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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载】语言，走过历史的沧桑语言文化
语言，走过历史的沧桑
索飒
索飒
今年由于一个偶然的机会到了马尼拉。从北京到马尼拉大约只有两个到厦门那么远，没想到，临行前对菲律宾的学习还绕过了一个拉丁美洲。当然，这里也有一点必然联系。中国对于西班牙语美洲的了解，最初恐怕是借助菲律宾即吕宋的。据说，中国人所见到的第一本西班牙语－汉语词典就叫《吕宋华文合璧字典》，在历史上，“吕宋文”曾被当作了西班牙文的代名词。
读了一篇墨西哥学者写的关于菲律宾爱国者何塞·黎萨尔(Jese Rizal) 的文章。黎萨尔一八六一年出生于西班牙殖民统治下的菲律宾，最初学医，后来从事写作，他的西班牙语与他的母语他加禄语(Tagalo，菲律宾本土语言之一)一样纯熟。作为一代本土知识分子中的佼佼者，他去宗主国西班牙接受过教育，但他从来没有忘记殖民地同胞的屈辱，并从旅居西班牙开始，发出了第一声反殖呐喊。他热爱西班牙语和它所承载的文化，但他用西班牙语写出了流传后世的反对西班牙殖民主义的文学作品：《请别碰我》、《起义者》以及大量政治、思想论文。当这些作品在菲律宾被列为危险的禁书时，黎萨尔却勇敢地踏上了返回祖国的道路。他反对其他爱国者急于用暴力争取独立，但西班牙当局却把他作为唆使起义的思想犯逮捕；一八九六年，西班牙当局处决了年仅三十五岁的黎萨尔。黎萨尔的殉难激起了更大的反殖浪潮，两年之后，西班牙在菲律宾的殖民统治被推翻。
“二战”后用美国吉普车改造成的小公共，缓缓驰过车水马龙的马尼拉街头，花花绿绿，怪状奇形。蒙蒙细雨中，外国的来访者正在向黎萨尔纪念碑敬献花圈。在菲律宾，黎萨尔像孙中山在中国、甘地在印度一样受到国父般的尊敬，但是，在黎萨尔和他的后世仰慕者中间，已经产生了一道巨大的语言鸿沟。今天在菲律宾，估计只有2％的人－－多半是老人和学校里的西班牙语师生－－多少懂西班牙语。
当年黎萨尔和其他独立运动先驱用热血写就的爱国檄文，今天已经没有多少人能够阅读。历史的风风雨雨吹拂着菲律宾群岛，沧海桑田的变化伴随着冥冥中的黎萨尔。
麦哲伦是第一个到达菲律宾(一五二一)的西方人。后来，西班牙人以其国王费利佩二世(Felipe II)的名义将这块由七千多个岛屿组成的地区命名为菲律宾(Filipinas)，并于一五六五年在此建立了殖民统治。但西班牙人不是直接由欧洲本土、而是由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出发至此的。他们从墨西哥西海岸的阿卡普尔科港起航，驶向浩瀚的太平洋。当年哥伦布寻找亚洲的西行远航，以不期而遇的广漠美洲为跳板，继续西行，将殖民帝国延伸到了亚洲。
西班牙人到来之前，居住在七千个岛屿上的不同部族讲一百多种语言。西班牙人压制了以南部棉兰佬岛为中心的伊斯兰教影响，迫使大部分菲律宾居民像美洲居民一样接受了天主教，因此，至今菲律宾是亚洲惟一的基督教国家。但是，菲律宾却没有像西班牙在美洲的殖民地一样，成为一个西班牙语国家。
无论是对美洲殖民地，还是对菲律宾，西班牙殖民当局都没有认真推行过全民西班牙语教育。在他们看来，既然传教土们学会了用当地土语宣教，就没什么必要大力普及西班牙语了。一些保守的宗教人士认为，操不同语言的土著人学习了殖民者的语言，将有联合起来造反的可能。直到一八六二年，西班牙王室才颁布法令，规定西班牙语为殖民地基础教育的必修课，但却遭到菲律宾圣马科斯教会大学校方的反对。他们声称：“至今为止，不同的语言和种族之间形成了一种对我们有利的对峙，比如，卡戈扬人反对他加禄人，潘潘果人反对依洛卡纳人，政府瓦解了各种起义。而语言的统一则会造成感情的统一，使用同一种语言，个别人就能够向群众发表煽动性的演说。”
拉丁美洲的西班牙语化主要是由于混血民族的产生，当混血人种占据人口中的重要比例后，西班牙语作为交流工具便日益普及。在菲律宾，始终没有发生重要的混血过程。这是因为，始终没有发生重要的欧洲移民潮。原因主要是经济的，其次是地理的。菲律宾缺少像美洲那样的经济吸引力去鼓舞西班牙人“闯吕宋”，而且，从西班牙到菲律宾，更是海渺渺，路迢迢。到了一八六九年苏伊土运河开通之后，已经是风云变幻、事过境迁了。
尽管在菲律宾没有出现一个显著的混血民族，却产生了一个有机会接受西班牙文化教育、谙熟西班牙语的本土知识分子阶层。黎萨尔和一大批重要的独立运动鼓吹者、组织者就产生于这个阶层，西班牙语在他们手里成了在星罗棋布的群岛上发动统一起义的武器。
黎萨尔的母语是菲律宾群岛最主要的一种本土语言－－他加禄语，但他的全部著作都用西班牙语写成。他听着西班牙语的训斥声长大，读着优美的西班牙语文章成年。在这个承载着爱与恨的语言里，黎萨尔寄托着一个殖民地知识分子的沉重感情。在《一个菲律宾人的思想》中，黎萨尔这样质问道：“我们有什么必要懂西班牙语，既然我们有自己丰富的他加禄语，比萨亚语，依洛卡纳语…难道就是为了看懂那些美丽的故事，那些关于自由、进步和正义的理论，然后苦苦地盼望吗?难道就是为了理解那些法律，懂得我们的权利，然后在实践中听任完全不同的法律制裁吗?既然与上帝可以用任何一种语言交流，学西班牙语有什么用?”“是为了听懂国民卫队的辱骂和诅咒吗?如果只是为了这个，那么没有必要学习西班牙语：鞭子的语言和略微敏感的肉体足以让我们领会。西班牙语对我们究竟有什么用?既然我们连答话的权利都没有!”
三百年的统治使宗主国的文化汁液缓缓渗入殖民地的土壤。天主教进入了普通人的宗教生活；吉他成为喜闻乐见的民间乐器；大量西班牙语词汇融入本土语言，尤其是随着建筑、宗教、法律、音乐、饮食等新的文化形式补入的外来语；菲律宾人的姓氏、名字以西班牙姓名的形式世代相传；街区、道路的西班牙语名称至今沿用……黎萨尔感受着这种现实：“哪里有西班牙做过的好事，哪里就有西班牙的影子，即使西班牙的国旗消失，对于它的记忆也将是永存的，不灭的。”黎萨尔反抗的是宗主国制度中的殖民主义政治，而不是它的全部文化内涵，也不是作为文化载体的语言。黎萨尔期待的是一种真正人道的前景：“将来，辽阔的海洋也无法将这两个民族隔开，在他们之间，再也不会出现那些拥护专制的人所播撤的不和的种子。”
十九世纪末，西班牙在美洲的大部分殖民地已经独立，残存的主要有美洲的古巴、波多黎各和亚太地区的菲律宾、关岛。伴随着西班牙最后一批殖民地消失的，不仅是殖民地知识分子的精神动荡，还有宗主国知识分子的激烈反思。西班牙不愧为一个拥有深沉灵魂的民族，它的文化孕育了十六世纪在美洲大陆维护印第安人利益的天主教教土拉斯卡萨斯，也孕育了十九世纪末的西班牙“九八年代人”。“九八年代人”集中了那个时代的西班牙良心，米格尔·德·乌纳穆诺(Miguel de una-muno)是那一代人的杰出代表。面对西班牙帝国的衰亡，他们并没有局限于狭隘的民族主义反省，他们触及了深刻的民族主义应当具有的本质－－人道主义。他们对祖国的爱藉批判而行。
正是乌纳穆诺这位宗主国的知识分子理解了殖民地的知识分子黎萨尔。
一九O七年，乌纳穆诺为一本关于黎萨尔的书撰写了跋，他写道：
“黎萨尔是一个受过西班牙教育的印第安人，但是西班牙没有允许他成为西班牙人；然而，黎萨尔是一个真正的西班牙人，他比那些杀害了他的可怜虫们更配做一个西班牙人……黎萨尔的尸体余温犹存，那些家伙就亵渎地高呼：‘西班牙万岁!’这是在辱骂苍天……黎萨尔是西班牙人，他用西班牙语思考，他用西班牙语教诲他的同胞，他用西班牙语向他的祖国道出最后的、柔肠寸断的告别。只要西班牙语存活一天，这一声告别就将同在。”同一种对祖国的热爱，同一种语言，联结着宗主国和殖民地的良心。
顺便提一句，乌纳穆诺不是西班牙卡斯蒂利亚人，即“正宗”西班牙人，他的故乡是巴斯克，但他同样用西班牙语写作，同样代表西班牙文化发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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