吐火罗语是原始印欧语系中的一种独立语言 。20世纪初在中国新疆发现了这种语言的残卷。后经考释，此语言有东西两种方言，习称吐火罗A（焉耆语）、吐火罗B（龟兹语）。所使用的字母是中亚源自印度的婆罗米字母斜体，时间可能在6～8世纪之间。简介编辑

十九世纪末迄二十世纪初叶，德国、法国、英国、俄国及日本的中亚探险队发现许多吐火罗语的写本断片，并加以解读。德国学者济格（E. Sieg）、济格林（W. Siegling）等依此语言的特性，而区分为A、B二种方言。A方言（阿耆尼语或东部吐火罗语）的写本仅被发现于吐鲁番与焉耆二地。B方言（龟兹语或西部吐火罗语）的写本除上述二地外，也被发现于库车周围。由此可知，B方言流通范围较广。

A、B二种方言在音韵组织方面大致无别，都不具备‘本来有声闭锁音’。而大部分辅音都呈口盖音化。两方言的动词变化均比名词变化显著。大致而言，动词变化是承继印欧基础语的形式。在名词、代名词、形容词的领域中，对性、数、格的区别或表现法上，显示独特的改革。譬如在表理性的名词与表无理性的名词间有不同的变化形式，以及形容词无比较级与最高级的形式等。这几点都颇值得注意。虽然学术界习惯将A、B二种方言总括为吐火罗语，但是经过复杂的命名问题之论争后，已证实其与巴克特里亚（Baktria）的吐火罗人无关。现存写本属于西北印度婆罗米字母中的一种形态，即以所谓的笈多体字母书写，包含若干特殊文字，大致属于六至八世纪。内容以梵语佛教文献的翻译为主，但是在B方言断片中则有医书、木片的通行证、僧院的会计簿、情书、铭记等宗教以外的资料。

玆以‘一百’一词为例，A方言是ka|（a|□□=I）nt，B方言是kente，由此例可知，吐火罗语与希腊语、拉丁语等相同，属于印欧语族中所谓的Centum语群；又从中间受动态的人称语尾带有r，具有与Italic语派、Celt语派、印度语派、伊朗语派、Hittite语的共通点，此外，其他特征也显示与亚美尼亚语、斯拉夫语派、Balt语派等有关。由此可知，吐火罗语由于与中亚接触的结果，而含有借自伊朗语族的单词。

虽然不知吐火罗语的使用者在未接受佛教以前居于何处；但是，从其音韵组织、文法、语汇中含有非印欧语系的要素，可知在其迁移途中曾受到所接触语言，以及在塔里木盆地的先住民语言的影响。

吐火罗语的元音分单元音与复合元音。辅音有喉音、腭音、顶音、齿音、唇音、半元音与流音、咝音、气音（声门音）、塞擦音。同梵语比较，真正的吐火罗语中缺少清送气音、浊音和浊送气音（而文字中加了些新的标音符号）。吐火罗语的时态有现在时、未完成时、加重过去时、过去时；语气有虚拟、愿望、命令3种。名词、形容词等有3个性：阳性、阴性、中性；有5个数：单数、对数、双数、复数、复合复数；格有双层结构：下层的格是主格、间接格、所有格、呼格（只限于西吐火罗语），上层的格是派生格，有具格、越格、随格、向格、从格、依格、因格(只限于西吐火罗语)。代词有人称、指示、疑问、不定等。还有副词。有基础动词与致使动词；语态有主动与中间两种；数有单数、复数，双数极少。

（以下为扩充内容，paros译编并添注，主要参考George S.Lane,Douglas Q.Adams编修的大不列颠百科词条）

注：


吐火罗语字母
1.原词条描述辅音时，有杂糅的嫌疑，混杂了发音部位和发音方式两种分类方式（“与”前是发音位置，之后是发音方法），且多有现已不太使用的术语，如“顶音”（放音部位的划分，即上颚音/前舌面音）、“气音”（发音方法的划分，包括了通音和部份喉部擦音）等等。
2.原词条在描述词形变化时，“间接格”原文应是oblique，在这里合适的译法应是“宾格”；同样，比“所有格”更恰当的术语应该是“属格”；另外语态的“中间态”应为“中动态”mediopassive，以区别完全的被动态。同时，继编者认为，原始词条中所说的“依格”、“从格”可能对应于更通用的术语概念“与格”、“离格”，但因未见原文依据不足，仅为猜测。

吐火罗语（Tocharian或者Tokharian），或者也是个单一语言构成的印欧语系下的语族，作为一个已经消亡的古老语言，在公元后第一个千纪的后半期（其中，已发现的由吐火罗文书写的文献集中于公元6～8世纪）流行于塔里木河流域（今中华人民共和国新疆维吾尔族自治区中南部）。该语言以被证实的有两种方言：东部的吐火罗语A，流行于吐鲁番盆地和孔雀河中下游；西部的吐火罗语B，则在库车绿洲及其周边（和A有部分重叠）被广泛使用。

对汉语的影响

汉语“蜜”字来自焉耆语 “myat”、龟兹语 “mit”。


汉语“沙门”来自龟兹语 “samane”


汉语“沙弥”来自龟兹语 “sanmir”


汉语“佛”最早来自龟兹语“pud”（季羡林）


汉语“狮子”来自焉耆语 sacake


汉语“昆仑”来自焉耆语 klyom，龟兹语 klyomo


汉语“翕候”来自焉耆语 yapoy，龟兹语 ype （土地）


吐火罗语和印欧语系的关系

1984年英国学者D.Q.Adams 发表《吐火罗语与其他印欧语的关系》，用统计学方法推断吐火罗语最接近日耳曼语族，其次为希腊语族、印度语族、斯拉夫语族、拉丁语族。H.W.Bailey 认为月氏-吐火罗人说伊朗语族语言，认为焉耆龟兹语是伪吐火罗语。



2发现编辑

第一份吐火罗文书写的手稿是在公元1890年被发现的。1890年英国军官鲍威尔(Bower)在库车发现古代桦树皮写本。在之后的近二十年中，大量的吐火罗文文献被西方探险队发现，紧接着被带出了曾经中国西北这片诞生、养育并最后埋葬了它的干旱盆地。最重要的发掘是由一支普鲁士探险队（1903～04，1906～07，吐鲁番盆地及周边）和一支法国探险队（1906～09，库车绿洲
吐火罗语
及周边）完成的，在中国新疆吐鲁番发现大批健驮逻语、安息语、古波斯语、粟特语、和田塞语古写本残卷，还发现一批用婆罗米字母书写的不为人知的语言的残卷；1907年法国探险家伯希和在新疆库车西北16公里处的卡伦峡谷和敦煌两地发现婆罗米木简，带回巴黎。最终使得大多数现有的吐火罗文卷本被保存在柏林和巴黎。另外，也有部分文本可以在伦敦、加尔各答、圣彼得堡和日本的一些地方被找到，这归功于英印联合探险队以及来自俄罗斯和日本的探险队的参与。
残卷运到德国之后，德国学者那是还不能读通这些文字，但已经意识到这些残卷的重要性。柏林大学组织了许多年轻的语言学家主要是梵文学家来进行研究，济格（E. Sieg）教授便是其中之一。面对这天书一般的文字，许多人望而却步了。只有济格（E. Sieg）、济格林（W. Siegling）教授两人决心合作来读通这种语言。

济格（E. Sieg）、济格林（W. Siegling）的合作一直持续了三十多年，终于把这些天书读通，并定名为吐火罗语。在共同研究期间，他们合作发表了许多震惊学术界的著作和论文。合作之初，工作更是艰难。济格林（W. Siegling）住在柏林，是在普鲁士科学院工作，而济格（E. Sieg）则在哥廷根大学。两人不断要有通信联系，有时碰到解决不了的疑难，或者是意见不一致之处，济格（E. Sieg）还得从哥廷根到柏林，与济格林（W. Siegling）商讨。后来，又取得了比较语言学家W.舒尔兹的帮助，三人合作著称吐火罗语语法，成为这一新发现的语言学的经典之作。

吐火罗文是用一种发源于北印度的音节字母书写的，这种被称之为婆罗米字母（Brāhmī）的系统在当地（指公元6～8世纪的塔里木河流域）和同时代的其他地方也被用来抄写梵语的卷本。对它的语法结构以及解读上第一次重大的突破是由两位德国学者Emil Sieg及Wilham Siegling于1908年完成的，在他们的研究报告中，也指出了吐火罗语似乎是以两种语言或说方言的形式存在的，并开始用今天我们所知道的吐火罗A（以下简称T.A.或-A）和吐火罗B（以下简称T.B.或-B）来区分两者。保留在德国的抄本残卷包含了两种方言，而其他地方保存的则只是由T.B.书写的。

最终一个德语词Tocharisch被借用来描述这个新发现的古代印欧语言，并导致了之后一系列关于命名上的争论（见后文Tocharian的争论），但可以确定的是，“吐火罗语Tocharian”这个概念正渐渐被人们所接受。



3文学编辑

吐火罗文的文献著作大多是以佛教内容为主题的，包括了大量的《本生经》转写译本和新编本、佛法譬喻以及阐释佛教思想、教诲和戒律的著作。在T.B.文本中也包含了一些商业贸易活动的记录，像是寺院经营档案、商旅通关文件、医学和巫术的报告等等。毫无疑问这些用吐火罗文书写的文本为研究中亚古代民族的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提供了丰富而重要的第一手材料

吐火罗语消失的东部印欧语资料难得    下面百度了一下

英文版的教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