伊本·赫勒敦曾在格拉纳达住过一段时间，而且与伊本·艾哈麦尔的一个继任者的宫廷发生过联系，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穆罕默德事业的详细的记载。穆瓦希德王朝崩溃后，当卡斯提尔人唆使穆斯林的各首领互相倾轧，然后各个击破的时候，穆罕默德与基督教徒缔结联盟，而且设法在格拉纳达周围为自己创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恢复并且继续了塞维利亚的光荣传统，在后来的二百五十年间，在反抗新兴的基督教势力中，扮演了伊斯兰教捍卫者的角色。

穆罕默德（1232—1273年）自称“加里卜”（al-Ghālib，胜利者），而且以格拉纳达为政府的所在地。他和他的继任者，却向卡斯提尔王朝称臣纳贡。格拉纳达被阿拉伯人比做大马士革，无论位置和气候，都不是安达卢斯的任何城市所能比拟的，在这座城市里住着许多叙利亚人和犹太人。格拉纳达的名叫织女星的草原，为许多充沛的溪流所灌溉，呈现着一种奇异的景色，永远是苍翠和绚丽的，相当于大马士革郊区的果木园。在奈斯尔王朝结束的时代，城里的居民约计五十万。列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74年卒），即麦盖里的英雄、奈斯尔宫廷的大臣和这个王朝的文学史家，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君主和科学大家的传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获得关于这个首都的许多有趣的详细的记载。

加里卜的这个美丽的首都的东南边上有一个险要的台地，上面有伍麦叶王朝早期的一个城堡，加里卜就在这个城堡的遗址上建筑了他的举世闻名的城堡红宫（al- Hamrā’即西班牙语的Al-hambra），因宫墙上所涂的红色灰泥而得名，与他本人的别号“红人之子”毫无关系，旧说完全是附会的。经过他们三个继任者屡次的扩建和修饰，红宫变成了西班牙建筑学上的古迹之一。这座堡宫，仿佛雅典的阿克罗波列斯（Acropolis）卫城，象一名哨兵一样，巍然屹立在那里，监视着周围的平原，外面有华丽的装饰和阿拉伯风格的花边，现在还能引起全世界的赞叹。奈斯尔王朝在红宫里设立一个宫廷，在一个时期内，这个宫廷曾复兴了伍麦叶人和阿拔斯人时代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他们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庇护，曾吸引了许多学者，特别是北非的学者。他们奖励商业，特别是同意大利进行的丝绸业贸易，格拉纳达因此变成了西班牙最富饶的城市。在他们的统治下，格拉纳达变成那些逃避基督教徒的迫害的穆斯林们的避难所，并且继科尔多瓦之后成为艺术和科学的发祥地。但是，这些都是西班牙伊斯兰教的回光返照。

远在十一世纪伍麦叶王朝崩溃的时候，基督教再征服的时期就早已开始了。实际上，西班牙史学家认为718年的科法敦加（Covadonga）战役，已标志着再征服的真正开端，在此战役中，阿斯图里亚斯的首领培拉约阻止了穆斯林们的前进。穆斯林们若在八世纪时摧毁北方山区中基督教势力最后的痕迹，那么，西班牙后来的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起初，北方基督教的各首领之间不断的摩擦，妨碍了收复失地的任务，自1230年卡斯提尔和莱昂之间实现了最后的联合之后，收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十三世纪中叶，除格拉纳达外，再征服的事业实际上已经完成了。1085年，托莱多陷落；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

十三世纪中叶以后，两大过程在起着作用：西班牙的基督教化和西班牙的统一。使这个国家基督教化，是一回事；再征服这个国家，而加以统一，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根深蒂固的唯一地区，就是较早的闪族迦太基文明繁荣过的那个地区。西西里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说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与迦太基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旧有分界线，是互相符合的。十三世纪时，全国各地已有许多穆斯林臣属于基督教徒，不是被征服，就是受条约的拘束，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法律和宗教。这样的穆斯林被称为穆迪扎尔人（Mudejars）。有些穆迪扎尔人，现在已忘记了他们的阿拉伯语，而完全采用罗曼斯语，或多或少地为基督教徒所同化。

走向西班牙最后统一的步伐虽是缓慢的，然而是稳健的。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领土，只是由两个王国构成的，一个是卡斯提尔王国，另一个是阿拉贡王国。1469 年，阿拉贡的国王菲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女王伊萨培拉结婚，这件婚姻把两个王国的两顶王冠，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这个联合给西班牙穆斯林的势力，敲了丧钟。奈斯尔王朝的素丹们（这是他们的称号），对于日益增长的危险，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中后期的几位素丹，由于王朝内部纠纷的缠绕，处境更加危险。自1232 年到1492年在位的二十一位素丹，有六位曾经上台两次，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八世（外号穆特麦西克）的，曾上台三次（1417—1427年，1429— 1432年，1432—1444年），总计在位二十八年，平均每次大约九年。加速了最后崩溃的，是第十九位素丹轻浮的行动，他叫阿里·艾卜勒·哈桑（西班牙语叫Alboacen，1461—1482年，1483—1485年），他不仅拒绝缴纳照例的贡税，而且开始了敌对行动，进攻卡斯提尔的领土。1482 年，菲迪南德为了报复，偷袭哈马而克服之，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哈马山麓，防卫着格拉纳达领土西南的门户。在这个紧要关头，艾卜勒·哈桑的儿子，穆罕默德·艾卜·阿卜杜拉，受他母亲法帖梅的嗾使，举起了反叛他父亲的旗帜，他父亲有一个西班牙基督教的妃子，妃子的几个儿子受到特别的爱护，这件事激起了他母亲的嫉妒。这个叛乱的儿子获得守备队的支持，于1482年夺取了红宫，自称格拉纳达的主人。次年，这个王朝的第十一位素丹穆罕默德（他的外号是艾卜·阿卜杜拉，故西班牙语叫他Boabdil）轻举妄动，大胆进攻卡斯提尔的城市卢塞纳，他被打败了，而且被俘。于是，艾卜勒·哈桑复辟，统治到1485年，让位给比他能干的弟弟穆罕默德十二世，他的外号是宰加勒（al-Zaghall，英勇者），他原是马拉加的长官。菲迪南德和伊萨培拉认为在他们的监狱里的艾卜·阿卜杜拉是一个完善的工具，可以利用他去完成最后摧毁不幸的穆斯林王国的任务。艾卜·阿卜杜拉得到卡斯提尔人力和财力的支援，于1486年占领了他叔父首都的一部分，再一次把不幸的格拉纳达投入毁灭性内战中，于是出现同时有两个素丹的怪现象。传奇里叙述艾卜·阿卜杜拉如何在红宫摧毁爱国的贵族萨拉只家族（banu-Sarrāj，西班牙语的Abencerrage），这是这个时代格拉纳达神话史的一个片断。

在这期间，卡斯提尔的军队，还在前进中。各城市一个跟一个地陷落。次年，马拉加被克服，许多居民被卖做奴隶。气数已尽的首都四周的圈子越来越狭窄了。宰加勒对菲迪南德的军队作过几次不成功的抵抗，但是，他的侄子艾卜·阿卜杜拉，以同盟者的身分协助敌人。宰加勒在绝望中向非洲的穆斯林君主们提出最后的但属无效的呼吁，那时候他们正忙于自相残杀，那里还能援助他呢？最后，他投降了，退隐于非洲的特莱姆森，在贫困中度其风烛残年。相传他穿着乞丐的褴褛衣服，披着一条标志，上面写道：“这是安达卢西亚薄命的国王。”现在，只有格拉纳达城还在穆斯林的手中。

宰加勒被发落后不久，艾卜·阿卜杜拉的保护人就要求他（1490年）把格拉纳达交出来。由于一位英勇的主将的鼓舞，怯懦的艾卜·阿卜杜拉拒绝了这个要求。次年的春天，菲迪南德统率一万人马，再进入格拉纳达平原。他象头年一样，破坏了庄稼和果木园，加紧包围西班牙伊斯兰教最后一个要塞。包围变成了封锁，目的是要用饥荒迫使城中人投降。

当隆冬来临的时候，天气严寒，大雪纷飞，外面的一切入口都被堵塞，粮食稀少，物价飞腾，生活苦不堪言。当此之际，敌人夺取了城外的每一小块土地，使被围困者不可能种一点蔬菜，收一点粮食。城中情况日益恶化。……到了回历二月（公元1491年12月），人民的艰难已达于极点。

最后，守军答应，如果两个月内得不到援救，愿意依照下列的条件投降：素丹和全体臣民宣誓服从卡斯提尔的君主；艾卜·阿卜杜拉接受贝沙拉特地方（al-Basharāt）的产业；穆斯林们获得人身的安全，而且遵守自己的教律，有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两个月的宽限已满期了，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土耳其人或非洲人会来援救他们，卡斯提尔人于 1492年1月2日进入格拉纳达，所有尖塔上的“新月被十字架所代替”。素丹带着他的王后，穿着绚丽的盛装，离开他的红色城堡，在华丽的随员们的陪伴下，一去不复返了。当他骑马离去的时候，他回头再最后看一眼自己的首都，不禁太息，泪如泉涌。他的那位象邪魔外道样的教唆他叛国的母亲，回过头来责备他说：

你未曾象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

怪不得要象妇女一样流涕痛哭。

他曾在那个磐石重迭的高地悲惨地作别，直到现在那个高地还叫做“摩尔人最后的太息”（El Ul-timo Suspiro del Moro）。

艾卜·阿卜杜拉起初居住在分配给他的范围里，但是，后来退隐于法斯，1533—1534年死于法斯。在麦盖里编写他的历史名著的那一年（1627—1628年），那位前素丹的后裔仍旧是布施的对象，“居于乞丐之列”。

菲迪南德和伊萨培拉两位天主教陛下，没有履行投降条约里的条款。在女王的听忏悔的牧师西密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的领导下，一个强迫改教的运动，于 1499年开始了。这个红衣主教起初想用焚书的办法，取缔关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语书籍的流通。格拉纳达变成了把阿拉伯语手写本当做燃料的大篝火的场所。宗教法庭在当时已建立起来，而且工作很忙。在攻克格拉纳达后，所有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现在都被叫做摩利斯科人（Moriscos），这个名称本来只用于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说一种罗曼斯方言，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摩利斯科人当然有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是西班牙人的子孙，现在要他们全体都“注意”，他们的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就要面临违抗命令的后果。穆迪扎尔人和穆利斯科人，被归入一类，他们中有许多人，变成了秘密的穆斯林，表面上承认基督教，暗地里遵行伊斯兰教。有些人到教堂去，举行基督教的婚礼，回家后，再依照伊斯兰教的仪式，秘密结婚；许多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公开的基督教名字，一个是私下使用的阿拉伯名字。远在1501年，就公布了一道命令，要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全体穆斯林，要么放弃伊斯兰教，要么离开西班牙，但是，这道敕令显然没有严格执行。1526年，阿拉贡的穆斯林，又面临了这样的抉择。1556年，菲利普二世颁布了一个法律，要求留下来的穆斯林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甚至命令拆毁西班牙的一切澡堂，因为澡堂是外道的遗物。一次叛变（这是同类叛变的第二次），从格拉纳达开始，蔓延到邻近的山区，但被扑灭了。最后的驱逐命令，是1609年由菲利普三世签署的，结果所有的穆斯林，实际上都被强迫逐出了西班牙的领土。据说有五十万人遭到这种厄运，而在非洲登陆，或坐船到更远的伊斯兰教的海岛上去了。摩洛哥海盗的许多队伍，主要是从这些难民中招募的。自格拉纳达陷落，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约有三百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西班牙的摩尔人问题，永远解决了，从而清楚地打破了这样的规律：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定在那里。“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象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和他的继任者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的时代，再加上曼苏尔侍从长（977—1002年）的专政时期，是穆斯林在西方的统治的极盛时代。穆斯林西班牙在欧洲和非洲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在这以前或以后都没有象在这个时期那样大。

这个时期，科尔多瓦变成了欧洲文化最高的地方，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科尔多瓦有居民十一万三千户，有郊区二十一处，有图书馆七十所，还有许许多多的书店、清真寺和宫殿，科尔多瓦已获得国际声誉，而且使外宾感觉敬畏和惊叹。科尔多瓦有铺砌的街道好几英里，从道旁小屋里射出的灯光，把大街照得通明，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就是“在巴黎，过了几百年之后，下雨天如果有人敢于出门走一走，在街上的烂泥，还会使他的两脚陷到踝骨”。当牛津大学仍然认为沐浴是一种异教徒的风俗的时候，科尔多瓦的科学家们，早已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受好几个世代了。阿拉伯人对于这些北方的野蛮人究竟有什么看法，可以从托莱多的学识渊博的法官萨义德（1070年卒）的言论中，获得明白的解答。据萨义德猜想，“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的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很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很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莱昂、那发尔、巴塞罗那等地的统治者，凡缺乏外科医生、建筑师、歌手或裁缝的时候，都要到科尔多瓦来聘请。穆斯林首都的声誉，深入到辽远的德国。一个撒克逊的修女，称科尔多瓦为“世界的真珠”。这就是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所在地。

西方哈里发国家的政府组织，跟东方的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哈里发的职位是世袭的，但是，军队的首长和贵族们，往往选举他们所爱戴的人物为哈里发。侍从长（hājib）的地位在各大臣（vizir）之上，他们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哈里发联系。在各大臣之下有秘书（kuttāb），他们和大臣们共同组成国务会议（dīwān）。远离科尔多瓦的省区，共计六个，每省有一个军政长官管理，叫做长官（wāli）。若干重要城市，也由长官治理。司法权由哈里发行使，但他通常把这种权力委托嘎迪（qādi，法官）去执行，最高的嘎迪是在科尔多瓦的总嘎迪（qādi al-qudāh）。关于刑事和公安的案件，由一个特别法官即警察长（sāhib al-shurtah）审理。科尔多瓦还有另一个特别法官，叫听讼法官（sāhib al-mazālim），他专门审理人民对公务人员的控诉。常见的判决有罚款、鞭打、监禁、断手等方式；犯亵渎、异端、叛教罪者，处死刑。一个有趣的官吏是检察官（muhtasib，西班牙语的almotacén），他的职务，除指导警察外，还监督商务和市场，检查度量衡，查禁赌博、奸淫和奇装异服。

国家的岁入，主要依靠关税。在哈里发帝国时代，西班牙是欧洲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个国家的首都夸耀自己有纺织工人一万三千多名，还有一种发达的制革工业。鞣革和在皮革上制浮花的艺术，从西班牙传入摩洛哥，再从这两个地区传入法国和英国，cordovan、cordwainer（科尔多瓦皮革）、moroco （摩洛哥皮革）等名词，就是最好的证明。毛织业和丝织业，不仅在科尔多瓦，而且也在马拉加、阿尔梅里亚等中心城市发达起来。养蚕业原来是由中国人垄断的，穆斯林们把这种工业传入西班牙，就在那里发达起来。阿尔梅里亚还出产玻璃器和黄铜器。巴伦西亚的帕特纳，是陶器的原产地。哈恩城和阿尔加维省，以金矿和银矿著称，托莱多以铁矿和铝矿驰名，马拉加以红宝石闻名。托莱多象大马士革一样，因产剑而著名于全世界。用金银镶嵌钢铁等金属，制成各种花纹，这是从大马士革传入的艺术，后来，在西班牙和欧洲的几个工业中心发达起来，而在语言学的遗产中就留下了英语的damascene、damaskeen，法语的 damasquiner，意大利语的damaschino等词。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把在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他们开凿运河，种植葡萄，还传入稻子、杏子、桃子、石榴、桔子、甘蔗、棉花、番红花等植物和水果。半岛东南部的各大平原，气候特别温和，土壤特别肥沃，因此发展成为城乡活动的许多重要中心。在这些地区种植小麦和其他谷物，也种植油料作物（油橄榄）和各色各样的水果，农民耕耘土地，收获物与地主共分。

农业的发展，是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事迹之一，也是阿拉伯人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的礼物之一，因为西班牙的园圃，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摩尔人”的痕迹。最驰名的园圃之一，是“精奈赖列夫”花园（Generalife是从阿拉伯语jannat al-‘arīf得来的，意思是检察官的乐园），那是十三世纪晚期奈斯尔王朝的遗迹，他们的别墅是艾勒哈卜拉宫（红宫）外围建筑物之一。这座花园“是天下闻名的，因为那里面有广阔的树荫，倾注的泉水，温和的微风”，这座花园是筑成台地的，仿佛一座圆形的剧场，用泉水灌溉，泉水构成许许多多的小瀑布，然后消失在花树、丛林和乔木之间，现在还有几株高大的丝柏和桃金娘遗留下来，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风景。

西班牙穆斯林工业和农业的产品，除供国内消费外，还有剩余。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这里输出棉花、油橄榄和橄榄油；从埃及输入布匹和奴隶，从欧洲和亚洲输入歌女。马拉加和哈恩的出口货，有番红花、无花果、大理石和蔗糖等。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麦加之间的贸易，特别活跃。现代国际上的海上用语，例如admiral（海军上将）、arsenal（兵工厂）、 average（海损）、cable（海底电线）、corvette（海防舰）、shallop（sloop）（单桅帆船）、tariff（关税）等，都足以证明阿拉伯人从前在海洋上享有过霸权。易德里西所记载的一个不清楚的故事，告诉我们，有八个受骗的堂弟兄，从里斯本出发，到大西洋（bahr al-zulumāt，黑暗的海洋）去探险，向西南方航行了三十五天，到达一些奇异的岛屿上。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想见当年在大西洋上生气勃勃的航海活动。

政府维持着正常的邮政业务。政府依照东方的式样，铸造货币，以第纳尔为金币的单位，以第尔汗为银币的单位。伊斯兰教早期的铜币法勒斯（fals）同样流通。北方的基督教各王国中都使用阿拉伯货币，这些王国在将近四百年中，除阿拉伯货币或法兰西货币外，没有任何别的货币。

环绕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宫廷四周的晕轮，不断地把荣光放射在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哈克木二世穆斯坦绥尔（961—976年）的宫廷上，麦斯欧迪认为他是一切人物中最英明的（ahkam）。哈克木在位的初期，邪恶的奥多诺就出现在穆斯林的首都，他曾因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干涉，而丧失莱昂的王位，现在他来请求帮助他复辟。科尔多瓦的基督教法官韦立德·伊本·赫祖兰和托兰多的大主教阿卜杜拉·伊本·嘎西木，把这位前王护送到宰海拉宫，他们事先就把特定的宫廷礼节详细地告诉过他。奥多诺身穿白袍，头戴镶饰珠宝的帽子，率领着他的王亲贵戚们，从密集在道旁的兵士行列中间，走进皇宫去。这些基督教徒，肃然起敬，开始在胸口画十字。在接见厅中，哈里发坐在宝座上，两旁和后面，站着皇室的成员和高级官员。这位基督教国王光着头，走上前去行下贱的跪拜礼，在信士们的长官的手上接吻，自称仆人，乞求援助，然后倒退着走到门口。跟他一道去的那些贵族，也遵行了同样的礼节。哈里发曾答应在某些条件下给予他帮助，但是，这次访问毕竟是徒劳的。

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哈克木本人是一位学者，而且保护学问。他给予学者们宽厚的恩惠，并且在首都创办了二十七所免费学校。在哈克木的时代，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科尔多瓦主要的清真寺里创办的科尔多瓦大学，在世界各大学中，跃居于卓绝的地位。这所大学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还优越，它吸引了许多基督教学生和伊斯兰教学生，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而且来自欧、非、亚三大洲。哈克木扩大了清真寺内的校舍，用铅管把泉水引到清真寺里来，还用拜占廷的艺术家带来的镶木细工，修饰了学校，这些修建工作花费了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个第纳尔和一个半第尔汗。他从东方聘请了许多教授到大学里来任教，并且捐赠大量的基金，作为他们的薪俸。在这些教授当中，就有史学家伊本·孤帖叶，他在大学里讲授语法学，还有巴格达著名的语言学家艾卜·阿里·嘎里，他所著的文学总集《艾马利》（Amāli，讲演集），直到现在还是阿拉伯各国的文学教材。嘎里生活史上的一段戏剧性的插曲，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哈里发纳绥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拜占廷的使节，由嘎里致即席的欢迎词，他由于怯场，说完了赞颂真主和祝福穆罕默德的开场白之后，一句也说不下去了，因此，由孟迪尔·伊本·赛义德代替他，孟迪尔即席地作了一篇最雄辩的演说辞，在麦盖里的书中占两页半，全是有韵的散文。

除了那所大学外，这座首都还有一所极大的图书馆。哈克木是一位爱书家，他的代理人在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地的书店里遍处搜索，希望购买或抄写各种手稿。这样搜罗到的书籍，据说有四十万册，这些书籍的目录，就有四十四册，每册中有二十页是专用于诗集目录的。哈克木可能是穆斯林各哈里发中最有学问的，他亲自使用这些手稿中的好几种著作；他还在某些手稿上作标注，后代的学者对于他的标注给以很高的评价。为了要获得《乐府诗集》的第一部手稿，哈克木把一千个第纳尔寄给著作人伊斯巴哈尼，他是伍麦叶王室的苗裔，那时候他正在伊拉克编写他的这部伟大的著作。安达卢西亚文化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著名的荷兰学者杜齐，甚至热情地宣言：“几乎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别的许多学者，承认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基督教的欧洲，只懂得一些初步知识，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大半是牧师。

哈克木死后，由他的儿子希沙木二世（976—1009年）继任，他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希沙木的母亲是一个美丽而且能干的巴斯克人，名叫素卜哈（Subh，黎明、曙光），国家大事的实权，由她执掌。这位太后有一个被保护人，名叫穆罕默德·伊本·艾卜·阿米尔，他起初是一个微末的文书，但是终于变成王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他的经历提供另一个例证，说明勇气、才能、野心等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所能完成的事业。穆罕默德的祖先，是麦阿菲尔部族的也门人，他是塔立格征服西班牙的部队中少数阿拉伯人之一。太后据说是他的情妇，在她的保护之下，年轻的穆罕默德在宫廷中步步高升，凭借巧妙的权术或武力，处置了他的上级，踏着他们的肩头往上攀缘，直爬到侍从长兼大臣的职位。凭借着他的职权，他给斯拉夫禁卫军以最后的打击，而代之以由摩洛哥的雇佣军组成的新部队，而且终于把冲龄的哈里发关闭在王宫里。为了废除宰海拉宫，他于978 年在科尔多瓦东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壮丽的公馆，叫做扎希赖城（辉煌镇），遗址尚未考证出来。为了讨好于宗教学者，他把哈克木图书馆中一切有关哲学的书籍和那些教义学家列入黑名单的书籍，付之一炬。他利用优厚的津贴，完全掌握了全国的诗人。于是他下令在金曜日的祝词里提他的名字，在货币上面铸他的名字。他还穿着用金线织上他的名字的礼服（这原来是帝王的一种特权）。992年他又下令，凡枢密院发出的公文，都要加盖他的印信，而不盖哈里发的印信。他没有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推翻有名无实的伍麦叶哈里发，而建立阿米尔族的哈里发政权。

在军事方面，伊本·艾比·阿米尔象在和平事业方面一样成功。他首先整编了军队，用分队的体制代替旧有的部族组织。法帖梅人权力的中心地迁移到更东方的新建筑的开罗城（969年），北方的各基督教小王国内部倾轧不已，都给他的军队提供了机会，既可以沿西北非海岸进军，又可以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推进。由于屡次的胜利，他于981年僭取了曼苏尔·比拉（al-Mansūr bi-Allāh，借天助而得胜者）的尊号。每年春秋两季，这位曼苏尔侍从长都向莱昂、卡斯提尔、加泰罗尼亚三个小王国的基督教徒进攻。在这里他获得了许多成就，981年夺取了萨莫拉，985年第十三次出征时，夷平了巴塞罗那，988年摧毁了莱昂城，连所有结实的城墙和高大的碉堡，都拆除了，使莱昂王国变成一个称臣纳贡的省区。他甚至冒险地推进到加利西亚山区的各隘口，于997年拆毁了壮丽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教堂，那是从整个基督教欧洲来的香客们经常朝拜的灵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他奏凯班师，耀武扬威地返回首都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队伍押解着一大群基督教的战俘，他们掮着教堂的门和教堂的钟，那些门后来被安装在首都的清真大寺上，那些钟被改造成穆斯林各大建筑物的吊灯。那些基督教战俘带着脚镣，被派去修缮清真寺。除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时代外，西班牙伊斯兰教的金星，从来没有放过这样的异彩。

曼苏尔想死在沙场的愿望，于1002年实现了，他在第五十次出征卡斯提尔后，在班师的途中逝世。他每次出征回来，就把盔甲上的尘土扫下来积存着，准备作殉葬物，现在这些尘土被放在他的墓穴里，以实现他的宿愿。他被葬于麦地那萨里木（MadīnatSālim），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下面的诗句：

他的遗迹告诉你他的生平，

仿佛你自己跟他本人会面。

时势永不会再产生这样的人物，

无人能象他那样保卫西班牙国境。

但是，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尖锐的评论，更能表达基督教徒的感情，他写道：“1002年阿尔曼左尔（Almanzor）逝世，被葬于地狱之中。”

阿米尔族的独裁者死后八十年间，安达卢西亚被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Saqālibah）和西班牙人弄得分崩离析，禁卫军在这里扮演了他们在古代的罗马和颓废的巴格达所扮演的同样角色。曼苏尔曾任命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里克·穆扎法尔为他的继任者，而使这个官职变成了世袭的，他的儿子在六年中成功地维护了王国的统一和威信。1008年，穆扎法尔被自己的弟弟和继任者阿卜杜勒·赖哈曼毒杀了，他弟弟的外号叫山朱勒（Shanjūl即 Sanchuelo，意思是小桑绰，因为他是那发尔王桑绰的外孙）。他弟弟即位后，立即宣布自己是伍麦叶哈里发假定的继任人，这个步骤激怒了老百姓，而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此后，在二十一年期间，废立了许多哈里发，有的是科尔多瓦人的傀儡，有的是斯拉夫人的傀儡，有的是柏柏尔人的傀儡。甚至连卡斯提尔人也参与过废立的事。实权是在军人的手里。倒楣的希沙木二世，在退隐中挨过了三十年，被立为哈里发时仍然是那样的幼稚和无能，1009年，他被迫退位，由他的堂侄穆罕默德二世继任。穆罕默德二世唯一的荣誉是，他虽然只做了几个月的哈里发，却有工夫夷平阿米尔人的扎希赖城，而且处死了北方边疆上不肯承认他的几个首领，把他们的首级变成花盆，安置在他的宫殿对面的河岸上。他在自己的宫殿中酿酒，因此博得“酿酒者”（nabbādh）的徽号。在这个无政府时代，曾经废立过九个哈里发，其中三个曾屡次登上宝座；希沙木二世就曾被废立两次，后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失踪了。一个骗子，面貌与他十分相似，曾在塞维利亚被人捧上了宝座。可怜虫阿卜杜勒·赖哈曼五世（1023年）是庸中佼佼，他的大臣是有学问的伊本·哈兹木。这个可怜虫曾躲避在浴室的热水间里，从那里面被拖出来，当着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三世的面被杀死，而过了两年之后，穆罕默德三世也遭遇了同样冷酷的命运。穆罕默德三世的“生活趣味，集中于饮食男女”。1025 年，他乔装成一个歌女，戴着面纱逃跑，逃到边境上一个无名的村庄就被害了，给他下毒药的是他手下的一个官员。女诗人韦拉黛就是这个哈里发的女儿，她的姿色和才能，使她变成宫廷中吸引力的中心，而且使她名垂青史。

在伍麦叶哈里发王朝可耻的结局到来之前，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是哈木德人的国家，他们要求哈里发所有的一切特权。这个王朝的奠基人是阿里·伊本·哈木德（1016—1018年），他说他的祖先是先知的女壻阿里，但是，他自己的血统有一半是柏柏尔族的。阿里在科尔多瓦自称哈里发之前，担任过休达和丹吉尔的长官。他还征服了马拉加，他的八个子孙，从1025年到1057年，就在那里割据一方。随后，还有哈木德族的两个觊觎哈里发职位的人，他们在科尔多瓦行使着朝不保夕的权力，直到 1027年。

希沙木三世于同年夺回伍麦叶人的宝座。但是，这位五十四岁的君主，已无力应付这个扰攘的局势了。科尔多瓦人对于政府的不断更易感觉厌倦了，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个根本的步骤，把哈里发制度完全废除掉。希沙木和家人被监禁在附属于清真大寺的一间凄凉的圆顶屋内。屋里十分阴暗，处于半冻结的状态下，这位可怜的君主，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室内污秽的空气，几乎使他窒息。他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怀中抱着他所深爱的、幼小的女儿，企图用自己的体温给她取暖。在这期间，大臣们正在举行公开会议，决定宣布永远废除哈里发制度，由艾卜勒·哈兹木·伊本·哲海韦尔所领导的国务会议行使统治权。希沙木以乞求一盏灯和一口面包给饥饿的女儿度命，来迎接这个划时代的公告。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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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年，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继承他祖父阿卜杜拉的王位的时候，才二十三岁。阿卜杜拉嗾使幼子把长子暗杀了，被暗杀的长子就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父亲穆罕默德，暗杀的原因只是怀疑他不忠于王室。后来，他又叫人杀害了幼子，即是那个杀害兄长的凶手。他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继承他第一位同名的祖先所创立的穆斯林大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缩小到只有科尔多瓦及其四郊了。

这位年轻的艾米尔，证明自己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有刚毅、勇敢和坦率的性格，这些是一切时代的领袖人物所应有的特性。阿卜杜勒·赖哈曼缓慢而稳妥地把已丧失的省区一省跟一省地收复了。他在位五十年（912—961年），凭着自己所特有的精力，励精图治，向四面八方扩张自己的势力。912年末，埃西哈首先投降了。埃尔维拉接着也投降了。哈恩没有抵抗。阿尔奇多那愿意缴纳贡税。913年底，塞维利亚开门迎降。勒佐地势险要，伊本·哈弗逊英勇的党羽，负隅顽抗，但也终于被逐步地攻克了。那位可畏的领袖，在他们巩固的波巴斯特罗山要塞里继续抵抗，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直到917年，这位在三十七年内不屈不挠的强敌，才倒下去了。只有托莱多仍未克服，但是，到了932年，这座骄傲的故都被围困到绝粮的地步，不能不屈服了。全国就这样被平定，国家又统一起来，归一位仁慈的独裁者统治。

当此之际，国外的敌人，还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这些外敌中最危险的，在南方是伊斯兰教的法帖梅人，在北方是基督教的莱昂诸王。909年在突尼斯建立法帖梅王朝的欧贝杜拉，曾经和伊本·哈弗逊谈判建立联盟关系，而且派遣间谍和密探过海峡来进行阴谋活动。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自称是先知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帖梅的后裔，所以，除他们自己的政权外，不承认伊斯兰教内任何政权。伪恩柏多克利派哲学家科尔多瓦的伊本·麦萨赖（883—931年），曾将一种秘传的书法传入西方，这种书法的字体，具有内在的神秘的意义，只有入门者才能领会。他可能就是被派遣到西班牙来成立法帖梅党的，他利用了自己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做掩护。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宗主权，远在917或918年，就得到摩洛哥的承认，到931年，又获得休达的承认，最后获得了柏柏尔海岸大部分地区的臣服，他体会到一个敌人在非洲强大起来的时候，他在西班牙的地位是不稳妥的。他的扩大了而且刷新了的舰队，在当时是举世无敌的，主要的军港是阿尔梅里亚港，这支舰队曾经同法帖梅王朝的海军争夺过西地中海上的霸权。 956年，由七十艘兵船组成的一支西班牙舰队，蹂躏了非洲海岸的几个地方，以报复法帖梅王朝哈里发所指挥的西西里舰队对西班牙海岸的侵略。

正当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内外敌人的时候，阿卜杜勒·赖哈曼（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教的女奴）还常常从事圣战，跟尚未屈服的北方的基督教徒作斗争。在那里，巴斯克人的地方居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中部。在他们的东边，有尚未建成的那发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在他们的西边，有一些地区，后来发展成为卡斯提尔王国和莱昂王国。远在914年，大胆的莱昂国王奥多诺二世，就曾利用穆斯林王国的局势，蹂躏南方地区，发动战争。三年之后，他俘虏了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个将军，把他的头砍下来，跟一个野猪的头一起，钉在那个将军所围困的边疆要塞圣·埃斯特班·德·戈麦斯的城墙上面。这些北方敌人所进行的掠夺性的蹂躏，继续发生。 920年，阿卜杜勒·赖哈曼亲自出征，夷平了圣·埃斯特代，他们屡次企图在这个半岛登陆。Ibn-Qūtīyah，p.63；ibn-Idhāri， vol.ii，pp.89—90，99；Mns‘ūdi，vol.i，p.364；ibn-al-Athīr，vol.vii，pp.11—12，58； Dozy，Rec-herches，vol.ii，pp.250—371。班，并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争执不决的那个地区里，摧毁了别的几个堡垒，他在苇谷跟奥多诺二世和那发尔的大王桑绰的联军交锋，使他们遭受惨败。蹂躏了那发尔的几个地区和邻近的若干基督教地方后，他胜利地返回首都。四年之后，他远征北方，深入到那发尔的首都潘普洛纳，把它摧毁。那发尔的骄傲的国王、基督教的东方干城，即伊本·伊达里在著作中所谓的“恶狗”在此次战败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直都变得很衰弱。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民族运动的另外一个战士，奥多诺死了，随着他的死亡而发生的内争，使军事活动停顿下来。

阿卜杜勒·赖哈曼长期在位，从他晚年所做的许多事情看来，都说明他是英明的，是长于治术的。例如他在929年1月16日（金曜日）宣告：当今的国王，在一切公共礼拜中，在一切公文书中，都要被称为哈里发。他自己选择了这个头衔：保卫真主的宗教的哈里发（al-Khalifah al-Nāir li-Din Allah）。东方的哈里发国家，一落千丈，他却能使西班牙的穆斯林达到比以前任何时代更高的地位，“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minīn）这个尊号，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

作为宗教的保卫者，哈里发纳绥尔感觉到他最主要的义务是，对那些把贪婪的眼光不断投射在自己祖先在南方的领土上的基督教徒进行圣战。他的出征继续到939年，在最后的出征中，莱昂的国王拉米罗二世和那发尔的摄政王后托塔（桑绰大王的寡妇），联合起来抵抗他，在萨拉曼卡南边的阿尔杭得加，使他在二十七年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战争中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哈里发的大军，实际上是被歼灭了；他自己仅以身免。这位托塔王后，后来又出现在哈里发的宫廷中，那时候她是摄政王后，统治着那发尔，她带着这个儿子和她的外孙大胖子桑绰一起来到哈里发的宫廷，桑绰是莱昂的前王，她来为桑绰求医，同时请求哈里发给予军事援助，使桑绰复辟。在这时期，从北方的埃布罗河口到大西洋，从比利牛斯山麓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唯哈里发之命是听，现在基督教王后又亲自到哈里发的宫廷来乞援。这些王家贵宾受到隆重的接待，并参观穆斯林首都的壮观的市容。由于御医和政治家犹太人哈斯德·本·舍卜鲁特高明的医术，桑绰过肥的病症获得了痊愈，这种厉害的病症，曾经使他丢掉了王冠，病愈之后，由于哈里发的大力帮助，他于960年恢复了他已丧失的政权。

当时哈里发的宫廷，是全欧洲最富于魅力的宫廷之一。拜占廷皇帝，德国、意大利、法兰西等国的国王，都派遣使节到这座宫廷来。这座宫廷的所在地科尔多瓦，有居民五十万人，有清真寺七百座，有公共澡堂三百所，其华丽仅次于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王宫有房间四百个，能容纳奴隶和禁卫军好几千名，王宫位于市镇的西北部，而市镇又位于莫雷纳山脉的横岭上，下临瓜达尔基维尔河。阿卜杜勒·赖哈曼于936年动工修建这座宫殿，相传修建费是他的一个宠妾的遗产。他最初的打算，是用这笔基金去赎取在基督教徒手中的战俘。后来，没有战俘可赎了，他才实行他的另一个宠妾宰海拉（al-Zahra’，花容）的建议，而且以她的名字宰海拉给所修建的壮丽的宫殿命名。大理石料是从努米底亚和迦太基运来的；石柱、石盆和黄金雕像，是输入的或者是君士坦丁堡的礼物；一万名工匠和一千五百头载运材料的牲口，工作了二十年，才把这座宫殿建成。纳绥尔的两个继任者，又加以扩建，宰海拉宫变成了一个皇家郊区的核心，这座宫殿的遗址，于1910年和以后的岁月里，被发掘出一部分，到现在还可供游览。

在宰海拉宫里，哈里发在自己的四周布署了由三千七百五十名奴隶组成的禁卫军，此外，他还统率着十万名常备军。Slav这个名词，原来是专指日耳曼人等从斯拉夫各部族中俘获，而卖到阿拉伯人手中的奴隶和战俘，后来，才兼指买来的外国人：法兰克人、加利西亚人、伦巴底人等，他们通常是在幼年时代买来而加以阿拉伯化的。借着西班牙的这些禁卫军的帮助，哈里发不仅能够防止叛乱和劫掠，而且能够削弱古老的阿拉伯贵族的势力。商业和农业，也跟着繁荣了起来，国家的财源，成倍地增加。皇家的岁入，达到六百二十四万五千第纳尔；三分之一用作军饷；三分之一用于土木工程；其余的三分之一，留作储备。科尔多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繁荣，安达卢西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富裕，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威武。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据说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才去世，他在遗书中说，他生平只知道十四天的快乐。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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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的南郊，被称为赖伯特（al-rabad），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新穆斯林，从基督教徒的观点来说，大半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处在伊斯兰教教义学和教律学学生和教师（faqīh）的影响之下。在首都活动的这些学生和教师，约计四千人。希沙木一世（788—796年）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儿子和继任者，是一个虔诚的学者，他在位的期间，一直没有可能引起暴乱的直接原因。他的继任者哈克木一世（796—822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酷好狩猎和饮酒，他在位时期，局面发生了变化。人民不仅反对哈克木的轻浮，而且反对他的禁卫军，他们主要是由不懂阿拉伯语的黑人和其他雇佣军组成的。叛乱是在805年开始的，有一天，正当艾米尔过街的时候，群众用石头攻击他，有些教义学家在旁边拍手喝彩。后来发现有七十二名罪魁，与废黜哈克木的阴谋有牵连，都被逮捕，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新穆斯林居住区里，暴动接二连三的发生，最后是814年发生了一次由一位柏柏尔族的教律学家领导的大暴动。哈克木被暴怒的群众围困在宫殿里，但是，他的骑兵终于成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南郊遭到残酷的处置。三百个首领，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全体居民奉令，在三天之内，全部离开西班牙，居民区被夷为平地。不准任何人再在那个地区建筑房屋。八千户人家，在摩洛哥，特别是在法斯城（Fās，即Fez），找到了避难所，当时，阿里的苗裔易德里斯二世，正在将法斯城建为新都。其他的一万五千人口，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些难民在这个港口城市安居乐业，直到827 年，他们才在哈里发麦蒙的一位将军的威逼下逃走了。他们选择克里特岛做自己的新居，那时候克里特岛的一部分仍属拜占廷帝国。他们征服了全岛，他们的领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朝，直到961年，希腊人收复这个岛的时候，那个王朝才灭亡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西班牙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无法估价的同盟者，他们甘心被利用来反对自己以前的同教人。阿木鲁斯·伊本·优素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807年，哈克木任命他为托莱多的长官，托莱多这座骄傲的“王城”，在被征服的土著的眼中，无论从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城市。在穆斯林的奴役下，托莱多从来没有安定过；无论已改奉伊斯兰教的人和仍旧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在长期的叛乱中。阿木鲁斯依照哈克木的示意，举行大宴会，招待来托莱多访问的十四岁的王储阿卜杜勒·赖哈曼，他把托莱多的好几百位知名人士邀来作陪。在他新建的城堡的院子里，有一条长形的濠沟，那是取土建筑那座要塞时遗留下来的。阿木鲁斯此时把刽子手布置在濠沟畔上。每个客人走进院子，大刀就落在他的脖子上。尸体被抛进濠沟。自“濠沟的屠杀”之后，动乱的托莱多有几年平静无事。但是，梅里达等城市，仍然在动乱中，直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登位后才太平了，他是伍麦叶人西班牙的一位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又是一位音乐和天文学的庇护者。

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822—852年），后来被称为奥赛特（al-Awsa），作为一位艾米尔，受四个人物的影响：一个妇人、一个宦官、一个教义学家、一个歌唱家。那个妇人是他的宠妻泰鲁卜王后，她是一个无比的阴谋家。那个宦官是他的天才的奴隶奈斯尔，他的侍从长，一个西班牙人的儿子，又是王后的宠臣。那个教义学家不是别人，正是科尔多瓦暴乱的柏柏尔族的头子叶哈雅·伊本·叶哈雅（849年卒），他是麦斯木达部族人，是马立克派的教律学者，他把巴格达的马立克学派传入西班牙。这个学派就在西班牙生根发芽，以致人民这样说：“除了真主的经典和马立克的《圣训易读》外，我们不知道其他的著作。”那个歌唱家是一一个波斯的男高音歌手齐尔雅卜，他是从巴格达来的。

齐尔雅卜是那些在哈伦·赖世德及其子孙的宫廷中生活过的音乐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科学家和文学家。因此，他遭受摩苏尔人易司哈格的嫉妒，易司哈格是他的师傅，与他齐名。他受到师傅的排斥，先逃到西北非洲，然后应阿卜杜勒·赖哈曼的聘请，来到西班牙。阿卜杜勒·赖哈曼一心要把科尔多瓦变成第二个巴格达，他维持一个豪华的宫廷，他仿效哈伦无节制的浪费，822年，他亲身骑马，到首都郊外去欢迎这位青年的乐师。齐尔雅卜跟他新的庇护者极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得到的年金是三千第纳尔，还有在科尔多瓦的一处房地产，价值四万第纳尔。不久他就压倒本地所有的音乐家。此外，他还知道一万个歌曲的歌词和歌谱，他象其他的音乐家一样，相信那是精灵在夜间传授他的。齐尔雅卜以诗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身分，大出风头。更重要的是，他证明自己是这样的漂亮、幽默、风趣，以致不久就变成当代时髦人士中最有名气的人物，甚至变成了时装的评判员。从前，男人的头发留得老长，在脑门前分开，披在肩上，现在修剪成刘海，垂在眉毛上边；从前用金属杯子喝水，现在改用玻璃杯；从前石刀柏一类的蔬菜是不常见的，现在变成受人欢迎的菜了——所有这些都是以齐尔雅卜为榜样的。

阿卜杜勒·赖哈曼在位的晚年，征服者的语言、文学、宗教以及包括闺房制度的一切典章、制度的魅力，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都会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虽然没有真正伊斯兰化，但是早已阿拉伯化了。他们在阿拉伯文明的魅力面前眼花缭乱，而且知道自己无论在艺术、诗歌、哲学、科学方面，都是不如人的，因此，很快就模仿起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来了。这些仿效者，人数很多，他们自己已经构成一个社会阶级，而且获得“穆扎赖卜”（Mazara-bs）的绰号。我们要记住，西班牙是欧洲各国中基督化最晚的，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的时候，有些乡村地区还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西哥特的阿里乌斯教，在基督论方面，跟穆斯林的教义是一致的。科尔多瓦一位当代的基督教作家，对这个事实表示惋惜：基督教中的俗人，鄙弃拉丁神父的著作；而“醉心于阿拉伯人的辞章”。远在724年前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约翰，据说已准备了《圣经》的阿拉伯语校订本，以便利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和摩尔人诵习。

为了对抗这种阿拉伯化的倾向，有一种奇怪的运动，现在在科尔多瓦基督教的热心人中间展开了，结果是几个男人和女人甘愿牺牲自己。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是一个苦行的神父，叫做攸罗吉阿斯，支持者是他的富裕的朋友和后来给他作传记的阿尔瓦罗。促成这个运动的事件，是在850年开斋节日处死科尔多瓦的另一个神父，他的名字叫卑尔菲克塔斯，他曾诽谤穆罕默德，而且辱骂伊斯兰教。在科尔多瓦主教的率领下，老百姓很快就宣布卑尔菲克塔斯为圣徒，说他有种种奇迹；因为在他被斩之前，他曾正确地预言，执行死刑的宦官、侍从长奈斯尔将立即死亡。奈斯尔似乎是参加了王后泰鲁卜毒杀亲夫的阴谋；泰鲁卜的动机是要保证她所生的儿子阿卜杜拉能代替太子穆罕默德继承王位，穆罕默德是另外一个王后所生的儿子，是阿卜杜勒·赖哈曼四十五个儿子中年龄最长的，故立为太子。阿卜杜勒·赖哈曼已经听到这个阴谋的风声，因此，当奈斯尔拿着一个药瓶到他面前来，告诉他瓶里装着奇妙的良药的时候，国王就命令他自己先尝一尝。

在卑尔菲克塔斯的插曲之后不久，一个名叫以撒的僧侣，以愿意改奉伊斯兰教为名，出现在嘎迪（qādi，法官）的面前，对穆罕默德进行种种咒骂。他象卑尔菲克塔斯一样被斩首了，而且立即变成了圣徒。现在竞赛开始了。僧俗人等故意辱骂伊斯兰教，他们的意愿就是要接受无可避免的刑罚，他们清楚地知道，象这样一种犯罪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处分的。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有十一个人“牺牲”了。

由于阿卜杜勒 ·赖哈曼的敦促，主教们勉强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攸罗吉阿斯对于此次会议曾提出抗议），会议决定，禁止基督教徒此后再希望得到这种神圣的死亡。但是，这个禁令是无效的。最后轮到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姑娘，芙罗拉，她是攸罗吉阿斯的信徒，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是穆斯林。她还有一个同伴，一个年轻的修女玛丽，她哥哥是一个被处死的僧侣。芙罗拉屈服于辱骂先知的诱惑，但是，一位仁慈的嘎迪只把她收监。攸罗吉阿斯也被收监，他对芙罗拉怀有纯洁无疵的爱情，在监狱中他用尽了各种花言巧语，去鼓励他所爱的这个姑娘和她的女伴，抛弃她们对牺牲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毅然决然地走上断头台。这两个自封的女殉教者，没有撤回自己的主张，于851年11月24日，被处以极刑。这种歇斯底里式的自我牺牲的风潮，一直没有平息下来，直到身任科尔多瓦主教的攸罗吉阿斯本人，于 859年被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处死以后才结束了，穆罕默德一世的政策是严厉镇压，毫不姑息。在这次风潮中牺牲的人，总计约有四十四个。

还有别的种种变乱正在酝酿之中，这些变乱虽然没有这样狂热，性质却是更严重的。首先是穆罕默德一世和他的两个儿子和继任者孟迪尔（886—888年）和阿卜杜拉（888—912年），都不能表现出伍麦叶王朝的宽容和魄力的优良传统。当时还有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通常的纠纷，依照穆斯林王朝的习惯，王室中年龄最长或能力最强者，最为合格。孟迪尔在位两年多就被毒杀了，他的继任者嗾使外科医生，用有毒的刺血针给他放血，以致他因中毒而丧命。在那期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穆瓦莱敦人和穆扎赖卜人的叛变，有几个地方政府，脱离中央而独立，由柏柏尔或西班牙穆斯林统治。新穆斯林发起的分裂主义运动，到十世纪初为止，一直引起伍麦叶王朝各艾米尔的注意，那些运动发生在理论上隶属于科尔多瓦的各省区，发起人是以民族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在南方，山国勒佐，以阿尔奇多那为首都，于873年与穆罕默德一世建立条约的关系，实际上穆罕默德一世承认了它的独立主权，只不过它每年要缴纳贡税罢了。勒佐的土著，大半是伊斯兰化的西班牙人。在北方的边疆上，独立的阿拉贡，于九世纪中叶，并吞了萨拉戈萨、图德拉和其他重要的边区城市，统治阿拉贡的贝尼·盖西人是一个古老的西哥特家族，早已改奉伊斯兰教了。他们和西方的邻居莱昂诸王有同盟关系。托莱多是一个动乱多太平少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四周的地区中，柏柏尔族的贝尼·左农人，统率着一些匪帮，到处杀人放火。塞维利亚在西哥特人统治时代是罗马文化主要的中心，居民大半是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子孙，在这座城里，贝尼·哈查智人是最强大的。塞维利亚及其周围的这些统治者，在母系方面是威帖萨和一个阿拉伯妻子的孙女儿萨赖的后裔。史学家伊本·孤帖叶（一个西哥特妇女的儿子）也是萨赖的后裔。在西南部加利西亚，梅里达和巴达霍斯的一个大胆的叛教者，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麦尔旺·吉利基，建立了一个侯领，得到一切反对阿拉伯政府的起义者的天然盟友莱昂王阿尔封索三世的援助。他遍地散播恐怖。在穆罕默德一世在位的末期，在半岛的西南部，现在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省，另外一个叛教者自立为王。在木尔西亚（Murcia，即阿拉伯语的Mur siyah）的西南，另外一个叛教者，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是，在所有这些反叛者中，一个名叫欧麦尔·伊本·哈弗逊的，是最危险、最难和解的。

欧麦尔是一个穆斯林，一个西哥特伯爵的后裔。880年前后，他的有声有色的经历开始了，他变成一个匪帮的组织者，以波巴斯特罗山上的一个旧要塞为大本营。欧麦尔曾一度在科尔多瓦皇家军队里服兵役，在埃尔维拉（Elvira，即阿拉伯语的Ilbīrah）山区人民的支持下，一跃而为南部西班牙反抗穆斯林统治运动的领袖。穆罕默德一世、孟迪尔、阿卜杜拉三位艾米尔都曾注意到他的反叛。在南方的基督教徒和不满分子看来，欧麦尔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民族的斗士。在阿拉伯人看来，他却是一个“讨厌鬼”和“流氓”。经过许许多多坎坷之后，他终于使科尔多瓦陷于孤立，而且与阿拔斯王朝以及非洲的统治者艾格莱卜人开始了谈判，愿意接受任命，做西班牙的长官。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他于899年宣布信仰他祖先的宗教，那是他长期隐藏在心里的信仰，他采取了撒母耳做他的洗礼名。撒母耳再三再四地震撼了伍麦叶王朝宝座的基础。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继任者的政权，陷于危险的境地，迫切地需要一个中兴之主。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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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年，在阿拔斯人以屠杀伍麦叶家族的成员来庆祝他们的即位的时候，幸免于难的极少数人中，有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他是大马士革第十位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到处流浪，好容易才逃脱了阿拔斯人的间谍们时时警惕的眼睛。他的九死一生的故事，构成了阿拉伯编年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轶事。阿卜杜勒·赖哈曼原来躲避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游牧人的帐棚里，他的流亡生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有一天，阿拔斯人的黑旗子，突然在那个帐棚的近旁出现，阿卜杜勒·赖哈曼带着他一个十三岁的弟弟，猛地投入河中，拚命地向彼岸游去。那个小弟弟，显然是不善于游泳的，游到河中间，他听信了追缉者答应特赦的话，又游回来，就被杀害了；他哥哥继续游过去，终于安登彼岸。

阿卜杜勒·赖哈曼拖着沉重的两腿在向南方去的路上走着，他在巴勒斯坦遇见被他释放了的又忠实、又能干的自由民白德尔。他在北非，好容易逃脱了优素福·菲海里的亲戚（当地长官）的暗杀。他无依无靠，一贫如洗，从一个部族流浪到另一个部族，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亡命之徒，在755年，终于逃到了休达。他的舅父们是柏柏尔人，就住在休达附近，他们保护了他。他从这里派遣白德尔过海峡去，跟住在埃尔维拉和哈恩两个城市里的叙利亚分队谈判，他们是大马士革人和肯奈斯林人。那些部队的首长，都是伍麦叶王朝的旧部，他们许多人都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愿意在所有的叙利亚人都尊重的一个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叙利亚人把也门人争取了过来，这不是由于也门人喜欢阿卜杜勒·赖哈曼，而是由于他们怨恨自己的有名无实的省长优素福。于是大家派了一只船去迎接那位新领袖。伍麦叶的这个苗裔，身材细长，鹰鼻，有着稀疏的红头发，为人刚毅、勇敢，受过王室最好传统的训练，他不久就掌握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优柔寡断的优素福，企图用种种丰厚的礼物和诺言，来使这个新的凯觎王位者满意，甚至应许让他做自己的女婿，但都失败了。南方各城市，一座跟一座地开门迎降，没有一座进行抵抗的。约旦分队驻在的阿尔奇多那，巴勒斯坦分队所驻扎的西多那省，希姆斯的阿拉伯人所住的塞维利亚，都真心地欢迎这位亲王。

当阿卜杜勒·赖哈曼和他的支持者向着科尔多瓦的方向挺进的时候，优素福正向着塞维利亚的方向前进。在战斗快要开始之前，有人才注意到这位亲王没有自己的军旗，塞维利亚的也门人的首领艾卜·萨巴哈，就临时做了一面旗子，就是把一块绿头巾绑在矛头上。据文献的记载，这就是西班牙伍麦叶王朝军旗的起源。

756 年5月14日早晨，敌对的两军，交战于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当时，马在西班牙还是希罕的，尽管两方面的战士大半骑在马上，而阿卜杜勒·赖哈曼体会到，他的部下有些人担心他会逃跑，所以，坚决要求用自己所骑的马去换艾卜·萨巴哈的老骡子。战斗很快就见了分晓。优素福和他的大将逃命去了。攻克科尔多瓦后，宣布了大赦。阿卜杜勒·赖哈曼毫无困难地制止了对首都的劫掠，而且把败北的省长的眷属，置于自己豪爽的保护之下。

控制科尔多瓦，却不意味着控制穆斯林的西班牙。逃亡的省长在北方继续煽动叛乱，直到最后他终于在托莱多附近被杀死了。托莱多城到764年才被攻陷。在阿拔斯王朝代理人的鼓动下，也门人和十叶派的叛乱，连绵不绝。柏柏尔人的暴动，费了十年的时间才镇压下去。柏柏尔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阿拉伯上级独占了所征服土地的最大份额。这位新省长先前忠实的支持者，此时已变成敌人，必须迅速设法对付。塞维利亚的酋长，曾以军旗和骡子供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使他获得胜利，他也在一次暴动中丢掉了自己的头颅。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得力助手白德尔，失掉自己的财产，本人被放逐到一个边远城市。

内部的敌人与外部的敌人，互相勾结了起来。76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大胆地任命阿拉义·伊本·穆基斯为西班牙的省长。两年之后，阿拉义被处斩了，他的头颅被保存在食盐和樟脑里，用一面黑旗包着，跟他的任命状一道，被运送到麦加去，交给正在朝觐中的哈里发曼苏尔。曼苏尔从前曾把阿卜杜勒·赖哈曼叫做“古莱氏族之鹰”，此时他大声说：“感谢真主，在我们和这样一个敌人之间，安置了大海！”据说，阿卜杜勒·赖哈曼甚至准备了一支舰队，要从阿拔斯人的手中抢夺叙利亚，但因内部出了问题，才没有开出去。

777年，东北的阿拉伯各首领之间，结成了一个难以轻视的联盟，这个联盟的领导人，是巴塞罗那的长官，一个蓝眼睛的人，是优素福·菲海里的女婿。这个联盟甚至邀请查理曼来订立盟约，共同反抗西班牙的新省长。查理曼被认为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盟友，因此，成为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天然敌人。查理曼于778年穿过东北部西班牙边界而进军，深入到萨拉戈萨，但是，那座城坚决抵抗，而他国内的敌人又在威胁着他的政权，因此，他被迫撤退。在撤退的“悲惨的道路上”，经过比利牛斯山隘的时候，法兰克人部队的后卫，遭到巴斯克人和其他山居民族的攻击，他们的兵员和辎重，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战死的将领中有罗兰，他的英勇的抵抗，因《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而流芳百世，这首歌不仅是早期法国文学的珍品，而且是中世纪最动人的史诗。实际上，阿卜杜勒·赖哈曼已证明自己是西方的这位最强大的君主的对手，也证明自己是东方的那位最伟大的统治者的对手。

在打败各式各样的敌手的过程中，阿卜杜勒·赖哈曼建立起一支四万多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受过高度的训练，兵员主要是从非洲招募来的柏柏尔人，他就依靠他们的忠贞，来撑持自己的宝座。他知道怎样利用高官厚禄，来保持这批人的好感。757年，他停止了在金曜日讲道（khuboh，虎土白）中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祝福，但是，他没有自称哈里发。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己作主进行统治，仍称艾米尔，直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才自称哈里发。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时代，西班牙已摆脱了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哈里发的管辖，而变成第一个独立的省区。

阿卜杜勒·赖哈曼既统一了领域内的各地区，获得了暂时的太平，就偃武修文，以实际工作表明，他的文教和武功，都是伟大的。他美化了领域内的各城市，又建筑了一座引水桥，把清水引入首都，还在首都的四周修建了城墙，而且在科尔多瓦的郊区，为自己修建了鲁萨法园（Munyat al-Rusāfah），这是以他祖父希沙木在叙利亚东北所建的园林为楷模的。他把水引入别墅，而且引种了桃子、石榴等外国植物。他的花园里有一株孤独的枣椰，据说是从叙利亚输入的第一棵，他曾咏了一首温柔的诗，表达自己对这株枣椰的感情。

阿卜杜勒·赖哈曼于 788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两年，建筑了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可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的那两座伊斯兰教的圣寺争胜。经过他的继任者加以扩建和完成之后，科尔多瓦的这座清真大寺，很快就变成西方伊斯兰教的克而白了。这座不朽的建筑，有着林立的、壮观的石柱子和宽敞的外院，1236年菲迪南德三世夺回科尔多瓦后，把它改成了基督教的大教堂，一直保存到今天，通俗的名称是“拉·麦兹克塔”（La Mezquita），这显然是阿拉伯语masjid（清真寺）的讹误。除了这座清真大寺外，这个首都可以自豪的，还有建筑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石桥，后来被扩大到十七孔了。伍麦叶人政权的奠基者的兴趣，还不限于人民的物质福利方面。他千方百计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企图把阿拉比亚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努米底亚人、阿拉伯化的西班牙人和哥特人等纳入一个民族模型，而浇铸之，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工作；他所创始的文化运动，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来，曾使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期间，变成了世界文化两大中心之一。

被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为 “达赫勒”（al-Dākhil，潜入者）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所建立的王朝，持续了二百七十五年（756—1031年）。这个王朝到了第八位“艾米尔”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912—961年）的时代，强盛达于极点，他是漫长的世系中最伟大的人物，也是首先采用哈里发尊号的（929年）。实际上，哈里发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位的时代，标志着阿拉伯人在这个半岛上的新时代的顶峰。在伍麦叶人的时代，科尔多瓦一直是首都，而且享受着一个无比灿烂的时代，可与东方的巴格达媲美。

雄才大略的摄政王曼苏尔侍卫长（al-ājibal- Manūr），即所谓“十世纪的俾斯麦”，可能是阿拉伯西班牙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于1002年去世后，伍麦叶的哈里发王朝便开始衰落，到1031 年，完全灭亡了。在这个王朝的废墟上，兴起了各式各样的小王国和小侯国，其中的许多小国是互相仇视、势不两立的，它们终于屈服于本国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北方的基督教徒日益强大的势力。随着格拉纳达于1492年陷落，穆斯林统治的最后痕迹，便从这个半岛永远消失了。

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继任者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安定国家、解决各种纷乱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一是居民中既有基督教徒，又有穆斯林，二是旧有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新入教的西班牙穆斯林之间存在着猜忌。自征服西班牙以来，阿拉伯人对待信仰基督教的老百姓的政策，与他们对待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徒的政策，根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人丁税（jizyah）只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征收，税额分三级：十二个第尔汗，二十四个第尔汗，四十八个第尔汗，每年征收一次，依照纳税人实际的经济情况，而定其级别。妇女、儿童、老人、穷人、僧侣和有痼疾的残废人，一律豁免。土地税平均是收成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是向这些顺民征收的，但是，与人丁税不同，纳税人改奉伊斯兰教后，仍然要纳土地税。用武力征服的地区，教会的土地，征服西班牙时逃走的领主的土地，都被没收，分配给征服者个人；但是，原来的农奴仍留在那些土地上，从事耕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新的穆斯林地主。这些被没收的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拨归国家，国家只向耕种这种土地的农奴征收所产谷物的三分之一。某些国有土地，后来当做封地，分给征调来镇压叛乱的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

“伊斯兰教没有奴役”这一原则，不必应用于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基督教徒可以太太平平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受任何干涉，他们内部的事务，由土著的法官，依照教会的法律而裁判，他们的裁判权当然不包括牵连穆斯林的案件和侮辱伊斯兰教的犯罪行为。因此，一般说来，穆斯林占领西班牙后，并没有给土著带来什么新的难以容忍的苦难。杜齐断言：“在某些方面，阿拉伯人的征服，对西班牙来说，甚至是恩惠。”包括贵族和牧师的特权集团的势力被打破了，奴隶阶级的境况获得改善，基督教的地主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了，而在西哥特人的统治下，他们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尽管如此，基督教徒还是成群结队地改奉伊斯兰教。在山区和农村，他们维持民族形式和传统文化，城市的居民却不是那样。作为新穆斯林，他们自成一个社会阶级，阿拉伯人把他们叫做“穆瓦莱敦”（Muwalladūn），单数是Muwallod，意思是义子），西班牙人把他们叫做“穆莱迪斯”（Muladies）。这些新入教者，渐渐地变成了居民中最不满的阶层。他们的队伍，主要是由农奴、自由民和他们的子孙中从事耕作或卖零工的人来补充的。他们中有些人，表面上承认了伊斯兰教，内心里却是“秘密的基督教徒”；但是，他们都很了解伊斯兰教关于叛教者的明白而且无情的法律——处以死刑。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把所有的“穆瓦莱敦”都当做下等阶级，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是世家的子弟。在征服后第一个世纪的末期，这些“穆瓦莱敦”，在几个城市里，已经变成了居民中的多数，他们首先拿起武器来，反抗现政权。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