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编 阿拉伯人在欧洲：西班牙和西西里岛

第三十四章 西班牙的征服

穆斯林对于欧洲西南门户伊比利亚半岛的出征，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是阿拉伯人所从事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战争标志了穆斯林在非洲和欧洲的扩张达到高峰，正如突厥斯坦的征服标志了穆斯林在亚洲和埃及的扩张达到极点一样。

无论就进军的迅速或就成功的圆满程度来说，此次深入西班牙的远征，在中世纪军事编年史上都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第一个侦察队，于710年7月，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最南端的一个小小的半岛上登陆，计有步兵四百人，骑兵一百人，全是柏柏尔人，队长泰利夫是穆萨·伊本·努赛尔的侍从，穆萨是伍麦叶王朝驻北非的著名长官。这个半岛，现在叫塔里法，就是因泰利夫而得名的，原来叫泰利夫岛（Jazīrat Tarif）。穆萨约自公元700年起担任长官，他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把拜占廷人永远驱逐出境，而且把他征服的地区逐渐推向大西洋，这样替伊斯兰教世界取得一个侵入欧洲的根据地。公元711年，穆萨派遣他的自由民柏柏尔人塔立格·伊本·齐雅德，统率着由七千人（大部分是柏柏尔人）组成的大军，进攻西班牙。所以发动进攻，是由于看到泰利夫取得成功，看到西班牙西哥特王国内部有纠纷，同时也是由于战利品的引诱，而不是由于存心征服。塔立格在一座峭壁前面登陆，那座峭壁后来被称为Jabal Tāriq（塔立格山），这是Gibraltar（直布罗陀）这个名称的由来，塔立格因此得以名垂青史。相传他渡海的船只是由一个半传奇式的人物，休达的伯爵朱利安供应的，在休达，海峡只有十三英里宽。

塔立格补充了自己的兵力之后，统帅着一万二千人，于711年7月19日，在詹达礁湖岸边巴尔柏特河口，与罗德里克王的军队遭遇。罗德里克曾废黜前王，篡夺了王位，前王是威帖萨的儿子。西哥特的军队，虽有二万五千之众，却被完全击溃了，这是由于国王的政敌们叛变的缘故，他们的首领是前王的叔父奥帕斯主教。罗德里克的下落，是一个谜。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编年史的普通说法，是他失踪了。

在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穆斯林们在西班牙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几乎等于在西班牙游览。只有西哥特武士所统治的城市，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塔立格统率大军，取道埃西哈，向首都托莱多前进，同时派遣几个分遣队，去进攻邻近的各城市。南方的塞维利亚设防最坚固，塔立格有意地避开了这个城市。一支纵队攻克了阿尔奇多那，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另一支纵队，克服了埃尔维拉（座落于现在的格拉纳达所在地的附近），这个地方也是不攻而下的。由穆基斯鲁米（罗马人或希腊人）统帅的骑兵所组成的第三支纵队，进攻了科尔多瓦。后来变成穆斯林首都的这座城市，经过两个月的坚决抵抗后，终于投降了。据说投降的原因，是一个牧人不忠于祖国，他向围攻者指出了城墙上的一个裂口。马拉加没有抵抗。在埃西哈发生了这次远征中最猛烈的战斗。结果是侵略者获胜。西哥特的首都托莱多，是被某些犹太居民出卖掉的。711年春天，塔立格以一支侵略军的将领身分出征，到同年的夏末，他已变成半个西班牙的主人公了。他摧毁了一个完整的王国。

穆萨嫉妒自己的助手所取得的那种出乎意料的、惊人的胜利，所以，统率着一万名纯粹由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于712年6月，冲进了西班牙。穆萨故意挑选塔立格所避开的那些城市和要塞，如麦地那·西多尼亚和卡莫纳。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而且曾做过罗马的省会，这座城市曾坚决抵抗到713年6月底。但最顽强的抵抗却是在梅里达。经过一年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终于在713年6月1日，被用猛攻的方法攻破了。

穆萨在托莱多或其附近，会见了塔立格。史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鞭挞了他的这个部下，而且给他带上了锁链，因为在远征的早一个阶段里，他就下令停止前进，塔立格却不服从命令，硬要一意孤行。但是，征服的工作继续进行。穆斯林的军队，不久就到了北方的萨拉戈萨，而且向着阿拉贡、莱昂、阿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高地挺进。同年秋天，在辽远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立德，把穆萨召回去，并且要以不向上级请示为罪名，加以惩罚，正如穆萨对待自己的柏柏尔族的下级一样。作为非洲的长官，除哈里发外，穆萨再没有上级了。

穆萨把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下来，担任新征服地区的司令，然后从陆路慢慢地向叙利亚前进。伴随着他前进的，有他自己的官员和西哥特的亲王四百名，他们头戴冠冕、腰系金带，后面还跟着一群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无穷无尽的仆从，他们的任务，是搬运数量庞大的战利品。这个庄严的行列，在北非自西向东的凯旋旅行，成为阿拉伯史学家中意的论题。关于此次旅行的描绘，使人想起罗马将领班师回朝的古代画面。令人难忘的行列的消息，早已传到大马士革。穆萨到了太巴列，就奉到素莱曼的命令，叫他推迟到达首都的时间。素莱曼是有病的韦立德的弟弟和继任者，这位候补的哈里发，希望凯旋行列在他即位后到达首都，给他增添光彩。

715 年2月，穆萨进入大马士革，跟他来的还有满身珠翠的西哥特亲王们。他显然受到韦立德优渥的接待。正式的接见，是在壮丽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大寺里隆重举行的，这件事是得胜的伊斯兰教史上最热闹的场面。西方的几百名皇亲国戚和欧洲的几千名战俘，向信士们的长官表示臣服，这是破天荒第一遭。穆萨向哈里发献上了很多战争纪念物，其中有一张华丽的桌子，相传是侍奉所罗门的精灵制造的。据说罗马人从耶路撒冷把这件无双的艺术珍品运到他们的首都去，后来，西哥特人又从那里把它拿走了。西哥特历朝的国王，都用宝石装饰这张桌子，而且要赛过前一朝的国王。这件宝物原来收藏在托莱多的大教堂里，主教企图带着它逃跑，塔立格可能是从主教手里夺得的。据说，穆萨在托莱多从塔立格手里接管这件珍品的时候，塔立格暗暗地把一支桌腿藏起来，现在当着哈里发的面，他戏剧性地把遗失的桌腿拿出来，以证明这件珍品是他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有许多成功的阿拉伯将领都曾遭遇厄运，同样的厄运也在等待着穆萨。韦立德的继任者，叫他遭受到极端的凌辱。不仅让他站在烈日下受体罚，以致他精疲力尽，而且还没收了他的财产，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最后我们听到，征服了非洲和西班牙的这位老将，后来竟然在希贾兹的一个偏僻的乡村瓦迪·古拉当乞丐。

西班牙现在变成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了。西班牙的阿拉伯名称，是安达卢斯。在这个半岛上，只有北部和东部几个小地区，还有待于穆萨的直接继任者去征服，只有比较少的反叛，留待他们去镇压。这个半岛是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美丽、最广大的省区之一，仅仅七年的工夫，整个半岛都被征服了。征服者最少要在这里逗留几百年。

这个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胜利，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不难从前面粗略的叙述中看出来。首先是民族之间的鸿沟还没有消除，因为五世纪初叶，作为条顿族的野蛮人进入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西班牙-罗马的居民之间，隔阂很深。哥特人经过长期的奋斗，才取代了先来的斯威维人和凡达尔人的地位，这些人原来也是入侵的日耳曼游牧民群。西哥特人是以独裁者，而且常常是以专制君主的身分，统治这个半岛的。他们是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直到587年，他们当中才有一个名叫列卡德的，接受了土著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土著怨恨异端派的哥特人的统治。土著中包括大批的农奴和奴隶阶级，他们对于自己难以忍受的命运，当然是不满意的。这个被奴役的阶级，对于侵略的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与侵略者合作，这是毫不足奇的。我们还应该提及居民中的犹太成分，哥特族的国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迫害，使他们与人民群众互相疏远。当局一再力图强迫他们改奉基督教，612 年国王曾下令叫全体犹太教徒到教堂去受洗，违令者驱逐出境，并没收全部财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穆斯林的入侵者在西班牙境内进军之际，会把几个新征服的城市委托犹太教徒代为管理。

我们还应该记住，哥特族王室和贵族中间政治上的争论，再加上内部的倾轧，已经破坏了国家的基础。六世纪末叶，哥特的贵族已经变成领主。穆斯林的入侵，恰巧是在贵族中篡夺王位者登基的时候，因此，这个篡夺者就被失国者的亲戚出卖了。被废黜的国王威帖萨的儿子阿契拉，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阿拉伯人是为他的利益而战的，托莱多被征服后，他收回了自己在托莱多的财产，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在这里继续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他的叔父奥帕斯，升任首都教区的大主教。至于朱利安在此次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萨拉戈萨的陷落，扫除了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仍然存在，穆萨并没有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尽管阿拉伯的某些编年史家把这件功绩也记在他的帐上，而且说他胸怀大志，希望越过“法兰克人的地方”，通过君士坦丁堡，而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握手。在欧洲杀开一条血路的梦想，虽然狂妄，而且离奇，但是也很可能掠过阿拉伯入侵者的脑海，因为他们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并不是很丰富的。实际上，在717年或718年初次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却是穆萨的第三个继任者侯尔·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赛盖菲。

由于受到法兰西各修道院和各教堂丰饶的财宝的诱惑，由于看到梅罗文加王朝主要官吏和阿揆坦地方的公爵之间存在内部倾轧，侯尔开始了对法兰西的袭击，他的继任者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继续进行这种袭击。720年，在哈里发欧麦尔二世的时代，赛木哈克服了塞普提美尼亚，这本来是已经灭亡的西哥特王国的属地，随后又攻克了纳尔榜，即阿拉伯语的艾尔卜奈，这座城市后来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城堡，设有兵工厂和军需厂。第二年，他企图克服阿揆坦的厄德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但是，有效的抵抗使他失败了。赛木哈在此战役中“殉教”，即在对非穆斯林作战中阵亡了。一个日耳曼的君主，在对穆斯林作战中获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阿拉伯人后来在比利牛斯山脉外的许多次进军，都没有成功。

向北方的最后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远征，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阿卜杜勒·加菲基所指挥的，他是继赛木哈之后担任西班牙省长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于732年孟春，跨过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挺进。他在加龙河岸上击败厄德公爵后，猛扑波尔多，把那里的教堂焚毁了。烧了普瓦蒂埃城墙外面的一所会堂之后，他向北推进，到达图尔附近。图尔有高卢人的使徒圣马丁的坟墓，所以是高卢人宗教上的首都。那里的还愿物，对于侵略者无疑地曾经是主要的吸引力。

在这里，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在维埃纳河与克勒恩河交汇处，阿卜杜勒·赖哈曼与夏尔·马泰尔相遭遇。夏尔是梅罗文加王朝宫廷的侍卫，厄德公爵曾请求这个王朝给予援助。夏尔是骁勇的，他后来获得的绰号马泰尔（战槌），就可以表明他的英勇。他打败了许多敌人，而且，迫使在阿揆坦行使独立政权的厄德公爵不得不承认北方法兰克人名义上的统治权。夏尔在名义上并不是国王，他只是赫列斯塔尔的培平的私生子，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国王。

阿卜杜勒·赖哈曼所统率的阿拉伯军队和夏尔所统率的法兰克军队，在七天之中，面对面地摆开了阵式，渴望着交锋的时刻赶快到来。法兰克军队大半是步兵，身上披着狼皮，乱蓬蓬的头发，垂在肩上。小冲突不断发生。最后，在73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这位阿拉伯统帅首先发动了进攻。在酣战中，法兰克的战士们，肩并肩地站着，构成一个空心的方阵，他们坚固得象城墙一样，紧密得象冰块一般，这是一位西方史学家的描绘。敌人的轻骑，屡次冲锋都失败了。他们不让路，光用大刀，把冲锋者砍倒。牺牲者当中就有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夜幕终于把双方的战士隔开了。次日拂晓，敌营中的安静，引起了夏尔的猜疑，他想敌人一定会有什么诡计。他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真实情况。在夜幕的掩蔽下，阿拉伯人早已悄悄地抛弃帐棚向远遁了。夏尔就这样获得了胜利。

晚期的传说，把普瓦蒂埃或图尔战役加以渲染，过分地夸大其历史的重要性。穆斯林却很少提及此次战役，对他们来说，这次大战已变成“殉教者的铺道” （balāt al-shuhadā’）。对基督教徒来说，此次战役意味着他们永久的敌人在军事命运上出现了转折。吉本和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说，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据现代的几位历史作家看来，图尔战役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实际上，这次战役，什么也不能决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浪潮，以直布罗陀海峡为出发点，几乎向北方澎湃了一千英里，已经到达一个自然的停顿。他们精疲力尽了，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势头了。内部的倾轧和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两个民族成分之间的猜忌，对于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军队的士气，开始发生影响了。我们即将看到，在阿拉伯人中间，并没有一致的情绪和目的。在这个地点，穆斯林的确被阻止住，但是，在别的地方，他们的侵略仍在继续进行。例如，他们于734年夺取了阿维尼翁，在九年之后，又掠夺了里昂；直到759年，他们才放弃了对战略基地纳尔榜的控制。图尔附近的败北，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停止北进的真实原因，但是，它标志着胜利的穆斯林的军队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先知去世后一百年内，他的在大马士革的继任者的领域，已经变成一个世界帝国，版图之大，东起中国，西至高卢。

西班牙穆斯林队伍中两个派别之间的倾轧，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凭着这个线索，就能了解从732年图尔战役起，到755年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于西班牙为止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这个线索就是在北方的阿拉比亚人（通常称为穆达尔人）和南方的阿拉比亚人（也门人）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宗派之争。也门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接受十叶派的观念；穆达尔人是支持逊尼的正统派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作为阿里派的也门人，自然同情新的政权，穆达尔人则仍然效忠于已经垮台的伍麦叶的家族。在征服西班牙后，柏柏尔人从非洲大量地冲进这个半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接受了哈列哲派的主义，表示拥护哈列哲派，他们不仅反对伍麦叶人，也反对阿里派，此时他们构成一个最富于扰乱性的因素。他们诉苦说，他们的同乡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却被分派到西班牙中部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人却独占了安达卢西亚最美好的省份。

不满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叛变。柏柏尔人暴动的火焰，在几年之内（734— 742年）十分炽烈，从摩洛哥传布到盖赖旺，此时已蔓延到西班牙，从而威胁了一小撮阿拉伯移民，他们大有被根绝的危险。741年，哈里发希沙木，派遣一支由二万七千名叙利亚人组成的军队，去镇压非洲的叛乱。这支军队的残余（约占全军的三分之一），在伯勒只·伊本·比什里·古舍里的统率下，渡过海峡。这些叙利亚人又变成了移民，他们的野心和私心，表现在他们效忠于伍麦叶王朝的事业上。他们把一个新问题引入一种本来已经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去。伯勒只夺取了政府，使他的部下驻扎在首都科尔多瓦。后来，这些强横的叙利亚人，又分散到各处去。希姆斯分队驻扎在塞维利亚；巴勒斯坦分队驻扎在麦地那·西多尼亚和阿耳赫西拉斯；大马士革分队驻扎在埃尔维拉地区；肯奈斯林分队驻扎在哈恩地区。在732年到755年短短的二十三年期间，西班牙的省长更换了二十三次之多，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政局的混乱达到了什么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不可能在北方敌人的领土内有很大的进展，虽然在这个期间曾进行过几次远征；还有，就是某些长官在战争中“殉教”了。

半岛的政府是在一个艾米尔的掌握之中，他的政权几乎是独立的，尽管在名义上他归驻在盖赖旺的马格里布（北非和西班牙）总督管辖。在某些情况下，他由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任命，并由哈里发管辖。穆萨·伊本·努赛尔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即安达卢西亚的第一任省长，选择了塞维利亚（阿语Ishbiliyah，伊什比里叶）做省政府的所在地。他跟罗德里克王的寡妇艾吉罗娜结了婚，此时她的名字已改为温木·阿绥木（umm‘sim，阿绥木之母）。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这位基督教的新娘，说服了她的丈夫，依照西哥特王朝的习惯，戴上王冠，并且把接见厅的门头降得很低，去见他的人必须鞠躬而入。她还坚决要求，把她的宫内小教堂的门头也降得很低，让阿卜杜勒·阿齐兹有事到那里去找她的时候，也鞠躬而入，仿佛是在做礼拜。围绕着这些新措施的传闻，张大其辞，说穆斯林的省长已变成了基督教的皈依者，这些谣言传到哈里发素莱曼的耳朵里，就使得西班牙的第一任穆斯林长官遭到谋杀。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于716年，发生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圣·鲁菲纳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大概已改做清真寺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大马士革，让他年老而悲惨的父亲也见到了。

三年之后，短命的省长名单上的第四位省长，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把省政府迁到科尔多瓦（Qurubah，古尔图伯），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西方的伍麦叶王朝灿烂的首都，达四百年之久。赛木哈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建筑了科尔多瓦大桥，桥基是古罗马建筑的残存；他还重新测量了全省的土地，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赛木哈去职后不久，省长的职位就变成了一块骨头，穆达尔人和也门人为争夺这块骨头进行了流血斗争。这两派最后想出了他们都认为是最高明的主意：轮流执政，由他们两派的成员各任省长一年。

由穆达尔人中选出的第一任省长，是优素福·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 菲海里，盖赖旺的建立者欧格白的后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于746年批准了这个任命。到了年终，优素福却拒绝让位给也门人的候选人，他继续霸占省长的职位达十年之久。755年末，他到北方去镇压一次暴动，在那里接到消息，说一个伍麦叶王朝的青年，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最近已在格拉那达南边登陆，正在途中，他将来接管省长的职位。而西班牙历史上新的、重要的一章就要揭开了。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拉伯沙漠的居民，在回历一世纪中，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文明世界的极大部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与这种高速度相比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后裔的统治，在回历三世纪中叶和四世纪中叶，极快地衰落下去了。公元820年前后，集中在巴格达哈里发个人的手中的权力，比集中在当时活着的任何别人手中的权力都要多些；到了 920年，他的继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缩小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他自己的首都里，也很难感觉到他有什么权力。到了1258年，那座首都本身，已成了废墟。随着巴格达的陷落，阿拉伯人的领导权就永远消失了；真正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总崩溃，有种种外部因素，野蛮人的突击(这里指的是蒙古人或鞑靼人的突击)虽然是惊人的，实际上只起了推动作用。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了雨后春笋般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连这种现象，也只能看作是症状，不能看作是病根。

跟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一样，在病人已经气息奄奄、命在旦夕的时候，强盗们才明火执仗地打进门来，把帝国的遗产抢得一干二净。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分裂，有种种内部因素，这些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还要重要。读者细心地看完前面各章，就一定会看出这些内因，而且注意到这些内因在几个世纪中所起的作用。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在那些草率的、不完全的征服之中，早已种下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治理的方法，又不能促进长治久安。压迫剥削和横征暴敛，是被认可的政策，是通则而不是例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阿拉比亚人自己当中，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旧有的隔阂，继续存在。无论伊朗的波斯人、突兰的突厥人、含族的柏柏尔人，都没有跟闪族的阿拉比亚人结合成一个纯一的整体。没有同种意识把这些不同的分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伊朗人念念不忘他们的古老的国家光荣，从来没有服从新的政治制度。柏柏尔人随时准备拥护任何分裂运动，模糊地表现了他们的部族感情和异族观念。叙利亚的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期望着有一个素福彦人起来，把他们从阿拔斯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①。伊斯兰教内部的离心力，作用之大，并不亚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十分活跃，积极地创建了十叶派、盖尔麦兑派、易司马仪派、阿萨辛派等等教派。这些集团中有几个不仅是宗教派别，盖尔麦兑人还曾用他们的几次狂风，震撼了帝国的东部，后来不久，法帖梅人就夺走了帝国的西部。伊斯兰教再不能把自己的皈依者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哈里发帝国也再不能把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和中亚细亚的领土，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单元了。

其次，还有许多社会的和道德的瓦解力量。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由于有无数的阉人，就有可能大量地蓄妾；女奴和青年男奴 (ghilmān)对于男性的颓废和女性的堕落，起了最大的作用；皇室内漫无限制的偏房、无数的异母兄弟和无数的异母姊妹，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嫉妒和阴谋；再加上豪华的奢侈生活、经常的饮酒唱歌：这种种因素，耗尽了家庭生活的元气，难免产生一代比一代懦弱的王室子嗣。继任权又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这些子嗣的力量，由于互相争夺继任权，而更加薄弱了。

各种经济的因素，也不可以抹煞或低估。横征暴敛和专为统治阶级谋私利的地方政治，都削弱了农业和工业。统治者日益富足起来，人民却日益贫困下去，二者适成反比。大的国家里产生小的国家，这些小国家的首长，剥削人民，把他们当做农奴。连年的流血战争，耗尽了人力，以致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泛滥，定期地造成巨大破坏，帝国各地区的饥荒，又加重了灾难的危害性。在鼠疫、天花、恶性虐疾和其它热病的面前，中世纪的人是束手无策的，这些传染病时常流行，使许多广大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自阿拉比亚人征服亚非地区四百年以来，阿拉伯语的编年史上，记载了四十次以上比较重大的传染病的流行。国民经济的衰退，自然造成文化的衰退和创造性思想的窒息。

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统率大军，离开蒙古利亚，决心要毁灭阿萨辛人和哈里发王朝。蒙古汗国的大军，象波涛一样，第二次汹涌而来。在花拉子模诸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小王国，被这支大军扫荡得一干二净。旭烈兀曾邀请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①(1242—1258年在位)参加对易司马仪派的支派阿萨辛人的战役。这个邀请，没有得到反应。1256年，阿萨辛人大量的要塞，包括阿拉木图主要的城堡，毫无困难地被夺取了，这个可怕的兄弟会的力量，被彻底打垮了①。连婴孩都被残酷地杀死了。次年9月，这位战无不胜的入侵者，一面沿着著名的呼罗珊大路蜿蜒前进，一面送出最后通牒给哈里发，要求他投降，并且自动拆毁首都的外城。他的答复，支吾其词。1258年1月，旭烈兀的抛石机，对首都的城墙进行了有效的攻击。不久就有一个堡垒被打开一个缺口②。旭烈兀有一位夫人是基督教徒，所以由景教教长陪同大臣伊本·阿勒盖米出城来，谈判停战条款。旭烈兀不肯接见他们。后来，他们提出警告，引证先例，说明胆敢侵犯和平城或危害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者会遭遇什么命运，也同样无效。他们警告旭烈兀说：“如果杀害哈里发，全宇宙就要陷于紊乱，太阳就不露面，雨水就要停止，草木就不再生长③。”但是，他不信这些警告，这要归功于他部下的占星学家。2月10日，他的部队，蜂拥入城，不幸的哈里发率领着三百个官员④和法官，赶出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十天之后，他们全被处死了。首都被抢劫一空，完全烧毁。大部分居民，包括哈里发的家属，被屠杀干净。遍街遍巷的尸体，发出极大的恶臭，旭烈兀被迫撤出城去，好几天之后，再重新进城。他可能打算把巴格达留做自己驻扎的地方，因此，没有象对其他城市那样，加以彻底破坏。景教的大主教，受到特别的优待。某些学校和清真寺，幸免于破坏，或者得到修复。金曜日(聚礼日)的祈祷词中不能提及任何哈里发的名字，这在穆斯林世界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

1260年旭烈兀威胁着北部叙利亚。他克服了阿勒颇，屠杀了居民五万人，此外，他还夺取了哈马和哈里木。由于他哥哥蒙哥大汗①的逝世，他被迫返回波斯，行前派遣了一位将领，去围攻大马士革。他留下来的部队，在征服叙利亚之后，1260年在拿撒勒附近的阿因·扎卢特地方(即歌利亚泉)，被埃及麦木鲁克王朝古突兹②的名将拜伯尔斯歼灭了。整个叙利亚现在又被麦木鲁克王朝收复了，蒙古人向西的推进，明确地被阻止住了。

后来，旭烈兀再到叙利亚，而且企图与法兰克人联盟，以征服叙利亚，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

波斯的蒙古王朝的版图，西自阿姆河，东至叙利亚边境，北自高加索山，南至印度洋，旭烈兀是波斯蒙古王朝的奠基者，是首先采用伊儿汗的称号的③。他的继任者都称伊儿汗，直到第七位继任者合赞汗·麦哈茂德(Ghāzān Mahmūd， 1295—1304年)，一概如此。在他在位的时代，十叶派伊斯兰教变成了国教。在伊儿汗国，或旭烈兀人统治时代，巴格达的地位降为省会，这个省区叫做阿拉伯的伊拉克。大伊儿汗(这是旭烈兀的尊号)对于臣民中的基督教分子，特别优待。在承平时，他喜欢居住在乌尔米雅湖东边的马腊格。他在那里修建了许多大建筑物，包括著名的图书馆和天文台。1265年，旭烈兀死后，就葬在那里，依照蒙古人的风俗，有许多美丽而年轻的婢女殉葬。他和他的继任者，象塞尔柱克人一般，很快就认识波斯人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并加以任用，如大学者朱威尼(1283年卒)和赖世德丁(1318年卒)，都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家。波斯的伊儿汗王朝的国祚仅仅七十五年，在这期间，文学上的成就是很丰富的。

十三世纪初期，伊斯兰教腹背受敌，东方有骑马射箭的野蛮的蒙古人，西方有身穿甲胄的十字军，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似乎要永远灭亡了。到了同一世纪的末期，形势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最后一批十字军已被赶进了大海。历朝的伊儿汗，有很多人向基督教讨好，但是，第七位伊儿汗终于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这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所获得的一个辉煌的胜利。跟塞尔柱克人的先例完全一样，在穆斯林的武力失败的地方，他们的宗教得胜了。旭烈兀曾企图无情地摧毁伊斯兰教文化，但是，不到半个世纪，他的曾孙合赞汗，已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为复活同一文化，贡献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注定来恢复伊斯兰教的军事光荣，把伊斯兰教的旗帜胜利地树立在广大的新地域的却不是蒙古人。这个任务留给了他们的亲戚奥斯曼土耳其人①，他们是阿拉比亚宗教最后的捍卫者。他们的帝国在苏莱曼时代(1520—1566年)，从底格里斯河岸上的巴格达扩张到多瑙河岸上的布达佩斯，从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几乎到直布罗陀海峡。1516年1月苏莱曼的父亲赛里木，在北叙利亚摧毁了麦木鲁克的军队①，他在自己的战俘中发现一个不足取的人物，名叫穆台瓦基勒，他代表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系统；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期间，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便把他们这个系统当做了傀儡。他们的始迁祖是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叔父。显然他在巴格达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261年，麦木鲁克王朝的第四个统治者拜伯尔斯(1260—1277年)以隆重的仪式，把他捧上哈里发的宝座，上尊号为穆斯坦绥尔②。后来不久，穆斯坦绥尔曾做过一次卤莽的尝试，企图替拜伯尔斯收复巴格达，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却被人杀死了。阿拔斯王室的另一个苗裔， 1262年被用同样的仪式捧上了宝座。素丹赛里木把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后来准许他返回开罗，他于1543年死于开罗。在埃及似有非有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可以说就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了。有人说，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曾把哈里发的称号和所有的权益，全盘让给奥斯曼的征服者，或者是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资料里却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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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本书第286页。
①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坚持天道者”。最后的几位哈里发的世系表： 34.纳绥尔(1180—1225年)；35.扎希尔(1225—1226年)；36.穆斯坦绥尔(1226—1242年)；37.穆斯台耳绥木(1242—1258年)
① Rashīd-al-Dīn，Jāmi‘，ed.and tr.Quatremère，vol.pp.166以下。
② Fakhri，p. 454； Rashīd-al-Dīn, vol.i, pp. 284—285。
③ Fakhri,p. 190；Rashīd-al-Din，vol.i，p.260。Fakhri是1301年写成的，他题赠摩苏尔长官Fakhr-al-Dīn‘Isā，这位长官是蒙古人任命的。这部著作中记载了他亲眼看到的巴格达陷落的情况。
④ 一说是三千官员，参阅 Rashīd-al-Dīn，vol.i, p. 298。
① 马可波罗所谓的大汗是他的另一个哥哥忽必烈(Qūbilāy， 1294年卒)，也就是科尔里奇称作的 Kubla Khan。忽必烈从蒙古的哈刺和林城迁都于北京。参阅 Ras-hīd-al-Dīn, vol. i, p. 128, vol.ii, ed. E. Blochet(Leyden. 1911), pp. 350以下。
② Abu-al-Fidā’, vol.iii, pp.209—214); Rashīd-al-Dīn, vol. i, pp. 326—349;Maqrīzi,Sulūk,tr Quatremère as Sultans mamlouks,vol.i,(pt.2),pp.96以下。
③ 伊儿汗是突厥语īlkhān的对音，这个称号由两个名词配合而成，īl的意思是部族，khān的意思是首领，合起来是部族的首领，有附庸的意思，这个称号是表示他们臣属于起初在戈壁以北的辽远的蒙古利亚、随后迁都北京的蒙古大汗(Khāqaān)。
① 他们是突厥人，而他们开基创业的祖先叫奥斯曼(‘Uthmān，生于1258年前后)，故欧洲人称他们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① 参阅本书第47章，49章。
② Abu-al-Fidā’,vol.iii,p.222.参阅本书第47章“关于哈里发的插曲”。
③ 参阅本书第16章“哈里发的职务主要是一种政治职务”，第49章“奥斯曼哈里发”。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在西方的许多小王朝——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瓜分哈里发的领土的时候，在东方，同样的过程也由另外一些人在进行着，他们主要是突厥人或者波斯人。

在巴格达东面首先创建半独立国的是麦蒙曾一度信任的大将，呼罗珊人塔希尔·伊本·侯赛因。他胜利地指挥他的主子的军队，对艾敏作战。在这次内战中，据说这位独眼将军双手使用宝剑，杀人如麻，因此，麦蒙赠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助勒·叶米奈因”(两手俱利者)②，有一位诗人称他为“缺一只眼晴、多一只右手”的战士③。塔希尔是一个波斯籍奴隶的子孙，820年，麦蒙为奖励他的汗马功劳，任命他为巴格达迤东所有领土的总督，以呼罗珊为他的政权中心。后来，他把这个地区的首府迁移到木鹿，在两年后他去世之前，他从每周聚礼日(金曜日)的祈祷词中删除了哈里发的姓名④。塔希尔的继任者，名义上虽然是哈里发的诸侯，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版图扩张到印度的边境。他们把自己的政府的所在地迁移到内沙布尔，他们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势力，直到872年⑤，才被萨法尔王朝所替代。

萨法尔王朝发源于锡吉斯坦，在波斯建国四十一年(867—908)，奠基者是叶耳孤卜·伊本·莱伊斯·萨法尔(867—878)。萨法尔(铜匠)是以铜匠业为正业，以强盗业为副业的。他是一伙歹徒的头子，有勇有谋，哈里发所任命的锡吉斯坦省长很赏识他，因此，委任他做驻军的司令①。萨法尔终于继任了他的恩人的职位，他几乎把波斯全境和印度的外国加到自己的版图中，甚至威胁到在哈里发穆耳台米德②统治下的巴格达。萨曼王朝继承了萨法尔王朝的一大部分土地③。

在河外地和波斯实行统治(874—999年)的萨曼人，是萨曼的子孙，原是巴里黑的一个祆教贵族。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萨曼的孙子奈斯尔·伊本·艾哈迈德 (874—892年)，但是建立这个王朝的政权的是奈斯尔的弟弟易司马仪(892—907年)，他于900年从萨法尔王朝抢夺了呼罗珊④。萨曼人起初是塔希尔王朝的副省长，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在第三位君主艾哈迈德的儿子奈斯尔二世⑤(913—943年)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版图扩张到最大限度，他们的王朝包括锡吉斯坦、克尔曼、祝尔占、赖伊、泰伯里斯坦，再加上河外地和呼罗珊。这个王朝表面上表示效忠于阿拔斯王朝，但是在实际上是独立的。在阿拔斯王朝各位哈里发看来，这个王朝的成员是些艾米尔(amīr，省长)，甚至是些阿米勒(‘āmil，收税官)，但是，在他们的领士之内，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

河外地最后成为穆斯林的领土，是在萨曼王朝时代。他们的首府布哈拉和他们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作为学问和艺术的中心，几乎使巴格达相形失色。不仅阿拉伯语的学术，而且波斯语的学术，同样受到保护和奖励。赫赫有名的医学家拉齐把他的医学名著叫做《曼苏尔集》(al-Mansūri)，就是为纪念他的庇护者锡吉斯坦的曼苏尔·伊本·易司哈格的，他是萨曼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的侄子。青年时代的伊本·西那，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应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努哈二世(976— 997年)①的召唤，访问了布哈拉，努哈二世特许他自由出入丰富的皇家图书馆②，在那里他获得了他那似乎无穷的知识宝藏。从这个新时代起，现代的波斯文学才兴盛起来。在这个时期中，费尔道西(约934—1020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曼苏尔一世③(961—976年)的大臣伯勒阿米节译了泰伯里的世界史④，就这样创作了现存的最古老的波斯语的散文著作。自穆斯林的征服以来，波斯人就用阿拉伯语作为文学表达的媒介，但是由于这些作家的创作，波斯的灿烂的穆斯林文学也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萨曼王朝虽然是伊朗各王朝中最开明的王朝之一，但是仍未摆脱同时代其他王朝所遭受的那些致命的要素。除专横的军事贵族和不确定的王位继承所提出的通常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新的危险，那就是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萨曼王朝用来充实他们宫廷的那些突厥族奴隶，甚至逐渐暗暗地插手于国家权力。萨曼王朝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南的领土，于994年被加兹尼王朝所吞并，这个王朝是在这群奴隶之一的领导下强盛起来的。乌浒水以北的领土被突厥斯坦的所谓伊莱格汗们(īlek或īleq Khans)抢夺去了。他于992年克服布哈拉，而在七年之后，给气息奄奄的萨曼王朝以最后一击，结果了它的性命。这样，中亚细亚的各突兰汗国，就第一次 ——但不是最后一次——在伊斯兰世界事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回历四世纪中，伊朗人和突兰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边境上争夺霸权的斗争，只不过是更严重的发展的序幕而已。此后，我们将要看到，这些突厥人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竟然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的最大部分权力，实际上最后竟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巴格达”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帝国。

在萨曼王朝加以恩宠，而且给以高官厚禄的突厥奴隶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艾勒卜特勤(Alptigīn)，他起初是一名护卫，不久被提升为警卫队的队长①，961年又升任呼罗珊的省长。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在萨曼王朝新君主的面前失宠了，因此逃到这个王国东方的边境去。在这里，他于962年从当地统治者的手中夺取了阿富汗的加兹尼，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②，这个王国后来发展成包括阿富汗和旁遮普(962—1186年)在内的加兹尼帝国。但是，这个加兹尼王朝③真正的奠基人是素卜克特勤 (Subuktigīn，976—997年在位)，他是艾勒卜特勤的奴隶和女婿。加兹尼王朝的十六位君主继承了他的王位，他们都是他嫡系的苗裔。素卜克特勤把他的版图扩大到印度的白沙瓦和波斯的呼罗珊，这是他在萨曼王朝时代曾统治过的地方。

这个王朝最著名的成员是素卜克特勤的儿子麦哈茂德(999—1030年)。他的首都加兹尼，位于一个高原的极高处，俯视着北印度的平原，经过喀布尔山谷，就能顺利地进入那些平原，这个形势是他向东方进行一系列出征的有利条件。在二十四年期间(1001—1024年)，麦哈茂德对印度的进攻，不下十七次，其结果是并吞旁遮普及其中心拉合尔、木尔坦和信德的一部分①。在旁遮普，穆斯林的势力从此永远确立起来了。麦哈茂德在这些侵略中，从印度教的寺庙掠夺到难以置信的丰富的战利品，而且获得了同时代的君主所羡慕的称号：偶像的破坏者和破坏偶像的正统派伊斯兰教战士。约在1001年，他在穆斯林的历史上首先获得“迦齐”(al-ghāzi，征伐者)的称号。后来，凡是对外道作战的战士都获得这个称号。

麦哈茂德还把他的领土的边境向西边扩张。他从十叶派的布韦希王朝的手中抢夺了波斯的伊拉克，包括赖伊和伊斯巴罕②。在这个时期，布韦希王朝曾经把哈里发控制在他们的手中。麦哈茂德是一个正统派的穆斯林，自他继承王位时开始，他就承认了哈里发嘎迪尔(991—1031年)③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他后来接受了这位哈里发所恩赐的称号“国家的右手”(Yamīn-al-Dawlah)④。他自己和他的直接继任者铸造钱币的时候，只在钱币上铸“艾米尔”(省长)或“赛义德”(领袖)，就感到满足了。据说麦哈茂德是伊斯兰教史上首先被称为“素丹”(sultān，权威)的①，但是由各种钱币可以证明，这个崇高的称号，是塞尔柱克王朝的君主首先正式采用的②。麦哈茂德的版图最辽阔的时候，除东边的北印度和西边的波斯的伊拉克外，还包括全部呼罗珊、吐火利斯坦及其中心巴里黑和河外地的一部分，南部包括锡吉斯坦③。他曾用许多壮丽的建筑物点缀了他的首都④，建设了一座伟大的科学院，而且捐赠了大笔基金。他使自己慷慨的宫廷成为诗人和学者主要的游乐场。他的宫廷里有许多天才的学者，包括阿拉伯的史学家伍特比(1036年卒)⑤，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和历史著作家比鲁尼，和鼎鼎大名的波斯诗人费尔道西(1934—1935年，亚、欧、美三洲都庆祝过他诞生一千周年纪念)。费尔道西曾把他的伟大的史诗《帝王纪》(Shāhnāmah)题赠麦哈茂德，全诗六万行。他所得的奖金是六万第尔汗，而不是六万第纳尔，因此，他就用严厉的讽刺诗批评了自己的庇护者，然后逃命。

加兹尼王朝的崛起，标志着突厥势力同伊朗势力争夺伊斯兰世界的最后霸权的初次胜利。但是，加兹尼王朝政权，与萨曼王朝政权或萨法尔王朝政权，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这个政权也是用武力松弛地维系着的，一旦挥动宝剑的强壮的手臂放松了，组成这个政权的各部分一定要纷纷叛离。麦哈茂德死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东方各省，逐渐脱离高原上的首都，于是在印度开始出现一系列独立的穆斯林王朝。在北部和西部，突厥斯坦的各汗和波斯的大塞尔柱克人，瓜分了加兹尼王朝的领土。在中部，阿富汗强大的古里人(Ghurids)给这个王朝以致命的打击，而于1186年摧毁了加兹尼人在拉合尔的最后统治。

阿拔斯王朝在东西两端的翅膀被修剪掉的时候，抓在波斯人和突厥人手里的一把短剑，又对准了它的心脏。在十叶派波斯的布韦希人和继他们而起的逊尼派突厥塞尔柱克人统治时代，除首都外，哈里发已经没有多少地盘了，甚至在这很小的领土内，他的权力也是有名无实的。一支蛮横的禁卫军兴起了，接着又爆发了黑奴的革命，这就破坏了中央政权的根基，并为布韦希人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阿拔斯王朝的第八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年)，是哈伦的儿子，是一个突厥女奴所生的。他首先用河外地的突厥新兵做自己的禁卫军。禁卫军的名额是四千人。输入这些突厥人，原来是为了对付在建立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时候有过汗马功劳的呼罗珊军人的势力，但是每年输入的突厥人又变成了对帝国完整的更大的威胁。曼苏尔的“和平城” 变成一座“骚乱城”。巴格达城的居民很可能起来暴动，以抵抗禁卫军骄傲蛮横的行动，面对着这种危险，哈里发于836年，把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北迁移到距巴格达六十英里的萨马腊城①。这座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原名Sāmarra，是一个亚述名词，哈里发把这个名字改为Surra Man Ra’a 见者喜)，阿拔斯王朝的钱币上都印着这个城名，那里可能设有造币厂。当时曾有人幽默地说，这个城的新名应该这样解释：见者喜，是因为看到突厥禁卫军迁居此城，而巴格达城获得了安宁，人人皆大欢喜。

萨马腊城曾被许多宫殿和清真寺所美化，那些新建筑都是穆耳台绥木和他儿子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所修建的。这座新城曾作首都五十六年(836—892年)，有八位哈里发曾在这里互相继承，古城的遗址是现存的阿拔斯王朝古迹中最堂皇的①。

以突厥军人为主体的这支禁卫军，在哈里发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罗马的禁卫军和土耳其的禁卫军并无差别，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哈里发权力告终的开端。哈里发住在自己的新都里，几乎等于他们的囚徒。861年12月，他们暗杀了穆台瓦基勒。这是他儿子嗾使的②。这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在那些事件中，阿拔斯王朝的大厦，根基既经动摇，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崩溃。穆台瓦基勒是衰亡时期的头一位哈里发。在他之后的哈里发都是由军人自由废立的，那些军人主要是突厥人，他们的将军大半是奴隶，互相倾轧，争夺大权。宫廷妇女凭着自己对于这些奴隶的影响，也来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这就使局面更加混乱了。优柔寡断的穆斯台因(862 —866年)在被围困之后终于向巴格达逃走，又被禁卫军追回来，不得已而退位。在他在位期间，他的奴隶母亲和两个突厥将军共享了最高权力①。他的继任者穆耳台兹(866—869年)的母亲，不肯交付五万第纳尔，以赎取自己的儿子哈里发的性命，尽管她在地下室的贮藏处收藏了一百万第纳尔，还收藏了无法估价的珠宝②。土崩瓦解的哈里发帝国二百年的历史，呈现出一幅混乱的图景，一些有名无实的哈里发升上宝座，一些死不足惜的哈里发葬入坟墓。如果还有和平和安宁的话，要在边远的省区里才能享受到，那里的省长，实际上是独立的，他以钢铁般的手执掌着政权。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最残忍的插话，是僧祗奴(Zanj)③的起义。这些奴隶是从东非输入的黑人，被用来开采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硝石矿。他们的头领sāhib al-Zanj(僧祗奴的朋友)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假冒者，叫做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大概是阿拉伯人的血统。他利用首都动荡不安的情况和对悲惨生活不满的矿工的暴动，于869年9月自称是阿里派的人，凭种种幻象和神秘学，出来拯救他们。在这个新的救世主的旗帜之下，奴隶们一群跟一群地集合起来了(据主要的资料提供者泰伯里的说法，此人是“无赖”和“真主的敌人”④)。军队一支跟一支地被派遣去镇压这次奇异的起义，但是，黑奴们利用优越的和熟悉的地势，利用沼泽同运河交错的地形，把这些军队都打败了，并且还依照他们的头领所采用的哈列哲派的教义，把所有的战俘和非战斗人员都处死了⑤。在穆耳台米德在位期间 (870—892年)，在十四年内(870—883年)，这次奴隶战争剧烈地进行着。死于战争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估计各有不同，有人说超过五十万。在一次战斗之后，无人认领的穆斯林的头颅太多了，黑奴们只得把那些头颅投入一条运河，以便随水漂流到巴士拉城，让各人的亲戚和朋友去作鉴定①。巴士拉、瓦西兑、艾海瓦兹、伍布莱等城市都化为废墟。直到哈里发的弟弟穆瓦法格亲自去指挥作战，暴动的气焰才受到挫折。883年，他们的头领所建筑的堡垒穆赫塔赖遭受了猛攻，头领本人被杀死了。“西亚历史所记载的一次流血最多和破坏最大的变乱，就这样结束了。”②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哈里发帝国的第一个省区，也是最美丽的省区，埃及，被伊本·突伦所割据了。

在穆耳台迪德在位的时代(892—902年)，他从半世纪多的临时首都萨马腊迁回故都巴格达，这虽然改变了地点，却没有改变形势的进程。实际的权力，仍然从哈里发的手中溜到军人的手里。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阿卜杜拉·伊本·穆耳台兹，他跟他的远堂弟弟穆格台迪尔争夺哈里发职位。他的举世罕见的荣誉就是以穆耳台达的名义，做了一天哈里发(908年12月17 日)，以后就被废黜，而且被杀害了。这位一天的哈里发，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诗人和文学研究家。他有许多著作，《书目》③和伊本·赫里康④都曾提到，但留存下来的却很少。

穆格台迪尔在位的二十四年中(908—932年)，有十三位大臣任职和免职，其中有些被处死刑，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⑤。这位哈里发的突厥族太后，经常干预朝政，使局面更加混乱。那十三位大臣中，有阿拉伯书法的奠基者伊本·木格莱①。另有一位阿里·伊本·伊萨，他在一个贪污腐化、暴虐压迫的时代任职，却能公正廉明，富有才能。阿里两次任职，达五年之久，曾厉行节约，显著地改进了国家的财政，树立了一个高效率的榜样，可惜没有人仿效他②。在穆格台迪尔任哈里发的期间，北非的法帖梅王朝的欧贝杜拉(909年)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929年)先后僭称哈里发，采用哈里发的礼仪和国徽，从而造成在伊斯兰教世界同时有三位被承认的互相敌对的哈里发的非常现象。懦弱无能的穆格台迪尔(本义是刚毅者)把国家大事交给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穆尼斯·穆赞法尔③，他是一个太监，哈里发赏赐他一个新创造的尊号 “大元帅”(amir al-umarā’)。不久穆尼斯就变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他废黜了穆格台迪尔，而立了他的异母弟嘎希尔④。穆格台迪尔复辟后不久，就被柏柏尔族的士兵杀害了。他们耀武扬威地把他的头颅送给他们的统领穆尼斯⑤。嘎希尔(932—934年)的日子并不比他的前任的好过。他第二次被废黜后，被挖掉眼睛，有人看见他在巴格达大街上乞讨⑥。他的两位继任者穆台基(940—944年)和穆斯台克菲(944—946年)都和他一样被送入双目不见天日的黑暗之国——所有这些都是大元帅的势力产生的结果①。巴格达城曾呈现这样的奇观：在伊斯兰教世界一度担任最高官职的三位人物，现在被废黜了，被挖掉眼睛，变成了公众布施的对象。拉迪大元帅(934—940年)更是变本加厉，他使自己的名字同哈里发的名字联在一起，在金曜日的祈祷中同被颂扬——这是伊斯兰教史上一种新奇的做法 ②。拉迪是在这个时期中幸免于废黜的少数几位哈里发之一，但是他终于不免死在军人之手。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他为“最后的、实际的哈里发”，他们的意思是说，在他之后的哈里发，就不能在金曜日主持说教，也不能主持国家的某些事务了③。他也是有诗篇流传后世的最后一位哈里发。在他之后，留给哈里发的权利和尊严的最后痕迹都完全消失了。大元帅现在完全成为穆斯林国家实际的统治者了④。

哈里发帝国史上更暗淡的一章，于945年12月在巴格达揭开了，当时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4—946年)在巴格达迎接了胜利的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大元帅，还赏赐他穆仪兹·道莱(国家的支持者)的头衔。艾哈迈德的父亲艾卜·舒札耳，自称古代萨珊王朝的苗裔，象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一样，那大概是为了给这个王朝撑面子的缘故①。他是一个好战的部族联盟的领袖，这个联盟主要包括从里海南岸山区来的德莱木族的高地人。他在一个时期内曾为萨曼王朝效过劳。他的三个儿子，包括艾哈迈德，曾排除困难，向南方前进，先占领伊斯巴罕，后占领设拉子及其省区(934年)，在随后的两年中，又先后占领了艾海瓦兹(现在的胡泽斯坦)和克尔曼两省。设拉子被选作这个新王朝的首都。当艾哈迈德向巴格达进军之际(945年)，突厥族禁卫军逃跑了，但是，在新主子十叶派的波斯人的监护下，哈里发的命运并未得到改善。穆仪兹·道莱的官阶只是一个大元帅，他却坚持要在金曜日的祈祷中使他的名字和哈里发的名字并列。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铸在钱币上面②。

946年1月，不幸的穆斯台克菲的眼睛被穆仪兹·道莱挖掉，而且被废黜了，穆帖仪(946—974年)被立为新哈里发。这时规定要纪念十叶派的各种节日，特别是两大节日，即一个是侯赛因的忌日(回历一月初十日)的公开哀悼，另一个是先知在盖迪尔·胡木任命阿里为继任者的节日③。哈里发帝国此时经历着一个最屈辱的时期，信士们的长官不过是宗教分裂派大元帅手中的傀儡而已。人们有时说布韦希人是伊斯兰教史上首先自称“素丹”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①。由他们的钱币可以证明，他们满足于“艾米尔”(省长)、麦列克(国王)等称号，再加上穆仪兹·道莱、伊麻德·道莱(国家的支柱)、鲁克尼·道莱(国家的栋梁)等尊号。哈里发曾同时赏赐布韦希的三个儿子这样的尊号。在他们之后，这种夸大的称号变成了时髦。布韦希的后裔中有几个继位者还袭用了大元帅的尊号，虽然这个尊号已变成空洞的只能表示光荣的虚构。

这个世纪(945—1055年)是布韦希人称霸的世纪，在这个时期，他们自由地废立哈里发。伊拉克是作为一个省区，由法里斯的设拉子统治，设拉子是布韦希王朝的首都。他们在巴格达拥有几座壮丽辉煌的公馆，总的名称是dār al-mamlakah(王国官邸)②。巴格达不再是穆斯林世界的中枢，因为不仅设拉子，还有加兹尼、开罗和科尔多瓦，现在都在和巴格达分享其先前的国际地位了。

在鲁克尼·道莱的儿子阿杜德·道莱(国家的胳膊)当权的时代(949—983 年)，布韦希王朝的权力达到了极点。阿杜德不仅是布韦希王朝最伟大的君主，而且是当代最优秀的统治者。在布韦希王朝的统治时代，在波斯和伊拉克出现了几个小王国，阿杜德于977年，把那几个小王国统一起来，创造了一个帝国，版图之大，相当于哈伦·赖世德时代的阿拔斯王朝。他娶了哈里发塔伊耳的女儿，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哈里发(980年)，希望自己的外孙将来成为哈里发③。在伊斯兰教史上，他是首先有“沙汗沙”(shāhanshāh)的头衔的④。他的宫廷虽然仍旧在设拉子，但是他美化了巴格达，修浚了早已淤塞的各条运河，又在别的许多城市修建了清真寺、医院和公共建筑物，他的财政大臣①，有功绩的史学家米斯凯韦曾有记载②。阿杜德·道莱为维持自己的慈善事业，从自己的国库中拨专款作为基金。他在假定的阿里的坟墓上修建的陵庙(mashhad)，是一座有趣味的建筑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巴格达建设的著名的阿杜德医院，那是在978—979年建成的，他捐赠给这座医院的基金是十万第纳尔。这座医院有二十四位医生，替病人治病，同时担任医学院的教师③。穆台奈比一流的诗人曾歌颂阿杜德的光荣业绩，还有些著作家把自己的著作题赠给他，其中有语法学家艾卜·阿里· 法尔西，曾为他而编写《语法解释》(Kitāb al-idāh)④。阿杜德在促进和平艺术的工作中找到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即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大臣奈斯尔·伊本·哈伦。他在哈里发授权之下，建设和修理了几座教堂和修道院⑤。

阿杜德·道莱奖励文学和科学的先例，被他儿子舍赖弗·道莱⑥ (983—989年)所遵守。舍赖弗去世前一年，曾仿效麦蒙，建造了一座天文台。阿杜德的另一个儿子、他的第二个继任者伯哈义·道莱⑦(989—1012 年)，贪图哈里发塔伊耳巨大的财富，所以991年把他废黜了。伯哈义有一个开明的波斯籍大臣，叫做萨卜尔·伊本·艾尔德什尔。萨卜尔于993年在巴格达创办一所科学院，院内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一万册①，叙利亚诗人麦阿里在巴格达做学生的时候，曾利用过那些图书。可以随便提一提，精诚同志社也是在布韦希王朝活动的。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已走着下坡路了。伯哈义、舍赖弗和他们的三弟萨木萨木·道莱②之间的内战，他们的继任者之间王朝的和家庭的内争，以及布韦希十叶教徒对逊尼派巴格达的深恶痛绝，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个王朝的灭亡。1055年，塞尔柱克王朝的突格里勒攻进巴格达，结束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在伊拉克的最后的统治者麦立克·赖希木(慈悲的国王，1048—1055年)是在监狱中结束他的生命的。

下面是在布韦希人霸权(945—1055年)下的阿拔斯王朝各哈里发的世系表：

塞尔柱克突厥人的登场，揭开了伊斯兰教史和哈里发帝国史上一个新纪元。他们在十一世纪早期从东方出现的时候，哈里发的帝国几乎完全被瓜分了，他从前的权力已经只剩一个影子了。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埃及和北非的法帖梅王朝，已经根基稳定，巴格达再不可能把那些王朝摧毁了。北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前面已说过，都在一些强横的阿拉伯首领的控制之下，他们有些人已成功地建立了王朝。波斯、河外地和东方与南方的地区都被布韦希王朝和加兹尼王朝瓜分掉，或者落在各式各样的小君主手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等待时机，想要消灭别人。到处出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十叶派和逊尼派的纠纷风靡一时。伊斯兰世界仿佛已被摧毁了。

一个名叫塞尔柱克的首领，统率着他的土库曼乌古思人①于956年进入这个混乱的王国。从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草原来的这些游牧人，定居于布哈拉地区，他们在那里热情地信奉了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塞尔柱克和他的儿子们，在伊莱格汗国和萨曼王国中，先后慢慢地稳步地打开一条道路②。塞尔柱克的孙子突格里勒③和他的弟弟一道冒险地推进到呼罗珊。这家两弟兄于1037年从加兹尼王朝的手中夺取了木鹿和内沙布尔。很快又夺取了巴里黑、戈尔甘、泰伯里斯坦、花拉子模、哈马丹、赖伊和伊斯巴罕。在他们的面前，布韦希王朝坍塌了。1055年12月18 日，突格里勒伯克统率着他的狂妄的土库曼各部族，来到了巴格达的城门口。布韦希王朝的突厥将军兼巴格达军事长官白萨西里，离开了首都①，哈里发嘎义木 (1031—1075年在位)赶快出城，把入侵者突格里勒当做一位救星迎入城内。

突格里勒离开巴格达有一年时间，又重新回来，他到巴格达的时候受到盛大的欢迎。哈里发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手持先知的手杖，坐在一座讲台上，台前垂着的帷幕，到这位征服者到达的时候才揭开来。突格里勒坐在旁边另一座讲台上，由一个人替他们翻译。这位征服者被任命为帝国的摄政王，被称为“东方和西方的国王” ②。他的官衔是“苏丹”(al－sultān，意思是权威)③。哈里发帝国现在转入一种新的更慈悲的监护之下了。

白萨西里在那期间拥护法帖梅王朝的事业，他乘突格里勒到北方远征的机会，于1058年统率德莱木人部队和其他部队，占领了巴格达。哈里发嘎义木被迫签署文书，把自己的权利和所有其他阿拔斯人的权利都让给自己的劲敌——开罗的法帖梅王朝的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在位)，他派人把哈里发职位的各种象征，包括先知的斗篷和别的遗物全部送给他。嘎义木的头巾和他的宫殿里的一扇美丽的窗子，也被送到开罗去做纪念品④。但是，当突格里勒返回巴格达的时候，他又使嘎义木复位，并以叛国的罪名，把白萨西里处死(1060年)。德莱木人的部队被解散了，布韦希人的权力永远被摧毁了。

突格里勒(1037—1063年在位)、他的侄子和继任者艾勒卜·艾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和艾勒卜的儿子马里克沙(1072—1092年在位)，他们三人在位的时代，是塞尔柱克人统治穆斯林东方的最灿烂的时代。当突厥各部族的生力军使塞尔柱克人的部队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东征西讨，把自己的征服地扩大到四方去，直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并入了穆斯林的版图，使穆斯林军队已凋零的光华又重新辉耀起来。从中亚来的一个新民族，现在把自己的血液注入伊斯兰教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去。这些野蛮的异教徒，把脚踏在先知的教徒的脖子上，同时又信奉了被征服者的宗教，而变成伊斯兰教热心的拥护者。他们的事例，在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编年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堂弟兄，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和他们别的近亲，十四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曾重演了这个过程。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处于极黑暗的时期，在宗教上却获得了一些最辉煌的胜利。

艾勒卜·艾尔斯兰(英勇的狮子)在位的第二年，夺取了基督教的亚美尼亚的首府阿尼，当时亚美尼亚是拜占廷的一个省区①。此后不久，他就跟永久性的敌人拜占廷人重开战争。1071年，艾勒卜在亚美尼亚的凡湖以北的曼齐卡特(Manzikcat，即Malāzkird，或Malāsjird)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俘获了罗马纽斯·戴奥哲尼斯皇帝②。塞尔柱克的游牧部族，也就是第一批穆斯林，在罗马人的国土上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处，此时他们开始定居于小亚细亚的高原地区，而这个地区从此变成了伊斯兰教国家(dāral-Islām)的一部分。这些塞尔柱克族的游牧人打下了小亚细亚突厥化的基础。艾勒卜的一个堂弟苏莱曼·伊本·顾特鲁米什，后来奉命管理这个新地区，1077年，他在这里建立了罗马的(Rūm)①塞尔柱克人的君主国。远方的尼西亚(Nic■a，即阿拉伯语的Nīqiyah，土耳其语的Iznīq)初次变成首府，苏莱曼的儿子和继任者基利只·艾尔斯兰就是被第一批十字军从这里驱逐掉的。1084年后，艾科尼阿木(Iconium，即科尼亚 Qūniyah或 Konieh)，这个小亚细亚最富饶和最美丽的拜占廷城市，变成了塞尔柱克人在那个地方的首府。艾勒卜的儿子突突什于1094年建立的叙利亚塞尔柱克王朝 (1094—1117年)，在这期间对于阻止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作出了贡献。阿勒颇于1070年以后被艾勒卜占据②。他在那里阻止了法帖梅人势力的前进，而且从那里收复了麦加和麦地那。

塞尔柱克王朝最初的两位素丹都没有驻在巴格达，他们只是通过一位驻扎官来行使政权。艾勒卜没有访问过，也没有见过哈里发的首都③。他的政府的所在地是伊斯巴罕，木鹿是他的前辈的首都。直到1091年冬，在马里克沙去世之前不久，塞尔柱克王朝政府才迁移到哈里发的首都。哈里发变得比以前更象傀儡了，他由素丹自由摆布，他装扮成十足的国家元首，由外国人的手把他撑持在宝座上。在金曜日的祈祷词中，素丹的名字与哈里发的名字并列在一起。1087年，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在位)娶了素丹马里克沙的女儿，马里克沙是想让他的外孙兼任哈里发和素丹，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①。

在马里克沙在位的时代(1072—1092年)，塞尔柱克王朝的势力已达于极点。“他的版图，论长是从突厥人的国土最边远的城市喀什噶尔②到耶路撒冷，论宽是从君士坦丁堡到里海。”③有一次他乘渡船过乌浒水，开发船夫的船资的时候，他开了一张支票，叫他们向他驻安提俄克的总办取款④。但是马里克沙不仅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他还修建大路和清真寺，修缮城墙，开凿运河，花大量金钱修建队商客栈，让朝觐圣地的哈只们沿途都有住处。据他的传记的作者说，这个大帝国所有的大路都是安全的，从河外地到叙利亚的队商，可以十分安全地往来，即使一、二人旅行，也不需要特别的保护⑤。在这个时候，巴格达才有了卫生上的各种措施，据伊本 ·艾西尔说，那些措施应归功于哈里发穆格台迪⑥，可是更正确些说，那是出于这位塞尔柱克素丹的倡议。那些措施包括公共澡堂的污水必须纳入污水坑，不得流入底格里斯河，还指定若干地方，作为洗鱼和藏鱼的处所。伊本·赫里康记载了一件轶事，可以帮助说明马里克沙的性格⑦。有一次，这位素丹由他的大臣尼采木·木勒克陪同着去访问突斯的清真寺，他问尼采木在清真寺内祈祷的时候，向真主求祈了什么？他回答说，他求祈真主使素丹在当前的内战中打败他的弟弟。马里克沙说：“这却不是我所求祈的。我只求祈真主，让那个更适于治理穆斯林的并且对于老百姓更慈爱的人，获得胜利。”

在艾勒卜·艾尔斯兰和马里克沙的全部统治中起指导作用的是他们优秀的波斯籍大臣尼采木·木勒克(王国的纪纲)，他曾给伊斯兰政治史增光。据伊本·赫里康说： “在马里克沙在位的整整二十年中，国家大权集中在尼采木·木勒克的手中，素丹无事可做，只是闲坐在宝座上，或者出外狩猎。”①

马里克沙虽然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可能象他父亲和他叔祖父一样是个文盲，他却根据尼采木·木勒克的建议，于1074—1075年在他新建成的天文台召开天文学家讨论会，并且委托他们修改波斯的历法②。修改的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哲拉里历，所以有这个名称，是由于马里克沙的全名包括哲拉鲁丁的缘故。据一位现代学者的判断，这个历法“比我们的历法还要精确些”。

尼采木·木勒克本人是一位有修养、有学问的人物③。他曾写过论述行政艺术的最著名的穆斯林论文《政治论》(Siyāsatnām-ah) ④，他写作这篇论文是为了参加马里克沙所倡议的一次竞赛。这位素丹要求他的政治家们用书面的报告，向他提出他们对于清明政治的各种意见。在这个时代用波斯语写作的名著，还有赫赫有名的旅行家兼易司马仪教派宣传家纳绥尔·胡斯罗(约于1074年卒)的著作和伟大的天文学家兼诗人欧麦尔·赫雅木(1123— 1124年卒)的作品，这位科学家曾受到尼采木的庇护，而且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但是这位波斯籍大臣的光荣还在于他创办了第一批组织完善的学院，以传播伊斯兰教的高等教育①。这些学院当中特别著名的是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那是1065—1067年建成的。安萨里曾在这所大学里任教。

前面已经讲过，老迈的尼采木是易司马仪派阿萨辛人最早的著名的牺牲品之一。包括头三位素丹在位的全部时期的塞尔柱克王朝的光荣时代，于1092年随着他的逝世而告终。这三位素丹，在一个简短而灿烂的时期中，把伊斯兰教国家大部分相距遥远的地区又联结在一起了。但是巴格达和伊斯兰教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享受的光荣季节，只是一个转眼即逝的小阳春。马里克沙死后，在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就爆发了内战，随着产生种种变乱，从而削弱了塞尔柱克王朝中央政府的政权，导致王室的瓦解。塞尔柱克帝国是建筑在一个部族基础上的，塞尔柱克人的风俗习惯和组织形式，都是游牧民族所固有的老一套，这样建成的帝国，只有超群出众的人物才能控制。依照尼采木·木勒克于1087年所建立的军事封建制度，中央政府所赏赐的封地，第一次变成世袭的了。因此，这个制度立即就导致许多半独立国家的建立。这些分散的小王朝，在辽阔的帝国的各个地区，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波斯的大塞尔柱克王朝，则一直维持着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一直到1157年为止。王室主要的小王朝之一是波斯的伊拉克小王朝(1117—1194年)。艾科尼阿姆的罗马的塞尔柱克小王朝，在1300年后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取代，他们是战斗的伊斯兰最后的伟大的表代者，据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乌古思部落，与塞尔柱克人同宗。他们在欧洲深入到维也纳(1529年)，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版图几乎等于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把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小亚细亚或者安纳托利亚。

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个永久的贡献，是给伊斯兰教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有好几个修道士的兄弟会都是在土耳其的土壤上繁荣起来的，这些兄弟会都拥护发源于早期萨满教的许多观念，并且把那些观念与小亚细亚的一些土产的信仰混合在一起，其中还有基督教分裂论者的教义。穆斯林的阿拉伯人用来表达他们的武士精神的“弗土韦”(futūwah)①组织在土耳其人中间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那就是艾赫(akhis)组织。这些艾赫组织原来可能是经济性质的同业工会。伊本·白图泰访问小亚细亚的时候，就是在艾赫的招待所里受到款待的②。

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下面这件事，或许是有意义的：由古代某一苏美尔祭司想出来的双头鹰，很早就传给巴比伦人和喜特人，在三千多年后，又被定居于喜特人地方(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突厥人当做一种象征。从塞尔柱克人又传到拜占廷，再从那里传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

塞尔柱克人控制哈里发帝国，始于1055年，那是嘎义木在位的时代，终于1194年，那是纳绥尔在位的时代③。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十字军战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厌倦地拖着脚步前进，但是无论塞尔柱克人或阿拔斯人，对于远方的事务都是不感兴趣的。对于伊斯兰教社会中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从其大本营的角度看去，十字军战役只是一件不关紧要的插曲罢了。1099年耶路撒冷陷落时，一个穆斯林代表团到巴格达去，请求援助反抗基督教徒的战争，有不少的人挥泪，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①。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1094—1118年)指示代表团去见素丹巴尔基雅鲁格(1094—1104年在位)，他是马里克沙的儿子和第二位继任者②，是一个醉汉，素丹的政权就是从他开始衰落的，代表团的谈判就在他那里不了了之。1108年，又有人从十字军围困的的黎波里来请愿，这个代表团是被围城市的首领所领导的，但是代表团的请愿，象第一个代表团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三年之后，法兰克人劫掠了从埃及开出的几艘船只，这些船只是运货给阿勒颇的商人的，因而阿勒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巴格达去请愿。他们找到素丹做礼拜的那座清真寺，向他提出迫切的恳求，而且捣毁了清真寺里的讲台，妨碍了聚礼的进行。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这才奋发起来，派出一支小军队去支援抗战，当然并没有完成什么任务③。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系史上最惊人的戏剧正在上演的时候，“信士们的长官”和他的塞尔柱克族的素丹，却是这样袖手旁观呢。

后来，在穆格台菲任哈里发的期间(1136—1160年)，当十字军疯狂进犯之际，处境紧迫的穆斯林首领赞吉①，向巴格达提出火急的呼吁，巴格达方面为应公众的请求，交出了千把新兵。在这期间，赞吉的好战的儿子努尔丁和著名的萨拉哈丁(萨拉丁)成功地抵抗了基督教徒，而且击败了宗教分裂派埃及的法帖梅人。 1171年，萨拉哈丁结束了法帖梅王朝。作为一个忠诚的逊尼派的穆斯林，他命令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在金曜日的祈祷词(khutubah)中，一律改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兑耳的名字。因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名义上的主权，在这些地方再一次被承认了。

1187年，萨拉哈丁在希田战役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曾派人给穆斯台兑耳的继任者纳绥尔送去几个法兰克人的战俘和一部分战利品，包括一个青铜镀金的十字架(据说这个十字架中有着真十字架的木头)。哈里发把这个十字架埋葬在巴格达②。

纳绥尔在位的年代是1180年到1225年，在阿拔斯王朝的编年史上要算是最长的了③，在这个时期中，他曾作过一次微弱的、最后的尝试，企图多少恢复这个哈里发王朝过去的一点光荣。塞尔柱克王朝各亲王之间不断的内讧，英雄人物萨拉哈丁给予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新的承认，这些都使纳绥尔好象有了一个机会。他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首都，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下命令建筑了几座高楼大厦，由他捐助建筑费。在他的庇护之下，一种特殊的结义组织“弗土韦” (futūwah)兴盛起来了，这是一种具有侠义精神的武士组织。他把这种组织加以改革。这种结义组织，自称溯源于阿里，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出身于世家的和显贵的人物，大部分是先知的女婿的后裔。这种组织的成员叫做“非特彦” (fityān、武士)，介绍新成员加入组织的时候，必须举行特别的仪式，成员都穿制服①。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被称为“阿拉伯人的武士”(fatāal -Arab)，因此，他是伊斯兰史上首先获得这个称号的。不过这个称号在那个时代并没有技术上的意义。

虽然如此，纳绥尔的企图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他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怂恿花拉子模的统治者，即花拉子模诸沙的突厥王朝②的成员台卡史(1172—1200 年)去进攻波斯的伊拉克的塞尔柱克人③，他们继波斯的大塞尔柱克王朝之后统治着巴格达。台卡史与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突格里勒(1177—1194年)之间的战争，发生于1194年，结果是突格里勒大败。塞尔柱克王朝在伊拉克和库尔德的宗支，随着他的失败而灭亡。纳绥尔希望这位胜利者把他所征服的地区交出来，但是台卡史别有计划。他援塞尔柱克人的先例，用自己的素丹的名义铸造钱币，而且建议由他掌握巴格达的世俗的政权，只把名义上的主权留给哈里发。这个争端，在他的精力充沛的儿子阿拉义丁·穆罕默德的统治时代(1200—1220年)还在继续。花拉子模的这位沙(shāh，王)，在征服了大部分波斯 (1210年)，克服了布哈拉和姊妹城撒马尔罕，攻下了加兹尼(1214年)之后，决心结束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他计划另建一个阿里哈里发王朝。张皇失措的纳绥尔(nāsir，意思是正信的保卫者)，据说于1216年曾寻找新的同盟者的援助，就是正在远东走运的成吉思汗(1155—约1227年)，他是信仰异教的蒙古汗国的可怕的首领①。他统率着由游牧人组织成的六万大军②，象正在离窠起飞的、骇人的蜂群一般，从沿途被征服的人民中征募新兵，加以补充，阿拉义丁在大军的面前，只有逃亡的一途。他逃到里海的一座岛上，于1220年在绝望中死去③。

在这期间，蒙古人乘着快速的马队，配备着奇异的弓箭，走到哪里，便在那里进行蹂躏和破坏④。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在他们的面前，被扫荡净尽，在堂皇的宫殿和庄严的图书馆过去屹立的地方，只留下断瓦残垣，一片废墟。深红色的河流，标志着他们的铁蹄的踪迹。有十万人口的赫拉特(希拉特)，只剩下四万人口了 ①。以虔诚和学术著名的布哈拉的各清真寺，被用作蒙古人的马厩。撒马尔罕和巴里黑的许多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俘虏。花拉子模遭到了完全的破坏。据一个晚期的传说，1220年成吉思汗克服布哈拉的时候，曾在一篇演说中自称为“被派遣来惩罚罪人的天鞭”②。同时代的史学权威伊本·艾西尔③，叙述这些恐怖的时候，还不寒而栗，他但愿母亲没有生他才好。甚至在百年之后，伊本·白图泰④访问布哈拉、撒马尔罕、巴里黑和河外地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发现那些古城大部分仍然是废墟。至于巴格达，不久就轮到它了。

蒙古帝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无敌的奠基者，曾横扫伊斯兰教的领土。十三世纪前半期，他所统率的部队，震撼了从中国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每个王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遭受侵略，中欧直到东普鲁士也遭受侵略。由于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任者于1241年死亡，西欧才幸免于蒙古汗国的蹂躏⑤。

哈里发纳绥尔的风烛残年，他儿子扎希尔(1225—1226年)和他孙子穆斯坦绥尔(1226—1242年)的岁月，都是在不断的恐怖中度过的。这些蒙古人，或者说是同时代的文献所谓的鞑靼人，有一次曾推进到萨马腊。如惊弓之鸟的巴格达居民，听到警报就争先恐后地起来自卫。虽然危险暂时过去了，这不过是不可逃避的大风暴之前暂时的平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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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abari，vol.iii，p.829；ibn-Khallikān，vol.i，p.424参阅Mas‘ūdi，vol。vi，p.423。
③ Ibn-Khallikān，vol.i，p.422；ibn-al-Athīr，vol.vi，p.270。
④ Ibn-al-Athīr，vol.vi，pp.255，270。
⑤ Mas‘ūdi，vol viii，p.42；Tabati，vol.iii，p.1880。
① Ibn-al-Athīr，vol.vii，pp.124—125；ibn-Khallikān，vol.iii，pp.350—351；Ya ‘qūbi，vol.ii，p.605； Mustawfi-i-Qazwīni，Ta‘rīkh-i-Guzīda，ed.E.G.Bo-owne，vol.i(Leyden，1910)， p.373 tr.(abr.)Browne， vol.ii，(Leyden， 1913)，p.72。
② Istakhri，pp.245—247。
③ Mas‘ūdi，vol.viii，pp.41—45；Tabari，vol.iii，pp.1698—1706，1880－1887。
④ Ibn-al-Athīr，vol.vii，pp.192—195，346—347，vol.viii，pp.4—6；Isfa-hāni， ed.Gottwaldt，pp.236—237； Tabari， vol.iii， p.2194；Ta‘rīkh-i-Sistan，ed。Bahār(Teheran，1935)，p.256。
⑤ 参阅Mustawfi-i-Qazwīni，vol.i，pp.381—383=vol.ii，p.74；ibn-al-Ath-ir，vol.viii，pp.58—60，154－156。
① 参阅ibn-al-Athīr，vol. ix，pp.69以下。
② Ibn-abi-Usaybi‘ah，vol.ii，p.4。
③ 伊本·郝盖勒以目击者的身分描绘了在他统治的时代，国家内部的情况，描写得很生动。(ibn-Hawqsl，pp.341—342，344—345)
④ Mustawfi-i-Qazwīni，vol.i，p.385=vol.ii，p.75。
① Ibn-Hawqal，pp.13，14，称他为Albtakīn，hājib sāhib Khurasān(呼罗珊的主人的护卫，艾勒卜特勤)。
② Mustawfi-i-Qazwīni，vol.i；p.393=vol.ii，p.78。
③ 旧译伽色尼王朝，或“哥疾宁王朝”。——译者
① Mustawfi-i-Qazwīni，vol.i，pp.395以下；Bīrūni，Tahqīq，p.II；M.Nāzim，The Life andTimesof SultānMahmūdof Ghazna(Cambridge，1931)，pp.86以下。
② 现代的腊季和伊斯法罕。——译者
③ 参阅Hilāl al-Sābi’，Ta‘rīkh al-Wuzarā’(附在Miskawayh的Tajārib，vol.iii)，ed. Amerdoz，pp.341—345。
④ Mustawfi-i-Qazwīni，vol.i，p.395。
① Ibn-al-Athīr，vol.iX，p.92。
② 参阅本书，第474页。
③ Hilāl al-Sābi’，pp. 340，386。
④ 参阅S.Flury in Syria，vol.vi(1925)，pp.61—90。
⑤ 他的著作是Kitāb-i-Yamīni，tr.JamesReynolds(London，1858)，他在这部著作里颂扬了麦哈茂德。这部书的原稿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① Tabari，vol.iii，pp，1179—1181；Mas‘ūdi，vol.vii，pp.118以下，Yāqūt，Buldān，vol.iii，pp.16—17。
① Maqdisi，pp.122—123；Ernst Herzfeld，Der Wandschmuck der Bauten vonSamarra(Berlin，1923)。
② Tabari，vol.iii，pp.1452—1465；abbr.ibn-al-Athīr，vol.vii，pp.60—64。
① Tabari，vol.iii，pp.1512—1513；ibn-al-Athīr，vol.vii，pp.80—81引证。
② Tabari，vol.iii，pp.1718—1719。
③ 这个名词发源于波斯语的Zang(Ethiopia)，Zangbār即从此而来，阿拉伯语的Zanjatbār被误写成 Zauzibar。
④ Vol.iii，pp.1785，1786。
⑤ Mas‘ūdi，vol.viii，pp.31，58—61。
① Tabari，vol.iii，pp.1785—1786。
② N(ldeke，Sketches from Eastern History，tr.J.S.Black(Londen，1892)，p.174。
③ al-Fihrist，p.116。
④ Ibn-Khallikān，vol.i，p.462。
⑤ Fakhri，pp.360以下。
① Miskawayh，vol. i,pp. 185以下； SābiWuzarā’， ed.Amerdoz，pp. 109，326，359—360。
② 参阅Harold Bow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li Ibn Isa，“the Good Vizier”(Cambridge，1928)。
③ 意思是“百胜将军”。 Miskawayh， vol. i， p.76； Tabari， vol. iii， p.2199。
④ Miskawayh，vol.i，p. 193；ibn-al-Athir，vol.viii，pp.147—148。
⑤ Ibn-al-Athir，vol.Viii，p.179。
⑥ Miskawayh， vol. i，pp. 291—292；ibn-al-Athir，vol. viii，pp. 209；211，332—333；Fakhri，p.375；Mas‘ūdi，vol.viii，pp,287以下。
① Miskawayh，vol.ii，p.72；Mas‘ūdi，vol.viii，pp.409。
② Ibn-al-Athir， vol. viii， p.241。
③ Fakhri，p.380； Tanūkhi， p.146。
④ 在军事统治下巴格达哈里发世系表：
① 参阅 ibn-Khallikān，vol.i，p.98；Fakhri，p.376； ibn-al-Athir，vol.viii，p.197; Mustawfi-i-Qazwini,vol.i, pp.413—414；FriedrichWilken， Mirchnod’sGeschichte der Sultane aus dem Geschlechte Bujeh(Berlin， 1835)，p.13。(波斯文原本)， p.58(译本)(节译 Mirkhwānd，Rawdat al-Safā’)。
② Miskawayh， vol. ii， p.158；ibn-al-Athīr， vol. viii， p.337；Wilken， p.21(原本)，p.66(译本)。参阅Miskawayh，vol.ii，p.396； ibn-Khallikān，vol.ii，p159。
③ 这是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一个源泉，十叶派传说断言，先知曾在那里宣言：“我是谁的主子，阿里就是谁的主子。”Ibn-Sa‘d， vol. v，p.235；Mas‘ūdi，Tanbīh， pp.255—256。为了纪念这个宣言，十叶派在回历每年12月18日举行纪念会。
① 参阅本书第464页和474页。
② Khatīb，vol.i，pp.105—107。
③ Miskawayh，vol. ii， p.414； Yāqūt，Udabā’，vol. vi， p.266。
④ 这是波斯语shāhānshāh的缩减，意思是“诸王之王”，这是模仿古代伊朗皇帝的称号。阿拉伯语与此相应的是malik al-mulūk，阿杜德的儿子伯哈义·道莱大概是首先用这个阿拉伯称号的，较晚的突厥系各王朝都欢迎这个称号。
① Vol. ii， pp.404—408，参阅 ibn-al-Athir， vol. ix， p.16。
② Qifti，p.331。
③ Ibn-abi-Usaybi‘ah， vol. i，pp.310，238，244； Qifti， pp.235—236，337—338，438。
④ Ibn-Khallikān， vol.ii， p.159。
⑤ Miskawayh，vol.ii，p.408。
⑥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国家的光荣”。Ibn-al-Athīr，vol.ix，pp. 16—17；Rūdhrāwari，Dhayl(补遗，是米斯凯维所著Tajārib第三卷的补遗)， ed.Amedroz，pp.136以下。
⑦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国家的荣华”。 Ibn-al-Athir vol. ix， pp.42以下；Rūdh-rawari，pp.153以下。
① Ibn－al-Athīr， vol. ix， p.71；ibn-Khallikān vol.i， p.356。
② “国家的宝剑”。 ibn-al-Athīr，vol.ix，16—19，32—35； Rūdhrāwari，pp.184，260。
① 乌古思人是一个突厥部族，分为九个支族，所以叫做九姓乌古思(TūqūzGhuzz)。——译者
② Mustawfi-i-Qazwīni，pp.434—436； tr.93—94； Joannes A. Vullers，Mirchondi historia Seldschukidarum(Giessen，1837)， pp.I以下(这是Rawdatal-Safā’的摘要)。
③ 他父亲叫Mikā’īl，他弟弟叫Dāwūd，他叔叔叫Mūsā；ibn-al-Athīr，vol.ix，p.322。这些名字出现在早期的塞尔柱克王朝中，是引人注意的事情，这说明基督教——可能是景教——的影响。参阅 Qazwīni，Athār，p.394。
① Ibn-Khallikān， vol. i， pp.107—108； ibn Taghri-Birdi， ed.Popper， vo-1.ii， pt.2， p.225。
② Ibn-al-Athīr，vol.ix，p.436；ibn-Taghri-Birdi，所引证的地方，p.233；‘Imād al-Dīn(al-Isfahāni)，abr. al－Bundāri， Tawārikh ■l Saljūq,ed.M.Th.Houtsma(Leyden，1899)，p.14。
③ al－Rāwandi，Rāhat al-Sudūr， ed. Muhammad Iqbāl(London， 1921)，p.105。突格里勒所铸的钱币，刊印他的名字，穆斯林的统治者这样做的，要算他是第一人。参阅 Stanley Lane-Poole， Cataloque of Oriental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ed. R. S. Poole vol. iii(London， 1877)，pp.28—29。自塞尔柱克人起，开始用素丹为君主正式的称号。
④ 参阅本书第43章“衰落”。
① Ibn-al-Athīr，vol.x，pp.25以下。
② 同上书，第44页以下；‘Imādal-Din， pp. 38以下； Vasiliev，ByzantineEmpire，vol.i，p. 431。
① 阿拉伯语rūm即“罗马”(Romans)，见本书第199页。
② Ibn-al-Athīr， vol. x， pp. 43-44。
③ Ibn-Khallikān，vol.ii， p. 443。
① Ibn-Khallikān，vol.ii,pp.589—590。
② 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城市，现在的喀什市。——译者
③ Ibn-Khallikān，vol.ii，p.587。
④ 同上书，p.589。
⑤ 同上书，p.587。
⑥ Ibn-Athīr，vol.x，p.156。
⑦ Ibn-Khallikān，vol.ii，p.588。
① Ibn;Khallikān,vol.i,p.255。
② Ibn-al-Athīr，vol.x，pp.67—68.天文台的地址还未考出，可能是在伊斯巴罕，或赖伊，或内沙布尔。参阅本书第377页。
③ Ibn-al-Athīr,vol.x, p. 104;‘lmād-al-Dīn ,p.30。
④ Ed. Charles Schefer(Paris， 1891)，tr. Schefer(Paris. 1893)。
① 参阅本书第410页。
① 参阅本书第481页。
② Vol.ii，pp.260，318.akhi不是阿拉伯语的“弟兄”，反本·白图泰的说明是误解。这是一个土耳其字，意思是侠义的或高贵的。参阅Fr anz Taeschner inlslamica， vol. iv(1929)，pp. 1—47， vol. v，pp.285—333；J.Deny in Journalasiatique，ser. II.vol.xvi(1920)，pp.182－183。
③ 塞尔柱克人控制下的各哈里发世系表：
① Ibn-al-Athīr，vol.x，p.192[4]。
② Ibn-Khallikān,vol.i, p.154。
③ Ibn-al-Athīr，vol.x.pp. 338—339； ibn-al-Qalānisi，Dhayl，p.173。
① 赞吉是摩苏尔和叙利亚艾塔伯克(Atābeg)王朝的奠基者。艾塔伯克(突厥语ata[父]与beg[王]合起来是父王的意思)原来是塞尔柱克王朝太子的太傅，他们后来取代了塞尔柱克人的政权。 Abu-Shāmah，al-Rawdatayn fi Akhbār al-Dawlatayn，vol，i，(Cairo，1287)，p. 24。
② Ibn-al-Athīr，vol.xi，p.353；abu-Shāmah，vol.ii，p.76，139。
③ 参阅 Mustawfi-i-Qazwīni， vol. i，p.369.嘎义木在位的时期(1031—1075年)是阿拔斯王朝各哈里发中在位年代最长的第二位。法帖梅王朝的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在位)，名义上保持穆斯林编年史的最高记录，但是伊本·艾西尔(12卷，286页)指出，这位哈里发是七岁登基的。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敕哈曼三世 (912—961年)，直到929年才自称哈里发。
① Fakhri，p.434；ibn-al-Athir，vol. xii，p. 268； ibn-Jubayr，p.280 参阅Hermann Thorning，Beitr(ge zur Kenntniss des islamischen Vereinswesens auf Grund-von Bast Maaad et-Tauf■q(Berlin， 1913)； H.Ritter in Der Islam，vol. x(1920)，pp. 244－250。
② 这个王朝在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扮演主角，达百年之久，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原来是加兹尼的一个奴隶，起初当塞尔柱克王朝马里克沙的侍臣，后来被任命为花拉子模的省长。Juwayni，pt.2(Leyden，1916)，p.3；ibn-al-Athīr，vol.x，pp.182—183。
③ 在塞尔柱克人的时代，把米迪亚叫做波斯的伊拉克(al-‘Irāq al-‘Ajami)，以区别于阿拉伯的伊拉克(al-‘Irāq al-‘Arabi)。参阅本书第330页。
① 参阅W. Barthold，Turkestan， 2nd ed. tr H. A. R. Gibb(Oxford，1928)，pp.399—400。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他的本部里有两名穆斯林。远在他的时代以前，就有穆斯林的商人到东部蒙古利亚去跟游牧民族做买卖了。参阅本书第343—344页。
② 各种估计不一，有的说是六万，有的说是七万，大概都有点夸大。
③ Mustawfi-i-Qazwīni， vol. i，P.498。
④ Juwayni， pt. i， pp.17以下；ibn-al-Athīr， vol. xii， pp. 234以下。
① Yāqūt， Buldān， vol.iv，p.958。雅古特于1220年，即这次浩劫发生之前一年，曾访问赫拉特，他把这座城市描写成他所见过的最大和最富的城市。
② Juwayni， pt. I， p. 81。
③ vol.xii，p. 233。
④ Vol.iii，pp.25—27，52，58—59。
⑤ 他们往往被误认作蒙古族的卡尔马克人，卡尔马克人的子孙十七万五千人曾被苏联放逐到西伯利亚，1949年有六百人在德国西部一个被革职者的营房里被人发现，其中二百五十人，在两年之后，被准许定居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里，他们把那里的一所汽车库改造成一座佛教寺庙。参阅本书第676页注。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五年，从他们的大屠杀中逃出去的年轻的阿卜杜勒·赖哈曼，到达了远方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他是伍麦叶王朝唯一的卓越的苗裔。一年之后(公元 756年)，他就建立了一个辉煌灿烂的王朝。因此，在阿拔斯帝国建立之初，它的第一个省区就永远被剥夺了。其他的省区，不久也跟着独立出去了。

哈桑的曾孙易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于785年在麦地那参加了再次爆发的阿里派的叛变。这次叛变被镇压下去以后，他就逃到摩洛哥(马格里布)①。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国。那个王国的国祚几乎延续了两百年(788—974年)。定都于法斯②的易德里斯王朝③，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十叶派的王朝。他们的力量是得自柏柏尔人。柏柏尔人虽然是逊尼派，却愿意赞助分裂派的事业。他们的王朝，夹在埃及的法帖梅王朝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之间，最后在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哈克木二世(961—976年)派遣的一位将军的致命打击下垮台了④。

正如十叶派的易德里斯人在北非西部开辟自己的领域一样，逊尼派的艾格莱卜人也在北非东部开辟了自己的领土。哈伦·赖世德于800年任命易卜拉欣·伊本·艾格莱卜为地方长官，去治理他的领土易弗里基叶(Ifrīqiyah[拉丁语Africa的讹音]，小亚非利加，主要指突尼斯)⑤。伊本·艾格莱卜(800— 811年任职)把易弗里基叶当做一个独立王国来治理。在他被任命的那年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埃及西部边境外的政权，就不再行使了。艾格莱卜人以“艾米尔”(省长)的头衔为满足，但是他们甚至不屑于把哈里发的名字铸在钱币上，来表示宗教上的藩属关系。他们的首都盖赖旺①的前身是古代的迦太基，在他们得势期间，他们从那里对中部地中海统治达百年之久(800—909年)。

易卜拉欣的许多继任人，都象他一样奋发有为。这个王朝变成了亚欧两洲长期斗争史上的枢纽之一。他们凭着自己装备优良的舰队，侵略了意大利、法兰西、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海岸。他的继任人齐雅德特·艾拉一世(817—838年在位)，于 827年派遣远征队前去侵略拜占廷的西西里岛，在这次远征之前，还屡次进行海盗式的袭击。由于此次和接连几次的远征，西西里岛于902年终于被完全占领了 ②。我们会在下面看到，西西里岛变成了一个进攻大陆、特别是意大利的方便的军事基地。除西西里岛外，马耳他岛和撒丁岛都被夺取过去了，主要是利用海盗的力量。他们的袭击伸展到了老远的罗马。同时，从克里特岛出发的穆斯林海盗，不断地袭击希腊的沿岸各城市。最近在雅典出土的三件库法体阿拉伯语铭文，说明那里有过阿拉伯人的居留地，那些居留地一直存在到十世纪初期③。

盖赖旺的清真大寺，现在还屹立在那里，与东方各著名清真寺齐名。开始创建这座大寺的就是这位齐雅德特·艾拉，完成大寺的创建的是易卜拉欣二世(874—902年)。大寺的地基是盖赖旺的奠基人欧格白的朴素的清真大寺的遗址。迦太基废址里的大理石柱先是被欧格白的继任者拿来点缀欧格白的清真大寺，后来又被利用来修建艾格莱卜人的清真大寺。这座清真大寺里方形的尖塔，也是伍麦叶王朝当年建筑物的遗迹，因此，是非洲最古老的尖塔，这个方塔把叙利亚的形式传入西北非洲。那种更细长和更奇异的尖塔形式(发源于波斯，流行于埃及)从来没有能取代这种叙利亚的形式。叙利亚式的尖塔是用石头建筑的，而别的形式的尖塔是用砖建筑的。靠了这座清真寺，盖赖旺才变成了仅仅次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第四个圣地——变成了通往穆斯林天堂的四道大门之一。

易弗里基叶原来是一个说拉丁话、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后来才变成一个说阿拉伯话、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这种转变是在艾格莱卜人的时代发生的。曾经以文化环境供给圣奥古斯丁的拉丁北非，象厚纸制的房子似的，一倒塌之后，就永远没有恢复了。这个地区的转变，可能比穆斯林的武力所征服的任何地方，都更彻底一些。只有执拗不顺的柏柏尔各部族起来反抗，反抗的方式则是在伊斯兰教内建立分离派和异端派。

艾格莱卜人最后的省长是齐雅德特·艾拉三世(903—909年)①，他于909年在法帖梅人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毫无抵抗②。法帖梅人于909年在北非继承了艾格莱卜人，在埃及和南叙利亚代替了伊赫什德人，他们的故事留在下一章讲述。伊赫什德王朝的故事，本章就要加以概括的说明。在伊赫什德王朝之前还有突伦王朝。

突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868—905年)，在埃及和叙利亚创建这个王朝的，是艾哈迈德·伊本·突伦。他父亲是拔汗那的突厥人，于817年由布哈拉的萨曼省长当做一件礼物送给哈里发麦蒙①。艾哈迈德于868年，以埃及省长助理的名义到了埃及。不久他就在埃及宣布独立②。僧祗奴起义的期间，国库空虚，哈里发穆耳台米德(870—892年在位)向埃及省长助理要求财政援助，却没有得到什么支援。这件事是埃及生活的转折点。这件事标志着一个独立国家在尼罗河流域的诞生，这个新国家在中世纪时代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主权。埃及丰富的岁入，以前是分做两部分，一部分解到巴格达去，一部分装进历任省长的腰包，所谓省长，实际上是赋税包收人。现在这笔岁入留在埃及，用于为王室兴建壮丽的宫殿。在伊本· 突伦之前，埃及更换过一百多个穆斯林的省长，每人的任期平均两年零三个月③，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剥削埃及人民。在突伦人统治时代，埃及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伊本·突伦(868—884年在位)给自己的新国家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他的政权的支柱是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核心是一支由突厥奴隶和黑奴组成的禁卫军。他要求他的军队、奴隶和老百姓，向他宣誓，永远效忠于他个人④。877年，叙利亚省长去世，艾哈迈德轻易地占领了这个邻省，没有遇到太多的反抗⑤。自托勒密王朝以来，埃及初次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自法老时代以来，埃及初次统治叙利亚。为了维持对叙利亚的控制，艾哈迈德在阿卡(即阿克)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①。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叙利亚一直归尼罗河谷统治。

突伦王朝关心灌溉，因为农业是这个国家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艾哈迈德改进了开罗附近的罗德洲上的水位计。这个水位计是伍麦叶王朝的省长于716年初次建立起来的，它代替了在孟菲斯的那个更古老的水位计②。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来，这个王朝初次把穆斯林埃及变成一个著名的艺术中心和一个灿烂的朝廷的所在地。首都弗斯塔特的新区域盖塔伊耳(世袭地)③，被许多壮丽的宫殿装饰起来。其中之一是艾哈迈德所创建的医院(bī-māristān)④，建筑费是六万第纳尔。现在仍旧叫做伊本·突伦清真大寺的那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主要的宗教古迹之一。这座清真寺，特别是其中的尖塔(那是埃及最古老的尖塔)受到萨马腊建筑学派的影响，因为艾哈迈德的青年时代是在巴格达度过的。这座清真寺的建筑费是十二万第纳尔⑤，其特征是采用砖砌的角柱和尖拱(见本书第417页)。约占全部《古兰经》十七分之一的经文，用优美的库法体雕刻在木质的饰带上，饰带镶在这座建筑物内部的四周，上面紧接着就是用木头盖成的平面屋顶⑥。

艾哈迈德的挥霍的儿子和继任者胡马赖韦(884—895年在位)①的宫殿，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其中金厅的墙壁是用金箔贴成的，还用他本人、他的妻子和歌女们的半浮雕像加以装饰②。胡马赖韦和他的妻子都戴着金冠，他们的等身大的雕像刻在木板上。这种活人的雕像，在伊斯兰教的艺术里是非常希罕的。宫殿耸立在一个华丽的花园里，花园里有构成阿拉伯语辞句的模样的各种香花和花坛，还有各种外来品种的树木，种在贴金箔的水池周围③。别的显著的特点是一个飞禽饲养所④和一个动物园 ⑤。但是，这所宫殿主要的奇观，是院子里的水银池。有许多皮褥子打满空气后，用丝绳拴在银柱上，使其系留在水银池的表面上；这位君主躺在这些皮褥子上，安逸地摇晃着，以减轻失眠，引起瞌睡。水银池的痕迹，最近几年已经在原址上发现了⑥。胡马赖韦暴死之前，把女儿盖特尔·奈达(露珠)许配给哈里发穆耳台迪德，派定给她的奁资是一百万第尔汗，另外赠送她一个金研钵和别的嫁妆，“象那样的嫁妆是空前的。”⑦由于明马赖韦的浪费和奢侈，正统派认为他是不虔诚的。据说，他一次能喝埃及葡萄酒四罗特尔⑧。相传他的尸体下葬的时候，奉派在附近他父亲的陵墓上朗诵《古兰经》的七个人恰巧在朗诵着：“你们捉住他，把他拖进火狱的中间去。”①

突伦王朝是哈里发帝国心脏里从前默默无闻的蛮横的突厥分子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最早的表现。其他更重要的突厥小王朝，不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伊本·突伦是在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许多小王国的奠基者的典型。这些小王国要么就完全脱离中央政府，要么就只在名义上仍旧依附巴格达的哈里发。艾哈迈德就是一个例证，足以说明，任何一个部下或者奴隶中的随从，只要有强硬的手段和坚强的意志，就能够削弱庞大而笨重的哈里发帝国，而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但是，突伦王朝、伊赫什德王朝和其他大多数王朝，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都没有民族的基础，因此，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软弱性，是由于它们在本民族中缺乏团结一致的支持者。这些统治者自己就是些入侵者，他们不能不从各种外籍人中招募自己的护卫，即自己的军队。只是靠了杰出的人物的魄力，才能维持这种统治。奠基者的控制一旦松弛或者消灭，国家就土崩瓦解。伊本·突伦所创立的国家，在他的儿子和第四个继任者舍伊班(904—905年在位)②的时代，复归于阿拔斯王朝，这是毫不足奇的。

阿拔斯王朝对埃及和叙利亚实行了短时期的、不稳定的统治之后，另一个由拔汗那人①创立的突厥王朝——伊赫什德王朝(935—969年)，又在弗斯塔德建立起来了。这个王朝的奠基人穆罕默德·伊本·突格只(935—946年在位)在把埃及紊乱的事务整顿好之后②，于 939年接到哈里发拉迪赏赐他的“伊赫什德”(ikhshīd)头衔，这是一个古伊朗的王侯的称号。在随后的两年中，伊赫什德援突伦王朝的先例，把叙利亚、巴勒斯坦纳入他的半独立国家的版图。第四年又把麦加和麦地那吞并了。从此以后，东西两方争夺不已的一片土地——希贾兹的命运就跟埃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期达数百年之久。

穆罕默德·伊赫什德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他们两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执掌政权的是阿比西尼亚的太监艾卜勒·米斯克·卡夫尔(意思是有麝香气的樟脑)。卡夫尔原来是伊赫什德从一个油商手中买来的奴隶，价值约等于八镑，从966到968年，他变成了唯一的统治者③。他成功地保卫了埃及和叙利亚，使其免于遭到在北方崛起的另一个小王朝哈木丹尼王朝的侵略。他的名字在穆台奈比的诗句中永垂不朽。穆台奈比先是称颂他，后来又讽刺他④。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又是卡夫尔的对手哈木丹尼的赛弗·道莱的称颂者。这个黑奴，从最卑贱的身分，一跃而掌握绝对的权力，这种事例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却不是绝后的。象其他的君主一样，伊赫什德王朝的君主，特别是王国的奠基者，滥用国帑，以讨好老百姓。相传穆罕默德的厨房日常的供应是：绵羊一百只，羊羔一百只，鹅二百五十只，鸡五百只，鸽子一千只，甜浆一百罐。有人写了一首诗，献给卡夫尔，说埃及当时所以常常发生地震，是因为埃及看见他的美德而快活得舞蹈起来。那位骄傲的阿比西尼亚人就赏给那个冒充的地震记录员一千第纳尔。在别的方面，伊赫什德人对于本国的文艺生活是毫无贡献的，他们也没有遗留下什么公共工程。这个王朝最后的代表，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艾卜勒·法瓦列斯·艾哈迈德，他于969年亡国于法帖梅王朝的名将昭海尔。①

北方十叶派的哈木丹尼王朝，是埃及伊赫什德王朝的劲敌台格利卜部族人哈木丹·伊本·哈木敦②的后裔哈木丹人，起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哈木丹尼王朝(929—991年)，定都于毛绥勒，于944年前进到叙利亚北部，在未来的赛弗·道莱(Sayf-al-Da-wlah，意思是王朝的宝剑)的率领下，从伊赫什德人的省长助理手中抢夺了阿勒颇(哈莱卜)和希姆斯。叙利亚念念不忘它在伍麦叶王朝时代的光荣，对阿拔斯人的统治深为不满，一直是反抗的温床。阿勒颇的赛弗·道莱(944— 967年在位)创建了北方的叙利亚王朝，这个王朝继续到1003年。他的第二个继任者赛仪德·道莱(991—1001年在位)却是埃及法帖梅王朝的诸侯。在拜占廷人和法帖梅人的威胁之下，哈木丹人无法支持下去，只好在那一年投降了法帖梅人①。

赛弗·道莱在阿拉伯编年史上的声望，主要是由于他对于学术的慷慨奖励，其次是由于在其他的穆斯林放下他们手中的棍棒之后，他又对伊斯兰教的敌人基督教徒举起了他手中的棍棒。哈木丹尼王朝的这位君主本人，就是一位诗人②，他同许多文人接触，由此使人回想起赖世德和麦蒙的时代。这个文人圈子里有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和音乐家法拉比，他生活简朴，日常需要，由国库供给生活津贴四个第尔汗就能满足。还有著名的文学史和音乐史的历史学家伊斯巴哈尼，他把自己不朽的名著《乐府诗集》的手稿赠送给这位庇护人，并且接受了他一千第纳尔的奖金。还有雄辩的宫廷说教人伊本·努巴台(984年卒)③，他那用韵文写成的文雅的说教，鼓舞了听众参加反拜占廷的圣战的热情。最重要的是桂冠诗人穆台奈比(915—965年)，他的诗篇，辞藻富丽，隐喻微妙，而且具有夸张和华丽的风格，因此，他成为今天穆斯林世界最受爱戴、被人引证最多的诗人①。一位早期的权威，称他的诗词为“高度的完美”②。穆台奈比(自封的先知)③原是巴士拉城一个水夫的儿子，青年时代，曾在叙利亚的贝杜因人中间自称有预言的才能，因此获得了这个绰号。他在阿勒颇的诗坛上有一个劲敌，叫艾卜·菲拉斯·海木达尼④，他是赛弗· 道莱的侄子。有一个时期，穆台奈比受到他的庇护人赛弗·道莱的冷遇，就去寻求并且得到伊赫什德王朝卡夫尔的庇护。不过，后来他又对卡夫尔感到失望。

这个时期是北叙利亚的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诗人中的哲人和哲人中的诗人”艾卜勒·阿拉伊·麦阿里(973—1057年)就是这次文艺复兴后期的产物。这位诗人表达了伊斯兰新世界中社会衰退和政治混乱时代的怀疑的和悲观的感情。艾卜勒·阿拉伊是台努赫人的后裔，生于麦阿赖特·努耳曼，死于故乡。这是他的外号“麦阿里”的来源。他的坟墓于1944年重经修缮，因为那是他的诞辰的一千周年。他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以致双目失明，他所获得的补偿是记忆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艾卜勒·阿拉伊于1009年到巴格达去，在那里逗留了一年零七个月，他接受了精诚同志社的观念和别的印度观念。返回故乡后，他开始吃素，而且过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他晚期的著作，特别是《作茧集》(Luzū-mīyāt)①和《饶恕集》(Risālat al-Ghufrān)②，表明他这个诗人是以理性为向导，以悲观的怀疑论为哲学的。有人说他的《饶恕集》对于但丁的《神曲》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③。他的四行诗④，有一部分被译成英语。这位叙利亚诗人和波斯诗人欧麦尔·赫雅木有很多相似之点。一再有人作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证明，约晚死六十年的波斯诗人受过那位老前辈的影响。伟大的阿拉伯诗的时代到穆台奈比和麦阿里就完结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什么阿拉伯诗人获得超过地区性的声望。

赛弗·道莱在北叙利亚站稳之后，从947年开始，每年向小亚细亚出征一次。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中，没有一年是不同希腊人交战的⑤。赛弗·道莱的努力，起初是成功的。他夺取了马拉什和其他的边境城市。但是，奈塞福拉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塞斯(他们俩后来都做了皇帝)的辉煌的指挥，挽救了拜占廷的命运⑥。 961年，奈塞福拉斯攻克了首都阿勒颇(只有城堡除外)，他把阿勒颇的青年一万名和所有的战俘都屠杀了，并且焚毁了赛弗·道莱的宫殿。过了八九天后，他却撤退了①。登基之后(963—969年在位)，他的军队从阿拉伯人的手中抢夺了塞浦路斯岛，并且占领了西里西亚②。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派军队夺取了垂涎已久的城市安提俄克，这是历代大主教、圣徒和教法会议的城市，也是与拜占廷有同等宗教地位的城市。从969年到1084 年，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在拜占廷人的手里。占领安提俄克之后不久，奈塞福拉斯的大将，就进入阿勒颇，与赛弗·道莱的儿子和继任者赛义德·道莱(967— 991)签订了城下之盟③。约翰·齐米塞斯皇帝(969—976)采取了巩固和确保在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所获得的征服地的政策，同时把解放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最后目标。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从安提俄克动身，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十字军战役。他进了大马士革，但是没有深入巴勒斯坦。他在位的初期，哈木丹人的堂兄弟、奈绥宾的倔强的哈比卜部族一万二千多人，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改奉基督教，并且参加了拜占廷人对穆斯林国土的进攻④。齐米塞斯的继任者巴齐尔二世(976—1025年)虽然受到已占有西西里岛和爱琴海中许多岛屿的北非阿拉伯人的困扰，仍然御驾亲征，出兵保卫正在受到埃及法帖梅王朝威胁的叙利亚属地。但是，在十一世纪初，他和法帖梅王朝的哈基木签订了和约，此后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冲突。由于巴齐尔二世的努力，再加上奈塞福拉斯和齐米塞斯以前的努力，拜占廷帝国的国境，向东方扩张到幼发拉底河和北叙利亚的心脏，伊斯兰教国家的版图，却受到了损失⑤。他们三人在位的时期，是“拜占廷和东方穆斯林关系史上最光荣的时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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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qūbi，vol.ii，p.488; ibn-Khaldūn，vol.iv，pp.12—14;ibn-‘Idhāri，Bayān， vol. i， pp.72以下，217以下；tr.E.Fagnan， vol. i(Algier， 1901)， pp.96以下，303以下。
② 这座城是易德里斯建筑的。Ibn-abi Zar’(al-Fāsi)， Rawdal-Qirtās fiAk-hbār Mulūk al-Maghrib， ed.J. H. Torberg(Upsala， 1843)， p. 15； tr. Torberg，Annales regum mauritaniae(Upsala，1845)，pp.21以下。
③ 参阅Stanley Lane-Poole,The Mohammadan Dynasties(London,1893，rep-roduced 1925)，p.35；E.de Zambaur，Manuel de généalogie et de chronologie pourl’histoire del’lslam,(Hanover,1927)， p.65。
④ Ibn-abi-Zar‘，pp.56—57。
⑤ Ibn-al-Athīr,vol.vi,pp.106以下；ibn-‘Idhāri,vol.i,p.83。
① 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译者
② 参阅 ibn-al-Athīr， vol.vi， pp.235以下; ibn-Khaldūn， iv， pp.198—204。
③ D. G.Kampouroglous，“The Saracens in Athens”， Social Science Abst-racts， vol. ii(1930)，no.273;G.Soteriou,“ArabicRemainsin Athensin Byz-antine Times”，同书, no.2360。
① 关于艾格莱卜人其他的省长，可以参阅 Lane-Poole，p.37； Zambaur，pp.67，68。
② Ibn-‘Idhāri，vol.i， pp. 142—146; ibn-Khaldūn，vol. iv， pp.205—207; ibn-abi-Zar‘， p.61。
① Ibn-Khaldūn，vol.iii，p.295，vol.iv，p.297。
② Ya‘qūbi，vol.ii，pp.615以下；Tabari，vol.iii，p.1697。
③ 参阅Kin di，ed.Guest，pp.6—212；Suyūti，Husn，vol.ii，pp.2—10；deZambaur，pp.25－27。
④ Ya‘qūbi，vol.ii，p.624。
⑤ Ibn-Khaldūn，vol. iv，pp.300—301；Kindi，pp.219以下。
① Yāqūt，vol.iii，pp.707—708。
② Maqrīzi，ed.Wiet，vol.i.pp.247—250。
③ Maqrīzi(Būlāq)，vol.i，pp.313以下。
④ Ibn－Taghri－Birdi，al－Nujūm al-Zāhirah fi Mulūk Mulsr w-al-Qāhirah，ed。T.G.J.Juynboll， vol.ii(Leyden，1855)，p.11；Kindi，p.216。
⑤ Ibn-Khallikān，vol.i，p.97；ibn-Taghri-Birdi，vol.ii，p.8。
⑥ 关于这座清真寺的最好的描绘是约在1420年写成的，著者是Ma qrīzi(Būl-āq)，vol.ii，pp.265以下；曾利用这个描绘的是 Snyūti，Husn，vol.ii，pp.152—154。
① 他是十七个儿子之一，是三十三个儿女之一；ibn-Taghri-Birdi，vol.ii，p.21；Suyūti，Husn，vol.ii.p.11。
② Ibn-Taghri-Birdi，vol.ii，pp.57—58；Maqrīzi，vol.i，pp.316—317。
③ Ibn-Taghri-Birdi，vol.ii，p.56。
④ 同上书，pp.56—57。
⑤ 同上书，pp.60—61。
⑥ Ibn-Taghri-Birdi，vol.ii，pp.58—59； Maqrīzi，vol.i，p.317。
⑦ Ibn-Khallikān vol. i，p.310。参阅ibn-Khaldūn， vol. iv， pp.307—308；Ta－bari，vol.iii，pp.2145—2146； ibn-Taghri-Birdi， vol.ii，p.55。
⑧ Tanūkhi，Jāmi‘al Tawārīkh，ed.D.S.Margoliouth，vol.i，(London，1921)，p.261。(罗特尔=449.3公分，4罗特尔=1.8公斤。——译者)
① 《古兰经》44：47。
② Kindi，pp.247—248。
① Ibn-Sa‘id，al-Mughrib fi Hula al-Maghrib，ed.K.L.Tallqvist(Leyden，1899)， p.5。
② Kindi p.288；Miskawayh，vol.i，pp.332，366，n.；ibn-Taghri-Birdi，vol.ii，p.270。
③ Ibn-Khallikān，vol.ii，185—189；ibn-Khaldūn，vol.iv，pp.314—315；ibn-Taghri-Birdi，vol.ii，p.373。
④ Dīwān， ed，Fr.Dieterici(Berlin，1861)，pp.623－732；ibn-Sa‘īd，pp.45—46。
① 伊赫什德王朝世系表(图表里的虚线表示主奴系关)伍努朱耳(Unūjūr)这个名字有各种拼写方式。参阅 ibn-Taghri-Birdi，vol.ii，p.315；Kindi，p.294；ibn-Khaldūn，vol.iv，314；ibn-al- Athīr，vol.viii，p.343；Miskawayh，vol.ii，p.104。再参阅F.Wüstenfeld，Die Statthalter von Agyptenzur Zeit der Chalifen，pt.iv(G(ttingen，1876)，p.37。
② Tabari，vol.iii，p.2141。
① 右表： 1.赛弗·道莱·艾卜勒·哈桑·阿里 (944—967年) 2.赛耳德·道莱·艾卜勒·麦阿里·舍利夫 (967—991年) 3.赛义德·道莱·艾卜勒·法达伊勒·赛义德 (991—1001年) 4a.艾卜勒·哈桑·阿里 4b.艾卜勒·麦阿里·舍利夫 (1001—1003年)(1001—1003年)
② Ibn-Khallikān，vol.ii，pp.66－68；Tanūkhi，p.134。
③ 他的讲演集(Khutab)在开罗和贝鲁特屡次出版。
① 他的诗集先由法国人迪特里西刊行，后由纳绥福·雅齐只于1882年刊行于贝鲁特。1935年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纪念他逝世一千周年(回历354年卒)。
② Ibn-Kha llikān，vol.i，p.63。关于他的较早的评论，可参阅Tha‘ālibi，Yatīmah，vol.i，pp.78—164。
③ 他的原名是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外号是艾卜勒·太伊卜。
④ Dīwān，ed.Nakhlah Qalfāt(Beirūt，1900)；tr.in part，Rudolph Dv-o■ák as Abú Fir(s：ein arabischer Dichter und Held(Leyden，1895)。参阅Tha‘ā-libi，vol.i，pp.22—62。
① Al-Luzūmīyātaw Luzūm Ma la Yalzam， ed.‘Azīz Zand，2 vols。(Cairo，1891，1895)；tr.(in part)Ameen Rihani(New York，1918)。
② Ed.Kāmil Kīlāni，2 pts.(Cairo，1923)；partially tr.by R.A.Nicho-lson in JournalRoyal Asiatic Society(1900)，pp. 637－720；(1902)， pp.75－101，337—362，813—847。
③ Asin，Islam and the Divine Comedy，tr.Sunderland.。
④ 四行诗(rubā‘iyāt)，每首四行，一二四押韵，发源于波斯的诗法。
⑤ 参阅Yahyā ibn-Sa‘īd al-Antāki，“Ta’rīkh”，ed.and tr.(Fr.)I.Kratc-hkovsky and A.Vasiliev in Patrologia orientalis，vol.xviii，pp.768以下。
⑥ “Ibn-Shamshaqīq” of ArabChronicles；ibn-al-Athīr，vol.viii，p.407；abu-al-Fidā’，vol.ii，p.110，l.20。
① Miskawayh，vol.ii，pp.102－104；Yahya，pp.786－787。
② Yāqūt，vol.iii，p.527。
③ Yahyā，pp.823—824。
④ Ibn-Hawqal，pp.140—141。
⑤ Ibn-al-Athir，vol.viii，pp.440—441。
① Vasiliev，Byzantine Empire，vol.i，p.381。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论述了阿拔斯王朝头二百五十年(750—1000年)的历史，因为这是一个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穆斯林的文明，接受了一直保存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那种显著的特征，无论在教义学、教律学、科学、哲学、文学、人文学方面，现在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九百年前的伊斯兰教。当日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的各学派，在某种形式下，继续存在到今天。在那些学派中，各教派是最重要的。

穆尔太齐赖派，起初是一个固执的严格主义运动，他们断言，认为《古兰经》是上帝的非创造的言语而且是无始的这种学说，会损害上帝的统一性，但是，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唯理论者，给人类理性的产物以超乎《古兰经》的绝对价值。由于受到穆尔太齐赖派大法官伊本·艾比·杜瓦德①的鼓动，麦蒙出于哲学兴趣，把这个新的教义提升到国教的地位，于公元827年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敕令，宣布“《古兰经》是受造之物”的教条，与正统派的主张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古兰经》在其实际形式方面及其阿拉伯语方面，是与天上的原本完全相同的翻版②。“《古兰经》是受造之物”这新教条，不久就变成了穆斯林的信仰的试金石。甚至法官也要经过这试金石的检验。这位哈里发于833年颁布了他的臭名远扬的敕令说，凡是反对《古兰经》受造之说者，已担任法官的，都受撤职处分，没有担任法官的不得加以委任。他同时成立了“米哈奈”(mihnah，意思是考验)，即一种宗教裁判所，其任务是审判反对这一教条的人①。由于一种奇缘，本来应该维护思想自由的运动，变成了压制思想的凶器。

在伊斯兰教史上，迫害异端，这并不是破天荒第一遭。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希沙木(724—743年在位)曾下令处死哲耳德·伊本·第尔汗，因为他主张《古兰经》是受造的②，他还处死了大马士革人盖伊兰，因为他主张意志自由 ③；阿拔斯王朝的麦海迪和哈迪，都曾将一些“精低格”(zindīq)处以磔刑50000492_0510_3④，把他们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麦蒙的这种“米哈奈”是对异端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裁判，而且是扑灭异端的最早的正式尝试。

“米哈奈”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伊马木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⑤，他为维护保守的正统派所进行的大胆而且顽强的斗争，构成了正统派历史上富于魅力的一页。对正统派的迫害，在麦蒙的两个继任者的时代，继续进行。但是，在穆台瓦基勒在位的第二年，848年，他扭转了形势，翻过来迫害穆尔太齐赖派，而恢复了古老的信条。

在这个时期，穆尔太齐赖学派的领袖当中，有奈萨木(约在845年卒)，这位舍赫曾努力阻止伊斯兰教中波斯二神论的倾向，主张怀疑是知识所要求的首要的绝对条件⑥。他的体系，大体上是复兴安那萨哥拉斯的学说。奈萨木的徒弟中，有百科全书家巴士拉人查希慈(868或869年卒)①。另一位较早的领袖，是穆阿麦尔 ·伊本·阿巴德(约在835年卒)②，他是一位盖德里叶派的学者，具有某些印度思想。

在教义学方面，推翻穆尔太齐赖派的理论，重建正统派的教义，使其变成了伊斯兰教世袭遗产，还要归功于巴格达人艾卜勒·哈桑·阿里·艾什耳里(935或936 年卒)③，他是仲裁人艾卜·穆萨的苗裔。用一位虔敬的穆斯林的话来说，“穆尔太齐赖派曾趾高气扬，但是真主差派了艾什耳里，他们的统治就告终了。”艾什耳里原来是穆尔太齐赖派的教义学家祝巴仪(915或916年卒)④的学生，后来转换了方向⑤，他在辩论中使用以前老师们所采用和发展的那些武器——逻辑和哲学论证——，来和他以前的老师们战斗。他还有其他的许多成就，因此就变成了伊斯兰教教义学(kalām)的奠基人。在他之后，教义学家都力求把宗教信条和希腊思想调和起来。这成为穆斯林文化生活的最主要的特征，正象它是中世纪时代基督教徒的生活的特征一样。无方式(bila kayf)的信条，也是艾什耳里开始采用的，依照这个信条，每个人可能接受《古兰经》中神人同形同性说的措辞，而不要求什么解释。这条新的原理，被当做一个风门，用来节制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塞尔柱克王朝的大臣建立尼采米亚大学的目的，就是要传播艾什耳里的教义学体系。

继艾什耳里而起的是安萨里(al-Ghazzāli，拉丁语作Algaz-el)①，无疑，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教义学家，又是伊斯兰教最高贵和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确定了艾什耳里派最后的形式，而且确立了这个教派的金言(dicta)，使其成为伊斯兰教普遍的纲领。伊斯兰教的这位教长，从此变成为正统派的终极的权威。穆斯林们常说，假使穆罕默德之后还可以有一位先知，安萨里一定就是那位先知了。

安萨里的外号是艾卜·哈米德，他于1058年生于呼罗珊境内的突斯诚，于1111年死在故乡。他在自由的宗教经历中探讨过伊斯兰教各教派的思想。这是他的自述：

我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就开始了研究工作……我不断地研究各种教义或信条。我碰着内学派(Bātinīyah)，就想研究他的秘教的真谛；迂着外学派(Zāhi-rīyah)，就想探讨他的直解主义的要旨；会见哲学家②，就想学习他的哲学精髓；遇见辩证派教义学家 (mutakallim)，就想探查他的辩证学和教义学的宗旨；遇着苏非家，就要刺探他的苏非主义的秘密；遇到苦行者，就要追索他的苦行的根源；迂到无神论的精低格，就要摸索他坚持无神论、伪装信神的原因。从青年初期开始，我就有了探索真理的热情，这是我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是不能自主的③。

安萨里以正统派成员的身分，开始其宗教生活，不久就转变成一个苏非派成员，在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与过去的一切断绝了关系。1091年，他被聘为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的讲师，在那里变成一个怀疑论者。过了四年之后，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使他筋疲力竭，精神委靡，他又回到了苏非主义。理智主义使他失望。他以一个托钵僧的身分，心安理得地漫游各地。在各处退隐了十二年之久，包括在叙利亚隐居的两年和一次朝参圣地，然后他返回巴格达，从事于说教和讲学。他在这里写成杰作《圣学复苏》(Ihyā’，‘Ulūmal-Dīn)①，这部著作的神秘性，赋予教律以生气；其正统性，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发生影响。在这部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如《学问的开端》(Fātihat al-‘Ulūm)②、《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h)③、《信仰的节制》(al-Iqtisād fi al-I‘tiqād)④等，正统派的理论已登峰造极了。教律学曾窃据一个崇高的地位，这些著作把教律学抛开，而利用希腊的辩证法，建立了一个实用的哲学体系，而且使哲学受到正统派教义学家的欢迎。1150年以前，这些著作的某些部分被译成拉丁语，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曾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和较晚的巴斯喀，都曾间接地受到安萨里的各种观念的影响，安萨里是一切穆斯林思想家中对于基督教各种学说的形成贡献最大的一位。艾什耳里和安萨里所形成的经院哲学的骨架，把伊斯兰教撑持到现在，但是基督教世界已成功地突破了自己的经院哲学，特别是在新教革命的日子里。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和东方就分道扬镳，前者继续进步，后者却停止在原来的地方。

苏非主义 50000492_0514_0①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苏非主义，与其说是一套教理，不如说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穆斯林的神秘主义，是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从心理学上来说，苏非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对于上帝和宗教的真理，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亲身的、直接的亲近和更亲切的经验。苏非主义跟伊斯兰教其他的各种运动一样，可以在天经和圣训中找到其根据。例如第4章第94节，第9章第117节，第33章第47节，分别谴责“贪图今世生活的浮利”，称赞“悔罪自新的人”，并且强调“信任真主。因为真主足为监护者”，象这样的词句，在《古兰经》中是并不缺乏的。穆罕默德自己跟真主的关系，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换句话说，有一种在真主面前的直接的知觉，而苏非派就自命为先知所秘传的、保存在圣训集里的各种教训的真正解释人。

苏非主义起初是一种简单的禁欲生活，主要是冥想，正如基督教僧侣通常所实行的那样，在回历二世纪的时候，以及二世纪以后，它发展成为一种诸说混合的主义，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佛教等吸取了许多要素，并经历了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的和泛神论的阶段。苏非派模仿基督教僧侣，采用粗毛布衣(sūf)为制服，还从基督教僧侣借来了独身生活的理想，这是正统派的伊斯兰教所不提倡的。孤独的冥想和长期的守夜等习惯，同样说明叙利亚修道院的影响。苏非派的团体(tarīqah②，意思是正道)，在十三世纪时发展起来，其中有长老(shaykh)和门徒(murīd)，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和初学者，这已近乎修道院的组织，尽管有真伪难辨的圣训说：“伊斯兰教没有僧侣制 (rahbānīyah)。”苏非派的宗教仪式，叫做迪克尔(dhikr)①，是伊斯兰教中唯一的复杂的仪式，而且是发源于基督教的连祷的②。苏非派关于来世的种种传说，和他们所说的假基督③，都说明这个宗教团体曾吸收了许多新会员，这些人原来信奉较古的一神教，新近改奉了伊斯兰教。

九世纪中叶，苏非这个名词，初次出现于阿拉伯文献中，用来称呼某一类禁欲主义者④。获得这个称号的第一个人，据较晚的传说，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查比尔·伊本 ·哈彦(约在776年享盛名)，他宣称他有自己的一种禁欲主义。与他同时代的巴里黑人易卜拉欣·伊本·艾德杭(约在777年卒)，可以作为这个时代一个早期的寂静教的禁欲主义(zuhd)的典型。苏非派关于易卜拉欣转变的传奇，显然是仿造佛的故事⑤，据这个传奇说，他原来是以一个王子的身分出现的，某天他出去狩猎，突然听到有神秘的声音警告他说，他不是为此类目的而被创造的。于是，这位打猎的王子下了马，永远抛弃了荣华富贵的道路，而出家修行。照另一个传奇的说法，他的转变，是由于一个乞丐的启发，有一天，他从王宫的窗子向外面眺望，看见一个乞丐，在用一片发了霉的面包充饥，他把那片面包浸在水里，用一点儿粗盐做佐材，吃得津津有味。那个乞丐对易卜拉欣证明了自己是心满意足的，易卜拉欣就穿上粗毛布衣，开始了一种流浪的生活①。易卜拉欣转变成苏非之后，迁移到叙利亚，苏非主义在那里有自己最早的组织，他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在基督教和希腊的各种观念的影响下，穆斯林的禁欲主义，在回历二世纪时，变成了神秘主义，那就是说，禁欲主义，开始被其皈依者认作一种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目的，是认识真主，喜爱真主，与真主联合为一，而不是企图在来世获得真主的报酬。苏非对于真主的这种认识(ma‘rifah)，是凭借个人的灵魂的闪光所获得的一种神秘的直觉，而不是通过理智或公认的圣训而求得的对于真主的认识(‘ilm)。神秘的直觉，是艾卜·苏莱曼·达拉尼(849或850年卒)所首创的主义，他的坟墓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达赖亚，在雅古特的时代，还是人们瞻仰的对象②。但是与禁欲主义派对立的神秘主义派的第一个苏非，是克尔赫人麦耳鲁夫，他是巴格达学派的，于815年去世。麦耳鲁夫原来是一个基督教徒，一说是一个萨比教徒③，他被描绘成一个醉心于真主的人，被尊为圣徒。他的坟墓在巴格达城，在底格里斯河右岸上，直到现在，还受到群众的瞻仰，在古舍里(1074年卒)④的时代，人们认为在他的墓旁祈祷，是治病的良方。依照神秘派的说法，除真主外，任何物都不是真正存在的，真主是永恒的美，达到真主的道路是爱。爱就是这样变成为神秘主义的精髓了。

苏非主义从思辨的神秘主义又发展成为神智教。这种转变发生于翻译希腊名著的时期。引起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希腊的影响。苏非派神智学的代表是埃及人左农 ①，860年在吉萨去世，他的父母都是奴比亚人②。一般苏非家公认，这位禁欲主义者是他们的教义的创始人。他们承认，他是他们先辈的固特卜(qutb，宇宙的中枢)之一，他们每次提到他的名字，都加上这个祈祷：“愿真主使他的内心深处(sirr)变成神圣的。”赋予苏非主义以定型的是左农。他首创了这个观念：只有入神(wajd)才能真正认识真主，除此，别无他法。据麦斯欧迪的记载③，左农喜欢在他的祖国埃及的古迹的废墟中徘徊，企图辨认那些古迹上的神秘的象形文字，以便当做一把钥匙，去打开已遗失的古代科学的宝藏。

从神智教走到泛神教，并不是困难的，这个步骤主要是在印度—伊朗的影响下实现的。《乐府诗集》④至少给我们保存一段关于明白无误的佛教人生观的描绘，查希慈所描写的精低格的僧侣 ⑤，不是印度的圣人或者佛教的和尚，就是他们的模仿者⑥。波斯人巴叶济德⑦·比斯塔米(约在875年卒，他祖父是祆教徒)，大概是首创无我主义 (fanā’)的人，这种主义可能是佛教涅槃的反映。另一个波斯人哈拉只(梳毛人)，于922年被鞭挞，吊在绞刑架上，杀头后，被焚化了。阿拔斯王朝的宗教裁判所，这样惩办他，是因为他曾宣言：“我就是真主。”他所遭受的磔刑，使他变成最伟大的苏非的殉道者。下面的诗句充分说明他的神秘的理论：

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

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

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①。

哈拉只的坟墓，在巴格达的西面，现在还作为一个圣徒的坟墓保存在那里。但是，最伟大的一神论兼泛神论的苏非家，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 (1165—1240年)，他的坟墓在大马士革的嘎西雍山麓，现在被圈入穆哈义丁清真寺内。伊本·阿拉比同安萨里和巴格达人祝奈德(910年卒)②一流的正统派苏非家不同，他力图将苏非主义变成一门科学，想要为各界的入门者保存这门科学。泛神论关于“万物是真主”的观念的产生，应归功于他。

在神秘的诗歌方面，阿拉伯人只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埃及人伊本·法立德(1181—1235年)，他的杰作，是一首颂歌(t韵的)③，是关于神爱的绝妙的赞美歌。另一方面，波斯的第一流诗人，赛耳迪、哈菲兹和鲁密等，差不多都是神秘派的诗人。但是在哲学的苏非主义方面，阿拉伯语的著作界曾产生伊斯兰教所培养的最伟大的两位才子，法拉比和安萨里。后者曾使苏非主义及其若干非正统派的习惯，与伊斯兰相调和，并使神秘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理智主义相融合。

在回历的头五个世纪中，被称为苏非主义的那种宗教经验，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弟子和信徒的许多小组，聚集在某个人物的周围，或者因为纪念象哈拉只那样的精神导师，而聚集在一起，但是这种有组织的团体，是地方性的，没有常设的性质。在公元十二世纪结束以前，永久存在的团体开始出现了。依照这条原则而创设的第一个互助会(tarīqah)是嘎迪里叶派，因波斯人阿卜杜勒·嘎迪尔·支拉尼或支里(1077—1166年)①而得名，支拉尼享盛名于巴格达。这个互助会，是最宽大和最慈爱的互助会之一，现在会员遍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阿尔及利亚、爪哇和几内亚。就历史来说，第二个互助会，是里发仪叶派，是伊拉克人艾哈迈德·里发仪(1183年卒)所建立的，这个互助会的会员，象其他互助会的会员一样，会演各种杂技，如吞食红火炭、活毒蛇和玻璃片，用衣针和小刀刺穿自己的身体等。再其次是毛莱威叶派，通称为旋转的托钵僧，他们的互助会是以伟大的波斯诗人查拉勒丁·鲁密(1273年卒于科尼亚)为中心的。与一般穆斯林的习惯相反，鲁密使音乐在他的互助会的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苗裔，生活于科尼亚，世袭他的领袖职位②。这个互助会的最高领袖，享有这样的特权，即土耳其的新哈里发必须由他给予一把佩剑。

其他各式各样独立的互助会，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发展起来，他们的苏非主义是五花八门的，从禁欲的寂静主义到泛神论的唯信仰主义，什么都有。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互助会的创始人本身，就变成了崇拜的中心，被授予神的或准神的权力，而他的互助会的总部，发展成为崇拜圣徒的场所。在非洲，最强大的宗教团体是沙兹里叶派①，是阿里·沙兹里(1258年卒)所创始的，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特别强大，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分会。摩洛哥伊斯兰教的特点，是圣徒在那里或许比在任何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都更加受到崇拜。现代的赛奴西协会，先后以贾加布卜绿洲和库弗腊绿洲为总部，是阿尔及利亚的舍赫赛奴西在1837年所创始的，同以前的各种互助会有显著的差别，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的宗教团体。在埃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性的互助会，是伯德威派，因埃及人艾哈迈德·伯德威(1276年卒)而得名，总部设在坦塔。在土耳其最强大的互助会之一，是白克塔什派，这个教派与土耳其近卫军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很有威望。这个互助会，早在1500年就兴盛起来，奖励独身生活，尊崇阿里，在它的教义学中还可以看出基督教影响的痕迹。这个团体，与其说是一个苏非派的互助会，不如说是一个教派。土耳其托钵僧的互助会，不仅继承了小亚细亚古老的宗教，而且保存了早期土耳其人从中亚细亚带来的萨满教的痕迹。

苏非派的各互助会，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教会组织。这些团体的成员，通称为“德尔威什”(dervish，苦行僧)②，他们生活于特殊的宿舍里，这种宿舍叫做“台基叶” (takīyah)，“扎威叶”(zāwiyah)或“里巴兑”(ribāt)，这种宿舍同时还用做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个任务是清真寺所不能执行的。除长老和门徒外，互助会还可以有第三类成员，即凡俗会员，他们要服从互助会领袖的指导。

除创始一套修道制度和宗教仪式外①，苏非家对于伊斯兰教还作了别的贡献。念珠(subhah)在穆斯林中间的传布，显然应归功于他们②。现在，只有严格的瓦哈比派，把念珠当做异端(bid‘ah)而远避之。这种祈祷的工具，起源于印度，可能是苏非家从东方基督教会借来的，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在十字军战争中，念珠传入罗马天主教的西方。在阿拉伯文献中，初次提到念珠的，是桂冠诗人艾卜·努瓦斯(约在810年卒)③。巴格达鼎鼎大名的神秘家祝奈德(910年卒)，用念珠作为达到入神状态的媒介，有一位批评家规劝他，说他这样一位享尊严之大名的人物，不应该使用这种异端事物，他回答说：“我不愿抛弃把我引到真主面前去的道路。”④

此外，苏非主义还创始和普及了崇敬圣徒的仪式。《古兰经》并没有准许崇敬圣徒。这种风俗，是在基督教习惯的影响下产生的，是为了响应神秘的呼唤，也是为了适应跨越伊斯兰教教义学中天人之间的鸿沟的需要。伊斯兰教并没有承认圣徒的正式规定，凡是能显示奇迹(karāmāt)而受到群众欢迎的，都被认为是“外理”(wali，真主的朋友)。逊尼派和十叶派，本来都觉得祈祷圣徒是一种多神教的崇拜方式，到十二世纪时，主要由于苏非派的影响，圣徒崇敬同正统派的原理之间，发生了哲学上的调和，于是那种感觉也就跟着消灭了。讨论到 “真主的朋友”的等级问题时，颇有骑士之风的苏非家都坚持男女完全平等的原则①，例如，他们把圣徒们的头把交椅给了赖比耳·阿德威叶(约717—801 年)，她是一位神秘派的妇女，过着高贵的生活，具有可爱的性格。从此以后，赖比耳变成了“正统派圣徒传中极其卓越的女圣徒”。她年轻的时候，被人拐去，卖给人家做奴隶，但是，他的主子看见她在做礼拜的时候，周围放出光彩，就把她解放了。她不肯出嫁，愿过一种抛弃红尘的极端苦行的生活。不久，她就变成了“神秘的大道”上一位被崇敬的导师，谆谆地教诲人们要悔悟、忍耐、感恩、敬畏、安贫乐道、绝对信赖(tawakkul)真主。有人问她是否憎恨恶魔，她回答说：“我只顾得喜爱真主，没有工夫憎恨恶魔。”她曾梦见先知穆罕默德问她是否喜爱他，她回答说：“我满心喜欢真主，心中没有憎恨或喜欢他人的余地。”②她曾宣言：“我崇拜真主，不是因为惧怕他，也不是因为贪图天堂，只是因为喜爱真主，想望真主。”③

麦立克·扎希尔总督和他父亲萨拉哈丁，曾下令把一位喜爱真主的人在阿勒颇处以死刑，他的罪名是异端，那时候他才三十六岁(1191年)，这个人名叫素胡尔韦尔迪。我们从他的一篇热情的祈祷可以清楚地看出，苏非派神智教既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也受到新柏拉图派的影响④。

另一个宗教运动，也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定型，而且产生了许多支派，那些支派在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帝国史上曾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十叶派运动。阿里派的命运，在阿拔斯王朝，不比在伍麦叶王朝好，尽管他们在推翻伍麦叶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的斗争中，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麦蒙曾采用十叶派的服色(绿色)为国家的服色，而且宣告以他们的一位伊马木阿里·里达①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他的微笑，证明并不是永远有用的。不久就来了穆台瓦基勒。850年，他恢复了早期迫害十叶派的惯例；他拆毁了纳贾夫的阿里陵墓和卡尔巴拉的更受尊崇的侯赛困陵墓②，因此，引起十叶派无穷尽的憎恨。1029年，哈里发嘎迪尔，从巴格达清真寺中驱逐了一个十叶派的讲道者(khatīb)，而任命一个逊尼派的讲道者代替他③。这种普遍的敌对，迫使十叶派采用敷衍(taqīyah)原则④，即在强迫和危害的威胁下，免除宗教的要求。作为伦理学上的一条原则，敷衍的合法性，早已为哈列哲派⑤的某些人所承认，但是，十叶派把这条原则当做一条基本的教义。他们给这条原则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一个信士发现敌人占优势的时候，他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在外表上承认流行的那种宗教，作为自卫和掩护教友的措施⑥。

不遵国教的十叶派，虽然是一个被压迫的少数，而且屡次反抗现存的政体，都遭到失败(他们的反叛有时也是很英勇的)，但是，他们仍然公开地，或在原则的掩护下，坚持不渝地忠于伊马木，即从阿里的苗裔中选出的、理应得到这种效忠(walāyah)的伊马木。十叶派的伊马木，与逊尼派的哈里发不同，他不仅从穆罕默德继承了他的世俗的统治权，而且继承了解释教律的特权。在这种职务上，他是一位不会错误的导师，由于他的不谬性(‘ismah)①，他获得了无罪的天恩 ②。与逊尼派和苏非派的主义相反，十叶派认为，宗教上的确实性，只能从伊马木的教训中获得，因为伊马木蒙真主的保祐，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他们的第一位伊马木阿里，先由长子哈桑继承，后由次子侯赛因继承③，侯赛因的苗裔是更驰名的。十二伊马木派(Ithna‘Asharīyah)是十叶派的主体，他们所拥戴的十二位伊马木中最后的九位，都是侯赛因的后裔。在九位当中，据说这四位是陆陆续续地被敌人毒死的：哲耳法尔(765年)于麦地那，穆萨(799 年)④于巴格达，阿里·里达⑤(818年)于突斯，穆罕默德·哲瓦德(835年)于巴格达。其余的几位伊马木，或者在反抗哈里发政权的战争中战死于沙场，或者被刽子手杀死于法场。第十二位年轻的伊马木穆罕默德，在萨马腊清真大寺的山洞中失踪了(回历264年，公元878年)，他没有后人，所以就变成了“隐蔽的”(mustatir)或“被期待的”(muntazar)伊马木⑥。因此，他被认为是永远不死的，是在一种暂时隐蔽(ghaybah)的情况下的。在适当的时机，他将以麦海迪(Mahdi，得道者)的身分出现，光复真正的伊斯兰教，并征服全世界，带来万物毁灭之前的短暂的一千年。这第十二位伊马木，虽然是隐蔽的，但是他永远是“时间的主人”(qā’im al-zamān)。在波斯，十二伊马木派，于1502年被萨法威王朝定为国教，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第七位伊马木穆萨·卡最木的后裔。自从那个时候起，波斯国王就索性被认作是隐蔽的伊马木的代理人，而穆智台希丁(mujtahidūn，高级的教义学家们)被认作他的代言人和他与人民之间的居间人。

关于伊马木麦海迪的教条，就这样变成了十叶派教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在今天，这个教条还是伊斯兰教十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主要分界线。逊尼派虽然指望将来有一个人出来复兴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来世论中，并不强调他的重要性，也不把他叫做麦海迪①。

十叶派已证明是异端滋长的最肥沃的土壤。依照一个传说，穆罕默德曾说过：“以色列人分裂为七十一派或七十二派，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但是我的教徒将分裂为七十三派。”②这些教派，有许多是十叶派的支派。

十二伊马木派，并不是伊马木十叶派中唯一的支派。另一个支派，跟十二伊马木派一致承认，前面的六位伊马木都是合法的，在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萨迪格的儿子的继承问题上，两派就发生了分歧。他们承认他的长子易司马仪(760年卒)为第七位伊马木，也是最后一位伊马木，却不承认他的次子穆萨是合法的伊马木。这个支派，把可见的伊马木的数目限于七位，所以叫做七伊马木派(Sab‘īyah)。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曾选定长子易司马仪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他知道他酗酒的习惯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改选次子穆萨做继承人。十叶派的大多数，默认了这个变更，承认穆萨是可见的十二位伊马木世系表中的第七位。其余的少数人却主张，伊马木作为一个无罪的人，饮酒也无损于他的身分，因此，他们仍旧效忠于易司马仪。他比他父亲早死五年。这个七伊马木派，又叫易司马仪派。在他们看来，易司马仪已变成了隐蔽的麦海迪①。

在易司马仪派的体系中，正如在古代毕达哥拉斯的体系中一样，“七”这个数字，被认为具有神圣的重要性。七伊马木派，用“七”来把宇宙现象和许多历史事件加以分类或分期。他们的神智的宇宙开辟说，一部分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他们认为流出的步骤是七个：(1)真主；(2)宇宙精神(‘aql)；(3)宇宙灵魂(nafs)；(4)原始物质；(5)空间；(6)时间；(7)大地和人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恩赐给了七位立法的先知(nātīq)：(1)阿丹(亚当)，(2)努哈(诺亚)，(3)易卜拉欣(亚伯拉罕)，(4)穆萨(摩西)，(5)伊萨(耶稣)，(6)穆罕默德，(7)易司马仪的儿子穆罕默德·塔木。他们在每两位立法的先知之间，插入一位沉默的先知，以第一位为基础(asās)。这七位沉默的先知，包括易司马仪(以实玛利)、哈伦(亚伦)、彼得、阿里一流的人物。与他们平列的，是另一类较低级的人物，以七人或十二人为一组，有宣传的领袖(hujjah)和简单的传道师(dā‘i)②。

易司马仪派实施了伊斯兰世界所试用过的一个最狡猾而且最有效的政治——宗教的宣传方法。他们从自己的隐蔽地开始派遣传道师，游历穆斯林世界，宣传他们的所谓巴颓尼(bātin，内在的)①教义。正统派把这些无组织的教派叫做内学派。依照这些教派的说法，《古兰经》应该用譬喻的方法加以解释，宗教的真理具有内在的意义，但是被表面的形式(zāhīr，表面的)所掩蔽，没有受过传授的人，不能揭开那个帷幕，从而探求那种内在的意义。他们安详地、谨慎地把这种教义传授给新会员，在传授之前，他必须发誓，对秘教教义保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奥妙的道理，如宇宙从神的本体流出、灵魂的轮回、易司马仪包含神性、期望他以麦海迪的身分早日归来(raj‘ah)等等。据说秘传包括七个到九个阶段①，这使人联想到现代的共济会的纲领(Freemasonry)。

这个秘教的组织找到一个能干的热中者，叫做阿卜杜拉，他父亲是一个出身不明的眼科医生，叫梅蒙·盖达哈，起初住在艾海瓦兹，后来迁移到耶路撒冷。刚才所叙述过的易司马仪派的政治—宗教的体系，就是由阿卜杜拉完成的。他的总部起初设在巴士拉，后来迁移到叙利亚北部的赛莱木叶②，他和他的继任者从自己的总部派遣许多传道师，他们系统地在所谓追随者的心中引起怀疑，以此为传道工作的起点。于是，他们提请他注意，麦海迪不久就要公开出现。当时阿拉伯穆斯林和波斯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日益增长，这个微贱的波斯眼科医生的儿子利用这种仇恨，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要在一种秘密会社中，经过一些秘传阶段，把战败者和战胜者都团结起来，这些人作为自由思想者，会把宗教当做一种手段，来摧毁哈里发的政权，而把宝座赠给阿卜杜拉或者他的子孙。这个计划的想法是惊人的，执行是迅速的，部分成功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法帖梅王朝在突尼斯和埃及兴起了。

阿卜杜拉约在874年去世50000492_0528_2③，在这之前，他发现了一个最热心的徒弟和改信者，叫做哈木丹·盖尔麦兑④，他是一个伊拉克的小农，曾在星象中看到，伊朗人将要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回自己的江山①。哈木丹变成了一个内学派的奠基人，这个教派后来叫做盖尔麦兑派。这个运动，显然是本地农民和阿拉比亚人之间的宿仇的表现。约在890年，这位奠基人在库法城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公馆，叫做“迁士之家”(Dār al-Hijrah)②，这座公馆变成了这个新运动的总部。他们在本地的群众中间，特别是在所谓的奈伯特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以及阿拉伯人中间，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这个新教派的成员增多了。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一个秘密会社，是以一种共产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入会者必须经过秘传。这个新团体，是靠一种公共基金来维持的，基金的来源，是捐献，那种捐献表面上是自愿的，其实是一系列的捐税，而新的项目总是比旧的还要繁重。盖尔麦兑甚至规定共产公妻(ulfah) ③，现代的某些作家，把他们叫做“伊斯兰教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教义学中使用一种以《古兰经》为依据的寓言式的教义问答，据说是适于一切信仰、一切民族和一切阶级的。他们强调宽容和平等，他们把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成行会(sinf)，在他们的仪式中有行会的仪式。穆斯林行会的最早的纲领，见于精诚同志社的第八篇论文，这个社的成员自己可能就是盖尔麦兑派。马西尼翁认为，这种同业公会运动，传到西方，对于欧洲同业公会和共济会的形成，曾发生过影响④。

盖尔麦兑运动，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和革命性的倾向，曾发展成伊斯兰国家中一种最危险的力量。盖尔麦兑派认为敌人即令是穆斯林，杀害他们也是合法的。在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参加了僧祗奴(黑奴)的解放战争，那次奴隶反抗战争，是868年到883年之间在巴士拉爆发的，曾震撼了哈里发帝国的根基。在艾卜·赛义德·哈桑·占那比①(他原来是盖尔麦兑的一个传道师②)的领导下，他们于899年，在波斯湾西岸上建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以哈萨为首都③。这个国家不久就变成他们的强大的堡垒，也是对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威胁。他们从自己的大本营出发，对邻近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袭击，占那比自己约在 903年克服了叶麻麦，而且侵入阿曼。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艾卜·塔希尔·苏莱曼，蹂躏了下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而且拦路抢劫朝觐天房的哈只们④。他的最后的暴行，是于930年劫掠麦加和抢走克而白上玄石⑤。伊斯兰教这种最神圣的遗迹，离开天房二十多年后，于951年，奉法帖梅王朝哈里发曼苏尔⑥之命，才归还克而白天房。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间，盖尔麦兑和占那比的追随者们，从他们在赛莱木叶的大本营发号施令，使叙利亚和伊拉克经常浸在血泊里面⑦。由于盖尔麦兑派的活动，连边远的呼罗珊和也门，也构成了持久的不满的温床。

盖尔麦兑派的国家灭亡了，他们的教义，却传给了埃及的法帖梅人，德鲁兹教义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创始的，后来又传给阿拉木图和叙利亚的新易司马仪派，或阿萨辛派①。阿萨辛派的运动，被这个教派的成员叫做新宣传运动②，这个运动是由哈桑·伊本·萨巴哈(1124年卒)创始的，他或许是一个突斯籍的波斯人，自称是南阿拉比亚希木叶尔王朝的后裔。动机显然是这位异端祖师的个人野心和报复愿望。哈桑以一个赖伊城青年人的身分③，接受了内学派的教训，他在埃及住过一年半之后，以法帖梅人的传道师的身分返回故乡④。在这里，他于1090年占有了一个坚强的山上堡垒，即位于加兹温西北的阿拉木图。这座堡垒位于阿勒布兹山脉的余脉中，拔海一万零二百英尺，形势险要，富于战略意义，是里海海岸与波斯高地之间险阻的捷径，这个“鹫巢”(这大概是这个地名的意义)成为伊本·萨巴哈和他的继任者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占有，是这个新的互助会生活中的第一件历史事实。

总传道师(dā‘i al-du‘āh)和他的徒弟们，从阿拉木图向四面八方发动奇袭，借此夺取了别的堡垒。他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滥用匕首，把暗杀变成一种艺术。这个秘密组织，以易司马仪派的前例为基础，发展了一种不可知论，其目的是把新入会者从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启发他，说历代的先知都是多余的，奖励他什么也不信仰，什么事都敢干，把他培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在总传道师的下面，有许多大传道师(al-dā‘i al-kabīr)，每人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在大传道师的下面，有许多普通的宣传员。这个互助会的基层组织，包括义侠(fidā’)①，他们随时准备着执行总传道师的任何命令，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阿拉木图的主人怎样用大麻剂(hashīsh)催眠他的舍身者，有一个关于此事的生动的描写——尽管是较晚的、第二手的资料——已经由马可波罗传到我们的手里，他是于1271或者1272年，路过阿拉木图附近时听到这种情况的。马可波罗先用热烈的辞句描绘了总传道师在阿拉木图所修建的壮丽的楼阁和宫殿，以及四周美丽无比的园林，然后接着说：

只有欲为其哈昔新(Ashishin②)者，始能入是园，他人皆不能入。园口有一堡，其坚固之极，全世界人皆难夺据，人入此园者，须经此堡。山老③宫内蓄有本地十二岁之幼童，皆自愿为武士，山老授以摩诃末④所言上述天堂之说。诸童信之，一如回教徒之信彼。已而使此辈十人或六人或四人同入此园。其入园之法如下。先以一种饮料饮之，饮后醉卧，使人畀置园中，及其醒时，则已在园中矣。

彼等在园中醒时，见此美境，真以为处天堂中，妇女日日供其娱乐，此辈青年适意之极愿终于是不复出矣。

山老有一宫廷，彼常给其左右朴质之人，使之信其为一大预言人，此辈竟信之。若彼欲遣其哈昔新赴某地，则以上述之饮料，饮现居园中之若干人，乘其醉卧，令人畀来宫中，此辈醒后，见己身不在天堂，而在宫内，惊诧失意。山老命之来前，此辈乃跪伏于其所信为真正预言人之前。山老询其何自来。答曰，来自天堂。天堂之状，诚如摩诃末教法所言。由是未见天堂之人闻其言者，急欲一往见之。

若彼欲刺杀某大贵人，则语此辈曰：“往杀某人，归后，将命我之天神导汝辈至天堂。脱死于彼，则将命我之天神领汝辈重还天堂中”①。

公元1092年，有一个义侠化装成一个苏非家②，对塞尔柱克王国著名的大臣尼采木木勒克进行暗杀，这是陷穆斯林世界于恐怖的一系列神秘的暗杀的开始。塞尔柱克王国的素丹马里克沙于同年奋发起来，派兵去讨伐那个堡垒，堡垒里的驻军夜间出击，击退了围攻的敌军。哈里发们和素丹们屡次进行的清剿，都证明是徒劳的。到最后，摧毁哈里发帝国的蒙古人旭烈兀，才于1256年拿下了这个堡垒及其在波斯的几个附属的要塞③。

远在十一世纪末叶，阿萨辛派早已在叙利亚站稳了脚跟，而且把塞尔柱克王国驻阿勒颇的王子列德旺·伊本·突突什(于1113年卒)都变成为皈依者。他们到1140年已夺得了麦斯雅德④地方山上的堡垒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其他堡垒，包括凯海夫、盖德木斯和欧莱盖等地的堡垒①。甚至奥龙特斯河上的舍伊萨尔(现代的沙贾腊)，也被阿萨辛人暂时占领了。吴萨麦②把他们叫做易司马仪派。他们在叙利亚的最著名的导师之一是赖世德丁·息南(1192年卒)，常住麦斯雅德，他的称号是 shaykh al-jabal，十字军的编年史家把这个称号译成“le vieux de la montagne”③(山老人)。使十字军胆战心惊的，正是赖世德丁的支持者。1260年蒙古人夺取麦斯雅德后，奴隶王朝的素丹拜伯尔斯，于1272年给叙利亚的阿萨辛人以最后的打击。从此时起，阿萨辛人稀疏地分散在北部叙利亚、波斯、阿曼、桑给巴尔和印度，他们在印度的人口特别多，约计十五万人，他们的名称是“火者”(Khoja)或者“毛拉”(Mawla) ④，他们都承认孟买的阿哥汗(■gha Khān)为他们的名义领袖。这位领袖自称为第七代伊马木易司马仪的苗裔，是阿拉木图最后一位总传道师的子孙，他接受各地教徒，甚至叙利亚的教徒个人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他以打猎家的身分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巴黎和伦敦之间。

叙利亚北部的努赛尔派，比黎巴嫩的德鲁兹派还要古老，他们构成现存的易司马仪派各支派之一。他们是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的教徒，所以叫做努赛尔派，努赛尔生于九世纪末叶，是阿里派第十一位伊马木哈桑·阿斯凯里(874年卒)的党羽之一50000492_0534_4⑤。据杜骚的研究①，伊本·努赛尔的党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一群人如何从异教直接改宗易司马仪派的伊斯兰教。这可以说明在他们和易司马仪派的主流之间为什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努赛尔派跟极端的十叶派的其他支派一起，都承认阿里是真主的化身，易司马仪派却不然②。因此，自法国的委任统治制在他们的地区建立以来，他们就被称为阿里派。他们与德鲁兹和其他穆斯林教派不同，他们有一套祈祷式，而且采用了几种基督教节日，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他们中有人用马太、约翰、海伦一类的基督教徒的名字。除了向基督教借用这些东西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仪式，比德鲁兹派还要保守秘密，他们的教条中还保存了原先异教信仰的若干残余。这个教派的信徒，还有三十多万人，大半是农民，现在居住在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山区，有些散居在辽远的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

努赛尔派、阿萨辛派、德鲁兹派、盖尔麦兑派和易司马仪派的其他支派，都被认为是极端派(g‘hulāh)，甚至连构成十叶派主干的十二伊马木派，也承认他们是极端分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放弃了真主的超绝性，忽视了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这一信条③。极端分子中有一派，甚至宣称天神迦伯利犯了错误，他初次送启示的时候，把穆罕默德错认为阿里了④。十叶派的极端分子，分为许多支派，后来有了发展，可以在这里提一提的，有西部安纳托利亚的太赫台只派(伐木者)，有波斯和突厥斯坦的阿里·伊拉希派(奉阿里为神明者)，有东部安纳托利亚的基齐勒·巴什派(红头)，这派是阿里·伊拉希派的近亲，还有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白克塔什派。

这些支派，和也门的宰德派相对立，他们是侯赛因的孙子宰德①的党羽，承认宰德是本教派的奠基人。在十叶派的各支派中，宰德派是逊尼派最亲的血族，就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支派是最宽大的。极端分子站在一方，宰德派站在另一方，十二伊马木派占据着十叶派的中间立场。宰德派与其他十叶派相反，不信仰隐蔽着的伊马木，不实行临时婚姻制(mut‘ah)，不准许敷衍(taqīyah)。但是，他们跟其他的十叶派一样，对苏非主义采取敌对态度。总之，十叶派虽然有这样多的支派，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六千万，占全世界穆斯林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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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ibn-Khallihān， vol. i， pp.38—45；Tabari， vol. iii， pp. 1139以下。
② 参阅本书第123—124页。
① 他们的命令的抄本，还保存在泰伯里《世界史》第3册，第1112—1116页。
② Ibn-al-Athīr, vol. v， pp. 196—197。
③ 同上书， p. 197； Tabari， vol.ii，p. 1733。
④ 参阅本书第359页。
⑤ Tabari， vol. iii， pp. 1131以下。
⑥ 关于他的异端，可以参阅Shahrastāni，pp.37—42； Baghdādi，ed.Hitti，pp.102—109。
① Ibn-Hazm， vol.iv， p. 148； al-Khayyāt， Kitāb al-Intisār， ed.H.S.Nyberg(Cairo,1925)， index。
② 参阅Shahrastani，pp.46—48；Baghdādi， pp.109—110。
③ 参阅他所著的Maqālāt al-Islāmīyīn， ed.H.Ritter(Constantinople，1929)，pp.155—278； Shahrastāni， pp.65—75。
④ 参阅Shahrastāni，pp.54以下；Baghdādi，p.121。
⑤ Fihrist， p.181。
① 这个姓是发源于ghazzāl(纺线工人)，正确性较差的写法是al-Chazāli，见Muhammad ibn-abi-Shanab in Majallat al-Majma‘，vol.vii(1927)，p.224—226。参阅Duncan B.Macdonald in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2)，pp.18—22。
② 指新柏拉图学派。
③ Al-Munqidh min al-Dalāl， ed.A. Schm(lders(Paris， 1842)，pp.4—5；参阅 C. Field， The Confessions of AlGhazzali(London，1909)， pp.12—13。这本著作中自传的部分，几乎与圣·奥古斯丁的经历一样。
① 1334年开罗版，四册。还有其他的几种版本。
② 1322年，开罗版。
③ Ed.M.Bouyges(Beirūt，1927)。
④ 1327年，开罗第二版。
① 这个名词发源于阿拉伯语的sūf(羊毛)，因为加入苏非派的人必须穿一件粗毛布衣以示苦行。Theodor N(ldek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Gesellschaft，vol.48(1894)，pp.45—48。
② 《古兰经》46：30以下。
① “迪克尔”的意思是记诵，就是念念不忘真主的尊名；《古兰经》33：41。
② Reynold A.Nicholson，The Myrtics of Islam(London，1914)，p.10。
③ Al-Masīh al-Dajjāl，发源于阿拉马语的 Meshīha Daggāla。参阅《马太福音》24：24；《启示录》13：1—18；《但以理书》11：36。
④ Jāhiz，Bayān，vol.i，p.233。
⑤ T.Duka in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4)，pp.132以下。
① 参阅ibn-‘Asākir vol.ii,pp.167—196；Kutubi，vol.i，pp.3—5；al-Qushayri，al-Risālah(Cairo，1284)，pp.9—10。
② Buldān, vol.ii， p.536。
③ 参阅al-Hujwīri Kashf al-Mahjūb,ir. R.A. Nicholson(Leydon， 1911)，p. 114。
④ Risālah， p.12。
① 左农(意思是鱼人)是他的外号，《古兰经》(21：87)曾称约难为左农。他的真名是骚班·艾卜勒·斐德·伊本·易卜拉欣。
② Qushayri p.10；Hujwīri， p.100。
③ Vol.ii.pp. 401—402。
④ Vol.iii,p.24，ll.27—28。
⑤ Hayawān，vol.iv，pp. 146—147。
⑥ Ignaz Goldzih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lslam， ed.F. Babinger(Heidelberg，1925)，p.160。
⑦ 原名是艾卜·叶齐德，突厥人把他叫做巴叶济德，参阅 Qushayri，pp.17—18；ibn-Khallikān，vol.i，p.429。
① Ibn-Khallikān， vol.i，p.261。参阅 R.A.Nicholson.Studies in IslāmicMysticism(Cambridge，1921)，p.80；Louis Massignon， La Passion d’al-Hallāj：ma-rtyr mystique de l’Islam(Paris， 1922)，vol.ii，p.518。
② Qushayri，pp.24—25；Hujwīri，pp.128—130。
③ Dīwān，ed. Amin Khūri，3rd ed.(Beirūt，1894)， pp.65—132；tr.almostentirely by Nicholson，Studies，pp.199—266。
① 现存的最好的传记在 al-Dhāhabi，“Ta’rīkh al-Islām”，D.S. Margoliouthin Journal Royal Asatic Society(1907)， pp.267—310。关于他的种种奇迹，可以参阅Shattanawfi Bahjat al-Asrār(Cairo，1304)，在这本书的页缘上有支拉尼所作的七十八篇说教，叫做Futūh al-Ghayb。
② 他没有子女，他的苗裔，是指他的弟兄们的苗裔。——译者
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 abu-al-Mawāhib al-Shādhili，Qawānīn Hikam al-Is-hrāq(Damascus，1309)；tr.Edward.J.Jurji,Illumination in Islamic Mysticism(Princeton，1938)。
② 阿拉伯语的darwish，起源于波斯语，意思是贫民，穷人，乞丐。
① 关于一位正统派穆斯林的批评，可以参考ibn-al-Jawzi，Naqd，pp. 262以下。
② Ignaz Goldziher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vol. xxi(1890)，pp.295－300； Vorlesungen，p.164。
③ Dīwān，p. 108，l.18。参阅 ibn-Qutaybah， al-Shi’r， p. 508，l.2。
④ Qushayri，p.25。
① Abu-Nu’aym(1038年卒)，在他的巨著 Hilyat al-Awliyā’ wa-Tabaqāt al-Asfiyā’， vol. ii(Cairo，1933)，pp.39—79，中以巨大的篇幅论述了苏非派的女圣徒。
② Farīd al-Dīn‘Attār，Tadhkirat al-Awiiyā’， ed. R. A. Nicholson， vol. i(Leydon，1905)，p.67。
③ Abu-Tālib (al-Makki)， Qūt al-Qulūb(Cairo，1932)，vol， iii， p.83。 还可以参阅 Margaret Smith,Rābi’ah the Mystic and her Fellow-Saints in Islām(Cambridge，1928)。
④ Louis Massignon， Recueil de textes inédit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lamystique en pays d’Islam(Paris，1929)，pp.111—112。参阅本书第 40章：神秘派的“伊本·阿拉比”。
① Ya’qūbi， vol.ii， pp.544—545。
② Fakhri，p.325； Mas’ūdi， vol. vii， pp.302—303。
③ Ibn-al-Athīr，vol.ix，p.278。
④ 照字义讲，taqīyah的意义是“谨慎”、“恐惧”(《古兰经》3∶28)。
⑤ Shahrastāni，p.92，l.15，p.93，l，6。
⑥ Gcldziher，Vorlesungen，p.203。
① 参阅本书第 248页。Baghdādi， Usūl， vol. i， pp.277—279。
② Shahrastāni，pp.108—109； ibn-Khaldūn， Muqaddamah，pp.164—165。
③ 哈桑和侯赛因是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外孙，他们无数的苗裔，都被尊为圣后，在穆斯林中具有特殊的头衔，哈桑的子孙叫舍利夫，(sharīf，贵人)，侯赛因的子孙叫赛义德(sayyid，主子)，他们都有戴绿头巾的权利。麦加的统治者都是舍利夫，从前伊拉克的国王和摩洛哥的国王，都是他们的子孙，都代表法帖梅的长子的世系。
④ 参阅 Ya’qūbi，vol.ii，p.499。
⑤ 同上书，vol. ii， p.551； ibn-Khallikān，vol.i， p.577。
⑥ Shahrastāni，p.128；Baghdādi，ed.Hitti，pp.60—61;ibn-Hazm，vol.iv,p.138; al-Nawbakhti,Firaq al-Shī’ah，ed.HellmutRitter(Constantinople， 1931)，pp.84—85。参阅 ibn-Khaldūn，Muqaddamah， p. 166。这个洞穴，现在还存在于萨马腊的废墟中。
① 由于信仰麦海迪还要回来，往往有狡猾者借此进行诈骗，在穆斯林历史的各时朝中，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假的麦海迪。
② Ibn-al-Jawzi， Naqd， pp.19—20。参阅 Baghdādi， ed. Hitti， p.15。
① Nawbakhti，pp.57—58； Baghdādi，ed.Hitti，p.58；ibn-Khaldūn.Muqa-ddamah，pp.167—168。
② Shahrastani， pp.145—147；al-■ji， al-Mawāqif，vol. viii(Cairo，1327)，pp.388—389。参阅W.Ivanow，A Guide to Ismaili Literature(London，1933)。
① Baghdādi，Usūl，pp.329—330； Shahrastāni，pp.147以下；ibn-al-Jawzi， P.108。
① 对于新入教者给予循序渐进的秘传，这是从前摩尼教和希腊的某些学派曾经做过的。
② 参阅lstakhri，p.61；ibn-al-Faqīh，p.110；Yāqūt，vol.iii，p.123。确实性较差的现代名称是赛莱米叶，参阅 Maqdisi， p.190；ibn-Khuīdādhbih， pp.76，98。
③ 这个年代比下面这本书的记载提前了一个世纪： al.Juwayni，Ta’rikh-i-Jahān-Gushā， ed. Mīrza M.al-Qazwīni， pt.3(Leyden，1937)，p.315。
④ 这个词的语源是可疑的，或许不是阿拉伯字(Baghdādi，ed.Hitti，p.171；Fihrist，p.187，l.9；Sam‘āni， Ansāb，fol.448b)，而是阿拉马语，意思是“秘密的导师”；Tabari， vol. iii，pp.2125，2127；ibn-al-Jawzi， p.110。
① Fihrist，p.188。
② 参阅 ibn-al-Athīr， vol. viii， p.136。
③ 具有同样观点的其他教派，可以参阅 ibn-Hazm，vol. iv，p.143；ll.13—14。
④ Art.“Karmatians”，Encyclopaedia of Islām。
① 他是Jannāb乡的居民，那是法里斯地方的一个市镇，坐落于注入波斯湾的一条小河的河口附近(Istakhri，p.34)。
② Ibn-Hawqal， p.210。
③ 现代的胡富夫。ibn-al-Athīr，vol.viii，p.63。
④ 同上书，vol.viii，pp.124—125，132—133，158—159，232。
⑤ Miskawayh， Tajārib al-Umam， ed. H.F. Amedroz， vol. i(Oxford，1920)p.201； ibn-al-Athīr vol.viii，pp.153—154。
⑥ 参阅 Baghdādi，ed. Hitti， pp.176—177； ibn-al-Athīr， vol，viii， pp.153—154。
⑦ Tabari，vol. iii， pp.2217以下；Mas‘ūdi， Tanbīh， pp.371—376； Miskawayh，vol.ii，pp.108—109。
① 这个名词是阿拉伯语hashshāshūn的变态，是印度大麻叶，一种麻醉剂，阿拉伯语叫hashīsh；服食这种麻醉剂的人，叫hashshāshūn。
② Al-da‘wah al-jadīdah； Shahrastāni， p.150。
③ 因此，他有拉齐的称号；ibn-al-Athīr， vol.x， p.369。
④ Ibn-al-Athīr vol.ix，p.304，vol.x， p.161。
① 另一种拼写法是fidāwi，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愿为某种主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者。参阅 ibn-Battūtah， vol. i， pp.166—167。
② ashishīn是阿拉伯语 hashāshīn之讹。——译者
③ 山老是shaykh al-jabal的义译，就是山上的长老或头子，即山大王。——译者
④ 穆罕默德。——译者
①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Venetian, tr. Henry Yule， 2nd ed.(London，1875)，vol.i,pp.146—149。有一个关于在麦斯雅德举行的仪式的描写，据说是伊本·赫里康所作的，可供参考，见 Fundgruben des Orients，vol.iii(Vienna，1813)，ed. and tr. Hammer， pp.201—206。 (上面的译文是引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上册第114—117页。——译者
② Ibn-Khallikān，vol.i，p.256。参阅本书第478页。
③ 阿萨辛人的著作和纪录，都在当时被毁坏了，因此，我们关于这个奇怪的、惊人的互助会的情况主要是自敌对方面的资料得到的。
④ 这个地名有种种变形，如Masyāth.这个地方现在在奴撒里叶(Nusayrīyah)山的东边。ibn-al-Athīr， vol. xi， p.52；abu-al-Fidā’， vol. iii， p.16。
① Ibn-Battutah,vol.i，p.166。
② Kitāb al-I‘tibār,ed.Hitti，pp.159—160=Arab Syrian Gentleman,pp.190。
③ 参阅William of Tyre，“Historia rerum” in Recueil des hirtoriens descroisades:historiens occidentaux,vol. i，(Paris，1844),p.996。
④ 除这些人外，印度古吉拉特邦还有达五德派十万以上，他们也是易司马仪派，但不是阿哥汗的教徒。关于达五德人的情况，可以参阅D. Menant in Revue du mondemusulman vol. X(1910)，pp.472以下。
⑤ 关于伊本·努赛尔及其党羽的第一个重要论述，见十一世纪初期德鲁兹派的争辩者哈木宰等人的手稿。
① René Dussaud,Histoire et religion des Nosair(s (Paris,1900),p.51。
② Shahrastāni， pp.143－145。
③ 关于其他极端分子，可以参阅 Baghdādi， ed. Hitti， pp.145以下;Shahrast-āni, pp.132以下； ibn-Hazm，vol.iv，pp.140以下;Ash‘ari， Maqālūt, vol.i, pp.5—16。
④ Baghdādi,p.157。
① 参阅本书第443页十二伊马木的世系表。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闪族的阿拉伯人，在美术方面，也象在诗歌方面一样，证明自己对于特殊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有锐敏的识别力，对于细节，有细致的感觉，但是，缺乏一种特殊的才能，不能把各个部分加以协调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伟大的、联合的整体。然而特别是在建筑和绘画方面，他们并没有象十世纪以后在科学方面那样很早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进步，而后来便停止不前了。

一度点缀过曼苏尔和赖世德的首都的建筑学古迹，现在已荡然无存了，但是伊斯兰教最堂皇的两大建筑物，还保存到如今，就是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磐石上的圆顶寺，这两座古迹是在伍麦叶王朝初期建成的。巴格达的创建者，建筑了哈里发宫殿金门宫(bāb al-dhahab)，也叫绿圆顶宫(al-qubbah，āl-khadrā’)，还建成永恒宫(qasr al-Khuld)，并且特地为太子麦海迪建筑了鲁萨法宫①；伯尔麦克人也在舍马西叶②建筑了一些公馆；在迁都萨马腊以后，又重新建都于巴格达的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花了四十万第纳尔③建成了昂宿宫(al-thurayyā)，同时还在隔壁建筑了皇冕宫(al-tāj)④，由他儿子穆克台菲 (902—908年在位)最后加以完成；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建筑了独一无二的宫殿异树宫(dāral-shajarah)，因水池里有一棵金银树而得名；布韦希族人花了一百万第纳尔，建筑了穆仪齐叶(al-Mu‘izzīyah)公馆——因穆仪兹·道莱(932—967年)而得名⑤。这些宫殿和公馆，以及同类的其他建筑物，没有一点遗迹残存下来，可以让我们窥见那些建筑物的壮丽辉煌。艾敏和麦蒙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使这些宫殿遭到了蹂躏。1258年，旭烈兀对巴格达的破坏和许多自然的原因，使这些古文物荡然无存，到现在，连极大部分宫殿的遗址都找不到了。

在首都的外面，阿拔斯王朝的废墟，其年代可考的，没有超过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和他儿子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两人在位的时代的。穆耳台绥木建立了萨马腊，他儿子则建立了萨马腊清真大寺①。这所清真大寺，花了七十万第纳尔才建成②，是长方形的，窗子上有繁叶饰的弓架结构，这说明这座建筑物受到印度的影响。无论在这座清真寺里，或者在萨马拉附近的艾卜·杜来福清真寺(也是九世纪中叶的建筑物)里，在正面(qiblah)的墙上都找不到凹壁(mihrāb)的任何痕迹。凹壁似乎是叙利亚人的一件发明，很可能是受基督教教堂东面的半圆室的影响③。在萨马腊清真大寺的墙壁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塔，类似古代的巴比伦的庙塔(ziggurat)①。伊本·突伦建筑清真大寺(876—879年)的尖塔时，曾模仿了这座塔的式样，在那座清真寺里，尖锐的弓形结构，第三次出现于埃及。第一次是出现于重修的阿慕尔清真大寺(827年)，第二次是出现于尼罗水位计(861年)。赖盖的古物(八世纪晚期的建筑)和萨马腊的古物等阿拔斯王朝的遗迹，都继续了亚洲的建筑学传统，特别是波斯的建筑学传统；相反，伍麦叶王朝的建筑物，都带有拜占廷一叙利亚艺术明显的痕迹。在萨珊王朝(公元226—641年)时代，波斯出现一种独特的建筑式样，其特点是卵形的或者椭圆的圆顶、半圆形的弓架结构、螺蛳形的塔、锯齿状的雉堞、用瓷砖砌的墙和用金属版盖的屋顶。这种式样，已成为阿拔斯王朝艺术结构中一个最有力的因素。

《古兰经》明文禁酒，穆斯林社会还是有人饮酒，宗教学者反对各种描绘艺术②，就更不能制止描绘艺术沿着伊斯兰教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已经指出，曼苏尔在他的宫殿的圆顶上安置一个骑士的雕像，可能是用做风信鸡；艾敏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游艇，是造成狮子、老鹰和海豚的形状的；穆格台迪尔有一棵金银树，有十八个枝条，种在宫里的一个大水池中。水池的每个边上站着十五个骑士的雕像，他们身穿绣花战袍，手持长矛，不断地运动着，仿佛是在进行战斗。

在836 年建设萨马腊的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曾下令依照阿木赖小宫的风格，用壁画装潢他的宫墙。壁画的内容，是裸体美人和狩猎图，可能都是基督教艺术家的作品。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穆台瓦基勒时代，这座临时首都达到了繁荣的顶点①，这位哈里发聘请一批拜占廷画家，在宫墙上画壁画，他们毫无顾忌地在某堵墙上画了一幅基督教教堂图，上面还有许多僧侣②。

就伊斯兰教来说，绘画为宗教服务，是在较晚的时期，绘画从来没有成为伊斯兰教的侍女，象她成为佛教和基督教的侍女那样。先知的画像，是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中国的皇宫里看到的，这是关于先知有画像的最早的记载 ③，但是，那可能是景教徒所画的。卜拉格(Burāq，飞马)的许多形象，似乎是通过波斯的途径，以希腊的半人半马的怪物或古代巴比伦的人头兽身的有翼的牲畜为蓝本的。然而穆斯林的宗教绘画，直到十四世纪初，才正式出现。这种绘画，显然发源于东方基督教教会的艺术，特别是一性教和景教的艺术，正如阿诺德所考证的那样④，而且是从书籍的插画发展起来的。在纤细的插画中，摩尼教的影响，有时是显而易见的⑤。论述伊斯兰画家历史的阿拉伯语著作，本来是很少的，不幸连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人们对这个题目真是不感兴趣。

有插图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写本，保存到现在的是苏非的天文学书，写成的年代是1005年(现藏于列宁格勒)。纯文学的著作，只有公元十二、三世纪的《凯利莱和迪木奈》、哈利利的《麦嘎麻特》和《乐府诗集》①等代表作，更古的就没有了。由这些纤细的插图看来，那些画家不是受到基督教绘画传统的影响，就是地道的基督教画家。这般不顾教义学家的教训的穆斯林，不能不先聘请一性教的或景教的画家替他们绘画，而后才能花时间去培养伊斯兰教独立的艺术家。波斯有自己古老的印度—伊朗的才能和传统，所以变成早期培养此类独立画家的特别肥沃的土壤。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波斯之所以能培养出独立的画家，是由于那里有非国教的十叶派倾向的缘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502年萨法威王朝建立以后，十叶派才盛行于波斯，成为国教。

自远古以来，波斯人就表明了自己精于装饰图案和色彩。由于他们的努力，伊斯兰教的工业艺术，才达到了高度优美的地步。跟法老的埃及同样古老的地毯工业，特别发达。狩猎图和园林图，是受欢迎的地毯图案，染色的时候在颜料里加明矾，就能使许多颜色很耐久。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手织机所织的有装饰的丝织品，在欧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以致十字军和其他的西方人，选用这种纺织品，作为圣骨的敛衣。

陶业也是跟埃及和苏萨同样古老的一种艺术，在陶器上描绘人物、翎毛、花卉，以及几何图案、金石文字，其所达到的优美程度，远非穆斯林其它任何艺术所能比拟①。尽管教律学家反对雕塑艺术和描绘艺术的偏见在回历二、三世纪已经具体化了，陶器业和金属业仍生产了许多优异的产品，不亚于中世纪的任何产品。印着常见花卉的瓷砖，是从波斯传入大马士革的，大马士革出产的瓷砖和镶嵌细工，都是很受欢迎的，被用来做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的装饰。阿拉伯文字，比其它文字都更适于做装饰图案，因而变成了伊斯兰艺术的重要花样。阿拉伯字体甚至变成了宗教的象征。特别是在安提俄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象提尔那样的古代腓尼基城市里面，加釉玻璃工业和玻璃装金工业，已达到完美的境地。陈列在巴黎卢佛尔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开罗阿拉伯博物馆里的珍贵美术品里面，都有在巴格达的萨马腊和开罗的弗斯塔特出土的精妙的作品，包括盘子、杯子、花瓶、水罐、家庭用的灯和清真寺用的灯，上面都有辉煌灿烂的光泽，或者涂上半透明的金属色料，能反映各种颜色。

书法的艺术所以有威望，是由于书法的目的是使天经永垂不朽，而且得到《古兰经》 (68：1，96：4)的赞成，这种艺术在回历二世纪或三世纪时兴盛起来，不久就变成了享有极高评价的艺术①。书法完全是伊斯兰教的艺术，书法对于绘画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不能描绘翎毛花卉，以发挥其审美的天性，于是凭书法艺术来表达这种天性。书法家受人尊重的地位，远远超出画家之上。甚至统治者也借抄写《古兰经》来积累阴功。阿拉伯语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替我们保存了几位书法家的姓名，并加以褒奖，但是，他们对于建筑家、画家和金属器制作家，却一字不提。阿拉伯书法的奠基者，是赖哈尼②(又叫列哈尼，834年卒)。他在麦蒙时代享盛名，完成了赖哈尼体的书法。其次是伊本·木格莱(886— 940年)，曾任阿拔斯王朝的大臣，哈里发拉迪把他的右手割掉，他还用左手写出优美的书法，甚至把笔绑在右手的残肢上也能写字③。再其次是伊本·伯瓦卜④ (1022或1032年卒)，他父亲是巴格达典礼局长的儿子，是木哈盖格(muhaqqaq)体书法的发明者。阿拔斯王朝最末期出名的最后的书法家，是雅古特·穆斯台耳绥米，他是最后一位哈里发的宫廷书法家，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叫做雅古特体。根据现存的雅古特和其他著名书法家的书法样本来判断，他们艺术上的功绩并不算高⑤。书法大概是今人胜过古人的唯一的阿拉伯艺术，现在，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找到许多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在优美和秀丽方面，超乎古人的任何杰作。

不仅书法的进步和繁荣是由于天经的关系，与书法有关的彩饰、插图和装订等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于天经的关系。彩饰书籍和装饰《古兰经》的艺术，是在阿拔斯王朝晚期开始的，到了塞尔柱克王朝和奴隶王朝时代，已经发展到最高峰了。景教和一性教绘画艺术，在这里也显然是发生主要影响的因素。穆斯林装金工人(mudhahhib)，是后起之秀，其地位的重要，仅次于书法家。这种艺术的范围后来扩大了，除《古兰经》外，还包括世俗的写本。

教律学家从前在大马士革反对音乐，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在巴格达又反对音乐，也没有什么效果。阿拔斯王朝的麦海迪，开始了伍麦叶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所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把麦加的谢雅图①(739—785年)和他的徒弟摩苏尔人易卜拉欣聘请来，而且加以庇护。“谢雅图的歌唱，比一个热水澡更能使发冷的人感到温暖”②，他的徒弟，摩苏尔人易卜拉欣(742—804年)，在他的师傅之后，变成了古典音乐的创设者。易卜拉欣出身于波斯贵族家庭③，幼年时在摩苏尔城外被人绑架，在拘留期间，学会了几支绿林曲子。他是首先用指挥棒打节拍的④，当三十个姑娘同时演奏琵琶的时候，有一个姑娘的第二根弦子拉得不够紧，奏出不协和的音调，都曾被他检查出来了⑤。后来，赖世德把他当做一个清客，让他在宫廷里服务，赏赐他十五万第尔汗，而且规定他的月薪是一万第尔汗。这位艺人还随时接受主人公的礼物，据说某次他演奏一支曲子，曾获得十万第尔汗的奖金。易卜拉欣有一个竞争者，但是手艺不如他，叫做伊本·查米耳，他是古莱氏族人，谢雅图是他的继父。《希世璎珞》的著者认为，“易卜拉欣多才多艺，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伊本·查米耳却有着最美妙的音调。”①赖世德曾问一位受宠的宫廷乐师对伊本 ·查米耳的意见，他回答说：“无论你怎样尝蜂蜜，它总是甜的，我怎能描写蜂蜜呢？”②

优雅而且灿烂的赖世德宫廷，不仅庇护科学和艺术，而且庇护音乐和歌唱，以致变成了音乐明星汇集的天河③。领取月薪的许多乐师，给宫廷奴隶中的男女歌手伴奏，他们的演奏成为无数奇妙轶事的主题，在《乐府诗集》④、《希世璎珞》、《文苑观止》(Niha’yah)、《书目》，特别是《天方夜谭》中，这些轶事都永垂不朽。在哈里发赖世德的庇护下，曾有两千个歌手参加一次定期的音乐节。他的儿子艾敏，曾举行过一次类似的音乐晚会，宫廷里的全体人员，不分性别，都参加了晚会，他们在一起跳舞，通宵达旦⑤。当麦蒙的部队围困巴格达的时候，艾敏悲惨地坐在底格里斯河河畔的宫殿里，静听他所恩宠的歌女为他演唱⑥。

赖世德的另一个被保护人，是穆哈里格(约在845年卒)，他是易卜拉欣的徒弟。他父亲开一个肉铺，年幼时，他替父亲叫卖，■喝的声音清扬而且洪亮，一个女歌手爱慕他的声音，就用重价把他买去，教他唱歌。后来他被卖给赖世德，他释放了他，还奖赏他十万第纳尔①，而且很尊重他，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有一天晚上，他到底格里斯河岸去散步，一时高兴，引吭高歌。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立刻出现了无数的火炬，来来往往，把整个巴格达照耀得如同白昼，原来是人民群众闻声而出，四处寻找，渴望听到这位杰出的歌手的演唱②。

摩苏尔人易卜拉欣的儿子易司哈格 (767—850年)是当代音乐家的首领，麦蒙和穆台瓦基勒都以他为清客③。在他父亲之后，他成为古典阿拉伯音乐的精神的化身。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音乐家”④。他象他父亲和齐尔雅卜一样，断言自己的曲调是精灵所提示的。

太平时代的这些音乐名手，以哈里发的朋友的身分获得不朽的名声。但是，他们不仅是音乐家，他们有天赋的、敏锐的才智，有坚强的记忆力，他们脑海里储藏着大量微妙的诗句和可爱的轶事。他们又是歌手，又是作曲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精通当代的一切科学知识。仅次于他们的，是器乐家(dārib)，在他们看来，琵琶是最可爱的；提琴(rabāb)是下级演奏者使用的。再其次是歌妓(qa-ynah)，她们照例是在幕后演奏的。这种歌妓，已成为闺房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抚养她们和训练她们，已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技艺。为购买易司哈格教育出来的一个歌妓，埃及省长的信差出价三万第纳尔，拜占廷皇帝的使节也出三万第纳尔，而呼罗珊省长的信差却出四万第纳尔的高价。易司哈格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索性把那个歌妓解放了，而且娶她为妻子①。

巴格达的哈里发皇室出了几个著名的琵琶弹奏者、歌手和作曲家，那是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皇室所不能及的，在阿拔斯王朝的皇亲国戚中，麦海迪的儿子易卜拉欣，是最伟大的乐师兼歌手②，他是哈伦的弟弟，817年曾与自己的侄子麦蒙争夺哈里发的职位。瓦西格(842—847年在位)会弹琵琶，而且创作过一百个曲调③，是哈里发当中的第一位音乐家。在他之后，孟台绥尔(861—862年在位)和穆耳台兹(866—869年在位)，都表现出一些诗歌和音乐的才能④。但是哈里发当中唯一的真正音乐家，要数穆耳台米德(870—892年在位)，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当着他的面曾作了一次关于音乐和舞蹈的讲演，我们从这篇讲演获得许多当时音乐和舞蹈的宝贵知识⑤。

在阿拔斯王朝的黄金时代，曾翻译过许多希腊语的著作，其中只有少数是论述音乐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音乐的两种著作，已译成阿拉伯语，一本叫做《问题书》(Kitāb al-Masā’il，即 Proble-mata)，一本叫做《灵魂书》(Kitāb al-Nafs，即De anima)⑥，都是著名的景教医生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翻译的，他还译过格林的一本著作，叫做《声音书》(Kitāb al-Sawt即Devoce)。有两本阿拉伯语的著作，据说是欧几里得的，一本叫做《曲调书》(Kitāb al-Nagham)，这是一本伪书，另一本叫做《规范书》(Kitāb al-Qānūn)①。公元前四世纪的阿利斯托克塞那，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节奏书》(Kitāb al-īqā’)而成名的50000492_0507_1②，亚里士多德的儿于尼科麻秋斯，是因他的著作《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īr)而出名的③。十世纪时的精诚同志社的某些社员，显然是音乐理论家，他们把音乐当做数学的一个分科，而尊毕达哥拉斯为乐理的奠基人④。从这些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书里，阿拉伯的著作家获得了关于音乐的初步科学概念，知道了一些声音理论中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理学原理。因此，阿拉伯音乐，在理论方面，是发源于希腊的，在实践方面，纯粹是阿拉比亚式的，法默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⑤。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借用了希腊名词mūsīqi，后来变成mūsīqa(音乐)，作为乐理上的术语，而让较古的阿拉伯名词ghinā’留作实践艺术中歌唱和演奏的名称。六弦琴和风琴的名称qitār (guitar)和urghun(organ)以及其它的希腊术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于阿拉伯语中。风琴显然是从拜占廷传入的。两位制造风琴的工人，享盛名于十二世纪，一位叫艾卜勒·麦只德·伊本·艾比勒·哈克木(1180年卒)，一位叫艾卜·宰克里雅·白雅西，曾为萨拉哈丁服务⑥。

在希腊学派之后，音乐理论的著作家由哲学家肯遥领导，他在九世纪后半期享盛名，前面已经讲过，他的著作带有最早期的希腊影响。有六本书，据说是肯迪的著作，在其中一本书里，我们发现阿拉伯人中初次明确地使用记谱法。不仅肯迪一人而已，还有好几位主要的穆斯林哲学家和医学家都是兼乐理家的，如拉齐(865— 925年)，至少写过一本关于乐理的著作，曾被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加以援引①。法拉比(950年卒)本人，是一位娴熟的琵琶演奏者，又是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乐理著作家，除了注释欧几里得的各种已散佚的著作外，他还创作了三本新颖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ir)②，是东方最有权威的著作。在西方，他的《科学纲领》(Ihsā’ al-‘Ulūm③，即De scientiis)是论述音乐的最早的而且是最好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后，对于西方发生了有力的影响。除法拉比的著作外，伊本·西那(1037年卒)曾把古代有关乐理的著作加以撮要，编入他所著的《治疗论》(al-Shifā’)。他的著作和伊本·鲁世德(1198年卒)的著作，都被译成拉丁语，用做西欧各大学的教科书。安萨里(1111年卒)曾为音乐和歌曲(al-samā’)辩护④，因此，音乐对于苏非派的仪式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些技术性的著作的原本，不幸已大半散佚了。阿拉伯音乐，包括乐谱和两个组成的因素：nagham(调式)和īqā(节奏)，都是口耳相传的，也都失传了。现在，阿拉伯单调的歌曲，在曲调方面是贫乏的，在节奏方面却是强烈的，现代的人不能很好地解释仅存的几本论古典音乐的著作，或者充分了解那些著作里关于节奏的古代名称及其中的科学术语。此类术语，有许多是发源于波斯语和梵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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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Khatīb(al-Baghdādi)，vol.i，pp.82—83。
② 巴格达东部的一个地区。
③ Mas‘ūdi，vol.Viii，p.116。这所宫殿在两百年后被破坏了。
④ Khatib，vol.i，pp.99以下。
⑤ Ibn-al-Athīr，vol.ix，p.256。
① Ya‘qūbi，p.260；Maqdisi，p.122。
② Yāqūt，Buldān，vol.iii，p.17。
③ Ernest T.Richmond，Moslem，Architecture，623—1516(London，1926)，p.54；参阅Ernst Herzfeld，Erster vorl(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Berlin，1912)，p.10.参阅本书第261页。
① 参阅本书第262页。这座古塔保存到现在，外面的螺旋梯也还存在，通常叫做Malwiyah(弯曲的东西)。
② 参阅本书第269—271页。
① 这个首都的建筑物，在叶耳孤比(pp.266—267)和雅古特(vol.iii，pp.17—18)的著作中都有论述，雅古特估计建设费是二亿九千四百万第尔汗。
② Ernst Herzfeld，Die Malereien von Samarra(Berlin，l927)， pls.lxi，lxiii。
③ Mas‘ūdi，vol.i，pp.315—318。
④ Arnold，Painting in Islam(Oxford，1928)，ch.iii。
⑤ 参阅Thomas W.Arnold and Adolf Grohmann，The Islamic Book(London，1929)，p.2。
① 关于1217—1218年间一幅先知的小像，可以参阅Bulletinde l’Instiluld’■gypte，vol.xxviii(Cairo，1946)，pp.1—5。
① Gaston Migeon，Les arts musulmans(Paris，1926)， pp.36—37。
① 参阅 Qalqashandi，vol.iii，pp.5以下，vol.ii，pp.430以下。
② Fihrist， p.119； Yāqūt， Udabā’， vol.v，pp.268以下。
③ Ibn-Khallikān，vol.ii，p.472；Fakhri，pp.368，370—371；Yāqūt，vol.iii，p.150，ll.8—10。
④ Ibn-Khallikān，vol.ii，pp. 31以下； Nuwayri，vol. vii，pp.3—4。
⑤ 参阅 B.Moritz，Arabic Paloeography(Gairo，1905)，pl.89。
① 他的全名是阿卜杜拉·伊本·瓦海卜，是胡扎儿部族的释奴；Aghāni，vol.vi，p.7。
② Aghāni， vol. vi， p. 8，ll.4—5，Nuwayri， vol.iv，p.289引证。
③ Fihrist， p.140；ibn-Kallikān，vol.i， p.14；Nuwayri，vol.iv，p.320。
④ ‘Iqd， vol.iii， p.240，l.4.参阅本书第275页。
⑤ Aghāni， vol， v，p. 41。
① ‘Iqd，vol.iii，p.239。
② 在上述引文中。参阅Aghāni，vol.vi，p.12。
③ ‘Iqd,vol.iii，pp.239以下。
④ 著者伊斯法哈尼(897—967年)是阿拉伯最伟大的音乐史家，他的著作是关于阿拉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记载，也是一部音乐史，从伊斯兰教以前叙述到著者那个时代。
⑤ 参阅本卜303页。
⑥ Mas‘ūdi，vol.vi，pp.426—430。
① Aghāni，vol.xxi，p.226，vol.viii，p.20。
② Aghāni， vol. xxi， pp. 237—238。参阅 Nuwayri， Nihāyah， vol. iv，p.307。
③ Ibn-Khallikān， vol.i，pp.114以下； Fihrist，pp.140—141；Ayhāni， vol，v，pp.52以下；Nuwayri， vol.v，pp.1以下。
④ Farmer，Arabian Music，p.125。
① Fakhri， pp.276—279。
② Ibn-Khallikān， vol.i，pp. 12以下；Tabari， vol. iii，pp.1030以下。
③ Aghāni,vol.viii，p.163；Nuwayri，vol.iv，p.198引证。
④ Nuwayri，vol，iv， p.199。
⑤ Mas‘ūdi，vol.viii， pp.88—103。
⑥ 这本书大概是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910年卒)所译的。
① Fihrist，p.266； Qifti，p.65。
② Fihrist p.270。
③ 同上书，p.269。
④ Rasā’il， vol.i， p.153。
⑤ Farmer，Arabian Music,pp.200—201；“Music” in The Legacy of Islām，ed.Thomas Arnold and Alfred Guillaume(Oxford，1931)， pp.356以下。
⑥ Ibn-abi-Usaybi‘ah，vol.ii，pp.155，163。
① Vol.i，p.320，l.26。
② 参阅本书第372页。
③ Ed，‘Uthmān Muhammad Amīn (Cairo，1931)。
④ Ihyā’， vol. ii, pp.238以下。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儿童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儿童才会说话，他父亲就应该教他读清真言(al-kalimah)：“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La ilāhailla-l-Lāh)他满六岁的时候，就应该学习礼拜。他的正式教育，从此开始了②。

小学校(kuttāb)，即使不是清真寺本身，也是清真寺的附属物。小学的课程，是以《古兰经》为核心的，《古兰经》是小学生的读本。他们一面学习朗读，一面学习书法。1184年，伊本·祝拜尔访问大马士革的时候③，注意到小学生的练习材料，不是《古兰经》的明文，却是世俗的诗句，因为把真主的言辞涂抹掉，有亵渎《古兰经》的意思。除读书和写字外，学生还要学习阿拉伯语法、历代先知的故事(特别是穆罕默德的故事)、初等算术原理、诗词，但是不学情诗。在全部课程中，特别着重背诵。巴格达小学校中成绩优良的学生所得的报酬是，骑着骆驼，在大街上游行，观众向他们投掷巴旦杏。有一次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因为有一个小学生的眼睛，被巴旦杏打瞎了①。这种祝贺小学生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场面，在现在的穆斯林国家，还不是罕见的。有时，由于一个小学生能把《古兰经》的某部分背得纯熟，教师还会放全体小学生一天或半天的假。

女孩子受初级的宗教教育，是受欢迎的，因为那是她们的智力所能及的，但是，没有人特别愿意指导她们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处处是花朵，处处是荆棘。难道妇女活动的范围不终归是以纺车为中心吗②？富足人家的子弟，有家庭教师，教他们宗教学、纯文学和作诗法。这些家庭教师，通常是非阿拉伯血统的。贵族教育的理想，可以从哈里发赖世德对他儿子艾敏的师傅的指示中看出来，他说：

“你随时随地都叫他受到你的教益，但是不要过分严格，以免压抑他的才能，也不要过于宽大，以免他习于闲散；你要尽量用亲切和温和的手段矫正他，如果他不肯改正，就应该采取严峻的手段③。

教鞭被认为是教师所必有的设备之一，由上文可以看出来，哈里发赞成对他的孩子们使用教鞭。伊本·西那在他所著的《政治论文》(Risālat al-Siyāsah)中有专章论述父亲如何对待儿子，他在这一章里曾提到“动手”是教育艺术中一种有效的办法④。

小学教员被称为教师(mu‘allim)，有时被叫做教义学家(faq-īh)，因为他是受过教义学的训练的，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有一句人们爱说的格言说：“不要向小学教员、牧人和冶游郎请教①。”麦蒙时代的一位法官，竟然拒绝承认小学教员在法庭上的作证。阿拉伯文学书里有些轶事，是以小学教员为题材的，把他描绘成一个大傻瓜。“比小学教员还要笨”，已经成为流行的比喻②。但是，比较高级的教师大体上还是很受尊敬的。教师们显然是加入一种行会的，学生修完了教师所规定的课程，而且考试及格，教师就发给他们一张证书(ijāzah)。宰尔努几曾于1203年著《教育学》③，他在一个专章里嘱咐学生要尊师重道，并曾引证哈里发阿里的格言：“谁教我一个字，我愿终身做他的奴隶。”宰尔努几曾用阿拉伯语著作过四十多篇最著名的教育学论文，其中一大半还以手稿的形式保藏在图书馆里面④。

伊斯兰教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关，是麦蒙于830年在他的首都建设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这个机关除用做翻译馆外，还起科学院和公共图书馆的作用，里面还附设一座天文台。值得记住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天文台，也是教授天文学的学校，正如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许多医院，也用作学习医学的中心一样。但是，伊斯兰教的头一所真正的高等学校⑤，也就是能供给学生的物质需要，而且成为较晚的高等学校的范例的，要算尼采米亚大学，那是开明的尼采木·木勒克于1065—1067年创设的，他是塞尔柱克王朝的两位素丹艾勒卜·艾尔斯兰和马里克沙的波斯籍大臣，是大诗人欧麦尔·赫雅木的庇护人。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们跟布韦希王朝和其他篡夺了伊斯兰教的政权的非阿拉伯籍素丹们一样，他们在庇护艺术和高等教育方面，互相竞赛，大概是打算借此收买人心。尼采米亚大学是一所宗教大学(madrasah)，专门研究沙斐仪派的教律学和正统的艾什耳里派的教义学。《古兰经》和古诗，成为这所高等学校人文学(‘ilm al-adab)的主要学习课程，正如古典文学后来变成欧洲各大学的主要课程一样。学生们在这所大学里面寄宿，有许多学生还享受奖学金的待遇。有人说，这所大学的某些规章制度，似乎成为早期的欧洲大学的先例①。据历史家的记载，有一个学生于1187年去世，他没有继承人，法院派了一个代表去查封他以前居住的寝室，学生们群起反对，由此可见学生们的团结精神②。

尼采米亚大学是一所为政府所承认的宗教学院。伊本·艾西尔曾引证一位讲师(mudarrīs)的事件：他虽接到聘书，但是未能就职，因为还要等待哈里发的批准③。一次聘请一位讲师，是很显然的④。每位讲师的手下有两三个助教(mu‘īd)⑤，助教的任务是在课下辅导天资较差的学生学习课文，并且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伊本·祝拜尔有一次去听课，那是一位第一流教授在晌礼后讲授的课程①。讲课者站在讲台上讲，学生们坐在小凳子上听，他们纷纷提出书面的或口头的问题和他穷究，直到哺礼时才下课。就是在这所尼采米亚大学里，安萨里曾授课四年(1091—1095年)②。安萨里著《圣学复苏》(Ihyā’‘Ulūm al-Din)一书时，曾以教育论为第一章③，他在这章里反对以传授知识为教育宗旨的说法，而强调激励学生的伦理意识的必要性，这样他就成为伊斯兰教中使教育问题同一种奥妙的伦理体系发生有机联系的第一位著作家。尼采米亚大学晚期杰出的教授当中，有白哈艾丁，是萨拉哈丁(萨拉丁)传的著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④(伊本·赫里康加以转述)，有一群学生，为了加强记忆力，有一次饮了很浓的槚如树(anacardia)子仁浸剂 50000492_0487_4⑤，其中一个学生完全丧失了理智，赤身裸体地去上课。在全班的哄堂大笑声中，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精赤条条的，他严肃地回答说，他和同学们一起尝试了槚如树子仁浸剂，他们都变成了疯子，只有他个人幸免于疯狂。

1258 年，旭烈兀攻克巴格达，这个首都惨遭浩劫的时候，尼采米亚大学还存在，1393年鞑靼人在帖木儿的率领下，第二次攻克巴格达的时候，这所大学也还存在，过了两年多，才和姐妹学校穆斯坦绥里亚大学合并起来。倒数第二位哈里发穆斯坦绥尔⑥，于1234年建立这后一所宗教大学，讲授正统派四大家的教律学，故有此校名。这所学校的入口，有一个计时器(无疑是一个漏壶)，学校里有沐浴室和厨房，还有校医院和图书馆的设备。伊本·白图泰①于1327年访问过巴格达，曾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这所学校的详尽的描绘。这所建筑物于1961年改做博物馆，阿拔斯宫现在也是一所博物馆。这是从阿拔斯王朝时代一直保存到现在的绝无仅有的两座古建筑物。

除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外，塞尔柱克王朝的这位大臣，还在内沙布尔和帝国中其他的城市里，建立过别的几所宗教学校。在萨拉哈丁之前，他是伊斯兰教中高等教育的最伟大的庇护者。尼采米亚式的宗教学校(madrasah)曾遍及于呼罗珊、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一所宗教学校，在伊斯兰教中一向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行为。这可以说明旅行家们所报道的学校为什么有那样多。据伊本·祝拜尔的统计②，巴格达共有学校三十几所；在萨拉哈丁的统治下，正处在黄金时代的大马士革，有学校二十几所；摩苏尔有六、七所；希姆斯只有一所。

所有这些高等宗教学院，都以圣训学为课程的基础，并且特别着重背诵。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日记和备忘录，记忆能力一定是发展到惊人的境地，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史料的话。安萨里能背诵圣训三十万章，因而赢得了《伊斯兰教权威》(hujjat al-Islām)的头衔。据说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能背记圣训一百万章③。有些人为测验布哈里的记忆力，把一百个传说的线索(isnād)和传说的正文(matn)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他全凭记忆力，把这一百个传说精密地整理出来①。诗人们在记忆力上可以同传说者媲美。大诗人穆台奈比从一个书商借到一本书，读一遍就完全背记住了，他认为没有买那本书的必要了，所以退还了书商。还有许许多多同一性质的轶事，用来说明艾卜·台马木和麦阿里两位诗人惊人的记忆力。

有系统的成人教育，是不存在的，但是，穆斯林城市所有的清真寺，差不多都用作重要的教育中心。一个游客，来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只要走进当地举行聚礼的清真寺，就一定能够听到圣训学的课程。麦格迪西告诉我们，在他访问辽远的苏斯城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②。这位十世纪时的爱好旅行的地理学家，曾在他的故乡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埃及和法里斯等地的清真寺里，发现许多小组(halqah)和集会(majlis)，坐在宗教学者、《古兰经》读者和文学家们的周围③。伊马木沙斐仪，曾在埃及弗斯塔德的阿慕尔清真寺主持这样的小组学习，他每天早晨讲授各种学科，直到820年去世为止④。伊本·郝盖勒，曾提到锡吉斯坦有同样的集会⑤。在这种集会上，不仅讲授宗教学科，而且讲授语言学和诗学⑥。每个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到清真寺里去听讲，这种教育制度，跟伊斯兰教的学校一起，保存到十一世纪。

各地清真寺的这些小组，使我们想起另一种形式的同人俱乐部，主要是文学性质的俱乐部，那是在贵族和文化人家里举行的文学集会(majālis al-adab)⑦，即文学沙笼。这种集会在阿拔斯王朝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早期的几位哈里发的面前，常常举行诗歌竞赛会、宗教辩论会、文学讨论会。现存的少数著作，都应该归功于此类辩论会①。

清真寺也被用作图书收藏所。多亏大家的捐赠和遗赠，清真寺图书馆的藏书，特别是宗教文献方面的藏书，很快地丰富起来了。史学家巴格达人赫兑卜(1002—1071年)曾把自己的藏书遗赠给穆斯林们，作为永远管业(waqf，外格夫)，不过这些书收藏在他的一位好朋友家里②，象他这样遗赠图书的还很多。由高官显宦，或富商巨贾捐资兴建的其他许多半公开式的图书馆，收藏着关于逻辑、哲学、天文学和其他科学的书籍③。学者和有身分的人，即使要到私人的藏书室去看书，也不难找到门路。在十世纪中叶以前，摩苏尔有一所图书馆，是一位公民捐资兴建的，到那里去抄写资料的研究者，由图书馆免费供给纸张④。布韦希王朝的阿杜德·道莱(977—982年在位)曾在设拉子创建一所图书馆(khizānatal-kutub)，图书按类收藏在书架上，有分类的图书目录，由正规的职员负责管理⑤。在同一个世纪，巴士拉有一所图书馆，凡在该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都由该馆的主人发给生活费⑥。在同一时代，赖伊有一所书楼，收藏的手稿，四百只骆驼也驮不了，图书目录共十大册⑦。图书馆还被用作科学研究和科学辩论的场所。雅古特为了编辑他的《地名辞典》，曾花了三年的工夫，从木鹿和花拉子模的各图书馆搜集资料，1220年，他从那里逃命，因为成吉思汗已统率着他的劫掠大军，迫近那些文化城市了，后来，成吉思汗把那些图书馆统统焚毁了。

作为商业和文化机构的书店，在阿拔斯王朝初期也出现了。叶耳孤比①断言，在他那个时代(891年)首都已经有一百家书店，聚集在一条大街上。这些书店，就象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的那些书店一样，有很多是设在清真寺旁边的棚店，但无疑有些书店规模之大，足以变成为鉴定家和藏书家的中心。书商本人往往是书法家、抄写家和文学家，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书店当做藏书室和工作室，而且当做文学讨论的中心。他们在社会上所占据的并不是一个不显眼的地位。雅古特是以书店的职员的身分开始其著作事业的奈迪木(995年卒)又被叫做瓦拉格(抄写员)，他本人显然是一个图书馆员或书商，他所著的《书目》(al－Fihrist)是一部惊人的渊博的著作，他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在这部著作里②告诉我们，伊拉克有一位藏书家，他的巨大的书库所藏的手写本，有羊皮纸的，有埃及的纸草纸的，有中国纸的，有皮卷轴的，每部抄本上都有书法家本人的署名，而且有五、六代的学者所作的鉴定语。

直到回历三世纪初，书写的材料，是羊皮纸或者纸草纸。有些写在羊皮纸上的公文，在艾敏和麦蒙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中，被人劫掠了去，后来洗刷干净之后，又卖到市场上来③。三世纪初，有些中国纸输入伊拉克，但是，造纸工业不久就变成本国的工业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某些中国战俘，在751年把用亚麻或者大麻屑造纸的方法传入撒马尔罕①。在古代阿拉伯语中，纸的名称“卡埃德”(kāghad)，或许是由波斯人间接传入的中国名词。造纸术不久就从撒马尔罕传入伊拉克。794年，伯尔麦克人法德勒·伊本·叶哈雅任呼罗珊的地方长官，由于他的建议，第一所造纸厂成立于巴格达②。他的弟弟哲耳法尔任哈伦的大臣时，下令政府各机关一律用纸张代替羊皮纸③。其他穆斯林城市纷纷建立撒马尔罕式的造纸厂。在帖哈麦创办了一所土纸厂，用植物纤维造纸④。在麦格迪西时代⑤，撒马尔罕出产的纸张，仍然被评为最精美的。但是，在下一个世纪，十一世纪时，的黎波里等叙利亚城市生产的纸张，质量就更高了⑥。九世纪末叶，造纸术从西亚传入尼罗河三角洲，那里有几个城市，自古以来就出产纸草纸，叫做“盖拉颓斯”(qarā-tīs)⑦，向说希腊语的地区输出。十世纪末，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纸张已成功地取代了纸草纸和羊皮纸。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已经有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分子，这是完全可以承认的，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究竟有多高，那就很难断定了。巴格达有一位学者，饿着肚子，女儿又病了，没有医药费，他自己的藏书，要卖又舍不得，很是踌躇不决。这个故事，见雅古特的记载①。《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个故事(438—461夜)，讲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奴台瓦杜德姑娘怎样答复许多科学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用来衡量哈伦时代到十二世纪时侯，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依照台瓦杜德的说法，才智分两类：一类是先天的，一类是后天的。才智藏于心脏，真主把才智寄存在心里，从那里再上升到脑子里去。每个人有三百六十条血管，二百四十根骨头和五种感官。人是由水、土、火、风四行配合而成的。胃在心脏的前面，肺是通往心脏的风箱。怜悯藏于肝脏，笑藏于脾脏，诡诈藏于肾脏。头有五种机能：感觉、想象、意志、幻想、记忆。胃脏是百病之根，饮食是百药之源。行星有七个：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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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阅Ghazzāli，Ihyā’，vol.i,p.83。
③ P.272。
① Aghāni，vol.xviii，p.101。
② 参阅Mubarrad，p.150。1.3。
③ Mas‘ūdi，vol.vi，pp.321—322；ibn-Khaldūn，Muqaddamah，pp.475—476。
④ Ed.Luwīs Ma‘lūf in al-Mashriq，vol.ix(1906)，p.1074。
① Jāhiz，Bayān，vol.i，p.173。
② 在上述引文中。
③ Ta‘līm al－Muta‘allim Tariq al-Ta‘allum，ed. C.Caspari.(Leipzig，1838)，pp.14—19。参阅Ghazzāli，vol.i，pp.8—11。
④ 这些著作的名单可以参阅 Khalil A.Totah，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to Education(New York，1926)，pp.67—76。(参阅马坚译《回教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再版，第104页。——译者)
⑤ 参阅Suyūti，Husn，vol.ii，pp.156—157；Qazwīni，Athār，p.276。
① ReubenLevy，ABaghdādChronicle(Cambridge，1929)，p.193。
② Ibn-al-Athīr，vol.xi，p.115。
③ Vol.xi，p.100。
④ Ibn-al-Athīr，vol.x，p.123。
⑤ 参阅ibn-Khallikān，vol.iii，p.430。
① Pp.219—220。
② Ibn-Khallikān，vol.ii，p.246；al-Munqidh min al-Dalāl(Cairo，1329)， pp.29—30。
③ Vol.i，pp.43—49；Ayyuhā al-Walad.ed.and tr.Hammer-Purgstall(Vienna，1838)；tr.(Eng.)G.H.Scherer(Beirūt，1933)。
④ Vol.iii，pp.435以下。
⑤ 阿拉伯语的balādhur发源于波斯语的balādur。著名的历史学家al-Ba1ādhuri据说是因喝了槚如树子(Cashew nut)仁的浸剂而死的，故有此绰号。
⑥ Abu-al-Fidā’，vol.iii，p.179。
① Abu-al-Fidā’，vol.ii，pp.108—109。
② P.229，l.10，p.283，l.8，p.236，ll.1—2，p.258，l.20。
③ Ibn-Khallikān，vol.i，p.28。
① Ibn-Khallikān，vol.ii，pp.230－231。
② Maqdisi，p.415。
③ Maqdisi，pp.182，179，l.20，pp.205，439，l.11。
④ Yāqūt，Udabā’，vol.vi，p.383；Suyūti，Husn，vol.i，p.136。
⑤ P.317。
⑥ Yāqūt，vol.iv，p.135，ll.14—16，vol.vi，p.432， ll.14—16。
⑦ Aghānt，vol.xviii，p.101。
① 参阅本书第354页。
② Yāqūt，vol.i，p.252，vol.iv，p.287。
③ Yāqūt，vol.v，p.467。
④ Yāqūt，vol.ii，p.420。
⑤ Maqdisi，p.449。参阅Yāqūt，vol.v，P.446。
⑥ Maqdisi，p.413。
⑦ Yāqūt，vol.ii，p.315。
① P.245。
② P.40。
③ Fihrist，p.21。
① 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nsion，2nd ed.(Oxford，1928)，pp.236—237。参阅Fihrist，p.21。
② Ibn-Khaldūn，Muqaddamah，p.352。
③ Maqrīzi，Khitat，ed.Wiet，vol.ii，p.34。参阅Qalqashandi，vol.ii，pp.475—476。
④ 参阅 Fihrist，p.40，l.23。
⑤ P.326。
⑥ Nāsir-i-Khusraw，Sefer Nāmeh，ed.and tr.Charles Schefer(Paris，1881)text p.12，tr.p.41。
⑦ 单数qirtās是从希腊语的chartēs得来的。参阅Ya‘qūbi，P.338，ll.8，13，Qalqashandi，vol.ii，p.474。参阅本书第347页。
① Yāqūt.vol.i，pp.38—39。
② 这些行星，正是托勒密体系的行星。后面的五座行星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所认识的；Jastrow，Civilization of Babylonia，p.261。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在第二十四章所讨论的翻译时期(约在公元750—850年)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创造性活动的时期；因为阿拉伯人不仅消化了波斯的各种学问和希腊的古典遗产，而且使两者都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方法。他们在炼金术、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在医学和哲学方面的独立工作，稍有逊色。作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他们对于教律学、教义学、语文学和语言学，进行过独创思考和科学研究。古代名著译成阿拉伯语后，在几个世纪期间，由阿拉伯人的智力加以重大的改变，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然后通过叙利亚、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传入欧洲，给统治中世纪欧洲思想的知识准则奠定了基础。阿拉伯人是“述而不作”的，但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因为亚里士多德、格林和托勒密等人的研究成果，假若散佚了，那岂不等于他们根本没有创作过什么，因而世界也就很感贫乏了。

哪些是翻译的？哪些是创作的？要想划一条分界线，往往是划不清楚的。有许多翻译家本人，也有些新的贡献。约哈纳·伊本·马赛维(777—857年)和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就是最好的例证。伊本·马赛维是一位基督教的医生，是伯赫帖舒的学生，由于伊斯兰教不奖励解剖死人，他就用猴子做解剖的对象，其中有一只猴子是836年从努比亚进贡给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①。在这种情况下，解剖学上的进步是很少的，但对于眼睛的解剖学构造的研究，可以说是例外。伊拉克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都是炎热的地方，各种眼科病症很流行，因此，阿拉伯医生早就注意研究眼科的病症。伊本·马赛维曾写过一篇关于眼科学的最古老的系统性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阿拉伯语原稿保存下来了②。有一本题名《眼科十论》(al-‘Ashar Maqālāt fi al-‘Ayn)的专著，据说是他的学生侯奈因所著的，新近已经发表，而且附有英语译文③，这本书可以算作眼科学最古的教科书了。

相传先知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这句话说明，阿拉伯人对于治疗科学是感觉兴趣的。医生同时是玄学家、哲学家和贤人，哈基木 (hakīm，哲人)这个头衔，无论就这几种身分中的哪一种身分来说，都可以随便用来称呼他④。景教徒伯赫帖舒(约卒于830年)曾任赖世德和麦蒙的御医，又任伯尔麦克族公馆的医生，积蓄了八千八百八十万第尔汗⑤。由此可见，当医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赖世德的御医伯赫帖舒，每年给他放血两次，据说所得的报酬是十万第尔汗；每半年给他开一个轻泻药方，又得到同样的报酬。伯赫帖舒的后裔，一连六、七代都是名医，最后一位名医生活在十一世纪后半期。

这个时期中，在药材的应用方面，阿拉伯人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是开设第一批药剂工厂的人，是创办最早的药剂学校的人，也是编制第一部药方集的人①。他们写作过几篇关于药剂学的论文，其中最古的是查比尔·伊本·哈彦的论文。他是阿拉伯化学的祖师，闻名于公元776年前后。远在麦蒙和穆耳台绥木时代，药剂师就要经过一种考试②。医生也象药剂师一样，不经过考试，不许营业③。公元931年，曾发生庸医杀人的事件，因此，哈里发穆格台迪尔命令息南对所有营业的医生进行考试，不及格的，不发给营业执照(ijāzah)。在巴格达营业的八百六十多位医生，都经过考试，而庸医都被淘汰了。穆格台迪尔有一位贤明的大臣，叫做阿里·伊本·伊萨，他是关心人民的疾苦的，他命令息南组织一批医生，带着药品，施行救济，到全国各地对人民进行巡回诊疗。他还组织一批医生，每天访问监狱，诊治囚犯④。这些事实说明，阿拉伯人见解高人一等，对于公共卫生特别关怀，在那个时代，这是世界各国所不能及的。息南致力于医疗科学水平的提高，管理巴格达医院，也很称职，所以他成了声望很高的一位院长。巴格达医院，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医院，是哈里发哈伦在九世纪初叶仿照波斯医院的格式而创立的，这所医院的名称“比马利斯坦”(bīmā-ristān)就可以表明这一点⑤。不久以后，在伊斯兰世界，先后建立了三十四所医院。约当872年，在伊本·突伦时代，开罗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所医院，这所医院，继续存在到十五世纪⑥。十一世纪时候，出现了旅行医疗队。伊斯兰教的医院，都有自己的药房，而且为妇女特设病房。有些医院还设有医学图书馆，而且讲授医学课程。

伟大的翻译家的时代逝去以后，接着就出现了许多最著名的医学著作家，这些著作家，论血统都是波斯人，但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例如：阿里·泰伯里、拉齐、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和伊本·西那。现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大厅里，还挂着拉齐和伊本·西那的巨幅画像。

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里活跃于九世纪中叶，他原来是泰伯里斯坦的基督教徒，在他自己所著的《宗教论》(Kitābal-Dīn)一书中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从他父亲的名字赛海勒·赖班也可以看出来①。在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在位时代，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同时成了哈里发的御医，他在850年著成《智慧的乐园》(Fir-daws al-Hikmah)，这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古的一本医药纲要。这本书多少带一点哲学和天文学，而且是以希腊和印度的著作为蓝本的。在阿里之后，出现了赫赫有名的教义学家、哲学家兼医生的拉齐。

拉齐的全名是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 宰克里雅·拉齐(865—925年)，他因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赖伊而得名，欧洲人称他为拉齐斯(Rhazes)。他大概可以称为“伊斯兰医学家中最伟大、最富于独创性，而且著作最多的人物”②。他是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③，为了给医院选择一个新地址，他把几条肉分别挂在本城的各地区，看哪个地区的肉条腐烂的迹象最少，就知道那个地区的气候最适合于卫生，就选那个地区做医院的新地址①。他被认为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据《书目》的记载，他的著作，有一百三十种是比较大的，有二十八种是比较小的；这些著作中有十二种，是关于炼金术的②。他的许多关于炼金术的主要著作中，有一本叫做《秘典》(Kitāb al-Asrār)，经过许多编辑人的辗转抄录后，这本书由著名的克利摩拿的翻译家热拉尔(1187年卒)译成拉丁语，而成为化学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直到十四世纪，才被阿拉伯化学家查比尔的著作所取代。罗杰·培根曾引用这本书的理论，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精神和肉体》(De spiritibuset corporibus)。还在波斯的时候，拉齐就写了一部医学书籍，题赠他的奖励者锡吉斯坦的君主萨曼王朝的国王曼苏尔，作为纪念，书名就叫做《曼苏尔医书》(Kītāb al-Tibb al-Mansūri)。这部书共计十册，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被译成拉丁语后，在意大利米兰出版，书名是Liber Almansoris。这部书的若干册，新近已译成法语和德语。他所著的专论《天花和麻疹》(al-Judari w-al-Hasbah)，是一篇最著名的医学论文，也是这个部门中最早的著作，有人认为这本书是阿拉伯医学文献的光荣，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我们在这本书里发见关于天花病的初次临床记录③。

这篇专论先译成拉丁语，于1565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后来又译成几种现代的欧洲语言，拉齐的声誉因此而大大提高了，历史学家公认他为富于独创性的、眼光最锐敏的思想家，他不仅是伊斯兰教的，而且是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最伟大的临床医生。然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还要算《医学集成》(al-Hāwi)，西西里岛的犹太教医生法赖吉·本·萨林，在法国昂儒的夏尔一世的赞助下，于1279年把这部书译成拉丁语，称为 continens，自1486年起，这部书就以这个名称屡次出版，1542年第五版在威尼斯问世。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这部书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总结了阿拉伯人当时从希腊、波斯和印度三个国家吸收到的医学知识，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在印刷术还幼稚的时代，拉齐的这些医学著作就屡次出版，这在好几百年内对于拉丁西方的思想曾起了显著的影响。

阿里·伊本·阿拔斯 ·麦朱西(即Haly Abbās al-Majūsi，994年卒)，原先是祆教徒，由他的姓氏al-Majūsi(祆教徒)就可以看出来。他因著《王书》(al-Kitāb al-Maliki)而成名，这是为纪念布韦希王朝的国王阿杜德·道莱·方纳·胡斯罗(949—983年在位)而写成的①。这部书又叫做《医学全书》 (Kāmil al-Sinā‘ah al-Tibbiy-ah) ②，译成拉丁文后叫做Liber regius。这部书比拉齐的《医学集成》更简明扼要，欧洲的医生都用功学习这部书，直到伊本·西那的《医典》取而代之。《王书》中的饮食学和药物学两部分，是全书的精华。这部书有许多新颖的贡献，如关于毛细管系统的基本概念，关于分娩时婴儿不是自动地出来，而是被子宫筋肉的收缩力推出来的证据等。

在阿拉伯医学编年史上，在拉齐之后，最著名的医学家就是伊本·西那(希伯来语写成Aven Sīna，拉丁语写成Avicenna〔阿维森纳〕，980—1037年)，阿拉伯人尊称他为科学家的“领导长老”(al-shaykh al-ra’īs)①。拉齐和伊本·西那比较起来，前者的医生气味更浓厚些，后者的哲学家气味更浓厚些。阿拉伯科学到了这位医生兼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的手里，已经登峰造极，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阿拉伯科学的化身。

伊本·西那最初的名字是艾卜 ·阿里·侯赛因，他的父亲阿卜杜拉，是一个易司马仪派的信徒。他诞生于布哈拉附近，一生都是在东部伊斯兰世界度过的，死后葬于伊朗西北的哈马丹，他的坟墓一直保存到现在。他年轻的时候，很幸运地把萨曼王朝的国王努哈·伊本·曼苏尔(976—997年在位)的病治好了，努哈特许他使用著名的宫廷图书馆。这位伊斯兰教的波斯学者，具有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把整个图书馆的书籍都读完了。在二十一岁的年轻时代，他就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把当代的知识加以系统化。据基弗兑的记载②，他共写了二十一部较大的著作和二十四部较小的著作；据别人的记载，他写了九十九部书，内容包括哲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教义学、语言学和艺术。他的这些名著中，有一首《咏灵魂》的长诗，是描写灵魂自上天降入人体的，阿拉伯国家的青年，现在还在朗诵这首长诗呢。③他的科学论著中最重要的有两部书，第一部是《治疗论》(Kitāb al-Shifā’)，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这部书的基本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加上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学①。第二部是《医典》 (al-Qānūn fial-Tibb)。这部书把希腊的和阿拉伯的医学思想加以总结，而编成医典。《医典》的阿拉伯语原本，于1593年出版于罗马，所以是出版得最早的阿拉伯文献之一②。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的热拉尔把《医典》译成拉丁语，叫做Can on，从此，这部具有百科全书的内容、系统化的编排和哲学的计划的名著，就在那个时代的医学文献中取得了卓越的地位，取代了格林、拉齐和麦朱西三人的著作，而被采用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内，这部医典已经出了拉丁语版十五版，希伯来语版一版。在新近几年，这部书的若干部分，已译成英语③。这部书说明了纵膈障炎和胸膜炎的区别，承认肺结核的接触传染性，以及水流和土壤传布疾病的作用，对于钩虫病作出科学的诊断，认为是一种肠寄生虫造成的。这部书的药物学，研究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的性能。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这部书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东方的伊斯兰国家，现在还有人偶尔应用这部书。用奥斯勒博士的话来说，这部书“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著作都要长”。④

在医学界声望较低，但是也值得提一下的，是阿里·伊本·伊萨(即Jesu Haly)。他是阿拉伯最著名的眼科医生(kahhāl)，是基督教徒，十一世纪前半期，在巴格达享盛名。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有一位御医，名叫伊萨·伊本· 阿里，出生于阿里·伊本·伊萨之前一百五十年，但是两人的名字往往混淆起来①。中世纪时代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眼科学的著作，共计三十二种，只有阿里所著的《眼科医生手册》(Tadhkirat al-Kahhālin)，完整地传到现在，因此，成为最古老而且最有价值的眼科学文献②。阿拉伯文的三十二种眼科著作中，只有伊本·马赛维和侯奈因的著作，是比较早的。《眼科医生手册》认真地叙述了一百三十种眼科症候。这本名著，有一种希伯来语译本，有两种拉丁语译本，直到现在，东方各国的眼科医生，还在学习这本名著。

伊本·哲兹莱(1100年卒)是一位第二流的医生，他原来是基督教徒 ③，曾著《养生表》(Taqwīm al-Abdān fi Tadbir al-Insān)，这是仿照另外一位基督教医生伊本·卜特兰④(约1063年卒于安提俄克)所著《健康表》(Taqwīm al-Sihhah)的体例而写成的。在《养生表》中，各种疾病，象天文表里的星宿一样，排列起来。这本书曾于1532年译成拉丁语，出版于法国的施特拉斯堡。最后要提到的医生，是叶耳孤卜，他是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的上驷院卿，曾著过一本关于骑术的论文，叫做《骑术和马色》(al- Furūsīyah wa-Shiyāt al-Khayl)，这是关于骑术的第一本阿拉伯语著作。这本书包括兽医学的若干基本原理。这本书的阿拉伯语手抄本，现在还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里⑤。

在阿拉伯人看来，哲学(falsafah)是人类所能探知的关于万物真相的真实原因的一种知识。就实质来说，阿拉伯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但是，已根据被征服各国人民的思想及其它东方的影响，而加以修改，使其适合于伊斯兰教的精神倾向，并且用阿拉伯语表达出来。这些阿拉伯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集希腊哲学之大成，正如格林的著作已集希腊医学之大成一样。希腊哲学和希腊医学，当然是指西方所有的全部学问了。作为穆斯林，阿拉伯人相信，《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学，是宗教法律和宗教经验的总结。因此，他们新颖的贡献，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边缘上，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边缘上。阿拉伯的著作家，逐渐把“falāsifah”或者“hukamā’”(哲学家或者贤人)用做不受宗教限制而自由思考者的称号，同时把“mutakallimūn”或者“ahl al-kalām”(演说家或者辩证学家)的名称，留给那些为天启的宗教所制约的学者。“mutakallimūm”相当于基督教欧洲经院哲学的著作家，他们应用逻辑学命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理论，故有辩证学家的称号。后来，“kalām”(本义是言语)就成为教义学的名称，而 “mutakallimūn”就成为教义学家的名称了。安萨里原来是一位教义学家，留到后面去论述。早期阿拉伯哲学史上最显赫的人物，当推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三人。

肯迪的全名是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伊本·易司哈格·艾勒·肯迪，约在801年出生于库法，而享盛名于巴格达，约873年死于巴格达。他有纯粹的阿拉比亚血统，故有“阿拉伯哲学家”的头衔。他实在是东方哈里发帝国内阿拉伯民族中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绝无仅有的例子。肯迪是一位折中派的哲学家，他曾依照新柏拉图派的方法，做过很大的努力，想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结合起来，他认为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肯迪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占星学家、炼金术家、光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据传说，他曾写过三百六十一种著作，但不幸，大部分都散佚了。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光学书，那是几何光学和生理光学相结合的，是以欧几里得的《光学书》(Optics，西温的校订本)为蓝本而写成的。这部书在东方和西方曾被广泛地采用，直到伊本·海赛木的伟大光学著作出世，才被取代了。这部书的拉丁语译本，对于罗杰·培根曾有过影响。肯迪曾写过三、四篇关于音乐理论的文章，一直传到现在，这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乐理文章，我们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希腊关于乐理的著作的影响。肯迪在一篇论文中说，节奏(iqā‘)是阿拉伯音乐的组成部分。在基督教欧洲之前好几百年，穆斯林各国早已认识到有节奏的歌曲或有节奏的音乐了①。肯迪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大部分是拉丁语的译本，阿拉伯语的原本是很希罕的。

把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加以调和的工作，由阿拉伯人肯迪开端，由突厥人法拉比继续，由波斯人伊本·西那完成。

法拉比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达尔汗·艾卜-奈斯尔·艾勒-法拉比50000492_0435_1②，欧洲人把他叫做 Alpharabius。他出生于外药杀河区，曾在巴格达受教于一位基督教的医生和一位基督教的翻译家，曾以“苏非”的身分，在阿勒颇海木丹人赛义夫·道莱辉煌的宫廷里享过盛名。公元950年卒于大马士革，享寿约八十岁。他作过几篇论文，评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这几篇论文看来，他的哲学体系是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和苏非派的混合物，斯特吉拉人①曾有“第一教师”的尊号，而法拉比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第二教师”的尊号。除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外，法拉比还编写过关于心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各种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哲理的宝石》(Risālat Fusūs al-Hik-am)②和《优越城居民意见书》(Risālah fi ■rā’Ahl al-Madīnahal-Fādilah)③。法拉比在这后一部书中和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al-Siyāsat al-Madaniyah)中，都提出了关于模范城市的概念，他认为模范城市是与人体相似的一个具有教职制度的有机体，他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启发。君主相当于人的心脏，达官显宦们为他服务，小官吏又为达官显宦们服务，如此类推，以至于老百姓。在他的理想的城市里，社会的目的是本市公民的幸福，而君主在道德上和才智上都是十全十美的人。

由法拉比其他的著作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兼数学家，是一位神秘学家兼卓绝的音乐家。事实上，他被认为是阿拉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除了在两本科学概要里讨论音乐问题外，他还写了三本比较大的专论，来讨论乐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ir)④。相传，他在他的保护人赛弗·道莱的面前演奏琵琶，十分动人，使听众哈哈大笑，再使他们痛哭流涕，最后使他们进入睡乡(连看门人也都如此)①。有几首古老的颂歌，相传是他创作的，直到现在，毛莱威派的修道士们还在咏唱那些颂歌。

伊本·西那诞生于法拉比之后(1037年卒)，他关于音乐理论的著作，是阿拉伯语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论述阿拉伯医学家的时候，已经讲过伊本·西那在医学上的成就；他在哲学上有那样的成就，应当感谢法拉比的恩惠。据伊本·赫里康的评价②，“伊斯兰哲学家没有象法拉比那样渊博的；伊本·西那由于研究了他的著作，模仿了他的风格，才精通哲学，写出有用的著作来的。”但是彻底研究希腊哲学，特别是菲洛的哲学③，然后用清楚流畅的文字加以阐述，而且把它与伊斯兰教结合起来，使一般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不仅能够了解，而且能够接受，这不能不归功于伊本·西那。

约当回历第四世纪中叶(公元970年前后)，在巴士拉出现了一个研究通俗哲学的有趣的折中派学会。这个学会有毕达哥拉斯派思想的倾向，叫做“精诚同志社” (Ikhwān al-Safā’)。这个名称，大概是从《凯利莱和迪木奈》里斑鸠的故事中借来的，那个故事叙述一群走兽，相亲相爱，犹如“忠实的朋友”(ikhwān al-Safā’)④，故能逃脱猎人的罗网⑤。

“精诚同志社”在巴格达设有分社，这个学会不仅是一个哲学的机构，而且是一个宗教-政治的秘密组织，以极端的十叶派(大概是易司马仪派)的观点为这个学会的观点，反对当时存在的政治制度，显然企图破坏人民的文化体系和宗教信仰，以便颠覆当时的统治者阿拔斯王朝。因此，这个学会的活动和会员的姓名，都是不得而知的。这个学会的《论文集》 (Rasā’il)，编成百科全书的样子，流传到现在①，编辑人的姓名是很暧昧的。《论文集》包括论文五十二篇，内容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音乐、伦理、哲学等，总结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一切科学知识。前面的五十一篇论文，是讨论各种学科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总结前五十一篇论文所涉及的一切科学的。由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可以看出，阿拉伯语在当时已经成熟到可以作为表达一切科学和哲学理论的工具了。安萨里曾受这部著作的影响②，叙利亚阿萨辛派的领袖赖世德丁·息南也曾勤勉地使用过这部著作③。叙利亚的大诗哲麦阿里(1057年卒)在巴格达的时候，经常去参加这个学会每星期五举行的例会④。穆尔太齐赖派的著名人物陶希迪(1023年卒)⑤、拉旺迪(915年卒)和麦阿里三人，成为伊斯兰教大异端派的三君子⑥，陶希迪即使不是这个学会的积极分子，也是他们的学生。

伊斯兰教关于天文学的科学研究，是在一部印度的天文学著作的影响下开始的，这部著作叫做《西德罕塔》(Siddhānta，阿拉伯译名是《信德欣德》Sindhind)，于771年从印度传入巴格达后，由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法萨里译成阿拉伯语，被后代的学者当做范本。萨珊王朝时代编辑的帕莱威历表(Pahlawi zik)，不久就被译成阿拉伯语，附在《信德欣德》后面，叫做历表(zij)。希腊的成分，虽然在最后加入，却是最重要的成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早就被译成阿拉伯语，但是后来的两个译本，是比较优越的：一个新译本是哈查只·伊本·麦台尔于回历212年(公元827—828年)完成的，另一本是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翻译，而由撒比特·伊本·古赖(901年卒)校订的。远在九世纪的时候，凭借十分精确的仪器，而进行的第一次正规的观测(rasd)，已经在军迪沙普尔(在波斯的西南部)开始了。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创建了“智慧馆”(Bayt al-Hikmah)，接着就在舍马西叶门附近建立了天文台，由改奉伊斯兰教的犹太人辛德·伊本·阿里和叶哈雅·伊本·艾比·曼苏尔(830或831年卒)①二人领导。哈里发的天文学家，“不仅在这里有系统地观测天体的运动，而且根据非常精确的结果，校正了托勒密《天文大集》里一切基本的要素：黄道斜角、二分点②的岁差和岁实等③”。在这个天文台建成之后不久，麦蒙又在大马士革城外的嘎西雍山上建立了另外一个天文台④。在这个时代，天文台上的仪器，有象限仪、星盘、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等。易卜拉欣·法萨里(约在公元777年卒)是制造星盘的第一个穆斯林⑤，无疑地他是仿造希腊星盘的，因为阿拉伯名称asturlāb是从希腊名称astrolabe得来的。讨论这种天文仪器的最早的阿拉伯语论文之一是阿里·伊本·伊萨·阿斯突尔拉比(意思是星盘制造家)所写的，他在830年前生活于巴格达和大马士革。

麦蒙的天文学家们，曾做过一件极其精密的测地工作——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测量的目的是，假定大地为球形，然后实测子午线一度之长，据此而推算地球的体积及其圆周。测量的工作，曾在两个地方进行，一个是在幼发拉底河北面的辛贾尔平原，一个是在约旦的巴尔米拉附近，测量的结果是，子午线一度之长，等于五十六又三分之二阿拉伯里①，这显然是一个精密计算的结果，比当地子午线一度真实的长度，超过二千八百七十七英尺②。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地球的圆周，是二万零四百阿拉伯里，地球的直径是六千五百阿拉伯里。参加这件测量工作的，有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花拉子密大概也参加了这件工作。花拉子密的历表写成后一个世纪半，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麦斯莱麦·麦只里帖(约在1007年卒)曾加以校正，1126年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语，这部历表成为东方和西方各种历表的蓝本。阿拉伯的这些历表，代替了先前希腊和印度的各种历表，而且传入中国，被采用了一个时期③。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是艾卜·阿拔斯·艾哈迈德·拔汗尼④，他出生于外药杀河地区的拔汗那⑤，而以拔汗尼为姓(欧洲人叫他Arfraganus)。 861年，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委任他在埃及弗斯塔德建立一个水位计①。拔汗尼的主要著作《天文学入门》(al-Mudkhil ilā‘Ilm Ha’yat al-Aflāk)②于1135年由塞维勒的约翰和克利摩拿的热拉尔合译成拉丁语，又被译成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原本，保存到现在，但是具有不同的书名③。

除麦蒙的天文台外，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在巴格达他们自己的家里，设了一个天文台(850—870年)。布韦希王朝的素丹舍赖弗·道莱(982— 989年在位)，在巴格达的宫廷中，建设了另外一个天文台，在这个天文台上工作的，有三位天文学家：第一位是阿卜杜勒·赖哈曼·苏非(986年卒)，他著的《恒星集》(al-Kawākib al-Thābitah)是观测天文学上的一部杰作；第二位天文学家是艾哈迈德·萨安尼(990年卒)；第三位天文学家是艾卜勒·外发(997年卒)④。在布韦希王朝的另一位素丹鲁克尼·道莱(932—976年在位)的在赖伊的宫廷里，有呼罗珊人哈精⑤在工作。他曾确定黄道斜角，而且解决了一个存在于阿基米得的著作中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个三次方程式。此外，还有些天文学家，在设拉子、内沙布尔和撒马尔罕等地工作，对于天文学做过系统的研究。

白塔尼(欧洲人叫他Albatenius)⑥原来是哈兰的一个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无疑，他是自己民族中同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公元877—918年间，他在赖盖从事观测和研究。他是一位独创的研究工作者。他订正了托勒密的许多错误，又修正了太阳轨道和某些行星轨道计算的方法。他证明太阳环食的可能性，而且更正确地决定了黄道斜角，并且提出关于决定新月的可见度的独创的理论①。

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是艾卜·赖哈尼·穆罕默德·比鲁尼(973—1050年)②的故乡。他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这位波斯血统的阿拉伯语著作家，会说突厥语，除波斯语外，还知道梵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他于1030年曾为他的保护人素丹麦斯欧德(著名的麦哈茂德的儿子)写了一个总结整个天文学的报告，叫做《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al-Qānūn al-Mas‘ūdi fi al-Hay’ah w-al-Nujūm)。他在同一年编写了一部关于算术、几何、天文和占星的简短问答，叫做《占星学入门解答》(al-Tafhim li-Awā’il Sinā‘atal-Tanjīm)。他首要的著作是《古代遗迹》(al-■thār al-Bāqiyah‘an al-Qurūn al-Khāliyah)，这部书主要是讨论古代各国人民的历法和纪元的③。关于地球以地轴为轴而自转的理论，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争执不决的问题，比鲁尼在这些著作中聪明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于地球的经度和纬度作出精密的测定。比鲁尼是十叶派的穆斯林，他带有不可知论的倾向，曾在印度侨居多年，而且醉心于印度哲学①。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很多的，其中有他根据流体静力学的原理而对天然泉水的作用所作的解释，他指出印度河谷必然是一个古海的盆地，被冲积层所充塞。他还叙述了几种怪物，包括我们所谓的暹罗连体双生儿②。

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哲拉勒丁·麦里克沙，是保护天文学研究的。回历467年(公元1074—1075年)，他在赖伊(一说是在内沙布尔)建立一座天文台，在那座天文台上，曾精密地测定了回归年的长度，并且根据这种测定，对历法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为了完成改革古波斯历的任务，他把鼎鼎大名的欧麦尔·赫雅木聘请到这座天文台来工作③。欧麦尔于1038到1048年间生于内沙布尔④，于1123到1124年死于故乡，他主要是以波斯诗人和自由思想家⑤的名义著名于世界的，只有很少数人知道他同时是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麦尔和他的合作者共同研究的结果，创作了哲拉里历，这种历法比格里历还要精密。格里历积三千三百三十年就相差一日，而哲拉里历要积五千年才相差一日。

旭烈兀50000492_0445_0① 破巴格达城后才一年的工夫，1259年就在乌尔米雅湖附近着手建立马腊格天文台，由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兼哲学家突斯人奈绥尔丁(1274年卒)担任第一任台长②。这座天文台上的仪器，都是很精密的，包括浑天仪、象限仪、二至仪。奈绥尔丁在这座天文台上编成一部新的天文表，叫做伊儿汗历③，用来纪念头一位伊儿汗——旭烈兀。这部历表，流行于亚洲各国，甚至传到中国。这座短命的天文台的遗址，保存到现在。在天文台的跟前，有一所图书馆，也是旭烈兀建立的，据说藏书四十万册。这些书绝大部分是蒙古军队从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掠夺来的。

占星学是天文学的女仆，在占星学上，艾卜·麦耳舍尔是一个在巴格达闻名的人物，他出生于呼罗珊的巴里黑城，公元886年卒④。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时代，他是被人引证得最多的一位权威学者，欧洲人把他叫做Albumasar，他们把他描写成一位先知。他的四部著作，在十二世纪时被译成拉丁语，译者是塞维勒人约翰和巴斯人阿德拉。艾卜·麦耳舍尔不仅介绍了他那种关于星辰能影响万物的生死和祸福的奇妙的信仰，而且把月亮的出没能影响潮汐的原理传入欧洲。

穆斯林的几种天文学著作，先后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对于基督教欧洲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面说过，有一位印度学者，曾经把印度的天文学名著《信德欣德》传入曼苏尔的宫廷，据说把印度算术及其数字体系(阿拉伯语所谓的印度数字)和零号传入阿拉伯国家的人，也正是那位学者①。法萨里把那些印度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的时候，就把这些印度数字介绍到伊斯兰教国家。这些数字的应用，遍于阿拉伯世界，大概应归功于花拉子密和数学家海伯什(867到874年间卒)的天文表。但是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迟迟地才采用了印度的这种创造性的发明。迟至十一世纪，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凯赖支(Karaji，往往被人误写成Karkhi，1019到1029年间卒)编写《算术全书》(al-Kāfi al-Hisāb)时还用数词表达所有的数目。其他的数学家，仍然依照闪族人和希腊人的旧习惯，以字母代替数字，实行词句计算法(hisāb al-jummal)。艾哈迈德·奈赛威(约在1040年卒)②在他所著的《印度算法释疑》(al-Muqni‘ fi al-Hisābal-Hindi)一书中说明分数除法、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的时候，几乎是采用现代的方法，他象花拉子密那样，应用印度数字。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780到约850年)是阿拉伯数学史上初期的主要人物③。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花拉子密不仅编辑了最古的天文表①，而且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的书籍。他关于算术的著作，只有译本留传下来。他关于代数学的著作，叫做《积分和方程计算法》(Hisāb al-Jabrw-al-Muqābalah)，这是他主要的著作，全书有例题八百多个，一部分是新巴比伦人早已提出来的。这部书的阿拉伯语原本，已散佚了。拉丁语的译本是克利摩拿人热拉尔于十二世纪时译成的，这个译本成为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而且代数学这门科学和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algebra，也都是以此书为媒介才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借花拉子密的著作传到西方的，这是Algorism(阿拉伯数字)这个术语的由来②。晚出的数学家，有许多人曾受花拉子密的影响，例如欧麦尔·赫雅木、比萨人利奥那多(1240年后卒)和佛罗伦萨人雅科卜先生。他在1307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数学论文，正如利奥那多的一本著作那样，包括着这位穆斯林的数学家所提出的六种二次方程式。赫雅木的代数学③比花拉子密的代数学有显著的进步，其中包括二次方程的几何学解法和代数学解法，以及值得佩服的各种方程式的分类法。

除药物学、天文学和数学外，阿拉伯人在化学上曾作出他们最伟大的科学贡献。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推广了客观实验的方法。对希腊人模糊的思辨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改革。阿拉伯人对现象能进行正确的观察，能勤勉地积累事实，但是他们觉得，要作出恰当的假说，仍然是困难的。作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和建立最后的体系，这是他们智力的铠甲上最弱的一个环节。

阿拉伯炼金术①的祖师是查比尔· 伊本·哈彦(欧洲人叫他Geber)，约在776年活跃于库法城②。在中世纪的化学界，除拉齐(925年卒)外，他的声望是最高的。据传说，他是伍麦叶王朝亲王哈立德(704年卒)和十叶派的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萨迪格(765年卒)的学生。查比尔象他的埃及和希腊的前辈那样，孜孜不倦地工作，企图用一种神秘的物质为媒介，把铅、锡、铜、铁等廉价金属，变成黄金和白银，他为研究这个问题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比早期的任何炼金术家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他死后两百年左右，当重新修建库法城的一条街的时候，发现了他的实验室。在那所实验室的地下，有一个研钵和一大块黄金被发掘出来。据西方的传说，有几种化合物的发现，应归功于他，但是，保存到现在的二十二种阿拉伯语的著作，虽署有查比尔的名字，却没有提及这几种化合物③。这些被认为是查比尔遗著的书籍，已有五种出版了，其中有《仁慈书》(Kitāb al-Rahmah)、《集中书》(Kitāb al-Tajmī’)和《东方汞》(al-Zi’baq al-Sharqi)。现在还保存着一百种关于炼金术的著作，有阿拉伯语的，也有拉丁语的，这些书上虽然都署着查比尔的名字，但绝大部分显然是伪书。但是，在十四世纪以后，署有他的名字的那些著作，在欧洲和亚洲，都是影响最大的化学论文。我们确信，那些著作是有点贡献的。查比尔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他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有人说，他已经知道怎样准备天然的硫酸，大概再加食盐，这样就制成王水，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的。总的说来，他曾经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的成分的理论加以修改。经过他修改后，这种理论一直流传到十八世纪现代化学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别人只增加了些微的更改。

晚期的穆斯林化学家，都欢呼查比尔为先师。甚至连他们中最出色的人物，如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诗人兼政治家屠格拉义(约在1121年卒)①和伊拉克人艾卜勒·嘎西木(活跃于十三世纪后半期)②，对于查比尔的方法，也没有能作多大改进。他们继续寻找炼金术上的两种虚无缥渺的东西：点金石③和金丹50000492_0449_3④。自阿拔斯王朝灭亡后，纯粹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进步，现代的穆斯林，如果只倚靠自己的旧书，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一定会远远地落后于他们在十一世纪时代的祖先。阿拉伯人在医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接着就停顿了。由于崇拜过去及其宗教的和科学的传统，阿拉伯人的智力受到桎梏，摆脱这种桎梏的工作，现在才开始。一神教是古代闪族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希腊哲学是古代印度—欧罗巴世界最伟大的贡献，而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这两件最伟大的贡献加以调和，从而把基督教的欧洲引向近代的观点，这是中古时代伊斯兰教永垂不朽的光荣，是值得注意的①

就博物学来说，阿拉伯人在动物学方面成就最小。西班牙的穆斯林却在植物学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我们要在后面加以论述。用阿拉伯语论述动物学的作家，主要是些文学家。他们的著作，包括阿拉伯人给动物取的各种名称和绰号，而且引证诗歌来加以说明。他们关于马的研究，构成了特出的例外，而且几乎发展到了一门科学的地位。他们编写了许多关于马的特殊的专论，列举马的品种，说明马各肢体的名称，描绘马的各种毛色，而且指出马的各种可喜的性质和可恶的性质②。

动物学和人类学上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查希慈(“查希慈”是绰号，意思是金鱼眼，868或869年卒)。他曾活动于巴士拉。他所著的《动物书》(Kitāb al-Hayawān)，与其说是一部生物学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教义学和民间文学的著作，作者在这部书中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其中包括后代进化论和适应环境说，以及动物心理学的萌芽。查希慈知道，用干馏法可以从动物类中取得阿摩尼亚。晚期的动物学家，如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的宇宙学家盖兹威尼 (1283年卒)①和埃及的德米里(1405年卒)，都是把动物学当做语言学和文学的一个分支来处理的，他们都受到查希慈的明显影响。德米里是最伟大的阿拉伯动物学家②。但是查希慈作为一个激进的教义学家和文学家，影响更大。他曾创立一个穆尔太齐赖教派，就叫做查希慈派③。他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著作最多、而且常被引证的学者④。他不仅富于创造力，而且以机智、讽刺和渊博著名于世，但是他的面貌丑陋得令人讨厌。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本来要任命他做太子的师傅，引见之后，改变了主意⑤。

矿物学虽与炼金术有密切的关系，但阿拉伯人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很小的。阿拉伯人热爱宝石，而且对于矿物玄妙的性质，特别感觉兴趣，因此，他们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宝石鉴赏的著作有五十种以上。这些著作中保存到现在的历史最悠久的，要推九世纪时候伍塔里德(‘Utārid ibn-Muhammad al-Hāsib〔可能是al-Kātib之讹〕)⑥的著作。但是最驰名的著作，是希哈卜丁·帖法希(1253年死于开罗)的《关于宝石的思想之花》 (Azhār al-Afkār fi Jaw-āhir al-‘Ahjār)⑦。帖法希讨论了二十四种宝石的来源、产地、纯度、价格、在医药上和魔术上的价值，除普林尼的著作和假托的亚里士多德的《宝石鉴赏》外，他只引证阿拉伯语的资料。著名的科学家比鲁尼对于十八种宝石和矿物的比重，曾作出几乎完全正确的鉴定。

伊斯兰教规定朝觐天房的制度，而且规定，一切礼拜寺的正殿，必须背着麦加的克而白，做礼拜的时候必须面向克而白，这就从宗教上促进了穆斯林对于地理学的研究。占星学要求决定全世界每个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又对地理学增加一种科学的影响。在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穆斯林商人的足迹，东方从水陆两路到达中国，南方到达桑给巴尔和南非洲最远的海岸，北方深入俄国，西方为“黑暗海洋”(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所阻，无法前进了。归国的商人所作的报告，自然引起人们对于远方的土地和人民的普遍的兴趣。波斯湾上西拉夫港的商人苏莱曼曾到远东游历。851年，由无名氏把他的见闻写成了游记。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中国和印度海岸地区的第一篇阿拉伯语的报告。苏莱曼告诉我们中国人用指纹作签名①。由这一类的报告逐渐演变出以航海家辛德巴德为中心的那些故事。关于俄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记载是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的报告，92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曾派他去见保加利亚人的国王，他在伏尔加河一带居住过。雅古特所著的不朽的《地名辞典》(Mu‘jam al-Buldān)转载了这个报告的绝大部分。麦斯欧迪曾提及在迪尔人之间的穆斯林商人②，迪尔人是些斯拉夫部族，大概居住在第聂伯河的支流普里皮亚特河附近。

托勒密的《地理学》(附有带经纬度的地名表)曾屡次译成阿拉伯语，或是由希腊语直接翻译，或是由叙利亚语转译，翻译者主要是撒比特(901年卒)。赫赫有名的花拉子密曾以此为蓝本，编纂了《地形》(Sūrat al-‘Ard)①，这部书成为较晚的各种著作的基础，而且鼓舞了地理学的研究和新颖的论文的写作。花拉子密的著作上，附有一张“地形”，这是他和别的六十九位学者在哈里发麦蒙的鼓励下共同制成的一张地图，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生活在十世纪前半期的麦斯欧迪，曾参考过这张地图②。花拉子密的地理学，对于穆斯林地理学家的影响，继续到十四世纪，正如艾卜勒·菲达所说明的那样。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从印度获得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世界有一个中心，叫做艾林(arīn)，这是印度市镇乌仗那(Ujjayini，即托勒密地理学里的 Ozēnē)③的讹误。在乌仗那曾有一座天文台，“地球的圆顶”④或“顶点”被推定在那个地方的子午线上。他们把艾林安置在东西两极端之间的平分线上。他们设想，西方的本初子午线，是在离这个神话的地方九十度处。一般穆斯林的地理学家，测量经度的时候，都从托勒密所用的本初子午线算起，那条子午线在现在的加那利群岛。

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地理学的最初的论文，是道路指南，其中旅行路线占着显著的地位。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是波斯人的后裔，曾任吉巴勒(al-Jibāl，即米迪亚Media)地方的邮政局长，他所著的《省道记》 (al-Masālik w-al-Mamālik)①约在846年初次出版。这部书里的历史地志学，特别有价值，故伊本·法基、伊本·郝盖勒、麦格迪西及晚期的地理学家，都加以引用。十叶派的伊本·瓦迪哈·叶耳孤比②，曾活动于亚美尼亚和呼罗珊，他在891—892年所著的《地方志》(Kitāb al-Buldān)③，独创一格，在地志学和经济学方面，叙述得更加详尽。由基督教改奉伊斯兰教的古达麦，担任巴格达中央政府的岁入工作，928年后不久，他完成了《土地税》(al-Kharāj)一书的著作，书中讨论如何将哈里发帝国分成若干省，如何组织每个县的邮务和税务工作。另外一个波斯血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鲁斯泰约在903年著成了《珍品集》(al-A‘lāq al-Nafīsah)④。同年，哈马丹人伊本·法基又著成《地志》(Kitāb al-Buldān)⑤，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麦格迪西和雅古特都经常加以引证。

到了回历四世纪中叶，伊斯泰赫里、伊本·郝盖勒、麦格迪西等人相继诞生以后，阿拉伯人中伟大的、具有系统性的地理学家才出世了。伊斯泰赫里出生于伊斯泰赫尔 (Istakhr，即玻斯波利斯)，故以伊斯泰赫里为姓，他约在950年著成《省道志》(Masālikal-Mamālik) ⑥，附有各个地方的彩色地图。这部著作对艾卜·宰德·巴勒希(934年卒)所建立的地理学体系，作出了详细的发挥。巴勒希曾活动于萨曼王朝的宫廷中，他的著作都没有留传下来。巴勒希和伊斯泰赫里所创立的体系，不大注意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国家，他们的文章，主要是描绘书中所附的地图。书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旅行家们自己。麦斯欧迪首先提到锡吉斯坦地方的风车，伊斯泰赫里又再提及①。伊本·郝盖勒(活动于943—977年间)的游踪，远至西班牙，他曾应伊斯泰赫里的要求，把他所编写的地图和地理书加以修正。后来，伊本·郝盖勒又将全书加以改写，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书名改成《省道和省区》(al-Masālik w-al-Mam-ālik) ②。麦格迪西的著作，是这个学派中一部新颖的作品，他出生于耶路撒冷，故以麦格迪西为姓。因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名称是Bayt al-Maqdis(圣地)。除西班牙、锡古斯坦和印度外，这位旅行家曾游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他在985—986年把二十年旅行的记载编成《全国各地区最好的分类》(’Ahsan al-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③，这部书内容丰富多采，很有科学价值。

也门的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哈桑·伊本·艾哈迈德·哈木丹尼，活跃于同一时代，945年死于萨那的监狱中。他的两部著作《花冠》(al-Iklil) ④和《阿拉伯半岛志》(Sifat Jazīrat al-‘Arab)⑤，对于我们研究伊斯兰教以前的和伊斯兰教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具有重大的贡献。遍游天下的麦斯欧迪，曾活跃于这个时期，我们要在介绍历史学家的时候介绍他的作品。在同一时代的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中，矿物学的部分提出一个关于宇宙周期的学说①，他们认为良田可以变成沙漠，沙漠也可以变成良田；草原可以变成沧海，沧海也可以变成草原。

在阿拔斯王朝结束之前，东方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雅古特(1179—1229年)②诞生了，他有两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是前面常常引证的《地名辞典》③，一部是《文学家辞典》(Mu‘jam al-Udabā)。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父母都是希腊人，他幼年时代在战争中被俘虏到巴格达，卖给哈马地方的一个商人，因此，以哈马氏为姓。那个商人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派他到各处去采购商品，过了几年之后，解放了他。雅古特到处流浪，到处抄写名著，以卖书维持生计。1219—1220年，鞑靼人 (蒙古人)侵入花拉子模，他仅以身免，“赤身裸体，正如复生日从坟坑里起来的人一样”④。《地名辞典》的初稿，是1224年在摩苏尔完成的；最后的编纂，是1228年在阿勒颇完成的。他死于阿勒颇。这部辞典里的地名，是按照字母的次序排列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不仅集当代地理学之大成，而且含有历史学、人种志和自然科学方面许多宝贵的材料。

文学的伊斯兰教地理学，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地理学家的著作，没有译成拉丁语。天文地理的某些方面，包括艾卜·麦耳舍尔所提出的关于潮汐成因的接近正确的学说，和地球经纬线的长度，都传入西方，后者是随着拔汗尼的天文学书的译本而传入的。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为代表的希腊地理学残卷，也由阿拉伯人传回西方去。但是阿拉伯地理学家大部分的贡献，没有传过去。这种贡献包括关于远东、东方、黑人非洲和俄国草原的描写地理学；更准确的制图术，特别是世界地图；区域地理，即以地区为单位，说明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拉丁的西方，最初对于阿拉伯文献所以感兴趣，是为了准备日历、星表和星相图解，以及通过亚里士多德遗著的注释，去解释《圣经》中隐微的词义。这批庞大的科学资料，无论是天文学的、星占学的或者地理学的，都是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传入西方的。西方阿拉伯地理学家科尔多瓦人比特鲁吉、托莱多人宰尔嘎里、巴勒莫人易德里西等对于地理学的贡献，将在叙述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时加以论述。

最早的阿拉伯语历史著作，大半是从阿拔斯王朝时代保存下来的。伍麦叶王朝时代的历史著作，保存下来的就很少了。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历史著作最初的题材，是伊斯兰教以前的口耳相传的传奇和轶事，以及环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姓名和生平事业的各种宗教传说。在伊斯兰教以前的历史方面，以库法人希沙木·凯勒比(819 年卒)为最著名。据《目录》①所列举的历史书目，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九种，留传下来的只有三种②；但是其他著作的摘要，已被泰伯里、雅古特等史学家所引用。

第一部以宗教传说为基础的著作，是《天使传》(Sīrat RasūlAllāh)，原著者是麦地那人伊本·易司哈格。他的祖父叶萨尔是633年哈立德·伊本·韦立德从伊拉克阿因·太木尔地方俘虏来的许多基督教孩子之一。①伊本·易司哈格(约在767年死于巴格达)所作的这部传记，留传到现在的，只有伊本·希沙木(834年死于开罗)②的订正本 50000492_0458_2③。接着而来的历史著作，是记载伊斯兰教早期各战役以及征服各国的经过的著作，叫做《武功纪》(al-Maghā- zi)，著作者有麦地那人穆萨·伊本·欧格伯(758年卒)④和瓦基迪(822或823年卒)⑤等人。伊本·赛耳德(845年死于巴格达)是瓦基迪的秘书 ⑥，他的著作是第一部伟大的分类传记⑦，主要内容是关于先知及其门弟子和再传弟子(al-tābi‘ūn)的概略。记载伊斯兰教武功纪的历史学家，有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埃及人伊本·阿卜杜勒·哈克木(870—871年卒)，他的著作《埃及的征服及其消息》(Futūh Misr wa-Akhbāruha) ⑧是关于征服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现存最早的文献；第二个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人艾哈迈德·白拉左里(892年卒)，他的主要著作是《各地的征服》 (Futūh al-Buldān)⑨和《贵族谱系》(Ansāb al-Ashrāf)⑩。白拉左里是把征服各城市和各地方的许多故事合并成一个整体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编写历史的人，都是采取专论的形式的。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根据这些传奇、传说、传记、谱系和记载编纂正规的历史著作了。他们显然是用波斯语的史籍为范本的，例如用帕莱威语写的《列王纪》 (Khudhāy-nāmah)，就由伊本·穆盖法耳(757年卒)译成阿拉伯语，叫做《波斯列王纪》(SiyarMulūk al-‘Ajam)。古代的事件，只是作为伊斯兰教历史的序幕加以记载的，世界史的概念还是回溯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说。但是叙述的方式，仍然是伊斯兰教传说老一套的方式①。每一事件都是用目击者或当代人的语言加以叙述，而通过一系列的居间者，传到最后的传述者，即著者。应用这种方法，是为了保证记载的精确性；把每一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都记载下来，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如果线索(isnād)是连续的，而且每一传述者的品格都是可以相信的，则所叙事实，就算真实，对于事实本身，并不加以批判性的研究。历史学家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对于不同的若干组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

第一批正规的历史学家中，有伊本·古太白，他的全名是阿卜杜拉· 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②(889年死于巴格达)，他的著作《知识书》(Kitāb al-Ma‘ārif)③是一部历史手册。还有跟他同时代的艾卜·哈尼法·艾哈迈德·迪奈韦里(895年卒)④，他活跃于伊斯巴罕(伊斯法罕)和迪奈韦尔 (在波斯的伊拉克)。他的主要著作，是《长篇记述》(al—Akhbår al—■iwål)，①这是用波斯人的观点写成的一部世界史。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是波斯血统的，除史书外，还写了一些文学的和语言学的著作。在同一时代活动的，还有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叶耳孤比，他所著的《世界史摘要》终止于回历258年(公元872年)。书中保存了古代的、并非伪造的十叶派传说②。这一批历史学家里，还有哈木宰·伊斯法哈尼，他在伊斯法罕工作，约在961年死在那里，他所著的稍带批评的编年史，是较早就为现代欧洲人所熟悉的③。波斯血统的另外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米斯凯韦(1030年卒)④，他在阿杜德·道莱的布韦希王朝的宫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编写了一部终止于回历369年(公元 979—980年)的世界史50000492_0460_4⑤。米斯凯韦又是哲学家和医生，是第一流的穆斯林的历史学家。至于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疑的是泰伯里和麦斯欧迪了。

泰伯里出生于波斯境内里海南岸山区的泰伯里斯坦，故以泰伯里为姓，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尔，号艾卜·哲耳法尔(838—923年)，他在学术上的声望很高，因为写下了两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是异常周密而且精确的历史：《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kh al-Rusul w-al-Mul■k)⑥，另一部是《古兰经注》⑦。这部注释的原稿规模还要大得多，其中包括最早的、内容最丰富的经外传说。这部注释已经成了标准，后来的《古兰经》注，都从这部注释中汲取资料。他关于世界史的不朽的著作，是阿拉伯语中第一部完备的著作，也成为后代的历史学家米斯凯韦、伊本·艾西尔、艾卜勒·菲达等人的资料。泰伯里也象其他的大多数穆斯林史学家那样，把历史事件依照回历的年代编排起来。他的这部历史，从创造世界讲起，一直讲到回历302年 (公元915年)。这种编年体的历史，在他之前，有瓦基迪和别的历史学家曾经写过；在他之后，米斯凯韦、伊本·艾西尔、艾卜勒·菲达(1273—1331 年)①和戴海比(1274—1348年)②，也曾经写过。泰伯里的历史，据说初版的卷帙比现存的版本多十倍。他用于历史的记载方法，就是宗教传说的方法，也就是详细地记载传说的线索。泰伯里一方面利用保存到当代的历史资料，如伊本·易司哈格、凯勒比、瓦基迪、伊本·赛耳德、伊本·穆盖法耳等的著作和几种波斯历史的阿拉伯语译本，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各地旅行时搜集到的口头传说，以及自己在巴格达和其它文化中心求学时期，从各位舍赫(长老)听到的讲演。他曾做过学术性的旅行，足迹遍于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③。有一次，他没有吃的，只好把衬衫的套筒取下来，换取度日的食物。根据普遍的传说，泰伯里在四十年内，每天写四十张稿子，他治学的辛勤，由此可以想见了④。

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 ⑤，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不把各种事件按年代编排，却围绕着朝代、帝王、民族来编排，后来，伊本·赫勒敦和一些小历史学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又是善于利用历史轶事的第一个阿拉伯人。年轻的麦斯欧迪，是唯理的穆尔太齐赖派。他从事于当日盛行的学术旅行。他离开故乡巴格达①，几乎走遍亚洲各国，甚至还远达桑给巴尔。他曾否到过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岛，是值得怀疑的。他平生的最后十年，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度过的，在这十年期间，他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三十册的伟大著作，但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部摘要，叫做《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j al-Dhahab wa-Ma‘■din al-Jawhar) ②。在这部史地百科全书的著作中，著者除研究正规的穆斯林的题目外，还用宽宏大量的态度和真正科学的好奇心，研究了印度、波斯、罗马、犹太的历史和宗教 ③。在这部巨作中，他一开头就说，现在的干旱地区是过去的海，现在的海是过去的干旱地区——这都是自然界作用的结果。麦斯欧迪于957年卒于弗斯塔德④，生前曾将自己关于历史和自然哲学，以及当代哲学家关于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秩序的见解⑤总结起来，写成一本专论，叫做《提醒和监督》(al- Tanb■h w-al-Ish-r■f)⑥，他在这方面可与普林尼⑦媲美。

阿拉伯语的历史编纂，到了泰伯里和麦斯欧迪，已登峰造极了，在米斯凯韦(1030年卒)以后，则开始急剧下降。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①节录泰伯里的著作，并加以补充，写到1231年，这部书叫做《历史大全》(al-K■mil fi al-Ta’rīkh)②。书中关于十字军战役的记载，是一种新颖的贡献。伊本·艾西尔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莽丛群狮》(’Usd al-Gh■bah)③，是穆罕默德七千五百位弟子的列传。与他同时代的人伊本·召齐的外孙(1186—1257年)④出生于巴格达，父亲是一个突厥奴隶，他的著作宏富，其中有一种世界史，从创造世界一直讲到1256年，叫做《时代宝鉴》(Mir’■t al-Zam■n fi Ta’rīkh al-A‘yy■m)⑤。阿拔斯王朝的史学家当中，有叙利亚大法官伊本·赫里康(1282年卒)，他是编纂民族人名辞典的第一个穆斯林。在他之前，雅古特曾著过《文学家人名辞典》，伊本·阿萨基尔(1177年卒)把与他的故乡大马士革有关的名人的传记写成八十册的专书⑥。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艾西尔和他们的同行，用阿拉伯语写作的这些著作，由于没有西方语言的译本，所以象其它大多数的东方史地名著一样，都是中世纪的西方读者所难接触到的。到了现代，有许多名著，已部分或全部译成欧洲语言了。但这不是说，阿拉伯的作家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什么贡献。在评价他们在史学和其他学科方面的著作时，萨尔顿①曾热忱地宣告说：“人类主要的任务，已经由穆斯林们完成了。最伟大的哲学家法拉比，是穆斯林；最伟大的数学家艾卜·卡米勒②和伊本·息南③，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家麦斯欧迪，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泰伯里，是穆斯林。”

现在我们要讲到，阿拉伯人本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偏爱，而从事的智力活动。在这样发展起来的学科中最重要的是教义学、圣训学、教律学和语言学。在这方面的学者，大多数是阿拉伯人的苗裔；相反的，上面所讲过的医生、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都是叙利亚人、犹太人或波斯人的苗裔。

由于宗教的动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于这几门学科早已注意，而且很感兴趣。他们要了解《古兰经》并加以解释，就必须钻研教义学和语言学。由于跟基督教徒接触，早在回历一世纪的时候，在大马士革就有教义学上的探讨，从而产生了唯能力论(al-Qadarīyah)和唯信德论(al-Murji’ah) 两个学派④。

作为教义的最重要的源泉，仅次于《古兰经》的是逊奈(al-Sunnah) ⑤，就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行为、默认(taqrīr)三者而言的。在第一世纪时期，逊奈是口耳相传的，到了第二世纪时候，才记载下来，叫做哈迪斯 (■ad■th)。因此，哈迪斯就是先知的言语或行为的记录。哈迪斯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圣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言语或行为的记录，也可以叫做哈迪斯 ①。从教律上的地位来说，先知的哈迪斯不能与《古兰经》相比拟，但是，从伊斯兰教思想的发展来说，先知的哈迪斯曾起了同样重大的影响。在哈迪斯中发言的是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发言的是真主。在哈迪斯中，只有意义是天启的；在《古兰经》中，意义和词句都是天启的。教义学和教律学的根据，首先是在《古兰经》中，其次是在哈迪斯中。穆斯林们从大量的宗教传说(哈迪斯)中发展了一门科学(‘ilm)，这是与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

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圣训学很快就变成了极其优越的科学②。“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一章著名的圣训，为了响应先知的号召，未来的学者，在广大的哈里发帝国领域内从事长途的、辛苦的跋涉，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求圣训学。这种游学(al-ri■lah fi ■alab al-‘ilm)被提高成为一种完美的虔诚行为：因远道游学而病死在异乡的人，就和参加圣战而牺牲生命的人一样③。

在先知去世后二百五十年间，关于先知言行的记录增多了，也更丰富了。无论何时发生了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问题，各党派都在先知的言语或决定中去寻找根据，来支持自己的见解，不管所找到的根据是真实的，或者是捏造的。阿里和艾卜·伯克尔之间的政治斗争，阿里和穆阿威叶之间的战争，阿拔斯王朝和伍麦叶王朝之间的怨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争执得很剧烈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些争端和类似的事变，都给哈迪斯的捏造和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哈迪斯的制造，也有商业的价值，许多教师靠《哈迪斯》发财致富。伊本·艾比·奥查于772年在库法被处死刑之前，承认他曾把自己创作的四千章传说到处传播①。麦地那学派所传的哈迪斯比库法学派所传的通常受到更多的重视，但是麦地那的传述者，并不是都不受怀疑。例如艾卜·胡赖莱，是先知的弟子，又是热心传播他

原始的部族制度，即阿拉比亚社会组织的基本型式，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完全被打破了，因为这个王朝的江山，是靠外国人打出来的。甚至在选择后妃那样重大的问题上，哈里发们也不重视阿拉比亚的血统。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只有这三位是自由的母亲所生的：艾卜勒·阿拔斯、麦海迪和艾敏②，艾敏享有独特的优越性，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先知的家族①。伍麦叶王朝的第十二位哈里发叶齐德三世，是非阿拉伯的母亲所生的第一位哈里发。但是他的母亲，至少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的苗裔。古太白在粟特俘虏了她，哈查只又把她送给了哈里发韦立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当中，曼苏尔的母亲，是一个柏柏尔族的女奴；麦蒙的母亲，是一个波斯的女奴；瓦西格和穆海台迪的母亲，都是希腊的女奴；孟台绥尔的母亲，是一个希腊血统的阿比西尼亚的女奴；穆斯台因的母亲，是一个斯拉夫族的女奴；穆克台菲和穆格台迪尔的母亲，都是突厥族的女奴；穆斯台兑耳的母亲，是一个亚美尼亚的女奴②。哈伦的母亲，也是一个外国女奴，是赫赫有名的赫祖兰，她是在阿拔斯王朝的国家事务中具有相当势力的第一位妇女③。

阿拉比亚人和他们的臣民之间血统的混合，主要是由于多妻、蓄妾和奴隶买卖。当纯粹的阿拉伯成分退到后面去的时候，非阿拉伯人、混血儿和被解放了的母亲的儿子们，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很快代替了阿拉比亚贵族的，是代表各种民族成分的官僚特权阶级，最初是波斯人占优势，后来是突厥人占优势。一个弹唱诗人，表达了阿拉比亚人骄傲的心情，他唱道：

主呀！妾生儿子到处泛滥，

祈您使我生活在别的地方，

以免我跟那些杂种相陪伴④。

可惜阿拉伯史学家的兴趣，太集中于哈里发的事务和政治事件，没有用适当的篇幅，给我们描绘那个时代普通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画面。但是，根据主要属于文学性的资料，根据史学家附带的零星的叙述，根据今天守旧的穆斯林东方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不难给这幅画面勾出一个轮廓来。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妇女跟伍麦叶王朝的姊妹们，享受同等的自由；但是，到十世纪末期，在布韦希人统治的时代，严格的深闺生活制度和两性之间绝对的隔离，已变成了普通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在初期，不但上层妇女，如赫祖兰(麦海迪的妻子，赖世德的母亲)，欧莱叶(麦海迪的女儿)，左拜德(赖世德的妻子、艾敏的母亲)，布兰(麦蒙的妻子)等，有优越的地位，在国家事务中颇有势力，而且，阿拉伯的姑娘们，也经常走上战场，指挥作战，她们还会作诗，在各种文艺活动中，跟男子竞争，或者在社交场合，以她们的机智、音乐才能和歌唱才艺，使空气活跃起来。例如四弦琵琶手欧拜德，就是以美丽的歌妓兼女乐师的身分，在穆耳台绥木时代著名于全国的①。

到了这个王朝衰落的时代，由于过多的蓄妾，两性道德的松弛，过分的奢侈，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如《天方夜谭》所描写的那样。妇女被描绘成阴险狡猾、卑鄙下流的东西。花拉子密人艾卜·伯克尔(约在993或1002年卒)是首先写作书简文学的，他有《文学通讯集》传世，据说他曾写了一封离奇的慰问信，去慰问一个丧失女儿的朋友。他在那封信里说：“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坟墓，谁就找到了最佳的女婿。”②

在伊斯兰教国家，结婚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件积极的义务，忽视这件义务，就会招致严峻的责备；生育儿女，特别是男孩，被认为是天赐洪福。妻子的首要任务，是服侍丈夫，看管儿女，办理家务；剩余的时间，用于纺织。由赖世德的异母妹欧莱叶发明的时髦的女帽，显然是一顶半球形的帽子，帽边上有一个小圆圈儿，上面装饰着各种珠宝。妇女其它的首饰，是手镯(asāwir)和脚镯(khalk-hāl)。

男人的服装，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没有多大变化。普通的头饰，是尖顶的黑毡帽(qalānsuwah)，是由曼苏尔首倡的①。下身穿一条波斯式的灯笼裤(sarāwīl)②，上身穿一件衬衫、一件马甲、一件短上衣(quftān)③，外面套一件斗篷(‘aba’或jubbah)④，这就构成一位绅士的全套服装⑤。宗教学者，遵守赖世德的著名法官艾卜·优素福的遗教，头戴黑缠头，身穿黑斗篷(taylasān)⑥。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诗人们在恋歌里所表达的观念来作判断，那么，阿拉比亚人关于女性美的理想，跟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努韦理在他所著的文学百科全书中⑦，曾用一册书的大半篇幅，来援引关于体态之妩媚的描绘。妇女的身材，应该象植物中的竹子(khayzurān)；脸蛋象满月，头发比夜还黑，面颊白皙，而且带蔷薇色；脸上有颗黑痣，仿佛雪花石膏盘子上有一滴龙涎香；眼睛深黑，而不沾一点皓矾(kuhl)①，眼大如野鹿，眼皮娇弱思睡(saqūn)；小口里的牙齿，象珊瑚上镶嵌的珍珠，胸部象两个石榴，臀部肥大，十指尖细，指甲是用指甲花(hinnā)叶子染得猩红。

最显眼的家具，在当时是“底旺”(diwān)，就是沿着客厅三面墙壁而陈设的沙发。矮椅子式的座位，是前朝已开始使用了的，但是，当时靠垫还流行，靠垫是放在方形的小垫子(matrah)上，人可以舒适地盘膝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小垫子上。地板上铺陈着手工织成的地毯。用饭的时候，把食品摆在一个圆形的大铜托盘里，托盘放在“底旺”前面，或垫褥前面的矮桌子上。富裕人家使用银托盘，矮桌子上镶嵌着黑檀木或玳瑁或螺钿，跟现在大马士革制造的小桌子，没有什么差别。阿拉比亚人从前把蝎子、蜣螂、黄鼠狼等当做美食②，把米饭认为毒物③，用光泽的烙饼做写字的纸张④，现在已能大吃文明世界的美味了。他们能享受波斯式的食品，如好吃的西克巴只(sikbāj，燉肉)，可口的凉法鲁宰只(fālūdhaj，蜜糕)。他们把榛子仁、杏仁、牛奶等当做小鸡的饲料。在夏季，他们用冰块降低室内的气温⑤。不含酒精的饮料，是一种冰果子露⑥，主要成分是糖水加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或桑葚露，这种饮料，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饮食。直到十五世纪，咖啡才流行①，发现新世界之前，还不知道吸烟草。一位在九到十世纪享盛名的作家②，给我们遗留下一部著作，打算在这部书里说明，在那个时代，一个有教养的人(zarīf)，即一个绅士所应有的感情和态度。他是有礼节的(adab)，有仁德的(murū’ah)，有风雅的态度的 (zarf)，不爱开玩笑，只与正直的朋友往来，忠厚诚笃，实践约言，严守秘密，衣冠整洁，在席面上彬彬有礼，细嚼慢咽，不随便谈话，也不轻易发笑，不舔指头上的食物，不吃大蒜和洋葱，无论在盥洗室或澡堂或公共场所或大街上，都不剔牙。

集体地或单独地饮酒，已习以为常了。禁酒本来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征，但是，《乐府诗集》和《天方夜谭》等文学作品，记载了无数关于纵酒狂欢的故事，放荡诗人艾卜·努瓦斯(约在810年卒)、做过一天哈里发的穆耳台兹(约在908年卒)和类似的弹唱诗人也有大量咏酒的诗歌(khamrīyāt)，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禁酒的功效，差不多等于美国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甚至连哈里发、王公、大臣、法官等人，也忽视伊斯兰教的戒律③。学者、诗人、歌手、乐师等，都是特别受欢迎的清客。这种习惯，来源于波斯④；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变成了常规；在赖世德时代，已成为发达的职业。除这位哈里发外，哈迪、艾敏、麦蒙、穆耳台绥木、瓦西格、穆台瓦基勒等人，都是嗜酒成癖的；曼苏尔和穆海台迪，却是反对饮酒的。奈瓦支①感到绝望，因为他的著作里可没有那么多的篇幅，能够把所有沉缅于酒的哈里发、大臣、秘书们的姓名都记载下来。用椰枣制成的酒(khamr)是上品。伊本·赫勒敦曾证明，赖世德和麦蒙所饮用的是枣醴(nabīdh)，是把葡萄、葡萄干或椰枣浸在水里，让浸出的汁子稍稍发酵②。用这种方法制造的饮料不会醉人，在某些条件下，最少有一个伊斯兰教教律学派，即哈奈斐派，认为是合法的。穆罕默德本人曾饮用这种饮料，特别是只浸三日的③。

举行酒会，而以歌妓的演唱助兴，这不希奇。在这种酒席上，宾主都穿着颜色鲜明的盛装(thiyāb at-munādamah，酒席装④)，而且用麝香水或蔷薇水洒在胡须上。客厅是用龙涎香或沉香熏过的。由许多故事可以看出来⑤，参加这种宴会的女歌手，几乎尽是淫荡的女奴，这对于当时青年的道德，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⑥。记载里有关于曼苏尔时代，库法的一所娱乐馆的描写，这种娱乐馆有点象音乐和杂耍的咖啡馆，首席女演员是蓝眼睛的赛蜡梅(Sallāmahal-Zarqā’)⑦。在基督教的修道院里和犹太教徒开设的酒馆里，俗人都有接近酒的机会。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是当日私贩酒类的商人。

先知说过：“清洁是信仰的因素。”这句话现在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人人爱说的名言。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阿拉比亚有什么澡堂。据说他是厌恶澡堂的，他只允许为了清洁的目的，而进澡堂，但是，进澡堂的人，必须穿着裤子进去。到了阿拔斯王朝，澡堂已经很普及了，不仅为了沐浴，而且被人当做娱乐和奢侈的场所。妇女们也使用澡堂，但是，有特为她们开放的日子。据赫兑卜的记载①，在穆格台迪尔的时代(908—932年)，巴格达有澡堂二万七千所；在其它的时代，增加到六万所②，这两个数字，象阿拉伯文献中其他数字一样，显然是被夸大了的。叶儿孤比在他所著的地方志里提到③，巴格达建成后不久，澡堂达到一万所。西非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④，曾于1327年访问巴格达，据他的记载，巴格达城西部十三个区，每区有讲究的澡堂两三所，每所里的冷热水都是流动的。

当日的澡堂，象现代的澡堂一样，是由几个房间构成的，地上铺着花砖，内墙上镶着大理石板，那些房间，环绕着一个居中的大厅，大厅上面，罩着一个圆屋顶，屋顶周围镶着许多圆形的小玻璃窗，让光线透进来。大厅中部，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央，有一股喷泉，喷出的热水，放射着蒸汽，把整个大厅变得暖和和的。外部的房间，作为休息室，顾客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各种饮料和茶点。

自有史以来，体育运动象艺术一样，与其说是闪族文明的附属品，不如说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附属品。阿拉比亚人是功利主义者，阿拉比亚的气候又比较热，消耗体力的体育运动，既然不能产生物质的利益，自然不会变成阿拉比亚人迫切的要求。

在哈里发时代，某些室内游戏，已经普及。前面已讲过，在伍麦叶人时代，麦加就有一种俱乐部，里面有象棋、双陆和骰子的设备。赖世德是下象棋的第一位哈里发，他还提倡象棋①。象棋(阿拉伯语的名称shitranj是从波斯语借用的，发源于梵语)，原来是印度的游戏②，后来变成了贵族所喜爱的室内游戏，顶替了骰子。据说赖世德赠送查理大帝的礼物，就包括一个棋盘；在十字军战争期间，山老③赠送圣路易的礼物里也有棋盘。在盘子上玩的游戏，还有双陆(nard，一种投掷双骰的玩艺儿)，也是发源于印度的④。

室外游戏的名单中值得注意的，有箭术、马球 (jūkān，波斯语chawgān的对音⑤，意思是曲棍)、球和球棍(Sawlajān，铁圈球，是一种槌球或曲棍球)、剑术、掷标枪(jarīd)和赛马，更重要的是狩猎。据查希慈的记载⑥，要想当哈里发的清客的必须具备这几种资格：会射箭、会狩猎、会打球、会下棋，在这些方面，清客可与主公“分庭抗礼”，而无大不敬之罪。在这些游戏中，穆耳台绥木特别喜欢马球，他的突厥族将军艾福兴，不肯跟他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不愿意敌对“信士们的长官”，那怕是在游戏的时候⑦。记载里还提到一种球术，是用一块宽木板(tabtāb)打的⑧。这种游戏会不会是网球的雏形呢①？麦斯欧迪给我们描写了在赖盖赛马的情况。在那次比赛中，赖世德自己的骏马，以头名入选。亲自观看那次比赛的哈里发，十分高兴②。《希世璎珞》里有些诗篇，是描绘和赞美得奖的骏马的③。我们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赌金给赛马增添了生气。

在阿拔斯人的时代和较早的时代，狩猎是哈里发和亲王们所热爱的户外游戏。艾敏特别爱好猎狮④，他的一个弟弟，是在追逐一群野猪的时候被咬死的⑤。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和穆耳台绥木，都喜欢在狩猎中使用驯服的猎豹。早期的阿拉伯语著作，有许多是论述狩猎、捕捉、放鹰的。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些运动，有高度的兴趣。用鹰隼来狩猎的方法，是从波斯传入的，这方面的阿拉伯词汇，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运动，受到特别的欢迎，是在哈里发帝国的末期⑥和十字军战争时期⑦。在伊朗、伊拉克、代尔祖尔和叙利亚的阿里派地区，直到现在还用鹰和鹞来狩猎，方法和《天方夜谭》里所描绘的差不多完全一样。猎取瞪羚或白羚、野兔、鹧鸪、鸿雁、野鸭、沙鸡(qatā)的时候，使用鹰和鹞；猎取较大的野兽的时候，用猎犬帮助。穆斯林的猎人捕到野物的时候，首先把野物宰掉，如果让它死去，就不能吃了①。野物比较集中的地方，猎人团就在四周构成一个圈儿(halqah)，把野物包围起来，逐渐围捕。穆耳台绥木曾建筑一个马蹄形的围墙，两端与底格里斯河岸接触，他命令参加围猎的人，把野物赶进这个围场，把那些野物困在围场里面②。穆斯台耳绥木曾采取塞尔柱克人围猎的技术③。在较晚的哈里发中，穆斯覃吉德(1160—1170年在位)曾组织了几个正规的狩猎团。某些哈里发和地方长官，还豢养狮子、老虎等猛兽，目的是威吓人民和外宾④；某些哈里发和地方长官，却把狗和猴子当做爱物，而加以饲养。穆格台迪尔的大臣有一个儿子，住在开罗，在地方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就是搜集大量的毒蛇、蝎子和其他有毒的动物，精心地培养在公馆附近一座特设的饲养室里⑤。

居于社会最上层的，是哈里发及其家属、政府官员、哈希姆家族的苗裔和这些人的随从。兵士、警卫员、清客、侍从和仆人等，可以列入随从一类。

仆人大半是奴隶，他们是从非穆斯林的民族那里补充的，或者用强力，或者在战争期间俘虏，或者在承平时期购买而来。这些奴隶，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突厥人，还有些是白人。白奴(麦马里克)大半是希腊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柏柏尔人。有些奴隶是阉人(khisyān)，专在宫内服务。有些年轻的娈童 (ghilmān)，或许也是阉人，获得主子的特别恩宠，穿着绚烂的制服，经常打扮得香喷喷的、花枝招展的，跟妇女没有一点区别。关于赖世德王朝的娈童，有很多的记载①；但是，首先效法波斯人的先例，在阿拉伯世界创立娈童制度，跟他们发生非自然的性交关系的人，显然是艾敏②。麦蒙时代的一位法官，曾使用四百个娈童③。艾卜·努瓦斯一流放荡的诗人，简直无耻宣淫，公开表达他们的这种倒错的性欲，用自己的艳诗来赞美娈童。

奴隶中的姑娘(jawāri)，被用作歌妓、舞女和嬖妾，有些嬖妾对于哈里发颇有势力。例如，痣妞(Dhāt al-Khāl)，赖世德花七万第尔汗买了她，后来由于一阵猜忌，就把她赏给一个男仆去了。有一天赖世德发誓，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据说后来就依她的请求，委她丈夫去做法里斯省的长官，以七年为期④。赖世德依恋一个歌妓，他的妻子左拜德，为了使他和那个歌妓断绝，而赠给他十个姑娘，其中一个后来生了麦蒙，另外一个生了穆耳台绥木⑤。《一千零一夜》里(第437—462夜)有一个传奇故事说，有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奴，叫台瓦杜德，赖世德为了考核她，下令组织一个考试委员会，主考的有医学、法律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和数学等学科的科学大家，更不用说还有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古兰经》学等学科的学者了，考试结果，她获得了辉煌的成绩。赖世德以十万第纳尔的代价买了她。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女奴，有些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的。艾敏曾组织了一个女扮男妆的服务队，她们剪短了头发，身穿小伙子的服装，头戴绸子的缠头。这种新发明，很快就流行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①。有一个目击者告诉我们，在一个棕树主日②，他去觐见麦蒙，看见他的面前有二十个盛妆的希腊姑娘，胸前挂着金质十字架，手里拿着油橄榄枝和枣椰叶，集体地翩翩起舞。他赏赐她们三千第纳尔，节目以此告终③。

哈里发的宫殿里使用大量的奴隶，我们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奴隶制度是怎样盛行。据说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的后宫，有一万一千个阉人，包括希腊人和苏丹人④。根据另一个传说，穆台瓦基勒有嬖妾四千人，她们统统都跟他同过房⑤。有一次，他接受了一个将军向他奉献的两百个姑娘⑥。地方长官们和将军们向哈里发或大臣献礼，已成了惯例，他们的礼物包括美女，那些美女有别人赠送他们的，也有他们向人民勒索来的⑦；不献礼被认作反叛的标志。麦蒙想出了这种计谋，就是把一些亲信的奴隶，作为礼物，赠给他所怀疑的人，进行侦探工作，如果有必要，就把接受礼物的人弄死⑧。

平民是由两个阶级构成的：一个是接近贵族阶级的上层阶级，包括文学家、文学研究者、学者、艺术家、商人、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另一个是下层阶级，构成大多数的人民，包括农民、牧民、农村居民，他们是土著居民，而现在具有顺民的身分。我们要在下章详述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只须说明这一点就够了：阿拔斯王朝兴盛时期的一般文化水平，无论如何是不低的。

帝国辽阔的版图和人民高度的文化水平，都要求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初期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①和祆教徒，但是，这些人后来大部分被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所代替了，因为他们虽然轻视农业，却不轻视商业。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②、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不久就发展成活跃的陆上贸易和水上贸易的中心了。

穆斯林的商人，向东方远征，直达中国。据阿拉伯文献的记载，他们远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位哈里发曼苏尔的时代，就从巴士拉到达中国了③。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与印度和中国海上交通的最早的阿拉伯语资料，是商人苏莱曼和回历三世纪时代其他商人的航行报告④。这种贸易，是以丝绸为基础的，丝绸是中国赠给西方的最早的、华丽的礼物，丝绸的贸易，通常是沿着著名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而进行的⑤，途中经过撒马尔罕和中国突厥斯坦，这条道路上，现在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旅行了。货物通常是递运的，因为能旅行全程的队商，是罕见的。但是，在阿拉伯商人的时代之前，外交关系是早就建立了的。相传征服波斯的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曾奉先知之命，出使中国。赛耳德的“坟墓”到现在还在广州，受人尊敬。中国古迹上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铭文，有很多显然是因宗教的自豪感而捏造的①。在八世纪中叶时，双方曾屡次交换使节。在八世纪的中国文献里，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 minīn)被译成“豃蜜莫末腻”，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艾卜勒·阿拔斯被译成“阿蒲罗拔”，哈伦被译成“诃论”②。在这几位哈里发的时代，有些穆斯林已在中国安居乐业。这些穆斯林起初以“大食”③的名义出现，随后又以“回回”(回教徒)的名义出现④。欧洲人首先提及中国有萨拉森人的，似乎是马哥孛罗 ⑤。南洋群岛于1949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那里的伊斯兰教，也是穆斯林商人传入的。

在西方，穆斯林商人到了摩洛哥和西班牙。在德·雷塞布之前一千年的时候，阿拉伯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早已有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打算了⑥。但是，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贸易，并不是很突出的。对于阿拉伯人的买卖，黑海也是冷淡的，在十世纪的时候，他们与北面的伏尔加河地区的人民之间，却有了兴旺的陆上贸易。在里海方面，由于接近波斯的许多中心城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繁华城市以及这些城市的内地，所以里海变成了通商的场所。穆斯林商人贩卖椰枣、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我们要想知道那个时代的罗思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般的大资本家所积累的巨富，只须提一提巴格达的珠宝商伊本·哲萨斯就行了。他的财产有一千六百万第纳尔被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没收之后，他仍然是富翁，而且变成了以珠宝业著名于世的一个大家族的祖先①。巴士拉的商人，用船只把货物贩运到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去，有些商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超过百万第尔汗。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磨坊主，能够每天用一百第纳尔布施贫民，后来穆耳台绥木任命他做自己的大臣②。西拉夫的普通商人，每户的资本，超过一万第纳尔；有些商户的资本，超过三万第纳尔；有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户的资本，竟达四百万第纳尔之多③。西拉夫的商人，有“把毕生的时间消磨在海上的”，伊斯泰赫里曾听说④，有一个商人在甲板上度过四十年的岁月。

如果没有广泛的国内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做基础，对外的商业活动，是不会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在帝国的各地区，手工业兴盛起来了。地毯、挂毡、丝织品、棉织品、毛织品、缎子、锦缎(dībāj)、沙发套、椅套、家具、烹调用具等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于西亚。波斯和伊拉克的许多织机，织出具有各种特色的高级毯子和纺织品。哈里发穆斯台因的母亲，有一张毯子，是为她特制的，价值一亿三千万第尔汗，毯子上用金线织出各种飞禽，飞禽的眼睛是用红宝石和其它宝石镶嵌的⑤。巴格达城的阿塔卜区，是因为本区最显赫的居民伍麦叶王朝的亲王阿塔卜(‘Attab)而得名的，在十二世纪时，那个地区初次制造一种条纹绢，这种条纹绢因此叫做阿塔比(attābi)①。后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仿造这种丝织品，畅销于法兰西、意大利和欧洲其它地区，叫做塔比(tabi)。现在，欧洲人还把虎斑猫叫做“塔比”，就是这个道理。库法制造金丝的和半金丝的头巾，现在，阿拉伯人还戴这种头巾，叫做库菲叶(kūfīyah)。塔瓦只、法萨和法里斯的其它城市，都以本地的一些高级工厂自豪，那些工厂能制造地毯、刺绣、锦缎和荣誉礼服——东方国家立功者受奖的标志——那是专为皇室制造的②。这种产品被称为绣袍(兑拉兹，tirāz)，由波斯语得来，上面绣着国王或哈里发的名字或花押。胡泽斯坦(古代的苏西亚那)③的突斯塔尔和苏斯，有些驰名的工厂，能用金线在缎子(damask)④上刺绣图案，又能用纺绸制造帷幕。这些工厂所生产的驼羊毛混纺的呢绒和纺绸斗篷，都是名牌货。设拉子出产条花的羊毛斗篷，还出产罗纱和锦缎。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可以在本地的商店里买到波斯的波纹绸(波斯语叫tāftah，欧洲语叫taffeta)。呼罗珊和亚美尼亚，则因出产床单、帘子、沙发套、椅套而著名。中亚细亚是中世纪早期的商业中心，布哈拉因出产礼拜垫而特别著名。看一看麦格迪西⑤所开列的一张货单，就可以对于外药杀河(河中府)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得到一个完全的概念。根据这张货单的记载，这个地区各城市出口的货物有：肥皂、地毯、铜灯、锡镴制品、毡斗篷、毛皮、琥珀、蜂蜜、鹰、剪刀、针、小刀、剑、弓、肉类、斯拉夫的和突厥的奴隶等等。桌子、沙发、灯、枝形灯架、花瓶、陶器和烹调器具等，也出产于叙利亚和埃及。埃及的纺织品，有“迪木雅帖”(dimyāti，因产于迪木雅特〔Di-myāt〕而得名)、“达比基”(dabīqī，因产于达比格〔Dabīq〕而得名)、 “田尼西”(tinnisi，因产于田尼斯〔Tinnīs〕而得名)①，三种都是国际市场上的名牌货，在波斯有仿制品。法老时代的古老工业艺术，又在科卜特人的制成品里复活了，但不象古代产品那样结实了。

在西顿、提尔(即苏尔)和叙利亚其它城市所制造的玻璃，是腓尼基工业的残余，除埃及玻璃外，这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玻璃工业。叙利亚出产的玻璃，又薄又透明，是天下闻名的②。叙利亚彩色绚烂的加釉玻璃，在十字军战争中传入了欧洲，成为欧洲大教堂中所用的彩色玻璃的先驱。叙利亚工人制造的玻璃器皿和金属器皿，既实用，又美观，因此，很受欢迎。加釉彩色带题词的玻璃灯笼，悬挂在各清真寺里和宫殿里。大马士革是大规模的镶嵌工业和瓷砖工业的中心。瓷砖“嘎沙尼”(qāshāni③，俗名“基沙尼” qīshāni，qāshi)是因米迪亚的加珊城④而得名的，当时的瓷砖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有时彩画着常见的花卉，是用来铺地或镶嵌在墙壁上的。主色是靛青、甸子青和绿色；红色和黄色，是不常用的。这种工业是古代伊莱木人⑤和亚述人的工业，后来在大马士革一直继续存在到十八世纪末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造纸术①。704年，穆斯林们克服了撒马尔罕，那个地方生产的纸张，是精美绝伦的②。在八世纪结束之前，巴格达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座造纸厂。其它的造纸厂，相继出现，大约在900年或更早一点，埃及建设了造纸厂，摩洛哥大约在1100年，西班牙大约在1150 年，先后设厂造纸；各种纸张，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来了。在巴格达、萨马腊等城市创设了肥皂厂和玻璃厂的穆耳台绥木，据说曾奖励造纸工业。写在纸上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手稿，流传到现在的，是一本关于圣训学的论文，书名是《奇异的圣训》(Gharīb al-■Had-īth)，著者是艾卜·欧拜德·嘎西木·伊本·赛拉木(837年卒)，写作的年月是回历252年11月(公元866年11月13日—12 月12日)，藏于莱登大学图书馆③。一位基督教的作家所写作的最古老的著作，是关于神学的，著者是艾卜·古赖(约在820年卒)④，著作的年月是回历 264年3月(公元877年11月11日—12月10日)，保存在伦敦博物馆。十二、三世纪的时候，造纸术从穆斯林的西班牙和从意大利，终于传入基督教的欧洲。后来，欧洲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450—1455年)，因此，现在欧美两洲的人民才有可能受到普及的教育。

宝石匠的手艺，也走运了。珍珠、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石和钻石，是宫廷里所爱好的物品；甸子(绿松石)、光玉髓和玛瑙，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阿拉伯史上最著名的宝石，是一块大红宝石，曾为几位波斯国王所保有，哈伦·赖世德花了四万第纳尔才买到手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那块红宝石，是这样巨大和灿烂， “如果夜间放在一间黑房间里，会象一盏灯样发光”。前面已经讲过，哈伦·赖世德的妹妹，用许多珠宝装饰她的帽子，他的妻子却用许多珠宝装饰她的鞋子。伯尔麦克族的叶哈雅·伊本·哈立德，曾向巴格达的商人出价七百万第尔汗，购买一个用宝石雕成的珠宝匣，却被拒绝了②。穆克台菲遗留下来的珠宝和香料，价值二千万第纳尔③。穆台瓦基勒的一次豪华的宴会和麦蒙结婚的大宴会，“在伊斯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宴会”④。在这两次宴会上使用的席面和托盘，都是金质的、镶嵌宝石的器皿。伊本·赫勒敦说，阿拔斯王朝没有沉湎于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也不能否认，麦蒙结婚的大典上曾异乎寻常地展示了黄金和珠宝⑤。以前，阿拔斯王朝历代的哈里发在马鞍上都使用银质的装饰品，据麦斯欧迪的记载，第十三位哈里发穆耳台兹(866—869年在位)首先穿着镀金的盔甲，骑在金鞍子上面⑥。末期的哈里发富于珠宝的，是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他曾没收了巴格达最豪富的珠宝商户奠基者的财产⑦，还收藏了哈伦·赖世德的那块大红宝石和同等著名的一颗“希有真珠”(重达三个米斯喀勒()，还有其他的珠宝，都被他浪费了(。

宝石工业所以发达，是由于帝国出产各种珠宝，主要的矿产有呼罗珊的金子和银子，那里还出产大理石和水银(；红宝石、青金石和石青，产于外药杀河区(；铅和银产于克尔曼(；珍珠产于巴林(；甸子产于内沙布尔，在十世纪后半期，这里的矿场每年还生产七十五万八千七百二十第尔汗(的甸子 50000492_0408_7(；光玉髓产于萨那(；铁产于黎巴嫩山(。其他的矿产资源，包括不大里士的高岭土和大理石，伊斯巴罕附近的皓矾 (ku■hl)(11)，佐治亚的沥青质和石油精，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大理石和硫磺(12)，外药杀河区的石棉(13)，拔汗那的水银、沥青和柏油 (14)。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奖励，因为他们的首都就坐落在以塞瓦德著称的冲积平原中最肥沃的地点；他们认识到，农业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还因为主要的农民是伊拉克的土著，在新制度下，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各地荒芜了的田园、衰落了的农村，已逐渐地恢复和复兴起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是全国(除埃及外)最富饶的地区，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旧址，现在已成为中央政府特别注意的目标了。从幼发拉底河分出来的许多运河，无论是重开的或新开的，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河道网”①。第一条大运河叫做伊萨河，是因曼苏尔的亲戚伊萨而得名的。他重新开凿了这条运河，在安巴尔和巴格达两地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连结起来。伊萨河主要的支流之一，是赛拉河。第二条交叉的大运河，是萨萨河，在麦达因上面进入底格里斯河。第三条运河是王河，在麦达因下面流入底格里斯河②。在这两条河的下面，有苦撒河和大赛拉河③，从这两条运河分派出许多干渠。另外一条运河是杜介勒河(意思是小底格里斯河)，原来的杜介勒河，是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但是在十世纪时候淤塞了；现在的杜介勒河，是一条新开的弯曲的运河，在嘎底西叶下面从底格里斯河发源，分派出几条干渠之后，在南方重新流入底格里斯河④。其他次要的运河，包括绥莱河，那是麦海迪在瓦西兑开凿的⑤。阿拉伯地理学家常常提及某某哈里发开凿运河，或挖掘水道，他们所指的，大半是重新开凿或重新挖掘巴比伦时代以来原有的运河。伊拉克跟埃及一样，主要的任务是维修古代的水利系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还委任威尔科克斯研究伊拉克的水利问题，他的报告强调指出，新开运河，不如修浚古代的水道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塞瓦德冲积平原已经面目全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已经屡次改道了。

伊拉克主要的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子、椰枣、芝麻、棉花、亚麻等。特别肥沃的地方，是南面的冲积平原塞瓦德地带，这里无论寒冷地区和炎热地区，都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各种坚果②、橙子、柑子、桔子、茄子、甘蔗、羽扇豆和蔷薇、紫花地丁等，都是大量出产的。

呼罗珊在农业上的富饶，不亚于伊拉克和埃及。由上面讲到的岁入的情况③就可以看出，那个地区给帝国提供了最大数量的地税(kharāj)。在政治上，至少在某个时期，呼罗珊包括外药杀河区和锡吉斯坦，因此，那个地区还有大量的人力。无怪乎有人在麦蒙的面前提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把它叫做“全部的帝国”④。

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评价，布哈拉周围的地方，特别是在十世纪萨曼王朝时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乐园⑤。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有粟特河谷，这个地区是现世四大乐园之一，其他的三大乐园是，包旺山峡(在法里斯)、从巴士拉向东南延伸的伍布莱运河区的田园①，和大马士革的果木园(ghū ■tah)②。这四大乐园出产各种水果、蔬菜和香花，如椰枣、苹果、杏③、桃、李、柠檬、柑子、橙子、桔子、无花果、葡萄、油橄榄、扁桃杏、石榴、茄子、萝卜、黄瓜、蔷薇、罗勒(ray■hān)等。西瓜是从花拉子模运到麦蒙和瓦西格的宫廷去的，运输的方法是把西瓜装在塞满冰块的铅罐子里；这样的西瓜，在巴格达每个要卖七百第尔汗④。事实上，西亚现在种植的各种果树和蔬菜，大多数在当时就是普通的植物，只有从新世界和辽远的欧洲殖民地输入的芒果、马铃薯、番茄等除外。橙子是与香橼和柠檬同科的植物，原产于印度或马来亚，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和地中海盆地，最后，由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⑤。法里斯和艾海瓦兹出产甘蔗，还有著名的制糖厂⑥，大约在这个时期，叙利亚沿海地区，也出现了甘蔗田和制糖厂，后来，十字军又从那里把甘蔗和制糖术传入欧洲⑦。大概原产于孟加拉的这种甜美的商品，已变成了文明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品，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逐渐传到西方去的。

园艺术并不限于果木和蔬菜。鲜花的栽培，也受到了奖励，不仅种在私家的小花园里(这种花园的中央是发出音乐般的声音的喷泉)，而且为了商业的目的，大量地栽培。用蔷薇、睡莲、橙子花、紫花地丁等香花制造香水或香油，在大马士革，设拉子、朱尔和其他城市，是一种兴旺的工业。法里斯的朱尔或菲鲁兹阿巴德，以特产红蔷薇香水著名于世①。朱尔出产的蔷薇水，大量出口，远销到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马格里布②。法里斯的赋税，包括红蔷薇香精三万瓶，每年押运到巴格达去③。沙普尔及其河谷，出产十种天下闻名的香油或香膏，是从紫花地丁、睡莲、水仙、枣椰花、鸢尾、白百合、桃金娘、香薄荷、柠檬、橙子等的花朵提炼的④。由紫花地丁提炼的香油，在穆斯林世界是最普及的，先知的这句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紫花地丁香油，超过其他的香油，正如我超过全体众生。”⑤

在群芳谱中，蔷薇似乎是受人欢迎的。有教养的女奴台瓦杜德的意见，可以代表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的舆论。她认为蔷薇和紫花地丁是最好的香花；石榴和香橼是最好的水果；菊苣是最好的蔬菜⑥。人民对于蔷薇的重视，还可以在下面的圣训中得到证明，据说穆罕默德曾说道：“白蔷薇是登霄的夜间⑦由我的汗水造成的，红蔷薇是由迦伯利的汗水造成的，黄蔷薇是由卜拉格飞马的汗水造成的。”⑧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曾说道：“我是诸王之王，蔷薇是群芳之王；只有我配享受蔷薇。”他从此垄断了蔷薇的栽培，在他在世的时候，除开他的宫廷，任何地方都不许种植蔷薇①。

蔷薇和紫花地丁的劲敌，是桃金娘，据说穆罕默德曾说：“阿丹(亚当)从乐园里被斥退的时候，带出来三种东西：一棵桃金娘树，成为全世界群芳之长；一穗小麦，成为全世界粮食之长；一棵椰枣，成为全世界果木之长。”②很受人们喜爱的花朵，还有水仙花、紫罗兰、素馨花、罂粟花和红花。

对于农业的兴趣，可以从《书目》中载有的③几本植物学书看出来，这些书中有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有几本是论述香水的专书④，还有一本伊本·瓦哈什叶著的伪书，书名是《奈伯特人的农业》(al-Filāhah al-Naba■tiyah)。

农民阶级构成帝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国家岁入主要的来源，他们是本地的土著，现在已降到顺民的地位。阿拉伯人认为，从事耕作是有损尊严的。前面已经讲过，顺民(根据条约而获得信仰自由的人)原来是指信奉经典的人，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星教徒，现在，顺民的范围扩大了，包括祆教徒(拜火教徒)、摩尼教徒、哈兰的萨比教徒，以及其他的宗教信徒，他们都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了。这些顺民，在农村里和自己的家园里，坚持自己的古老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马语和叙利亚语，波斯的伊朗语，埃及的科卜特语。改奉伊斯兰教的人，有许多迁移到城市里去了。

甚至在城市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往往在财政、书写和专业工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往往引起穆斯林居民的嫉妒，而在各种法令中也表达了出来。但是，歧视非穆斯林的条例，大半等于具文，并不坚决执行。

前面已经说过，首先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穿着特殊的服装，而且排斥他们，不许他们担任公职的，是伍麦叶王朝虔诚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他的法令往往被错误地归于欧麦尔一世。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中，哈伦·赖世德显然是首先再用法律规定某些老规矩的。公元807年，他下令把边境上所有的基督教堂和穆斯林征服后新建立的一切教堂，统统拆毁，而且命令获得宽大待遇的各种宗教的信徒，都要穿着规定的装束①。关于歧视顺民的这些严格的规定，到了穆台瓦基勒时代，已达于极点，他在850年和854年两次下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住宅的门上，必须钉一块木牌，上面画着魔鬼的形象；他们的坟墓，不得高出地面；他们必须穿着蜜色的，即淡黄色的外衣；他们的奴隶的衣服上，必须钉上两块蜜色的补钉，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只许他们骑骡子和驴子；只许他用木质的骑鞍，鞍子后面必须安装两个石榴形的标志②。由于这种特殊的服装，有人给顺民取了个绰号，叫做“斑衣”③。在司法上顺民也是毫无资格的，因为这个时期的穆斯林法律学家曾作出这样的规定：一个基督教徒，或者犹太教徒，对一个穆斯林的作证，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正如《古兰经》责备他们的那样④，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曾经窜改他们的经典，所以不能再信任他们。对顺民变本加厉地采取敌视措施的最后的哈里发，是法帖梅王朝的哈基木(996—1021年在位)。

尽管有这些限制，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基本上还是享受着大量宽容的待遇的，我们可以用几个插话式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穆阿威叶和阿卜杜勒·麦立克面前，曾举行过宗教的辩论会，在阿拔斯王朝也举行过同样的辩论会。公元781年，景教的大主教提摩太在麦海迪面前替基督教所作的辩护的原文，已经流传下来 ①。同时还有肯迪的一篇著名的论文②，据说是当代人关于819年在麦蒙面前举行的一次辩论会的记载，辩论会的主题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优劣的比较。阿里·泰伯里(约在854年卒)在他的著作《论宗教与国家》(Kitāb al－Din w-al-Dawlah)③一书中所载的一篇半官方的文件，是替伊斯兰教进行辩护和解释的，这篇文件是在宫廷中写成，写作时曾获得哈里发穆台瓦基勒的帮助。这篇文件的语气，十分温和，不带一点火气和感情，还引用了大量的《圣经》明文，显然是从叙利亚语译本或者早期的阿拉伯语译本摘录下来的。在奈迪木编写《书目》的时候(988年)，《旧约》和《新约》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有好几种出世了④。实际上，把《圣经》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远在哈伦时代已经由一个名叫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的人完成了⑤。有证据可以表明，甚至在七世纪末期，部分《圣经》已经译成阿拉伯语，不是从叙利亚语译本翻译，就是从古希腊语译本翻译。据泰伯里在回历61年的记载，埃及的征服者阿慕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曾阅读《旧约》里的《但以理书》①。但是，《旧约》的第一部重要的阿拉伯语译本，是埃及人赛义德·法优密(SaadiaCaon，882—942年)的译本，直到现在，所有说阿拉伯语的犹太教徒，都还信任这个译本。这些阿拉伯语译本，在某些有争论的问题上，引起了穆斯林们的兴趣，有许多人曾写文章答复基督教徒，其中有查希慈(869年卒)②。历史上还记载了某些基督教的大臣，他们在九世纪后半期享有盛名，如阿卜顿·伊本·赛义德就是一位，巴格达的法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来，表示尊重他，因而遭到群众的非难③。哈里发穆台基 (940—944年在位)有一位基督教大臣④，布韦希王朝也有一位⑤。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曾任命一个基督教徒做军事部门的首长 ⑥。这些基督教的高级官员，接受一般的敬礼，因为我们发现，某些穆斯林反对在这些官员的手背上接吻⑦。历代哈里发的御医，大半是景教徒，下面就要讲到这一点。1138年，穆克台菲赐给景教徒的关于保护他们信仰自由的敕书，最近已发表了，这个文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在这个时代，公认的伊斯兰教和公认的基督教之间真心融洽的关系。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基督教臣民，大半属于叙利亚的两个教派，通常叫做雅各教和景教，这两派都被视为异端，景教徒在伊拉克占多数。景教教长(jāthilīq或jāthalīq)有在巴格达设驻所的权利；雅各教徒屡次要求享受同样的特权，都失败了。景教教长的驻所，叫做罗马人修道院(Dayr al-Rūm，罗马人的意思是基督教徒)①，围绕着这所修道院，在巴格达形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住区，叫做罗马人住区(Dār al-Rūm)。在景教教长管辖区内，有七个大主教区，包括巴士拉、毛绥勒、奈绥宾，每个大主教管辖两三个主教。当选的教长，由哈里发授职，哈里发就承认他是帝国内全体基督教徒的正式首领。912—913年，雅各派的教长，要把自己的驻所从原来的安提俄克迁移到巴格达，景教的教长请求哈里发制止他这样做 ②。对雅各教主要的政治责备，是他们同情拜占廷。但是雅各教还是有一所修道院在巴格达③，有一位大主教驻在离首都不远的特克里特④。总之，据雅古特的记载 ⑤，巴格达的东部有六个修道院，西部还有些修道院。

前面已经讲过，埃及的科卜特人，是属于雅各教的。努比亚的教会也是雅各教的，而且承认亚历山大港教长的领导。沿着埃及狭长的西海岸，柏柏尔人中都有信奉基督教的，但是内地的居民，大半遵行与自己的部族区划相适应的地方性祭礼。

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具有充沛的活力，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进取的教会，它曾派遣代表到遥远的印度和中国去。据伊本·奈迪木报告，他曾在巴格达的基督教徒居住区①，会见了从中国返回的这样一位代表，而且同他作了有趣的谈话②。中国西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树立于公元781年(即唐建中二年。——译者)，是为纪念六十七位景教的传教士的姓名和功绩而建立的③，印度的基督教会，即西南海岸上马拉巴尔地方“圣托马斯的基督教徒”，也表示服从巴格达的教长的领导。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在穆斯林统治下，东方的叙利亚教会在传播《福音》上是热忱的。现存的蒙古字母和满洲字母，是以原来的回纥字母为直系母体的，而回纥字母又的确是从景教徒所应用的叙利亚字母演变而来的。

尽管《古兰经》里有几段不利于犹太教徒的评论④，但是，作为受保护的民族之一来说，犹太教徒的生活，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过得好些。他们人口较少，所以不会产生基督教徒那样的问题。公元985年，麦格迪西发现⑤，在叙利亚的兑换商和银行业者，大半是犹太教徒，而职员和医生，大半是基督教徒。据史书的记载，在好几位哈里发，特别是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的统治下，曾有几个犹太教徒，在首都和外省担任着责任重大的政府职务。在巴格达，犹太教徒就有一个很大的侨居地区⑥，在巴格达陷落之前，一直是繁荣的。图德拉的卞雅悯⑦，约在1169年访问了这个侨居地区，发现那里有犹太教的学校十所，犹太教的会堂二十三所 ①；主要的食堂，是用斑驳的大理石加以装饰的，还有黄金和白银制成的豪华的装饰品。卞雅悯用鲜明的色彩，描绘了巴比伦的犹太人的首领是多么受人尊敬，因为他被当做达五德(大卫)的苗裔和犹太教徒的首领(阿拉马语rēsh gālūtha，流民的王子)②，事实上他是所有归顺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犹太教徒的首领。景教教长对帝国内全体基督教徒，有某种程度的管辖权；犹太教的首领对和他同一教派的信徒，也有同样的管辖权。“流民的王子”，似乎是过着富裕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家园和许多大农场。他去觐见哈里发的时候，身穿绣花的缎袍，头戴雪白的缠头，上面有珠宝在闪闪发光，还有一队骑士，前呼后拥。在行列的前头，有人在前面喝道，大声地叫喊：“行人快点躲开，达五德的苗裔，我们的主子来了。”

曼德人50000492_0419_2③是阿拉伯语作家所谓真正的萨比教徒 ④，他们是一种犹太的基督教派，自称叶哈雅的遵守者(Na■soraiē d’Ya■hya)，圣约翰的严格遵守者(Na■soreans of St.John⑤)，因此，他们被现代人误认为是施洗的圣约翰派的基督教徒。曼德人在出生之后、结婚之前，以及其他不同时机，举行洗礼。他们居住在巴比伦的较低的平原。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起源于纪元后一世纪。巴勒斯坦可能是这个教派和其他遵守洗礼的教派的故乡。他们的语言曼德语，是一种阿拉马方言，他们的书法字体，近似奈伯特书法字体和巴尔米拉书法字体。《古兰经》曾三次提及拜星教徒，因此，巴比伦的萨比教徒取得了顺民的身分，他们被穆斯林们列入被保护的教派。据《书目》的分类①，他们之中还有洗澡派(mughtasilah)，他们占据了下伊拉克的沼泽地区。现在这个教派还有五千多人，生活在巴士拉附近的潮湿地区。他们必须居住在河流附近，因为在流水里举行浸礼，是他们宗教习惯的重要特点，无疑也是最独特的特点。现在巴格达还有萨比教徒，他们就是所谓珐琅银匠②。

跟这些巴比伦的萨比教徒截然有别的，是哈兰的伪萨比教徒③。阿拉伯语的著作家，把这两个教派混同起来。哈兰的伪萨比教徒，实际上是拜星教徒。在穆斯林的统治下，他们所以自称萨比教徒，是为了获得《古兰经》所规定的宽大待遇。自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一直被称为萨比教徒，在十三世纪中叶以前，这个奇妙的教派在哈里发首都附近继续盛行，随后蒙古人捣毁了他们的最后的寺庙。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在文化上的功绩和在科学上的贡献，无疑地帮助他们获得穆斯林的保护④。我们已经提过撒比特·伊本·古赖和其他伟大的哈兰天文学家。撒比特的儿子息南，曾被哈里发嘎希尔强迫改奉了伊斯兰教⑤。萨比教的名人还有艾卜·易司哈格·伊本·希拉勒·萨比，他曾任穆帖仪(946—974年在位)和塔伊耳(974— 991年在位)两位哈里发的秘书。天文学家白塔尼，《奈伯特人的农业》的伪著者伊本·瓦哈什叶(约在900年享盛名)，化学家查比尔·伊本·哈彦等，也可能都是萨比教徒。但是，这三位已经改奉伊斯兰教了①。

祆教徒在《古兰经》中只被提过一次 (22∶17)，在穆罕默德的意识中，他们不能包括在信奉经典的人民之中。但是，依照圣训和穆斯林的法律学家的主张，他们是受同等待遇的；萨比教徒这个名词，被解释成包括祆教徒在内的。实际政治和权宜主义，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说明有必要把顺民的身分给与伊朗大部分的居民。伊朗被征服后，伊朗的国教——祆教继续存在，祆教的火神庙，不仅存在于伊朗全国各省区，而且存在于伊拉克、印度和波斯以东的各地②。印度祆教徒至今仍然存在，那就是巴尔西斯③，远在八世纪时，他们的祖先就迁移到印度去。许多赫赫有名的祆教徒，改奉了伊斯兰教，其中最早的是伊本·穆盖法耳。早期的伊斯兰教教义学中，有某些方面，要末是针对二神教提出的，要末是仿效二神教的态度的。

摩尼教徒起初被穆斯林们认做基督教徒或祆教徒，后来也获得了受宽容的教派的身分。波斯人摩尼(273或274年卒)及其学说，对于穆罕默德的信徒，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我们看到麦海迪和哈迪都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有摩尼教的倾向。甚至连伍麦叶王朝最后的哈里发，也有信仰摩尼教的嫌疑④，他的老师是以二神教(zindīq)的罪名被处死的。780年，麦海迪曾把几个隐匿身分的摩尼教徒在阿勒颇钉死于十字架①。他在位的最后两年，曾在巴格达成立一个宗教裁判所，专门裁判二神教徒②。哈迪继续了先辈所开始的迫害③。赖世德也任命一个官员，主持对二神教徒的裁判④。但是，许多摩尼教徒，甚至共产主义的马资达克教徒⑤，似乎都幸免于难。《古兰经》虽然认为对于偶像崇拜者无须留情⑥，但是注重实际的伊斯兰教对北非和中亚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佯装不见，他们的宗教是微弱到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而且伊斯兰教发现，消灭印度的偶像崇拜是不可能的。

在正统的哈里发时代，基本上完成的所谓“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讲过，实际上是阿拉伯军队和阿拉伯民族的胜利。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征服了波斯、肥沃的新月⑦和北非洲。在阿拔斯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征服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伊斯兰教胜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帝国内大部分居民，改奉了新的宗教。许多人固然是在军事征服时期改奉伊斯兰教的，但是象叙利亚那样的地方，在整个伍麦叶王朝时代，都依然呈现了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景象。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形势显然还是开始转变了。赖世德和穆台瓦基勒两位哈里发褊狭的立法，对于新改教者的增加，无疑地有所贡献。个人和集体的强制改教的现象，又增加了改教者的数量；麦海迪在阿勒颇看到了台努赫族的五千个基督教徒，他们接受他的命令，而改信了伊斯兰教①。改教的过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半是逐渐的，是和平的。个人的利益，是改教的主要原因。有些人是不愿意缴纳侮辱性的捐税，并且想避免其他歧视；有些人想获得社会的威望，或者政治上的势力；有些人想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安全：这些都是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动机。

波斯加入阿拉伯帝国后，一直没有改奉伊斯兰教，过了两百多年，才有人开始改教。直到现在，伊朗还有九千左右人口，仍旧信奉祆教。伊拉克北部的居民，直到十世纪初的时候，还象伊本·法基②所说的那样，“名义上是穆斯林，性格上是基督教徒。”黎巴嫩山的居民，直到现在，过半数仍然是基督教徒。远在四世纪的时候，埃及早已轻率地信奉了基督教，后来成为伊斯兰化最早的国家。现在，埃及的科卜特人，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六世纪中叶就已基督教化的努比亚王国，到十二世纪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③，甚至在十四世纪末叶，还是那样 ④。前面已经讲过，柏柏尔人和北非洲人的教会，曾经产生过基督教正统派的几位有名的战士，柏柏尔人和北非洲人的改教，是在欧格白于公元670年建立盖赖旺以后开始的，但并没有显著成绩。他建立盖赖旺原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永恒的军事基地和伊斯兰教势力的中心。在八世纪时候，由于执行了一个新计划，把柏柏尔人编制在穆斯林军队中，用获得战利品的新希望来争取他们，他们才大批改教。以柏柏尔人为核心，阿拉伯的部队才得以完成对西非洲和西班牙的征服。但是，就以这些地区而论，他们的教会原来有五百个主教管区，在阿拉伯人征服三百年后，仍然保存了四十多个主教管区①。伊斯兰教在这里的最后胜利，是在十二世纪才获得的，虽然阿尔及利亚某些部族改奉伊斯兰教，还要归功于安达鲁西亚的摩尔人，因为他们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后被赶出了安达鲁西亚。

一系列的征服的第三阶段，是语言的阶段，即阿拉伯语战胜被征服人民的本族语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最晚的，也是最慢的。在这个斗争的领域里，被征服的民族，进行了最大的反抗。许多事例证实，被征服民族宁愿放弃政治上的忠心，甚至宗教上的忠心，也不愿放弃本族的语言。直到阿拔斯王朝的末叶，阿拉伯语才变成普通话，而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波斯，在武力征服后，过了一段时期，阿拉伯语就变成了科学和社交的语言，但是没有能够永远地取伊朗的口语而代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一种闪族语，即阿拉伯语，代替另一种闪族语，即阿拉马语，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偏僻的地区，如在黎巴嫩那样基督教居民占优势的地方，本地的叙利亚语，曾拼命战斗，直到现代还在坚持阵地哩。在麦耳鲁拉和前黎巴嫩山的另外两个乡村里，现在还有人在讲叙利亚语。阿拉马语虽然消失了，但是在阿拉伯的口语中还遗留下明白的痕迹，无论在词汇方面、语调方面和语法结构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术语言的阿拉伯语，在作为口头语言的阿拉伯语之前，早就胜利了。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新思潮，在八世纪时从拜占廷、波斯和印度重新集中于巴格达、巴士拉和库法，构成了一种新文化，只有古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文化，可以相比，从前没有做过科学工具的阿拉伯语，变成了传达穆斯林文明的工具。我们在下一章中就来考察这个文化运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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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ha‘ālibi，Latā’if，p.75。
① Tabari，vol.iii，p.937，ll.12—13。
② 参阅Tha‘ālabi， pp.75—77； Mas‘ūdi，散见各处。
③ 她的两个儿子哈迪和赖世德，都是哈里发，但是她偏爱赖世德，而不爱哈迪，因此，她谋害了哈迪，而使赖世德继承哈里发位。参阅Tabari， vol. iii，pp. 569以下；ibn-al-Athīr，vol.vi，pp.67以下照抄。参阅Mas‘ūdi， vol.vi，pp.282—283。
④ Mubarrad，p. 302。(回历1355年〔公元1936年〕开罗版第1卷，第314页。——译者)
① Aghāni， vol. xix， pp.134—137。
② Rasā’il(Constantinople，1297)，p.20。
① 参阅本书第294页，现在穆斯林国家还通用的红毡帽，叫做tarbūsh，是近代的东西。
② Jāhiz，Bayān，vol.iii，p.9； R.P.A.Dozy，Dictionnaire détaillé des noms des vétements(Amsterdam，1845)，pp.203—204。
③ Dozy，pp.162—163。
④ 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所穿的对襟长袍，叫做袷袢(qiāpán)，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jubbah。——译者
⑤ 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老年人，现在还在穿这样的服装。
⑥ Ibn-Khaldun，vol.iii，p.334=de Slane，vol.iv，p.273； Aghāni，vol.v，p.109， ll.23—24； vol.vi，p. 69，l.23； ibn-abi-Usaybi‘ah，vol. ii， p.4， l.23。
⑦ Nihāyah，vol.ii，pp.18以下。阿拉伯语里关于女性的词汇，是很丰富的，可以参阅 ibn-Qayyim al-Jawzīyah所著的 Akhbār al-Nisā’(Cairo，1319)， pp. 119以下。
① 参阅本书第348页注。——译者
② Ibn-Khaldūn， Muqaddamah， p.170。
③ Ibn-al-Faqih，pp.187—188。
④ Ibn-Khaldūn，p.144。参阅本书第156页。
⑤ Ibn-abi-’Usaybiah， vol.i，pp. 139—140。 pp. 82—83。他引证较古的药方，“能在六、七月使水结冰”。
⑥ 英语的sherbet是从阿拉伯语sharbah变来的。英语的syrup(糖浆)是从同词根的阿拉伯名词sharāb变来的。
① 十四世纪，咖啡被引入南阿拉比亚，十五世纪初就在麦加培植，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才传到开罗，那是也门的苏非派人士传入的，他们在爱资哈尔清真寺里饮用咖啡，以提精神，好在夜间礼拜时维持清醒的状态。参看本书第19页。为治疗或愉快而吸药草烟的事在发现美洲之前已经有了。
② Al-Washshā’，Kitāb al-Muwashshā’，ed.R. Brünnow(Leyden，1886)，pp.1，12，33，37，124，125，129—131，142。
③ 参阅 Nuwagri， Nihāyah， vol. iv， pp. 92以下。
④ Jāhiz，Tāj，pp.23， 72； Nawāji， Halbah，p.26。
① P. 99， ll. 24—27。
② Muqaddamah，p.16。《古兰经》关于禁酒的明文(5∶90—91)中，酒的名称是“赫末尔”(khamr)。《古兰经》注释家对于酒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在先知的时代，麦地那还没有任何一种葡萄酒，麦地那人所饮用的酒，都是用椰枣制成的。但是用椰枣浸出来的饮料，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会发酵，除非用特别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是注释家应用机智的一个机会。参阅‘Iqd，vol.iii，pp.405—414。
③ Mishkāh，vol.ii， pp. 172—173； ibn-Hanbal， Musnad(Cairo，1313)， vol.i，pp.240，287，320；Bukhāri，vol.vi，p.232。
④ Nawāji， p. 38。
⑤ Aghāni， vol. xi， pp 98—99，vol. xviii， pp. 182—189。
⑥ Washshā’，pp. 92以下。
⑦ Aghāni，vol.xiii，pp.128以下。参阅Nuwayri，vol.v，pp.72以下。
① Tarīkh vol.i，pp.118—119。
② 同上书，p.117。
③ Buldān， p. 250，ll. 9—10，参阅 p. 254.ll. 8—9。
④ Vol.ii，pp.105—107。
① Mas‘ūdi，vol.viii，p.296。
② 同上书，vol.i，pp. 159—161。
③ 关于山老，可参阅本书第447页。——译者
④ Mas‘udi，vol.i，pp.157—158。
⑤ 中世纪法国南部用的 Languedoc语(朗多克语)里的 chicane，是指一种古老的游戏，是用一根曲棍和一个硬木球为主要玩具的。
⑥ Tāj， p. 72。关于其他应具备的资格，可以参考 Nawāji， pp.25以下。
⑦ Ibn-al-‘Abbās，■thār at-Uwal， p. 130。
⑧ Mas‘ūdi， vol. viii， p. 296，l.2。参阅 ■thār， p. 129， ll. 3—4。
① 网球的名称tennis，通常被认为是从法语的动词tenez(注意)得来的，这个名称可能是发源于阿拉伯名词Tinnīs，这是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城市的名称，在中世纪时代，以出产夏布著名于世，这种夏布，可能是最初制造网球的材料。参考MalcolmD，Whitman，Tennis：Origins and Mysteries(New York，1932)，pp. 24—32。
② Vol.vi，pp. 348—349。
③ Vol. i， pp.63—65。
④ Mas‘ūdi，vol.vi， pp. 432—433。
⑤ Aghāni，vol. ix， p. 97，ll. 27—29。
⑥ Fihrist， p. 315，ibn-Killakān， vol. ii， p. 172，vol. iii， p. 209，都提及一些关于狩猎和放鹰的阿拉伯语专著。
⑦ 关于这个题目的早期阿拉伯语论文，可以参看Usāmah ibn-Munqidh，Kitābal-I‘tibār，ed.Hitti(Princeton，1930) pp.191—226；tr.Hitti，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Warrior(New York， 1929)， reprint Beirut，1964，pp. 221—254。
① Koran， 2∶168，5∶4，16∶116。
② Fakhri，pp.73—74。
③ ■thār al-Uwal， p.135。
④ Fakhri，p.30；‘Iqd， vol.i，p.198，ll.4以下。
⑤ Kutubi，vol.i，pp.134—135。
① Tabari， vol. iii，p.669；ibn-al-Athīr， vol. vi，p. 120 引用。
② Tabari， vol. iii. p. 950；ibn-al-Athīr， vol. vi， P.205引用。
③ Mas‘ūdi，vol.vii，p.47。
④ Aghāni， vol. xv，p. 80，Nuwayri， vol. v， pp.889引用。
⑤ Aghāni，vol.xvi，p.137。
① Mas‘ūdi，vol.viii，p.299。
② 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译者
③ Aghāni，xix，pp 138—139。
④ Fakhri，p.352。
⑤ Mas‘ūdi，vol.vii，p.276。
⑥ 同上书，vol.vii, p.281。
⑦ Ibn-al-Athir，vol.vii,pp.211—212；Tabari，vol.iii，p.627，ibn-alAthir vol.vi，p.86引用。
⑧ ‘Iqd，vol.i p.196。
① 参阅ibn-Khurdādhbih，pp.153—154。
② 西拉夫是波斯湾东岸的一个市镇。西拉夫和阿曼的人民(Mas‘ūdi，vol.i，pp.281—282)是阿拔斯王朝早期最著名的海员。(西拉夫于977年毁于大地震。——译者)
③ 参阅Marshall Broomhall，Islam in China(London，1910)，pp.5—36。
④ Silsilat al-Tawārīkh (原文如此)，ed.Langlès(Paris，1811)；tr.C.Fer-cand.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n en Inde et en Chine(Paris，1922)。
⑤ 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卡特者，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9—103页。——译者
① 参阅Paul Pelliot in Journal asiatique(1913)，vol.ii，pp，177—191。
② 《新唐书·大食传》(卷146下)说：“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回历31年)大食王豃蜜莫末腻始遣使者朝

至少在理论上，哈里发作为政府的首脑，是一切政权的源泉。他能够把民政权委托大臣(维齐尔)，把司法权委托法官(嘎迪)，把军事职权委托司令(艾米尔)，但是，哈里发仍然是政府一切事务的最后决定者。在职权和行为方面，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是以波斯人为榜样的。阿拔斯人利用人民对伍麦叶王朝不虔诚的行为的不满，初次登台就把自己装扮成宗教的角色，摆起“伊马木”的威风，在他们统治的后期，实际的权力越减少，他们就把宗教的权力抓得越紧。自第八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拉(833 —842年在位)的时代起，直到这个朝代末尾，他们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一个尊号，这个尊号是与真主的名字配合的。在衰落的时期，他们的臣民，大量地赠送他们一些浮夸的称号，例如称他们为“真主的代位者”(Kh-alifat Allāh)。后来又称他们为“真主在地面上的影子”(Zill Al-lāhll‘ala al-ard)。这些称号，首先显然是赠送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的①。后来继续存在到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的末尾。

由伍麦叶王朝各哈里发制定的关于王位继承的不明确的世袭原则，为阿拔斯王朝所沿用，而且获得同样恶劣的效果。在位的哈里发，必须指定一个人做王储，这个人可以是他所宠爱的或认为最合格的儿子，或者是他认为最有才能的任何一个亲属。赛法哈曾提名他的弟弟曼苏尔继任，曼苏尔死后，由他的儿子麦海迪继任①，麦海迪死后，由他的长子哈迪继任，哈迪死后，由他的弟弟哈伦·赖世德继任②。哈伦指定他的长子艾敏为第一继任者，指定更有才能的次子麦蒙为第二继任者。他把帝国分给他们两个人，而为麦蒙保留了呼罗珊省，以木鹿为省会③。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艾敏终于被暗杀(813年9月)，麦蒙篡夺了哈里发的职位。四年之后，麦蒙以十叶派的标志绿色代替阿拔斯人的标志黑色，并且指定阿里派的阿里·里达为王储，被触怒了的巴格达的居民，暴动起来，选举麦蒙的叔叔易卜拉欣为哈里发 (817年7月)。艾敏被暗杀后，过了六年，麦蒙终于进入帝国的首都。麦蒙将死之前不久，不顾自己的儿子，而指定自己的弟弟穆耳台绥木为继任者，这事几乎引起军队的叛变，因为他们对于他的儿子是有特殊的好感的。穆耳台绥木死后，由他的儿子瓦西格(847年卒)继任，阿拔斯王朝光荣的时代，至此告终。最初的二十四位哈里发在位，几乎达二百五十年之久(750—991年)，只有六位哈里发，是由儿子直接继任的。

哈里发的贴身人是侍从(hājib)，他的职务是把使节和高官显贵带到哈里发的面前，当然势力很大。还有执刑官，也是巴格达宫廷里重要的人物。用来拷打罪犯的圆顶地下室，第一次在阿拉伯史上出现了。宫廷钦天监的官职，正如宫廷执刑官的官职一样，是发源于波斯的，后来变成了阿拔斯王朝不可或缺的附属品。

仅次于哈里发的，是大臣(wazīr)，这个官职是受波斯传统的影响的①。大臣是哈里发的代理人，哈里发越沉湎于酒色，大臣的势力就越大。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任命大臣的时候，在下面的任命状里充分地阐明了帝王代理人神权说：

“穆罕默德·伊本·白尔兹是我在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中的代表，因此，谁服从他，谁就是服从我；谁服从我，谁就是服从真主；谁服从真主，谁就要升入天堂。谁违抗他，谁就是违抗我；谁违抗我，谁就是违抗真主；谁违抗真主，谁就要堕入地狱。”②

在伯尔麦克人担任大臣的时期，大臣有极大的权力，各地长官和法官的任命和撤职，都由他决定，这在理论上当然要获得哈里发的同意，而且他甚至可以按照世袭的原则，把大臣的职位传给他的儿子。按照惯例，大臣有权查抄失宠的各地长官的财产；按照惯例，各地长官也有权侵占下级官吏和平民的财产，哈里发更有权把免职的大臣的财产全部没收③。财产被没收的人，大半是被处死刑的。最后创设了一个查抄局，作为政府的一个常设机关④。在哈里发穆耳台迪德时代，大臣的月薪是一千个第纳尔。马韦尔迪⑤和其他法学理论家，把大臣的职权分为两类：一类享有无限权力，叫做“特付威德”(tafwīd)，一类享有有限权力，叫做“坦非兹” (tanfī-dh)。具有无限权力的大臣，执行哈里发的一切权力，王储的任命除外。具有有限权力的大臣没有创制权，他的义务是执行哈里发的一切命令，遵循他的各种指示。在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之后，大臣的职位由总司令(amīr al-umarā’)取而代之，这个职位是由布韦希人担任的。

大臣，实际上是首相，主持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政府各部门的首长。各部门的首长，有时被任命为大臣，但是他们的品级，是次于实际的大臣的。阿拔斯王朝的政府机关，比以前的更为复杂，国家事务中，新添了更有秩序的制度，特别是税制和司法行政。国家最关心的是财政，所以税务局(dīwān al-kharāj)或财政部，仍然象伍麦叶王朝那样，是一个最重要的单位，税务局的首长，通常被称为税务长。税务长是哈里发政府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国家岁入的来源，包括天课(zakāh)，天课是每个穆斯林所应缴纳的唯一的法定捐税。凡是占有耕地、牲畜、金银、商品，以及由于自然繁殖或投资而能增加的其他形式的财产者，都应该缴纳天课。前面已经说过，穆斯林不纳人丁税。收税官只能监督耕地和牲畜之类，至于私人的动产，包括金银在内，就全凭个人的天良了。从穆斯林们征收来的天课，由国库支付于穆斯林们的福利：救济贫民和孤儿，补助异乡人和志愿军，赎取奴隶和战俘。国家的财源，还有外国敌人的赔款和贡赋，本国非穆斯林人民的人丁税(jizyah)、土地税(kharāj)①，外国的非穆斯林因向穆斯林国家输入货物而缴纳的什一税。在这些项目中，非穆斯林所缴纳的土地税，总是数量最大，而且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些岁入，这时候还沿用《古兰经》第59章第7节的名称，叫做战利品(fay’)。哈里发用这些岁入来支付军需，修建清真寺、道路和桥梁，以及兴办穆斯林社会的福利事业①。

关于阿拔斯王朝国家岁入的各种报告，一直流传到现在。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王朝的第一世纪是多么昌盛。哈里发所以能够过前面所描绘的那种奢侈生活，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些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后来每个世纪岁入稳步下降的情况。有这样的三个报告传下来：最古的是伊本·赫勒敦所记载的，这是关于麦蒙时代的岁入的报告；第二个是古达麦所记载的，是关于较晚几年，可能是穆耳台绥木时代的岁入的报告；第三个报告是伊本·胡尔达兹比所记载的，可以说明回历三世纪前半期的财政情况。据伊本·赫勒敦的记载②，塞瓦德(下伊拉克，即古代的巴比伦尼亚)每年以现金所纳的土地税(实物除外)，在麦蒙时代，总计二千七百八十万第尔汗；呼罗珊总计二千八百万第尔汗；埃及总计二千三百零四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③，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二万四千第尔汗；帝国其他省区总计三亿三千一百九十二万九千零八第尔汗。据古达麦的收支表④，实物税和现金税合计，塞瓦德共计一亿三千零二十万第尔汗⑤；呼罗珊共计三千七百万第尔汗；埃及(包括亚历山大港)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包括希姆斯)，共计一千五百八十六万第尔汗；整个帝国总计三亿八千八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五十第尔汗，包括实物税在内。根据伊本·胡尔达兹比的清单计算①，现金税和实物税合计，塞瓦德共计七千八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四十第尔汗②；呼罗珊和隶属地区合计四千四百八十四万六千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③，合计二千九百八十五万第尔汗；整个帝国总计二亿九千九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四十第尔汗④。至于国家的岁出，由于缺乏充分的参考资料，要作出一个明确的计算，是没有保证的。但是我们根据记载可以知道，当曼苏尔去世的时候，国库的存款共计六亿第尔汗和一千四百万第纳尔 ⑤；当赖世德去世的时候，国库的存款超过九亿第尔汗⑥，当穆克台菲去世的时候(908年)，国库里所存的珠宝、家具和不动产，共值一亿第纳尔⑦。

除税务局外，阿拔斯政府还有一个会计检查院(dīwān al-zimām)，是麦海迪创设的；有一个枢密院(dīwān al-■awqī‘)，掌管一切文书、公文、敕令和执照；有一个平反院，专管调查冤狱；有一个警察局和一个邮政局。

平反院(dīwān al-nazar fi al-mazālim)是一种上诉院，或最高法院，平反院的任务是改正行政部门和政治部门的误审案件。这个机构的设置，可以回溯到伍麦叶王朝时代，据马韦尔迪的记载⑧，阿卜杜勒·麦立克是首创平反制的哈里发，他在自己规定的某一天，亲自听取人民的上诉和诉苦。欧麦尔二世热诚地遵守这个先例①。这种惯例，显然是由麦海迪传到阿拔斯王朝的。他的继任人哈迪、哈伦、麦蒙，以及随后的哈里发，都是当众听取这种控诉的；穆海台迪(869—870年在位)是保持这个习惯的最后一位哈里发。诺曼人的国王罗吉尔二世(1130—1154年在位)把这种制度引入西西里岛，后来在欧洲的土壤上生了根②。

警察局(dīwān al-shurtah)，是由一位高级官员领导的，这位官员叫做警察局长(sāhib al-shurtah)。他兼任哈里发的警卫长。在这个王朝的后期，他有时被提升到大臣的等级。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警察，他们是有军级的，他们的薪饷照例很高。市警察局长，又叫做检察官(muhtasib)，因为他是负责检查市场和风纪的。他的职责，是检查度、量、衡是否准确；合法的债务，是否清偿(他没有司法权)；良好的道德，是否得到维持；有没有人犯赌博、放高利贷、公开卖酒等罪行。马韦尔迪③列举了警察局长所应尽的许多有趣的职务，包括维持两性之间公认的公共道德标准，惩治那些为获得妇女的垂青，而把灰胡须染黑的人。

阿拔斯政府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邮政局④，邮政局长叫做驿传长(sāhib al-barīd)。我们已经讲过了，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威叶，是首先关心邮政业务的。阿卜杜勒·麦立克，在全国各地，遍设邮政局，韦立德在建设工作中，曾利用了邮政局。据史学家的记载，哈伦曾委托他的伯尔麦克族的顾问叶哈雅，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组织了邮政事务。邮政局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服务，但是在一定限度内，邮政局也替私人寄信①。每个省会都设有一个邮政局。邮路把帝国的首都和全国各大城市联系起来②，在邮路上，到处设置驿站，每个驿站上有几百匹驿马。在波斯地区，使用骡马运送邮件，在叙利亚和阿拉比亚地区，以骆驼代替驿马③。驿马还要把新任命的官吏送到任所去，有时也运送军队和他们的行李④。人民只要能付大量的运费，就能利用驿马。

鸽子被训练后，曾用做传书鸽。837年，曾用传书鸽把逮捕胡拉米教派反叛的领袖巴比克⑤的消息，送给哈里发穆耳台绥木，这是关于使用传书鸽的第一次记载⑥。

巴格达的邮政总局，曾编写了许多旅行指南，记载各驿站的名称和各站之间的途程。这些旅行指南，对于旅客、商人和哈只很有用处，而且为后来的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的地理学家，曾利用这种邮政指南，作为编纂地理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所著的《省道记》 (al-Masālik w-al-Mamālik)，就是以政府档案为依据的，这部书是历史地志的一个重要资料。胡尔达兹比本人，在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时代，曾任吉巴勒省(古代的米迪亚)的邮政局长。从首都通向各省区的这个修筑得很好的驿道体系，是阿拔斯王朝从较早的波斯帝国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些干线中最著名的，是呼罗珊大路，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过哈马丹、赖伊①、内沙布尔、突斯、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把巴格达和药杀河流域的边疆城市，和中国边境各城市联系起未。以这条干线上的各主要城市为起点，有许多交叉道路，向南北两方伸展出去。直到现在，从德黑兰(在古代赖伊城附近)开端的伊朗邮政路线，仍然依照古代的驿道。还有一条主要的驿道，以巴格达为起点，沿底格里斯河而下，到达瓦西兑、巴士拉、胡泽斯坦的艾海瓦兹②，再到法里斯的施拉思③。有许多支线，从这条主要的驿道上向东西两方延伸出去，把沿途各城市和人烟稠密的中心地区联系起来，最后与呼罗珊干线相连结。这些驿道，是哈只们经常走的，他们从巴格达起程，经过库法，或巴士拉，到达麦加。为了哈只们的便利，有许多队商旅馆、哈只招待所和蓄水池，分布在这些主要的大路上。在呼罗珊驿道上的队商旅馆，是早在欧麦尔二世时代就已建设的④。第三条公路，把巴格达和摩苏尔、阿米德(迪亚尔伯克尔)和边疆的各要塞联系起来。在西北方，通过安巴尔和赖盖，把巴格达与大马士革和其他的叙利亚城市联系起来。

除管理皇家邮政和监督各种邮政机关外，邮政总局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一个侦探组织的首脑，全部邮政机构，都隶属于这个系统。因此，他的全衔是邮政情报主管人(Sāhibal-barīd w-aL-akhbār)①。由于这种职务，他就以中央政府总监察员和直接机密代表的身分，处理事务。各省的邮政局长，向他或者直接向哈里发汇报各该省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和活动，各该省长官的行为和活动，也不例外。有人曾向穆台瓦基勒提出一个报告，揭发巴格达省长官好色旷职的行为，因为他朝觐天房后，从麦加带来一个美丽的女奴，“他从午到夜，迷恋着那个女奴，耽误了公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较晚的资料传下来的②。曼苏尔曾利用商人、小贩和旅行家做侦探；赖世德和其他的哈里发，也曾这样做③。据说麦蒙在巴格达的情报机关中，曾雇用一千七百多个老太婆。“罗马人的国土”上，到处布满了阿拔斯王朝的男女间谍，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旅行家和医生。

在伊斯兰教社会中，主持正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义务，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或大臣，把这个任务委托一个宗教学者，他就成为法官(qādi)④，巴格达的法官叫做总法官(qādi al-qudāh)。初次接受总法官头衔的，是著名的学者艾卜·优素福(约在798年卒)，他曾为麦海迪和他的两个儿子哈迪和哈伦服务⑤。依照伊斯兰教法律的规定，法官必须是成年的、精神健全的、男性的自由公民，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品德端正，耳聪目明，精通教义和教律⑥。前面已经说过，非穆斯林的民事诉讼，由各该教的宗教领袖或司法官管辖。马韦尔迪把法官分为两级：甲级是具有一般的无限权力的(‘ammah mutlaqah)，乙级是具有特殊的有限权力的(khāssah)①。甲级法官的主要职权，包括判决诉讼，保护孤儿、禁治产人、未成年人，管理宗教基金，惩治违犯教律者，任命各省的司法代表，以及在某种情况下，领导金曜日(星期五)的聚礼。各省的法官，起初是由各该省的地方长官任命，从回历四世纪起，由巴格达的总法官任命。一位后期的史学家②曾提到，在麦蒙时代，埃及法官的月俸，是四千第尔汗。乙级法官的职权，是由哈里发或者大臣或者省长所授与的任命状加以规定的③。

严格地讲起来，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从未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就是有严密组织和严格训练的正规军队。哈里发的禁卫军(haras)，几乎是唯一的正规军队，这支正规军构成核心，周围有在本部族族长指挥下的各部族的部队，此外，还有雇佣军敢死队，以及从各部族和各地区征募来的部队。常备军(jund)叫做雇佣军(murtaziqah，按月领粮饷者)，他们由政府供给粮饷。其他的部队，叫做志愿军(mutatawwi‘ah)④，只在服役期间领取口粮。志愿军是从贝杜因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征集来的。禁卫军的饷银是比较高的，装备也是比较好的。在阿拔斯王朝第一位哈里发的时代，步兵的饷银，除通常的口粮和津贴外，平均每年约计九百六十第尔汗⑤，骑兵的饷银加倍。在麦蒙时代，也就是帝国的极盛时代，伊拉克地区的部队，总计十二万五千名，步兵的年饷只有二百四十第尔汗①，骑兵的年饷加倍。曼苏尔建筑巴格达城的时候，瓦匠师傅的工资，每天约合一个第尔汗，小工的工资大约是三分之一第尔汗②照这样推算起来，军队的待遇是比较好的。

在阿拔斯王朝的早期，正规军的组织成分有步兵(harbīyah)③，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剑和盾；有弓箭手(rāmiyah)和骑兵(fursān)，他们的武器是头盔、胸甲、长矛和战斧。阿拉比亚人原来是把剑扛在肩上的，穆台瓦基勒开始采用了波斯人的方式，把剑佩在腰带上④。每个弓箭手的队伍，都配备一个石油精投掷队(naffātūn)，他们穿着防火服装，向敌人投掷燃烧物质⑤。机械工程师们随着军队作战，负责管理攻城机械，包括弩炮、射石机和破城槌。有一位军事工程师弩炮制造者伊本·萨比尔，在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时代晚期活动，曾著专书，详述军事工程学，但未能完成⑥。野战医院的驼轿式的伤病人运送队，都随着军队上战场。象通常一样，这些军事制度和军事装备，据说都是赖世德开始采用的。

前面已经说过，阿拔斯王朝的兴起，是由于波斯的武装，而不是由于阿拉伯的武装。在阿拔斯王朝中，阿拉比亚的因素，不仅丧失了政治的优势，而且丧失了军事上的重要性。在这个王朝的初期，哈里发的禁卫军——武装力量中最重要的兵种——主要是由呼罗珊人组成的；阿拉伯部队分成两部分：北方的阿拉比亚人，或穆达尔人，南方的阿拉比亚人，或也门人。新入教的穆斯林，以平民的身分，分别附属于阿拉比亚的一个部族，而构成那个部族军事组织的一部分。穆耳台绥木又增加了一支新的禁卫军，他们原来是从拔汗那和中亚细亚其他地区贩运来的突厥奴隶①。这支新的禁卫军，不久就变成了全首都的恐怖因素，836年，哈里发不得不建筑新城萨马腊，把政府机关迁到那里去。孟台绥尔(861—862年在位)死后，这支突厥禁卫军，就开始干预国家大事了。

在麦蒙、穆斯台因和其他哈里发的时代，军队是采用罗马拜占廷的编制方式的，阿里夫(‘ārīf，相当于班长)指挥士兵十名，哈里发(khalīfah，相当于排长)指挥士兵五十名，嘎伊德(qā’id，相当于连长)指挥士兵一百名②。艾米尔(amīr，相当于师长)指挥军队一万名，他们分为十个大队。每百名士兵组成一中队，几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kurdūs)。冯·克赖麦曾为我们描绘了当日在行进中的阿拉伯军队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③。

阿拔斯王朝在第一个世纪中，依赖一支强大而且安心的军队，以维持其生存，这支军队被用来镇压叙利亚、波斯和中亚细亚的叛变，而且也用来对拜占廷进行侵略性的战争。一位现代的学者说：“两件事使十世纪的萨拉森人成为危险的敌人：一是他们的数量，二是他们非凡的运动力量。”④但是事实还不仅是这样。有一篇论战术的文章，据说是东罗马皇帝英明的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①所作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一切〔野蛮〕民族中，他们〔萨拉森人〕在军事活动方面，是最聪明和最慎重的。”君士坦丁七世(913—959年在位)在下面的这段文章里描绘了阿拉伯人给他们的拜占廷敌人留下的印象：“他们是强大的，又是好战的，因此，他们中一千个人所占据的阵地，是不可能攻破的。他们不骑马，而骑驼骆。”从这篇论文和拜占廷其他的资料，如奈塞福拉斯·福卡斯皇帝(963 —969年在位)所著的《战术论》②看来，冬季和雨季，显然是阿拉伯战士最厌恶的，因为他们的战线在作战中一被击破，他们就丧失恢复这条战线所必需的纪律性，他们的步兵，大体上是一群从事掠夺的乌合之众，不能成为有效的战斗机器。拜占廷人一方面把阿拉伯人叫做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一方面又把他们看成是可怕的敌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十世纪，这个敌人的危险性逐年降低，十世纪末，拜占廷惯于采取攻势，甚至威胁着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自穆台瓦基勒创设外籍军事单位以来，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开始衰退了，因为那些单位有害于军队风纪和团体精神的维持。后来，穆格台迪尔(908—932 年在位)又开始采用包税的政策，把各省的赋税，包给各该省的地方长官或者军事首长，以便他用本省的税收发饷，不再由空虚的国库发饷。在布韦希人执政的时代，士兵们的补助金，是小块的土地，而不是现金。这就播下了封建军事制度的种子。在塞尔柱克人执政的时代，这种制度又得到了发展。后来，这就变成了惯例，地方长官或军事首长，接受几个城市或地区作为年金，他们以绝对的权力统治那些地方，每年向塞尔柱克的国王缴纳贡税。在战争时期，他们指挥着由自己装备和供养的一定数量的部队。

伍麦叶人依照拜占廷和波斯的方式，把帝国划分成若干省区，每省设一个地方长官，叫做艾米尔(amīr)或者阿米勒(‘āmil)，阿拔斯人对于这个制度，并没有加以彻底改革。阿拔斯王朝各省区的名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的划分，跟地理的划分，也不是完全符合的，由伊斯泰赫里、伊本·郝盖勒、伊本·法基等人的地理学著作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下面的名单，似乎是早期巴格达哈里发所统治的主要省区的名单：

(1)阿非利加，位于利比亚沙漠以西，包括西西里岛；

(2)埃及；

(3)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地区，有时是分离的；

(4)希贾兹和叶麻麦(中部阿拉比亚)；

(5)也门或者南部阿拉比亚①；

(6)巴林和阿曼，以伊拉克的巴士拉为省会；

(7)塞瓦德或者伊拉克(下美索不达米亚)，主要城市，除巴格达外，有库法和瓦西兑；

(8)哲齐赖(意思是河洲，实际上是半河洲，古代的亚述)，以毛绥勒(摩苏尔)为省会；

(9)阿塞尔拜疆，包括阿尔德比勒、大不里士、马腊格等主要城市；

(10)吉巴勒(意思是群山，即古代米迪亚)，后来叫做波斯的

伊拉克(al-‘Irāq al-‘Ajami)①，主要的城市有哈马丹(即古代的埃克巴塔那)、赖伊、伊斯巴罕(伊斯法罕)；

(11)胡泽斯坦，主要城市有艾海瓦兹、突斯塔尔②；

(12)法里斯，以设拉子为省会；

(13)克尔曼，省会也叫克尔曼③；

(14)莫克兰，包括现代的俾路支，延伸到下临印度河流域的高地；

(15)锡吉斯坦，或者锡斯坦，以萨兰只为首府；

(16—20)古希斯坦、古米斯、泰伯利斯坦④、竹尔占⑤、亚美尼亚；

(21)呼罗珊、包括现代阿富汗的西北部，主要城市有内沙布尔、木鹿、赫拉特⑥、巴里黑50000492_0386_6⑦；

(22)花拉子模⑧，早期的省会是卡斯；

(23)粟特(古代的Sogdiana)，在乌浒水和药杀河之间，有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座著名的城市；

(24和其他)拔汗那、赭时(现代的塔什干)，以及其他突厥城市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亚的省区，跟旧有的阿拉伯省区，在地理上完全相符，这是可以注意的。

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幅员辽阔，交通困难，尽管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地方分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省长在一切地方事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职位也几乎变成了世袭的。从理论上讲起来，省长必须获得大臣的欢心，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是大臣向哈里发推荐的，大臣被撤职，省长也就被免职。马韦尔迪①把大臣分为甲乙丙三级，把省长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是一般的省长职位(imārah‘āmmah)，甲级省长有绝对的权力，指挥军事，任命法官，监督司法，征收赋税，维护公安，保卫宗教，管理警察，金曜日(星期五)领导聚礼。乙级是特殊的省长职位(imārah khāssah)，乙级省长没有任命法官和征收赋税的权力。但是这种分类，大体上是理论性的，因为省长的权力，是随着省长的才干，哈里发的软弱，与中央政府的距离等等因素而增加的。各省的地方岁入，用于各该省政府的开支。如果有余额，就汇给哈里发的金库。司法权是由各省的法官执掌，由驻在本省各大城市的助理协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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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s‘ūdi，vol.vii，p.278。
① 参阅 Ya‘qūbi，vol.ii，pp.437以下，472以下；Fakhri， p.236。
② Fakhri，pp.261－262；Tabari，vol.iii，p.523。
③ Ya‘qūbi，vol.ii，pp. 500以下；Fakhri，p. 292；Mas‘ūdi，Tanbīh，p.345。
① 参阅ibn-al‘Abbās，’Athār al-Uwal fi Tartīb al-Duwal(Cairo，1295)，p.62；S. D. Goitein in Islamic Culture，vo1. xvi(1942)，pp. 255—263，380—392。
② Fakhri，p.205。
③ Ibn-al-Athīr，vol.vi，pp.19—20。
④ 参阅Hilāl al-sābi’Tuhfat al-Umarā’fi Ta’rīkh al-Wuzarā，ed.H.F.Amedroz(Beirūt，1904)，p.306。
⑤ Pp. 33－47。
① 人丁税和土地税的区别，这时候已经弄清楚了。参阅本书第171页。后来人丁税相当于豁免兵役税(al-badal al-‘askari)，奥斯曼帝国政府向非穆斯林的人民征收免除兵役税，以豁免他们服兵役的义务。
① Māwardi，pp.366以下。
② Muqaddamah，pp.150—151，参阅Huart，Historie des Arabes，vol.i，p.376；AlfredvonKremer，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vol.i(Vienna，1875)，pp.356以下。伊本·赫勒敦的报告和其他两个报告一样，说不明白，又不准确。
③ 肯奈斯林、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四个地方的税收，合计一百二十二万七千第纳尔。
④ Kharāj，pp.237—252。
⑤ 单是现金税共计八百零九万五千八百第尔汗；Qudāmah，pp.249，239。他在书中分别列举了许多数字，但是那些数字的总合跟他所说的总数不相符合。
① 散见各处。
② 单是现金税一项共计八百四十五万六千八百四十第尔汗；见 ibn-Khurdādh－bih，pp. 5以下。
③ 包括肯奈斯林和希姆斯、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等边疆城市。
④ Za ydān，Tamaddun，vol.ii，p.61。参阅Huart，vol.i，p.376。
⑤ Mas‘ūdi，vol.vi，p.233。
⑥ Tabari，vol.iii，p.764。
⑦ Tha‘ālibi，Latāif，p.72。
⑧ P.131。参阅ibn-al-Athīr，vol.i， p.46。
① Māwardi，p.131。参阅 Ya‘qūbi，vol.ii，p.367。参阅 Bayhaqi，al-Mahasin w-al-Masāwi’，ed，F.Schwally(Giessen，1902)，pp. 525以下。
② M.Amari，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ed.Nallino，vol.iii(Cata-nia，1937—1939)，p.452；von Kremer，Culturgeschichte，vol.i，p.420。
③ Al-Māwardi，pp.417—418，431。
④ 邮政局(dīwān al-barīd)。阿拉伯语的barīd是一个闪族语词汇，跟拉丁语的veredus无关；参阅波斯语的birdan(快马)，阿拉伯语的 birdhawn(驮马)。参考《旧约·以斯帖记》8：10“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士卒传到各处”；Isfahāni，Ta’rīkh，p.39。
① Mas‘ūdi，vol.vi，p.93，ll.5—6。
② Ibn-Khurdādhbih，散见各章节。
③ 参阅ibn-al-Athīr，vol.vi，p.49，ll.11—12。
④ Ibn-al-Athīr，vol.iv，pp.373—374。
⑤ 这个教派因出现于波斯的胡拉木地方而得名。这个教派是在著名的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被处死后发生的。他们当中有人否认艾卜·穆斯林的死亡，而且预言他要复返人世间，普及正义。Mas‘ūdi，vol.vi，p.186；Baghdādi，ed.Hitti，pp.162以下；Fihrist，p.342。
⑥ Mas‘ūdi，vol.vii，pp.126—127。
① 现代伊朗的腊季。——译者
② 现代的阿瓦士。——译者
③ 现代的设拉子。——译者
④ Ibn-al-Athī，vol.v，p.44；Nawawi，Tahdhīb，p.468，l.16。
① Qudāmah， p. 184。
② Atlīdi， I‘lām al-Nās(Cairo， 1297)，p. 161。
③ 参阅Aghāni，vol.xv，p.36，l.14；Miskawayh，ed.ds Goeje and de Jong，pp. 234，466，498，512，514，567。
④ 这个名词的音译最少有十三个形式，在英国的公文中有六种译法：qadi，qazi，kazi，cadi，al-kadi，kathi。(《元史》职管志的译法是哈的。——译者)
⑤ Ibn Khallikān， vol. iii， p. 334=de Slane， vol. iv， p. 273。
⑥ Māwardi， pp. 107—111。
① pp. 117—125。
② Suyuti，Husn， vol. ii， p. 100，l. 4。
③ 参阅 Richard Gottheil in Reuve des études ethnographiques(1908)，pp.385—393。
④ 或者叫 muttawwi‘ah， Tabari， vol. iii，pp.1008以下；ibn-Khaldūn，vol.iii， p. 260。
⑤ Tabari， vol. iii， p. 41， ll. 17—18， ibn-al-Athīr， vol. v，p. 322， ll.14—15照抄。
① 麦蒙跟他哥哥艾敏争江山的时候，恢复了军队原来的饷银，每人每年发给九百六十第尔汗，因为他哥哥是照旧制发饷的。Tabari，vol.iii，p.830，ll.7—8，p.867，l.14.
② Khatib，vol.i，p.70； Tabari，vol.iii，p.326。
③ Tabari，vol.iii，pp.998以下；ibn-Khaldūn，vol.iii，p.238，l.17，p.245，ll.23，26。
④ Ibn-Khaldūn，vol. iii，p. 275。
⑤ Aghāni， vol. xvii， p. 45； ibn-Khaldūn， vol. iii， p. 260， l. 20。
⑥ Ibn-Khallikān，vol.iii，p.397。
① 参阅Mas‘ūdi，vol.vii，p.118。
② Ibn-Khaldūn，vol.iii，p.299，l，7。参阅Mas‘ūdi，vol.vi，p.452；Tabari，vol.iii，p.1799。
③ Culturgeschichichte，vol.i，p，227—229=S.KhudaBukhsh，TheOrientunderthe Caliphs(Calcutta，1920)，pp.333—335。
④ Oman， ArtofWar，2nded.，vol，i，p.209。
① “Tactica”， Constitutio xviii，§ 123， in Migne， Patrotogia Groeca， vol.cxiii。
②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caput xv，in Migne，Patrologia Groeca，vol.cxiii。
① 这五个省区往往被称为西方省区(aqālīm al-maghrib)；而其余的省区却被称为东方省区(aqālīm al-mashriq)。
① 相对的是阿拉伯的伊拉克(al-‘Irāq al‘Arabi)，即下美索不达米亚。
② 波斯人把这个城市叫做舒斯特尔或舒什特尔。
③ 《辽史》叫起儿漫。——译者
④ 《新唐书·大食传》叫做陀拔斯单。——译者
⑤ 现代的戈尔甘。——译者
⑥ 《明史》叫做哈烈，又叫哈喇。——译者
⑦ 《元史》叫巴里黑，又叫班勒纥。——译者
⑧ 花拉子模在现代土库曼的基发附近，《元史》叫西域国，又叫回回国。——译者
⑨ 可与这个名单对照的，有下列各书中的名单：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pp.1—9；Zaydan，Tamaddun，vol.ii，pp.37—44；von Kremer，Culturgeschichte，vol.i，p.184。
① pp.47—54。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拔斯王朝，正如伊斯兰史上其他各朝代一样，建立后不久，就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上，达到了极灿烂的时代。赛法哈和曼苏尔所创立的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在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到第九位哈里发瓦西格的这一时期中，特别是在哈伦·赖世德和他儿子麦蒙的时期，达到了全盛时代。阿拔斯王朝所以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光彩夺目，成为伊斯兰史上最著名的时代，主要是因为这两位显赫的哈里发。文选编者赛阿里比①(1038年卒)，引用了这句名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曼苏尔为奠基者，以麦蒙为中兴者，以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为结束者。这句话与历史事实是大致相合的。自瓦西格以后，这个国家就日趋没落，到了第三十七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时代，就于1258年灭亡于蒙古人的手中。我们只要考查一下阿拔斯王朝的对外关系，研究一下巴格达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再观察一下在麦蒙的庇护下登峰造极的智力觉醒，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关于阿拔斯王朝所取得的威力、光荣和进步的观念。

九世纪是以两位皇帝的姓名开端的，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占优越的地位，一位是西方的查理曼，另一位是东方的哈伦·赖世德。这两人当中，哈伦无疑地是更有势力，而且代表着更高的文化。这两位同时代的人物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友谊关系自然是以利己主义所促成的；查理曼认为哈伦可能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一致去反对敌对的拜占廷；哈伦也想利用查理曼，去反对自己的死对头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当时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国家)。依照西方作家的看法，这种相互的诚恳的感情，表现在互派使节和互赠礼品上。一位法兰克的作家，跟查理曼有私人的交往，有时被认为是他的秘书，据他说，这位西方伟大的国王派到东方去的使节，从“波斯国王亚伦”那里带回来丰富的礼物，包括织造品、香料和一只大象②。这个帐单，是以《王室年鉴》(Annales royales)③为根据的，《王室年鉴》还提及从巴格达带回来的礼物里，有一座错综复杂的时辰钟。但是哈伦曾送给查理曼一个管风琴的故事，正如其它有趣的历史小品一样，完全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由于把原文里的Clepsydra(漏壶)这个名词翻译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用水来计时的发明物的名称，所指的就是哈伦所赠的那个时辰钟。圣陵教堂的钥匙，经哈伦同意而交给查理曼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①。

互换使节和互赠礼物的事，据说发生于797年和806年之间，但是，在穆斯林的著作里，完全没有提及，这是很奇怪的。那些著作，曾提及别的许多外交上的往来和礼节，却没有一处提及这件事。《希世璎珞》②曾引证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和拜占廷皇帝几次互相通讯的事件，并提及“印度国王”所派遣的代表团，给哈伦带来了许多贵重的礼物，曾受到隆重的接待。别的资料③曾叙述哈伦的儿子麦蒙接受了由同时代的“罗马人的国王”赠送他的一批特别丰富的礼物，那个国王可能是米迦勒二世。

在哈里发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斗争，到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 (775—785年在位)时，又重新开始了，但是，交战不象过去那样频繁，胜利也是不那样大了。内部的倾轧，震撼了阿拉伯国家，以致迁都到辽远的巴格达，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就乘机把帝国的国境，沿着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整个境界，向东推进④。从叙利亚延长到亚美尼亚的穆斯林边境要塞线 (thughūr)，就随着对面的拜占廷国境线的前进而后退了。

对拜占廷重新开始圣战的第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海迪，曾对敌人的首都发起一次辉煌而且胜利的进攻。他的幼子和后来的继任者哈伦，指挥了这次的远征。782年①，阿拉伯军队即使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也已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②，代表君士坦丁五世而摄政的爱利尼皇太后，被迫请和，签订了特别丢脸的和约，包括每年分两期缴纳贡税七万到九万第纳尔③。此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哈伦的威望，以致他父亲赠给他“赖世德”(al-Rashīd，正直者)的光荣称号，并且立他为第二太子，在他哥哥穆萨·哈迪之后继任哈里发。

这是敌对的阿拉伯军队最后一次站在这座骄傲的首都的城墙下面。对拜占廷的远征，共计四次，其中三次，是在伍麦叶人时代派遣的，是穆阿威叶和苏莱曼所派遣的④。这四次远征中，有两次是真正包围了君士坦丁城的，一次是叶齐德所进行的(回历49年即公元669年)，另一次是麦斯莱麦所进行的(回历98年即公元716年)。土耳其的传说却说围城共计七次到九次，其中有两次据说是哈伦所进行的。在《天方夜谭》和阿拉伯骑士传奇小说里，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远征，在十字军战争期间，构成了主题，被高度地加以渲染和发挥。

爱利尼(797—802年在位)篡夺了王位，成为“拜占廷历史上完全握有大权而实行统治的第一位女皇”①。奈塞福拉斯一世(802—811年在位)②继承她的王位后，他否认了女皇所缔结的和约中的一切条款，甚至要求当时的哈里发赖世德退还已经缴纳过的贡税。赖世德被激怒了，他叫人拿笔墨来，在那封无礼的书信的背面写了下面的答复：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信士们的长官哈伦给罗马人的狗奈塞福拉斯。

不信道的母亲所生的儿子，我确已收到你的信件了。我的/TITLE>回答是要你用眼看的，不是要你用耳听的。赛兰③。

哈伦是说到就做到的，他立刻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征，他在自己所偏爱的居住城市赖盖指挥，那座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控制着叙利亚的边境。这些战役，蹂躏了小亚细亚，终于在806年夺取了赫拉克利亚(Heraclea，阿拉伯语叫Hiraqlah)和泰阿那(Tyana，阿拉伯语叫al-Tuwānah)。结果，除原来的贡税外，还对皇帝本人和皇室的每个成员，都征收一种侮辱性的人丁税④。在哈伦·赖世德时代发生的这件事，可以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标志。

806年后，只有过一次重要的尝试，那是838年穆耳台绥木所进行的，他企图在陶鲁斯山那边获得一个立足点。穆耳台绥木的军队，是庞大的，“装备之优良，超过以前任何哈里发的军队”①，而且已插入“罗马人的国土”的心脏，暂时占领了阿摩利阿姆(Amorium，阿拉伯语叫‘Ammūriyah)，当时统治王朝开基创业者的诞生地②。但是，这次的尝试，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阿拉伯军队，本想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接到国内可能发生武装叛变的警报后，就班师了。当时在位的皇帝西奥菲拉斯(829—842年在位)生怕他的首都陷落，因此，派遣使节到威尼斯、法兰克国王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朝廷去恳求援助。以前西奥菲拉斯还受过一次东方的威胁，当时哈伦的儿子麦蒙御驾亲征，但是，他在 833年死于塔尔苏斯附近。自穆耳台绥木以后，阿拉伯人方面从来没有进行过重要的进攻。他的继任者，虽然屡次派兵越境进犯，但其目的是掠夺，而不是征服。那些冲突，没有一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也没有一次进攻是深入内地的。尽管如此，整个九世纪中，敌对的接触，虽然规模不大，但几乎每年都定期地在东方的边境上发生。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③告诉我们，依照惯例，每年进行三次侵略，一次在冬季，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第二次在春季，从五月十日起，继续三旬，第三次在夏季，从七月十日起，继续六十天。这样的侵略，既可以使军队随时有充分准备，又可以净赚大批战利品。原来的阿拉比亚民族动机和大部分的宗教原动力，在伊斯兰教早期的战役中，是居于显著地位的，到此时已变成很次要的因素了。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衰弱，已在其对外关系中开始透露出来了。约在十世纪中叶，在哈里发帝国内部建立起来的阿勒颇的哈木丹尼小王朝，曾经和拜占廷进行过斗争。这种斗争，将在以后加以论述。

历史和传说，一致承认，巴格达最辉煌的时代，是哈伦·赖世德在位的时代(786—809年在位)。不到半个世纪的工夫，巴格达就从一个荒村，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巴格达的豪华，是随着全国的繁荣而与日俱增的。当时巴格达已变成“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了。”①

皇宫及附属于皇宫的供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居住的建筑，就占去这座团城的三分之一。最壮观的是皇宫里的引见厅及其地毯、帐幔和褥垫，那是东方所能制造的最好的产品。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妻子(他的堂妹)左拜德，在传说中与她丈夫共享后代所赠与他们的荣誉，在她的桌子上，只准摆设金银器皿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为时髦人士而创制时装，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的第一人②。相传她在某次朝觐天房的时候，花费了三百万第纳尔，其中包括从二十五英里外的源泉，把水引到麦加城的设备费③。

当时与左拜德竞争的，是美丽的欧莱叶，她是麦海迪的女儿，哈伦的异母妹妹。她的脑门上有一个疤，为了掩饰这个缺点，她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带，叫做欧莱叶式头带，讲究时髦的妇女都把这种头带当做时装使用④。

在举行庆祝仪式的日子，特别是哈里发的登基典礼、王室的婚礼、朝觐天房和接待外国使节的时候，朝廷的富丽堂皇，就获得充分显示的机会。哈里发麦蒙和他的宰相哈桑·伊本·赛海勒的十八岁的女儿布兰①，于825年举行婚礼的时候，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阿拉伯文学把这当做当代难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来。据说举行婚礼的时候，把一千颗极大的珍珠，从一个金托盘里撒在那对新人的身上，他俩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那床金席子，是用珍珠和蓝宝石装饰的。一支二百磅 (rotl②)重的龙涎香烛，把黑夜照耀成白昼。把许许多多的麝香丸撒给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都有礼券一张，上面写明田地一份，或者奴隶一名，或者别的礼物③。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于917年，在皇宫里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他们的使命，显然是包括战俘的交换和取赎的 ④。哈里发的列阵，包括骑兵和步兵十六万人，黑太监和白太监七千人，侍从七百人。在阅兵式中，有狮子一百只，分列前进。哈里发的宫殿里，挂着帐幔三万八千幅，其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幅是绣金的，此外还有地毯二万二千条。使节们是这样的吃惊和叹赏，以致他们起初把侍从办公厅，随后又把宰相办公厅误认作哈里发的引见厅。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异树厅(dār al-shajarah)，那里面陈列着一棵金质和银质的树，重五十万打兰⑤，树枝上歇着金质和银质的小鸟，一按开关，群鸟就啾啾地叫起来。他们在御花园里还看到，用人工巧妙地培植成的矮小的枣椰，能结各种希罕的椰枣，真是惊叹不已⑥。

哈伦是伊斯兰教君主的典型，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所表现的慷慨大方，象磁石一样，把诗人、才子、乐师、歌手、舞女、猎犬和斗鸡的驯养师以及有一技之长能引起哈里发的兴趣、供他娱乐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吸引到首都来了。①摩苏尔人易卜拉欣、谢雅图、伊本·查米耳三人，在乐师和歌手的花名册上，是名列前茅的。放荡的诗人艾卜·努瓦斯，是哈伦的清客，是哈伦在夜间化装出游时的伴侣。这位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那个兴盛时代有趣的宫廷生活。《乐府诗集》中记载着许多可以做例证的轶事，这些轶事里真实的部分，是不难辨别的。一个故事说，哈里发艾敏(809—813年在位)在某晚上赏赐他以歌唱为业的叔父易卜拉欣·伊本 ·麦海迪三十万个第纳尔，作为吟唱艾卜·努瓦斯几句诗的报酬。易卜拉欣曾得过好几次赏钱，加上此次的赏钱，共计二千万第尔汗②，这个数目并不超过几个县份的土地税。伊本·艾西尔认为艾敏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③，他有几只特别的彩船，是为了在底格里斯河上举行宴会而制造的，每只船具有一种动物的形状，有象海豚的，有象狮子的，有象鹰的，每只船的造价是三百万第尔汗④。《乐府诗集》里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记载⑤，哈里发艾敏，曾亲自指导一次通宵的巴蕾舞会，一群美丽的舞女，在柔和的舞曲的伴奏中，翩翩起舞，演出精采的节目，参加舞会的人，都和起来唱反复演奏的歌曲。据麦斯欧迪的记载⑥，易卜拉欣曾为他的哥哥赖世德举行一次宴会，有一盘鱼肉，切得十分细，赖世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切，他回答说，那是用一百五十条鱼舌头做成的，共花费一千个第尔汗。这些传说里，难免有东方说书人加进去的各种夸张和幻想，即使排除这些增添的部分，其余关于巴格达宫廷生活的描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惊讶了。

在奢侈的生活方面，仅次于这位哈里发的是阿拔斯王朝的皇亲国戚、大臣、官吏、职员，以及充满皇宫的随从。与阿拔斯人同宗的哈希姆族的成员，经常领到国库的大量津贴，直到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①才废除这个惯例。据说赖世德的母亲赫祖兰的收入，达一亿六千万第尔汗②。赖世德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他死后财产被没收，总计现金五千万第尔汗，不动产的每日收益，是十万第尔汗③。伯尔麦克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低于哈里发宫廷的生活水平。至于巴格达城普通公民无聊的生活，和老百姓胸中澎湃的感情如何，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到很多记载，只有苦行诗人艾卜·阿塔希叶曾有些描写。

阿拔斯王朝曾发生内战，继续六年之久，参加内战的，是麦蒙和他哥哥艾敏(皇太子)，然后是麦蒙和他叔叔易卜拉欣。内战的原因，是争夺皇位。六年之后，即 819年，麦蒙奏凯归来，他发现巴格达城已大半变成了废墟，从此以后，我们再听不到团城的名称了。麦蒙以原先为伯尔麦克人哲耳法尔在底格里斯河东岸所建的公馆为哈里发的宫殿，但是，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巴格达城又恢复了商业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巴格达城是历代有名故都的自然继承者，那些故都，曾繁荣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里，最古的是吾珥和巴比伦，最晚的是泰西封(麦达因)，所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的重要性，是不易消灭的。巴格达的地势，适于做一个航运中心，便于与当时所认识的全世界进行充分的联系。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这种筏子(现在还有)，常从摩苏尔顺流而下。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如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果品；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①。巴格达城东西两部分之间的交通，是由三座浮桥联系起来的，象今天的巴格达一样②。赫兑卜在《巴格达志》里用专章叙述了巴格达的河流和桥梁③。当时，商人们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各种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等④。最近世界各国，远至北方的俄罗斯、芬兰⑤、瑞典和德国，所发现的阿拉伯钱币，都可以证明穆斯林商人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商业活动。航海家辛德巴德的冒险记，是《一千零一夜》里最好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穆斯林商人商务旅行的实际报告而写作的。

在巴格达社会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每种商业或者工业，在市场(sūq)里都有本行业的店铺①，正如我们现代的情况一样。街道生活的单调，往往被偶尔过路的送亲行列或者为男孩举行割礼的行列所打断。医生、律师、教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在麦蒙的庇护下，开始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奈迪木著作永垂不朽的《书目》的时候(988年)，就有大量的手稿，甚至讨论催眠术、妖术、吞刀术、嚼玻璃术一类的题目②。幸亏伊本·赫里康③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学者日常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我们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④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学术市场上，学者是有相当高的行情的。他告诉我们，侯奈因每天骑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浇水给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间，披上休息的长袍，然后喝一杯水，吃块饼干，就躺下休息。有时他睡一觉，午睡醒来，烧香熏身体，然后进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汤、肥鸡肉和面包。然后再睡一觉，睡醒后喝四磅陈酒，如果喜欢吃新鲜水果，就再吃些榅桲和叙利亚苹果。

拜占廷是阿拔斯人有宿怨的敌人，在麦海迪和赖世德的时代，穆斯林军队对拜占廷的胜利，无疑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的光彩，奢侈的生活，又增加了这个时期在史书中和小说中的声望，但是，在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期之所以特别著名，却是由于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大的智力的觉醒，这件事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这个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的影响，其中有印度、波斯、叙利亚的成分，但主要是希腊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翻译，从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和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阿拉比亚的穆斯林，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柢，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锐敏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叙利亚，他们采纳了当时存在的阿拉马文化，那种文化本身也曾受过晚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伊拉克，他们采纳了曾受波斯影响的伊拉克文化。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①。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

印度曾经是早期启发的源泉，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数学方面。约在回历154年(公元771年)，有一位印度旅行家，曾将一篇天文学论文传入巴格达，这篇论文叫做《西德罕塔》(Siddhānta，阿拉伯语叫Sindhind)，曼苏尔命令法萨里(796—806年间卒)把这篇论文译成阿拉伯语，法萨里接着就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天文学家①。阿拉比亚人在沙漠里生活的年代，对于星辰自然感觉兴趣，但是，他们对于星辰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研究。伊斯兰教增加了天文学研究的原动力，因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都必须面向克而白天房，而只有凭着星宿才能确定礼拜的正向。著名的花拉子密(约850年卒)，以法萨里的天文表为蓝本，制定了他自己驰名的天文表，而且把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体系加以综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天文学著作，还有赖世德的图书馆馆长法德勒·伊本·诺伯赫特(约815年卒)②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几篇论文③。

那位印度旅行家，还带来了一篇数学论文，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就是由这篇论文传入穆斯林世界的④。后来，在九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做出另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

除艺术和纯文学(belles-lettres)外，波斯没有什么独创的贡献。伊朗人民审美的性情，是闪族的阿拉比亚人在文化生活中迫切需求的要素。波斯在艺术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在文学上的影响，至于科学上的或哲学上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传到现在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文学作品，要推《凯利莱和迪木奈》 (Kalīlah wa-Dimnah)(《比得巴寓言》)，这是从帕莱威语(中世纪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波斯语的本子，又是从梵语译成的。梵语原本是在艾努舍尔旺 (531—578年)在位时，跟象棋同时从印度传入波斯的。波斯语译本，早已散佚，梵语原本也早已失传，虽然这种材料经过发挥，保存在《五卷书》 (Panchatantra)中，因此阿拉伯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凯利莱和迪木奈》的译本，除欧洲语言外，还有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马来语等四十多种语言的译本，甚至连冰岛语也有译本。这些译本，都是以阿拉伯语译本为根据的。这本书的宗旨，是要用寓言的方式，把政治的原理教给皇亲贵戚。阿拉伯语译本的译者伊本·穆盖法耳①，原先是一个祆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由于他的信仰受到怀疑，以致于757年被处以焚刑。

伊本·穆盖法耳的译品，本身就是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的作品，自阿拔斯王朝以来，阿拉伯文的散文，即具有波斯风格的特征，这种特征是高度的优雅、精彩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具有刚健、尖锐和简洁等特色的旧阿拉伯风格，大部分被萨珊王朝时代的华丽矫饰的措词所代替。《乐府诗集》、《希世璎珞》、杜尔突什的《帝王明灯》②等阿拉伯文学作品，都充满了从早期印度-波斯原作中引证的文句，特别是在谈到礼节、格言、政体和历史的时候。下面将要谈到的阿拉伯的历史编纂法，也是依照波斯的楷模的。

公元765年，哈里发曼苏尔害胃病，他的御医们束手无策，于是从军迪·沙普尔①把当地著名医院的院长景教徒朱尔吉斯(乔治)·伊本·伯赫帖舒(Bakhtīshū‘)②邀请来。军迪·沙普尔以其医学和哲学科学院而著名于当时，那所科学院是伟大的艾努舍尔旺在555年前后创建的。这个学术机关的科学，是以古希腊的传统为基础的，数学用语却是阿拉马语。朱尔吉斯很快就取得了哈里发的信任，变成了御医，尽管他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哈里发劝他改奉伊斯兰教，死后可以进天堂，他回答说：“我愿守祖教而去世，我的祖先归落何处，我愿归落何处，在天堂里也好，在地狱里也好。”③伊本·伯赫帖舒在巴格达成为一个显赫的家族的奠基者，这个家族连续兴盛了六、七代，在二百五十年中几乎一直在宫廷里独占了御医的职位。在那个时代，科学跟珠宝细工和其他手艺一样，被认为是独家经营的行业，是父子相传的。朱尔吉斯的儿子伯赫帖舒(801年卒)，在赖世德时代，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伯赫帖舒的儿子吉卜利勒(迦伯利)，于805年被任命为哈里发的御医④，赖世德所恩宠的一个女奴曾害歇斯底里性的瘫痪症，他装作要在大庭广众中剥她的衣服，这样治好了她的病。

阿拉伯人征服肥沃的新月地区的时候，希腊的文化遗产，无疑地是他们手边最宝贵的财富。在阿拉伯人的生活里，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下列的城市，变成了传布希腊文化的中心；埃德萨(Edessa，阿拉伯文叫鲁哈al-Ruhā’)，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人的主要中心；哈兰，信仰异教的叙利亚人的大本营，从九世纪起，这些叙利亚人自称萨比教徒(阿拉伯语的Sābi’ah或■ābi’ūn)①；安提俄克，古希腊殖民地之一；亚历山大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合点；此外还有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无数修道院，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科学和哲学。对罗马人的领土进行各种的侵入，特别是在赖世德的时代，对于阿拉伯人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不但获得战利品，而且获得很多希腊的写本，主要是从阿摩利阿姆和安基拉得来的②。麦蒙曾派遣密使，不远千里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利奥皇帝 (亚美尼亚人)本人，向他索取希腊语的著作，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甚至曼苏尔本人，据说也接到拜占廷皇帝应他的请求而赠送他的一批书籍，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③。但是阿拉比亚人不懂希腊语，起初他们必须依靠他们的臣民替他们翻译，翻译人员，有犹太教徒，有异教徒，特别是景教徒。这些叙利亚的景教徒，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他们就变成了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教之间坚强的桥梁，因而成为最早的东方的办粮人，把希腊文化大量地贩卖给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通过叙利亚语的翻译，希腊文化才能进入阿拉伯人的脑海。

在麦蒙时代，希腊影响已达于极点。这位哈里发理性主义的脾性，和他对于穆尔太齐赖主义(主张经典的明文应该与理性的判断相合)的偏袒，迫使他到希腊人的哲学著作里去寻找证据，来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据《书目》的记载①，他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麦蒙为了实行自己的政策，于 830年在巴格达创办了著名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那是一个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从各方面来看，它都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港博物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在830年以前，翻译工作是一种自由散漫的工作，由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新入伊斯兰教的人物，独立地进行。自麦蒙开始，在他的几位继任者的时代，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所新建立的科学院中进行。自750年起，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百年左右。由于大多数的翻译家是说阿拉马语的，所以许多希腊语的著作，是先译成阿拉马语(叙利亚语)，再译成阿拉伯语的。原本中有些难译的段落，是逐字逐句直译的；有些专门术语，找不到适当的阿拉伯名词，只好稍加改变后，把希腊术语加以音译②。

翻译家们对于希腊人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译成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接触到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历史。在这方面，波斯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鲁哈人，马龙派的基督教徒萨瓦菲勒(西奥菲拉斯)·伊本· 徒马(785年卒)①，是麦海迪的钦天监，他曾把荷马的《伊利亚特》节译成阿拉伯语，但这个译本的效果似乎等于零，甚至连译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格林(约在 200年卒)和爱琴海的保罗(闻名于650年前后)②所著的希腊医学，欧几里得(闻名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和托勒密(闻名于二世纪前半期)所著的希腊的天文历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希腊哲学书和新柏拉图派的注释，是这个文化勘探队旅行的出发点。

从希腊语翻译的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是艾卜·叶哈雅·伊本·伯特里格(796—806年间卒)，他曾给曼苏尔译出格林和希波克拉第(闻名于公元前436年前后)的主要著作，又给别的一位庇护者译出托勒密的《四部集》③。如果麦斯欧迪的报告是正确的④，那末，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所著的伟大的天文历表《天文大集》(Almagest，阿拉伯语叫做《麦哲斯帖》[al-Majisti或al-Mijisti]，发源于希腊语的megistē，意思是最伟大的)⑤，也可能是在这个时期译成阿拉伯语的。这些早期的译本，显然是译得不很妥当的，在赖世德和麦蒙时代，不能不加以校订或者重译。早期的翻译家之一，是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约哈纳(叶哈雅·伊本·马赛维⑥(857年卒)，他是吉卜利勒的学生，是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生，据说他曾给赖世德译过某些写本，那些写本主要是哈里发从安基拉和阿摩利阿姆带回来的医学著作①，在赖世德的几个继任者的时代，约哈纳仍继续服务。有一次，哈里发的一个宠臣得罪了他，他斥责那个人说：“你的愚蠢假若变成智力，而分配给一百个笨人，那末，每个笨人都会变得比亚里士多德还要聪明。”②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欧洲人叫他 Joannitius， 809—873年)，阿拉伯人称他为翻译家的长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侯奈因是一个伊巴底人，即希拉城的景教徒，青年时代曾任伊本·马赛维医生的药剂师。他的老师曾责备他，对他提出刻毒的批评，说希拉城的人不配学医学，他最好是到市场上去兑换钱币③，这个青年挥泪告别了他的老师，但是，他决心要学好希腊语。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是赞助科学，而且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的，他们把他派遣到说希腊语的某些地方，去访求手写本，后来，他为麦蒙的侍医吉卜利勒·伊本·伯赫帖舒服务。随后，这位哈里发任命侯奈因为图书馆馆长兼科学院院长，由于这个职务，侯奈因负责全部科学的翻译工作，获得自己的儿子易司哈格④和侄子胡伯史·伊本·哈桑的合作⑤，他们两个都是他的学生。侯奈因翻译了许多书，其中有一些无疑是这两个助手翻译的，另有一些是别的学生和这个学派的成员，如伊萨·伊本·叶哈雅⑥和穆萨·伊本·哈立德⑦等人翻译的。在许多情况下，侯奈因显然是做初译的工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他的同事们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解释篇》就是由父亲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由儿子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儿子的阿拉伯语的造诣，比父亲更高②，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最伟大的翻译家。还有些阿拉伯语译本，大概是由侯奈因翻译的，如格林、希波克拉第和代俄斯科里提斯 (闻名于公元50年前后)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④、《物理学》、《伦理学》⑤。他最著名的工作，是把格林全部的科学著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⑥。格林所著解剖学的七本希腊语原本，早已遗失，幸赖阿拉伯语译本，得以流传至今⑦。侯奈因曾将《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译成阿拉伯语，但是，没有流传下来⑧

下面的记载，可以说明翻译家侯奈因的才能，在给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服务的期间，他和其他的几个翻译家，每月共得工资五百第纳尔(约250镑)。他所译的名著，麦蒙依译稿的重量，以等量的黄金报酬他。他达到光荣的极点，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个翻译家，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因为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曾任命他为御医。但是，他的这位庇护者，曾把他监禁了一年，因为哈里发赠给他一笔厚礼，命令他调制一剂毒药，用去杀害一个敌人，他拒绝了他的礼物和命令。他再一次站在哈里发的面前，而且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答复是：“我只擅长治病的良药，没有研究过杀人的毒药。”①到这时候，哈里发才告诉他，那道命令只是为考验医生的廉洁而发出的。于是哈里发问他，为什么不肯调制杀人的毒药，他说：

“两件事使我拒绝那样做，一件是我的宗教，一件是我的职业。我的宗教教我爱敌如友，对于朋友更应当爱护。我的职业是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只许可治病救人。何况当医生的都要发誓，永远不把毒药卖给任何人。”②

伊本·伊卜里和基弗兑，承认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是“科学的源泉，是道德的矿井”。法国人莱克莱尔称他为“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是历史上可能遇见的若干高贵的聪明人士之一③”。

正如侯奈因是一群景教翻译家的领袖那样，撒比特·伊本·古赖④(约836—901年)是哈兰的一群萨比教翻译家的领袖⑤。由于崇拜星辰，自远古以来，这个宗教的信徒，就注意天文历算的研究工作。在穆台瓦基勒的时代，他们的故乡哈兰变成一个哲学和医学学院的所在地，那个学院原从亚历山大港迁移到安提俄克。撒比特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据说他们曾翻译过一批希腊语的天文历算，包括阿基米得(公元前212年卒)和别迦的阿波罗尼阿斯(约生于公元前262年)的著作①。他们还修订了某些早期的译本。例如撒比特曾修订侯奈因所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②。撒比特曾受到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 902年在位)的庇护，他把这位科学家当做至交和清客③。

继承撒比特的伟大事业的，是他的儿子息南(943年卒)、他的两个孙子撒比特(973年卒)④和易卜拉欣(946年卒)⑤，以及他的重孙艾卜勒·法赖吉⑥，他们四代人，都是杰出的翻译家和科学家。但是在撒比特之后最伟大的萨比教徒，还要推白塔尼(929年卒)，拉丁语的著作家称他为Albategnius或Albatenius，他的阿拉伯全名是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查比尔·伊本·息南)，由此可见他已改奉伊斯兰教。白塔尼是以天文学家著名于世的，他不是翻译家。

天文历算翻译家所形成的哈兰学派，是以哈查只·伊本·优素福·伊本·麦台尔(786—833年间著名)本人为先驱的。据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天文大集》的初次译本，都是他的手笔。欧氏《几何学原理》有两个译本，一个是他在赖世德时代译的，一个是他在麦蒙时代译的⑦。那是在侯奈因的译本之前的两个译本。哈查只所译的著名天文学著作《天文大集》，是根据一个叙利亚语译本，于827—828年译成的。至于翻译《天文大集》的初次尝试，则是远在赖世德的首相叶哈雅·伊本·哈立德的时代①，不过那次尝试并未成功。后来，数学家布兹占人穆罕默德·艾卜勒·外发(940—997或998年)②对于这个译本曾作过一次修改，他是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之一。还有一个后期的数学和哲学著作翻译家，叫做顾斯塔·伊本·路加(约922年卒)，他是巴勒贝克的基督教徒，据《书目》的记载③，他的译本共计三十四种。

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许多一性教的翻译家，代表人物有：叶哈雅·伊本·阿迪，893年生于塔克里特，974年死于巴格达；巴格达人艾卜·阿里·伊萨·伊本·左尔耳(1008年卒) ④，后来升任大主教的叶哈雅，曾告诉《书目》的作者，他一日一夜平均能抄写一百张译稿⑤。一性教的翻译家，从事于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的修订工作，或准备新译本。除校译工作外，他们还把新柏拉图派学说和玄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去，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翻译时代结束之前，剩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译成阿拉伯语了，其中有不少的著作，当然是伪书。据伊本·艾比·伍赛比耳⑥和基弗兑 50000492_0368_6⑦先后的记载，被称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种。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工具》(阿拉伯语译本包括《修辞学》和《诗学》)和玻尔菲利的《逻辑学入门》，很快就与阿拉伯语法取得同等地位，成为伊斯兰教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础，直到现在还占有这个地位。穆斯林们接受了新柏拉图派注释家的观念，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大体上是相同的。在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中，新柏拉图派的影响特别明显。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凭借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两人而传入拉丁世界，从而对于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哲学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还要论述这个问题。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的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对于科学具有独创性贡献的时代，我们将在专章里讨论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十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早已发生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了一种柔顺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阿拉伯语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语言，应用范围很广，从中亚经北非，到达西班牙。从那个时代起，我们发现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都用这种明白的阿拉伯语，来表达他们最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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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ā’if al-Ma‘ārif ed P. de Jong(Leyden，1867)，p.71。
② ■ginbard，Vie de Charlemagne，ed.and tr.L.Halphen(Paris，1923)，p.47。
③ “Annales regni Francorum”，ed.G.H.Pertzii and F.Kurze in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vol.43(Hanover，1895)，pp.114，123—124。
① 参阅本书第35章第7节查理曼的对手，第45章第2节叙利亚的塞尔柱克人。参阅Louis Bréhier in Chambre de Commerce de Marseille.Congrès francais de Syrie.Séances et travaux.fasc.2(1919)，pp.15－39。
② ‘Iqd,vol.i，pp.197—198。
③ Kutubi，Fawāt，vol.i，p.307，ll.12—13。
④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S. Ragozin， vol.i(Madison，1928)，p.291；Charles Diehl，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G.B.Ives(Princeton，1925)， p.55。
① Kitiābal-‘Uyūn，pt.3，p.278，说此次战役是在回历163年(公元780年)，Ya‘qūbi(vol.ii，pp.478，486)说是在回历164年，Tabari(vol.iii，pp.503—504)说是在回历165年。
② 西奥方斯813年在书中(456页)写道，哈伦曾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克利索波列，即是近代的斯库塔里(Scutari)，现代的于斯屈达尔(Uskudar)。
③ Tabari，vol，iii，p.504。
④ 参阅本书第200页以下。
① Vasiliev，vol.i，p.287。
② 他的名字尼格福尔(Niqfūr)是一个地道的阿拉伯名字。他是阿拉伯血统的；很可能是加萨尼人哲伯莱的苗裔；Tabari，vol.iii，p. 695；Michel le Syrien，Chronic-le，ed.J.B.Chabot，vol.iii(Paris，1905)，p.15。他废黜爱利尼的时候，结束了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所创立的叙利亚王朝(717—802年)，利奥三世及其继任者，曾领导破坏偶像运动，这个运动显然是受到穆斯林的影响的。西奥方斯曾称利奥为“具有萨拉森思想者”(第405页)。
③ Tabari，vol.iii，p.696。
④ 同上书，第696页，709—710页；Ya‘qūbi，vol.ii，p.519，l.14，p.523，l. 2；Dīnawari，pp.386—387；Mas‘ūdi，vol.ii，pp.337—352。
① Tabari，vol.iii，p.1236。
② Michel le Syrien，vol.iii，p. 72。
③ Qudāmah，Kitāb al-Kharāj，ed.de Goeje(Leyden，1889)，p.259。
① Khatīb，vol.i，p.119。
② Mas‘ūdi，vol.viii，pp.298—299。
③ 参阅ibn-Khallikān，vol.i，p.337；Burckhardt，Travels，vol.i，p.196。
④ Aghāni，vol.ix.p.83。
① 她与麦蒙订婚时才十岁；ibn-Khallikān，vol，i，p.166。
② rotl，确实重量因地而异，在阿拉比亚，约合1.02磅，此处姑作一磅。——译者
③ Tabari，vol.iii，pp.1081—1084，Mas‘ūdi，vol.vii，pp.65—66；ibn-al-Athīr， vol.vi，p.279；Tha‘ālibi，Latā’if，pp.73—74；ibn-Khaldūn，Muqaddamah，pp.144— 145。
④ Mas‘ūdi，Tanbīh，p.193。
⑤ 一个打兰重1.771克，这棵金银树计重885.5公斤。——译者
⑥ Khatib，vol.i，pp.100—105；abu-al-Fidā，vol.ii，p.73；Yāqūt，vol.ii，pp.520—521。
① Balādhuri，Ansāb al-Ashrāf，ed.Max Achloessinger，vol.iv B(Jerusal-em，1938)p.1.
② Aghānī，vol.ix，p.71。参阅本书第321页。
③ Ibn-al-Athīr，vol，vi，p.207。
④ Ibn-al-Athīr，vol，vi，p.206；Tabari，vol.iii，pp.951—953。
⑤ Vol.xvi，pp.138－139。
⑥ Vol.vi，pp.349—350。
① 参阅Tha‘ālibi，Latā’if，p.16。
② Mas‘ūdi，vol.vi，p.289。
③ 同上。
① 参阅 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散见各处。参阅本书第36章“工业和农业”。
② 这种浮桥，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现在还保存有一座，其他两座已改建成铁桥。——译者
③ Al-Khatib，vol.i，pp.111—117。
④ 参阅本书第345页以下。
⑤ 赫尔辛基博物馆收藏着此类古钱币。
① Ya‘qūbi，Buldān，p.246。
② P 312。
③ Ibn-Khallikān，vol.i，p.298。
④ 参阅本书第312页。——译者
① 十九世纪末期，阿拉伯东方也经过一个翻译时期，主要是从法语和英语翻译。
① Sā‘id ibn-Ahmad(al-Qādi al-Andalusi)，Tabaqāt al-Umam，ed.L.Cheikho(Beirūt，1912)，pp.49—50；Yāqūt，Udabā，vol.vi，p.268；Mas ‘ūdi，vol.viii，pp.290—291。
② “诺伯赫特”是一个波斯名词，意思是“幸运”。这个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以天文学著名于世。见 Tabari， vol.iii，pp.317，318(这个名字有时写成 Nībakht或Naybakht)，1364。
③ Fihrist，p.274。
④ 参阅本书第40章“天文学和数学”一节。
① 关于《凯利莱和迪木奈》的版本，可以参考Sylvester de Sacy的版本(Paris，1816)，回历1249年开罗布拉格的翻版；Khalil al-Yāziji的第二版(Beirūt，1888)；L.Cheikho的版文(Beirūt，1905)。关于伊本·穆盖法耳，可以参阅 Fikrist，p.118；ibn-Khallikān，vol.i，pp. 266－269。
② 1289，1306年屡次出版于开罗。
① 阿拉伯语的名称是军得沙普尔(Jundaysāpūr)。这个城是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一世所建筑的(因此而得名，意思是“沙普尔的营房”)，位于现代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的沙哈巴德村所在地。
② 参阅Fihrist，p.296；ibn-al-‘Ibri，pp.213—215。伊本·艾比·伍赛比耳(vol.i，p.125)把“Bakht”这个词看成是当作“用人”讲的叙利亚词，其实是帕莱威语的bōkht，意思是“解救了”，作为姓使用，是“耶稣解救了”的意思。
③ Ibn-al-‘Ibri，p.215，ibn-abi-Usaybi‘ah，vol.i，p.125。
④ Ibn-al-‘Ibri，pp.226-227；Qifti，pp.134—135。
① 参阅本书第357页。
② 阿拉伯语叫安基赖(Anqirah)，Ya‘qūbi，vol.i，p.486。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③ Ibn-Khaldūn，Muqaddamah，p.401。
① Fihrist p.243。
②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阿拉伯词：arithmātīqi(arithmetic算术)，jū-matrīya(geometry几何学)， jighrāfīyah(geography地理学)，mūsīqī(music音乐)，falsafah(philosophy哲学)， asturlāb(astrolabe星盘)，athīr(ether以太)，iksīr(elixir，配剂)，ibrīz(puregold 纯金)，maghnatīs(magnet磁石)，urghun(organ风琴)。参阅 abu-‘Abdullāhal-Khwārizmi，Mafātih al-‘Ulūm，ed.G.vanVloten(Leyden，1895)，index；Fihrist，散见各处；Rasā’il Ikhwān al-safā’，ed.Khayr-al-Dīn al-Ziriklī(Cairo，1928)，散见各处。
① Ibn-al-‘Ibri，pp.41，220。
② 同上书，p.176。
③ Fihrist，p.273。
④ Vol.Viii，p.291。参阅本书第314—315页。
⑤ Ya‘qūbi，vol.i，pp.150—151。
⑥ Yūhanna(Yahyā)ibn-Māsawayh的拉丁名字是Mesu((Mesua)或Mesu(Major(大马素伊)，用以区别于小马素伊 (Māsawayh al-Mārdīni)，他是在开罗的法帖梅王朝哈基本哈里发宫廷里出名的一个雅各派基督教徒， 1015年卒。
① Ibn-al-‘Ibri，p.227； ibn-abi-Usaybi‘ah，vol.i， pp.175以下， Qifti，p.380。
② Fihrist，p.295。
③ Ibn-al-‘Ibri，p.250；ibn-abi-Usaybi‘ah，vol.i，p.185。
④ Ibn-Khallikān，vol.i，p.116=de Slane，vol.i，pp.187—188。
⑤ 因为一只手残废，得外号“阿赛木”。 Ibn-abi-Usaybi‘ah，vol.i，pp.187，203；Fihrist，p.297；ibn-al-‘Ibri，p.252。
⑥ Fihrist，p.297。
⑦ 他还能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同上书第244页，l.28。
① Fihrist，p. 249。
② 同上书，p.298；Qifti，p.80照抄。
③ 同上书，p.246，l.5。
④ 同上书，p.248。
⑤ Qifti，pp.38，42。
⑥ Ibn-abi-Usaybi‘ah，vol.i，pp.188—189；Qifti，pp.94—95。
⑦ 于回历572年(公元1176年)译成的格林的真正的著作共十六种，有一个写本，叫做《小手艺》(al-Sinā‘ah al-Saghīrah)，就包括了十种，关于这个写本，可参考Hitti，Faris.‘Abd-al-Malik， Catalog of the Garrett Collection of Arabic Manusri-pts(Princeton，1938)，no.1075。
⑧ Qifti，p.99。
① Ibn-abi-Usaybi‘ah，vol.i，pp.187—188；ibn-al-‘Ibri，p.251。
② Ibn-al-‘Ibri，pp.251—252。
③ L.Leclerc，Historire de la médecine arabe(Paris，1876)，vol.l，p.139。
④ 他所著的《医学储备》(Dhakhīrah fi‘Ilmal-Tibb)于1928年由G.Sobhy出版于开罗。
⑤ 他们不是真萨比教徒。参阅本书第358页。
① Fikhrist，p.267。
② Ibn-Khallikān，vol.i，pp.177，298。
③ Ibn-abi-Usaybi‘ah，vol.i，p.216。
④ 同上书，pp.224—226。
⑤ 同上书，p.226；Qifti，pp.57—59；Fihrist，p.272。
⑥ Qifti，p.428。
⑦ Fihrist，p.265。
① Fihrist，pp.267—268。参阅本书311页。
② 他出生于古希斯坦的布兹占地方。
③ Fihrist，p.295.参阅 Qifti，pp.262—263。
④ Fihrist， p.264；ibn-abi-Usayb1.‘ah，vol. i，pp.235—236；Qifti，pp.245—246。
⑤ P.264。
⑥ Vol.i，pp.57以下。
⑦ Pp.34以下。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伊斯兰教伟大的政治戏剧的第三幕开幕了，扮演主角的是哈里发艾卜勒·阿拔斯(750—754年在位)。舞台是伊拉克。前一年在库法城清真大寺里写作就任演说的时候，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自称赛法哈(al-saffāh，屠夫)①，后来，赛法哈就成了他的绰号。这是一个凶兆，因为在执行政策方面，新王朝比旧王朝更加依靠武力。刽子手杀人时当毯子用的皮革，在伊斯兰史上初次铺在哈里发的宝座旁边，成为宝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这个“屠夫”是正统的哈里发和伍麦叶王朝之后的第三个朝代的奠基者，这个朝代是伊斯兰最驰名和最长久的朝代。自750年到1258年，艾卜勒·阿拔斯的子孙，世袭了哈里发的职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始终都掌握实权的。

当阿拔斯人胜利的时候，人民欢迎他们，认为他们用真正的哈里发国家和神权政府代替了伍麦叶人纯世俗的政府(mulk)。哈里发为了使自己的崇高职位带有宗教色彩，每逢节日，如即位典礼和每周聚礼日(星期五)，都穿上他的叔曾祖先知穆罕默德所穿的斗篷(burdah)②。他把一群教律学家当做顾问，他保护他们，举凡国家大事，都向他们请教。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宣传机构，从前对于破坏伍麦叶政府的威信起过重大的作用，此时被巧妙地用来永久巩固阿拔斯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开头就培养这样一种观念：政权当永远保持在阿拔斯人的手中，直到他们最后把它交给救世主伊萨为止①。后来又大事宣传这样一种理论：哈里发政权如果被破坏，世界的秩序就要紊乱②。实际上，这种宗教改变，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巴格达的哈里发虽然与伍麦叶人不同，假装虔诚，自称爱教，但是他汲汲于名利，并不亚于他所取代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两个哈里发王朝主要的区别是：伍麦叶帝国是阿拉伯的，而阿拔斯帝国是比较具有国际性的，因为这个帝国包括新穆斯林的各种民族成分，阿拉伯民族只是其他许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

此外，还有些区别。哈里发职位不再和伊斯兰教是同义语了，这是有史以来初次发生的事情：西班牙、北非、阿曼、信德，甚至呼罗珊③都不完全承认新的哈里发。至于埃及，名义上的承认，多于实际上的承认。伍麦叶人在伊拉克的首都瓦西兑城抵抗了十一个月④。叙利亚处在不断的骚动中，这种骚动的主要原因，是叙利亚王朝受到种种污辱。阿拔斯人和阿里派之间的联盟，原来是全靠对强大敌人的同仇敌忾来维系的。敌人一倒，这种联盟就不存在了。天真的阿里派，认为阿拔斯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作战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

库法城是反复无常的，又是亲阿里派的，赛法哈认为他在这个地方不安全，因此，在安巴尔⑤建筑哈希米叶城，作为都城。这座城因皇室的鼻祖哈希姆而得名①。库法城的姊妹城巴士拉城，由于同一原因，也弃而不用，而且那座城市偏在南方，不适于做王国的中心。赛法哈才三十几岁，就因患天花而死于新都②(754年)。

赛法哈的弟弟和继任者艾卜·哲耳法尔(754—775年在位)自称为曼苏尔(al-Mansūr，常胜者)，他是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哈里发，也是最不讲道义的哈里发。替新王朝奠定坚实基础的是他，而不是赛法哈。继承他的三十五位哈里发，都是他的直系子孙。他的叔父阿卜杜拉是萨卜战役的英雄，在赛法哈时担任驻叙利亚总督，此时他与侄子曼苏尔争夺哈里发的职位，但是，他在754年11月，被艾卜·穆斯林击败于奈绥宾③。经过七年的禁闭之后，他被隆重地迎入一所新居，那是故意建筑在盐地上的，后来放水去淹墙脚，新居坍塌，把他压死在废墟里④。

奈绥宾战役大捷后，艾卜·穆斯林返回他所统治的呼罗珊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治省)的途中，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被召到哈里发的宫廷。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除了阿卜杜拉就是他，但是，这位呼罗珊的领袖，在觐见哈里发的时候，遭到袭击，就这样被虐杀了⑤。波斯的极端分子所组成的一个希奇的拉旺德教派，企图把哈里发看成就是真主，而哈里发残忍地屠杀了他们(758年)⑥。曼苏尔还残忍地扑灭了一次暴动，那是哈桑的两个重孙易卜拉欣和他弟弟穆罕默德(外号“纯洁的灵魂”， al-Nafs al-Zakīyah)①所领导的十叶派不满分子的暴动。穆罕默德被处死后，尸体悬挂在麦地那城(762年12月6日)；易卜拉欣在难驾驭的库法城附近被斩首(763年2月14日)后，首级被送去交给哈里发②。在不妥协的阿里派看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都是篡夺者，真正的哈里发，伊马木，只有阿里和法帖梅的子孙。阿里派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破坏影响，他们坚决主张，他们的伊马木具有得自先知穆罕默德的某种程度的世代相传的智慧和一种特殊的天启。在呼罗珊，以艾卜·穆斯林的复仇者的身分出现的袄教徒孙巴德的叛乱(755年)和吴斯塔兹西斯的叛乱(767—768年)都被镇压了③。在波斯，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古代琐罗斯特的与马资达克的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现在这里至少是暂时地被平息下来。除两个地区外，大部分伊斯兰帝国，就这样重新统一起来了。那两个地区，一个是北非，在那里，哈里发的政权，只达到盖赖旺；一个是西班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那里碰到一个对付不了的死对头，那就是伍麦叶人阿卜杜勒·赖哈曼(他的母亲跟曼苏尔的母亲一样①，也是柏柏尔族的女奴)。

国内局势安定之后，又跟西方永远的敌人拜占廷人展开了有害的边界战争，这种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多年，此时是袭击邻近的要塞。小亚美尼亚地方已倾废的马拉提亚要塞(thughūr)和西里西亚的麦绥塞要塞，都被恢复了②，伊斯兰的军队，甚至占领了巴库的石脑油井③，而对当地的人民征收捐税。里海(阿拉伯语叫可萨海)南边多山的泰伯里斯坦，有一个实际独立的小国，统治者是已经灭亡的萨珊帝国皇室高级官员的家族，这个地方现在也暂时被并吞了④。在印度边境，坎大哈和其它地方，都被征服了。在坎大哈发现一个佛像，也被毁坏了⑤。实际上，曼苏尔的将军们的远征，已深入喜马拉雅山西北肥沃而且广阔的河谷地区克什米尔 (Kashmir，阿拉伯语叫Qashmīr)。770年，一支舰队从巴士拉被派到印度河三角洲去惩治一批敢于抢劫吉达的海盗。

公元762年，曼苏尔奠定了新都巴格达的基础，直到这时候，他一直居住在库法和希拉之间的哈希米叶城⑥。巴格达就是舍海尔萨德在《一千零一夜》里加以绘声绘影描写的那许多传奇性冒险事件的地点。这个地方是古老的，原来是萨珊王朝的一个村落，就叫做巴格达①，本义是“天赐”。曼苏尔曾踏勘过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决定在这里建都。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来给我们。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②曼苏尔以四年功夫，建成他的新都，花费约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第尔汗③，雇用建筑师、技工和小工十万左右，他们是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帝国的其他地方招来的④。

曼苏尔把自己的新都叫做和平城(Dār al-Salām)，这是这座城的正式名称。和平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在这个河谷中曾建筑过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都城。这座新城，是圆形的，故有团城 (al-mudawwarah)之称，内城和外城，都是用砖砌成的，外城四周有一条深壕，内城里还有紫禁城，城高九十英尺，环绕在中心区的周围。这三套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道门，有四条大街，从中心区辐射出来，象车轮的辐条一样，射向帝国的四个角落。这些城墙，构成了三个同心圆，以哈里发的宫殿为圆心，宫殿叫做“金门宫”(bāb al-dhahab)，这是因镀金的宫门而得名的，又叫做“绿圆顶宫”(al-qubbah al-khadrā’)。宫殿的旁边有清真大寺。引见殿的圆顶，高达一百三十英尺，这是“绿圆顶宫”这个名称的由来。据后期的传说，绿圆顶上面有一个骑士的雕像，他骑在马上，手持长矛，指向敌人可能来的方向⑤。但是雅古特很快就看破了这种谬误，他说，雕像必然总是指向某个方向，这就是说，经常有敌人从那个方向威胁着这坐城市，穆斯林们是“聪明的，他们不致于相信这种捏造的谎言”①。萨珊王朝故都泰西封的废墟，被当做新都主要的石料和必需的建筑材料的来源，城砖是在附近烧制的。曼苏尔在世时，曾在城郊底格里斯河岸上，建筑一座宫殿，叫做永恒宫(Qasr al-Kh-uld)。这里的花园，可与天堂里的花园媲美(《古兰经》25∶15，16)，故有此名称。又在更北的地方，建筑了第三座宫殿，叫做鲁萨法宫 (al-Rusāfah，堤道)，这是为皇太子、哈里发的儿子麦海迪而建筑的。

钦天监的官员，替曼苏尔择定了吉日良辰，动土兴工，为他自己、他的家属和他的呼罗珊近卫军，而建筑这座都城，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后来，事情也的确非常顺利②。这座都城建成后，才几年工夫，就兴旺起来，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成了头等重要的国际政治中心。好象命运要曼苏尔的都城继承泰西封、巴比伦、尼尼微、吾珥③ 等古代东方都城的威望，这个都城的威望和壮丽，是中世纪时代的任何都市所不及的，君士坦丁堡或许是例外，而经过若干次盛衰兴替之后，终于变成了新伊拉克王国的首都④。这个王国有一个真正阿拉比亚的国王——斐萨勒。

新都的位置，给东方思想的传入大开方便之门。历代哈里发，在这里建立了萨珊王朝科斯洛埃斯式(Chosroism)的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受到了波斯的影响，哈里发的职位，不过是伊朗专制的复活，与阿拉比亚的族长制大相径庭了。在那个时代，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老婆、波斯情妇、波斯歌曲和波斯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相传曼苏尔本人是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al-qalansu-wah)的，他的臣民，自然仿效了他①。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的影响，挫折了阿拉比亚人原始生活的锋芒，而为一个以发展科学和学术研究为特点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阿拉比亚人的东西，只有两件保全下来：一件是变成国教的伊斯兰教，另一件是变成国语的阿拉伯语。

在曼苏尔时代，在伊斯兰政府中，初次出现大臣的官职(vizīrite)，这是一种波斯的官职。首次担任这个崇高职务的，是哈立德·伊本·伯尔麦克②。哈立德的母亲，原是一个战俘，是古太白·伊本·穆斯林于705年在巴里黑俘获的；他的父亲，原是一个“伯尔麦克”(barmak，佛教的大和尚)，是在巴里黑的佛教寺院里任职的③。哈立德和赛法哈是这样的亲密，哈立德的女儿由前任哈里发的妻子哺乳，哈里发的女儿也由哈立德的妻子哺乳④。远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哈立德就升任财政部(dīwān al-kharāj)的首脑。765年，他接受了泰伯里斯坦省行政长官的职务，他在那里粉碎了一次重大的叛乱⑤。晚年，他还立过一次大功，拿下了拜占廷的一个要塞⑥。这位波斯血统的官吏，实际上虽然不是一位“维齐尔”(Wazīr，即现代的所谓大臣)⑦，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中，他似乎做过哈里发的顾问，成为一个著名的大臣世家的奠基者。

775年10月7日，曼苏尔在朝觐途中死于麦加附近。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圣地附近，给他掘了一百个墓穴，但是他被秘密地葬在另外一个地方，任何敌人也不可能找到他的陵墓，而加以发掘①。他是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皮肤带黑色，胡须是稀疏的②。他性格苛刻，态度严肃，他和历代的继任者所代表的类型，成为显著的对照。但是，他的政策继续成为历代继任者的南针，正如穆阿威叶的政策，曾指导伍麦叶王朝历代的哈里发一样。

曼苏尔的继任者麦海迪(775— 785年在位)，把教育他儿子哈伦的责任，委托给哈立德的儿子叶哈雅。哈伦的哥哥哈迪(785—786年在位)登基后不久就死了，由哈伦继任哈里发。他对于这个伯尔麦克人叶哈雅，还十分尊敬，称为“父亲”，他任命他为“维齐尔”，授予无限的权力。805年，叶哈雅死，他的两个儿子法德勒和哲耳法尔，从 786年到803年，实际上统治了这个帝国③。

这些伯尔麦克人，在巴格达东部建造了自己的大公馆，他们在那里过着豪华的生活。哲耳法尔的公馆，叫做哲氏公馆(al-Ja‘fari)，成为一大群壮丽辉煌的住宅的核心，后来被哈里发麦蒙没收，改为哈里发宫(dār al-khilāfah)。那些房子建在底格里斯河左岸上，后面有许多广阔的花园，在那些房子的境界内，还有许多较小的房子。这个伯尔麦克家族的成员所搜刮的财富，多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赠品赏赐给他们的清客、称颂者和党羽的东西，就能使受赐者成为富翁。他们的慷慨，是天下闻名的。直到现在，在说阿拉伯语的地方，伯尔麦基成为慷慨者的同义词，“哲耳法尔般的慷慨”①，这是各处的阿拉伯人都很能了解的一个明喻。

有许多沟渠、清真寺和公共工程的兴办，都要归功于伯尔麦克人的创始和慷慨②。法德勒是伊斯兰教史上斋月里在清真寺内张灯结彩的创始人。哲耳法尔善于辞令，有文学天才，又写得一笔好字，因此，颇负盛名③。阿拉伯史学家公认伯尔麦克人为“文墨人”(ahl-al-qalam)阶层的奠基者，主要是因为哲耳法尔。但是，他不仅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时装的创作者，他的脖子很长，就发明一种高领的衣服，一般人就跟着他穿起高领服来，成为一种风尚④。哲耳法尔跟哈里发哈伦很亲昵，他父亲叶哈雅不大高兴，因为在他看来，那似乎有不道德的嫌疑⑤。

最后，时机成熟了，哈里发摆脱了这个波斯家族的保育。对于意志坚强的哈伦(786—809年在位)来说，十叶派的伯尔麦克人的权力太大了，哈里发帝国的天空是不允许有两轮太阳的。首先是三十七岁的哲耳法尔于803年被处死，他的首级悬挂在巴格达的一座桥上，尸体被剖成两半，挂在另外的两座桥上⑥。据史学家们说，他被处死的原因是这样：哈伦有一个妹妹，叫做阿巴赛，哈伦很宠爱她，不让她嫁人，他允许哲耳法尔以清客的身分跟她做名义上的夫妻，以便于同座喝酒，有一次哈伦去朝觐天房，发现他妹妹已经跟哲耳法尔偷偷地生了一个男孩，暗暗地送到麦加城去，隐藏起来①。老年的叶哈雅和他的著名的儿子法德勒，以及另外两个儿子，都被捕下狱。叶哈雅和法德勒，都被关死的监狱里。这个家族的财产被查抄了，全部动产，总计三千零六十七万六千第纳尔，田地、房产和家具什物的价值在外②。伯尔麦克人哈立德所建立的这个驰名的家族，就这样一败涂地，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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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bari，vol.iii，p.30，l.20；ibn-al-Athīr，vol.v，p.316。
② 下面的世系表，可以说明阿拔斯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属关系。
① Tabari，vol.iii，p.33；ibn-al-Athīr，vol.v，p.318。
② 参阅本书第487页。
③ Dīnawari，p.373。
④ Dīnawari，pp.367—372；Tabari，vol.iii，pp.61—66；ibn-al-Athīr，vol.v，p.338。
⑤ 安巴尔在幼发拉底河左岸，在伊拉克北部，现已成废墟。
① Ya‘qūbi，vol.ii，p.429；Dīnawari；pp.372－373。
② Ya‘qūbi，vol.ii，p.434；Tabari，vol.iii，pp.87—88。
③ 现代土耳其的纳西宾。——译者
④ Tabari，vol.iii，p.330。
⑤ 同上书，pp.105—117；Dīnawari，pp.376—378。
⑥ 同上书，pp.129—133；Mas‘ūdi，vol.vi，pp.26，54以下；Baghdādi，ed.Hitti，p.37。拉旺德是伊斯巴罕城附近的一个镇。
① 参阅下列世系表：
② Tabari，vol.iii，pp.245—265，315—316；Mas‘ūdi，vol.vi.pp.189—203，Dīnawari，p.381。
③ Tabari，vol.iii，pp.119—120，354—358；Ya‘qūbi，vol.ii，pp.441—442。ibn-al-Athīr，vol.v，pp.368—369。
① Ya‘qūbi，vol.ii，p.436；ibn-Qutaybah，Ma‘ārif，p.191。
② Ya‘qūbi，Buldān，p.238，l.5。
③ Mas‘ūdi，vol.ii，p.25；Yāqūt，vol.i，p.477。
④ Ya‘qūbi，vol.ii，pp.446—447。
⑤ Balādhuri，p.445；Yāqūt，vol.iv，pp.183—184；Ya‘qūbi，vol.ii，p.449。
⑥ Ya‘qūbi，Buldān，p.237。
① Ya‘qūbiBuldān，p.235；Balādhuri，p.294=Hitti，p.457。
② Tabari，vol.iii，p.272。
③ Al-Khatīb(al-Baghdādi)，Ta’rikhBaghdād，vol.i(Cairo，1931)，pp.69—70；Tabari，vol.iii,p.326；Yāqūt，vol.i，p.683。
④ Tabari，vol.iii，p.276；Ya‘qūbi，Buldān，p.238，Khatib，vol.i，pp.66—67。
⑤ Khatīb，vol.i，p.73。
① Vol.i，p.683。
② Yāqūt，vol.i,pp.684—685；Khatīb，vol.i，pp.67—68。
③ 吾珥是古代巴比伦的一座古城，位于巴比伦城东南约135英里。——译者
④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仍以巴格达为首都。——译者
① Tabari，vol.iii，p.371。
② 参阅ibn-Khallikān，vol.i，p.290，在那里称海木达尼为大臣(wazir)，用法大概与《古兰经》(20∶29)的用法相同。
③ Ibn-al-Faqīh，pp.322—324；Tabari，vol.ii，P.1181；Yāqūt，vol.iv，p.818。
④ Tabari，vol.ii，p.840。
⑤ Ibn-al-Faqīh，p.314。
⑥ Tabari，vol.iii，p.497。
⑦ 参阅Fakhri，pp.206，211；Mas‘ūdi，Tanbih，p.340。
① Ibn-al-Athir，vol.vi，p.13。
② Tabari,vol.iii，p.391；ibn-al-Athir，vol.vi，p.14；Mas‘ūdi，Tanbīh，p.341。
③ Ya‘qūbi，vol.ii，p.520。
① 参阅 ibn-Khallikān，vol.i，pp.185以下。
② 参阅Tabari,vol.iii,p.645，ll.18—19；Balādhuri.p.363。
③ Tabari，vol.ii，p.843；Mas‘ūdi，vol.vi，p.361。
④ Jāhiz，Bayān，vol.iii，p.201。
⑤ Tabari，vol.iii，pp.674—676。
⑥ ‘Iqd.，vol.iii，p.28；Tabari，vol.iii，p.680。
① Tabari，vol.iii，pp.676—677； Mas‘ūdi，vol.vi，pp.387—394；Fakhri，p.288。参阅ibn-Khaldūn，vol.iii， pp.223—224；Kitāb al-‘uyūn，pt.3，pp.306—308。
② ‘Iqd，vol.iii，p.28。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各哈里发世系表

阿拉伯的史学家，给希沙木很高的评价，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研究过的那样，他们把他和穆阿威叶及阿卜杜勒·麦立克相提并论，承认他是伍麦叶王朝的第三位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政治家。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那四位哈里发，除了亡国的麦尔旺二世外，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无能的，即使我们不说他们是放荡的，或者堕落的。甚至在希沙木之前，这已经成为哈里发的风尚，他们热中于狩猎、酗酒、谛听音乐和诗歌，而不喜欢学习《古兰经》和管理国家大事，叶齐德二世，就是最明白的例证。后来建立了宦官制度，接着建立了闺阃制度。由于财富的增加和奴隶的充斥，哈里发日愈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生活之中。封建王朝不再象从前那样夸耀说，在自己儿孙的动脉中流着纯粹的阿拉比亚血液了。叶齐德三世是伊斯兰教中女奴所生的第一位哈里发①，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那两位哈里发，也都是女奴的儿子①。上行下效，统治阶级的邪恶，就成为一般道德堕落的先兆。文明所特有的各种弊病，特别是酒色歌舞，已控制了沙漠的子弟，开始摧毁年轻的阿拉伯社会的生命力了。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部族精神和复仇主义，阿拉比亚生活中古老的和典型的弱点随之又重新抬头了。伊斯兰教为了防止在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中潜伏的离心力，而暂时提供的种种纽带，此时已经变得松弛起来了。从奥斯曼开始，以前受到压抑的宗族精神又抬头了。

在伊斯兰教之前，有几个北方的阿拉比亚部族迁移到伊拉克去，他们沿底格里斯河建立起赖比耳族的住所，沿幼发拉底河建立起穆达尔族的住所。在穆达尔部族中，盖斯人居于领导地位。居住在叙利亚的其它部族，则是从南阿拉比亚迁移来的，因此，被称为也门部族。在叙利亚的也门部族中，以凯勒卜人为最著名。至于在波斯东北省区呼罗珊的阿拉比亚人，则大半是从巴士拉城来的殖民者，因此，他们大半是北方的阿拉比亚人，在那里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台米本人，相当于幼发拉底河地区的盖斯人。呼罗珊的也门派人，被称为艾兹德人，这是以其中最著名的支族称呼整个部族的；在某些省区中，盖斯人被称为尼萨尔人或麦阿德人②。这些部族叫什么名字，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事实是，北方的阿拉比亚各部族，跟南方的阿拉比亚各部族，老是针锋相对。北方的阿拉比亚人，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根深柢固的种族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易司马仪(以实玛利)的苗裔，自称为阿德南人，他们跟溯源于盖哈丹(Qahtān)或《创世记》(10∶25以下)的约坍 (Joktan)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从来没有融合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盖斯人成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核心，也门人成为另一个政治派别的核心。

伍麦叶王朝的奠基者穆阿威叶在叙利亚建立王朝，是以也门部族为靠山的。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叶齐德的母亲梅荪，是也门凯勒卜部落的女儿，他本人又跟凯勒卜部族的女人结婚。嫉妒的盖斯人，不承认他的继任者穆阿威叶二世，而宣言拥护僭窃哈里发职位的伊本·左拜尔。在拉希特草原战役(684年)中，凯勒卜人击溃了盖斯人，才替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的祖先麦尔旺保住了宝座。在韦立德一世时代，盖斯人的势力，已登峰造极了，哈查只和他的堂弟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以及中亚细亚的征服者古太白，都是盖斯派的代表人物。韦立德的弟弟苏莱曼，却偏爱也门人。但是，叶齐德二世，由于他母亲的影响，而保护外戚盖斯党人，韦立德二世，也是这样；叶齐德三世，全凭也门人的武力，从前任哈里发韦立德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伍麦叶王朝末期的哈里发，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的君主，不如说是某一个党派的首脑。

伊斯兰世界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派系是以盖斯人为中心，另一个派系是以也门人为中心(这两大派系还有其它许多的名称)，至此，这种分化已经完成了。这种分化导致王朝的崩溃，其恶劣的影响，在今后若干年内，在许多相距很远的地区内，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连首都大马士革地区，也变成了持续两年之久的残酷内战的战场，这次内战的起因，据说是因为一个麦阿德人从一个也门人的园圃里偷了一个西瓜①。在辽远的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城中，血水流了好几年，原因是一个穆达尔人从一个也门人的果树园里拾了一片葡萄叶①。在首都和各省区，在印度河两岸，在西西里岛沿岸，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上，祖先传下来的党争，到处变成两个政党的对立。这种党争，变成了强有力的因素，阻止了穆斯林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前进，最后导致安达鲁西亚哈里发制度的崩溃。这种争端，直到近代，似乎还存在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迟至十八世纪初期，两党之间还发生过许多次酣战。

哈里发职位的世袭，缺乏一种确定的制度，不少的内乱就都是由此而起。穆阿威叶提名儿子做他的继任者，他创始这个政策，要算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阿拉比亚人依照年齿而推举族长的古老的部族原则，成为一大障碍，统治者不便于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人民表示效忠的宣誓礼，就变成了哈里发即位的唯一安全道路。伍麦叶王朝的十四位哈里发，只有四位是把王位直接传给儿子的，这四位是穆阿威叶一世、叶齐德一世、麦尔旺一世和阿卜杜勒·麦立克。使这个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麦尔旺支的奠基者所开创的先例，他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立克做继任者，又提名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做这个继任者的继任者②。阿卜杜勒·麦立克—登上哈里发的宝座，就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企图用他的儿子韦立德来代替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做自己的继任者。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同时还指定他的另一个儿子苏莱曼做继任者的继任者③。韦立德又同样企图这样做，但是遭到失败。他想为自己儿子的利益，去剥夺自已弟弟的继任权。诸如此类的策略，不会造成那种制度的稳定和持续，这是很自然的。

反对国教的十叶派，从来没有默认过“僭窃的伍麦叶人”的政权，从来没有饶恕过他们对阿里和侯赛因所犯的罪行，现在，他们比以前更活跃了。他们对于先知的后裔一心一意的忠诚，使他们变成了人民同情的焦点。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或社会上，不满意伍麦叶王朝的人，有很多都参加了他们的阵营。在伊拉克，大半的居民此时变成了十叶派，他们原来是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国家被剥夺了民族独立才反对叙利亚统治的，现在这种反对已加上了宗教的色彩。在逊尼派自己的各阶层里，虔诚的教徒责备各位哈里发的俗心世欲，忽视《古兰经》的和经外传说的教律，而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对于可能发生的任何反抗给以宗教的批准。

还有另一种破坏力量在活动着。阿拔斯人，他们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们坚持对于王位的要求。他们强调哈希姆家族的权利，因而巧妙地与阿里的拥护者协作一致。十叶派认为哈希姆家族主要是阿里的子孙，但是，阿拔斯人认为他们自己也是古莱氏族哈希姆家族的成员，因此，他们跟先知的血缘关系反而比伍麦叶人更亲密些①。

阿拔斯的后裔，利用普遍的不满，而且以卫道者自居，很快就变成了反伍麦叶人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他们选择了死海南边的侯迈麦村为自己的大本营和宣传基地②。这个小村落，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其实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为这个村子靠近队商的大路，又在朝觐路线的交叉点上。在这里就建立起伊斯兰政治史上最早的而且是最巧妙的宣传运动的舞台。

非阿拉比亚的穆斯林，特别是波斯的穆斯林，他们表示不满意，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他们原来指望获得与阿拉比亚穆斯林完全平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殊不知不但没有获得这种地位，反而降到顺民的行列里去，并且又不是经常可以免缴非穆斯林所缴纳的人丁税的。使他们更加不满意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更高超和更古老的文化的，这种事实，连阿拉比亚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十叶派—阿拔斯人，在这样一些心怀不满的新穆斯林中间，找到了散播起义种子的肥沃土壤。伊拉克通常是效忠于阿里派的，十叶派的教义，就从这里传布到波斯去，特别是在东北的呼罗珊省生根发叶，当时呼罗珊①的面积比现在大得多。阿拉伯人在波斯长期进行的艾兹德对穆达尔的党争，多少也替呼罗珊人铺平了道路。但是，更深厚的力量在起着作用。在十叶派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在复兴中。

当十叶派、呼罗珊人和阿拔斯人这三大势力的联盟实现的时候，伍麦叶王朝的国运就接近临危了，阿拔斯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个联盟的。领导这个联盟的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玄孙艾卜勒·阿拔斯。在他的领导之下，革命的穆斯林们，以一个伪装的神权政治的理想和一个恢复正统派的诺言，而起来反对现存的秩序。747 年6月9日，长期策划的革命爆发了，阿拔斯人在呼罗珊的代理人艾卜·穆斯林，一个出身微贱的波斯血统被释放的奴隶②，高高地举起了黑旗，那原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军旗，但是，此时已经变成阿拔斯人的标志了。艾卜·穆斯林率领着也门的艾兹德部族，攻入省会木鹿，但是，他的拥护者大半是伊朗的农民和顺民，而不是阿拉比亚人①。伍麦叶王朝驻呼罗珊的长官奈斯尔·伊本·赛雅尔，虽然向麦尔旺二世求援，但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在一封感伤的书信里还以诗句为点缀②。麦尔旺二世虽然比前任的几位哈里发有才干，却忙于镇压内地的起义，那次起义从巴勒斯坦蔓延到希姆斯，所以未能给他答复。这次起义不过是盖斯人和也门人之间旧党争的重演。这种党争被争夺哈里发职位的野心家所利用，在前任的两位哈里发叶齐德三世和易卜拉欣的时代，都曾达到内战的规模。叶齐德三世赞助盖德里叶派③的教义，使事情变得更坏。易卜拉欣则领导了也门党。盖斯人所拥戴的麦尔旺二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不但把自己的住所，而且把国家机关，都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城去，这样就丧失了所有叙利亚人的同情。除开伍麦叶王朝的主要支柱叙利亚人外，现存制度死敌的伊拉克哈列哲派此时又在公开地叛乱④。祖先的复仇主义，使伊斯兰教最西的省份西班牙，也变得分崩离析。在继承哈里发职位之前，因坚持奋战而获得“叫驴”(al-Himār)绰号的麦尔旺二世⑤，当时已经六十岁了，他在三年的期间，亲自在战场上指挥战斗，镇压叙利亚的和哈列哲派的变乱者，证明他自己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先知穆罕默德的作战方法是横队战 (sufūf)，这种办法因此获得社会的尊重，麦尔旺二世以这些战役的军事组织者的身分，把这种作战方法改成步兵大队(karādīs)战，把军队分成许多更密集、同时也更机动的单位。但是，他要扭转全局，为时已晚了。伍麦叶人的国运已日薄西山了。

呼罗珊的省会木鹿，首先陷落，伊拉克的首府库法城于749年接着陷落。艾卜勒·阿拔斯曾长期潜伏在这个地方。本城的驻军，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在这里， 749年10月30日(星期三)，在主要的清真寺里，举行公众的效忠宣誓礼，拥戴艾卜勒·阿拔斯为哈里发①。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就这样登上了宝座。在每个地方，伍麦叶人的白旗，都在阿拔斯人和他们的同盟军的黑旗前面节节退却。麦尔旺二世决心作最后拚命的抵抗。他统率一万二千②人，从哈兰出发，于 750年1月，在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大萨卜河左岸上，与敌军会战，敌军的统帅，是新哈里发的叔父阿卜杜拉·伊本·阿里。叙利亚军队，士气不振，缺乏必胜的信念，其失败是注定了的。萨卜战役后，胜利的阿拔斯人，在叙利亚境内长驱直入，主要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开门向阿卜杜拉和他的呼罗珊军队投降。只有在大马士革城下不能不围攻，但是，这座骄傲的首都，经过几天的围攻之后，于750年4月26日投降了。阿卜杜拉从巴勒斯坦派遣一个分遣队，去追缉逃亡的哈里发，于 750年8月5日，在埃及卜绥尔城③的一所基督教教堂外面，捕杀了他。他原是在那所教堂里避难的。他的坟墓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据麦斯欧迪的记载，他的首级和哈里发的标志，都送去交给艾卜勒·阿拔斯①。

此时，阿拔斯人开始执行扑灭伍麦叶家族的政策。他们的统帅阿卜杜拉，不惜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最残酷的手段，去根绝他们的血族敌人。公元750年6月25日，他邀请了他们中的八十个人，到雅法附近奥查河岸上的艾卜·弗特鲁斯城，即古代的安提帕特里斯城，去参加一个大宴会，在宴饮中他们统统都被砍倒了。把皮垫子盖在已死者的尸上和将死者的身上之后，他和他的副官们，在呻吟的伴奏下，继续饮食②。许多间谍和密探，被派到伊斯兰世界各地方去，搜索到处流亡的前王朝的后裔，“他们中有些人躲藏在地窖里”。 ③年轻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伊本·希沙木，戏剧性地逃亡到西班牙，后来，在安达卢西亚成功地建立了新的、辉煌的伍麦叶国家，这要在专章里加以说明。甚至连死人都免不了阿拔斯人残忍的报复。大马士革、肯奈斯林和其他地方的哈里发陵墓，都被阿卜杜拉发掘和凌辱。苏莱曼的尸体，从达比格发掘出来。希沙木的尸体，从鲁萨法的陵墓中刨出来，还未腐烂，被打八十皮鞭后，焚化成灰，抛撒在地上④。只有欧麦尔二世的陵墓，没有遭受凌辱。

由于伍麦叶人的覆灭，叙利亚的光荣逝去了，它的领导权结束了。叙利亚人觉醒了，但是觉醒得太晚了，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的重心，已经从他们的故乡向东移动。尽管他们屡次举行武装斗争，来恢复他们从前的势力，但是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被期待的素福彦人①，即一个救世主类的人物，来把他们从伊拉克压迫者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听到叙利亚的穆斯林们提及穆阿威叶的一个苗裔不久就要来临。但是，伍麦叶人的覆灭，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伊斯兰史上纯粹阿拉伯的时代已成过去了，伊斯兰帝国第一个纯粹阿拉伯人的统治，开始迅速地结束了。阿拔斯人把自己的政府叫做“道莱”(dawlah②，意思是新纪元)，那的确是一个新纪元。伊拉克人感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叙利亚人的保护，十叶派认为自己已经报了仇，顺民们已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波斯边境上的库法城已经变成新的首都，呼罗珊人已经变成了哈里发的护卫。波斯人占据了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从哈里发帝国各民族人民中选拔出来的官员，代替了原来的阿拉比亚贵族。旧的阿拉比亚穆斯林与新的外族穆斯林，互相联合，逐渐融合起来。阿拉比亚民族主义覆灭了，但是伊斯兰教继续发展，在国际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耀武扬威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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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bari，vol.ii，p.1874；Ya‘qūbi，vol.ii，p.401；Mas‘ūdi，vol.vi，pp.31—32。参阅本书第332页。
① Ya‘qūbi，vol.ii，pp.403，404。
② 关于阿拉伯各部族，可以参阅ibn-Durayd，Ishiiqāq；F.Wüstenfeld，Gen-ealogische Tabellen der arabischen St(mme(G(ttingen，1852)；Register zu den gencal-ogischen Tabellen der arabischen St(mme(G(ttingen，1853)。
① Abu-al-Fidā’，vol.ii，p.14。
① Ibn-‘Idhāri，Bayān，vol.ii，p.84。
② Ya‘qūbi，vol.ii，p.306。
③ Ya‘qūbi，vol.ii，pp.334—335。
①
② Ya‘qūbi，vol.ii，p.356—357；Fakhrī，pp.192—193；Tabari，vol.iii，p.34；Yāqūt， vol.ii，p.342；Musil，Northern He■((New York，1926)，pp.56—61和袖珍地图。
① 现代伊朗的霍腊散省，在伊朗的东北。——译者
② 参阅Fakhri，p.186。
① Tabari，vol.ii，pp.1953以下；Dīnawari，pp.359以下。
② Fakhri，p.194；Nicholson，Liierary History，p.251。
③ 盖德里叶派是反宿命论者。参阅本书第245页。——译者。
④ Tabari，vol.ii pp.1943—1949。
⑤ Fakhri，p.184。
① Ya’qūbi，vol.ii，pp.417—418；Tabari，vol.iii，pp.27—33；Mas‘ūdi，vol.vi，pp.87，98。
② Tabari，vol.iii，p.47(参阅p.45)。参阅本书第226页。
③ 这座城又叫艾卜绥尔(Abūsīr)，大概是法尤姆(Fayyūm)的卜绥尔·麦莱格(Būsīr al-Malaq)。参阅 Sāwīrus ibn-al-Muqaffa‘，Siyar al-Batārikah al-Iskandarā-nīyīn，ed.C.F.Seybold(Hamburg，1912)，pp.181以下；Tabari，vol.iii， pp.49—50。
① Mas‘ūdi，vol.vi，p.77。
② Ya‘qūbi，vol.ii，pp.425—426；Mas‘sūdi，vol.vi，p.76；ibn-al-Athīrvol.v，pp.329— 330；Mubarrad，p.707；Aghāni，vol.iv，p.161；参阅同书pp.92—96；Fakhri，pp.203—204； Theophanes，p.427。对照耶胡扑灭艾海卜的家族的故事(《旧约·列王记下》9∶14—34)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毁灭麦木鲁克人的故事 (JurjiZaydān，Ta’rīkh Misr al-Hadīth，3rd ed.， Cairo，1925，vol.ii，pp.160—162)。
③ Ibn-Khaldūn，vol.iv，p.120。
④ Mas‘ūdi，vol.v，p.471；参阅Ya‘qūbi，vol.ii，pp.427—428，参阅Fakhri，p.204。
① Tabari，vol.iii，p.1320；ibn-Miskawayh，Tajārib al-Umam wa-Ta‘āqub al-Himam，ed.de Goeje and de Jong，vol.ii(Leyden，1871)，p.526；Yāqūt，vol.iv，p.1000；Aghāni，vol.xvi，p.88； H.Lammens，Etudes sur le siècle des Omayyades(Beirūt，1930)，pp.391—408。
② Tabari，vol.iii，p.85，ll.16，17，p.115，l.9。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从沙漠里来的征服者，并没有把什么科学遗产和文化传统带到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去。他们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波斯，坐在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讲座下，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好学生！

伍麦叶人时代，接近蒙昧时期，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不断发生，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都不稳定，这些都是妨碍伊斯兰教早期文化发展的原因。但是，知识的种子，当时已经播下。阿拔斯人初期，在巴格达枝叶扶疏、欣欣向荣的文化巨树，一定生根于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和波斯文化占优势的这个先前时期。因此，伍麦叶人时代，大概说来，是阿拉伯文化的孕育时代。

当波斯人、叙利亚人、科卜特人①、柏柏尔人和其它民族的人民群众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同阿拉比亚人通婚的时候，原来在阿拉比亚人和非阿拉比亚人之间的那堵高墙，坍塌了。穆斯林的民族出身，退居次要地位，穆罕默德的信徒，都叫做阿拉伯人，不管他原来的民族是什么。此后，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话、会写阿拉伯文的，个个都是阿拉伯人，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这是伊斯兰文化史上意味最深长的事实之一。我们说“阿拉伯医学”或“阿拉伯哲学”或者“阿拉伯数学”的时候，不是指阿拉比亚人所创造的，或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所发明的，我们所指的，只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文献中所包罗的知识，著作人主要是生活于哈里发帝国的波斯人，或叙利亚人，或埃及人，或阿拉比亚人，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他们写作的材料是取自希腊的，或亚美尼亚的，或印度—波斯的，或其它的来源。

希贾兹的姊妹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变成音乐、歌曲、爱情和诗的根据地，而伊拉克的孪生城市巴士拉和库法，在这个时期，却发展成为伊斯兰教世界文化活动最大的两个中心②。

伊拉克的这两个首府，原来是在回历17年(公元638年)③奉哈里发欧麦尔的命令而修建的两个军事营地。阿里曾定都过的库法城，它坐落于古代巴比伦城废墟的附近，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邻近的希拉城(莱赫米人的首都)的。这两座城市，形势险要，商业发达，人口迅速增加，所以经过很短的时期，就变成了最富庶的城市，每座城市的人口，都不下十万。伍麦叶人曾以巴士拉为统治呼罗珊的根据地。有人说，在回历50年(公元670年)，巴士拉的人口增加到三十万左右，此后不久，城里的水道共有十二万条(！)①。这个地方距波斯的边境很近，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语法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里开始，而且继续下去，主要是为了新入教的外国人的便利，而且部分工作是由他们担任的。研究的最初动机，是想以必需的语言知识供给新穆斯林们，帮助他们学习《古兰经》，担任政府公职，与征服者交际应酬。还有一个动机，是想维持阿拉伯语的正确性，因为在《古兰经》的古典语言和日常应用的土语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宽，叙利亚语、波斯语和其他语言和方言，都在败坏着阿拉伯语。

相传阿拉伯语法的创始人艾卜勒·艾斯瓦德·杜艾里(688年卒)曾生活于巴士拉城，这不是偶然的。根据著名的传记学家伊本·赫里康的传说②，“阿里曾为杜艾里制定这条原则——词分三类：名词、动词、虚词。他要求他根据这条原则写作一篇完备的论文。”艾卜勒·艾斯瓦德接受了这个要求，而且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从阿拉伯语法中可以看出，发展是缓慢的，经过很长时间，而且希腊的逻辑对于阿拉伯语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继承杜艾里的是赫立理·伊本·艾哈迈德，他也是巴士拉的学者，约在786年去世。赫立理是首先编辑阿拉伯语词典的，他所编的词典叫做《阿因书》(Kitāb al-‘Ayn)③。据传记学家说，阿拉伯的韵律学，是他首创的。他所发现的规律，到现在还在遵循。他的学生波斯人西伯韦(约在793年卒)曾编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这部赫赫有名的教科书的名称是《书》(al-Kitāb)，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本国人的语法研究，始终是以这部名著为基础的。

对于学习《古兰经》和注释《古兰经》的需要，引起了一对孪生科学——语言学和辞典编辑学的出现，同时引起伊斯兰教文学活动所特有的重要科学——圣训学 (hadīth)的出现，圣训学是研究先知或圣门弟子的言语和行为的。《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法典的前面和背面，即教义和教律(fiqh)的基础。伊斯兰教的教律和宗教的关系，比教律与现代法学家所理会的法学的关系更加亲密。罗马法无疑对于伍麦叶人的立法曾有影响，这种影响一部分是直接的，一部分是通过《犹太教法典》或者其他媒介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清楚的。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圣训学家和法律学家，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寥寥数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流传到现在。这些学者，我们所知道的，以哈桑·巴士里和伊本·史哈卜·左海里(742年卒)二人为最有名。左海里是先知的同族，他全神贯注地做研究工作，以致忽略了一切世务，甚至“他的妻子曾发过誓，对她来说，他的书籍比三个同她对立的老婆还要坏”①。作为一位圣训学家，哈桑 ·巴士里是很受尊敬的，这是由于大家相信，他亲自认识参加过伯德尔战役的七十位圣门弟子的缘故。在伊斯兰教内发生的一切宗教运动，都可以溯源于哈桑·巴士里。苏非派历来都以他的苦行和虔诚为楷模②，逊尼派永不厌倦地引用他的格言，甚至连穆尔太齐赖派，也认他为自己的成员。毫不奇怪，公元728年10月10 日(星期五)，巴士拉全城的人民都参加了他的送葬行列，没有一个人留在城里去出席或者领导当天在清真寺里举行的晡礼，“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①

库法城的学者，是操行不坚的、非正统派的穆斯林。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十叶派，或者阿里派，他们对于阿拉伯语言学和伊斯兰教学术的贡献，是略次于他们的邻居巴士拉人的。这两个营地的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引起了在阿拉伯语法和阿拉伯文学两大公认的学派的产生。具有红发和细腿的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约在653年卒)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传说权威的圣门弟子之一。在欧麦尔和奥斯曼任哈里发的期间，他一直住在库法。据说他曾传述过八百四十八章圣训②。伊本·麦斯欧德的一大特点是，当他传述先知的言行的时候，他浑身发抖，汗流满面，发表意见时，措辞谨严，生怕传述得不够精确③。还有一位库法的圣训学家，声望不次于伊本·麦斯欧德。他就是阿密尔·伊本·舍拉希勒·舍耳比(约在728年卒)。他是在伊斯兰教初期出名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之一。据说他曾听过一百五十几位圣门弟子的传述④，他所传的圣训，全凭背记，不靠记录，现代评论家很信任他的传述。舍耳比的徒弟，最著名的是伟大的艾卜·哈尼法。据舍耳比的自述，哈里发为了一件重大的使命，曾派遣他到君士坦丁去见拜占廷的皇帝。

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在阿拔斯人时代，伊拉克的这两座姊妹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伊拉克的圣训学派和教律学派，在后来的发展中，不象希贾兹学派那样受到古老的保守传统的支配。

阿拉伯历史的编辑，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在起初，编辑历史也就是编辑圣训(hadīth)。这是阿拉伯的穆斯林所建立的最古的学科之一。初期的哈里发，要想知道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帝王和统治者的事迹；信士们热心搜集先知和他的弟子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变成先知传〔sīrah〕和武功纪〔maghāzi〕的基础)；需要调查每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血统关系，以确定每人应领取的生活费的数额；注释阿拉伯诗歌的典故，识别宗教典籍中的人名和地名；被统治的各民族人民，要记载本族祖先的丰功伟绩，以对抗阿拉伯沙文主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历史的研究。阿比德·伊本·赛尔叶，是一个半传说性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他是早期著名的说书人，穆阿威叶聘请他到大马士革，去讲说“古代阿拉比亚帝王和他们的种族的故事”①。阿比德为他的这位保护者编写了几部书，都是关于他的专业的，其中有《帝王记和古史记》(Kitāb al-Mulūk wa-Akhbār， al-Mādīn)。这部书在历史家麦斯欧迪(956年卒)②的时代，是流行很广的著作。瓦海卜·伊本·穆奈比(728年卒于萨那)是精通“古学” (‘ilm al-awā’il)的另一人。他是也门的犹太教徒，原籍波斯，大概改信了伊斯兰教。他的一部著作新近出版了③。瓦海卜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值得怀疑的。他成为我们关于伊斯兰教以前的南部阿拉比亚和外国的资料(倒不如说是失实的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①。还有一个人，叫做凯耳卜勒·艾哈巴尔(652年或654 年卒于希姆斯)，他也是也门的犹太教徒，在最初的两位哈里发的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穆阿威叶任叙利亚长官的时候，他就在穆阿威叶的公馆里担任教师和顾问的职务②。因此，凯耳卜勒·艾哈巴尔成为我们在犹太人—伊斯兰传说方面最早的权威。他和伊本·穆奈比，以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其他犹太人一道，把《犹太教法典》的许多故事，编入了伊斯兰教的传说中，同阿拉伯历史学糅合在一起。

后来震动伊斯兰教基础的许多宗教哲学运动，都发源于这个伍麦叶人时代。八世纪前半期，在巴士拉城有一个人叫瓦绥勒·伊本·阿塔(748年卒)，他是以穆尔太齐赖派(Mu ‘tazilah，脱离者，分离论者)著称的唯理论的奠基者。穆尔太齐赖派这个名称的取得，是由于他们主要的原则说：谁犯了大罪(kabīrah)，谁就脱离信徒的行列，但是不算为外道，只是居于信和不信二者之间的地位③。瓦绥勒原来是哈桑·巴士里的学生，巴士里在某个时期曾倾向于意志自由的原则，这种原则是穆尔太齐赖派主要信条之一。在同一时期内，信仰意志自由原则的，还有盖德里叶派(Qadarīyah，因否认前定〔盖德尔，qadar〕而得名)。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哲卜里叶派(Jabrīyah，因主张人类受强制〔哲卜尔，jabr〕而得名)④。盖德里叶派是对伊斯兰教生硬的宿命论的反动力，同时也受到基督教的希腊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宿命论是《古兰经》大力强调真主全能的必然结果)①。盖德里叶派是伊斯兰教哲学最早的学派，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威叶二世和叶齐德三世，都是盖德里叶派的成员，由此可见，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怎样普遍②。

除意志自由这一主要原则外，穆尔太齐赖派另外还有一条原则；否认能力、智慧、生命等德性与真主共存，因为这些德性的存在，会破坏真主的统一性。因此，穆尔太齐赖派认为，“正义和统一的维护者”，是他们自己最可取的名称。这种唯智主义运动，在阿拔斯人时代，特别是在麦蒙时代(813—833年在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在文化上，库法和巴士拉所没有完成的事业，由巴格达继续了下去。

基督教的学问和希腊的思想，是在这个时代传入伊斯兰教的，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大马士革人圣约翰，别号叫克利索霍斯(Chrysorrhoas，意思是金舌)，他还有一个同名的前辈安提俄克人约翰，别号叫克利索斯顿(Chrysostom)③。圣约翰虽然会用希腊文写作，却不是希腊人，而是叙利亚人。他在家里说阿拉马语。除这两种语言外，他还会阿拉伯语。他的祖父曼苏尔·伊本塞尔仲，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的时候，担任大马士革的财政部长，与本城的主教共谋，举全城向阿拉伯人投降。在穆斯林的时代，他保持了原来的职位，后来，约翰的父亲继承了这个职位。约翰在青年时代是艾赫泰勒和叶齐德·伊本·穆阿威叶的酒友，后来，在阿拉伯政府中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最重要的职务。他三十多岁时才辞去官职，退隐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圣萨巴修道院，去度苦行和祈祷的生活。约在748年，在那个修道院去世。约翰有些著作，其中一本是记录跟一个东方人(萨拉森人)辩论基督的神性和人类的意志自由问题的，他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替基督教辩护，好让基督教徒以此书为指南，跟穆斯林进行争论。约翰本人在哈里发面前进行过此类辩论，也是可能的。我们不难在约翰的遗著中查出盖德里叶派的原理。据说约翰曾编写苦行者白尔拉木(Barlaam)和印度教王子约萨法特(Josaphat)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是中世纪时代最著名的宗教传奇。现代评论家承认，这个故事是如来佛(Budd-ha)生活插话的基督教翻版，故事里的约萨法特(或耶约萨夫，Ioa-saph)就是如来佛的化名。说来奇怪，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都承认他是圣者。因此，如来佛曾两次变成基督教的圣徒。中世纪的白尔拉木和约萨法特的故事，是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格鲁吉亚语等语言，而译成阿拉伯语的，故事本身显然是在圣约翰的时代之后，从帕莱威语译成阿拉伯语的①。Fihrist(《书目》)②曾提及Kitābal-Budd (《如来佛书》)和Kitāb Būdāsaf(《菩达赛夫书》)二书的名称，这两本书显然是从古波斯语帕莱威语翻译过来的，不是以希腊传奇为蓝本的。大马士革人约翰，被认为是东方希腊教会中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的神学家。他所作的赞美诗(新教赞美歌集还采用其中一部分)，在教会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会诗人的最崇高、最优美的作品。作为赞美诗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作为演说家，作为评论作者，作为拜占廷音乐的创始人，作为拜占廷艺术的整理者，约翰是哈里发统治时代教会身上的一颗闪耀的夜明珠。

盖德里叶派是伊斯兰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哲学派别，而哈列哲派(Khārijah)是第一个宗教—政治派别。这些人原来是阿里的拥护者，后来变成了他的死敌。他们不止一次地武装起义，反对给予古莱氏族的特权：只有古莱氏人才能当选哈里发的特权①。严格的哈列哲派，努力保持伊斯兰教朴素的和民主的原则，在回历头三个世纪中，他们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流血成河。积年累月，他们禁止崇拜圣徒 (’awliyā’)，禁止朝拜他们的陵墓，禁止苏非派的集会。这个教派的一个小支派，名叫伊巴底叶或艾巴底叶(Ibadīyah或Abādīyah)，现在还存在着。他们是因伊本·艾巴德(ibn-Ibād)②(他生活于回历一世纪的后半期)而得名的，他是哈列哲派各支派的创立人中最宽大的。这个支派的穆斯林，分布于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塔尼亚③、阿曼，后来又从阿曼渡海到桑给巴尔。

另外一个次要的教派，也是在伍麦叶人时代出现的，这就是穆尔只埃派(Murji’ah)。他们主要的信条，是对犯大罪的信士中止(irjā’)判决，不把他们当做外道④。更具体地来说，穆尔只埃派认为，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虽然停止执行教律，但他们是穆斯林的事实上的领袖，因此，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效忠于这个朝廷。据这个教派的成员看来，只要把伍麦叶人当做穆斯林就够了，那怕是名义上的。据他们看来，奥斯曼、阿里和穆阿威叶，同样是真主的奴仆，只有真主能判决他们。一般来说，这一派是主张宽大的。这个学派里温和派的成员，以伟大的导师艾卜·哈尼法(767年卒)为最伟大，他是正统派伊斯兰教四个法律学派中第一个学派的创始人。

早期的伊斯兰教世界，因为争夺哈里发职位，而分裂成敌对的两大阵营，十叶派(Shi‘ah，意思是宗派)就是这两大阵营之一。这个阵营是在伍麦叶王朝定型的。“伊马木”①问题，始终是逊尼派(正统派)和十叶派(宗派)之间主要的争端。自那个时候起，十叶派主要的特点是坚持这个基本信条：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是真实的伊马木，这就象罗马天主教会坚持它同彼得及其继任者的关系的信条一样。伊斯兰教的奠基者，以《古兰经》为真主和人类之间的中介，而十叶派则以一个伊马木为这种中介。除“我信仰独一的真主”和“我信仰《古兰经》是无始的天启”外，十叶派增加了一个新的信条：“我信仰伊马木是真主所特选的，是具有部分神性的，是指导人们得救的。”

伊马木制度的产生，是神权主义者反对世俗权力概念的结果。十叶派关于伊马木的看法，跟逊尼派的完全不同②。十叶派说，伊马木是伊斯兰教公众唯一合法的领袖，真主选定他来担任这个最高的职务。他是由法帖梅和阿里传下来的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他是精神的和宗教的领袖兼世俗的领袖。他具有前任者传给他的神秘的能力 ③。因此，他的品位比其他人的品位高，他具有免罪性(‘ismah)①。十叶派的极端分子，甚至相信伊马木是真主的化身，因为他具有神妙光辉的本质②。所以，阿里和他的子孙，是天启的化身。极端分子中晚出的一派，甚至说，迦伯利天使传达天启的时候，认错了人，把穆罕默德认成阿里了③。在这一切方面，十叶派同逊尼派，是针锋相对的。

十叶派的诞生和发展，究竟受到波斯的见解和犹太—基督教的思想多大影响，这是难以确定的。后来产生的关于 Mahdi(麦海迪，得道者)的假说，预言有一位救星将要降临人世，他将要开辟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新纪元，这无疑是救世主的说法和同类观念的反映。象谜一般的人物阿卜杜拉·伊本·赛伯伊，在奥斯曼时代改信伊斯兰教，他以过分的尊敬使阿里感到局促不安，后来竟成为极端的十叶派的创始人，这个人是也门的犹太人 ④。无疑，对于伊马木概念的产生，诺斯替教也是起了作用的。事实证明，伊拉克是最便于阿里派原则发芽滋长的肥沃土壤，直到现在，有一千五百万人口⑤的伊朗，还是十叶派的堡垒⑥。在十叶派公众内，几乎有无数的支派滋生出来。“先知的家属”(ahl al-bayt即法帖梅和阿里的子孙)中不同的成员，都成为自然的引力中心，各种各样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或宗教的原因，抗命不从的分子，和心怀不满的分子，统统都趋向于这个中心。在伊斯兰教一世纪中兴起的各种异端本身，都是对阿拉比亚人的宗教的胜利的变相抗议，这些异端中有许多渐渐投入十叶派的怀抱，因为十叶派是反抗现秩序的代表。易司马仪派、盖尔麦兑派、德鲁兹派、努赛尔派，以及我们要在下面论及的许多同类的派别，都是十叶派的支派。

在伍麦叶人时代，各种类型的演说，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质量之高，也是后代所不及的。“赫兑卜”(khatib)①利用演说作为星期五讲道的工具，将军把演说当作鼓舞士气的手段，各省长官凭演说来向人民灌输爱国的情感。在一个没有特殊的宣传设备的时代，演说成了传播思想和激发感情的好手段。阿里的韵脚整齐、充满警句的高度伦理性的演说，苦行者哈桑·巴士里(728年卒)在哈里发欧麦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面前所作的、由这位哈里发的传记作者保存下来的简短的讲道②，齐雅德·伊本·艾比和暴躁的哈查只所作的军事的和爱国的演说，——所有这些演说，都是从那个早期时代传下来的极宝贵的文学遗产③。

正统的哈里发时代，所有的政治性通信，都是简练扼要的，公函没有超过几行的④。据伊本·赫里康说⑤，伍麦叶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秘书阿卜杜勒·哈米德书记 (750年卒)首先采用了冗长而华丽的文体，这种文体受到波斯的影响，有一套陈词滥调。这种矫揉造作的文体，变成了后来许多写作者的范本。有一句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成语说：“尺牍(inshā’)的艺术，从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到伊卜奴勒·阿米德告终。”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还能够发现波斯文学的影响，那些作品中有许多格言和寓言，据说是阿里和他的助手艾哈奈弗·伊本·盖斯(687年后卒，艾哈奈弗是弯脚的意思)②的遗作，甚至有人说是蒙昧时代赫赫有名的艾克赛木·伊本·赛伊非的作品，这位名人有“阿拉比亚哲人”(hakim)的称号③。

但是，在伍麦叶人时代，进步最快的智力领域，是诗歌创作的领域。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不利于诗神的。在征服和扩张的光荣时代，在“人人皆诗人的民族”中却没有一个诗人受到灵感，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汲汲于名利的伍麦叶人获得了政权之后，酒神、歌神、诗神才重新得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爱情诗人，第一次正式出现了。蒙昧时代的抒情诗人，虽然在他们的长诗(qasīdahs)的开头要写几句情诗式的开场白(nasīb)，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以称为情诗 (ghazal)的专门作者。从早期长诗的爱情诗开场白开始，阿拉伯的抒情诗，在波斯歌唱家的影响和示范之下兴盛起来了。

半岛派是以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约在719年卒)为主要的代表的①。这位爱情诗大王——欧洲人称他为阿拉比亚的奥维特②——是一个邪恶的古莱氏族人，有足以自立的资财③。他专心致志地挑逗那些从麦加和麦地那来朝觐圣地的美丽的姑娘和本地的妩媚的少妇，如素凯奈④。他的语言是富有强烈的激情和美妙的佳句的，由于这种语言，他对于女性的感情得以永存下来。他的诗别开生面，而且富于豪侠之气，跟伊木鲁勒·盖伊斯的原始的情诗和晚期老一套的情诗对照起来，都是大不相同的⑤。

如果欧麦尔在诗歌里代表了自由恋爱，那末，与他同时代的哲米勒 (701年卒)就代表了柏拉图式纯洁天真的精神恋爱，哲米勒是欧兹赖部族人，这个部族原籍也门，移居于希贾兹，信仰基督教。哲米勒的长诗，都是寄给他的爱人本部族的卜赛奈的⑥。那些诗所表现的深厚的柔情，在那个时代是无可比拟的。那些诗既有美学上的价值，又有朴实的、不加雕琢的语言，所以，早被阿拉伯的歌唱家谱入歌曲了。与哲米勒相似的有半神话式的人物麦只嫩·莱伊拉，他的原名据说是盖斯·伊本·穆拉瓦哈⑦，他是抒情诗的代表。根据传说，盖斯迷恋一个叫莱伊拉的女人到了疯狂的地步(因此有“麦只嫩·莱伊拉”的绰号，这个绰号的意思是“莱伊拉的情痴”)①，莱伊拉是同一部族人，她也热爱盖斯，但是她父亲强迫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盖斯因绝望而疯狂，他的余生是疯疯癫癫地度过的，他半裸露地彷徨于本乡纳季德的山顶和河谷，到处歌颂他的爱人的美妙，渴望着能同她见一面。只有提及她的名字的时侯，他才神智清醒一会儿②。麦只嫩·莱伊拉就这样变成了无数的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传奇故事的主人公，那些故事都是颂扬不朽的爱情的力量的③。无疑，被认为是哲米勒和麦只嫩所作的那些诗，有许多不是他俩创作的，原来是民谣和民歌。

除情诗外，政治诗也在伍麦叶人的赞助下出现了。这种诗是在米斯肯·达里米奉命创作长诗，以当众咏唱颂扬叶齐德登上哈里发宝座的时候首次出现的④。蒙昧时代古诗的搜集，也是在这个时代实现的，这件工作是由哈马德·拉威叶(即传达者哈马德，约713－772年)完成的⑤。哈马德生于库法，他的父亲是一个德莱木 (波斯)的战俘⑥，他会说阿拉伯语，不过略带土腔，但是他是阿拉伯编年史上以惊人的记忆力著名于世的人物之一。他应韦立德二世的请求，背诵按字母表每个字母押韵的蒙昧时代的长诗，每个字母至少都有一百首长诗。韦立德亲自听他背诵了一部分，委托别人代听了其余的部分，据说他背诵了二千九百首长诗之后，韦立德认为满意，下令赏赐他十万第尔汗⑦。哈马德伟大的功劳当然在于收集著名的《黄金诗集》，即《悬诗集》(Mu‘allaqāt)。

在伍麦叶人时代，省区派的诗人是以法赖兹得格(约640—728年)、哲利尔(约在729年卒)和首都诗人艾赫泰勒(约640—710年)三人为首的。这三位诗人，是生长在伊拉克，他们都是讽刺诗和颂赞诗的作者。他们三人都是第一流的阿拉伯诗人，自他们那个时代起，阿拉伯评论家没有发现能与他们相比的诗人。信仰基督教的艾赫泰勒，是拥护伍麦叶王朝、反对神权政党的①。放荡的法赖兹得格，是阿卜杜勒·麦立克和他的儿子韦立德、苏莱曼和叶齐德等人的桂冠诗人②。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讽刺诗人哲利尔，是哈查只的宫廷诗人③。这三位诗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颂赞诗，其次才是依靠他们的讽刺诗。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党报所担任的职务。法赖兹得格④和哲利尔，常常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攻击，艾赫泰勒照例是支持法赖兹得格。基督教在渎神的酒徒艾赫泰勒的心灵上居于什么地位，可以从他安慰自己怀孕的妻子的话中看出来！她赶着去摸一摸过路的主教的法衣，没有赶上，只摸到了他所骑的那只驴子的尾巴，他安慰她说：“主教和驴尾，没有什么差别。”⑤

正规的教育，在那个时代还不普及。伍麦叶王朝早期的皇子们，被送到叙利亚沙漠里去学习纯正的阿拉伯语，去通晓阿拉伯诗歌。穆阿威叶就是把他的儿子兼太子叶齐德送到这个沙漠去的。一个会读书、会写字、会射箭、会游泳的人，公众认为他是全才(al-kāmil)①。他们生活在地中海东岸上，所以，他们认为游泳很重要。伦理教育的理想，可以从讨论这个题目的文献中看得很清楚，如勇敢、坚忍(sabr)、睦邻(jiwār)、刚毅(murū’ah)、慷慨、好客、尊重妇女和实践诺言等。这些性格都是贝杜因人很重视的美德。

自阿卜杜勒·麦立克时代后，家庭教师(mu’addib)的职务大半由受贵族保护的平民或基督教徒担任，这种职务，变成了朝廷中这种重要职务之一。这位哈里发指示他儿子们的教师说：“教他们游泳，使他们养成少睡眠的习惯。”②欧麦尔二世对于在语法上犯错误的孩子，给以严厉的处罚，他是偏向于体罚的③。他对于他儿子们的教师所作的正式的指示中有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你教他们的第一课，应该是痛恨各种娱乐，因为娱乐是以恶魔的诱惑开始，以真主的震怒结束的。”④

老百姓凡愿意教育孩子的，就把他们送到清真寺去，那里有学习《古兰经》和圣训的各种班级，因此，伊斯兰教最古的教师，是《古兰经》的诵读者(qurrā’)。远在回历17年(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就派遣此类教师到各地方去，并且命令各地的人民，在每周星期五到清真寺里去会见他们。欧麦尔二世派遣叶齐德·伊本·艾比·哈比卜(746年卒)到埃及去做审判长，相传他是在埃及出名的第一位教师①。我们在书中看到，库法有一个人，名叫达哈克·伊本·穆扎希木② (723年卒)，他在那里开办一所小学(Kuttāb)，不收学费③。我们又听到，回历二世纪时，有一个贝杜因人在巴士拉办了一所学校，向学生们收学费 ④。

阿拉伯人传说，先知说过：“学问分两类：宗教的学问和身体的学问(即医学)。”

阿拉伯半岛的医学，原来的确是很原始的。正当的药物，同法术和驱逐毒眼的符咒一块使用。还有少数的单方，教人用蜂蜜做药，或者拔火罐、放血，他们把这一类传说称为“先知的处方”，保存下来，代代相传。评论家伊本·赫勒敦在他著名的《绪论》(Muqaddamah) ⑤中用轻蔑的口吻批评此类处方说，先知是奉命来教授宗教的法律和原理的，不是奉命来传授医学的。

阿拉伯的科学的医学，主要是发源于希腊的医学，一部分是发源于波斯的医学。国历一世纪时，阿拉比亚医生的名单上，第一名是哈里斯·伊本·凯莱达(约634年卒)，他原籍塔伊夫，在波斯学习医学⑥。哈里斯是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他获得“阿拉比亚人的医生”的头衔⑦。他的医学，象通常那样，由他儿子奈德尔继承，他儿子是先知的姨表弟⑧。

到阿拉伯人征服西亚的时候，希腊科学已经不是一种有生的力量了，仅仅是一些传说，由一些认识希腊文或叙利亚文的注释家或开业医生，互相传授。伍麦叶王朝的御医，就是这一流的人物，他们中著名的有伊本·伍萨勒，是治疗穆阿威叶的基督教医生①，还有治疗哈查只的希腊医生台雅左格②。台雅左格的一些格言，已流传下来，至于他所著的三、四部医书，却一点也没有传下来。有一个著名的犹太教医生，是波斯血统的，生于巴士拉，名叫马赛尔哲韦，活跃在麦尔旺·伊本·哈克木时代初期，683年曾将一篇叙利亚语的医学论文译成阿拉伯语，那篇论文是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教士③艾海伦用希腊语写成的，那个译本成为用伊斯兰教的语言写成的最早的科学文献。相传哈里发韦立德曾下令把麻疯病人隔离，而且指定专人为之治疗④。据说欧麦尔二世曾将医科学校，从希腊传统很兴盛的亚历山大港迁移到安提俄克和哈兰⑤。

炼金术是很早就产生的学科之一，正如医学一样，阿拉伯人后来对于炼金术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贡献。《书目》(我们最古而且最好的参考)⑥中说，伍麦叶王朝第二位哈里发的儿子和麦尔旺王朝的哲人(hakīm)哈立德(704或708年卒)在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下令从希腊语和科卜特语翻译几本炼金术、医学和占星术的书籍。虽然这种说法难以令人相信⑦，但是，把这种活动归于哈立德，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我们可以从此看出，阿拉伯人是从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汲取他们的科学知识的，而且那些典籍成为他们钻研的动力。这个故事在提及这位伍麦叶王朝皇子的同时，还提及鼎鼎大名的查比尔·伊本·哈彦(拉丁化的Geber)，但是查比尔是在较晚的时代(约776年)才著名的，我们讲到阿拔斯人的时候，还要再论述他。相传哲耳法尔·萨迪格(700—765年)①曾著作过几本关于占星学和炼金术的书籍，但是现代科学家和评论家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②。这位哲耳法尔，是阿里的后裔，是十叶派十二位伊马木之一。伍麦叶人时代文化生活的遗迹，没有任何一件以文献的形式传到我们手里，从而可以让我们对于那种生活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如果真有所谓土生土长的阿拉比亚建筑，它就只能存在于也门地区，但是，现在所有科学研究和勘查材料还不能提供充分的科学资料。即令真是那样，南部阿拉比亚的艺术，对于半岛北部的生活，也未必能起过多大作用。在北方，帐棚就是通常的住宅，露天就是庙宇，沙漠里的沙土就是坟墓。至于稀有的绿洲的居民，则与现在的情况一样，有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建筑，他们用土坯修建房屋，用枣椰的木料和胶泥盖平房顶，没有什么装潢和点缀，只能解决最简单的需要。甚至希贾兹的克而白天房，也只是一座象立方体一样朴素的建筑物，没有房顶。在穆罕默德时代存在的天房，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科卜特木匠所修建的，他所用的建筑材料，是在吉达海岸附近失事的几艘拜占廷船只的残骸。在麦达因·撒里哈(古代的希志尔)的石岩上凿成的墓窟，在皮特拉多色的悬崖绝壁上凿成的富于画趣的房间，在巴尔米拉具有柱廊和拱门的宫殿和神殿，以及那些壮丽辉煌的教堂，如加萨尼王朝的王子孟迪尔·伊本·哈里斯在鲁萨法的圣塞基阿斯墓地上修建的教堂——所有这些，都真实地揭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是从希腊化的埃及和叙利亚借来的，不是阿拉比亚特有的艺术技巧。

建筑是一切艺术品中最能持久的一种艺术，宗教建筑，总是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寺院就是神灵之家，信徒们尽心竭力地使寺院具有更高的品格，不象人住的房屋那样，只要能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就够了。因此，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言，艺术的最高的表现，就是宗教的建筑。穆斯林的建筑家或者他们所雇用的建筑家，创立了一种朴素而且庄严的建筑式样，这种式样虽然以旧式样为基础，但是，特别能够表达这种新宗教的精神。因此，我们在清真寺(mosque发源于阿拉伯语的 masjid，意思是跪拜处)里找到与各种族和各氏族相互作用的伊斯兰教文明发展史的缩影。要想举例说明穆斯林与其邻居之间的文化交流，恐怕再没有比清真寺更明白的例证了。

先知在麦地那修建的朴素的清真寺(不是麦加的圣寺)，变成了回历一世纪修建清真大寺的榜样。这座清真寺，包括一个露天的院子和用土坯砌成的围墙①。后来，先知延长了周围房屋的平房顶，把整个露天的院子盖起来，以遮蔽日光。当时用枣椰树干做柱子，用枣椰树枝和泥土做房顶的材料②。先知把一棵枣椰树干的根部固定在地上，开头时把它当做讲台(minbar)③，站在上面对会众讲道①。但是，后来换了一个小讲台，那个小讲台是用柽柳木制成的，有三级阶梯，这个样式是从叙利亚基督教教堂里抄袭来的。先知是否在清真寺里设置过必需的指示物(mihrāb，凹壁)，指出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的正向(qiblah)，这是很难确定的。做礼拜的时候，礼拜者排列成横行，各行互相平行，面对着墙壁，原来是向着耶路撒冷的，后来改向麦加②。阿比西尼亚人比拉勒，站在平房顶上，用宏亮的声音叫唤信士们到清真寺里来做礼拜③。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清真大寺的最简单的要素，就是院子、房顶和讲台。

阿拉比亚人在西亚和北非的扇形推进，使他们占有了无数的建筑物，有些是完好的，有些是坍塌的，都是高度的艺术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被征服的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这种技术，一旦用来满足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需要(如修建麦地那的清真寺)，并根据各地区的地方条件加以因地制宜的运用，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一种艺术，被称为萨拉森艺术，或者阿拉伯艺术，或者穆斯林艺术，或者穆罕默德教艺术④。至于建筑材料，究竟是用石料，还是用砖，还是用土坯，那要看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在叙利亚，伊斯兰建筑受到基督教的叙利亚-拜占廷式样及其前驱当地的式样和罗马式样的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受到景教和萨珊王朝式样的影响，这种式样是以当地的传统为基础的。在埃及，科卜特居民加了许多装饰用的花边。因此，逐渐产生了阿拉伯艺术的几种学派：(1)叙利亚-埃及学派，是以希腊罗马式样和当地的式样为范例的；(2)伊拉克-波斯学派，是以萨珊式样和古代迦勒底式样和亚述式样为基础的；(3)西班牙-北非学派，受到当地基督教和西哥特的影响，常被称为摩尔式或马格里布式；(4)印度学派，具有明显的印度式样的痕迹。至于中国的清真寺，则是佛寺的翻版①。

在被征服的地方首先修建的清真寺，是欧特伯·伊本·盖兹旺于637或638年在巴士拉所修建的清真寺，这个欧特伯建筑了巴士拉城作为冬季的军营。这座清真寺，起初是一块空地，四周用芦苇做的篱笆围起来。后来，欧麦尔所委任的地方长官艾卜·穆萨·艾什耳里用土坯和泥重修了这座清真寺，而且用茅草盖房顶②。 698或639年，征服伊拉克的将军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修建了另外一座营地库法城，在城的中央修建了一座朴素的清真寺。地方长官公署(dār al-imārah)就在清真寺的附近。正如巴士拉城的清真寺一样，这座清真寺原来也是一块方形的空地，用芦苇做的篱笆围起来，后来，用土坯和泥砌墙③。穆阿威叶的总督齐雅德，仿照萨珊王朝的式样，用柱廊重修了这座清真寺。从别的方面说来，这座清真寺的式样，很象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所修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和巴士拉清真寺的遗迹，早已消失了。库法城的阿里清真寺，修建于656年，西班牙著名的旅行家伊本·祝拜尔约在1184年访问过这座清真寺①，关于这座清真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伊斯兰教第三座重要的营地是阿慕尔·伊本·阿绥在弗斯塔特 (旧开罗)修建的营地。642年，阿慕尔在这里修建了非洲第一座清真寺。阿慕尔所建清真寺的原址，正如其他古老的清真寺一样，没有什么古迹保存下来②，但是，这座清真寺也象其他清真寺一样，是一个简单的四方院子，没有“米海拉卜”(mihrāb，凹壁)指示礼拜的方向，也没有“米宰奈” (mi’dhanah，尖塔)。后来，阿慕尔在清真寺里装置了一个讲台，那是努比亚的基督教国王赠送他的③。重要性仅次于这座清真寺的是欧格白·伊本·纳菲耳于670—675年在盖赖旺修建的清真寺，盖赖旺正如弗斯塔特一样，是一个营地。欧格白先修建清真寺，接着就修建政府公署，使民房以此为中心④。这座清真寺，由欧格白的继任者屡次重修。最后一次是艾格莱卜王朝的齐雅德特—艾拉一世(817—838年在位)重修的。这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寺院之一，一直保存到现在。

穆斯林们在他们所征服的早已存在的城市里定居的时候，利用了那些城市里旧有的建筑。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征服麦达因⑤之后，就利用波斯皇帝的穹窿大厅(Iwān)做清真寺⑥。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大教堂，被韦立德一世改建为清真寺 ⑦。但是，在希姆斯，同样的大教堂却同时做清真寺，又做基督教教堂使用①。

清真寺里指示礼拜方向的“米海拉卜”，是后来从基督教教堂抄袭来，作为清真寺的设备的。在清真寺的墙上增设“米海拉卜”，通常归功于韦立德和他的地方长官欧麦尔·伊本 ·阿卜杜勒·阿齐兹②，但是有人说，应归功于穆阿威叶③。麦地那的清真寺，显然是最初增设“米海拉卜”的清真寺。“米海拉卜”很快就变成了一般清真寺所同具的特征，而且象基督教的供坛那样，被认为是清真寺里最圣洁的地方。因此，“米海拉卜”的装潢特别讲究，由此可见，“米海拉卜”可以作为衡量伊斯兰教装饰艺术中各种日新月异的式样的质量标准。

穆阿威叶在清真寺里增加了一件可憎的新花样，因而遭到普遍的非难④，这就是在大殿里用栅栏围起一块地方，叫做“麦格苏赖”(maqsūrah，私室)，专供哈里发作礼拜之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保卫哈里发的安全，因为曾有哈列哲派分子企图暗杀他⑤。哈利发利用“麦格苏赖”来退隐(i‘tikāf)、休息和沉思，这是很显然的⑥。

跟“米海拉卜”一样，“米宰奈”也是伍麦叶人增设的。因此，叙利亚是“米宰奈”的故乡。在这里，“米宰奈”采取了本地望楼的形式，或采取望楼的代替物——教堂高塔的形式，这种高塔是四方形的①。

最古的文献之一②，在提及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里的一个“米宰奈”时，曾明白地说，那是圣约翰大教堂的望楼(nātūr)。埃及的“米宰奈”，据说是穆阿威叶委任的地方长官所增设的，他在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的每个角落上都增设一个“米宰奈”③。在伊拉克，巴士拉清真寺里用石料建成的“米宰奈”，是穆阿威叶的地方长官齐雅德所增设的④。但是，在叙利亚和希贾兹增设“米宰奈”，大概也要归功于伍麦叶王朝的著名建设者韦立德，因为他的地方长官欧麦尔曾在麦地那清真寺里增加这种新的特征⑤。在他的时代之后，“米宰奈”就逐渐增多了。

在叙利亚用石料建筑的四方形的“米宰奈”，是伊斯兰教最古老的“米宰奈”，其他地方，特别是北非和西班牙，就以此种形式为榜样，但是，这并不是“米宰奈”唯一的形式，因为伊斯兰教的“米宰奈”，是依照所在地方的高塔的传统形式而建筑的。埃及的“米宰奈”，在好几百年内，只是用砖砌成的，亚历山大港著名的灯塔的建筑术，对于埃及的“米宰奈”的设计，据说是有影响的。九世纪时，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腊地方修建了一座伊斯兰教的“米宰奈”，很象古代亚述人所建的庙塔 (zikurat)⑥，共有七级，代表日月和当时所认识的五大行星⑦。

在所有的穆斯林看来，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具有特殊的神圣的性质①。因为《圣经》里提到它，因为它是穆斯林们的第一个正向(qiblah)②，因为许多传说中提到，穆罕默德登霄之前，在夜间旅行中，曾在这里停留。638年，哈里发欧麦尔访问这个城市的时候，可能在摩利亚山上用木料或砖修建过一座朴素的礼拜寺，在那座山上，从前曾先后修建过所罗门庙宇、多神教的寺庙、基督教的教堂。阿卜杜勒·麦立克感觉到有必要修建一座礼拜寺，使其重要性超过圣陵教堂③，而能与当时落入其政敌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之手的麦加圣寺相抗衡，以吸引朝觐天房的群众④，他于691年，在耶路撒冷同一个地址上修建了磐石上的圆顶寺，后来被错误地叫做欧麦尔清真寺。因此，这座圆顶寺就修建在世界上最神圣的一个地点，犹太教徒、多神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尊敬的一个地点。相传这里是亚伯拉罕要宰他儿子以撒作燔祭的地方⑤。圆屋顶的周围有库法体的铭文，一部分是哈里发麦蒙后来伪造的⑥。这份库法体铭文，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铭文之一⑦。阿卜杜勒 ·麦立克修建这座圆屋顶时所使用的建设材料，是从614年科斯洛二世所摧毁的基督教建筑物的废墟中发掘出来的。他雇用了一些本地工匠，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拜占廷籍的工匠。圆顶寺的建造，同古老的式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采用了镶嵌细工和其它装饰图案，还建起一个屹立的圆顶，目的是超过圣陵教堂美丽的圆顶棚①。结果建成了这样一座壮丽辉煌的建筑学上的古迹，在任何地方，也难找到可以比拟的。在穆斯林们看来，磐石上的圆顶寺，不仅是具有建筑学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迹，而且是他们的信仰的活生生的象征。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尽管经过几次改造和重修，特别是在1016年大地震之后②，然而大体上仍保持原来的格局，因此，被认为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的伊斯兰教古迹。关于这个古迹的描绘，最早的要推伊本·法基于903年前后的记载③，其次是麦格迪西于985年前后的记载 ④。

圆顶寺是艾格萨清真寺中最圣洁的地方，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在阿拉伯文献中，艾格萨清真寺这个名词，就广义来说，指一批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圆顶寺本身，还包括许多坟墓、伊斯兰教的修道院(takīyah或zāwiyah)、公众饮用喷泉(sabīl)等，是自阿卜杜勒·麦立克起到奥斯曼的素丹庄严的苏莱曼为止这期间的许多哈里发所修建的建筑物，约占地三十四英亩。就狭义来说，艾格萨清真寺，是指阿卜杜勒·麦立克在圆顶寺附近所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材料，取自科斯洛二世所毁坏的圣玛利亚教堂的废墟。艾格萨清真寺重建于 771年地震之后，重建者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后来，十字军又加以修改。萨拉哈丁(即萨拉丁)于1187年收复了这座清真寺。正如圆顶寺的情形一样，关于这座清真寺的记载，也是以伊本·法基①和麦格迪西50000492_0310_1②的著作为最早。

公元705年，韦立德接收了奉献给圣约翰的长方形教堂。大马士革的这座教堂，原来是罗马的主神朱庇特神的庙宇。他接收以后，就在这座教堂的原址上修建了以伍麦叶清真大寺著称的宏大清真寺③。韦立德在这座清真寺里保留了基督教建筑的多少部分，这是很难查考的。南边的两个尖塔，是附属于旧有的长方形教堂的高塔 ④，但是北边的那个当望楼用的尖塔，无疑是韦立德创建的，后来变成在叙利亚、北非和西班牙所建一切尖塔的典范。这个尖塔是保存到现在的纯粹伊斯兰教尖塔中最古老的。大圆屋顶下面的三个本堂和一个袖廊，以及其中所有的镶嵌细工，也都是这位哈里发所建造的。据说这位哈里发雇用了波斯和印度的工匠，也雇用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所供给的希腊技工⑤。新近发现的古文献指出，建筑材料和熟练工人，都是从埃及输入的⑥。清真寺的墙壁，都是用大理石和镶嵌细工豪华地装饰起来的。地理学家麦格迪西⑦曾在十世纪后半期访问过这座清真寺，他说，清真寺里有用黄金和宝石制成的镶嵌细工，镶嵌的是树木和城市的景致，其中还夹杂着秀丽的题词。后来，这些雕像曾被一位虔诚的哈里发用灰泥掩盖起来，直到1928年才重新发现①。半圆形的四壁，初次出现于这座清真寺。马蹄形的拱门，也在这里出现。九世纪艾格莱卜人重修盖赖旺清真大寺时，曾用这座清真寺的蔓叶花样做模范。伍麦叶清真大寺，于1069年曾遭火灾，1400年蒙古人帖木儿又纵火烧寺，1893年又遭一次火灾，尽管三次被焚，但是，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在穆斯林们看来，仍旧是世界的第四奇迹②。他们也公认这是伊斯兰教的第四座礼拜寺 (参阅本书第221页)。

从麦地那修建第一座简朴的清真寺，到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修建这两座壮丽的清真寺，相隔没有多少年。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举行聚礼的清真大寺(jāmi‘)③的发展过程就完成了。我们必须指出，清真大寺并不是专作礼拜之用的，还有其它的用途，既可以作公众集会的大厅，又可以作政治的论坛和教育的公所④。由于有了安静的大殿和荫蔽的廊檐，公众礼拜时躲避风雨的需要，现在完全得到了满足；由于有了尖塔、凹壁、讲台和外部的沐浴室，宗教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由于有了壮丽的建筑和辉煌的装饰，从而告诉全世界，新宗教的信徒，决不落后于在大教堂里做礼拜的基督教徒，这样，政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伍麦叶人遗留下来的建筑学上的古迹，大部分是宗教的建筑物。他们所遗留的非宗教的建筑物，最著名的是哈里发的皇亲贵戚们在沙漠里所修建的宫殿。大多数的哈里发，都仿效在他们之前的加萨尼王朝的统治者，建筑了一些别墅，除穆阿威叶和阿卜杜勒·麦立克外，很难发现在大马士革居住的哈里发。在首都内，与清真大寺毗邻的绿宫 (Khadrā’)①，已无遗迹可寻了。哈查只在瓦西兑居住的绿圆顶宫②(al-Qubbah al-Khadrā’)的遗址，也泯灭无余了。但是，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上，有许多宫殿的遗址，那些宫殿或者原来是罗马的要塞，由伍麦叶王朝的建筑师修改成行宫，或者是由建筑师仿照拜占廷的或者波斯的式样，建筑起来的。在叙利亚沙漠东部边境上，在阿因·太木尔附近，有一座宫殿的遗址，现代的名称是伍赫伊迪尔宫(‘Uk haydir，小绿宫)，但是不能确定，这座宫殿究竟是伍麦叶王朝末期的建筑，还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建筑③。在沙漠的西南边上，宫殿的遗址更多。在这里有一座宫殿，叫做穆瓦盖尔宫(Muwaqqar，荣誉宫)④，不是阿卜杜勒·麦立克创建的，就是他重修的。他的儿子韦立德二世，是热中于狩猎和其他更低级的娱乐的，他使用了邻近的盖斯塔勒(Qastal，堡宫)⑤和艾兹赖格宫(al-Azraq，蓝宫)⑥，这两座宫殿原来都是外约旦的罗马要塞。在这个地区，还有一座宫殿，现在著名的新名称是穆沙塔(或麦什塔，al-Mush atta，或al-Mashta，冬宫)⑦，据说也是韦立德二世修建的。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首先考察的，就是这座冬宫。由于韦立德二世的去世，这座冬宫的建筑并未完工。这座华丽的行宫，有一个雕刻得十分堂皇的正面，现在陈列在柏林恺撒·腓特烈博物馆①。但是，在这一群宫殿之中，最著名的是阿木赖的小宫。这座小宫，坐落于约旦河东与死海北边相切的直线上。这座小宫大概是韦立德一世在712—715年建筑的，1898年穆西尔50000492_0314_1② 替科学界发现了这座宫殿。这个名称，大概是现代的称呼，因为我们在阿拉伯文献中找不到这个名称的什么痕迹。这座建筑上特别醒眼的，是那卓绝的壁画，下一节中将加以论述。

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大都主张，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所独享的特权，侵犯这种特权的人，被认为是大不敬的。这种对表现艺术的仇视态度，是《古兰经》严格的一神论和禁止偶像崇拜的必然结果。这种态度的直接根据，发源于一章圣训，在这一章圣训中，先知曾宣布说，裁判日将受最严厉处分的是画家③。画家是“穆骚韦伦”(musawwirūm，造形者)，这个名词也适用于雕塑家。因此，我们在任何一座清真寺里，都找不到人类的画像，但是，我们能在少数宫殿里和书籍中，找到人的形象。伊斯兰艺术中作装饰用的花样，几乎都是花卉和几何图案。后来，艺术家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装饰风格，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叫做arabesque(阿拉伯式)。但是，阿拉比亚人自己对于雕塑艺术或绘画，并未发生爱好，他们遗留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迹，他们关于自己的圣地的文学性的描写，都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谓的伊斯兰艺术，无论是从起源、主题和技巧来说，都是折中派的，大半是被征服的各民族人民艺术天才的创作，不过是在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适应穆斯林们宗教需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伊斯兰绘画艺术最古的例证，是阿木赖小宫里的壁画，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出基督教画家的技巧。在外约旦的这所娱乐馆和韦立德一世的澡堂的墙壁上，画着六个宫廷人物的肖像，包括西班牙的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罗得利克。盖伊萨尔(Qaysar，凯撒[Caesar])和奈查什(Najāshi，尼古斯[Negus①])，被画在两个画像的上面，而科斯洛 (“Chosroes”，希腊语50000492_0316_1②的称呼)被画在第三个画像上面。萨珊王朝在绘画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一些象征性的人物是代表胜利、哲学、历史和诗歌的。一幅狩猎图，描写一只狮子猛扑一只野驴。有几幅裸体画，是描绘舞女、女乐和艺妓的。装饰品包括帷幕、从花盆和葡萄树长出来的叶饰、枣椰树上挂着的椰枣串、月桂冠和各种沙漠里的飞禽。铭文主要是阿拉伯语的，带着几个希腊名词。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比亚人有各式各样的歌曲：商队的歌曲、战争的歌曲、宗教的歌曲和情歌。原始的赞美歌的遗迹，还保存在朝觐天房仪式的应词 (talbiyah)③里。《古兰经》的吟诵(tajwīd)，就是诗歌吟唱的遗风。但是，商队的歌曲(hudā’)，是他们最喜爱的，而且照他们的估计，是歌唱的最初形式。据麦斯欧迪所记载的传说①，商队的歌曲的起源是这样的：民族的建立者之一木达尔·伊本·麦阿德②从骆驼上摔下来，把手挫伤了，他用甜美的声音喊叫说：Yā-yadāh！Yā-yādah!(呀！我的手！呀，我的手！)他的喊声配合着骆驼的步调，使骆驼按着节拍行进。这种喊声创造了 “赖斋子”(rajāz)韵律，这个韵律被应用于商队的歌曲，而成为一切韵律中最简单的形式。

南方阿拉比亚人，无疑地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歌曲和乐器③，关于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很少，但是那种传统是否构成北方阿拉比亚人和后来的穆斯林遗产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希贾兹的居民把方形的手鼓(duff)、长笛(qasabah，qassābah)和芦管或双簧管(zamr， mizmār)，当做他们主要的乐器④。他们也认识本地的皮面琵琶(mizhar)⑤。约当先知的时代，外国音乐对于阿拉伯音乐的影响，已经开始了。加萨尼的王子们，已雇用了由希腊歌女组成的合唱队。希拉城的莱赫米人，已使用波斯的版面琵琶(英语的lute就是从阿拉伯语的‘ūd演变来的)，希贾兹人又从他们借用了这种乐器。相传奈德尔·伊本·哈里斯·伊本·凯莱达，他是一个医生兼吟游诗人，他用自己关于偶像崇拜的吟诵，同穆罕默德的天启争衡，以争取人民的欢心⑥。这种乐器就是他从希拉城传入麦加的⑦。据另一种传说，介绍波斯琵琶的，是伊本·素赖只(约在726年卒)。据说他初次看到波斯工匠手里拿着这种乐器，是在684年，当时这些人是由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招到麦加城来重建克而白的①。后来，又借用了波斯的木制管乐器“呐义”(nāy竖笛)，连名称也借用了，这是法默(Henry G.Farmer)考证的②。蒙昧时代的职业歌唱家，显然大半是女性的，《乐府诗集》中曾将少数女歌唱家的姓名保存下来了③。与先知同时代的女诗人杭萨，曾被誉为阿拉伯最伟大的女诗人，她作过许多挽歌，哀悼她的弟弟，著名的英雄萨赫尔，那些挽歌有些显然是用歌曲的体裁写成的④。蒙昧时代的诗人，显然大半是配合着音乐来歌唱他们的作品的。

穆罕默德并没有把诗人作为诗人而对他们提出公开的抨击 ⑤，却是把他们作为异教的发言人而攻击的。先知轻视音乐，也许是由于音乐与异教的仪式之间的联系。据一章圣训说，他曾宣布，乐器是恶魔的宣礼员 (muezzin)，他叫唤人们去崇拜恶魔⑥。伊斯兰教的教律学家和教义学家，大半是不喜欢音乐的，有些人从各方面宣判音乐的罪行，有少数人认为音乐是可嫌的(makrūh)，不是违禁的(harām)，但是，下面这句俗话更好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意见：“酒是肉体，音乐是灵魂，快乐是二者的产物。”⑦

伊斯兰教注入人心的最初的敬畏，渐渐消逝之后，希贾兹社会变革的趋势，已转向风雅的方面，特别是在奥斯曼的时代，他是第一个爱好财富和炫耀的哈里发。人们学会怎样使声乐和器乐和谐起来。阿拉伯作家所谓艺术的或优雅的歌唱(al-ghinā’al-mutqan或al-raqīq)在希贾兹流行起来，那是把节奏(īqā‘)应用于歌曲旋律的一种高度发达的歌唱。男性的职业音乐家，初次出现了，他们的诨名是“莫汉那孙”(mukhannathūn，旦角)，他们把手染红，而且假装妇女的姿态。这种音乐家，如麦地那的突韦斯(Tuways，小孔雀，632—710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歌手的祖师。人们认为首先把节奏应用于阿拉伯音乐，而且首先在手鼓的伴奏下用阿拉伯语歌唱的就是他①。

以突韦斯为首的穆斯林歌手的第一代，是由一些外国的自由思想家组成的。突韦斯传授了一批徒弟，以伊本·素赖只(约634—726年)为最有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四大歌手之一②。相传他是首先采用波斯琵琶的，又是首先采用乐鞭，以指挥音乐演奏的。伊本·素赖只是被释放的奴隶，是一个突厥人的儿子，他曾享受侯赛因的孙女著名的素凯奈夫人的庇护。据说他的师傅当中有赛仪德·伊本·米斯查哈(约在公元714年卒)，他是麦加城中受贵族庇护的一个黑人。赛仪德是麦加人中的第一个音乐家，也许是伍麦叶人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据说他曾游历叙利亚和波斯，他是首先把拜占廷和波斯的歌曲翻译成阿拉伯语的③。由此可见，他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古典时代的阿拉伯音乐系统化的人。他的学生当中有盖立德④，他是柏柏尔人的混血儿，是素凯奈的奴隶，也由伊本·素赖只训练①。他在他的第二位师傅之后，也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品级，而成为伊斯兰教四大歌手之一。其余的两位歌手，一位是伊本·穆海列兹(约在715年卒)，他是波斯血统的，被称为阿拉伯的响板手(sannāj)②。一位是麦耳伯德(743年卒)，他是麦地那的黑白混血儿，在韦立德一世、叶齐德二世和韦立德二世的宫廷中，受到特别的恩宠③。在卜居于首都之前，麦耳伯德以旅行音乐师的身分游遍了阿拉比亚。歌妓(qiyān)中有哲米莱(约在720年卒)，她是麦地那的被释放的女奴，是第一代艺术的女王④。她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中最著名的乐师和歌手，都吸引到她的家里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她的学生，当时参加她的演奏会的听众当中，有爱情诗人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她的女学生中，有海巴伯和赛蜡梅，她俩是叶齐德二世所宠爱的歌妓，这是她引以自豪的。哲米莱艺术生涯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她去麦加朝觐天房时率领着一个豪华的行列，由歌手、歌妓、诗人、乐师、敬仰者和朋友们组成，他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他们骑的骆驼都装扮得富丽堂皇⑤。

在贵族夫人家偶尔举行的漂亮的演奏会，吸引着爱好艺术的群众。从波斯经希拉城而传入的版面琵琶，在这个时期，部分代替了本地的皮面琵琶。另一种得人欢心的弦乐，是米耳则法(mi‘za-fah)，这是瑟(psaltery)的一种形式。管乐器包括长笛(qasabah)、芦管(mizmār)和号角 (būq)。打乐器以妇女特别喜爱的手鼓(duff)、鼓(tabl)和响板或铙钹(sunūj)为代表。乐谱是历代口耳相传的，因此，完全失传了。《乐府诗集》中充满了在伍麦叶人时代配过谱的诗歌，但是没有为我们保存任何乐谱。伊拉克歌手们的领袖、希拉城的基督教徒侯奈因访问希贾兹，群众拥到素凯奈夫人的家里，来听他歌唱，他们把她的门廊挤塌了，把那位来访的著名艺术家压死了①。在朝觐的期间，鼎鼎大名的人物，从伊斯兰教世界的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典礼，这种典礼，每年给希贾兹的乐师们和歌手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他们表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的惯例是遇到特殊的场合，就到城外迎接队商，在路上奏乐。《乐府诗集》给我们遗留下一段记载，描写一次朝觐的游行，在游行中扮演主角的，是代表那个时代诗歌精神的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他穿着最华丽的服装，同过路的妇女眉来眼去。他的伙伴中有歌手伊本·素赖只。他在吟诵欧麦尔的艳诗，使得哈只们②心烦意乱，不能专心致志地举行朝觐的仪式③。

在伍麦叶人时代，麦加城，特别是麦地那城，变成了歌曲的苗圃和音乐的温室④。这两座城市，源源不绝地以艺术天才供应大马士革的宫廷。保守派和宗教学者，徒劳无功地表示反对，他们硬说酗酒和赌博同音乐和诗歌有关系，认为都是违反教律的娱乐(malāhi)，还引证一些圣训(hadīth)，来证明此类娱乐是魔鬼用来诱惑人的、最有力的工具。这股潮流，并没有被堵住，文艺的女神(Muses)，仍然高高地站在那里，群众为她们鼓掌，不愿倾听此类言论上的攻击。音乐和歌唱的热爱者，也引证一些据说也是先知所说的同样动听的话①，用来反驳他们，他们说诗歌和音乐，并不是常常引诱人去干坏事的，诗歌和音乐，对于改善社会交际，对于纯化男女关系，都是有贡献的②。伍麦叶王朝的第二位哈里发叶齐德一世本人，就是一位作曲家，他把歌唱和乐器引入大马士革的宫廷③。他创始了在宫廷中举行重大庆祝典礼的惯例，这种典礼最大的特点，是饮酒和歌唱，从此以后，在伊斯兰教世界上，饮酒和歌唱，就永不分离了。阿卜杜勒·麦立克曾保护希贾兹学派的伊本·米斯查哈。他的儿子韦立德，艺术的保护者，曾将伊本·素赖只和麦耳伯德召到首都，他俩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叶齐德二世继承严格的欧麦尔二世登上宝座之后，就通过他所宠爱的歌妓海巴伯和赛蜡梅，而使诗歌和音乐重新流行起来④。希沙木曾保护过希拉城的侯奈因。爱好娱乐的韦立德二世，既会弹琵琶，又会作曲，他曾在宫廷中欢迎一个音乐演唱团，其中有著名的麦耳伯德⑤。在这位哈里发的时代，在希贾兹的两大城市中，音乐十分繁荣。在伍麦叶王朝末期，音乐的艺术，十分普及，以致他们的劲敌阿拔斯人，把这一点当做宣传工作中有效的论据，号召穆斯林们，起来推翻这个“不敬畏真主的僭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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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及土著。——译者
② 巴士拉城的英语名称是Bassora，现在的巴士拉城坐落于古城遗址东北六英里。
③ 库法城的修建，在巴士拉城建成后一、二年，参考Yāqūt，vol.iv,pp.322—323。
① Istakhri,p.80；ibn-Hawqal,p.159。
② Ibn-Khallikān,vol.i,pp.429—430=de Slane,vol.i,p.663。
③ 这部字典是依照发音部位而排列字母的先后次第的，以喉音字母“阿因”‘ayn开头，所以叫做《阿因书》。—

在伍麦叶王朝时代，甚至在阿拔斯王朝时代，帝国的行政区划，大体上保持了拜占廷和波斯两个帝国时代的原状。全国划为九个省区：(一)叙利亚—巴勒斯坦； (二)库法，包括伊拉克；(三)巴士拉，包括波斯、锡吉斯坦、呼罗珊、巴林、阿曼，可能还有纳季德和叶麻麦；(四)亚美尼亚；(五)希贾兹；(六)克尔曼和印度边疆地区；(七)埃及；(八)易弗里基叶；(九)也门和南部阿拉比亚②。后来逐渐合并，终于并成五个总督行政区。穆阿威叶把巴士拉和库法并为伊拉克总督行政区③，包括波斯和东部阿拉比亚，以库法为首府。后来，伊拉克总督要有一个副长官统治呼罗珊和外药杀河区(河中府)，常驻木鹿，另有一个副长官统治信德和旁遮普。希贾兹、也门和中央阿拉比亚也合并成第二个总督行政区。哲齐赖(河洲，即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陆地的北部)、亚美尼亚、阿塞尔拜疆和小亚细亚东部，合并为第三个总督行政区。上下埃及构成第四个总督行政区。易弗里基叶，包括埃及以西的北部非洲、西班牙、西西里岛和附近的岛屿，构成第五个总督行政区，而以盖赖旺为首府。

政府的三重机能：行政、税收和宗教领导，现在一般是由三个不同的长官分别掌管的。总督(amīr，sāhib)任命自己的县长(‘āmil)，去管理各县的行政，只须将各县县长的名单呈报哈里发就成了。在希沙木时代(724—743年在位)，新任命的亚美尼亚和阿塞尔拜疆的行政长官，长驻大马士革，而派遣一个副长官(nā’ib)去代理他的职务。总督对于本省的民政和军政负完全责任，但是往往另设税务长(sāhib al-kharāj)管理国家岁入，对哈里发直接负责。穆阿威叶显然是首先任命税务官的。他派了一个税务官到库法去①。在以前，穆斯林帝国中省政府的主要任务，是管理财政。

国家岁入的来源，跟正统派哈里发时期一样，主要是来自被统治的人民的贡税。各省的地方行政费、国家年金、军饷和五花八门的事务费，都由地方收入内开支，只须把余额向哈里发的国库上缴就行了。穆阿威叶规定，由穆斯林们的固定年金中扣除百分之二点五的天课(zakāh)②，这种措施与现代国家的所得税是很相似的。

司法官只管理穆斯林的诉讼，一切非穆斯林，都在自己的宗教领袖的领导下，享受自治权利。这可以说明，为什么大城市里才设有审判官。当日，先知和早期的哈里发，是亲自审判的，他们的将官和各省的行政官，也是亲自审判的，因为政府的各种职权还没有划分得清楚。最初的司法官，是由各省的地方长官委任的。在阿拔斯人时代，由哈里发任命司法官，才变成更通常的事情。但是根据传说，远在回历23年(公元643年)①，欧麦尔早已任命埃及的法官(qādi)。在回历 661年后，在那个地方有一系列的法官，互相接替。这些法官，通常是由宗教学者(faqīh)中选拔出来的，他们精通《古兰经》和伊斯兰教的经外传说。除了处理诉讼之外，他们还管理总督基金(waqf)、孤儿和低能儿的财产。

穆阿威叶发现他签发的书信有被人窜改的，所以就创设一个登记局②，即类似国家档案馆的机构，它的任务是盖印，并在发送公文的原本之前，把副本保存起来。在阿卜杜勒·麦立克的时候，伍麦叶王朝已经在大马士革把登记局发展成档案处(daftar khān-ah)了③。

伍麦叶王朝的军队，在总的编制方面，是仿效拜占廷的军队的。军队分为五队：中锋、左翼、右翼、先锋、后卫。那时的序列，还是旧的序列，就是横队。这种总的制度，沿用到最末的哈里发麦尔旺二世(744—750年在位)的时代。他放弃了这种旧制度，而采用了紧密的大队制，叫做库尔都斯(kurdūs，步兵队) ④。在制服和甲胄方面，阿拉伯的战士和希腊的战士，很难区别。武器在本质上也是相同的。骑兵用一种简单的圆形鞍子，跟拜占廷的骑兵一样，严格地说，跟近东现在还通用的马鞍一样。重炮就是弩炮(‘arrādah)、军用射石机(manjanīq)和破城槌(dabbābah，kabsh)。这些笨重的机械和攻城的机器，跟行李一道，由骆驼驮运，跟在部队的后面。

在大马士革驻防的军队，主要是叙利亚人和叙利亚化的阿拉比亚人。巴士拉和库法供应东方各省所需要的军队。在素福彦人的时代，常备军的人数是六万，军费的开支是六千万第尔汗，包括军属的生活费①。叶齐德三世(744年)减少年金百分之十，因此，获得一个诨名，叫做nāqis(纳基斯，裁减者)②。到了伍麦叶王朝末期，军队的数目，据说达到十二万之多③，这也许是一万二之讹。

阿拉伯的海军，也是仿效拜占廷的式样的。战斗的单位，是一只帆船，两个下甲板，每边最少有二十五个座位，每个座位上坐两个人，每只帆船上的一百多划手，都是武装的。擅长战斗的海军，都在上甲板上面。

哈里发们晚上的时间，是留下来从事娱乐和社交的。穆阿威叶特别爱听历史故事和各种轶事，尤其是南方阿拉比亚的各种轶事以及诗歌朗诵。他为了满足自己的这种愿望，特地从也门聘请了一位说书人阿比德·伊本·赛尔叶(‘Abīd ibn-Saryah)。在漫漫长夜里，他用古代英雄的轶事给哈里发助兴。中意的果子汁(She-rbet)，是阿拉伯诗歌所赞扬的蔷薇水④，大马士革等东方城市的居民，现在还欣赏这种饮料。当日这种饮料，特别适合妇女的胃口。

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是哈里发中可以确定为醉鬼的头一个，他曾获得“酒徒叶齐德”(Yazīd al-khumūr)的称号⑤。他的鬼把戏很多，其中就有这么一件：他驯养了一只得宠的猴子，名叫艾卜·盖斯，教它参加自己的酒席⑥。相传叶齐德每天喝酒，韦立德一世只要隔一天喝一次就够了，希沙木是每星期五喝一次，就在举行聚礼后喝酒，而阿卜杜勒·麦立克每月只喝一次，但是喝得很多，以致不得不用吐剂把肚腹里的酒肉倒出来①。叶齐德二世迷恋他的两个歌妓赛蜡梅和海巴伯到了这样的程度，有一天，他跟海巴伯玩耍，扔一颗葡萄到她嘴里，她被那颗葡萄噎住了，那位多情的、年轻的哈里发几乎急死了②。他的儿子韦立德二世(743—744年在位)继承了他的这种嗜酒的性癖，且有过之而无不及。韦立德二世是一个不可救药的浪子，据说他惯于在酒池中游泳，他狂饮酒池里的酒，以至能显然看出酒的平面下降③。相传有一天韦立德翻开《古兰经》，看见这样的词句：“每个顽固、高傲的人，都失望了。”④他用自己的弓箭把《古兰经》射得破烂不堪，还用自己所编写的两句诗向《古兰经》挑战哩⑤。

这个哈里发在他的行宫里消遣，有一座行宫是建筑在大马士革和巴尔米拉之间的盖尔叶台因。有人曾亲眼看过他的淫荡的酒宴，《乐府诗集》中保存着那位目击者的报道⑥。他说酒宴时经常有舞蹈、歌唱和音乐。倘若哈里发坚持合理的自尊心，他就用帷幕把自己和清客们隔开；否则，就象韦立德那样，跟他们混在一起，完全平等 ⑦。

这一类的宴会并非完全没有文化价值，毫无疑问，它能促进诗歌和音乐的发展，又能培养生活中的美感，并不完全是放荡的行为。

有些更无害、更时新的游戏，曾引起哈里发和廷臣们的兴趣，如狩猎、跑马和双陆戏。马球戏后来变成为阿拔斯王朝时期受人爱好的游戏，那大概是伍麦叶王朝末期从波斯传入的。斗鸡在那个时代是很常见的。至于狩猎，则早已在阿拉比亚发展起来了，那时候只用灵■(salūqi，因产于也门赛鲁基地方而得名)做猎犬。至于使用猎豹(fahd)则是后来才作兴的。根据传说，白苏斯战役的英雄库莱卜·伊本·赖比耳是使用猎豹的第一个阿拉比亚人。在阿拉比亚人之前很久，波斯人和印度人早已把这种动物教乖了。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一世是伊斯兰教时代第一个非常爱好狩猎的人，也是首先把猎豹教乖，让它骑在马的臀部的。他曾用黄金的脚镯作为猎犬的饰物，而且给每只猎犬指定一名奴隶，专心管理①。赛马是伍麦叶人很喜爱的游戏。韦立德·伊本·阿卜杜勒·麦立克是开始举行赛马会和关怀赛马会的那些早期的哈里发之一②。他的弟弟和他的继任者苏莱曼曾筹备举行全国性的赛马大会，但是，在筹备工作完成之前，他就去世了③。在他俩的弟弟希沙木所组织的一次赛马会上，参加竞赛的马，竟有四千匹之多，有些是御厩里的马，有些不是御厩里的马，“这在伊斯兰教以前和以后都是史无前例的”。④这位哈里发所宠爱的一个女儿，豢养了许多作竞赛用的马⑤。

皇室的妇女，似乎是享受着比较多的自由的。相传麦加的一个诗人艾卜·宰海伯勒在自己的长诗中毫不迟疑地向穆阿威叶美丽的女儿阿帖凯倾诉他的爱慕，因为她在朝觐天房的时候曾揭起她的面纱，被他瞥见一眼，后来，他尾随她到了她父亲的首都大马士革。后来，哈里发不得不赏赐他一笔奖金，来堵住他的嘴，并且给他找到一个合适的媳妇①。另外一个漂亮的诗人，也门的瓦达哈，胆敢向大马士革的韦立德一世的一个妻子调情，不顾那位哈里发所提出的威吓，而终于用自己的生命作为大胆的代价②。穆阿威叶的孙女儿阿帖凯是一个美丽而且机灵的妇女，下面的故事可以说明，她对于她的丈夫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是很有势力的。她对丈夫发脾气的时候，把房门闩上，不让丈夫进房，直到一位宠臣到门前哭诉，说他的大儿子杀死了小儿子，哈里发要把他的大儿子处死，哀求她援救，她才开了房门③。闺房(harem)制度，和伴随此制度的宦官，似乎是在韦立德二世时代才完全建立起来的④。第一批宦官，大多数是希腊人，而且阿拉伯人是仿效拜占廷人的宦官制度的⑤。

自大马士革变成伍麦叶人的首都到现在，无论在一般生活方式和特点方面，大马士革都没有发生多大变化，这样说大概是不错的。当年的大马士革，跟现在一样，大马士革人挤满了有天棚的狭隘的街道，他们穿着灯笼裤和尖头的红皮鞋(markūb)，戴着大缠头，跟他们挤来挤去的，有许多贝杜因人，贝杜因的面庞被太阳晒得黑黝黝的，穿着宽大的长上衣，戴着头巾(kūfīyah)和头带(‘iqāl)，偶尔还会遇见穿着欧洲服装的法兰克人①。我们还可以到处看到富裕的大马士革贵族，骑在马上，穿着白色的绸斗篷(‘abā’)，佩着宝剑或手执长矛。有少数过路的妇女，都戴面纱，同时有些妇女在自己的家里，从格子窗的小孔里偷看市场上和广场上的人们。叫卖果子汁和糖果的小贩们，用最高的嗓音，沿街叫卖，好象在跟过路人和载运各种沙漠产品和农产品的驴群和驼群的喧嚣互相比赛一般。城市的空气，充满了鼻子所能闻到的各种气味。

跟其它的城市一样，大马士革的阿拉比亚人，依照部族的关系，分散地居住在各市区里面。在大马士革、希姆斯②、阿勒颇(哈莱卜)等城市里，直到现在，还可以看到此类住宅区(hārah)。家家的大门，都向着街道，从大门进去，就是一个院子，院子的正中，有一个大水池，从喷泉里喷出的水雾，构成一个水帘。水池的边上，种着桔树或香橼树。房间环绕在院子的四周，在某些大院子里，还有回廊。伍麦叶人在大马士革创建的给水系统，直到现在，还在起着作用，在现代的东方，还没有那样的系统，这是伍麦叶人永恒的荣誉。以叶齐德河著名的一条沟渠，现在还保存着叶齐德的名字，那是穆阿威叶的儿子从巴拉达河开凿进城的，更可能的是他扩大了原有的水道③，以便果木园地区获得充足的灌溉。大马士革郊区的那个绿洲及其茂盛的果木园，都要归功于巴拉达河的灌溉。除叶齐德河外，巴拉达河还有四条支流，润泽了整个城区，给它带来了清新的气息。

全帝国的居民，分成四个阶级。最高的阶级自然是居于统治地位的穆斯林，他们是以哈里发的家族和阿拉伯征服者的贵族为首的。这个阶级的人口确实有多少，已不可考了。在韦立德一世时代，大马士革及其地区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领年金的人数达四万五千①。在麦尔旺一世时代，在希姆斯及其地区领取年金的人数是二万。在欧麦尔二世规定各种限制之前，改奉伊斯兰教的人口，是不会太多的。在伍麦叶王朝末叶，哈里发帝国的首都，虽然似乎是一个伊斯兰教城市，但是直到回历第三世纪时侯，整个叙利亚在很大程度上还是一个基督教地区。小城市和乡村，特别是山区——那总是战败者的根据地——都保持着土著的特点和古代文化的面貌。黎巴嫩在被征服之后好几百年，一直是一个以基督教为信仰、以叙利亚语为语言的地区。随着征服而结束的，只是有形的斗争，至于在宗教、种族、社会等方面的斗争，尤其是语言方面的斗争，那是征服后才开始的。

仅次于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的，是被迫或者自愿改奉伊斯兰教的那些新穆斯林。由于改奉伊斯兰教，他们在理论上，即使不是在实际上，能够享受穆斯林的公民权。但是，阿拉比亚沙文主义，竟违背了伊斯兰教的教义，妨碍这些权利的实现。无疑的，在整个伍麦叶人时代，土地所有者，实际上是缴纳土地税的，不管他们是否穆斯林。在欧麦尔二世和阿拔斯王朝的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先后公布那些严厉的条例之前，没有证据可以证明，各省区有大量的群众改奉伊斯兰教。对于新宗教的反抗，在埃及总是最弱的。在埃及征收的国家岁入，从阿慕尔·伊本·阿绥时代的一千四百万第纳尔，降到穆阿威叶时代的五百万，后来在哈伦· 赖世德(786—809年在位)时代又降到四百万①。在伊拉克征收的国家岁入，从欧麦尔时代的一万万，降到阿卜杜勒·麦立克时代的四千万②。无疑，国家岁入降低的原因之一，是原来缴纳人丁税的人改奉了伊斯兰教。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改奉伊斯兰教的埃及人、波斯人和阿拉马人，在数量上已经开始超过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

降到贵族保护下的平民(mawāli)的地位之后，这些新入教的穆斯林，构成了穆斯林社会的最下层，这种身分，使他们感到十分愤慨。这可以说明，在许多情况下，他们为什么拥护伊拉克的十叶派或波斯的哈列哲派。但是，他们中有些人，在宗教上往往变本加厉，对于新宗教近乎狂热，以致迫害非穆斯林。早期的穆斯林中最偏狭的人，有些就是改奉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

在穆斯林社会中，这些受贵族保护的平民，自然是首先献身于学术研究和美术创作的，因为他们代表了传统比较悠久的文化。当他们在知识领域中使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相形见绌的时候，他们又开始争夺政治领导权了。由于他们跟阿拉比亚征服者通婚，他们对于冲淡阿拉比亚血液很有帮助，使那种血液在各民族的混合体中变得很不醒眼。

第三个阶级，是由获得信仰自由的各教派的天启教的信徒③构成的，他们是所谓的顺民(ahl al-dhimmah)，这就是与穆斯林订立契约的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萨比教徒。萨比教徒就是曼德人，即所谓圣约翰派的基督教徒，现在还生活在伊拉克幼发拉底河口的沼泽地带，《古兰经》曾三次提及他们(2∶62；5∶69；22∶17)。由此看来，穆罕默德似乎认为他们是信仰真主的人。天启教徒被解除武装，而且被迫向穆斯林缴纳贡税，作为保护的报酬，但是又承认他们的天启教是合法的。这是穆罕默德主要的政治革新。这主要是由于先知尊重《圣经》，其次是由于加萨尼人、伯克尔人、台格利卜人及其他信奉基督教的部族中的贵族阶级与阿拉比亚的穆斯林保持着友谊关系。

在这种地位上，顺民缴纳土地税和人丁税，同时享受大量的宗教信仰自由。甚至在民事和刑事的诉讼程序方面，除与穆斯林有关者外，他们实际上是归本教的宗教领袖管辖的。伊斯兰教法典太神圣了，以致不适用于他们。这个制度的主要部分，直到奥斯曼帝国时代仍然生效。在伊拉克、叙利亚和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中，我们还能找到这个制度的遗迹。

这种宽大的待遇，原来只限于《古兰经》中所提及的有经典的人 (ahl al-kitāb)①(他们是确认穆斯林统治权的)，但是穆斯林们后来扩大了宽大待遇的范围，连波斯的祆教徒(拜火教徒)、哈兰的多神教徒和北非的异教徒 (柏柏尔人)，都包括在内。穆斯林们让波斯人和北非的柏柏尔人在这三件事情中选择一件：伊斯兰教、宝剑或人丁税，而并不只限于前二者，尽管这些人不是天启教徒，按理说，他们并不具备受保护的条件。在这里，由于伊斯兰教的宝剑无法屠杀那么多被征服的人民，为了权宜之计，也就不那么严格了。在象黎巴嫩那样牢不可破的地区，基督教徒始终是处于优势地位的。他们甚至还在伍麦叶王朝兴盛的时代，就曾向阿卜杜勒·麦立克挑过衅①。在虔诚的欧麦尔二世在位的时代以前，叙利亚全境的基督教徒，在伍麦叶王朝曾受到宽大的待遇。前面我们已经说过，穆阿威叶的妻子，是基督教徒；他的诗人、医生和财政大臣，都是基督教徒。我们只能找到一个明显的例外，就是韦立德一世曾下令处死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部族的台格利卜族的族长，因为他不肯改信伊斯兰教②。甚至埃及的科卜特人，也屡次起来反叛他们的穆斯林君主，直到阿拔斯王朝的麦蒙时代(813—833年在位)，他们才最后屈服了③。

欧麦尔二世的盛名，不仅依靠他的虔诚，或依靠他对于新穆斯林免除人丁税，而且是由于欧麦尔二世是伍麦叶王朝时代把种种侮辱性的限制强加于基督教徒的第一位哈里发和唯一的哈里发，有些历史家把这些限制归于他的同名者和他的外祖父欧麦尔一世，这是错误的。这种由欧麦尔二世制定的所谓“欧麦尔契约”有好几种本子 ④，而且大半见于后来的史料中，它的规定使得穆斯林和基督教徒不可能象在早期的征服期间那样亲密交往了。伍麦叶王朝的这位哈里发所公布的这一条例，最触目惊心的是：排斥基督教徒，不许他们担任公职；禁止他们戴缠头，要求他们剪掉额发，穿着特殊的服装，腰上系一条皮带(zonār)；骑马时不许用骑鞍，只许用驮鞍；不许修建教堂，做礼拜时不许高声祈祷。这个法令还规定，穆斯林杀死基督教徒时，他只受罚款的处分；基督教徒在法庭上不利于穆斯林的作证，是不受理的。犹太教徒显然也受某些条款的制约，他们也遭受排斥，不许担任公职①。这些条款当中有许多并没有长期实施，这可以由这件事实加以说明：希沙木时代的伊拉克行政长官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曾在库法修建一所教堂，用来取得他的信奉基督教的母亲的欢心②，他还给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以修建教堂的权利，他甚至委任祆教徒担任某些公职。

奴隶的社会地位，是最低的③。伊斯兰教承认闪族古老的奴隶制—— 这种制度的合法性，是依据《旧约》而来的——但是，大大地改善了奴隶的情况。伊斯兰教禁止把教友当做奴隶，但是，不给改奉伊斯兰教的外国奴隶以自由。伊斯兰教初期的奴隶，是由战俘充当的，其中有妇女，有儿童，也有用购买或掠夺的方法取得的奴隶。奴隶的贩卖，很快就成为伊斯兰国家各地区兴旺的、发财的生意。从东非或中非贩来的奴隶，是黑色的；从拔汗那或中国突厥斯坦④贩来的奴隶，是黄色的；从近东或东欧和南欧贩来的奴隶，是白色的。西班牙的奴隶，叫做 Saqālibah(赛嘎里伯)⑤，是西班牙语esclavo(易斯克拉夫)的译音，这种奴隶每个可以卖一千个第纳尔；突厥奴隶每个只值六百。依照伊斯兰教法典，女奴生的孩子，仍算做奴隶，不论孩子的父亲是奴隶或是奴隶主以外的自由人，或是奴隶主本人，如果他不认领的话。男奴所养的孩子，如果他母亲是自由人，他就算做自由人。

作为征服的结果，曾有大量奴隶涌入伊斯兰教帝国，那些奴隶究竟有多少，可以从下面被夸大了的数字获得一个概念。据说穆萨·伊本·努赛尔从非洲俘获三十万人，把五分之一的俘虏，献给了韦立德①；从西班牙哥德贵族的手中，俘获处女三万人②。古太白从粟特一个地区就俘获十万人③。左拜尔·伊本·奥瓦木所遗留的动产中有男奴和女奴一千人④。麦加著名的爱情诗人欧麦尔·伊本·艾比 ·赖比耳(约在719年去世)有七十多个奴隶⑤。伍麦叶王朝的任何亲王，有一千名左右男奴和女奴，这是很平常的事情。在绥芬战役中，叙利亚军中的一名小卒，有一个到十个奴隶服侍他⑥。

奴隶主可以把女奴当妾，而不缔结婚约，她所生的孩子，经他认领，便成为自由人，而她具有妾(’umm al-Walad，儿子的妈妈)的身分，她的夫主不得出卖她，或把她赠送给别人，他一旦死亡，她就变成自由人。奴隶的贩卖，对于阿拉伯血统和外国血统的混合，起了极其重大的作用。

解放奴隶是一种阴功积德，奴隶主要受到来世的报酬。以前的奴隶主成为他的保护人，他享有贵族保护下平民的身分。倘若保护人没有继承人，他就能继承他的遗产。

麦地那既有安静的生活，又有初期伊斯兰教社会的庄严气氛，因此，把许多学者吸引到那里去，专心致志地研究其神圣的历史，并搜集有关宗教的各种条例和典章制度的文献。麦地那又是先知陵墓的所在地，所以，变成为研究伊斯兰教传说的第一个中心。由于艾奈斯·伊本·马立克(709—711年间去世)和阿卜杜拉·伊本 ·欧麦尔(693年去世)①的努力，这种研究，发展成为第一级的科学。

麦加学派的威信应归功于阿卜杜拉·伊本·阿拔斯(约在688年去世)。他的别号是艾卜勒·阿拔斯。他是先知的堂弟，后来成为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祖先。他因为熟悉凡俗的和圣教的传说和法学，又长于注释《古兰经》，而受到普遍的敬佩，被誉为“民族的哲人”(hibr al-ummah)。但是，现代的批评界已经考证出，他是几章圣训的伪造者。

在伍麦叶人的时代，希贾兹的这两个城市完全改观了。被放弃的阿拉比亚首府麦地那，成为很多人退隐的地方，他们想避开政治上的纷乱，或者想安静地享受在征服战争中所挣得的财富。在这方面，很多暴发户都以哈桑和侯赛因为榜样，聚集在麦地那。城内可以看到许多豪华的邸宅，城外有许多别墅，全都充满了奴隶和仆人，他们用种种奢侈品来满足主人们的要求②。就吸引爱好娱乐者来说，麦加并不亚于其姊妹城麦地那。这两座城市的生活愈奢侈，各种荒淫无度的事情就层出不穷③。朝觐天房的人，从伊斯兰世界的四面八方，每年带来大量新的财富。现在比起伊斯兰教初期来，真有天渊之别。在那个时候，哈里发欧麦尔的代理人，从巴林回来，据说他带来一笔总计为五十万第尔汗的人丁税，哈里发问他有没有可能征收到这个数目，他对他两次保证，总数是“十万的五倍”，他才登上讲台，对大众宣布说：“老乡们！运来了大笔税款，你们愿意一升升地量给你们也好，一五一十地数给你们也好。”①

自从这些财富涌入之后，这两座圣城不象以前圣洁了，它们变成穷奢极欲的中心，变成世俗的阿拉伯音乐和歌曲的大本营了。在麦加城建立了一种常有客人惠顾的俱乐部会所。相传他们把外衣挂在衣架上，这是希贾兹的新发明——然后就浸沉于象棋或双陆或骰子或阅读中②。波斯和拜占廷的歌妓，都涌入麦地那，她们的人数与日俱增。情诗和恋歌，同其他新花样竞相出现。当日妓院很多，妓院的赞助者，就是全国闻名的诗人法赖兹得格③。当这些女奴用柔和的音调给她们的主子和来宾助兴的时候，宾主们穿着彩色的礼服，靠在方形的垫子上，嗅着从香炉里发出的馥郁的气味，呷着盛在银杯里的叙利亚红酒。

在麦尔旺人的初期，麦地那人以当代最著名的妇女、美丽的“赛义达”素凯奈(735年去世)④自豪，她是先烈侯赛因的女儿，哈里发阿里的孙女儿。

“赛义达”素凯奈的地位、学问和对于诗歌的爱好，以及她所特有的妩媚、风雅和机智，使她在两座圣城地区成为时尚、美感和文学的公断人。素凯奈是以诙谐和愚弄人著名的⑤。有一次，她叫一位波斯老人坐在一筐鸡蛋上学母鸡叫，把来宾都逗笑了，这样一件粗暴的幽默，在当时最高级的社会里，居然博得大家的欣赏。还有另一个故事，说她使人去报告警察局长，有一个叙利亚人闯入她的住宅，当警察局长带着助手赶来的时侯，看见她的侍女捉了一个跳蚤①。叙利亚在当时正如在现在一样，是以多产跳蚤驰名于世的。她常在自己的公馆里举行豪华的集会，招待诗人们和法学家们——近乎现代“沙笼”的集会。她常用各种俏皮话和巧妙的回答使那些集会充满生气。她以自己的祖先自豪，以自己的女儿自夸，她喜欢用珠翠把女儿装饰起来。她自己的头发有一种特别的打扮。素凯奈式的刘海②在男人中变成了流行的头发式样，直到严格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下令取缔为止③。欧麦尔二世的弟弟曾与素凯奈订婚，但未圆房。后来，在短期或者长期中曾被这位太太迷住心窍的那些丈夫，是用两手的指头数不清楚的④。在结婚之前，她不止一次提出过的条件，是保留行动的完全自由。

素凯奈有一个敌手，住在避暑胜地塔伊夫，那是麦加和麦地那的贵族们常去的地方，许多惊人的插话或事件，都集中在年轻的阿以涉身上。她的父亲泰勒哈是先知的大弟子之一，她的母亲是艾卜·伯克尔的长女，穆罕默德的爱妻阿以涉的姐姐。泰勒哈的这个女儿，既是名门闺秀，又是绝代佳人，而且具有孤芳自赏的性格，这三大特色，在阿拉伯人的眼中，是妇女最高贵的品质。她的要求，无论如何烦难也不会被拒绝的。她在大庭广众之间出现的时候，给观众的印象比素凯奈的深刻得多①。有一次，她在麦加参加朝觐典礼，要求掌礼官(由麦加城行政长官兼任)延迟朝觐大典的时间，以便她完成天房巡礼的第七次环行。那位风流的长官照办了，后来，哈里发阿卜杜勒·麦立克为此事而撤了他的职②。阿以涉只结婚三次③。她的第二个丈夫穆斯阿卜·伊本·左拜尔也曾娶过她的敌手素凯奈，每人的财礼都是百万第尔汗④。有一次，他责备阿以涉不戴面纱，她著名的答复是这样：“崇高的真主在我的脸上盖了美丽的印记，我喜欢人们看到这个印记，认识真主对于他们的恩典，我不该把它遮盖起来。”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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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阅ibn－Khaldūn，vol. iii，pp. 4，10，15，17，134—141；Alfred von Kremer，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unter den Chalifen，vol. i(Vienna，1875)，pp. 162—163。
③ Ya‘qūbi， vol.ii， p.272。
① Ibn-Khaldūn，vol.iii，p.4，l.24。
② Ya‘qūbi，vol.ii,p.276，l.10。
① Al-Kindi，Kitāb al-Wulāh，ed.R.Guest(Beirūt，1908)pp.300—301。参阅ibn-Qutaybah，‘Uyūn al-Akhbār，vol.i，p.61。
② Dīwān al-khātim(印信局)。Tabari，vol.ii，pp.205—206；Fakhri,p.149。
③ Mas‘ūdi，vol.v,p.239。
④ Tabari,vol.ii.p.1944；ibn-Khaldūn vol.iii,p.165,l.16。(参阅p.195，ll.25—27)；ibn-al-Athīr，vol.v，p.267，ll.7—8。
① Mas‘ūdi,vol.v,p.195。
② Ibn-al-Athīr，vol.v，p.220；Ya‘qūbi，vol.ii,p.401。
③ Fakhri，p.197；abu-al-Fidā’，vol.i，p.222。
④ Aghāni,vol.xv,p.48，l.12。
⑤ ‘Iqd,vol.iii,p.403；Nuwayri，Nihāyah，vol.iv,p.91。
⑥ Mas‘udi,vol.v,p.157。
① 关于哈里发生活中轻松的这方面的知识，是取自《乐府诗集》等文学书的，当然不是完全可靠的史料。Aghāni,vol.i,p.3，定了一个选文的标准：“凡是能使观者悦目，使听者赏心的优雅的东西”，都可以入选。
② Kitāb al-‘Uyūn(1865)，pp.40—41；参阅Aghāni,vol.xiii,p.165。
③ Al-Nawāji，Halbat al-Kumayt(Cairo,1299)，p.98。
④ Sūr.14∶15。
⑤ Aghāni,vol.vi,p.125。
⑥ Vol.ii,p.72。
⑦ al－Jāhiz，al－Tāj fi Akhlāq al-Mulūk,ed.Ahmad Zaki(Cairo,1914)，p.32。
① Fakhri，p.76。
② Mas‘ūdi，vol.vi，pp.13—17。
③ Ibn-al-Jawzi,Sīrat‘Umar,p.56。
④ Mas‘ūdi，vol.v，p.466。
⑤ Kitāb al-‘Uyūn(1865),p.69，l.12。
① Aghāni,vol.vi,pp.158—161。
② 同上书，pp.36以下；vol.xi,p.49。
③ Mas‘ūdi，vol.v,pp.273—275。
④ Aghāni,vol.iv,pp.78—79。
⑤ J.B.Bury，The Imperial Administrativ,System in the Ninth Century(London,1911)，pp.120以下；Charles Diehl，Byzance：grandeur et décadence(Paris，1919)，p.154。
① 法兰克人是对全体欧洲人的名称，特别是在十字军战役中。
② 现代的霍姆斯。——译者
③ 参阅Istakhri，p.59；参阅H.Sauvaire,“Description de Damas；‘Oya(net Taw(r(kh,par Mohammad ebn Ch(ker”，Journal asiatique,ser.9,vol.vii(1896)，p.400。
① 参阅H.Lammens，La Syrie：précis historique(Beirūt,1921)，vol.i，pp.119—120。
① Al-Ya‘qūbi，Kitāb al-Buldān，ed.de Goeje(Leyden，1892)，p.339。
② 参阅Ya‘qūbi，vol.ii，p.277；T.W.Arnold，The Preaching of Islam，2nd ed.(London，1913)，p.81。
③ 天启教的信徒是指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萨比教徒。——译者
① 《古兰经》9∶29；2∶101，105；3∶64—65等。
① 参阅本书第204页“马尔代帖人”。
② Aghāni,vol.x,p.99.H.Lammens in Journal asiatique,ser.9，vol.iv(1894)，pp.438—439。
③ Kindi，pp.73，81，96，116，117；Maqrīzi,Khitat(Būlāq，1270)， vol.ii，p.497。
④ Ibn-‘Abd-al-Hakam，pp.151—152；ibn-‘Asākir，vol.i，pp.178—180；al-Ibshīhi,al-Mustatraf(Cairo，1314)，vol.i，pp.100—101。
① Abu-Yūsuf,Kharāj,pp.152—153；ibn-al-Jawzi,Sīrat’Umar,p.100；‘Iqd,volii, pp.339—340；ibn-al-Athīr,vol.v,p.49；A.S.Tritton，The Caliphs and their non-Muslim Subjects(Oxford，1930)，pp.5－35。
② Ibn－Khallikān，vol.i，p.302=de Slane，vol.i，p.485。
③ 阿拉伯人把黑奴叫做‘abd(复数‘abīd)，把白奴和黄奴叫做mamlūk(复数mamālīk)，意思是所有物。
④ 指我国新疆的南部和西部。——译者
⑤ 阿拉伯人也把这个名词用做奴隶的名称。参阅第37章“宰海拉”。
① Maqqari，vol.i，p.148。
② Ibn-al-Athīr，vol.iv，p.448。
③ 同上书，vol.iv，p.454。
④ Mas‘ūdi,vol.iv,p.254。
⑤ Aghāni,vol.i,p.37。
⑥ Mas‘ūdi,vol.iv,p.387。参阅Jurji Zaydān,Tārīkh al-Tamaddun al-Islāmi，3rd.ed.(Cairo，1922)，vol.v，pp.22以下。
① 他是第二位哈里发欧麦尔的长子。作为传说专家，他比伊本·马立克更为可靠，他所传述的传说在艾罕默德·伊本·罕百里所著的《穆斯奈德》保存下来。
② Mas‘ūdi,vol.iv,pp.254—255。
③ Aghāni,vol.xxi,p.197。
① Ibn-Sa‘d，vol.iii，pt.I，p.216。
② Aghāni,vol.iv,p.52；参看本书第339页“娱乐”。
③ 同上书，vol.xxi,p.197。
④ “赛义达”(Sayyidah)这个称号原来是用于阿里和法帖梅的后人，有“太太”的意思。
⑤ Aghāni,vol.xiv,pp.164—165；vol.xvii，pp.97，101－102。
① Aghāni,vol.xiv,p.166；vol.xvii,94。
② Ibn-Khallikān，vol.i，p.377。
③ Aghāni,vol.xiv,p.165。
④ 他们的名单见ibn-Sa’d，vol.viii，p.349；ibn-Qutaybah，Ma‘ārif,pp.101，109—110，113， 122，289—290；ibn-Khallikān，vol.i，p.377；Aghāni,vol.xiv,pp.168—172。
① Aghāni，vol.x，p.60。
② Aghāni，vol.iii,p.103。
③ Ibn-Sa‘d，vol.viii，p.342。
④ Aghāni,vol.iii,p.122。
⑤ Aghāni,vol.x,p.54。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的奠基者麦尔旺(683—685年在位)，传位给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立克(685—705年在位)，即“列王之父”。在阿卜杜勒·麦立克和继承他的王位的四个儿子③的统治之下，大马士革王朝的势力和荣誉，达到了顶点。当韦立德和希沙木在位的时候，伊斯兰帝国的版图，扩大到了极点，西自大西洋东岸和比利牛斯山脉，东至印度河和中国的国境，幅员之广，是古代任何帝国所不能比拟的，就是现代的国家，除英帝国和俄罗斯帝国外，也没有能赶得上的。在这个光辉的时代，他们征服了外药杀河区(河中府)，再次征服了北非，而且加以平服，并且获得了阿拉伯人所曾经占有过的最大的欧洲国家西班牙。

在这个时代，实现了政府的民族化或阿拉伯化，创始了纯粹的阿拉伯货币，发展了邮政业务，在伊斯兰教第三圣地耶路撒冷，建筑了磐石上的圆顶寺(Qubbatal-Sakhrah)那样的纪念物。

在阿卜杜勒·麦立克即位的时候，以及他在位的头十年中，他是在四面楚歌之中。他象他伟大的前辈穆阿威叶一样(他是酷似穆阿威叶的)，必须对付四邻的敌人。在他去世的时候，他传授给他儿子韦立德的，是一个太平的、团结一致的帝国，这个帝国，不仅包括整个伊斯兰教世界，而且增加了他自己新获得的地区。韦立德证明他是自己能干的父亲的毫无愧色的继任者。

在欧麦尔和奥斯曼在位的时代，征服了叙利亚、伊拉克、波斯和埃及，这就结束了穆斯林征服史上的第一时期，现在第二时期在阿卜杜勒·麦立克和韦立德的时代开始了。

在这两位哈里发任期内，所有辉煌的军事成就，都集中在两个人的名义之下，在东方的是哈查只·伊本·优素福，在西方的是穆萨·伊本·努赛尔。

哈查只原来是希贾兹的塔伊夫地方的青年教师①。他投笔从戎，起来支持摇摇欲坠的伍麦叶王朝的宝座，692年他把僭称哈里发九年之久的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打倒了，那时他才三十一岁，就被任命为阿拉比亚的长官。在两年之内，哈查只平定了希贾兹、也门和东面的叶麻麦。694年12月，阿卜杜勒·麦立克召见他，叫他到心怀不满的、动乱不安的伊拉克，去完成同样艰巨的任务，伊拉克的人民是“以分离者和伪善者著名的”①。阿里派和哈列哲派在这里继续给伍麦叶人捣乱。哈查只化装成一个普通的阿拉伯人，在十二个驼夫陪同之下，在库法著名的清真寺里突然出现，他举止随便地登上讲台，揭开蒙在脸上的重重叠叠的围巾，然后用激烈的词语对群众演说，这是在阿拉伯文学中被叙述得最富于戏剧性而且最流行的插曲之一。他用毫不含糊的语气宣布他的政策，他昭示伊拉克人，他要用强硬的态度对付那些不忠顺的平民。他曾引用这句古诗作为自己演说的绪言：

“我的祖先曾拨云雾而登高，

揭开头巾你们就认识我的真面貌。”

他继续说：“库法的人民啊！我确信我看见许多头颅已经成熟，可以收割了，我就是收割的人。我仿佛看到头巾和下颔之间热血在流。”②

实际上没有一个头颅是伍麦叶王朝这位残酷的总督所不能打破的，没有一根脖子是他所抓不住的。甚至年高德劭、学识渊博的圣门弟子兼圣训学家艾奈斯·伊本·马立克，也不得不在同情反对党的罪名下，带上一个盖着总督印信的脖圈儿③。据说有十二万人曾被这位伊拉克总督杀害了④，所有的阿拉伯史学家，无论是十叶派的或者逊尼派的，都把他描写成一个嗜杀的、残暴的、名副其实的尼罗⑤。值得注意的是，那些史学家大半是在阿拔斯王朝时代从事著述的。除残暴外，他的贪婪和邪恶，也是那些史学家所爱好的题目①。

哈查只的这些激烈的办法，无论是否正义，却在叛乱的巴士拉人和库法人中间恢复了秩序，在包括伊拉克和波斯的他的广大的总督辖区内，恢复了秩序。他的助手们，在穆海莱卜的率领下，于698年或699年，实际上已歼灭了艾兹赖格派②，这是哈列哲派中对于穆斯林的团结最危险的一支。这一派在盖特里·伊本·伏查艾的领导下曾经获得了克尔曼③、法里斯和东方各省的控制权。波斯湾对岸的阿曼，在先知在世的时候和阿慕尔·伊本·阿绥的时代，名义上是伊斯兰教的领土，到现在已完全合并于伍麦叶王朝的领域。在底格里斯河右岸，在两大中心城市巴士拉和库法之间④，新建成一个首府瓦西兑(居间的意思)，哈查只统率的叙利亚卫戍队，就从这个新首府控制着所有这些领土。哈查只对于叙利亚军队的迷信，对于伍麦叶王朝的忠贞，都是无止境的。

这位精力充沛的总督，看到辖区已经太平无事，现在可以放心地命令他的助手们深入东方各地区了。喀布尔(在现代阿富汗首都喀布尔)的突厥王尊比勒(Zunbīl，不大正确的拼法是 Rutbīl)⑤不愿照习惯缴纳贡税①，699—700年，哈查只派阿卜杜勒·赖哈曼去讨伐他(阿卜杜勒·赖哈曼是古代肯德王室的后裔，是锡吉斯坦的长官，后来领导了一个反对哈查只政权的可怕的革命)。阿卜杜勒·赖哈曼统率着这样一支装备齐全因而取得“孔雀军”②称号的军队去作战，大获全胜，但是他的勋业比起古太白·伊本·穆斯林和哈查只的侄子穆罕默德·伊本·嘎西木来，大有逊色。由于哈查只的推荐，704年，古太白被任命为呼罗珊的长官，以木鹿③为首府。据白拉左里④和泰伯里⑤的记载，他以哈查只部属的身分，在呼罗珊统率的阿拉伯军队，有四万人是从巴士拉去的，有七千人是从库法去的，有七千人是顺民。

在这以前，乌浒水⑥已经成为“伊朗”和“突兰”之间，即说波斯语的人民和说突厥语的人民之间的传统的(虽非历史的)界线。在韦立德的统治之下，穆斯林们现在已经跨越这条河，而在河外地区建立了他们永久的立足地了。在一系列辉煌的战役中，古太白于705年克服了下吐火利斯坦及其首府巴里黑(Balkh，即希腊人的Baktra)⑦，于 706—709年征服粟特(al-Sughd，即希腊的Sogdiana)的布哈拉及其四周的领土，公元710—712年克服撒马尔罕(也在粟特)和西面的花拉子模(即现代的基发)。公元713—715年，他领导一个远征队，深入药杀河各省区，特别是拔汗那①，他在近代以中亚诸汗国著称的地区建立了名义上的穆斯林政权。构成伊朗人和突厥人之间政治上和种族上自然边界的河流，与其说是乌浒水，不如说是药杀河，跨越药杀河就是伊斯兰教对蒙古利亚种人和佛教的第一次直接挑战。布哈拉、巴里黑和撒马尔罕都有许多佛教寺院。在撒马尔罕，古太白曾毁坏一些佛像，当地的佛教徒认为他立即会遭受亵渎神灵的惩罚。这位穆斯林将军没有被他们吓倒，他亲手焚毁那些佛像，结果有些佛教徒改奉了伊斯兰教②。但是，并没有大批人接受这个新宗教，直到虔敬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公元717 —720年在位)同意他们信仰伊斯兰教之后就不缴纳贡税，这时才有大量的佛教徒变成了穆斯林。布哈拉的火祆寺及其圣地，也被拆毁了。这样，布哈拉、撒马尔罕和花拉子模省后来就变成了阿拉伯文化的中心，和伊斯兰教在中亚细亚的苗圃，其地位相当于呼罗珊的木鹿和内沙布尔(Naysābūr，波斯文的尼沙卜尔， Nīshāpūr)。据泰伯里③和其他史学家的记载，古太伯曾于715年征服了中国突厥斯坦的喀什噶尔④，甚至深入中国本部，但是，这种传说显然是奈斯尔 ·伊本·赛雅尔及其继任者后来征服此地的一个预告⑤。哈里发希沙木(724—743年在位)任命奈斯尔这个人做外药杀河区(河中府)的首任长官，在738 年到740年间，他不能不去征服据说是古太白先前征服过的大部分领土。古太白在被征服的省区委派的阿拉伯代理人，只是些军事上的监视者和收税官，他们和土著的统治者肩并肩地执行职务，那些统治者可能还保有民事上的行政权。他在737年还曾企图进攻高加索山那边的可萨的匈奴人(后来信仰了犹太教)，可是失败了。751年，阿拉伯人占领了撒马尔罕东北的赭时(即塔什干)①，就这样在中亚细亚明确地建立了伊斯兰教坚固的最高权力，以致中国人也不再与之争雄了②。

在东战场上另外一支纵队，在穆罕默德·伊本·卡西木的统率之下，当时在向南移动。公元710年，哈查只的这个侄子统率一支大军，其中有叙利亚士兵六千人，向南挺进，征服了莫克兰，然后继续急进，通过现代的俾路支，于711—712年征服信德，即印度河下游的河谷和三角洲。这个地区被占领的城市，有海港德浦勒和尼龙(即现代的海得拉巴)。德浦勒城内有一个佛像，高四十骨尺③。公元713年，征服的范围北达南旁遮普的著名的佛教胜地木尔坦，侵入者在这里发现一大群香客，把他们都当做了俘虏。这次的侵入，导至信德和南旁遮普的永久占领，但是，印度其他地区并未受到侵略。直到十世纪末，在加兹尼人麦哈茂德领导下，开始了新的入侵，这时，才侵入了其他地区。印度边疆的省区，从此永远伊斯兰化了。迟至1947年，新的穆斯林国家巴基斯坦诞生了。在这里，闪族的伊斯兰教和印度佛教之间，第一个重大的接触就永久地建立起来，正如在北方建立了伊斯兰教与突厥的宗教和文化之间类似的接触一样。哈查只曾应许他的两个大将之一，穆罕默德或古太白，谁首先踏上中国的领土，就任命谁做中国的长官，但是他俩都没有能跨过中国的国界。中国除新疆外，现在有穆斯林一千五百多万①，从未纳入伊斯兰教的政治范围以内。南方的信德和北方的喀什噶尔和塔什干，这时已变成了而且永远成了哈里发帝国的最东的边界。

当这些重大的军事行动正在东方进行的时候，拜占廷的前线并未完全被忽略。阿卜杜勒·麦立克在位的初期，在伊本·左拜尔还在争夺哈里发职位的时候，他遵照穆阿威叶的先例(于回历70年即公元689—690年)，向“罗马人的暴君”缴纳贡税②，那个暴君的代理人，卢卡木的哲拉吉麦人，当时已深入黎巴嫩境内。但在国内的政治局势稳定后，他就又对国外的敌人采取了军事行动。692年，查士丁尼二世败于西里西亚的塞巴斯脱博附近，707年前后，卡巴多西亚最重要的要塞泰阿那(即图瓦奈)攻克了。夺取撒底斯和柏加芒之后，前面已经说过，麦斯莱麦于716年8月到717年9月，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了值得纪念的围攻。在艾比杜斯跨过达达尼尔海峡的穆斯林军队，配备有围城的炮队，但是，战舰必须在马尔马拉海和博斯普鲁斯海峡中停泊于城墙附近，因为到金角去的航路被一条铁链阻拦住了。拜占廷的首都被阿拉伯军队围攻，这是第二次。(参考本书第232页，236—237页)阿拉伯人整整围攻一年之后，由于粮秣的缺乏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而被迫撤退了③。远在644—645年，穆阿威叶早已派遣哈比卜·伊本·麦斯莱麦去征服了亚美尼亚，后来亚美尼亚人民利用伊本·左拜尔的崩溃而发动革命，到现在又被镇压下去了①。

在穆萨·伊本·努赛尔和他的助手们指挥之下，在西线进行的征服，比起在哈查只和他的将军们在东线进行的征服来，并无逊色。公元640—643年征服埃及后，接着就向西侵入易弗里基叶②但是，彻底征服那个地区，是在欧格白于670年建筑盖赖旺③之后。欧格白是穆阿威叶的代理人，他利用盖赖旺城做军事基地，对柏柏尔人各部族采取军事行动。相传欧格白曾远征到大西洋的波涛面前，才勒住他的坐骑。他于683年在现今阿尔及利亚的比斯克拉附近阵亡，就地埋葬，他的坟墓已变成了民族胜地。阿拉伯人对易弗里基叶的占领，直到这个时候还是很不巩固的，在欧格白死后不久，他的继任者不得不从这个地区撤退。直到加萨尼人哈萨尼·伊本·努尔曼于693—700年前后担任这个地区的长官，才结束了拜占廷的主权和柏柏尔人的抗拒。698年，获得一个穆斯林舰队的合作，哈萨尼才把拜占廷从迦太基和其他海口城市驱逐出去。于是，他腾出手来对付柏柏尔人，这时候他们由一个女巫(kāhinah)④率领着，她对她的追随者有一种神秘的影响。这个女英雄最后由于部下的叛变而被击败了，在一个源泉附近被杀，那个源泉仍以女巫泉(Bir al-Kāhinah)为名。

易弗里基叶的征服者和平定者哈萨尼，是由著名的穆萨·伊本·努赛尔继任的在他担任长官的期间，这个地区的政府以盖赖旺为首府，脱离埃及而独立，归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管辖。穆萨的祖父是先知传记的编写者伊本·易司哈格。他和他儿子原是叙利亚的基督教徒。当他们正在阿因·太木尔的教堂里学习《福音书》的时候，他变成为哈立德· 伊本·韦立德手中的俘虏①。穆萨把本省的边界扩张到极远的丹吉尔，这就使伊斯兰教确定地、永久地与另外一个民族——柏柏尔民族互相接触。柏柏尔人是白种人的一个支派含族人，在史前时期，可能是闪族的一个组成部分②。在穆斯林征服各国的时代，柏柏尔人居住在地中海南岸肥沃的狭长地带，大多数信奉基督教。在这个地区里，忒塔利安、圣西普利安，特别是圣奥古斯丁，变成了早期基督教神甫中最杰出的人物。但是人民大众并没有受到罗马文化的深刻的影响，因为罗马人和拜占廷人，主要是居住在海滨的城市里，他们所代表的文化，是与北非的这些游牧民族和半游牧民族格格不入的。另一方面，对于象柏柏尔人这样文化程度的民族，伊斯兰教有一种特别的吸引力；腓尼基人曾在北非的若干地方开辟了殖民地，而且在迦太基③成为罗马的可怕的对手，阿拉伯人是闪族的一支，与早期的腓尼基人是亲戚，因此，阿拉伯人很容易地跟他们的亲戚含族人建立亲密的关系。迦太基语在乡村里残存到穆斯林征服北非之前不久的时代。这可以说明伊斯兰教的似乎难以解释的奇迹：使这些半开化的部族的语言阿拉伯化，使他们的宗教伊斯兰化，而把他们当做在进一步远征途中的接力者。征服者这样找到了可以吸取新鲜血液的民族，阿拉伯语找到了可供征服的广大场地，伊斯兰教找到了向世界霸权攀登的新的立足处。

穆萨征服了北非海岸，远至大西洋以后，就为征服邻近的西南欧开辟了道路①。公元711年，柏柏尔族的自由人、穆萨的助手塔立格采取了重大步骤，渡海到西班牙去，进行掠夺性的远征。这次的侵入，发展成为对西班牙半岛的征服(参看本书第三十四章)。这就构成了阿拉伯人最后的、也是最惊人的一次军事行动，结果使穆斯林世界增加了穆斯林所获得的最大的欧洲领土。公元732年，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军队占领南高卢的几个城市之后，被查理·马特尔挡阻于图尔和普瓦蒂埃之间。这个地点就是阿拉伯人向西北方深入的界限。

公元732年，是先知逝世百周年纪念。从历史上和地理上来说，这是一个方便的观察点，让我们在这里停留一下，考察一下一般的形势。伊斯兰教的奠基者逝世百年后，他的信徒们就成为一个大帝国的主人翁；这个大帝国，比极盛时代的罗马帝国还要伟大；这个帝国的版图，从比斯开湾到印度河和中国的国境，从咸海到尼罗河上游的大瀑布，阿拉比亚的先知的名字和真主的名字在一起，每天从遍布西南欧、北非、西亚和中亚的几千个尖塔上被喊叫五次。相传年轻的穆罕默德对于进入大马士革城曾表示迟疑，因为他希望只进天堂一次。现在大马士革已变成这个庞大帝国的首都了②。在这个首都的中心，伍麦叶王朝漂亮的宫殿，象全城的花园所组成的翠玉腰带上的一颗大珍珠一样，屹立在当中，在这里可以眺望四周广阔而丰饶的平原，那个平原，向西南延伸到终年积雪的赫尔蒙山①。这座宫殿的名字是绿圆顶宫(al－Khadrā’)②。绿圆顶宫的建筑者不是别人，正是这个朝代的开基创业者穆阿威叶。绿圆顶宫位于伍麦叶清真寺的旁边，韦立德曾重新修饰了这座清真寺，而使它成为建筑物中的奇珍异宝，现在还在吸引着美术爱好者。在谒见厅里，有一个四方的座位，铺着富丽的绣花坐褥，那就是哈里发的宝座。当正式谒见的时候，哈里发穿着华丽的礼服，盘膝坐在这个宝座上。他的父系亲戚，按年齿长幼，排列在宝座的右边，他的母系亲戚，也按年齿长幼，而排列在宝座的左边③。朝臣、诗人、文人们，站在宝座的后边。更正式的谒见，是在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寺里举行的。直到今天，那座清真寺，仍然是全世界最壮丽的寺院之一。刚刚登基的韦立德(一说是苏莱曼)，一定是在这种布景中接见西班牙的征服者穆萨和塔立格的，那时他们带着一长串的俘虏④，包括头发美丽的哥德王室的成员和梦想不到的财富。如果有什么单独的插话可以作为伍麦叶王朝隆盛到极点的例证，那就要数这个插话了。

在阿卜杜勒·麦立克和韦立德的统治时代，国家机关的阿拉伯化，包括两件事，一件是公共注册簿(dīwān)所用文字的改变，在大马士革是从希腊文变为阿拉伯文，在伊拉克和东部各省区是从帕莱威文①变为阿拉伯文；另一件是设厂铸造阿拉伯货币。文字改变了，全体人员当然也要跟着改变了。早期的征服者，新从沙漠来，不知道簿记和财政，在财政部门，不得不留用精通财政工作的公务员：在叙利亚则留用会希腊文的人员，在伊拉克和波斯则留用会波斯文的人员。但是现在局面已经改变了。没有疑问，某些非阿拉伯的公务员，现在已经精通阿拉伯文，他们仍然被留用着，象旧的制度被保存下来一样。这种过渡，一定进行得很慢，从阿卜杜勒·麦立克统治时代开始，在他的继任者统治的时代，仍在继续进行。大概就是因为这个缘故，有些文献才说这种改变是父亲做的，有些文献又说是儿子做的②。这个步骤，是精密计划的政策的一部分，不会是由于白拉左里所说的那种琐碎的原因——一个希腊书记在墨盒里撒尿③。在伊拉克和东方各省的改变，显然是由著名的哈查只开始的。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罗马和波斯的货币，是在希贾兹流通的，同时流通的，还有少量的希木叶尔银币，上面铸着一个精美的猫头鹰。欧麦尔、穆阿威叶等早期的哈里发，都以已经流通的外国货币为满足，在某些情况下，可能在外国货币上加印《古兰经》的某些铭文④。在阿卜杜勒·麦立克之前，少量的金币和银币，已经铸造出来了，但是那些货币都是仿效拜占廷和波斯的货币的式样而铸成的。695年，阿卜杜勒·麦立克在大马士革铸造出纯阿拉伯的第纳尔(金币)和第尔汗(银币) ⑤，他的伊拉克总督哈查只，于696年，在库法铸造银币①。

除了铸造纯粹的伊斯兰教货币，和使帝国的行政阿拉伯化以外，阿卜杜勒·麦立克还发展了一种定期的邮政业务②，利用驿马在大马士革和各省会之间运送旅客和公文。这种业务，首先是为了满足政府官员和他们通讯的需要，各地的邮政局长，除普通邮政业务外，在各地区发生重大事变的时候，还要负责哈里发和各该地区长官之间的通讯工作。

在改革货币的同时，也改革了财政和其它的行政工作。原则上，凡是穆斯林，除缴纳济贫税(zakāh)外，无论他属于什么民族，都没有缴纳任何赋税的义务，但实际上，这种特权只限于阿拉比亚的穆斯林。利用这种理论，很多新入伊斯兰教的异族人，特别是伊拉克和呼罗珊的农民，开始离开他们的农村，而群集于城市，希望以平民(mawāli)③的身分参加军队。这使国库遭受双倍的损失，由于他们改教，他们原来缴纳的赋税大大减少了，由于他们当兵，他们要向国库领取一笔特别费。哈查只采取了种种必要的措施，使他们重返家园①，而且再向他们征收他们改教前所缴纳的高额的捐税，包括土地税和人丁税。他甚至要求在田赋地区置产的阿拉伯人也缴纳通常的土地税。

哈里发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为了补救在新穆斯林当中产生的不满情绪，下令恢复欧麦尔时代的原则：凡是穆斯林，无论他是阿拉伯人或者是平民，都不需要缴纳任何贡税，但是他坚决主张，凡纳土地税的土地，都是穆斯林公众的公共财产②。回历100年(公元718—719年)他下令禁止把纳土地税的土地卖给阿拉伯人和穆斯林，他向全国人民宣告，此类土地的主人若改奉伊斯兰教，他的产业就归属于农村的公众，他本人可以作为租用者继续使用那分土地。

欧麦尔二世的用意虽然是最善良的，但是他的政策却不是成功的。因为这种政策使国家的岁入减少了，使城市里的平民的人口增加了③。许多柏柏尔人和波斯人，纷纷信仰伊斯兰教，以享受给与他们的这种金钱上的特权。后来，实践证明，必须采用哈查只的制度，但要稍加修正。人丁税和土地税的区别，到现在才明确了，人丁税是一种负担，可以因改奉伊斯兰教而豁免，土地税是无论如何不能豁免的。因为人丁税是比较小的款项，国库主要的收入，是来自土地税，而土地税是继续征收的，归根到底，国库不会受到很大损失。

其他文化上和农业上的改革，要归功于多才多艺、精力充沛的哈查只。他开凿了几条新的运河，而且修复了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之间的旧运河。他排除了许多土地上的积水，开垦了许多荒地，增加了耕地的面积。他在阿拉伯语的正字法上首先引用了标音符号，使bā’，tā’，thā’，dāl，dhāl等形状相同的字母不致混淆，而且采用了叙利亚语的dammah(合口符 u)、fathah(开口符a)、kasrah(齐齿符i)等元音符号，插在辅音字母的上边和下边①。在这次正字法的改革中，他的动机是防止在朗诵《古兰经》时发生错误，他显然为《古兰经》的写本准备了一个批评性的订正本。他的生活是以教师生涯开始的，他做了总督之后，仍未丧失对于文学和演说的兴趣。他对于诗歌和科学的奖励是著名的。贝杜因的讽刺诗人哲利尔和他的两个敌手法赖兹得格和艾赫泰勒，构成了伍麦叶王朝诗坛的三巨头，他们都是哈查只的歌颂者，也是哈里发欧麦尔二世的桂冠诗人。哈查只的私人医生，是一个基督教徒，名字叫台雅左格②。被伊拉克的敌人称为“赛基夫族的奴隶”的哈查只，于714年6月病死于瓦西兑，终年五十三岁，在伊斯兰教编年史上，他的名字是最显赫的名字之一，这是毫无疑义的。

在这个时期的各种显著的成就当中，有许多建筑学上的纪念物，其中有一些还保存到现在。

哈里发苏莱曼在巴勒斯坦一个更古的市镇的废墟上建筑了腊姆拉城①，作为他居住的地方。他的宫殿的遗址，直到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时候，还可以看到。他的白色清真寺的尖塔，在十四世纪初，曾经奴隶王朝修缮过，现在仍屹立在那里(那座白色清真寺在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磐石上的圆顶寺之后，成为叙利亚的第三个胜地)。自苏莱曼起，帝国的首都不再是哈里发住家的地方。希沙木住在鲁萨法②，是腊卡50000492_0255_2③附近的一个罗马人居住区。 691年，阿卜杜勒·麦立克在耶路撒冷建筑了壮丽的磐石上的圆顶寺(Qubbat al-Sakhrah)，欧洲人误称为欧麦尔清真寺，他的目的是把朝觐麦加的人引向这里来，因为当时麦加在他的劲敌伊本·左拜尔的手里。仍保存在圆屋顶上的库法体铭文，可以证明阿卜杜勒·麦立克是这座大清真寺的建筑者。一百多年后，这座大建筑物曾经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麦蒙(813—833年在位)重修，他放肆地用自己的名字代替了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名字，可惜忘了修改年月④。阿拔斯王朝的建筑师，把这个新名字的字母缩写在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名字原来所占的那个狭窄的地位上，使人一望而知是涂改的⑤。在这圣地的南部，紧靠着这座大礼拜寺，阿卜杜勒·麦立克还建筑了另一座清真寺，可能是建筑在一所古教堂的遗址上。按当地的习惯，把这座清真寺叫做艾格萨清真寺(辽远的清真寺)①，但就广义来说，这个名词也用来概括那个地区内全部的建筑物。尊贵的圣地(Al- Haram al-Sharif)是概括这全部建筑物的另一个名称，这个圣地的地位，仅次于麦加和麦地那的两个圣地。

伍麦叶王朝最大的建筑者，却要算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儿子韦立德，他统治的期间，是比较和平的，也是比较富足的。这位哈里发是这样的爱好建筑房屋，以致当他在位的期间，大马士革的人民，一有机会遇在一起，总是以壮丽建筑为谈话的主题，正如在苏莱曼的统治时代谈论烹调术和妇女、在欧麦尔二世统治时代谈论宗教和《古兰经》一样②。这位韦立德，虽然只活了四十岁，但是他扩大而且修饰了麦加的清真寺③，重建了麦地那的清真寺，在叙利亚建立了几所学校和清真寺，而且对麻疯病人、残废人、盲人的公共机关给以经费④。中世纪时代的统治者中，为慢性病人建立医院，为麻疯病人建立疗养院的，或许要算他是第一人。后来，西方国家也有这种医院和疗养院，那是以穆斯林的建设为范例的⑤。巴勒贝克的教堂上，有一个黄铜镀金的圆屋顶，韦立德把它移去，安在他父亲在耶路撒冷所建的清真寺上面。但是他最伟大的成就，是从信奉基督教的臣民手中夺取了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大教堂，而在那所教堂的旧址上，建筑了世界上最壮丽的清真寺之一。这座伍麦叶清真寺，直到现在还算做伊斯兰教四大胜地之一，其余的三大胜地是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在韦立德之前，穆斯林和基督教徒是共享这块圣地的。为了替这种抢夺行为辩护，后来的传说说：这座古城的东部，是用武力占领的，西部是立约投降的，穆斯林的两个分遣队，彼此都不知道对方所做的工作，后来在这个首都大教堂里会了面。这座大教堂，当时是建筑在一座古罗马寺院的旧址上的，地点几乎是在城的中央。在筑起很久的围墙南面的出入口的门楣上，刻着一行古希腊文，内容依然可以识辨：“主啊，你的国是永远的国；你执掌的权柄存到万代。”①

伍麦叶王朝光荣时期的其余的哈里发，除欧麦尔二世和希沙木外，没有什么值得称道的。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完全在教义学家的影响之下，他在历代都有虔诚和苦行的盛名，与伍麦叶王朝各哈里发的邪恶，成了尖锐的对照。实际上，他是伍麦叶王朝的圣徒。依照较晚的传说，每一世纪必出一位贤人，来维新伊斯兰教，他出生于第二世纪(回历100年)初；正如沙斐仪教长出生于第三世纪初一样。替他作传记的人告诉我们：“欧麦尔穿着补钉重重的衣服，他和人民随随便便地在一起，以致从外地到首都来找他请愿的人，难以认出他就是哈里发②。他的一个代理人写信给他说，他所进行的有利于新入教的穆斯林的财政改革，将使国库空虚，他写信答复他：“指真主发誓，看到每个人都成为穆斯林，我一定很高兴，即使你和我都要去亲手耕地，以维持自己的生活。”③欧麦尔二世停止了穆阿威叶时代开始的习俗，就是在每周星期五举行聚礼前，在讲经台上诅咒阿里①。欧麦尔在三十九岁时去世，他的虔诚使他的坟墓得免于阿拔斯王朝所加于前朝所有坟墓的污辱。

阿卜杜勒·麦立克的第四个儿子希沙木(724—743年在位)结束了伍麦叶王朝的黄金时代。在穆阿威叶和阿卜杜勒·麦立克之后，希沙木被阿拉伯的权威人士正确地认为是伍麦叶王朝的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政治家②。他的年轻的儿子穆阿威叶(西班牙穆阿威叶王朝的祖先)在狩猎中堕马而死的时候，他评论说：“我要培养他做哈里发，他却去追逐一只狐狸。”③在他所任命的伊拉克长官哈立德·伊本·阿卜杜拉·盖斯里任内，伊拉克地区繁荣起来，特别是经过奈伯特人哈萨尼推行了土木工程和排水工程以后。哈立德盗用了公款一千三百万第尔汗，而且还浪费了大约比这个数目多两倍的公款①。后来，哈立德遭到与他同类的人所遭到的命运，于738年被捕下狱，经过严刑拷问，被迫据实报告岁入的实际数字，并如数偿还，从这个事例中就可以看出，政治的紊乱和国家机器的腐败，成为伍麦叶王朝崩溃的原因，他们的劲敌阿拔斯王朝所以能够取而代之，就是因为他们自身的腐化堕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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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他的四个儿子是韦立德(705—715年在位)，苏莱曼(715—717年在位)，叶齐德二世(720—724年在位)，希沙木(724—743年在位)。欧麦尔二世(717—720年在位)阻断了嫡系的继承，他是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的儿子。
① Ibn-Rustah，p.216；ibn-Durayd，Ishtiqāq，p.187。
① Ya‘qūbi，vol.ii，q.326，Mas‘ūdī，vol.v，p.295。
② Mubarrad，Kāmil，pp.215—216；参阅 Ya‘qūbi，vol.ii，p. 326；Mas‘ūdi，vol. v， p. 294。
③ Tabari，vol.ii，pp.854—855。
④ Ibn－al-‘Ibri，p.195；参阅 Mas‘ūdī，vol.v，p.382；Tanbīh，p.318； Tabari，vol.ii， p.1123。
⑤ 尼罗是罗马帝国的暴君，公元37—68年在位。——译者
① Dīnawari，Akhbār，pp.320—322；Mas‘ūdi，vol.vii，p.218；Tabari，vol.ii， p.1122—1123； ibn－‘Asākir，vol.iv， p.81。
② 这个名称是由他们的领袖纳菲耳·伊本·艾兹赖格得来的，他教导他的追随者，除哈列哲派外，所有的人，毫不例外，都是外道，他们本人和妻室儿女都应该处死；Shahrastāni， pp. 89—90。
③ Karmān又叫 Kirmān(基尔曼)， Yāqūt， vol. iv， p. 263。
④ Yāqūt，vol.iv， pp.881—882； 参阅Tabari，vol. ii，pp.1125—1126。现在库法城已成废墟了。
① 这个国王和中亚细亚其他的国王的臣民几乎完全是伊朗人，但是王室和军队是突厥的。
② Mas‘ūdi，Tanbīh， p. 314。
③ 参阅本书第158页注。——译者
④ P.423。
⑤ Vol.ii，pp.1290—1291。
⑥ 现代的阿姆河，阿拉伯语和波斯语都叫质浑河(Jayhūn)。质浑河就是乌浒水，赛浑河(细浑河)是质浑河的姊妹河，即药杀河，也即现代的锡尔河。这两条河相当于《创世记》的基训河和比逊河(《创世记》 2∶13， 11)。
⑦ 《元史》的巴里黑，班勒纥；现代阿富汗的巴尔赫。——译者
① 《唐书》的拔汗那就是《史记》、《汉书》、《晋书》的大宛国。现代苏联的费尔干纳。——译者
② Balādhuri， p. 421。
③ Vol. ii，p. 1275。
④ 现代的喀什。——译者
⑤ H.A.R.Gibb in Bulletin of the School of Oriental Studies，LondonInstilution， vol. ii(1921)， pp. 467—474。
① 元李志常撰《西游记》称赭时；唐杜环撰《经行记》称赭支。——译者
② 撒马尔罕、花拉子模和赭时的土著统治者，虽然在阿拉伯史书里都有khudāh，shāh，dihqān等波斯语的称号，但是他们与西突厥的khān或 khāqān都有着婚姻的关系。以撒马尔罕为首府的粟特的统治者，也有ikhshīd的波斯称号，拔汗那的国王也有同样的称号。参阅ibn- Khurdādhbih，pp.39—40； Ya‘qūbi，vol.ii，p. 479。凡在乌浒水东北不说波斯语的民族，阿拉伯人都把他们叫做突厥人。
③ Ya‘qūbi， vol. ii， p. 346。
① 我国信仰伊斯兰教的十个少数民族，约计千万人口，著者的估计是偏高了。——译者
② 参阅本书第205页。 Balādhūri， p. 160。
③ 参阅 Theophanes，pp.386—399； Tabari，vol. ii，pp. 1314—1317； ibn－al-Athīr， vol. v， pp. 17—19。
① Balādhuri， pp.205 seq.=Hitti， pp.322以下。
② Ifrīqiyah是阿拉伯人从罗马人取得的名称，他们用这个名称来称呼柏柏尔人的东部地区，而用阿拉伯名词 Maghrib(西方)来称呼柏柏尔人西部地区。现在Ifrīqiyah这个名词是指全部非洲而言的。
③ Qayrawān (盖赖旺)发源于波斯语kārwān英语的Caravan从此得来。(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译者)
④ Balādhuri， p. 229；ibn-Khaldūn， vol.vii，pp. 8—9；ibn-‘Idhāri al-Bayān al-Mughrib fi Akhbār al-Maghrib， ed. R. Dozy(Leyden，1848)， vol. i， pp.20—24。她属于一个犹太部族的说法，是有疑问的。
① 据其他资料说，穆萨是一个莱赫米人，或是一个也门人。参看Balādhuri，p.230； ibn-‘Idhāri，vol. i， p. 24。
② 英语的Berber，通常认为是阿拉伯语Barbar的对音，这两个名词可能是来自拉丁语barbari(发源于希腊语)，罗马非洲拉丁化的城市居民，往往把不采用拉丁语的土著叫做barbarians(野蛮人)。
③ 迦太基的遗址在突尼斯，位于北纬 36°50′，东经 10°18′。——译者
① Ibn－‘Abd－al-Hakam， pp. 203—205。
② 至于赞美大马士革的其他传说，参看ibn-‘Asākir，vol.I，pp.46以下。
① al-Jabal al-Shaykh(白头山)。
② Ibn-Jubayr， p. 269，l.3；“al-Qubbah al－Khadrā”(绿圆顶宫)，Aghāni，vol.vi，p.159。
③ Aghāni，vol.iv，p.80。(阿拉伯的书法，是自右而左的，所以阿拉伯人是尚右的。——译者)
④ 俘虏的人数是三万，见al-Maqqari，Nafh al-Tīb min Ghusn al-Andalūs al-Ratīb， ed. Dozy， Wright et al.(Leyden， 1855)，vol. i，p.144；参阅ibn－al-Athīr，vol. iv， p. 448。
① 帕莱威文(Pahlawi)是古波斯文。——译者
② Balādhuri，pp.193，300—301；Māwardi，pp.349—350；‘Iqd，vol.ii，p.322。
③ P. 193=Hitti， p.301。
④ Balādhuri，pp. 465—466。
⑤ Tabari， vol.ii， p.939； Balādhuri， p. 240。
① 参阅 Yāqūt，Buldān，vol. iv，p. 886。
② al－‘Umari， al－Ta‘rīf bi－al－Mustalah al-Sharīf(Cairo，1312)，p. 185。
③ “平民”这个名词后来是指自由人，再没有卑下的含义。
① Mubarrab，p. 286。
② Ibn-Sa‘d，vol.v，pp.262，277；ibn-‘Asākir，vol.iv.p.80，Ya‘qūbi， vol.ü，p.362；ibn-al-Jawzi，Sīrat‘Umar ibn-‘Abd-al-Azīz(Cairo，1331)，pp.88—89。
③ Ibn-al-Jawzi， pp. 99—100。
① Ibn-Khallikān，Wafayāt al-A‘cyān(Cairo，1299)，vol.i，pp.220—221=deSlane，Ibn Khallikān’s Biographical Diciionary(Paris， 1843)，vol.i， pp.359—360；参阅 Suyūti， Itqān， vol. ii， p.171； Theodor N(ldeke，Geschichte des Qor(ns(G(-ttingen， 1860)， pp. 305—309；参阅 G. C. Miles，Journal，Near East Studies， vol.viii(1948)， pp.236—242。
② 或者叫 Tiyādhūq，这是希腊名字 Theodocus的变态， ibn-al-‘Ibri， p.194。
① Balādhuri，p.143=Hitti， p.220。
② 鲁萨法在叙利亚塔德木尔平原上，与幼发拉底河相距25公里。现代的里萨法。——译者
③ 有人认为腊卡与巴尔米拉东边的 al－Hayr al－Sharqi是一个地方。
④ 现在铭文的内容是：“真主的仆人、信士们的长官阿卜杜拉伊马木麦蒙于七十二年建筑这个圆屋顶，愿我主接受他，保佑他，阿敏。”
⑤ De Vogüé， Le templede Jérusalem(Paris，1864)， pp. 85—86，他首先揭穿这种伪造。
① 《古兰经》17∶1曾提到这个礼拜寺。卜拉格飞马曾在这里停留。Fakhri，p.173，认为韦立德是辽远的清真寺的建筑者。
② Fakhri， p.173；Tabari，vol.ii，pp. 1272—1273。
③ Balādhuri，p. 47=Hitti，p.76。
④ Tabari， vol.ii，p.1271； ibn-al－Faqīh， pp. 106—107。
⑤ 参阅 Hitti， art.“Chivalry： Arabic”， Encyclopaedia of the Social Sciences。
① 参阅《旧约·诗篇》145∶13；《希伯来书》1∶8。
② Ibn－al-Jawzi，pp. 173—174，145以下。
③ 同上书pp.99—100，Kitāb al-‘Uyūn w-al-Hadā’iq fi Akhbār al-Haqā’iq，ed.deGoeje(Leyden， 1865)，p. 4。
① Fakhri，p.176。
② Mas‘ūdi， vol. v， p.479；参阅 Ya‘qūbi， vol.ii， p.393； ibn－Qutaybah，Ma‘ārif，P.185；abu－al-Fidā’，vol. i，p. 216；Kitāb al-‘Uyūn，p.69。
③ Tabari， vol. ii， p. 1738—1739。
① Tabari， vol. ii； p. 1642； Ya‘qūbi， vol. ii， p. 387。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当穆阿威叶在新的位置上还不安全，还忙于处理国内事务的时候，他愿意向拜占廷皇帝君士坦斯二世(641—668年在位)每年缴纳贡税，以换得(658或659年)休战。西奥方斯曾提及这种贡税③，白拉左里也述及纳贡的事实④。但是后来不久，就拒绝纳贡，而从海陆两路侵入拜占廷的领土，穆阿威叶在袭击拜占廷方面所表现的热心和坚决，是后来的任何继任者所不及的。穆阿威叶曾将他强大的臂膀，两次伸向敌人的首都。他屡次侵入鲁木国(Bilādal-Rūm，罗马人的领土，即小亚细亚)的主要目的，当然是获取战利品，但是以攻占君士坦丁堡为长远的目标，也是可能的。侵略渐渐成为每年夏季例行的公事，而且成了使阿拉伯军队保持强健体质和良好训练的手段。但是，阿拉伯人在小亚细亚并未建立一个永久的立足处。他们沿着一条阻力最小的路线，把自己的主要精力引向东方和西方。否则，阿拉伯人和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甚至在黑雷斯蓬特海峡①的关系，会大不相同的。在北方，险峻的陶鲁斯和前陶鲁斯山脉，由自然界永远定为界线，阿拉伯语似乎被冻结在山脉的南面的斜坡上面。后来，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虽然把小亚细亚纳入伊斯兰教的政治范围以内，但小亚细亚的居民，从来没有变成说阿拉伯语的人民。自远古以来，从喜特人时代起，那里的基本居民始终是非闪族的，那里的气候严寒，阿拉伯文化不能在那里的土壤上生根发芽。

漫长的穆斯林堡垒的前哨线，从幼发拉底河上游的马拉提亚，一直延长到地中海岸附近的塔尔苏斯，包括阿达纳、麦绥塞和马拉什等地，这些单位，在战略上都是位于军事公路的交叉点上，或是位于狭窄的峡谷的关隘上。这些堡垒及其外围，叫做关隘(‘awā-sim)。但是这些关隘，照狭义来说，是指行军中南方的内线堡垒线，与此相对的，是叫做要塞(thughūr)②的北方的外线狭长地带。在阿拔斯王朝时代，这狭长地带收缩了，只是从地中海岸的奥拉斯，经过塔尔苏斯，到达幼发拉底河岸的素麦撒特③。保卫东北面的美索不达米亚的那条线，叫做“河洲要塞”(al-thughūr al-Jaza-riyah)；保卫叙利亚的那条线叫做“沙牧要塞”(al-thughūr al-Sha’-mīyah)④。通过陶鲁斯的那个著名的隘口，被称为西里西亚的门户。阿拉伯人就是利用陶鲁斯作为基地，而进攻希腊人的。塔尔苏斯控制着这个关隘的南口，与博斯普鲁斯海峡相距四百五十英里以上。还有一个可以横贯陶鲁斯山脉的隘口，是在东北方，叫做德尔卜勒·哈德斯。通过这个隘口，可以从马拉什到达北方的艾卜鲁斯太因①，走这条路的人，是比较少的。阿拉伯人进军的这个地区，变成了一个中间地带，随着战争的涨潮或落潮，这个地区的堡垒曾屡次易手。在伍麦叶王朝和阿拔斯王朝时代，这个地区的每一尺土地，几乎都是屡经苦战而被夺过来的，在亚洲任何地方所流的血，恐怕都没有这个地区多。

远在回历34年(公元655年)，穆阿威叶还是奥斯曼任哈里发时代的叙利亚长官的时候，他早已派布斯尔②率领舰队，与阿卜杜拉所率领的埃及舰队合作，在列西亚海岸的菲尼克斯(即现代的菲尼克)同希拉克略的儿子君士坦斯二世皇帝所率领的希腊海军相周旋，而获得伊斯兰教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阿拉伯语的编年史家，把这次海军战役叫做船桅之役(dhāt-al-Sawāri)③，阿拉伯人把自己的每只船都拴在拜占廷人的每只战舰上，然后把海战变为肉搏战④。这次战役终于成为第二次雅穆克战役，拜占廷的海军，完全被摧毁了⑤。据泰伯里的记载，海水都被鲜血染红了⑥。但是，阿拉伯人并未乘胜前进，直捣君士坦丁堡，那可能是由于奥斯曼被害，又有其它连带而起的内乱，因而有内顾之忧的缘故。

伍麦叶人的军队三次进攻君士坦丁堡，只有这三次攻到那个强大首都三重巍峨的城墙跟前。第一次进攻发生于回历49年(公元669年)，由王太子叶齐德率领，他的兵士第一次看见拜占廷①。叶齐德是被他父亲派去支援法达莱的陆地战役的，法达莱于668—669年在卡尔西顿(拜占廷在亚洲的近郊)过冬。叶齐德的出征也是对清教徒的一个答复，他们对于指定叶齐德为哈里发继任人的计划是可能侧目而视的。叶齐德和法达莱在669年春季开始的围攻，继续到那年的夏季；拜占廷已有了一个新的、富有精力的皇帝君士坦丁四世(668—685年在位)。

相传叶齐德在君士坦丁城下，曾表现自己的英勇和毅力，因此，博得了阿拉伯英雄(fata al-‘Arab)的称号。据《乐府诗集》的记载②，当阿拉伯人或拜占廷人走上战场的时候，都发出欢呼声，此落彼起，在双方的帐棚里都能听得很清楚。叶齐德听说敌方的一个帐棚里驻着罗马皇帝的公主，另一个帐棚里驻着哲伯莱·伊本·艾伊海木的女儿，他就特别活跃，努力进攻，企图俘虏加萨尼王的公主。但是，此次进军的真正传奇性的英雄，却是高龄的辅士艾卜·艾优卜·安撒里，他曾当过先知的旗手。

先知初到麦地那的时候，他接待他在自己的家里居住③，此次请他参加叶齐德的分遣队，与其说是为了他的军事价值，不如说是为了他可能给军队带来吉祥。在围城期间，艾卜·艾优卜因患痢疾而死，就葬于君士坦丁城下。他的传奇性的坟墓不久就变成了一座圣墓，甚至连信奉基督教的希腊人，遇到天旱的时候，也到那里去进香、祈雨①。公元1453年，土耳其人围攻君士坦丁堡的时候，那座坟墓有光线射出，因而神秘地被他们发现了——这段插话，显然是从早期的十字军在安提俄克发现圣枪的神话套来的，——于是在坟址上建筑一座清真寺。这位麦地那的贵人，就成了三个民族共同尊仰的圣徒了。

第二次进攻君士坦丁，是在著名的七年战争②中(回历54—60年，公元674—680年)进行的，这次战争主要是在君士坦丁附近的海上，在双方的舰队之间展开的。阿拉伯人占领了马尔马拉海中西齐卡斯半岛上的一个海军根据地③，那显然是阿拉伯语编年史上的阿尔瓦德岛④。这个根据地被当做了冬季的总司令部，每年春季重新开始的军事行动，都是在这个基地布置和指挥的。阿拉伯人关于这些战役的记载，是十分混乱的。据说，希腊火的应用，是君士坦丁城得救的原因。这种具有高度可燃性的混合物，在水上也能燃烧起来，是一个从大马士革逃出的叙利亚难民发现的，他的名字叫卡林尼卡斯。希腊人的记载夸大了这种火对于敌船灾难性的效果。曼比只人阿革比阿斯同西奥方斯一样强调，拜占廷人常常使用希腊火，而且是他们首先应用希腊火于战争的⑤。

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曾暂时占领了罗得岛(Rhodes，阿拉伯语的Rūdis⑥，于公元 672年)和克里特岛(Crete，阿拉伯语的 Iqriti-sh，于公元674年)。公元717—718年，阿拉伯人又一次暂时占领了罗得岛。公元654年，阿拉伯人就劫掠过罗得岛，两年之后，岛上著名的巨人像的残余，被当做废铁，卖给一个商人，他用了九百只骆驼，才全部运走了。这个岛后来又成为来自西班牙的阿拉伯冒险家进攻的对象。

穆阿威叶死(680年)后，阿拉伯舰队撤出博斯普鲁斯海峡和爱琴海，但是对“罗马人领土”的进攻从来没有放弃过。我们可以在史籍上看到，差不多每年都举行夏季进攻(Sā’ifah)，但是没有一次是重要的，直到苏莱曼任哈里发(715—717年)以后。有一章流传很广的圣训(hadith)说，将来要有一个哈里发，他与一位古先知同名，他要大举进攻君士坦丁堡，苏莱曼与所罗门同名，他认为自已就是那章圣训里所预言的英雄。对君士坦丁的第二次的、也是最后一次的重大的围攻，是在苏莱曼任哈里发的期间，由他的弟弟、顽强的麦斯莱麦指挥的(716年8月到717年9月)①。这次著名的围攻，是阿拉伯人屡次进攻中最威胁人的一次，由于许多有关的文献保存下来，所以我们可以知道得更详细些。围攻的部队，从海陆两方面得到支援，而且获得埃及舰队的帮助。他们配备着石油精和攻城用的特别炮队②。麦斯莱麦的警卫队长阿卜杜拉·白塔勒特别著名，他获得了伊斯兰英雄的称号。他在后来的一次进军(740年)中阵亡了 50000492_0234_2③。在后代的传说中，白塔勒元帅变成了土耳其的民族英雄之一。他的墓址上曾建筑了一所白克塔什派的修道院 (Baktāshi takīyah)和一座清真寺，直到现在，位于埃斯基·谢希尔(Eski-Shahr，即中世纪的Dorylaeum)的这个坟墓，还是一个著名的古迹。基督教的一个教堂里，供奉着白塔勒的雕像，“穆斯林的名人，往往为基督教的教堂所供奉”，在这里又找到一个例证①。

利奥三世(719—741年)终于用计策战胜了麦斯莱麦，而拯救了首都。他原来是叙利亚血统的一个普通士兵，家住马拉什，兼通阿拉伯语言和希腊语言②。他由行伍出身，做到拜占廷的皇帝。提到此次的围攻，我们看到历史上初次记载用铁链子封锁黄金角，不让敌人的舰只通过。驰名的希腊火和保加利亚人的进攻，使侵入者遭受重大的损失。再加上饥荒、鼠疫和严冬的酷寒，他们的损失更大了。但是麦斯莱麦坚持作战。从叙利亚传来了哈里发的死讯，他仍加紧进攻。但是，新任哈里发阿卜杜勒·阿齐兹(717—720年在位)的命令，他却不能置之不理。他奉命撤退海军舰队，在中途遭遇一阵暴风雨，全军覆没；如果西奥方斯的记载可靠的话，一千八百艘战舰，只有五艘平安到达叙利亚港口③。阿拉伯人的舰队，就这样毁灭了。正如希拉克略拯救了基督教世界，得免于异教的波斯人的侵入，利奥三世拯救了欧洲，得免于阿拉伯穆斯林的侵入。这两个东罗马皇帝，前者是亚美尼亚人，成为希拉克略王朝的奠基人，而后者是艾骚利阿人，成为艾骚利阿王朝的奠基人。从此以后，阿拉伯的军队，只有一次出现在君士坦丁堡的视线之内，那是782年，哈里发麦海迪的儿子哈伦进驻斯库塔利(Scutari即 Chrysopholis)，摄政爱利尼皇后被迫乞和，答应每年向哈里发献贡品。此后七百年内，没有穆斯林的军队到过君士坦丁城下，过了七百年才有一个新的民族成分，即高举伊斯兰教旗帜的蒙古利亚种的土耳其人，侵入君士坦丁城。

麦斯莱麦的这次坚决的、猛烈的远征，虽然象上次的进攻一样，终于失败了，但是遗留下许多荒唐的传说，包括几个故事，一个是哈里发的弟弟在君士坦丁城建筑清真寺的故事 ①，第二个是他在艾比杜斯开凿一个源泉②和建筑一座清真寺的故事③，第三个是他骑在马背上进入圣索非亚教堂的故事。麦格迪西④在985年著书的时候还这样说：“当阿卜杜勒·麦立克的儿子麦斯莱麦侵入罗马人的国家，而且深入他们的领土的时候，他要求拜占廷的那个家伙在他自己的希波德鲁木 (Hippodrome，即梅丹，maydān)宫廷旁建筑一所特殊的房子，让被俘的[穆斯林]名人和贵人们居住。⑤”

阻止阿拉伯人西进政策早日实现的一个因素，是基督教的马尔代帖人(反叛者)为拜占廷效劳。他们是种族不明的一群人，在卢卡木(al-Lukkām即 Amanus)的要塞地区过着一种半独立的民族生活，阿拉伯人把他们叫做哲拉吉麦人(Jarājimah，比较不正确的名称是Jurājimah)，他们供给拜占廷以非正规军，成为在叙利亚的阿拉伯哈里发帝国苦恼的原因。在阿拉伯和拜占廷的边疆上，他们构成一座“铜墙”①，成为拜占廷在小亚细亚的边防。 666年前后，成帮的马尔代帖人侵入黎巴嫩的心脏，许多流亡分子和不满分子，其中有马龙派人，就以他们为核心而团结起来。穆阿威叶曾要求拜占廷皇帝撤回他对这个内部敌人的支持，而甘愿每年向拜占廷缴纳大量的贡税，同时也向那些马尔代帖人缴纳一份捐税。689年前后，查士丁尼二世曾一度叫高原上的马尔代帖人侵入叙利亚，阿卜杜勒·麦立克依照穆阿威叶的先例②，接受了拜占廷皇帝所提出的新条件，向哲拉吉麦人每周缴纳一千个第纳尔。最后，大部分的侵入者迁出叙利亚，而定居于小亚细亚的海滨，成为航海的居民；其余的少数人，定居于黎巴嫩北部，变成了马龙派基督教徒的组成部分，直到现在，还是很昌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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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 P.347。
④ P. 159，l。L= Hitti， P. 245。
① 黑雷斯蓬特海峡是达达尼尔海峡的古希腊名称。——译者
② 参阅Guy LeStrange，The Lands of the Eastern Caliphate (Cambridge，1905)，p.128。
③ Istakhri，pp.67－68。
④ Balādhuri，pp.183以下，163以下。(美索不达米亚是个希腊名词，意思是“两河之间”，阿拉伯人把美索不达米亚叫做“哲齐赖”，意思是“河洲”。他们把叙利亚叫做“沙牧”，意思是闪族人的地方。——译者)
① Yāqūt，vol.i， pp.93—94；参阅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p.133。拜占廷名称是Ablastha(艾卜拉斯塔)，希腊名称是Arabissus(阿拉比苏斯)，后来的阿拉伯名称是al- Bustān(布斯坦)。
② Ibn-‘Abd-al-Hakam， pp.189—190；ibn-Hajar，vol. i，153。
③ 阿拉伯人是用丝柏树做船桅的，这次战役称为船桅之役，大概是因为船只很多，或者因为那个地方盛产丝柏树的缘故。
④ Ibn-‘Abd-al-Hakam，p.190，ll.18－19。
⑤ Theophanes， pp.332，345－346。
⑥ Vol.i， p.2868。
① Tabari，vol.ii，p.86；参阅p.27。
② Volxvi，p.33。
③ Balādhuri，p.5=Hittip.19。
① Ibn-Sa‘d，voi.iii，pt.2，p.50；Tabari，vol.iii，p.2324。这两种文献都证实他是回历52年(公元672年)死的。
② 参阅J.B.Bury， A History of the Later Roman Empire (London，1899)，vol。ii，p.310，n.4。
③ Theophanes，pp.353—354。
④ Tabari，vol.ii，p.163；Ba1ādhuri，p.236=Hitti，p.376。
⑤ “Kitāb al-‘Unwān”，pt.2，ed.AVasiliev，inPatrologiaOrientalis(Par-is 1912)，vol.viii，p.492。
⑥ Balādhuri，p.236=Hitti，p.375。
① Tabari，vol.ii，p.1346；参阅 Bury， vol.ii，p.401， n.2。
② Kitāb al-‘Uyūn w-al-Hada’iq，ed.de Goeje(Leyden 1871) pt.3，p.24。
③ Tabari，vol.ii， p.1716。
① Mas‘ūdi，vol.viii，p.74。
② Kitāb al-‘Uyūn，pt.3，p.25。
③ Pp.395，399。
① Ibn-Taghri-Birdi，al-Nujūm al-Zāhirah fi Mulūk Misr w-al-Qāhirah，ed.W.Popper(Berkeley，1909—1912)，vol.ii，pt.2，p.40，ll.12—13，参阅在这个清真寺里宣读的法帖梅王朝的讲演。参阅ibn-al-Qalanisi，Dhayl Ta’rikh Dimashq，ed.H.F. Amedroz(Beirūt，1908)，p.68，ll.27—28。相传这座清真寺保存到奴隶王朝时代。
② Ibn-Khurdādhibih，al-Masālik w-al-Mamālik ed.de Goeje(Leyden，1889)，P.104，l.1； Mas‘ūdi，vol.ii，p.317，把这个地方叫做Andalus。
③ Ibn-al-Faqih(al-Hamadhāni)，Kitāb al-Buldān，ed.de Goeje，(Leyden，1885)，p.145，l.15； Yāqūt，vol.i，p.374，他曾提及名叫Andus的市镇，显然是Abdus之讹。
④ P.147。
⑤ 这所房子叫做“宫殿”(al-Balāt)，Yāq’ūt(vol.i，p.709)曾提及它。在Savf-al-Dawlah al-Hamdāni(944—967)时代还在使用。关于balāt的字源学，可以参阅本书第34章，图尔战役段关于Balāt的注释。
① Theophanes,p. 364。
② Balādhuri，p.160，l.8=Hitti，p 247，l.28。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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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编 伍麦叶帝国和阿拔斯帝国
第十七章 伍麦叶哈里发帝国：穆阿威叶建立王朝

回历40年(公元661年)穆阿威叶在伊里亚(耶路撒冷)称哈里发50000492_0218_0①。自他即位后，叙利亚的省会大马士革就变成穆斯林帝国的首都，尽管这个帝国的版图缩小了一些。调解之后，穆阿威叶的股肱之臣阿慕尔·伊木·阿绥，从阿里派的手中夺取了埃及，但是，伊拉克宣布阿里和法帖梅的长子哈桑为阿里的合法的继任者，而且麦加和麦地那对于素福彦派的通知都表示冷淡，因为素福彦派一直反对穆罕默德，直到麦加陷落后，他们才承认穆罕默德，他们加入伊斯兰教，与其说是由于信服，不如说是由于便利。哈桑觉得闺房比宝座更舒适，他的兴趣不在于管理帝国。不久他就让位给他的更能干的劲敌，而退居于麦地那，去度养尊处优的生活。他采取这个步骤，是由于穆阿威叶的劝诱。穆阿威叶保证根据他自己提出的要求给他一笔大量的特别费和优厚的年金①，包括库法的公款五百万第尔汗②，再加上波斯一个县的岁入，归他终身享用。但是，他才活到四十五岁就死了(约公元669年)，可能是被毒死的③，因为他的一个老婆与人通奸的缘故。相传哈桑曾结婚、离婚一百多次，因此，获得了休妻大家(mitlāq)的头衔50000492_0219_3④。十叶派把这件毒杀案归咎于穆阿威叶，这样使哈桑变成了一个“舍希德”(shahīd，殉道者)，实际上，他被称为“所有殉道者的主子”(sayyid)。

他的弟弟侯赛因，在穆阿威叶任哈里发的期间，在麦地那过隐居的生活，公元680年，他拒绝承认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继任哈里发的职位，伊拉克人宣布他为阿里和哈桑之后合法的继任者，由于他们急迫的、再三的恳求，他带着由亲戚(包括他的眷属和忠心的追随者)构成的一个弱小的警卫队，动身到库法去。齐雅德(是穆阿威叶认做弟弟的)的儿子欧贝杜拉是伍麦叶王朝的伊拉克省长，他在希贾兹到库法去的道路上沿途放了前哨。回历61年1月10日(公元680年10月10 日)，名将赛耳德·伊本·瓦嘎斯的儿子欧麦尔，率领着四千人的部队，把侯赛因和他的微不足道的二百名警卫，包围在库法西北约二十五英里的卡尔巴拉地方，他们拒绝投降，所以被全部歼灭了。先知的外孙全身负伤，终被杀害，他的头颅被割下来，送到大马士革，去献给叶齐德。侯赛因的妹妹和儿子，随着他的头颅到了大马士革①，叶齐德把头颅还给他们，又带回卡尔巴拉，与遗体合葬在一起。为了纪念侯赛因的殉道，十叶派的穆斯林规定每年举行一次追悼会，回历正月上旬为哀悼旬，后来又发展成一种受难表演，着重表演他的英勇斗争和苦难的情节。这种每年一度的受难表演，分两节进行，前节于回历正月初十日(‘As-hūrā)，在巴格达郊区的卡齐麦因举行，这是纪念那次战争的，后节于正月初十日以后的四十天内，在卡尔巴拉举行，称为“头颅的归来”。

侯赛因的牺牲成为十叶派的起源，在这方面，他父亲的牺牲是比不上的。十叶派是正月初十日诞生的。从此以后，在十叶派的教义中，承认伊马木②必须由阿里的后裔担任这一教条，就变得和伊斯兰教教义中承认穆罕默德是先知这一教条同等重要了。卡尔巴拉日(Yawm Karbalā’)使十叶派得到一个“为侯赛因报仇”的口号，而这终于成为推翻伍麦叶王朝的原因之一。在另一个阵营，逊尼派证明叶齐德是事实上的统治者。谁要追问他的权力从何而来，谁就成为叛逆，要被处死刑。他们竭力主张十叶派应该这样看待事实。但是，作为历史上的一种动力来说，人们实际上如何看待一个事件，比他们应该如何看待那个事件尤为重要。伊斯兰教发生了重大的分裂，这种裂痕从来就没有填补起来。

就阿里派来说，在一个相当时期内，伍麦叶人的哈里发帝国是稳定的，但是斗争实际上是三方面的，因为第三党还没有清除掉。阿以涉的外甥，左拜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曾与阿里争夺哈里发的职位，但毫无结果。在强大的穆阿威叶在世的期间，他在麦地那待机而动。以昏庸淫荡著名的叶齐德登上了哈里发的宝座后，阿卜杜拉公开宣布反对新哈里发，而且鼓励侯赛因采取冒险的步骤，以致丧失了生命，从而阿卜杜拉就成为唯一的竞争者了。整个希贾兹都拥戴阿卜杜拉。叶齐德赶快派遣讨伐部队，去镇压麦地那的叛乱，那支军队包括很多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人，是由独眼的穆斯林·伊本·欧格白统率的，他年老多病，一路之上，不能不乘驼轿而行。讨伐的远征队驻扎在麦地那东面熔岩平原，于公元683年8月26日开仗，大获全胜。有一个故事说，毫无纪律的、爱好劫掠的大马士革军队，在三日内洗劫了先知城。这是虚构的。讨伐军于是向麦加进军。穆斯林·伊本·欧格白病死于中途，由萨库尼继任总指挥①。他用弩炮射击麦加的圣寺，石头象雨点一样落在圣寺内，因为伊本·左拜尔到神圣不可侵犯的圣寺里去避难。在围攻的期间，克而白天房本身起火，直烧到墙脚。玄石烧成了三片，天房烧成了如“丧子的妇人撕破了的胸膛” ②。当这些军事行动正在进行之际，叶齐德死了，萨库尼恐怕叙利亚发生内乱，于683年11月27日停止了自9月24日开始采取的一切作战措施。伊斯兰教的第二次内战，正如阿里和穆阿威叶之间发生过的第一次内战一样，完全是争夺宝座的战争，这次内战至此暂时停止下来。

在劲敌死亡和敌军从阿拉比亚的土地上撤退之后，伊本·左拜尔不仅在他的大本营所在地希贾兹称哈里发，而且在伊拉克、南部阿拉比亚和叙利亚部分地区称哈里发。他任命他的弟弟穆斯阿卜为驻伊拉克的代表。他任命达哈克为大马士革的临时摄政者，达哈克是北部阿拉比亚党派盖斯党的领袖，这个党派是拥护伊本·左拜尔的。在拉希特草原①战役(对伍麦叶人来说，是第二个绥芬战役)中，684年7月，达哈克终于被凯勒卜人击溃了。凯勒卜族(包括也门人或者说南部阿拉比亚人)是拥护年老的②伍麦叶族的族长麦尔旺的，所以同达哈克为敌。凯勒卜人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在回历纪元前，他们早已定居于叙利亚，他们大半是基督教徒。麦尔旺 (684—685年在位)是奥斯曼的堂弟，又是他的国务秘书，现在成为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派的奠基人。他是继任穆阿威叶二世(683—684年在位)的，后者是叶齐德的儿子，体弱多病，才做了三个月的哈里发就死了，而且没有儿子继位③。伊本·左拜尔仍据希贾兹而称哈里发，直到麦尔旺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立克继任哈里发位后，才派遣严厉的将军哈查只(从前他是塔伊夫的小学教员)统率着叙利亚的军队，去给反对哈里发者以致命的打击。自692年3月25日起，哈查只加紧包围了麦加城，继续围困六个半月，而且有效地使用了弩炮①。伊本·左拜尔的母亲艾斯马②是艾卜·伯克尔的女儿，是阿以涉的姐姐，他鼓励儿子奋勇杀敌。伊本·左拜尔受到母亲的感召，英勇作战，但他终于被杀死了。他的头颅被割下来送到大马士革去③，他的尸体在悬尸架上挂了几天之后，发还他的老母亲去安葬了。由于伊本·左拜尔的死亡，古老的信念的最后一个拥护者，随之而消逝。奥斯曼的仇终于完全给报了，即使不是由穆斯林·伊本·欧格白给报的，也是由哈查只给报的。辅士们的力量，完全崩溃了。在这崩溃之后，有些辅士离开了麦加和麦地那，到北非洲、西班牙和其它战场上，去参加军事行动去了。从此以后，阿拉比亚的历史，大部分是关于外部世界对这个半岛的作用，小部分是关于这个半岛对外部世界的作用。这个母岛的精力已经在内讧中耗尽了。

穆阿威叶(661—680年在位)制服了所有的反对党派后，就可以放心地奋力去对付伊斯兰教在西北方的强大敌人拜占廷了。在征服叙利亚之后不久，他在阿克发现拜占廷装备齐全的船坞(阿拉伯语叫dār al-sinā‘ah[工厂] ，变成英语的arsenal)，他就利用那些船坞，来建设穆斯林的海军。在伊斯兰教的海军史上，这些船坞可能仅次于埃及的那些船坞。据白拉左里的记载④，这些叙利亚船坞，后来被伍麦叶王朝迁移到苏尔(Sūr即提尔Tyre)去①，一直留在那个地方，直到阿拔斯王朝时代。希腊血统的叙利亚人，是惯于航海生涯的，这只舰队的人员无疑是由他们担任的。希贾兹的阿拉比亚人，即伊斯兰教主要的支柱，对于水性是不大熟悉的，因此，欧麦尔的政策是不让江河湖海把他和他的大将隔开。这个政策可以说明，为什么穆阿威叶建议进攻塞浦路斯岛的时候，欧麦尔没有批准他。欧麦尔的继任者奥斯曼终于被说服了，他勉强同意进攻那个岛；哈里发还命令穆阿威叶带着他的老婆一道去(649年)②。她参加这次战役，是一个铁证，证明塞浦路斯是邻近大陆的，也证明穆阿威叶预计可以轻而易举地攻克这个岛。

在穆阿威叶的统治期间，哈里发帝国各地区不仅统一起来，而且扩大了。向北非扩张就是在这个时期，那主要归功于欧格白·伊本·纳菲耳。在东方，穆阿威叶以巴士拉为基地，完成了征服呼罗珊的工作(663—671年)③，并且越过乌浒水，侵入辽远的突厥斯坦的布哈拉(674年)。因此，穆阿威叶不仅成为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者，而且在欧麦尔后成为哈里发帝国的第二个奠基者。

在维护王位的安全方面，在扩大伊斯兰教的版图方面，穆阿威叶主要依靠叙利亚人(他们仍然信仰基督教)和叙利亚籍的阿拉伯人(他们主要是也门人)，而新从希贾兹迁移来的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则受到排斥。阿拉伯的编年史，详细论述了叙利亚人对于他们的新领袖所怀抱的忠诚①。作为一个军人来说，穆阿威叶虽然次于阿里，但作为一个军事组织者来说，他并不亚于同时代的任何人。叙利亚的军队，原是未经训练的，他把他们训练成有组织、有纪律的军队，这支军队是伊斯兰教战争史上初次出现的正规军。他使军事机构摆脱了古代的部族组织，那种组织是古代族长时代的遗物。他废除了政府的许多传统的特点，而且在拜占廷的架子上建设了一个稳固的、组织良好的政府。他在表面上一团混乱的局面中建立了一个有秩序的穆斯林的社会。史学家承认，他是伊斯兰国家首先设立注册局的，也是首先关心邮政事务(al-barīd)的②。在阿卜杜勒·麦立克时代，邮政局变成一个组织良好的体系，把版图辽阔的大帝国的各部分联系起来。他有许多妻子，最得宠的是叙利亚的阿拉伯人凯勒卜族白海达勒支的女儿梅荪，她蔑视大马士革的宫廷生活，而怀念沙漠里的自由。有些诗句，据说是她的，但未必是她创作的，那些诗句可以表达许多贝杜因人转入都市生活后所经历的思乡情绪③。

梅荪象奥斯曼的天人纳伊莱一样，同是雅各派的基督教徒，同是凯勒卜部族的姑娘。她常常带着她的儿子叶齐德，穆阿威叶后来的继任者，到巴底叶(叙利亚沙漠)去，特别是到巴尔米拉去，那里是她娘家的部族游牧的地方，这个年轻的皇太子，在那里练习骑射、狩猎、饮酒、赋诗。从此时起，巴底叶变成了伍麦叶王朝太子们的学校，他们在那里可以学习到不掺杂阿拉马语汇的、纯粹的阿拉伯语④，又可以逃避在城市里经常发生的瘟疫。后来的哈里发，如阿卜杜勒·麦立克和韦立德二世，继续了这个传统，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上建筑了乡村别墅，而且把那些别墅叫做“巴底叶”。

曼苏尔·伊本·塞尔仲 (Mansūr ibn-Sarjūn，希腊语的Sergius，赛基阿斯)①在阿拉伯人侵入叙利亚的时候，曾以大马士革城投降阿拉伯人，因此而崭然见头角，他是著名的基督教大家族的后裔。这个家族的成员在最后一个拜占廷时代，曾居于掌握国家财政大权的地位。在阿拉伯人的政府里，除总司令外，这个职位是最重要的。这个曼苏尔的孙子是大马士革著名的圣约翰，他在青年时代是叶齐德的清客。哈里发的御医伊本·伍萨勒也是一个基督教徒，穆阿威叶曾任命他去做希姆斯省的财政处长②，任命基督教徒担任这样重要的职务，在穆斯林的编年史上还是空前的③。伍麦叶王朝的桂冠诗人艾赫泰勒，是叶齐德的另一个清客，他是希拉城信奉基督教的阿拉伯部族台格利卜人，也是圣约翰的朋友。这位宫廷诗人，脖子上挂着摇来晃去的十字架，出入哈里发的宫廷，常常吟诗，以取悦于穆斯林的哈里发和他的随从。雅各派和马龙派的基督教徒，往往向哈里发提出他们宗教上的争端，请求公断④，据西奥方斯的记载⑤，埃德萨的基督教礼拜堂，因地震而坍塌，后来由哈里发重建起来。

公元679年，穆阿威叶提名他儿子叶齐德做他的继任者⑥，而且从各省招来了许多代表团，到首都来举行宣誓忠顺的典礼。穆阿威叶就这样制定了哈里发世袭制，后来，穆斯林的几个主要哈里发王朝，包括阿拔斯王朝，都沿用了这个制度。依照这个先例，在位的哈里发可以从他的儿子或亲属中选择一个最能胜任的人，宣布他是哈里发的继任者，而且，先在首都，然后在帝国的各大城市，强使人们预先宣誓忠顺于这个继任者。

哈里发穆阿威叶的重大成就，有不少都要归功于他周围的合作者，特别是在肥沃的埃及地区的代理人阿慕尔·伊本·阿绥，骚动的库法的长官穆基赖·伊本·舒耳白，愤慨的巴士拉的统治者齐雅德·伊本·艾比。这三个人和他们的领袖穆阿威叶，统称为阿拉伯穆斯林的四位天才的政治家(duhāt)。齐雅德原来称为伊本·艾比(他父亲的儿子)，因为他是一个血统搞不清楚的人。他母亲是一个女奴，又是塔伊夫的妓女，穆阿威叶的父亲艾卜·素福彦同她发生过关系。齐雅德原来是亲阿里派的。在一个紧要关头，穆阿威叶承认齐雅德是他合法的弟弟①。齐德雅给他的哈里发哥哥大帮其忙。他对十叶派的中心之一的巴士拉城施用了无情的高压手段。穆基赖死后，他升任库法的长官，这个职位使他变成了帝国东部地区(包括阿拉比亚和波斯在内的广大地区)独断独裁的统治者。他有四千名身强力壮、训练有素的护卫，他们既是侦探，又是警察，他凭着这些人来残暴地统治库法，凡是敢于对阿里的后裔表示好感或者辱骂穆阿威叶的人，都要被跟踪缉拿。

穆阿威叶的政治手腕运用得十分灵活，恐怕比任何哈里发都高明得多。阿拉伯的传记家认为，他最高的美德是容忍(hilm)②，因为有这种美德，所以必须在绝对需要诉诸武力的时候，他才动武，在其它的一切情况之下，他总是运用和平的方法解决问题。他的态度是慎重而且温和的，敌人往往因此而解除武装，不好意思反对他；他能绝对地克制自己，不轻易发怒，因此，在一切情况之下，他都是优胜者。相传他曾这样声明过：“用鞭子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宝剑；用舌头就可以的地方，我不用鞭子。在我和同胞之间，即使只有一根头发在联系着，我也不让它断了；他们拉得紧，我就放松些；他们放松了，我就拉紧些。”①当哈桑同意退位的时候，据说穆阿威叶写了下面的信件答复他：“由于血统的关系，我承认你是更适于这个崇高的职位的。假若我相信你的才能足以履行这些任务，那末，我毫不迟疑地对你宣誓忠顺。现在，请提出你的意愿。”穆阿威叶在一张空白纸上盖了印，附在信封里送给哈桑，让他填写他的要求②。

穆阿威叶尽管有这些优点，但是，在现存的几部历史著作的作者看来，他并不是受人敬爱的人物。他们认为他是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国王；在阿拉伯人的眼中，国王这个称号是讨厌的，他们专用这个称号来称呼非阿拉伯的统治者。这几位史学家的态度，反映了清教徒的态度，他们谴责穆阿威叶使伊斯兰教庸俗化，把先知的继任 (khilāfat al-nubū’ah)变成了世俗的王朝统治(mulk)③。他们指出他的许多世俗的创造，例如：在清真寺大殿里设置哈里发专用的私室 (maqsūrah)④。聚礼日(星期五)的说教改为坐着念⑤。他首创王座(sarīr al-mulk)①。阿拉伯的编年史大半是在阿拔斯王朝或在十叶派的影响下编辑的，编者都攻击穆阿威叶不虔诚。不过从保存在伊本·阿萨基尔著作里的叙利亚传说看来，他还是一个善良的穆斯林。他给伍麦叶王朝的继任者遗留下一个先例，这个先例充满了慈悲、勤勉、机智和治才，后来有许多人企图效法他②，但是成功的很少。他不仅是阿拉伯的第一个国王，而且是最好的阿拉伯国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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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bari，vol.ii，p.4；参阅Ma‘sūdi，vol.v，p.14。
① 参阅 Ibn-Hajar，vol.ii，p.13；Dīnawari，p.231。
② Tabari，vol.ii，p.3。
③ Ya‘qūbi，vol.ii，p.266。
④ Ibn-‘Asākir，vol，iv，p.216，l.21。
① Ibn-Hajar， vol.ii，p.17。
② “伊马木”是阿拉伯语imām的译音，这个名词有表率和师表的意思。十叶派的伊马木，相当于逊尼派的哈里发。——译者
① Tabari，vol.i，p.2220；Ya‘qūbi，vol. ii，p.299。
② Tabari，vol.ii，p. 427；al Fākihi，al-Muntaqa fi Akhbār umm-al-Qurā，ed. F. W(stenfeld(Leipzig,1859),pp. 18以下; Azraqi,Akhbār Makhah，p.32。伍麦叶王朝军队撤退后，伊本·左拜尔重建了克而白。
① 这是在阿德拉草原村东面的一个平原，在大马士革附近。参阅‘Iqd vol.ii,pp. 320-321; Mas‘ūdi, vol. v,p.201。盖斯族是从北部阿拉比亚新迁来的移民，而凯勒卜族是伍麦叶王朝忠实的拥护者，这两族之间内部的世仇，是在伍麦叶王朝崩溃之前发生的那些事件的一部分。盖斯派和也门派，在现代黎巴嫩和叙利亚的政治事务中还具体地表现出来。参阅本书第281页。
② Ya‘qūbi,vol.ii， p.304，l，19。
③ 下面的世系表说明伍麦叶王朝素福彦支与麦尔旺支的相互关系：
① Dīnawari， p. 320;ibn-‘Asākir,vol.iv,p.50。
② Tabari,vol.ii,pp.845—848。
③ Tabari.vol.ii,p.852。
④ P.118=Hitti,p.181。
① 参阅 Quy Le Strange，Palestine under the Moslems (Boston， 1890),p.342；参阅ibn-Jubayr, Rihlah(Leyden，1907)，p.305。
② 见本书第168页。
③ Ya‘aqūbi，vol.ii.p.258； Baladhūri，p. 410；Tabari，vol.ii，pp. 166以下。
① Tabari，vol.i，pp.3409—3410；Mas‘ūdi，vol.v，pp.80，104；参阅‘Iqd，vol.i，p.207，l.31。
② Fakhri，p.148.参阅本书第322页。
③ Abu-al-Fidā'，vol.i，p.203；Nicholson，Literary History，p.195。
④ ‘Iqd，vol.i，p.293，l.30。
① 在阿拉伯语的编年史中，这个人的名字往往和他儿子的名字塞尔仲·伊本·曼苏尔(Sarjūn ibn-Mansūr)混淆，参阅Tabari，vol.ii，pp.205， 228，239； Mas‘ūdi，Tanbih，pp.302，306，307，312；参阅Theophanes，p.365。
② Ibn-‘Asākir，vol. v， p. 80。
③ Ya‘qūbi，vol.ii， p. 265； Welhausen， Reich， p， 85。他认为关于这个任命的传说是伪造的。
④ Wellhausen，Reich，p.84。
⑤ P. 356。
⑥ Mas‘ūdi， vol. v， pp. 69—73； 参阅Tabari， vol.ii，pp.174—177。
① Dīnawari，pp.232—233；Tabari，vol.ii，pp.69—70；ibn-‘Asākir， vol.v，P.397。
② Fakhri，p.145；‘Iqd，vol.ii，p，304； Mas‘ūdi，vol.v，p.410。
① Ya‘qūbi，vol.ii，p. 283；‘Iqd，vol.i，p.10。
② Tabari，vol.ii，p.5。
③ Ibn-Khaldūn，Muqaddamah，pp.169以下；Ya‘qūbi，vol.ii，p.257。
④ Ya‘qūbi，vol.ii，p.265；Dīnawari，p.229；Tabari， vol.ii，p.70， l. 20。
⑤ Ibn-al-‘Ibri，p. 188。
① Ibn-Khaldūn， Muqaddamah，p. 217；al-Qalqashandi，Subh al-A‘shā， vol.iv( Cairo， 1914)，p. 6。
② Mas‘ūdi，vol.v，p. 78。穆阿威叶的坟在大马士革城小门外(al-Bāb al-Saghīr)的墓地里，现在还有人去凭吊????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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艾卜·伯克尔是穆罕默德的最早的支持者之一，也是他的最忠实的朋友之一，他是穆罕默德的心腹人，先知临终害病的期间，他领导公众的礼拜，公元632年6月8 日，他当选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首都麦地那的那些领袖们都参加了这次选举。他承担了先知所有的一切职权，但预言的职务除外，那已随着穆罕默德的去世而停止了。

艾卜·伯克尔被称为 khalīfat Rasūl Allah(真主的使者的继任者)，他自己大概没有把这个名称当做自己的头衔。khalīfah这个名词在《古兰经》里曾出现过两次，一次是在第2章第 30节，又一次是在第38章第26节，在这两个地方都没有技术上的意义，也没有指示将来要用这个名词称呼穆罕默德的继任者。

艾卜·伯克尔一旦去世，当然的候补人是欧麦尔，所以艾卜·伯克尔任命他为自己的继任者。据说他初被任命的时候，人家称呼他khalīfat khalīfat Rasūl Allah(真主的使者的继任者的继任者)，后来觉得这个名称太冗长，于是加以缩短①。第二位哈里发(634—644年在位)首次担任了穆斯林军队的总司令，因此，获得了amīr al-mu’mmīn(信士们的长官)的称号，这就是中世纪时期基督教作家常用的“Miramolin”一词的来源①。欧麦尔未死之前曾提名六个人，组成一个选举委员会，这六个人是：阿里·伊本·艾比·塔列卜、奥斯曼·伊本·阿凡、左拜尔·伊本·奥瓦木、泰勒哈·伊本·阿卜杜拉、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阿卜杜·赖哈曼·伊本·奥弗②，还规定他儿子不得当选为他的继任人。这个组织叫做“舒拉”(al-Shūra，意思是协商)，包括还在世的最年高德劭的圣门弟子，由这个组织的名称就可以看出，关于部族领袖的、古代的阿拉比亚观念，是超乎世袭的国王之上的。

奥斯曼比阿里年长，故于644年当选为第三任哈里发。奥斯曼是代表伍麦叶贵族的，他的两位前任者，却是代表全体迁士的，这是一个鲜明的对照。这三位哈里发都没有建立王朝。

奥斯曼被刺死后，公元656年6月24日，在麦地那先知的清真寺里，宣布阿里为第四任哈里发。实际上，整个穆斯林世界都承认了他是合法的继任者。这位新哈里发是穆罕默德的亲堂弟，是他亲爱的女儿法帖梅的丈夫，是他绝无仅有的两个在世的男性后裔哈桑和侯赛因的父亲，是信仰他的使命的第二人或第三人。他是一个和蔼可亲的、虔诚而且豪爽的人。他所代表的党派叫做正统主义派(ahl al-nass w-al-ta‘yīn③，意思是天命和指定派)，这派人坚决断言：真主及其使者在当初就明白地任命阿里为唯一合法的继任者，但是前三位哈里发诈取了他的合法的职位。

阿里的首要问题是如何解决他的两个劲敌，以免他俩争夺自己刚刚承担的这个崇高的职位。泰勒哈和左拜尔都是代表麦加党的。泰勒哈和左拜尔①在希贾兹和伊拉克都有追随者，那些人都不承认阿里做哈里发。阿以涉原是先知最宠爱的妻子，现在是“信士们的母亲”，她曾纵容了对奥斯曼的叛变，现在她又在巴士拉加入了反对阿里的叛变者的行列。阿以涉是在幼年时结婚的②，她从她父亲艾卜·伯克尔的家里随身带着她的玩具去出嫁，由于阿里曾伤害过她的自尊心，所以对阿里十分痛恨。有一次她在他丈夫的驼队后面逗留了一下，阿里就怀疑她的贞操，直到真主用启示(《古兰经》24∶11—20)来为她调解，阿里才信服。公元 656年 12月9日，在巴士拉城外，阿里与反对党的联军遭遇，而且打败了他们，这次战役叫做骆驼之役，那是因阿以涉所骑的骆驼而得名的，那只骆驼成为反叛的战士们的旗帜。阿里的劲敌都战死了；他豪爽地哀悼了他们，并为他们举行了隆重的葬礼③。阿以涉被俘后，受到了最尊重的、与她作为元首夫人的身分相称的优厚的待遇。她被送回麦地那。穆斯林和穆斯林在战阵上的敌对，就这样初步结束了，但并没有最后结束。后来发生了许多改朝换代的战争，常常使伊斯兰教害痉挛症，有时甚至震动了伊斯兰教的根基，现在只是那些战争刚刚开始罢了。

表面上安安稳稳坐上自己的宝座以后，阿里在他的新首都库法开始建立他的制度，撤换了前任者所任命的大部分省长，而且要其余的省长宣誓忠顺。他没有把叙利亚的长官穆阿威叶，即奥斯曼的血族，考虑在内。穆阿威叶现在以殉道的哈里发的复仇者的身分出现了。他在大马士革的清真寺里展出被谋杀的哈里发的血衣和他夫人纳伊莱的手指，那些手指是她企图保卫丈夫时被砍掉了的①。他不仅有安东尼的策略，而且有安东尼的雄辩，他竭力煽动穆斯林的情绪。他不愿对阿里表示忠顺，想用这样的难题把阿里逼到绝境：不交出杀害依法任命的先知继任者的凶手，就接受同谋犯的地位，从而丧失哈里发的资格。然而这个问题不仅是一个私人的问题，而且是一个超出个人，甚至超出家族事务的问题。真正的问题是：在伊斯兰教事务中应当成为最高权力者的究竟是库法，还是大马士革，究竟是伊拉克，还是叙利亚。公元656年，阿里被任命为哈里发后，就离开了麦地那，从来没有再去访问过。麦地那已经不重要了。向远方征伐的结果，重心已经移到北方去了。

在赖盖(现叫腊卡)南边，在幼发拉底河右岸的绥芬平原上，两军终于对垒了：阿里所统率的军队据说是由五万个伊拉克人组成的，穆阿威叶所统率的军队是由叙利亚人组成的。双方都是冷淡的，没有一方渴望着急于作出最后决定，相持了好几周，只发生一些小接触。直到657年7月26日才发生决战。阿里的队伍是由马立克 ·艾什台尔指挥的，他们快要获得胜利的时候，穆阿威叶的指挥者奸雄阿慕尔·伊本·阿绥求助于诡计。好几部《古兰经》被拴在长矛上，高高地举在空中，这个举动的意思是不要由武力来作决定，由《古兰经》来作决定。敌对行为停止了。率直的阿里，由于部下的怂恿而接受了穆阿威叶的建议，用调停的方式来解决争端，以免穆斯林们流血牺牲。调停当然是“依照真主的语言”②，无论这句话作何解释。

哈里发没有好好考虑，就指派艾卜·穆萨·艾什耳里做自己的私人代表，这个人的虔诚是无可置疑的，但是他对于阿里派事业的忠义是冷淡的。穆阿威叶指派阿慕尔·伊本·阿绥来对付他，这个人是有阿拉伯的政治天才的称号的①。这两个调停人(单数是hakam)都带着全权代表的证书，而且各带见证四百名，于659年1月，在艾兹鲁哈地方开会，那个地方是在麦地那到大马士革去的队商大道旁，在马安和皮特拉之间的中途。

在这次历史性的会议上，究竟发生了什么情况，很难确定。各种不同的说法，出现在不同的资料中②。据流行的传说，两位公断人一致同意，废除两位首长，这样为未来当选的哈里发扫清道路；依照长幼的秩序，在先由艾卜·穆萨站起来宣布废除他的主人的哈里发职务之后，阿慕尔却出卖了他的同事，他批准了穆阿威叶。根据韦尔豪森③和拉蒙斯50000492_0211_3④的精辟的研究，这种传说反映了伊拉克学派的意见，我们的现在尚存的文献，大半属于这个学派，而这个学派是在伍麦叶王朝的死对头阿拔斯王朝昌盛的。真实的情况可能是两位公断人都宣布，两位首长同被废除，这样，遭受损失的是阿里。穆阿威叶没有哈里发的职务可以废除，他只是一个省的长官。调停提高了他的身分，使他与阿里立于同等的地位，而阿里的身分却降低了，他变成了冒充哈里发的人。公断人的判决，剥夺了阿里的真正的职位，但只是剥夺了穆阿威叶的尚未成为事实的要求，这个要求，他从来不敢公开地说出来。直到661年，即公断的滑稽剧闭幕两年后，穆阿威叶才在耶路撒冷僭称哈里发。

接受调解的原则，对阿里来说，在很多方面都是一种灾难性的错误：这件事情使得他的很多追随者不再同情他了。这些哈列哲派(khārijites，退出同盟者)①是伊斯兰教最早的教派，当日他们被人称为哈列哲党。他们成为他的死对头。他们所采用的口号是lāhuk-ma illā li-l-Lāh(除真主的调解外，绝无调解)②，在阿卜杜拉·伊本·瓦海卜·拉西比的领导下，他们发展成为四千人的武装力量③。

在奈海赖旺运河岸上，阿里进攻他们的营房(公元659年)，而且几乎歼灭了他们，但是他们又用各种名义重新武装起来，他们成为哈里发政府腰上的一根刺，直到阿拔斯王朝的时候。

公元661年1月24日清晨，阿里返回库法清真寺的时候，中途被人用带毒的军刀刺杀了。行刺的人是哈列哲派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勒介木。他的一位女友的亲属在奈海赖旺被杀死，他替他们报仇，用毒刃砍伤了阿里的脑部。相传有三个同谋犯，曾在克而白天房旁边盟誓，并且共订暗杀的计划，要在同一天替穆斯林公众除掉三个捣乱分子：阿里、穆阿威叶和阿慕尔·伊本·阿绥④，伊本·穆勒介木就是那三个同谋犯之一。这种传说显然是无稽之谈。埋葬阿里的地方⑤，在库法附近。那里原来是荒无人烟的，后来，阿里的陵墓发展成为伊斯兰教十叶派的圣地之一，年年有人到那里去朝拜，那个圣地就是现在伊拉克的纳贾夫。

在阿里的十叶派的追随者看来，第四位哈里发很快就变成了这个教派杰出的圣徒，变成了真主的外理(Wali，朋友和代理人)，正如穆罕默德曾经是伊斯兰教的先知和真主的使者一样。死了的阿里证明比活着的阿里更有力量。作为一个被公认是圣徒的殉道者，他立即恢复了生前的损失，而且还有所增加。领袖和政治家，必须具备机警、远虑、果敢、韬略等特征，阿里虽然缺乏这些特征，他仍然具有理想的阿拉比亚人所应有的性格。他在战场上是勇敢的，在劝告时是聪明的，在讲台上是雄辩的，对朋友是真诚的，对敌人是豁达大度的，他已成为穆斯林高贵和豪侠(futūwah)的典型人物，成为阿拉伯传说里的苏莱曼(所罗门)，有数不清的诗歌、格言、训诲和轶事，环绕着他的大名而结实累累。他有黧黑的皮肤、大而黑的眼睛、光秃的头、密而长的白胡须、肥壮而中等的身材①。他的宝剑叫dhu- al-Faqār(脊柱剑)，是先知在值得记忆的伯德尔战役中所使用的，这把宝剑因下面的这句诗而永垂不朽：

La sayfa illā dhu-al-Faqāri

wa-la fata illā‘Ali

除脊柱剑外无宝剑，

除阿里外无豪杰。

在中世纪时代，阿拉伯的宝剑上，有许多都刻着这句诗。后来的菲特彦青年运动曾订出一些礼节和徽章，颇有中世纪时期欧洲的骑士制度和现代的童子军运动的意味，这个青年运动就把阿里当做他们的第一个青年(fatā)和他们的典范。整个伊斯兰教世界，都认为阿里是英明的，是英勇的，许多菲特彦的和托钵僧的兄弟会，都认为他是理想的人物，是典范的人物，他的一派认为他是无辜的，是不会犯错误的，他们中的极端派(Ghulāh)甚至认为他是真主的化身，因此，阿里的世俗的经历，实际上是失败的，但他死后，还继续发生一种影响，而这种影响仅次于先知本人的影响。朝觐者的群众，川流不息地去朝拜纳贾夫的阿里陵墓，以及在附近卡尔巴拉的他儿子侯赛因——十叶派卓越的圣徒和殉道者——的坟墓，而且整个十叶派世界，每年都在回历一月十日举行一次苦难节表演。这两件事都证明，对一个弥赛亚(Messiah，救世主)来说，死亡可能比生存更有裨益。

公元632年由艾卜 ·伯克尔开始，到公元661年因阿里去世而告终的这个时期，可以称为哈里发帝国的共和时期。阿拉伯史学家，把这个时期的四位哈里发叫做“拉什顿”(al- Rāshidūn，正统派)。第二个哈里发帝国的奠基人，伍麦叶族的穆阿威叶(世界人物之一)，曾提名他的儿子叶齐德做他的继任者，这样他就变成了一个王朝的开基创业者。世袭原则，从此被引入哈里发的继任制度中，以后世代相沿，从来没有被完全取消过。伍麦叶人的哈里发帝国是伊斯兰教第一个王朝 (mulk)。选举的虚礼，还保存在“拜伊耳”(bayǎh，本义是“出卖”)①中，在这个典礼中，民族领袖们真正地或象征性地握住新任的哈里发的手，表示臣服之意。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帝国(661—750年)奠都于大马士革，取而代之的是奠都于巴格达的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帝国(750—1258年)。奠都于开罗的法帖梅王朝哈里发帝国(909—1171年)是十叶派唯一重要的帝国。另一个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帝国，奠都于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从929年继续到 1031年。伊斯兰教最后的哈里发大帝国，是非阿拉伯人建立的，即奥斯曼土耳其人的奠都于君士坦丁堡的土耳其哈里发帝国(约自1517—1924年)。 1922年11月安卡拉大国民议会宣布土耳其为共和国，废除素丹兼哈里发穆罕默德六世，推举他的堂弟阿卜杜勒·麦吉德为哈里发，否认他的君主权。1924 年3月，连哈里发的职位也被废除了①。

认为哈里发的职务是一种宗教的职务，这是一个普通的错误，我们在这里必须指出这一点。这种错误是由于把神圣罗马帝国的首脑职务和现代基督教对于政教两权的划分，拿来比附的结果。作为信士们的长官 (amīr al-mu’minin)，哈里发的军事职务，是十分显著的。作为教长(伊马木，公众礼拜时的领导者)，哈里发领导宗教的事务，而且宣读聚礼日(星期五) 的说教(khutbah虎吐白)；而这个职务是最卑微的穆斯林也能胜任的。作为穆罕默德的继任者(哈里发)，就是继承国家的统治权。穆罕默德作为一位先知，作为天启的工具，作为真主的使者，是不可能有继任者的。哈里发和伊斯兰教的关系，只是一位保护者的关系。他保卫这个宗教，正如欧洲的任何皇帝保卫基督教一样，他镇压异端，对外教人作战，扩张伊斯兰教地区(Dār al-Islām)，在完成这一切任务时，他都是行使他的政治权力①。

所谓哈里发应该具有精细规定的资格、特权和职务，都是后来的宗教法律学家制定的。他们大半活动于麦加、麦地那和其他的文化中心，而没有接触到在大马士革、巴格达和开罗等伊斯兰教的首都发生过的历史事件的过程。马韦尔迪②(1058年卒)在其论述政治问题的乌托邦式论文中，奈赛斐(1310年卒)，伊本·赫勒敦(1406年卒)在其著名的批判性的序论③中，以及代表逊尼派(正统派)教义的著作家，他们都开列了哈里发应具备的下列资格：(一)古莱氏族；(二)男性的成年人；(三)身心健全者；(四)有勇气、魄力及保卫领土所必需的其他性格特点；(五)为公众所拥戴，而且举行了臣服的仪式(bay‘ah)。另一方面，十叶派不注重哈里发的职务，却注重教长的职务，他们说，只有阿里的后裔，才配当教长，他们认为，穆罕默德曾遵照天命(nass)而提名阿里作为他的继任者，阿里所具备的资格，都由他的后裔世袭下来，因为真主注定要他们担任这个崇高的任务①。依照逊尼派的主张，哈里发的种种任务中有下列的这些任务： (一)保卫伊斯兰教的信仰和领土(特别是麦加和麦地那两大圣地[al-haramayn])；(二)必要时宣布圣战(jihād)；(三)任命国家官员； (四)征收赋税，管理公共基金；(五)讨伐叛逆；(六)执行法律②。哈里发的特权包括：(一)聚礼日(星期五)的说教(khutbah)中提及他的姓名，货币上铸他的姓名；(二)举行重大的国家典礼时穿卜尔德(burdah，先知的斗篷)；(三)监守先知的遗物：手杖、印信、鞋、牙齿和头发，据说这些都是穆罕默德的东西③。

直到十八世纪后期，才有这样一种观念盛行于欧洲：穆斯林的哈里发，就是他们的教皇，他在宗教上管辖全世界的穆斯林。君士坦丁堡的阿美尼亚人德·奥森在他的著作《奥斯曼帝国全局》(Ta-bleau général de l’empire othman，Paris，1788)④一书中首先传布这种谬论。精明的素丹阿卜杜勒·哈米德二世，曾利用这个观念来加强他在欧洲列强眼光中的威信。在他的时代，欧洲列强逐渐控制亚非两洲上大多数的穆斯林。有一种轮廓不鲜明的运动，开始于十九世纪末叶，这种运动的名称是泛伊斯兰教运动(al-Jā-mi ‘ah al-Isbāmīyah)，这种运动特别致力于促进统一行动，以对抗基督教列强。这种运动以土耳其为团结的中心，不适当地强调哈里发职务的世界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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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Ibn-Sa‘d，vol.iii，pt.I，p.202。
① 《唐书：大食传》说：“永徽二年，始遣使朝贡，其姓大食氏，名豃蜜莫末腻”。“豃蜜莫末腻”就是这种新称号的对音。——译者
② Ibn-Sa‘d，vol.iii，pt.I，p.245以下。
③ Shahrastāni，p.15。
① 左拜尔的母亲是先知的姑母。
② 据伊本·希沙木的传说(第1001页)，阿以涉结婚的时候才九岁或十岁。
③ 在巴士拉附近，在左拜尔的坟墓四周，有一个小小的村落成长起来，那个村落就叫做左拜尔村。
① Fakhri，pp.125，137。
② 关于调停的文件，可以参阅Dīnawari，pp.206—208。
① Mas‘ūdi，vol.iv，p.391。参阅本书第229页，第 187，188页。
② 参阅Tabari，vol.i，pp.3340—3360；Mas‘ūdi，vol.iv，pp.392—402； Ya-‘qūbi，vol.ii，pp.220—222；Fakhri，pp.127—130。
③ Wellhausen，Das arabische Reich und sein Sturz(Berlin，1902)，ch.ii=TheArab Kingdom and its Fall，tr.Margaret G.Weir(Calcutta，1927)，ch.ii。
④ Père Lammens，Etudes sur le règne du calife omaigade Mo‘(wia Ier(Beirūt，1907)，ch.vii。
① 他们还有一个称号是哈鲁里叶(Harūrīyah，由Harūrā’得名，Yaqūt里的Harawrā’，vol.ii，p.246)。
② Fakhri，p.130。参阅《古兰经》12∶67。
③ 一说是一万二千人，见 Shahrastāni， p.86。
④ 参阅 Dīnawari，p.227；Tabari，vol.i，pp.3456以下；H.Zotenberg，Chro-nique de Tabari，vol.iii(Paris，1871)，pp. 706以下。
⑤ 据十叶派的传说，这个地方是依照阿里的遗嘱而选定的。据说阿里曾嘱咐部下，把他的遗体放在一只骆驼的背上，然后让那只骆驼自由行进，骆驼在哪里跪下，就把遗体葬在那里。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和那个时代以后，这座坟墓一直在保密之中，直到阿拔斯王朝的哈伦·赖世德于公元791年偶然发现了它。关于这座坟墓的第一个详细的叙述可参阅 ibn-Hawqal，al-Masālik w-al-Mamālik，ed. de Goeje(Leyden，1872)，p.163。
① Mas‘ūdi，Tanbīh，p.297。
① Ibn-Khaldūn，Muqaddamah i.e.vol.i of Kilāb al-‘Ibar wa-Diwān al-Mub-tada’w-al-Khabar(Cairo，1284)，pp.174—175=pp.376—377 of Quatremère’s ed.， inNotices et extraiis etc.，vol.xvi(Paris，1858)， and pp.424—426 of de Slane’str.，vol. xix(Paris,1862)。
① 下面的图表说明历代哈里发的世系：
① 参阅Thomas W. Arnold，The Caliphate(Oxford 1924)pp. 9—41。
② Pp.5—10。
③ Muqaddamah，p.161。
① Shahrastāni，pp.108—109；ibn-Khaldūn，pp.164—165。
② Māwardi，pp.23—24； al-Nasafi，‘Umdat‘Aqīdat Ahl-al-Sunnah，ed.W.Cureton(London，1843)，pp.28—29。
③ 作为穆斯林的哈里发，奥斯曼土耳其的素丹受委托保管这些先知的财富(dhakhā’ir Nabawīyah)，这些东西是赛里木素丹于1517年征服埃及后，带回君士坦丁堡的。自从那个时候起，这些遗物一直被珍藏在土耳其皇宫里一个特别坚固的阁子里，当做无价宝样爱护，因为这些宝物是哈里发崇高职务的标志。
④ Vol.i，pp. 213以下。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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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管理新获得的这样辽阔的领土？怎样使一个原始的阿拉比亚社会的各种尚未编成法典的法令，适合于一个世界性的大集团的需要？这个大集团的人民是在原来的立法者所预料不到的各色各样的条件下生活的。这是伊斯兰所面临的重大任务。欧麦尔是首先从事于解决这个问题的人。根据传说，他解决了这个问题，因此，他是伊斯兰神权国家的第二位奠基者。这个神权国家是一种伊斯兰的乌托邦，并没有长期存在下去。

欧麦尔是以这样的理论为出发点的：阿拉伯半岛上只准许伊斯兰教存在。他为了达到这个目的，不顾早期签订的各种条约①，于回历14—15年(公元635— 636年)驱逐了海巴尔②的犹太人和其他的外教人。他们逃到杰里科③和别的地方去落户。纳季兰的基督教徒也被逐出阿拉伯半岛，他们逃到叙利亚和伊拉克去落户④。欧麦尔政策的第二个基本点，是把阿拉比亚人组织起来——现在他们都是穆斯林了——把他们组织成一个宗教的、军事的共和国，使所有的成员都保持自己纯洁的血统——一种军事贵族阶级——不准许任何非阿拉比亚人享受公民的特权。因为要达到这个目的，所以不准许阿拉比亚的穆斯林在半岛外面占有土地或者耕种土地。半岛上的土著，凡占有土地者，一律缴纳什一税(‘ushr)。因此，在叙利亚的阿拉比亚征服者，起初都驻扎在营地上：查比叶、希姆斯、阿穆瓦斯、泰伯里叶(约旦地区的营地)⑤、卢德和后来的腊姆拉(巴勒斯坦地区的营地)。在埃及，他们驻扎在弗斯塔德和亚历山大港的营地里。在伊拉克，他们驻扎在新建筑的两个大本营：库法和巴士拉⑥。在被征服的领土上的老百姓，可以继续操旧业和耕种自己的土地，社会地位比阿拉比亚人低一级，被认为是穆斯林们的后备兵 (māddat al-Muslimīn)⑦。非阿拉比亚人，即使改奉伊斯兰教，他的社会地位仍然比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低一级。

作为顺民(Dhimmi)①，受治的人民都享受穆斯林的保护，而且没有服兵役的义务，因为他们的宗教妨碍他们在穆斯林的军队中服务；但是，他们必须缴纳重税。他们不受伊斯兰教教律的限制，所以给他们依照本教教律而执行的审判权，这种审判权是由各教自己的公众领袖执行的。这种半自治的状态，为较晚的土耳其素丹们所批准，已由继承土耳其的各阿拉伯国家所维持。

依照传说，是欧麦尔创立的这种原始的制度，即如果一个老百姓改奉了伊斯兰教，他就没有缴纳一切贡税的义务，包括后来叫做人丁税的义务。土地如果是归全体穆斯林所共有的公产(叫做“斐物”， fay’，即战利品，或者叫做“外格夫”，waqf，即永远管业)，则新穆斯林仍然缴纳土地税。某些地区的居民，以保持土地所有权为条件，自愿向阿拉伯征服者投降，那些地区的土地是公产的例外。这样的地区叫做立约投降区(dār al-sulh)。新穆斯林不缴纳人丁税，但要缴纳济贫税(宰卡)；但是，作为一个穆斯林，他享有年金和其他的各种福利。

由多年实践的结果而产生的较晚的种种制度，依照传说，都是欧麦尔的创制。实际上，初期的几位哈里发和早期的穆斯林长官们在赋税制度和财政管理方面新颖的创作，不可能是重大的。在叙利亚和埃及的拜占廷省政府体制，曾继续存在，不过加上真主的名义而已；在前波斯领域中，对于地方行政机构，也没有加以根本的改革。当初没有统一的税则，这是因为各地的土壤肥瘦不等，在旧政权下，各地的税制也不划一，无论在拜占廷政权或波斯政权下，都没有统一的税制；税额的规定并不是必须根据取得土地的方式：立约投降(sulhan)，还是强制投降(‘anwatan)，也不是根据欧麦尔的立法行为①。用立约投降和强制投降，来说明税额的差别，是后来的法律方面的虚构，不是税额差别的真实原因。人丁税(jizyah)和土地税(kharāj，发源于希腊语 chorēgia，或阿拉马语keraggā)的区别，也不是在第二位哈里发的时代(634—644年)就存在的。这两个名词(jizyah和 kharāj)在早期是交换着使用的，两个名词的含义都是贡税。jizyak这个名词在《古兰经》里只出现过一次(9：29)，但是没有法律上的含义。 kharāj这个名词，在《古兰经》里也只出现过一次(23：72)，作为报酬解释，并无土地税的意义。在历史家开始记载历史事实的时代，原来同被征服民族商订的条件显然是几乎被人遗忘了，因此，历史家就依照后来的情况和发展加以解释。

jizyah 和kharāj这两个名词所表示的两种税，到伍麦叶王朝晚期才有了差别。土地税是分期缴纳的，所缴的实物有粮食和牲畜，但是酒、猪和自死动物等不能作为实物。人丁税是一次全数缴纳的，而且是下级地位的标志。人丁税的税额，是因贫富而不同的，富裕的人缴四枚第纳尔②，中等的人缴两枚，贫寒的人缴一枚。受治的人民还要担负别的苛税，以供养穆斯林的军队。各种贡税只加于强健的人，妇女、儿童、乞丐、僧侣、老人、疯人、患痼疾的病人，一概豁免，除非他有足以自立的收入。

还有第三条原则，据说也是欧麦尔征得圣门弟子中他的顾问的同意后由他公布的①，就是只有掳到的动产和俘虏构成战利品(ghanīmah)②，分配给战士们，土地不能分配。土地和老百姓交出的钱财，构成公产，为全体穆斯林所共有③。凡是耕种公产的人都得缴纳土地税，即使他已改奉伊斯兰教。国家的岁入，全部存入国库，行政费和兵费，都由国库支出，每年积余若干，完全分配给全国的穆斯林。为了完成分配任务，必须进行人口调查，这种为分配国家积余岁入而举行的人口调查，是史无前例的。先知的寡妻阿以涉的名字，在花名册上是第一名，她每年得年金一万二千第尔汗④。在先知的家属(Ahl al-Bayt)之后，接着就是迁士和辅士的花名册，依照各人的资历(信奉伊斯兰教的先后次第)，各有一份津贴。在这个范畴里的人，每人每年约得补助金的平均数，介乎四千和五千第尔汗之间⑤。末尾是阿拉比亚部族的花名册，他们的次第是依照战功和对于《古兰经》的认识而排列的。每个普通战士，最少可以分到五百到六百第尔汗；甚至妇女、儿童、平民⑥都登入花名册，而分得二百到六百第尔汗的年金。据说是欧麦尔创立的这种底瓦尼(dīwān)制度，即国家岁入岁出总登记的制度，显然是从波斯国的制度借来的，正如伊本·兑格台嘎①所断言，dīwǎn这个波斯语的名词本身也能说明这一点。

欧麦尔的军事共产主义制度，创立了阿拉比亚人的最高地位，而且使非阿拉比亚血统的穆斯林获得一个比非穆斯林更优越的地位。但是这种人为的制度，经不起时间的考验。在欧麦尔的直接继任人奥斯曼的任内，已经准许阿拉比亚人在新征服的领土内有购置地产的权利。过了几年之后，阿拉比亚人的贵族阶级就被“麦瓦里”(平民)的高潮所淹没了。

军队就是行动中的“温麦”(’ummak)，即是整个民族。军队的艾米尔(amīr，即总司令)就是在麦地那的哈里发，他把他的权力委托给他的副手们或者将军们。在伊斯兰教的初期，征服某个地区的将军，就在那个地区里兼任礼拜时的领拜者(伊马木)和那个地区的法官。白拉左里告诉我们，欧麦尔曾任命一个嘎迪(qādi，法官)管理大马士革和约旦的诉讼，又任命一个嘎迪管理希姆斯和肯奈斯林的诉讼②。照这样说，他是首创法官官职的哈里发③。

在穆罕默德的时代，早已知道把军队分为中坚、左翼、右翼、前锋、后卫，这种分法显示出拜占廷和萨珊王朝的影响。这样由五个部分配合起来的军队，就叫做“赫米斯” (khamīs，五肢军)。骑兵掩护着两翼。编制军队的时候，保留了原来部族的单位。各部族都有自己的旗帜，那时候的旗帜，是用一块布拴在长矛杆上，由一个最勇敢的士兵打着，在队伍的前面走。先知的军旗，叫做鹫旗(‘uqāb)。步兵使用弓、箭、弹弓，有时使用盾和剑；剑插在鞘里，扛在右肩上。镖枪 (harbah)是后来从阿比西尼亚传入的。骑兵的主要武器是长矛(rumh)，矛杆在阿拉伯文学里是以“赫帖”(khatti)著称的，那是因出产于巴林海岸的“赫特”(al-Khatt)而得名的，那里盛产竹子，最初是从印度传入的。长矛和弓箭，是两种民族的武器。最好的剑也是印度出产的，所以叫做 “欣迪”(hindi)。防身的武器，是甲和盾。阿拉伯人的武器，比拜占廷的轻便些①。

战斗的序列是原始的排成行列紧密的阵式。敌对行为是由双方著名战士个人的战斗开始的，战士先走到阵前来挑战。阿拉比亚的战士，比他的波斯的和拜占廷的敌手，得到更高的报酬，而且确信能够得到一份战利品。在真主看来，当兵不仅是最高贵的、最满意的职业，而且是最有利的职业。穆斯林的阿拉比亚军队，其力量不在于武器精良，也不在于组织性优越，却在于士气旺盛，这无疑是伊斯兰教的贡献；也在于军队的耐久力，那是沙漠生活培养出来的；还在于显著的机动性，那主要是由于他们靠骆驼运输②。

征服了肥沃的新月地区、波斯和埃及的国土后，阿拉比亚人不仅占有一些地理上的地区，而且占有全世界最古老的文明的发祥地。沙漠的居民成为那些古老文化的继承者，渊源于希腊—罗马时代、伊朗时代、法老时代和亚述—巴比伦时代的那些历史悠久的传统，也由他们继承下来。无论在艺术、建筑术、哲学、医学、科学、文学、政体等方面，原来的阿拉比亚人都没有什么可以教给别人的，他们一切都要跟别人学习。他们证明了自己的求知欲是多么旺盛啊！有着经常锐敏的好奇心和从未唤醒过的潜能，这些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在他们所管辖的人民的合作和帮助之下，开始消化、采用和复制这些人民的文化和美学遗产。在泰西封，埃德萨、奈绥宾①、大马士革、耶路撒冷、亚历山大港等城市里，他们看到、赞赏而且模仿了那些建筑家、工艺家、宝石匠和机械制造者的作品。他们到所有这些古老文化的中心来了，他们看见了，而且被征服了。他们是征服者成为被征服者的俘虏的另一个例证。

因此，我们所谓的“阿拉伯文化”，无论其渊源和基本结构，或主要的种族面貌，都不是阿拉比亚的。纯粹的阿拉比亚的贡献，是在语言方面和宗教的范围之内，而后者还有一定程度的限制。在整个哈里发政府时代，叙利亚人，波斯人、埃及人等，作为新入教的穆斯林，或作为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他们自始至终举着教学和科研的火炬，走在最前列。他们同阿拉比亚人的关系，正如被征服的希腊人同战胜的罗马人的关系一样。阿拉伯的伊斯兰教文化，基本上是希腊化的阿拉马文化和伊朗文化，在哈里发政府的保护下发展起来，而且是借阿拉伯语表达出来的。从另一种意义来说，这种文化是肥沃的新月地区古代闪族文化逻辑的继续，这种古代文化是亚述人、巴比伦人、腓尼基人、阿拉马人和希伯来人所创始和发展起来的。西亚的地中海文化的统一性，在这种新文化里，已登峰造极了。

征服世界的活动，在艾卜 ·伯克尔的任内有了好的开端，在欧麦尔的任内达到高潮，在阿里的任内暂时骤然停顿，因为在他的任期内发生内讧，不可能向外扩张。在先知去世之后，仅仅三十年的工夫，穆斯林的帝国就从中亚的乌浒水伸展到北非的小流沙。穆斯林的阿拉比亚哈里发国家，白手起家，现在已经成长起来，变成了世界上最强大的力量。

艾卜·伯克尔(632—634年在位)，是阿拉比亚的征服者和绥靖者，他过的是族长的简朴生活。在他简短的任期的头六个月中，他在麦地那郊区的松哈，跟他妻子哈比伯住在一所简陋的房子里，每天到他的首都麦地那去办公，早出晚归，习以为常。他没有什么薪俸，因为在那个时候国家几乎还没有收入①。国家的一切事务，都是由他在先知的清真寺的庭院里办理的。他个人的品质，他对自己的女婿穆罕默德(比他自己长三岁)的坚定不渝的信念，都使他成为新兴的伊斯兰教中吸引力最大的人物，因此，他获得虔信者(al-Siddīq，逊底格)的称号50000492_0204_1②。流行的传说把他描写成一个懦弱的人物，其实他是具有天赋的毅力的。他是一个皮肤美丽、面貌清瘦的人，他喜欢染胡子，爱低着头走路③。

他的继任者欧麦尔(634—644年在位)态度朴实，生活简单，身躯魁伟，而且健壮，头顶光秃④，精力充沛，很富于天才，他担任哈里发后，在一个时期内，兼营商业，以谋自给，他终身过的是跟贝杜因人的族长一样简朴的生活。据穆斯林们的传说，在伊斯兰教初期，欧麦尔的声望，仅次于穆罕默德，他具有虔诚、公正和族长式的坦率，实际上，穆斯林的作家们已经把欧麦尔偶像化了，他们把他当做一位哈里发所应有的美德的化身。他的无可责备的性格，变成了所有依良心而行动的继任者的范例。根据传说，他只有一件衬衣和一件斗篷，这两件衣服，都是引人注目的，因为都是打补钉的⑤。他在用枣椰叶子铺成的床上睡觉。他唯一关心的事，是怎样保持信仰的纯洁，怎样维护正义以及伊斯兰教和阿拉比亚人的权势和安全。阿拉伯文学里，充满了各种轶事，都是竭力称赞欧麦尔严峻的性格的。相传他曾鞭打自己的儿子，一直打死①，因为他犯了酗酒和放荡的罪行。有一个贝杜因人受人欺压，跑来向他告状，他在盛怒之下，错打了那个人几鞭子，他很快就懊悔了，他叫那个游牧人照数打他几鞭子，但是，那个人不肯这样做。欧麦尔回家去的时候，一路上自言自语地说：

赫塔卜的儿子呀！你原是卑贱的，而真主提拔了你；你原是迷路的，而真主指引了你；你原是软弱的，而真主增强了你。于是，他叫你治理人民，当一个老百姓来向你求救的时候，你却打了他！当你现身于真主面前的时候，你应该对你的主宰说什么呢②？

欧麦尔曾定“希志来”(迁移)为穆斯林的纪元，在他的领导之下，阿拉比亚人征服了当时可以认识的世界的大片地区，他制定了财政制度，组织了新帝国的政府。然而，他却死得很惨，很突然。正当春秋鼎盛的时候，他被暗杀身死，杀害他的是一个信奉基督教的波斯奴隶。644年11月3日，当他率领群众举行晨礼的时候，那人用一把有毒的匕首刺杀了他③。

奥斯曼曾使真主的语言具有固定形式，在他的任内，完全征服了伊朗、阿塞尔拜疆和亚美尼亚各部，他是一个虔诚的、善良的老人，但是他优柔寡断，懦弱无能，不能抗拒他那些贪婪的亲戚的挟制。他的同乳弟弟阿卜杜拉，从前担任过先知的书记，擅改过启示的文字①，是穆罕默德攻克麦加城的时候判罪的十个人之一，他却任命他做埃及总督；他的异母弟韦立德·伊本·欧格伯，曾向穆罕默德脸上啐唾沫，被穆罕默德判罪，他却任命他做库法的长官；他的堂弟麦尔旺·伊本·哈克木，后来成为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之一，他任命他掌管枢密院 (dīwān)。许多重要的官职，都用伍麦叶人、哈里发的家族来充任②。哈里发本人接受各地长官或他们的党羽送给他的礼物，其中有巴士拉的长官送给他的一个美丽的少女。全国的人都在攻击哈里发任用亲戚。不孚众望的行政措施所激起的不满情绪，由于觊觎哈里发职位的阿里、泰勒哈和左拜尔等三个古莱氏人的煽动，而更加炽烈。阿里的随从者，在库法发难，他们在埃及的势力特别强大，公元656年4月，他们派遣了叛乱者五百人到麦地那去，这些叛乱者把那个八十岁的哈里发围困在他的住宅里。他正在诵读他所编辑成册的《古兰经》的时候③，他们闯入他的住宅；他的朋友和前任者艾卜·伯克尔的儿子穆罕默德闯入他的寝室，首先对他行凶④。公元656年6月17日，被穆斯林们亲手杀害的第一位哈里发与世永辞。在伊斯兰教初期先知所贯输的敬畏以及与麦地那有密切联系的神圣社会，在穆罕默德的几位继任者的生活中，仍然是一种活动的有生力量，可是，伊斯兰教的这个族长时期，就这样结束了，接着到来的是为争夺现在的空宝座而流的血水的洪流，起初是在阿里和他的势力相当的劲敌泰勒哈和左拜尔之间，后来是在阿里和新的觊觎者穆阿威叶之间，穆阿威叶是以遇害的奥斯曼所代表的伍麦叶族的保护者自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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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Wāqidi，Maghāzi，pp.391—392； abu-Yūsuf，Kitāb al-Kharāj(Cairo，1346年)，pp.85—86，都记载着先知所订的条款。
② 这是一个绿洲，在麦地那到叙利亚去的道路上，南距麦地那一百英里。
③ 杰里科在约旦。——译者
④ Balādhuri， p. 66=Hitti， pp.101—102。
⑤ 现在的Tabarayyah=Tiberias.‘Amwās或者‘Amawās，是古代的Emmaus(《路加福音》24：13)。
⑥ 回历第一世纪时，此类兵营很多，如胡泽斯坦的阿斯凯尔·穆克赖木营地，法里斯的设拉子，北非的伯尔克和盖赖旺。
⑦ Yahya ibn-Adam，Kitāb al-Kharāj，ed.Juynboll(Leyden，1896)，p.27。
① “顺民”原名Ahl al-Dhimmah，意思是盟约之民或义务之民，就是说他们表示接受穆斯林的统治，愿做顺民，而穆斯林表示愿尽保护的义务，双方缔结条约。这个术语起初专用于有经典的人(Ahl al-Kitāb)，即犹太教徒、基督教徒和萨比教徒，后来推而广之，包括祆教徒(拜火教徒)及其他教徒。
① 参阅Daniel C.Dennett，Jr.，Conversion and the Poll Tax in Early Islam(Cambridge，Mass.，1950)，p.12。
② 第纳尔(dīnār)是希腊-拉丁名词denarius的对音，是哈里发帝国流通的金货币单位，约重四克。在欧麦尔时代，一个第纳尔等于十个第尔汗，后来等于十二个第尔汗。
① Ibn-Sa‘d，vol.iii，pt.l，p.212.
② 关于ghanīmah和fay’的讨论，可参阅al-Māwardi，al-Ahkām ‘al-Sultānīyah，ed.M.Enger(Bonn，1853)，pp.217—245；abu-Yūsuf，pp.21—32。
③ 依照《古兰经》(8∶41)的规定，只有五分之一的战利品，归真主和先知，即归国家所有；其余的五分之四，归获得战利品的战士所有。
④ 第尔汗(dirham，从希腊语的drachmé变成波斯语的diram，再变成阿拉伯语的dirham)是阿拉伯币制中银币的单位，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一个法国佛朗的法定价格约为十个第尔汗(约合0.19美金)，但是它的真实价格，已发生很大变化了。
⑤ Ibn-Sa‘d，vol.iii，pt.I，pp.213—214；Māwardi，pp.347—348；abu-Yusuf，pp.50—54；Balādhuri，pp.450—451。
⑥ 平民的阿拉伯名称是“麦瓦里”(mawāli，单数是“毛拉”，maulā)，非阿拉伯人信奉伊斯兰教后，申请归属于某个阿拉比亚部族，就成为那个部族的“毛拉”。由于出身不良，他的社会地位，比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比亚人次一等。
① Fakhri，p.116；参阅Māwardi，pp.343—344。
② p.141=Hitti， p.217。
③ Ibn-Sa‘d，vol.iii，pt.I，p.202，ll.27—28。
① 关于阿拉伯人的武器，可以参阅ibn-Qutaybah，‘Uyūn，vol.i，pp.128—132。
② 关于拜占廷军队与阿拉伯军队的对照，可以参阅 Charles Oman， A Historyof the Art of War in the Middle Ages，2nd ed.(London，1924)，vol.i，pp.208以下。
① 现代土耳其的纳西宾。——译者
① Ibn-Sa‘d，vol.iii，pt.I，pp. 131—132；ibn-al-Athīr，Usd al-Ghābah fiMa‘rifat al Sahābah(Cairo，1286)，vol.iii，p. 219。
② 通常译成“诚实人”。参阅ibn-Sa‘d，vol.iii，pt.I，pp.120—121。
③ Ya‘qūbi，vol.ii，p.157。
④ Ya‘qūbi，vol.ii，p.185。
⑤ Ibn-Sa‘d，vol.iii，pt.I，pp.237—239。
① Diyārbakri，Ta’rīkhal-Khamīs(Cairo，1302)，vol.ii，p.281，ll.3—4；al-Nuwayri，Nihāyat al-Arab，vol.iv(Cairo，1925)，pp.89—90。
② Ibn-al-Athīr，op.cit.vol.iv，p.61。
③ Tabari，vol.i，pp.2722—2723；Ya‘qūbi，vol.ii，p.183。
① 《古兰经》6∶93；Baydāwī，vol.i，p.300。
② Ibn-Hajar，vol.iv，pp.223—224；ibn-Sa‘d，vol.iii，pt.I，p.44；Mas‘ūdi，vol，iv，pp.257以下。
③ 伊本·白图泰(1377年卒)(《游记》第2册第10—11页)说，他访问巴士拉的时候，清真寺里还保存着带有奥斯曼血迹的那部《古兰经》，血迹是在第2 章第131节上，依照伊本·赛耳德的传说(见第3册第1部第52页)，受伤的哈里发的血，就是落在那一节上。参阅 Quatremère在Journal asiatique，ser.3，vol.vi(1838)，pp. 41—45所写的文章。
④ Ibn-Sa‘d，vol.iii，pt.I， p.51。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