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沙漠里来的征服者，并没有把什么科学遗产和文化传统带到他们所征服的国家去。他们在叙利亚、埃及、伊拉克和波斯，坐在他们所征服的人民的讲座下，当他们的学生。他们证明了自己是何等好学的好学生！

伍麦叶人时代，接近蒙昧时期，国内战争和国外战争不断发生，穆斯林世界的社会情况和经济情况都不稳定，这些都是妨碍伊斯兰教早期文化发展的原因。但是，知识的种子，当时已经播下。阿拔斯人初期，在巴格达枝叶扶疏、欣欣向荣的文化巨树，一定生根于希腊文化、叙利亚文化和波斯文化占优势的这个先前时期。因此，伍麦叶人时代，大概说来，是阿拉伯文化的孕育时代。

当波斯人、叙利亚人、科卜特人①、柏柏尔人和其它民族的人民群众皈依伊斯兰教，而且同阿拉比亚人通婚的时候，原来在阿拉比亚人和非阿拉比亚人之间的那堵高墙，坍塌了。穆斯林的民族出身，退居次要地位，穆罕默德的信徒，都叫做阿拉伯人，不管他原来的民族是什么。此后，凡是信奉伊斯兰教，会说阿拉伯话、会写阿拉伯文的，个个都是阿拉伯人，不论他原来的民族成分如何。这是伊斯兰文化史上意味最深长的事实之一。我们说“阿拉伯医学”或“阿拉伯哲学”或者“阿拉伯数学”的时候，不是指阿拉比亚人所创造的，或阿拉伯半岛的居民所发明的，我们所指的，只是用阿拉伯文写作的文献中所包罗的知识，著作人主要是生活于哈里发帝国的波斯人，或叙利亚人，或埃及人，或阿拉比亚人，无论他们是基督教徒，或犹太教徒，或穆斯林，也无论他们写作的材料是取自希腊的，或亚美尼亚的，或印度—波斯的，或其它的来源。

希贾兹的姊妹城市麦加和麦地那，在伍麦叶王朝时代，变成音乐、歌曲、爱情和诗的根据地，而伊拉克的孪生城市巴士拉和库法，在这个时期，却发展成为伊斯兰教世界文化活动最大的两个中心②。

伊拉克的这两个首府，原来是在回历17年(公元638年)③奉哈里发欧麦尔的命令而修建的两个军事营地。阿里曾定都过的库法城，它坐落于古代巴比伦城废墟的附近，在某种意义上，是继承了邻近的希拉城(莱赫米人的首都)的。这两座城市，形势险要，商业发达，人口迅速增加，所以经过很短的时期，就变成了最富庶的城市，每座城市的人口，都不下十万。伍麦叶人曾以巴士拉为统治呼罗珊的根据地。有人说，在回历50年(公元670年)，巴士拉的人口增加到三十万左右，此后不久，城里的水道共有十二万条(！)①。这个地方距波斯的边境很近，阿拉伯语言和阿拉伯语法的科学研究工作，在这里开始，而且继续下去，主要是为了新入教的外国人的便利，而且部分工作是由他们担任的。研究的最初动机，是想以必需的语言知识供给新穆斯林们，帮助他们学习《古兰经》，担任政府公职，与征服者交际应酬。还有一个动机，是想维持阿拉伯语的正确性，因为在《古兰经》的古典语言和日常应用的土语之间的鸿沟日益加宽，叙利亚语、波斯语和其他语言和方言，都在败坏着阿拉伯语。

相传阿拉伯语法的创始人艾卜勒·艾斯瓦德·杜艾里(688年卒)曾生活于巴士拉城，这不是偶然的。根据著名的传记学家伊本·赫里康的传说②，“阿里曾为杜艾里制定这条原则——词分三类：名词、动词、虚词。他要求他根据这条原则写作一篇完备的论文。”艾卜勒·艾斯瓦德接受了这个要求，而且获得完全的成功。但是，从阿拉伯语法中可以看出，发展是缓慢的，经过很长时间，而且希腊的逻辑对于阿拉伯语法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继承杜艾里的是赫立理·伊本·艾哈迈德，他也是巴士拉的学者，约在786年去世。赫立理是首先编辑阿拉伯语词典的，他所编的词典叫做《阿因书》(Kitāb al-‘Ayn)③。据传记学家说，阿拉伯的韵律学，是他首创的。他所发现的规律，到现在还在遵循。他的学生波斯人西伯韦(约在793年卒)曾编写了第一部阿拉伯语法教科书。这部赫赫有名的教科书的名称是《书》(al-Kitāb)，自从那个时候到现在，本国人的语法研究，始终是以这部名著为基础的。

对于学习《古兰经》和注释《古兰经》的需要，引起了一对孪生科学——语言学和辞典编辑学的出现，同时引起伊斯兰教文学活动所特有的重要科学——圣训学 (hadīth)的出现，圣训学是研究先知或圣门弟子的言语和行为的。《古兰经》和圣训是伊斯兰教法典的前面和背面，即教义和教律(fiqh)的基础。伊斯兰教的教律和宗教的关系，比教律与现代法学家所理会的法学的关系更加亲密。罗马法无疑对于伍麦叶人的立法曾有影响，这种影响一部分是直接的，一部分是通过《犹太教法典》或者其他媒介而产生的。但是，这种影响究竟达到什么程度，是不十分清楚的。实际上，这个时代的圣训学家和法律学家，我们所知道的只有寥寥数人，他们几乎没有什么著作流传到现在。这些学者，我们所知道的，以哈桑·巴士里和伊本·史哈卜·左海里(742年卒)二人为最有名。左海里是先知的同族，他全神贯注地做研究工作，以致忽略了一切世务，甚至“他的妻子曾发过誓，对她来说，他的书籍比三个同她对立的老婆还要坏”①。作为一位圣训学家，哈桑 ·巴士里是很受尊敬的，这是由于大家相信，他亲自认识参加过伯德尔战役的七十位圣门弟子的缘故。在伊斯兰教内发生的一切宗教运动，都可以溯源于哈桑·巴士里。苏非派历来都以他的苦行和虔诚为楷模②，逊尼派永不厌倦地引用他的格言，甚至连穆尔太齐赖派，也认他为自己的成员。毫不奇怪，公元728年10月10 日(星期五)，巴士拉全城的人民都参加了他的送葬行列，没有一个人留在城里去出席或者领导当天在清真寺里举行的晡礼，“这是伊斯兰教历史上没有先例的。” ①

库法城的学者，是操行不坚的、非正统派的穆斯林。他们中的很多人，是十叶派，或者阿里派，他们对于阿拉伯语言学和伊斯兰教学术的贡献，是略次于他们的邻居巴士拉人的。这两个营地的科学家之间的竞争，引起了在阿拉伯语法和阿拉伯文学两大公认的学派的产生。具有红发和细腿的阿卜杜拉·伊本·麦斯欧德(约在653年卒)被认为是伊斯兰教传说权威的圣门弟子之一。在欧麦尔和奥斯曼任哈里发的期间，他一直住在库法。据说他曾传述过八百四十八章圣训②。伊本·麦斯欧德的一大特点是，当他传述先知的言行的时候，他浑身发抖，汗流满面，发表意见时，措辞谨严，生怕传述得不够精确③。还有一位库法的圣训学家，声望不次于伊本·麦斯欧德。他就是阿密尔·伊本·舍拉希勒·舍耳比(约在728年卒)。他是在伊斯兰教初期出名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之一。据说他曾听过一百五十几位圣门弟子的传述④，他所传的圣训，全凭背记，不靠记录，现代评论家很信任他的传述。舍耳比的徒弟，最著名的是伟大的艾卜·哈尼法。据舍耳比的自述，哈里发为了一件重大的使命，曾派遣他到君士坦丁去见拜占廷的皇帝。

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在阿拔斯人时代，伊拉克的这两座姊妹城市，在文化方面的努力和成就，达到了最高的水平。伊拉克的圣训学派和教律学派，在后来的发展中，不象希贾兹学派那样受到古老的保守传统的支配。

阿拉伯历史的编辑，也是在这个时代开始的。在起初，编辑历史也就是编辑圣训(hadīth)。这是阿拉伯的穆斯林所建立的最古的学科之一。初期的哈里发，要想知道在他们之前的那些帝王和统治者的事迹；信士们热心搜集先知和他的弟子们的故事(这些故事后来变成先知传〔sīrah〕和武功纪〔maghāzi〕的基础)；需要调查每个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的血统关系，以确定每人应领取的生活费的数额；注释阿拉伯诗歌的典故，识别宗教典籍中的人名和地名；被统治的各民族人民，要记载本族祖先的丰功伟绩，以对抗阿拉伯沙文主义——所有这些，都促进了历史的研究。阿比德·伊本·赛尔叶，是一个半传说性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他是早期著名的说书人，穆阿威叶聘请他到大马士革，去讲说“古代阿拉比亚帝王和他们的种族的故事”①。阿比德为他的这位保护者编写了几部书，都是关于他的专业的，其中有《帝王记和古史记》(Kitāb al-Mulūk wa-Akhbār， al-Mādīn)。这部书在历史家麦斯欧迪(956年卒)②的时代，是流行很广的著作。瓦海卜·伊本·穆奈比(728年卒于萨那)是精通“古学” (‘ilm al-awā’il)的另一人。他是也门的犹太教徒，原籍波斯，大概改信了伊斯兰教。他的一部著作新近出版了③。瓦海卜这个人的传说，是很值得怀疑的。他成为我们关于伊斯兰教以前的南部阿拉比亚和外国的资料(倒不如说是失实的资料)的主要来源之一①。还有一个人，叫做凯耳卜勒·艾哈巴尔(652年或654 年卒于希姆斯)，他也是也门的犹太教徒，在最初的两位哈里发的时代改信伊斯兰教，穆阿威叶任叙利亚长官的时候，他就在穆阿威叶的公馆里担任教师和顾问的职务②。因此，凯耳卜勒·艾哈巴尔成为我们在犹太人—伊斯兰传说方面最早的权威。他和伊本·穆奈比，以及改信伊斯兰教的其他犹太人一道，把《犹太教法典》的许多故事，编入了伊斯兰教的传说中，同阿拉伯历史学糅合在一起。

后来震动伊斯兰教基础的许多宗教哲学运动，都发源于这个伍麦叶人时代。八世纪前半期，在巴士拉城有一个人叫瓦绥勒·伊本·阿塔(748年卒)，他是以穆尔太齐赖派(Mu ‘tazilah，脱离者，分离论者)著称的唯理论的奠基者。穆尔太齐赖派这个名称的取得，是由于他们主要的原则说：谁犯了大罪(kabīrah)，谁就脱离信徒的行列，但是不算为外道，只是居于信和不信二者之间的地位③。瓦绥勒原来是哈桑·巴士里的学生，巴士里在某个时期曾倾向于意志自由的原则，这种原则是穆尔太齐赖派主要信条之一。在同一时期内，信仰意志自由原则的，还有盖德里叶派(Qadarīyah，因否认前定〔盖德尔，qadar〕而得名)。与他们相对立的是哲卜里叶派(Jabrīyah，因主张人类受强制〔哲卜尔，jabr〕而得名)④。盖德里叶派是对伊斯兰教生硬的宿命论的反动力，同时也受到基督教的希腊的影响(伊斯兰教的宿命论是《古兰经》大力强调真主全能的必然结果)①。盖德里叶派是伊斯兰教哲学最早的学派，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威叶二世和叶齐德三世，都是盖德里叶派的成员，由此可见，这个学派的思想是怎样普遍②。

除意志自由这一主要原则外，穆尔太齐赖派另外还有一条原则；否认能力、智慧、生命等德性与真主共存，因为这些德性的存在，会破坏真主的统一性。因此，穆尔太齐赖派认为，“正义和统一的维护者”，是他们自己最可取的名称。这种唯智主义运动，在阿拔斯人时代，特别是在麦蒙时代(813—833年在位)，成为一个非常重要的运动，我们在下面就要讲到。在文化上，库法和巴士拉所没有完成的事业，由巴格达继续了下去。

基督教的学问和希腊的思想，是在这个时代传入伊斯兰教的，在这个过程中起重要作用的就是大马士革人圣约翰，别号叫克利索霍斯(Chrysorrhoas，意思是金舌)，他还有一个同名的前辈安提俄克人约翰，别号叫克利索斯顿(Chrysostom)③。圣约翰虽然会用希腊文写作，却不是希腊人，而是叙利亚人。他在家里说阿拉马语。除这两种语言外，他还会阿拉伯语。他的祖父曼苏尔·伊本塞尔仲，在阿拉伯人征服叙利亚的时候，担任大马士革的财政部长，与本城的主教共谋，举全城向阿拉伯人投降。在穆斯林的时代，他保持了原来的职位，后来，约翰的父亲继承了这个职位。约翰在青年时代是艾赫泰勒和叶齐德·伊本·穆阿威叶的酒友，后来，在阿拉伯政府中继承了他父亲的这个最重要的职务。他三十多岁时才辞去官职，退隐于耶路撒冷附近的圣萨巴修道院，去度苦行和祈祷的生活。约在748年，在那个修道院去世。约翰有些著作，其中一本是记录跟一个东方人(萨拉森人)辩论基督的神性和人类的意志自由问题的，他编写这本书的目的，是替基督教辩护，好让基督教徒以此书为指南，跟穆斯林进行争论。约翰本人在哈里发面前进行过此类辩论，也是可能的。我们不难在约翰的遗著中查出盖德里叶派的原理。据说约翰曾编写苦行者白尔拉木(Barlaam)和印度教王子约萨法特(Josaphat)的故事，这个故事，或许是中世纪时代最著名的宗教传奇。现代评论家承认，这个故事是如来佛(Budd-ha)生活插话的基督教翻版，故事里的约萨法特(或耶约萨夫，Ioa-saph)就是如来佛的化名。说来奇怪，拉丁教会和希腊教会，都承认他是圣者。因此，如来佛曾两次变成基督教的圣徒。中世纪的白尔拉木和约萨法特的故事，是通过拉丁语、希腊语、格鲁吉亚语等语言，而译成阿拉伯语的，故事本身显然是在圣约翰的时代之后，从帕莱威语译成阿拉伯语的①。Fihrist(《书目》)②曾提及Kitābal-Budd (《如来佛书》)和Kitāb Būdāsaf(《菩达赛夫书》)二书的名称，这两本书显然是从古波斯语帕莱威语翻译过来的，不是以希腊传奇为蓝本的。大马士革人约翰，被认为是东方希腊教会中最伟大的而且是最后的神学家。他所作的赞美诗(新教赞美歌集还采用其中一部分)，在教会文学史上被认为是基督教教会诗人的最崇高、最优美的作品。作为赞美诗的作者，作为神学家，作为演说家，作为评论作者，作为拜占廷音乐的创始人，作为拜占廷艺术的整理者，约翰是哈里发统治时代教会身上的一颗闪耀的夜明珠。

盖德里叶派是伊斯兰思想史上的第一个哲学派别，而哈列哲派(Khārijah)是第一个宗教—政治派别。这些人原来是阿里的拥护者，后来变成了他的死敌。他们不止一次地武装起义，反对给予古莱氏族的特权：只有古莱氏人才能当选哈里发的特权①。严格的哈列哲派，努力保持伊斯兰教朴素的和民主的原则，在回历头三个世纪中，他们为实现这个愿望，而流血成河。积年累月，他们禁止崇拜圣徒 (’awliyā’)，禁止朝拜他们的陵墓，禁止苏非派的集会。这个教派的一个小支派，名叫伊巴底叶或艾巴底叶(Ibadīyah或Abādīyah)，现在还存在着。他们是因伊本·艾巴德(ibn-Ibād)②(他生活于回历一世纪的后半期)而得名的，他是哈列哲派各支派的创立人中最宽大的。这个支派的穆斯林，分布于阿尔及利亚、的黎波里塔尼亚③、阿曼，后来又从阿曼渡海到桑给巴尔。

另外一个次要的教派，也是在伍麦叶人时代出现的，这就是穆尔只埃派(Murji’ah)。他们主要的信条，是对犯大罪的信士中止(irjā’)判决，不把他们当做外道④。更具体地来说，穆尔只埃派认为，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虽然停止执行教律，但他们是穆斯林的事实上的领袖，因此，人们没有正当的理由不效忠于这个朝廷。据这个教派的成员看来，只要把伍麦叶人当做穆斯林就够了，那怕是名义上的。据他们看来，奥斯曼、阿里和穆阿威叶，同样是真主的奴仆，只有真主能判决他们。一般来说，这一派是主张宽大的。这个学派里温和派的成员，以伟大的导师艾卜·哈尼法(767年卒)为最伟大，他是正统派伊斯兰教四个法律学派中第一个学派的创始人。

早期的伊斯兰教世界，因为争夺哈里发职位，而分裂成敌对的两大阵营，十叶派(Shi‘ah，意思是宗派)就是这两大阵营之一。这个阵营是在伍麦叶王朝定型的。“伊马木”①问题，始终是逊尼派(正统派)和十叶派(宗派)之间主要的争端。自那个时候起，十叶派主要的特点是坚持这个基本信条：阿里和他的子孙，才是真实的伊马木，这就象罗马天主教会坚持它同彼得及其继任者的关系的信条一样。伊斯兰教的奠基者，以《古兰经》为真主和人类之间的中介，而十叶派则以一个伊马木为这种中介。除“我信仰独一的真主”和“我信仰《古兰经》是无始的天启”外，十叶派增加了一个新的信条：“我信仰伊马木是真主所特选的，是具有部分神性的，是指导人们得救的。”

伊马木制度的产生，是神权主义者反对世俗权力概念的结果。十叶派关于伊马木的看法，跟逊尼派的完全不同②。十叶派说，伊马木是伊斯兰教公众唯一合法的领袖，真主选定他来担任这个最高的职务。他是由法帖梅和阿里传下来的穆罕默德的嫡系后裔。他是精神的和宗教的领袖兼世俗的领袖。他具有前任者传给他的神秘的能力 ③。因此，他的品位比其他人的品位高，他具有免罪性(‘ismah)①。十叶派的极端分子，甚至相信伊马木是真主的化身，因为他具有神妙光辉的本质②。所以，阿里和他的子孙，是天启的化身。极端分子中晚出的一派，甚至说，迦伯利天使传达天启的时候，认错了人，把穆罕默德认成阿里了③。在这一切方面，十叶派同逊尼派，是针锋相对的。

十叶派的诞生和发展，究竟受到波斯的见解和犹太—基督教的思想多大影响，这是难以确定的。后来产生的关于 Mahdi(麦海迪，得道者)的假说，预言有一位救星将要降临人世，他将要开辟一个自由和繁荣的新纪元，这无疑是救世主的说法和同类观念的反映。象谜一般的人物阿卜杜拉·伊本·赛伯伊，在奥斯曼时代改信伊斯兰教，他以过分的尊敬使阿里感到局促不安，后来竟成为极端的十叶派的创始人，这个人是也门的犹太人 ④。无疑，对于伊马木概念的产生，诺斯替教也是起了作用的。事实证明，伊拉克是最便于阿里派原则发芽滋长的肥沃土壤，直到现在，有一千五百万人口⑤的伊朗，还是十叶派的堡垒⑥。在十叶派公众内，几乎有无数的支派滋生出来。“先知的家属”(ahl al-bayt即法帖梅和阿里的子孙)中不同的成员，都成为自然的引力中心，各种各样由于经济的、社会的或宗教的原因，抗命不从的分子，和心怀不满的分子，统统都趋向于这个中心。在伊斯兰教一世纪中兴起的各种异端本身，都是对阿拉比亚人的宗教的胜利的变相抗议，这些异端中有许多渐渐投入十叶派的怀抱，因为十叶派是反抗现秩序的代表。易司马仪派、盖尔麦兑派、德鲁兹派、努赛尔派，以及我们要在下面论及的许多同类的派别，都是十叶派的支派。

在伍麦叶人时代，各种类型的演说，得到空前未有的发展，质量之高，也是后代所不及的。“赫兑卜”(khatib)①利用演说作为星期五讲道的工具，将军把演说当作鼓舞士气的手段，各省长官凭演说来向人民灌输爱国的情感。在一个没有特殊的宣传设备的时代，演说成了传播思想和激发感情的好手段。阿里的韵脚整齐、充满警句的高度伦理性的演说，苦行者哈桑·巴士里(728年卒)在哈里发欧麦尔·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面前所作的、由这位哈里发的传记作者保存下来的简短的讲道②，齐雅德·伊本·艾比和暴躁的哈查只所作的军事的和爱国的演说，——所有这些演说，都是从那个早期时代传下来的极宝贵的文学遗产③。

正统的哈里发时代，所有的政治性通信，都是简练扼要的，公函没有超过几行的④。据伊本·赫里康说⑤，伍麦叶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的秘书阿卜杜勒·哈米德书记 (750年卒)首先采用了冗长而华丽的文体，这种文体受到波斯的影响，有一套陈词滥调。这种矫揉造作的文体，变成了后来许多写作者的范本。有一句脍炙人口的阿拉伯成语说：“尺牍(inshā’)的艺术，从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到伊卜奴勒·阿米德告终。”①在许多文学作品中，我们还能够发现波斯文学的影响，那些作品中有许多格言和寓言，据说是阿里和他的助手艾哈奈弗·伊本·盖斯(687年后卒，艾哈奈弗是弯脚的意思)②的遗作，甚至有人说是蒙昧时代赫赫有名的艾克赛木·伊本·赛伊非的作品，这位名人有“阿拉比亚哲人”(hakim)的称号③。

但是，在伍麦叶人时代，进步最快的智力领域，是诗歌创作的领域。伊斯兰教的诞生，是不利于诗神的。在征服和扩张的光荣时代，在“人人皆诗人的民族”中却没有一个诗人受到灵感，这个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汲汲于名利的伍麦叶人获得了政权之后，酒神、歌神、诗神才重新得势。用阿拉伯语写作的爱情诗人，第一次正式出现了。蒙昧时代的抒情诗人，虽然在他们的长诗(qasīdahs)的开头要写几句情诗式的开场白(nasīb)，但是他们中的任何人，都不可以称为情诗 (ghazal)的专门作者。从早期长诗的爱情诗开场白开始，阿拉伯的抒情诗，在波斯歌唱家的影响和示范之下兴盛起来了。

半岛派是以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约在719年卒)为主要的代表的①。这位爱情诗大王——欧洲人称他为阿拉比亚的奥维特②——是一个邪恶的古莱氏族人，有足以自立的资财③。他专心致志地挑逗那些从麦加和麦地那来朝觐圣地的美丽的姑娘和本地的妩媚的少妇，如素凯奈④。他的语言是富有强烈的激情和美妙的佳句的，由于这种语言，他对于女性的感情得以永存下来。他的诗别开生面，而且富于豪侠之气，跟伊木鲁勒·盖伊斯的原始的情诗和晚期老一套的情诗对照起来，都是大不相同的⑤。

如果欧麦尔在诗歌里代表了自由恋爱，那末，与他同时代的哲米勒 (701年卒)就代表了柏拉图式纯洁天真的精神恋爱，哲米勒是欧兹赖部族人，这个部族原籍也门，移居于希贾兹，信仰基督教。哲米勒的长诗，都是寄给他的爱人本部族的卜赛奈的⑥。那些诗所表现的深厚的柔情，在那个时代是无可比拟的。那些诗既有美学上的价值，又有朴实的、不加雕琢的语言，所以，早被阿拉伯的歌唱家谱入歌曲了。与哲米勒相似的有半神话式的人物麦只嫩·莱伊拉，他的原名据说是盖斯·伊本·穆拉瓦哈⑦，他是抒情诗的代表。根据传说，盖斯迷恋一个叫莱伊拉的女人到了疯狂的地步(因此有“麦只嫩·莱伊拉”的绰号，这个绰号的意思是“莱伊拉的情痴”)①，莱伊拉是同一部族人，她也热爱盖斯，但是她父亲强迫她跟另外一个男人结婚了。盖斯因绝望而疯狂，他的余生是疯疯癫癫地度过的，他半裸露地彷徨于本乡纳季德的山顶和河谷，到处歌颂他的爱人的美妙，渴望着能同她见一面。只有提及她的名字的时侯，他才神智清醒一会儿②。麦只嫩·莱伊拉就这样变成了无数的阿拉伯、波斯和突厥传奇故事的主人公，那些故事都是颂扬不朽的爱情的力量的③。无疑，被认为是哲米勒和麦只嫩所作的那些诗，有许多不是他俩创作的，原来是民谣和民歌。

除情诗外，政治诗也在伍麦叶人的赞助下出现了。这种诗是在米斯肯·达里米奉命创作长诗，以当众咏唱颂扬叶齐德登上哈里发宝座的时候首次出现的④。蒙昧时代古诗的搜集，也是在这个时代实现的，这件工作是由哈马德·拉威叶(即传达者哈马德，约713－772年)完成的⑤。哈马德生于库法，他的父亲是一个德莱木 (波斯)的战俘⑥，他会说阿拉伯语，不过略带土腔，但是他是阿拉伯编年史上以惊人的记忆力著名于世的人物之一。他应韦立德二世的请求，背诵按字母表每个字母押韵的蒙昧时代的长诗，每个字母至少都有一百首长诗。韦立德亲自听他背诵了一部分，委托别人代听了其余的部分，据说他背诵了二千九百首长诗之后，韦立德认为满意，下令赏赐他十万第尔汗⑦。哈马德伟大的功劳当然在于收集著名的《黄金诗集》，即《悬诗集》(Mu‘allaqāt)。

在伍麦叶人时代，省区派的诗人是以法赖兹得格(约640—728年)、哲利尔(约在729年卒)和首都诗人艾赫泰勒(约640—710年)三人为首的。这三位诗人，是生长在伊拉克，他们都是讽刺诗和颂赞诗的作者。他们三人都是第一流的阿拉伯诗人，自他们那个时代起，阿拉伯评论家没有发现能与他们相比的诗人。信仰基督教的艾赫泰勒，是拥护伍麦叶王朝、反对神权政党的①。放荡的法赖兹得格，是阿卜杜勒·麦立克和他的儿子韦立德、苏莱曼和叶齐德等人的桂冠诗人②。那个时代最著名的讽刺诗人哲利尔，是哈查只的宫廷诗人③。这三位诗人的生活，主要是依靠他们的颂赞诗，其次才是依靠他们的讽刺诗。他们所担任的职务，就是我们这个时代党报所担任的职务。法赖兹得格④和哲利尔，常常用最刻薄、最恶毒的语言，互相攻击，艾赫泰勒照例是支持法赖兹得格。基督教在渎神的酒徒艾赫泰勒的心灵上居于什么地位，可以从他安慰自己怀孕的妻子的话中看出来！她赶着去摸一摸过路的主教的法衣，没有赶上，只摸到了他所骑的那只驴子的尾巴，他安慰她说：“主教和驴尾，没有什么差别。”⑤

正规的教育，在那个时代还不普及。伍麦叶王朝早期的皇子们，被送到叙利亚沙漠里去学习纯正的阿拉伯语，去通晓阿拉伯诗歌。穆阿威叶就是把他的儿子兼太子叶齐德送到这个沙漠去的。一个会读书、会写字、会射箭、会游泳的人，公众认为他是全才(al-kāmil)①。他们生活在地中海东岸上，所以，他们认为游泳很重要。伦理教育的理想，可以从讨论这个题目的文献中看得很清楚，如勇敢、坚忍(sabr)、睦邻(jiwār)、刚毅(murū’ah)、慷慨、好客、尊重妇女和实践诺言等。这些性格都是贝杜因人很重视的美德。

自阿卜杜勒·麦立克时代后，家庭教师(mu’addib)的职务大半由受贵族保护的平民或基督教徒担任，这种职务，变成了朝廷中这种重要职务之一。这位哈里发指示他儿子们的教师说：“教他们游泳，使他们养成少睡眠的习惯。”②欧麦尔二世对于在语法上犯错误的孩子，给以严厉的处罚，他是偏向于体罚的③。他对于他儿子们的教师所作的正式的指示中有这样意味深长的话：“你教他们的第一课，应该是痛恨各种娱乐，因为娱乐是以恶魔的诱惑开始，以真主的震怒结束的。”④

老百姓凡愿意教育孩子的，就把他们送到清真寺去，那里有学习《古兰经》和圣训的各种班级，因此，伊斯兰教最古的教师，是《古兰经》的诵读者(qurrā’)。远在回历17年(公元638年)哈里发欧麦尔就派遣此类教师到各地方去，并且命令各地的人民，在每周星期五到清真寺里去会见他们。欧麦尔二世派遣叶齐德·伊本·艾比·哈比卜(746年卒)到埃及去做审判长，相传他是在埃及出名的第一位教师①。我们在书中看到，库法有一个人，名叫达哈克·伊本·穆扎希木② (723年卒)，他在那里开办一所小学(Kuttāb)，不收学费③。我们又听到，回历二世纪时，有一个贝杜因人在巴士拉办了一所学校，向学生们收学费 ④。

阿拉伯人传说，先知说过：“学问分两类：宗教的学问和身体的学问(即医学)。”

阿拉伯半岛的医学，原来的确是很原始的。正当的药物，同法术和驱逐毒眼的符咒一块使用。还有少数的单方，教人用蜂蜜做药，或者拔火罐、放血，他们把这一类传说称为“先知的处方”，保存下来，代代相传。评论家伊本·赫勒敦在他著名的《绪论》(Muqaddamah) ⑤中用轻蔑的口吻批评此类处方说，先知是奉命来教授宗教的法律和原理的，不是奉命来传授医学的。

阿拉伯的科学的医学，主要是发源于希腊的医学，一部分是发源于波斯的医学。国历一世纪时，阿拉比亚医生的名单上，第一名是哈里斯·伊本·凯莱达(约634年卒)，他原籍塔伊夫，在波斯学习医学⑥。哈里斯是阿拉伯半岛上第一个受过科学训练的医生，他获得“阿拉比亚人的医生”的头衔⑦。他的医学，象通常那样，由他儿子奈德尔继承，他儿子是先知的姨表弟⑧。

到阿拉伯人征服西亚的时候，希腊科学已经不是一种有生的力量了，仅仅是一些传说，由一些认识希腊文或叙利亚文的注释家或开业医生，互相传授。伍麦叶王朝的御医，就是这一流的人物，他们中著名的有伊本·伍萨勒，是治疗穆阿威叶的基督教医生①，还有治疗哈查只的希腊医生台雅左格②。台雅左格的一些格言，已流传下来，至于他所著的三、四部医书，却一点也没有传下来。有一个著名的犹太教医生，是波斯血统的，生于巴士拉，名叫马赛尔哲韦，活跃在麦尔旺·伊本·哈克木时代初期，683年曾将一篇叙利亚语的医学论文译成阿拉伯语，那篇论文是亚历山大的基督教教士③艾海伦用希腊语写成的，那个译本成为用伊斯兰教的语言写成的最早的科学文献。相传哈里发韦立德曾下令把麻疯病人隔离，而且指定专人为之治疗④。据说欧麦尔二世曾将医科学校，从希腊传统很兴盛的亚历山大港迁移到安提俄克和哈兰⑤。

炼金术是很早就产生的学科之一，正如医学一样，阿拉伯人后来对于炼金术作出了许多明显的贡献。《书目》(我们最古而且最好的参考)⑥中说，伍麦叶王朝第二位哈里发的儿子和麦尔旺王朝的哲人(hakīm)哈立德(704或708年卒)在伊斯兰教史上第一个下令从希腊语和科卜特语翻译几本炼金术、医学和占星术的书籍。虽然这种说法难以令人相信⑦，但是，把这种活动归于哈立德，是意味深长的，因为我们可以从此看出，阿拉伯人是从古代希腊的文献中汲取他们的科学知识的，而且那些典籍成为他们钻研的动力。这个故事在提及这位伍麦叶王朝皇子的同时，还提及鼎鼎大名的查比尔·伊本·哈彦(拉丁化的Geber)，但是查比尔是在较晚的时代(约776年)才著名的，我们讲到阿拔斯人的时候，还要再论述他。相传哲耳法尔·萨迪格(700—765年)①曾著作过几本关于占星学和炼金术的书籍，但是现代科学家和评论家的研究，已经证明这种传说是不可靠的②。这位哲耳法尔，是阿里的后裔，是十叶派十二位伊马木之一。伍麦叶人时代文化生活的遗迹，没有任何一件以文献的形式传到我们手里，从而可以让我们对于那种生活作出正确的评价，这是一件莫大的憾事。

如果真有所谓土生土长的阿拉比亚建筑，它就只能存在于也门地区，但是，现在所有科学研究和勘查材料还不能提供充分的科学资料。即令真是那样，南部阿拉比亚的艺术，对于半岛北部的生活，也未必能起过多大作用。在北方，帐棚就是通常的住宅，露天就是庙宇，沙漠里的沙土就是坟墓。至于稀有的绿洲的居民，则与现在的情况一样，有一种原始的、朴素的建筑，他们用土坯修建房屋，用枣椰的木料和胶泥盖平房顶，没有什么装潢和点缀，只能解决最简单的需要。甚至希贾兹的克而白天房，也只是一座象立方体一样朴素的建筑物，没有房顶。在穆罕默德时代存在的天房，是一个信仰基督教的科卜特木匠所修建的，他所用的建筑材料，是在吉达海岸附近失事的几艘拜占廷船只的残骸。在麦达因·撒里哈(古代的希志尔)的石岩上凿成的墓窟，在皮特拉多色的悬崖绝壁上凿成的富于画趣的房间，在巴尔米拉具有柱廊和拱门的宫殿和神殿，以及那些壮丽辉煌的教堂，如加萨尼王朝的王子孟迪尔·伊本·哈里斯在鲁萨法的圣塞基阿斯墓地上修建的教堂——所有这些，都真实地揭示了高度的艺术技巧，但是这种技巧是从希腊化的埃及和叙利亚借来的，不是阿拉比亚特有的艺术技巧。

建筑是一切艺术品中最能持久的一种艺术，宗教建筑，总是建筑艺术的主要代表。寺院就是神灵之家，信徒们尽心竭力地使寺院具有更高的品格，不象人住的房屋那样，只要能满足物质上的需要就够了。因此，就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而言，艺术的最高的表现，就是宗教的建筑。穆斯林的建筑家或者他们所雇用的建筑家，创立了一种朴素而且庄严的建筑式样，这种式样虽然以旧式样为基础，但是，特别能够表达这种新宗教的精神。因此，我们在清真寺(mosque发源于阿拉伯语的 masjid，意思是跪拜处)里找到与各种族和各氏族相互作用的伊斯兰教文明发展史的缩影。要想举例说明穆斯林与其邻居之间的文化交流，恐怕再没有比清真寺更明白的例证了。

先知在麦地那修建的朴素的清真寺(不是麦加的圣寺)，变成了回历一世纪修建清真大寺的榜样。这座清真寺，包括一个露天的院子和用土坯砌成的围墙①。后来，先知延长了周围房屋的平房顶，把整个露天的院子盖起来，以遮蔽日光。当时用枣椰树干做柱子，用枣椰树枝和泥土做房顶的材料②。先知把一棵枣椰树干的根部固定在地上，开头时把它当做讲台(minbar)③，站在上面对会众讲道①。但是，后来换了一个小讲台，那个小讲台是用柽柳木制成的，有三级阶梯，这个样式是从叙利亚基督教教堂里抄袭来的。先知是否在清真寺里设置过必需的指示物(mihrāb，凹壁)，指出在清真寺里做礼拜时的正向(qiblah)，这是很难确定的。做礼拜的时候，礼拜者排列成横行，各行互相平行，面对着墙壁，原来是向着耶路撒冷的，后来改向麦加②。阿比西尼亚人比拉勒，站在平房顶上，用宏亮的声音叫唤信士们到清真寺里来做礼拜③。在这里，我们可以找到几乎所有的清真大寺的最简单的要素，就是院子、房顶和讲台。

阿拉比亚人在西亚和北非的扇形推进，使他们占有了无数的建筑物，有些是完好的，有些是坍塌的，都是高度的艺术发展的产物，更重要的是他们掌握了被征服的民族自古以来世代相传的技术知识和技能。这种技术，一旦用来满足穆斯林社会的宗教需要(如修建麦地那的清真寺)，并根据各地区的地方条件加以因地制宜的运用，就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产生了一种艺术，被称为萨拉森艺术，或者阿拉伯艺术，或者穆斯林艺术，或者穆罕默德教艺术④。至于建筑材料，究竟是用石料，还是用砖，还是用土坯，那要看各地区的具体条件。在叙利亚，伊斯兰建筑受到基督教的叙利亚-拜占廷式样及其前驱当地的式样和罗马式样的影响。在美索不达米亚和波斯，受到景教和萨珊王朝式样的影响，这种式样是以当地的传统为基础的。在埃及，科卜特居民加了许多装饰用的花边。因此，逐渐产生了阿拉伯艺术的几种学派：(1)叙利亚-埃及学派，是以希腊罗马式样和当地的式样为范例的；(2)伊拉克-波斯学派，是以萨珊式样和古代迦勒底式样和亚述式样为基础的；(3)西班牙-北非学派，受到当地基督教和西哥特的影响，常被称为摩尔式或马格里布式；(4)印度学派，具有明显的印度式样的痕迹。至于中国的清真寺，则是佛寺的翻版①。

在被征服的地方首先修建的清真寺，是欧特伯·伊本·盖兹旺于637或638年在巴士拉所修建的清真寺，这个欧特伯建筑了巴士拉城作为冬季的军营。这座清真寺，起初是一块空地，四周用芦苇做的篱笆围起来。后来，欧麦尔所委任的地方长官艾卜·穆萨·艾什耳里用土坯和泥重修了这座清真寺，而且用茅草盖房顶②。 698或639年，征服伊拉克的将军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修建了另外一座营地库法城，在城的中央修建了一座朴素的清真寺。地方长官公署(dār al-imārah)就在清真寺的附近。正如巴士拉城的清真寺一样，这座清真寺原来也是一块方形的空地，用芦苇做的篱笆围起来，后来，用土坯和泥砌墙③。穆阿威叶的总督齐雅德，仿照萨珊王朝的式样，用柱廊重修了这座清真寺。从别的方面说来，这座清真寺的式样，很象穆罕默德在麦地那所修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和巴士拉清真寺的遗迹，早已消失了。库法城的阿里清真寺，修建于656年，西班牙著名的旅行家伊本·祝拜尔约在1184年访问过这座清真寺①，关于这座清真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

伊斯兰教第三座重要的营地是阿慕尔·伊本·阿绥在弗斯塔特 (旧开罗)修建的营地。642年，阿慕尔在这里修建了非洲第一座清真寺。阿慕尔所建清真寺的原址，正如其他古老的清真寺一样，没有什么古迹保存下来②，但是，这座清真寺也象其他清真寺一样，是一个简单的四方院子，没有“米海拉卜”(mihrāb，凹壁)指示礼拜的方向，也没有“米宰奈” (mi’dhanah，尖塔)。后来，阿慕尔在清真寺里装置了一个讲台，那是努比亚的基督教国王赠送他的③。重要性仅次于这座清真寺的是欧格白·伊本·纳菲耳于670—675年在盖赖旺修建的清真寺，盖赖旺正如弗斯塔特一样，是一个营地。欧格白先修建清真寺，接着就修建政府公署，使民房以此为中心④。这座清真寺，由欧格白的继任者屡次重修。最后一次是艾格莱卜王朝的齐雅德特—艾拉一世(817—838年在位)重修的。这是伊斯兰教最大的寺院之一，一直保存到现在。

穆斯林们在他们所征服的早已存在的城市里定居的时候，利用了那些城市里旧有的建筑。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征服麦达因⑤之后，就利用波斯皇帝的穹窿大厅(Iwān)做清真寺⑥。大马士革的圣约翰大教堂，被韦立德一世改建为清真寺 ⑦。但是，在希姆斯，同样的大教堂却同时做清真寺，又做基督教教堂使用①。

清真寺里指示礼拜方向的“米海拉卜”，是后来从基督教教堂抄袭来，作为清真寺的设备的。在清真寺的墙上增设“米海拉卜”，通常归功于韦立德和他的地方长官欧麦尔·伊本 ·阿卜杜勒·阿齐兹②，但是有人说，应归功于穆阿威叶③。麦地那的清真寺，显然是最初增设“米海拉卜”的清真寺。“米海拉卜”很快就变成了一般清真寺所同具的特征，而且象基督教的供坛那样，被认为是清真寺里最圣洁的地方。因此，“米海拉卜”的装潢特别讲究，由此可见，“米海拉卜”可以作为衡量伊斯兰教装饰艺术中各种日新月异的式样的质量标准。

穆阿威叶在清真寺里增加了一件可憎的新花样，因而遭到普遍的非难④，这就是在大殿里用栅栏围起一块地方，叫做“麦格苏赖”(maqsūrah，私室)，专供哈里发作礼拜之用。为什么要这样做？原因很多，主要原因是保卫哈里发的安全，因为曾有哈列哲派分子企图暗杀他⑤。哈利发利用“麦格苏赖”来退隐(i‘tikāf)、休息和沉思，这是很显然的⑥。

跟“米海拉卜”一样，“米宰奈”也是伍麦叶人增设的。因此，叙利亚是“米宰奈”的故乡。在这里，“米宰奈”采取了本地望楼的形式，或采取望楼的代替物——教堂高塔的形式，这种高塔是四方形的①。

最古的文献之一②，在提及大马士革伍麦叶清真寺里的一个“米宰奈”时，曾明白地说，那是圣约翰大教堂的望楼(nātūr)。埃及的“米宰奈”，据说是穆阿威叶委任的地方长官所增设的，他在弗斯塔特的阿慕尔清真寺的每个角落上都增设一个“米宰奈”③。在伊拉克，巴士拉清真寺里用石料建成的“米宰奈”，是穆阿威叶的地方长官齐雅德所增设的④。但是，在叙利亚和希贾兹增设“米宰奈”，大概也要归功于伍麦叶王朝的著名建设者韦立德，因为他的地方长官欧麦尔曾在麦地那清真寺里增加这种新的特征⑤。在他的时代之后，“米宰奈”就逐渐增多了。

在叙利亚用石料建筑的四方形的“米宰奈”，是伊斯兰教最古老的“米宰奈”，其他地方，特别是北非和西班牙，就以此种形式为榜样，但是，这并不是“米宰奈”唯一的形式，因为伊斯兰教的“米宰奈”，是依照所在地方的高塔的传统形式而建筑的。埃及的“米宰奈”，在好几百年内，只是用砖砌成的，亚历山大港著名的灯塔的建筑术，对于埃及的“米宰奈”的设计，据说是有影响的。九世纪时，在伊拉克底格里斯河畔的萨马腊地方修建了一座伊斯兰教的“米宰奈”，很象古代亚述人所建的庙塔 (zikurat)⑥，共有七级，代表日月和当时所认识的五大行星⑦。

在所有的穆斯林看来，耶路撒冷自古以来就具有特殊的神圣的性质①。因为《圣经》里提到它，因为它是穆斯林们的第一个正向(qiblah)②，因为许多传说中提到，穆罕默德登霄之前，在夜间旅行中，曾在这里停留。638年，哈里发欧麦尔访问这个城市的时候，可能在摩利亚山上用木料或砖修建过一座朴素的礼拜寺，在那座山上，从前曾先后修建过所罗门庙宇、多神教的寺庙、基督教的教堂。阿卜杜勒·麦立克感觉到有必要修建一座礼拜寺，使其重要性超过圣陵教堂③，而能与当时落入其政敌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之手的麦加圣寺相抗衡，以吸引朝觐天房的群众④，他于691年，在耶路撒冷同一个地址上修建了磐石上的圆顶寺，后来被错误地叫做欧麦尔清真寺。因此，这座圆顶寺就修建在世界上最神圣的一个地点，犹太教徒、多神教徒、基督教徒和穆斯林都尊敬的一个地点。相传这里是亚伯拉罕要宰他儿子以撒作燔祭的地方⑤。圆屋顶的周围有库法体的铭文，一部分是哈里发麦蒙后来伪造的⑥。这份库法体铭文，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老的伊斯兰教铭文之一⑦。阿卜杜勒 ·麦立克修建这座圆屋顶时所使用的建设材料，是从614年科斯洛二世所摧毁的基督教建筑物的废墟中发掘出来的。他雇用了一些本地工匠，其中有一部分人可能是拜占廷籍的工匠。圆顶寺的建造，同古老的式样有根本的不同，因为它采用了镶嵌细工和其它装饰图案，还建起一个屹立的圆顶，目的是超过圣陵教堂美丽的圆顶棚①。结果建成了这样一座壮丽辉煌的建筑学上的古迹，在任何地方，也难找到可以比拟的。在穆斯林们看来，磐石上的圆顶寺，不仅是具有建筑学意义和艺术价值的古迹，而且是他们的信仰的活生生的象征。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尽管经过几次改造和重修，特别是在1016年大地震之后②，然而大体上仍保持原来的格局，因此，被认为是保存到现在的最古的伊斯兰教古迹。关于这个古迹的描绘，最早的要推伊本·法基于903年前后的记载③，其次是麦格迪西于985年前后的记载 ④。

圆顶寺是艾格萨清真寺中最圣洁的地方，我们前面已经研究过，在阿拉伯文献中，艾格萨清真寺这个名词，就广义来说，指一批宗教建筑物，这些建筑物包括圆顶寺本身，还包括许多坟墓、伊斯兰教的修道院(takīyah或zāwiyah)、公众饮用喷泉(sabīl)等，是自阿卜杜勒·麦立克起到奥斯曼的素丹庄严的苏莱曼为止这期间的许多哈里发所修建的建筑物，约占地三十四英亩。就狭义来说，艾格萨清真寺，是指阿卜杜勒·麦立克在圆顶寺附近所建的清真寺。这座清真寺的建筑材料，取自科斯洛二世所毁坏的圣玛利亚教堂的废墟。艾格萨清真寺重建于 771年地震之后，重建者是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后来，十字军又加以修改。萨拉哈丁(即萨拉丁)于1187年收复了这座清真寺。正如圆顶寺的情形一样，关于这座清真寺的记载，也是以伊本·法基①和麦格迪西50000492_0310_1②的著作为最早。

公元705年，韦立德接收了奉献给圣约翰的长方形教堂。大马士革的这座教堂，原来是罗马的主神朱庇特神的庙宇。他接收以后，就在这座教堂的原址上修建了以伍麦叶清真大寺著称的宏大清真寺③。韦立德在这座清真寺里保留了基督教建筑的多少部分，这是很难查考的。南边的两个尖塔，是附属于旧有的长方形教堂的高塔 ④，但是北边的那个当望楼用的尖塔，无疑是韦立德创建的，后来变成在叙利亚、北非和西班牙所建一切尖塔的典范。这个尖塔是保存到现在的纯粹伊斯兰教尖塔中最古老的。大圆屋顶下面的三个本堂和一个袖廊，以及其中所有的镶嵌细工，也都是这位哈里发所建造的。据说这位哈里发雇用了波斯和印度的工匠，也雇用了君士坦丁堡的皇帝所供给的希腊技工⑤。新近发现的古文献指出，建筑材料和熟练工人，都是从埃及输入的⑥。清真寺的墙壁，都是用大理石和镶嵌细工豪华地装饰起来的。地理学家麦格迪西⑦曾在十世纪后半期访问过这座清真寺，他说，清真寺里有用黄金和宝石制成的镶嵌细工，镶嵌的是树木和城市的景致，其中还夹杂着秀丽的题词。后来，这些雕像曾被一位虔诚的哈里发用灰泥掩盖起来，直到1928年才重新发现①。半圆形的四壁，初次出现于这座清真寺。马蹄形的拱门，也在这里出现。九世纪艾格莱卜人重修盖赖旺清真大寺时，曾用这座清真寺的蔓叶花样做模范。伍麦叶清真大寺，于1069年曾遭火灾，1400年蒙古人帖木儿又纵火烧寺，1893年又遭一次火灾，尽管三次被焚，但是，这座古老的清真寺，在穆斯林们看来，仍旧是世界的第四奇迹②。他们也公认这是伊斯兰教的第四座礼拜寺 (参阅本书第221页)。

从麦地那修建第一座简朴的清真寺，到在耶路撒冷和大马士革修建这两座壮丽的清真寺，相隔没有多少年。在这个期间，伊斯兰教举行聚礼的清真大寺(jāmi‘)③的发展过程就完成了。我们必须指出，清真大寺并不是专作礼拜之用的，还有其它的用途，既可以作公众集会的大厅，又可以作政治的论坛和教育的公所④。由于有了安静的大殿和荫蔽的廊檐，公众礼拜时躲避风雨的需要，现在完全得到了满足；由于有了尖塔、凹壁、讲台和外部的沐浴室，宗教的需要也得到了满足；由于有了壮丽的建筑和辉煌的装饰，从而告诉全世界，新宗教的信徒，决不落后于在大教堂里做礼拜的基督教徒，这样，政治的目的也就达到了。

伍麦叶人遗留下来的建筑学上的古迹，大部分是宗教的建筑物。他们所遗留的非宗教的建筑物，最著名的是哈里发的皇亲贵戚们在沙漠里所修建的宫殿。大多数的哈里发，都仿效在他们之前的加萨尼王朝的统治者，建筑了一些别墅，除穆阿威叶和阿卜杜勒·麦立克外，很难发现在大马士革居住的哈里发。在首都内，与清真大寺毗邻的绿宫 (Khadrā’)①，已无遗迹可寻了。哈查只在瓦西兑居住的绿圆顶宫②(al-Qubbah al-Khadrā’)的遗址，也泯灭无余了。但是，在叙利亚沙漠的边缘上，有许多宫殿的遗址，那些宫殿或者原来是罗马的要塞，由伍麦叶王朝的建筑师修改成行宫，或者是由建筑师仿照拜占廷的或者波斯的式样，建筑起来的。在叙利亚沙漠东部边境上，在阿因·太木尔附近，有一座宫殿的遗址，现代的名称是伍赫伊迪尔宫(‘Uk haydir，小绿宫)，但是不能确定，这座宫殿究竟是伍麦叶王朝末期的建筑，还是阿拔斯王朝初期的建筑③。在沙漠的西南边上，宫殿的遗址更多。在这里有一座宫殿，叫做穆瓦盖尔宫(Muwaqqar，荣誉宫)④，不是阿卜杜勒·麦立克创建的，就是他重修的。他的儿子韦立德二世，是热中于狩猎和其他更低级的娱乐的，他使用了邻近的盖斯塔勒(Qastal，堡宫)⑤和艾兹赖格宫(al-Azraq，蓝宫)⑥，这两座宫殿原来都是外约旦的罗马要塞。在这个地区，还有一座宫殿，现在著名的新名称是穆沙塔(或麦什塔，al-Mush atta，或al-Mashta，冬宫)⑦，据说也是韦立德二世修建的。考古学家在这个地区首先考察的，就是这座冬宫。由于韦立德二世的去世，这座冬宫的建筑并未完工。这座华丽的行宫，有一个雕刻得十分堂皇的正面，现在陈列在柏林恺撒·腓特烈博物馆①。但是，在这一群宫殿之中，最著名的是阿木赖的小宫。这座小宫，坐落于约旦河东与死海北边相切的直线上。这座小宫大概是韦立德一世在712—715年建筑的，1898年穆西尔50000492_0314_1② 替科学界发现了这座宫殿。这个名称，大概是现代的称呼，因为我们在阿拉伯文献中找不到这个名称的什么痕迹。这座建筑上特别醒眼的，是那卓绝的壁画，下一节中将加以论述。

伊斯兰教的教义学家大都主张，表现人类和动物，是真主所独享的特权，侵犯这种特权的人，被认为是大不敬的。这种对表现艺术的仇视态度，是《古兰经》严格的一神论和禁止偶像崇拜的必然结果。这种态度的直接根据，发源于一章圣训，在这一章圣训中，先知曾宣布说，裁判日将受最严厉处分的是画家③。画家是“穆骚韦伦”(musawwirūm，造形者)，这个名词也适用于雕塑家。因此，我们在任何一座清真寺里，都找不到人类的画像，但是，我们能在少数宫殿里和书籍中，找到人的形象。伊斯兰艺术中作装饰用的花样，几乎都是花卉和几何图案。后来，艺术家们在这方面获得了很大的成就，从而产生了一种特别的装饰风格，在大多数欧洲语言中叫做arabesque(阿拉伯式)。但是，阿拉比亚人自己对于雕塑艺术或绘画，并未发生爱好，他们遗留在阿拉伯半岛上的古迹，他们关于自己的圣地的文学性的描写，都清楚地指出了这一点。我们所谓的伊斯兰艺术，无论是从起源、主题和技巧来说，都是折中派的，大半是被征服的各民族人民艺术天才的创作，不过是在穆斯林的保护之下发展起来的，特别是在适应穆斯林们宗教需要的情况下发展起来的。

伊斯兰绘画艺术最古的例证，是阿木赖小宫里的壁画，从这些壁画中可以看出基督教画家的技巧。在外约旦的这所娱乐馆和韦立德一世的澡堂的墙壁上，画着六个宫廷人物的肖像，包括西班牙的最后一位西哥特国王罗得利克。盖伊萨尔(Qaysar，凯撒[Caesar])和奈查什(Najāshi，尼古斯[Negus①])，被画在两个画像的上面，而科斯洛 (“Chosroes”，希腊语50000492_0316_1②的称呼)被画在第三个画像上面。萨珊王朝在绘画方面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其他一些象征性的人物是代表胜利、哲学、历史和诗歌的。一幅狩猎图，描写一只狮子猛扑一只野驴。有几幅裸体画，是描绘舞女、女乐和艺妓的。装饰品包括帷幕、从花盆和葡萄树长出来的叶饰、枣椰树上挂着的椰枣串、月桂冠和各种沙漠里的飞禽。铭文主要是阿拉伯语的，带着几个希腊名词。

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比亚人有各式各样的歌曲：商队的歌曲、战争的歌曲、宗教的歌曲和情歌。原始的赞美歌的遗迹，还保存在朝觐天房仪式的应词 (talbiyah)③里。《古兰经》的吟诵(tajwīd)，就是诗歌吟唱的遗风。但是，商队的歌曲(hudā’)，是他们最喜爱的，而且照他们的估计，是歌唱的最初形式。据麦斯欧迪所记载的传说①，商队的歌曲的起源是这样的：民族的建立者之一木达尔·伊本·麦阿德②从骆驼上摔下来，把手挫伤了，他用甜美的声音喊叫说：Yā-yadāh！Yā-yādah!(呀！我的手！呀，我的手！)他的喊声配合着骆驼的步调，使骆驼按着节拍行进。这种喊声创造了 “赖斋子”(rajāz)韵律，这个韵律被应用于商队的歌曲，而成为一切韵律中最简单的形式。

南方阿拉比亚人，无疑地有他们自己特殊的歌曲和乐器③，关于这一点，我们所知道的很少，但是那种传统是否构成北方阿拉比亚人和后来的穆斯林遗产的一部分，这是值得怀疑的。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希贾兹的居民把方形的手鼓(duff)、长笛(qasabah，qassābah)和芦管或双簧管(zamr， mizmār)，当做他们主要的乐器④。他们也认识本地的皮面琵琶(mizhar)⑤。约当先知的时代，外国音乐对于阿拉伯音乐的影响，已经开始了。加萨尼的王子们，已雇用了由希腊歌女组成的合唱队。希拉城的莱赫米人，已使用波斯的版面琵琶(英语的lute就是从阿拉伯语的‘ūd演变来的)，希贾兹人又从他们借用了这种乐器。相传奈德尔·伊本·哈里斯·伊本·凯莱达，他是一个医生兼吟游诗人，他用自己关于偶像崇拜的吟诵，同穆罕默德的天启争衡，以争取人民的欢心⑥。这种乐器就是他从希拉城传入麦加的⑦。据另一种传说，介绍波斯琵琶的，是伊本·素赖只(约在726年卒)。据说他初次看到波斯工匠手里拿着这种乐器，是在684年，当时这些人是由阿卜杜拉·伊本·左拜尔招到麦加城来重建克而白的①。后来，又借用了波斯的木制管乐器“呐义”(nāy竖笛)，连名称也借用了，这是法默(Henry G.Farmer)考证的②。蒙昧时代的职业歌唱家，显然大半是女性的，《乐府诗集》中曾将少数女歌唱家的姓名保存下来了③。与先知同时代的女诗人杭萨，曾被誉为阿拉伯最伟大的女诗人，她作过许多挽歌，哀悼她的弟弟，著名的英雄萨赫尔，那些挽歌有些显然是用歌曲的体裁写成的④。蒙昧时代的诗人，显然大半是配合着音乐来歌唱他们的作品的。

穆罕默德并没有把诗人作为诗人而对他们提出公开的抨击 ⑤，却是把他们作为异教的发言人而攻击的。先知轻视音乐，也许是由于音乐与异教的仪式之间的联系。据一章圣训说，他曾宣布，乐器是恶魔的宣礼员 (muezzin)，他叫唤人们去崇拜恶魔⑥。伊斯兰教的教律学家和教义学家，大半是不喜欢音乐的，有些人从各方面宣判音乐的罪行，有少数人认为音乐是可嫌的(makrūh)，不是违禁的(harām)，但是，下面这句俗话更好地表达了人民大众的意见：“酒是肉体，音乐是灵魂，快乐是二者的产物。”⑦

伊斯兰教注入人心的最初的敬畏，渐渐消逝之后，希贾兹社会变革的趋势，已转向风雅的方面，特别是在奥斯曼的时代，他是第一个爱好财富和炫耀的哈里发。人们学会怎样使声乐和器乐和谐起来。阿拉伯作家所谓艺术的或优雅的歌唱(al-ghinā’al-mutqan或al-raqīq)在希贾兹流行起来，那是把节奏(īqā‘)应用于歌曲旋律的一种高度发达的歌唱。男性的职业音乐家，初次出现了，他们的诨名是“莫汉那孙”(mukhannathūn，旦角)，他们把手染红，而且假装妇女的姿态。这种音乐家，如麦地那的突韦斯(Tuways，小孔雀，632—710年)，被认为是伊斯兰教歌手的祖师。人们认为首先把节奏应用于阿拉伯音乐，而且首先在手鼓的伴奏下用阿拉伯语歌唱的就是他①。

以突韦斯为首的穆斯林歌手的第一代，是由一些外国的自由思想家组成的。突韦斯传授了一批徒弟，以伊本·素赖只(约634—726年)为最有名，他被认为是伊斯兰教四大歌手之一②。相传他是首先采用波斯琵琶的，又是首先采用乐鞭，以指挥音乐演奏的。伊本·素赖只是被释放的奴隶，是一个突厥人的儿子，他曾享受侯赛因的孙女著名的素凯奈夫人的庇护。据说他的师傅当中有赛仪德·伊本·米斯查哈(约在公元714年卒)，他是麦加城中受贵族庇护的一个黑人。赛仪德是麦加人中的第一个音乐家，也许是伍麦叶人时代最伟大的音乐家，据说他曾游历叙利亚和波斯，他是首先把拜占廷和波斯的歌曲翻译成阿拉伯语的③。由此可见，他是在理论上和实践上，把古典时代的阿拉伯音乐系统化的人。他的学生当中有盖立德④，他是柏柏尔人的混血儿，是素凯奈的奴隶，也由伊本·素赖只训练①。他在他的第二位师傅之后，也达到了令人羡慕的品级，而成为伊斯兰教四大歌手之一。其余的两位歌手，一位是伊本·穆海列兹(约在715年卒)，他是波斯血统的，被称为阿拉伯的响板手(sannāj)②。一位是麦耳伯德(743年卒)，他是麦地那的黑白混血儿，在韦立德一世、叶齐德二世和韦立德二世的宫廷中，受到特别的恩宠③。在卜居于首都之前，麦耳伯德以旅行音乐师的身分游遍了阿拉比亚。歌妓(qiyān)中有哲米莱(约在720年卒)，她是麦地那的被释放的女奴，是第一代艺术的女王④。她把麦加和麦地那两座城市中最著名的乐师和歌手，都吸引到她的家里来，他们中有许多人是她的学生，当时参加她的演奏会的听众当中，有爱情诗人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她的女学生中，有海巴伯和赛蜡梅，她俩是叶齐德二世所宠爱的歌妓，这是她引以自豪的。哲米莱艺术生涯中最著名的事件，是她去麦加朝觐天房时率领着一个豪华的行列，由歌手、歌妓、诗人、乐师、敬仰者和朋友们组成，他们都穿着节日的盛装，他们骑的骆驼都装扮得富丽堂皇⑤。

在贵族夫人家偶尔举行的漂亮的演奏会，吸引着爱好艺术的群众。从波斯经希拉城而传入的版面琵琶，在这个时期，部分代替了本地的皮面琵琶。另一种得人欢心的弦乐，是米耳则法(mi‘za-fah)，这是瑟(psaltery)的一种形式。管乐器包括长笛(qasabah)、芦管(mizmār)和号角 (būq)。打乐器以妇女特别喜爱的手鼓(duff)、鼓(tabl)和响板或铙钹(sunūj)为代表。乐谱是历代口耳相传的，因此，完全失传了。《乐府诗集》中充满了在伍麦叶人时代配过谱的诗歌，但是没有为我们保存任何乐谱。伊拉克歌手们的领袖、希拉城的基督教徒侯奈因访问希贾兹，群众拥到素凯奈夫人的家里，来听他歌唱，他们把她的门廊挤塌了，把那位来访的著名艺术家压死了①。在朝觐的期间，鼎鼎大名的人物，从伊斯兰教世界的四面八方，前来参加典礼，这种典礼，每年给希贾兹的乐师们和歌手们，提供一个良好的机会，让他们表现自己的才能。他们的惯例是遇到特殊的场合，就到城外迎接队商，在路上奏乐。《乐府诗集》给我们遗留下一段记载，描写一次朝觐的游行，在游行中扮演主角的，是代表那个时代诗歌精神的欧麦尔·伊本·艾比·赖比耳。他穿着最华丽的服装，同过路的妇女眉来眼去。他的伙伴中有歌手伊本·素赖只。他在吟诵欧麦尔的艳诗，使得哈只们②心烦意乱，不能专心致志地举行朝觐的仪式③。

在伍麦叶人时代，麦加城，特别是麦地那城，变成了歌曲的苗圃和音乐的温室④。这两座城市，源源不绝地以艺术天才供应大马士革的宫廷。保守派和宗教学者，徒劳无功地表示反对，他们硬说酗酒和赌博同音乐和诗歌有关系，认为都是违反教律的娱乐(malāhi)，还引证一些圣训(hadīth)，来证明此类娱乐是魔鬼用来诱惑人的、最有力的工具。这股潮流，并没有被堵住，文艺的女神(Muses)，仍然高高地站在那里，群众为她们鼓掌，不愿倾听此类言论上的攻击。音乐和歌唱的热爱者，也引证一些据说也是先知所说的同样动听的话①，用来反驳他们，他们说诗歌和音乐，并不是常常引诱人去干坏事的，诗歌和音乐，对于改善社会交际，对于纯化男女关系，都是有贡献的②。伍麦叶王朝的第二位哈里发叶齐德一世本人，就是一位作曲家，他把歌唱和乐器引入大马士革的宫廷③。他创始了在宫廷中举行重大庆祝典礼的惯例，这种典礼最大的特点，是饮酒和歌唱，从此以后，在伊斯兰教世界上，饮酒和歌唱，就永不分离了。阿卜杜勒·麦立克曾保护希贾兹学派的伊本·米斯查哈。他的儿子韦立德，艺术的保护者，曾将伊本·素赖只和麦耳伯德召到首都，他俩在那里受到了热烈的欢迎。叶齐德二世继承严格的欧麦尔二世登上宝座之后，就通过他所宠爱的歌妓海巴伯和赛蜡梅，而使诗歌和音乐重新流行起来④。希沙木曾保护过希拉城的侯奈因。爱好娱乐的韦立德二世，既会弹琵琶，又会作曲，他曾在宫廷中欢迎一个音乐演唱团，其中有著名的麦耳伯德⑤。在这位哈里发的时代，在希贾兹的两大城市中，音乐十分繁荣。在伍麦叶王朝末期，音乐的艺术，十分普及，以致他们的劲敌阿拔斯人，把这一点当做宣传工作中有效的论据，号召穆斯林们，起来推翻这个“不敬畏真主的僭位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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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埃及土著。——译者
② 巴士拉城的英语名称是Bassora，现在的巴士拉城坐落于古城遗址东北六英里。
③ 库法城的修建，在巴士拉城建成后一、二年，参考Yāqūt，vol.iv,pp.322—323。
① Istakhri,p.80；ibn-Hawqal,p.159。
② Ibn-Khallikān,vol.i,pp.429—430=de Slane,vol.i,p.663。
③ 这部字典是依照发音部位而排列字母的先后次第的，以喉音字母“阿因”‘ayn开头，所以叫做《阿因书》。—

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各哈里发世系表

阿拉伯的史学家，给希沙木很高的评价，而且正如我们已经研究过的那样，他们把他和穆阿威叶及阿卜杜勒·麦立克相提并论，承认他是伍麦叶王朝的第三位政治家，也是最后一位政治家。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那四位哈里发，除了亡国的麦尔旺二世外，事实已经证明，他们是无能的，即使我们不说他们是放荡的，或者堕落的。甚至在希沙木之前，这已经成为哈里发的风尚，他们热中于狩猎、酗酒、谛听音乐和诗歌，而不喜欢学习《古兰经》和管理国家大事，叶齐德二世，就是最明白的例证。后来建立了宦官制度，接着建立了闺阃制度。由于财富的增加和奴隶的充斥，哈里发日愈沉湎于荒淫无耻的生活之中。封建王朝不再象从前那样夸耀说，在自己儿孙的动脉中流着纯粹的阿拉比亚血液了。叶齐德三世是伊斯兰教中女奴所生的第一位哈里发①，作为他的继任者的那两位哈里发，也都是女奴的儿子①。上行下效，统治阶级的邪恶，就成为一般道德堕落的先兆。文明所特有的各种弊病，特别是酒色歌舞，已控制了沙漠的子弟，开始摧毁年轻的阿拉伯社会的生命力了。

由于过分强调个人主义、部族精神和复仇主义，阿拉比亚生活中古老的和典型的弱点随之又重新抬头了。伊斯兰教为了防止在大规模地组织起来的社会生活中潜伏的离心力，而暂时提供的种种纽带，此时已经变得松弛起来了。从奥斯曼开始，以前受到压抑的宗族精神又抬头了。

在伊斯兰教之前，有几个北方的阿拉比亚部族迁移到伊拉克去，他们沿底格里斯河建立起赖比耳族的住所，沿幼发拉底河建立起穆达尔族的住所。在穆达尔部族中，盖斯人居于领导地位。居住在叙利亚的其它部族，则是从南阿拉比亚迁移来的，因此，被称为也门部族。在叙利亚的也门部族中，以凯勒卜人为最著名。至于在波斯东北省区呼罗珊的阿拉比亚人，则大半是从巴士拉城来的殖民者，因此，他们大半是北方的阿拉比亚人，在那里居于领导地位的是台米本人，相当于幼发拉底河地区的盖斯人。呼罗珊的也门派人，被称为艾兹德人，这是以其中最著名的支族称呼整个部族的；在某些省区中，盖斯人被称为尼萨尔人或麦阿德人②。这些部族叫什么名字，那是无关紧要的，重要的事实是，北方的阿拉比亚各部族，跟南方的阿拉比亚各部族，老是针锋相对。北方的阿拉比亚人，意识到自己有一种根深柢固的种族优越感，因为他们认为自己是易司马仪(以实玛利)的苗裔，自称为阿德南人，他们跟溯源于盖哈丹(Qahtān)或《创世记》(10∶25以下)的约坍 (Joktan)的南方阿拉比亚人从来没有融合过。随着时间的推移，盖斯人成为一个政治派别的核心，也门人成为另一个政治派别的核心。

伍麦叶王朝的奠基者穆阿威叶在叙利亚建立王朝，是以也门部族为靠山的。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叶齐德的母亲梅荪，是也门凯勒卜部落的女儿，他本人又跟凯勒卜部族的女人结婚。嫉妒的盖斯人，不承认他的继任者穆阿威叶二世，而宣言拥护僭窃哈里发职位的伊本·左拜尔。在拉希特草原战役(684年)中，凯勒卜人击溃了盖斯人，才替伍麦叶王朝麦尔旺支的祖先麦尔旺保住了宝座。在韦立德一世时代，盖斯人的势力，已登峰造极了，哈查只和他的堂弟印度的征服者穆罕默德，以及中亚细亚的征服者古太白，都是盖斯派的代表人物。韦立德的弟弟苏莱曼，却偏爱也门人。但是，叶齐德二世，由于他母亲的影响，而保护外戚盖斯党人，韦立德二世，也是这样；叶齐德三世，全凭也门人的武力，从前任哈里发韦立德二世手中夺取了王位。伍麦叶王朝末期的哈里发，与其说是一个统一的帝国的君主，不如说是某一个党派的首脑。

伊斯兰世界分化为两大派系，一个派系是以盖斯人为中心，另一个派系是以也门人为中心(这两大派系还有其它许多的名称)，至此，这种分化已经完成了。这种分化导致王朝的崩溃，其恶劣的影响，在今后若干年内，在许多相距很远的地区内，都是显而易见的。甚至连首都大马士革地区，也变成了持续两年之久的残酷内战的战场，这次内战的起因，据说是因为一个麦阿德人从一个也门人的园圃里偷了一个西瓜①。在辽远的西班牙的穆尔西亚城中，血水流了好几年，原因是一个穆达尔人从一个也门人的果树园里拾了一片葡萄叶①。在首都和各省区，在印度河两岸，在西西里岛沿岸，在撒哈拉大沙漠的边缘上，祖先传下来的党争，到处变成两个政党的对立。这种党争，变成了强有力的因素，阻止了穆斯林的军队在法兰西的前进，最后导致安达鲁西亚哈里发制度的崩溃。这种争端，直到近代，似乎还存在于黎巴嫩和巴勒斯坦，因为历史告诉我们，迟至十八世纪初期，两党之间还发生过许多次酣战。

哈里发职位的世袭，缺乏一种确定的制度，不少的内乱就都是由此而起。穆阿威叶提名儿子做他的继任者，他创始这个政策，要算是英明的、有远见的。但是，阿拉比亚人依照年齿而推举族长的古老的部族原则，成为一大障碍，统治者不便于把王位传给自己的儿子，于是人民表示效忠的宣誓礼，就变成了哈里发即位的唯一安全道路。伍麦叶王朝的十四位哈里发，只有四位是把王位直接传给儿子的，这四位是穆阿威叶一世、叶齐德一世、麦尔旺一世和阿卜杜勒·麦立克。使这个复杂的问题更加复杂的，是麦尔旺支的奠基者所开创的先例，他提名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立克做继任者，又提名他的另一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做这个继任者的继任者②。阿卜杜勒·麦立克—登上哈里发的宝座，就做了一件很自然的事情，他企图用他的儿子韦立德来代替他的弟弟阿卜杜勒·阿齐兹做自己的继任者。他并不以此为满足，同时还指定他的另一个儿子苏莱曼做继任者的继任者③。韦立德又同样企图这样做，但是遭到失败。他想为自己儿子的利益，去剥夺自已弟弟的继任权。诸如此类的策略，不会造成那种制度的稳定和持续，这是很自然的。

反对国教的十叶派，从来没有默认过“僭窃的伍麦叶人”的政权，从来没有饶恕过他们对阿里和侯赛因所犯的罪行，现在，他们比以前更活跃了。他们对于先知的后裔一心一意的忠诚，使他们变成了人民同情的焦点。在政治上，或经济上，或社会上，不满意伍麦叶王朝的人，有很多都参加了他们的阵营。在伊拉克，大半的居民此时变成了十叶派，他们原来是由于感觉到自己的国家被剥夺了民族独立才反对叙利亚统治的，现在这种反对已加上了宗教的色彩。在逊尼派自己的各阶层里，虔诚的教徒责备各位哈里发的俗心世欲，忽视《古兰经》的和经外传说的教律，而他们随时随地准备对于可能发生的任何反抗给以宗教的批准。

还有另一种破坏力量在活动着。阿拔斯人，他们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后裔，他们坚持对于王位的要求。他们强调哈希姆家族的权利，因而巧妙地与阿里的拥护者协作一致。十叶派认为哈希姆家族主要是阿里的子孙，但是，阿拔斯人认为他们自己也是古莱氏族哈希姆家族的成员，因此，他们跟先知的血缘关系反而比伍麦叶人更亲密些①。

阿拔斯的后裔，利用普遍的不满，而且以卫道者自居，很快就变成了反伍麦叶人运动的战士和领导人。他们选择了死海南边的侯迈麦村为自己的大本营和宣传基地②。这个小村落，表面上是一个无害的、与世隔绝的地方，其实是富有战略价值的，因为这个村子靠近队商的大路，又在朝觐路线的交叉点上。在这里就建立起伊斯兰政治史上最早的而且是最巧妙的宣传运动的舞台。

非阿拉比亚的穆斯林，特别是波斯的穆斯林，他们表示不满意，是有着充分的理由的。他们原来指望获得与阿拉比亚穆斯林完全平等的经济地位和社会地位，殊不知不但没有获得这种地位，反而降到顺民的行列里去，并且又不是经常可以免缴非穆斯林所缴纳的人丁税的。使他们更加不满意的是，他们意识到自己是代表更高超和更古老的文化的，这种事实，连阿拉比亚人自己也是承认的。十叶派—阿拔斯人，在这样一些心怀不满的新穆斯林中间，找到了散播起义种子的肥沃土壤。伊拉克通常是效忠于阿里派的，十叶派的教义，就从这里传布到波斯去，特别是在东北的呼罗珊省生根发叶，当时呼罗珊①的面积比现在大得多。阿拉伯人在波斯长期进行的艾兹德对穆达尔的党争，多少也替呼罗珊人铺平了道路。但是，更深厚的力量在起着作用。在十叶派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在复兴中。

当十叶派、呼罗珊人和阿拔斯人这三大势力的联盟实现的时候，伍麦叶王朝的国运就接近临危了，阿拔斯人是为自己的利益而运用这个联盟的。领导这个联盟的是先知的叔父阿拔斯的玄孙艾卜勒·阿拔斯。在他的领导之下，革命的穆斯林们，以一个伪装的神权政治的理想和一个恢复正统派的诺言，而起来反对现存的秩序。747 年6月9日，长期策划的革命爆发了，阿拔斯人在呼罗珊的代理人艾卜·穆斯林，一个出身微贱的波斯血统被释放的奴隶②，高高地举起了黑旗，那原来是先知穆罕默德的军旗，但是，此时已经变成阿拔斯人的标志了。艾卜·穆斯林率领着也门的艾兹德部族，攻入省会木鹿，但是，他的拥护者大半是伊朗的农民和顺民，而不是阿拉比亚人①。伍麦叶王朝驻呼罗珊的长官奈斯尔·伊本·赛雅尔，虽然向麦尔旺二世求援，但却没有得到答复。他在一封感伤的书信里还以诗句为点缀②。麦尔旺二世虽然比前任的几位哈里发有才干，却忙于镇压内地的起义，那次起义从巴勒斯坦蔓延到希姆斯，所以未能给他答复。这次起义不过是盖斯人和也门人之间旧党争的重演。这种党争被争夺哈里发职位的野心家所利用，在前任的两位哈里发叶齐德三世和易卜拉欣的时代，都曾达到内战的规模。叶齐德三世赞助盖德里叶派③的教义，使事情变得更坏。易卜拉欣则领导了也门党。盖斯人所拥戴的麦尔旺二世，犯了致命的错误，他不但把自己的住所，而且把国家机关，都迁移到美索不达米亚的哈兰城去，这样就丧失了所有叙利亚人的同情。除开伍麦叶王朝的主要支柱叙利亚人外，现存制度死敌的伊拉克哈列哲派此时又在公开地叛乱④。祖先的复仇主义，使伊斯兰教最西的省份西班牙，也变得分崩离析。在继承哈里发职位之前，因坚持奋战而获得“叫驴”(al-Himār)绰号的麦尔旺二世⑤，当时已经六十岁了，他在三年的期间，亲自在战场上指挥战斗，镇压叙利亚的和哈列哲派的变乱者，证明他自己是一位能干的将军。先知穆罕默德的作战方法是横队战 (sufūf)，这种办法因此获得社会的尊重，麦尔旺二世以这些战役的军事组织者的身分，把这种作战方法改成步兵大队(karādīs)战，把军队分成许多更密集、同时也更机动的单位。但是，他要扭转全局，为时已晚了。伍麦叶人的国运已日薄西山了。

呼罗珊的省会木鹿，首先陷落，伊拉克的首府库法城于749年接着陷落。艾卜勒·阿拔斯曾长期潜伏在这个地方。本城的驻军，没有怎么抵抗，就投降了。在这里， 749年10月30日(星期三)，在主要的清真寺里，举行公众的效忠宣誓礼，拥戴艾卜勒·阿拔斯为哈里发①。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就这样登上了宝座。在每个地方，伍麦叶人的白旗，都在阿拔斯人和他们的同盟军的黑旗前面节节退却。麦尔旺二世决心作最后拚命的抵抗。他统率一万二千②人，从哈兰出发，于 750年1月，在底格里斯河的支流大萨卜河左岸上，与敌军会战，敌军的统帅，是新哈里发的叔父阿卜杜拉·伊本·阿里。叙利亚军队，士气不振，缺乏必胜的信念，其失败是注定了的。萨卜战役后，胜利的阿拔斯人，在叙利亚境内长驱直入，主要的城市，一个接着一个开门向阿卜杜拉和他的呼罗珊军队投降。只有在大马士革城下不能不围攻，但是，这座骄傲的首都，经过几天的围攻之后，于750年4月26日投降了。阿卜杜拉从巴勒斯坦派遣一个分遣队，去追缉逃亡的哈里发，于 750年8月5日，在埃及卜绥尔城③的一所基督教教堂外面，捕杀了他。他原是在那所教堂里避难的。他的坟墓现在还在那个地方。据麦斯欧迪的记载，他的首级和哈里发的标志，都送去交给艾卜勒·阿拔斯①。

此时，阿拔斯人开始执行扑灭伍麦叶家族的政策。他们的统帅阿卜杜拉，不惜采取他认为必要的、最残酷的手段，去根绝他们的血族敌人。公元750年6月25日，他邀请了他们中的八十个人，到雅法附近奥查河岸上的艾卜·弗特鲁斯城，即古代的安提帕特里斯城，去参加一个大宴会，在宴饮中他们统统都被砍倒了。把皮垫子盖在已死者的尸上和将死者的身上之后，他和他的副官们，在呻吟的伴奏下，继续饮食②。许多间谍和密探，被派到伊斯兰世界各地方去，搜索到处流亡的前王朝的后裔，“他们中有些人躲藏在地窖里”。 ③年轻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伊本·希沙木，戏剧性地逃亡到西班牙，后来，在安达卢西亚成功地建立了新的、辉煌的伍麦叶国家，这要在专章里加以说明。甚至连死人都免不了阿拔斯人残忍的报复。大马士革、肯奈斯林和其他地方的哈里发陵墓，都被阿卜杜拉发掘和凌辱。苏莱曼的尸体，从达比格发掘出来。希沙木的尸体，从鲁萨法的陵墓中刨出来，还未腐烂，被打八十皮鞭后，焚化成灰，抛撒在地上④。只有欧麦尔二世的陵墓，没有遭受凌辱。

由于伍麦叶人的覆灭，叙利亚的光荣逝去了，它的领导权结束了。叙利亚人觉醒了，但是觉醒得太晚了，他们认识到，伊斯兰教的重心，已经从他们的故乡向东移动。尽管他们屡次举行武装斗争，来恢复他们从前的势力，但是都遭到了失败。最后，他们把希望寄托于一个被期待的素福彦人①，即一个救世主类的人物，来把他们从伊拉克压迫者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直到现在，我们还能听到叙利亚的穆斯林们提及穆阿威叶的一个苗裔不久就要来临。但是，伍麦叶人的覆灭，还有更深远的意义。伊斯兰史上纯粹阿拉伯的时代已成过去了，伊斯兰帝国第一个纯粹阿拉伯人的统治，开始迅速地结束了。阿拔斯人把自己的政府叫做“道莱”(dawlah②，意思是新纪元)，那的确是一个新纪元。伊拉克人感觉到自己已经摆脱了叙利亚人的保护，十叶派认为自己已经报了仇，顺民们已从奴役中解放出来，在波斯边境上的库法城已经变成新的首都，呼罗珊人已经变成了哈里发的护卫。波斯人占据了政府中最重要的职位，从哈里发帝国各民族人民中选拔出来的官员，代替了原来的阿拉比亚贵族。旧的阿拉比亚穆斯林与新的外族穆斯林，互相联合，逐渐融合起来。阿拉比亚民族主义覆灭了，但是伊斯兰教继续发展，在国际伊斯兰教的伪装下，伊朗民族主义耀武扬威地前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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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bari，vol.ii，p.1874；Ya‘qūbi，vol.ii，p.401；Mas‘ūdi，vol.vi，pp.31—32。参阅本书第332页。
① Ya‘qūbi，vol.ii，pp.403，404。
② 关于阿拉伯各部族，可以参阅ibn-Durayd，Ishiiqāq；F.Wüstenfeld，Gen-ealogische Tabellen der arabischen St(mme(G(ttingen，1852)；Register zu den gencal-ogischen Tabellen der arabischen St(mme(G(ttingen，1853)。
① Abu-al-Fidā’，vol.ii，p.14。
① Ibn-‘Idhāri，Bayān，vol.ii，p.84。
② Ya‘qūbi，vol.ii，p.306。
③ Ya‘qūbi，vol.ii，pp.334—335。
①
② Ya‘qūbi，vol.ii，p.356—357；Fakhrī，pp.192—193；Tabari，vol.iii，p.34；Yāqūt， vol.ii，p.342；Musil，Northern He■((New York，1926)，pp.56—61和袖珍地图。
① 现代伊朗的霍腊散省，在伊朗的东北。——译者
② 参阅Fakhri，p.186。
① Tabari，vol.ii，pp.1953以下；Dīnawari，pp.359以下。
② Fakhri，p.194；Nicholson，Liierary History，p.251。
③ 盖德里叶派是反宿命论者。参阅本书第245页。——译者。
④ Tabari，vol.ii pp.1943—1949。
⑤ Fakhri，p.184。
① Ya’qūbi，vol.ii，pp.417—418；Tabari，vol.iii，pp.27—33；Mas‘ūdi，vol.vi，pp.87，98。
② Tabari，vol.iii，p.47(参阅p.45)。参阅本书第226页。
③ 这座城又叫艾卜绥尔(Abūsīr)，大概是法尤姆(Fayyūm)的卜绥尔·麦莱格(Būsīr al-Malaq)。参阅 Sāwīrus ibn-al-Muqaffa‘，Siyar al-Batārikah al-Iskandarā-nīyīn，ed.C.F.Seybold(Hamburg，1912)，pp.181以下；Tabari，vol.iii， pp.49—50。
① Mas‘ūdi，vol.vi，p.77。
② Ya‘qūbi，vol.ii，pp.425—426；Mas‘sūdi，vol.vi，p.76；ibn-al-Athīrvol.v，pp.329— 330；Mubarrad，p.707；Aghāni，vol.iv，p.161；参阅同书pp.92—96；Fakhri，pp.203—204； Theophanes，p.427。对照耶胡扑灭艾海卜的家族的故事(《旧约·列王记下》9∶14—34)和埃及的穆罕默德·阿里毁灭麦木鲁克人的故事 (JurjiZaydān，Ta’rīkh Misr al-Hadīth，3rd ed.， Cairo，1925，vol.ii，pp.160—162)。
③ Ibn-Khaldūn，vol.iv，p.120。
④ Mas‘ūdi，vol.v，p.471；参阅Ya‘qūbi，vol.ii，pp.427—428，参阅Fakhri，p.204。
① Tabari，vol.iii，p.1320；ibn-Miskawayh，Tajārib al-Umam wa-Ta‘āqub al-Himam，ed.de Goeje and de Jong，vol.ii(Leyden，1871)，p.526；Yāqūt，vol.iv，p.1000；Aghāni，vol.xvi，p.88； H.Lammens，Etudes sur le siècle des Omayyades(Beirūt，1930)，pp.391—408。
② Tabari，vol.iii，p.85，ll.16，17，p.115，l.9。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伊斯兰教伟大的政治戏剧的第三幕开幕了，扮演主角的是哈里发艾卜勒·阿拔斯(750—754年在位)。舞台是伊拉克。前一年在库法城清真大寺里写作就任演说的时候，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自称赛法哈(al-saffāh，屠夫)①，后来，赛法哈就成了他的绰号。这是一个凶兆，因为在执行政策方面，新王朝比旧王朝更加依靠武力。刽子手杀人时当毯子用的皮革，在伊斯兰史上初次铺在哈里发的宝座旁边，成为宝座不可或缺的附属物。这个“屠夫”是正统的哈里发和伍麦叶王朝之后的第三个朝代的奠基者，这个朝代是伊斯兰最驰名和最长久的朝代。自750年到1258年，艾卜勒·阿拔斯的子孙，世袭了哈里发的职位，但是，他们并不是始终都掌握实权的。

当阿拔斯人胜利的时候，人民欢迎他们，认为他们用真正的哈里发国家和神权政府代替了伍麦叶人纯世俗的政府(mulk)。哈里发为了使自己的崇高职位带有宗教色彩，每逢节日，如即位典礼和每周聚礼日(星期五)，都穿上他的叔曾祖先知穆罕默德所穿的斗篷(burdah)②。他把一群教律学家当做顾问，他保护他们，举凡国家大事，都向他们请教。具有高度组织性的宣传机构，从前对于破坏伍麦叶政府的威信起过重大的作用，此时被巧妙地用来永久巩固阿拔斯人在人民群众中的威信。一开头就培养这样一种观念：政权当永远保持在阿拔斯人的手中，直到他们最后把它交给救世主伊萨为止①。后来又大事宣传这样一种理论：哈里发政权如果被破坏，世界的秩序就要紊乱②。实际上，这种宗教改变，与其说是真实的，不如说是表面的；巴格达的哈里发虽然与伍麦叶人不同，假装虔诚，自称爱教，但是他汲汲于名利，并不亚于他所取代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两个哈里发王朝主要的区别是：伍麦叶帝国是阿拉伯的，而阿拔斯帝国是比较具有国际性的，因为这个帝国包括新穆斯林的各种民族成分，阿拉伯民族只是其他许多民族中的一个民族。

此外，还有些区别。哈里发职位不再和伊斯兰教是同义语了，这是有史以来初次发生的事情：西班牙、北非、阿曼、信德，甚至呼罗珊③都不完全承认新的哈里发。至于埃及，名义上的承认，多于实际上的承认。伍麦叶人在伊拉克的首都瓦西兑城抵抗了十一个月④。叙利亚处在不断的骚动中，这种骚动的主要原因，是叙利亚王朝受到种种污辱。阿拔斯人和阿里派之间的联盟，原来是全靠对强大敌人的同仇敌忾来维系的。敌人一倒，这种联盟就不存在了。天真的阿里派，认为阿拔斯人是为他们的利益而作战的，但是，不久之后，他们的幻想就破灭了。

库法城是反复无常的，又是亲阿里派的，赛法哈认为他在这个地方不安全，因此，在安巴尔⑤建筑哈希米叶城，作为都城。这座城因皇室的鼻祖哈希姆而得名①。库法城的姊妹城巴士拉城，由于同一原因，也弃而不用，而且那座城市偏在南方，不适于做王国的中心。赛法哈才三十几岁，就因患天花而死于新都②(754年)。

赛法哈的弟弟和继任者艾卜·哲耳法尔(754—775年在位)自称为曼苏尔(al-Mansūr，常胜者)，他是阿拔斯王朝最伟大的哈里发，也是最不讲道义的哈里发。替新王朝奠定坚实基础的是他，而不是赛法哈。继承他的三十五位哈里发，都是他的直系子孙。他的叔父阿卜杜拉是萨卜战役的英雄，在赛法哈时担任驻叙利亚总督，此时他与侄子曼苏尔争夺哈里发的职位，但是，他在754年11月，被艾卜·穆斯林击败于奈绥宾③。经过七年的禁闭之后，他被隆重地迎入一所新居，那是故意建筑在盐地上的，后来放水去淹墙脚，新居坍塌，把他压死在废墟里④。

奈绥宾战役大捷后，艾卜·穆斯林返回他所统治的呼罗珊省(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自治省)的途中，遭到同样的命运。他被召到哈里发的宫廷。阿拔斯王朝的开国元勋，除了阿卜杜拉就是他，但是，这位呼罗珊的领袖，在觐见哈里发的时候，遭到袭击，就这样被虐杀了⑤。波斯的极端分子所组成的一个希奇的拉旺德教派，企图把哈里发看成就是真主，而哈里发残忍地屠杀了他们(758年)⑥。曼苏尔还残忍地扑灭了一次暴动，那是哈桑的两个重孙易卜拉欣和他弟弟穆罕默德(外号“纯洁的灵魂”， al-Nafs al-Zakīyah)①所领导的十叶派不满分子的暴动。穆罕默德被处死后，尸体悬挂在麦地那城(762年12月6日)；易卜拉欣在难驾驭的库法城附近被斩首(763年2月14日)后，首级被送去交给哈里发②。在不妥协的阿里派看来，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都是篡夺者，真正的哈里发，伊马木，只有阿里和法帖梅的子孙。阿里派从来没有停止过他们对于伊斯兰教国家的破坏影响，他们坚决主张，他们的伊马木具有得自先知穆罕默德的某种程度的世代相传的智慧和一种特殊的天启。在呼罗珊，以艾卜·穆斯林的复仇者的身分出现的袄教徒孙巴德的叛乱(755年)和吴斯塔兹西斯的叛乱(767—768年)都被镇压了③。在波斯，强烈的民族情感和古代琐罗斯特的与马资达克的宗教观念，交织在一起，现在这里至少是暂时地被平息下来。除两个地区外，大部分伊斯兰帝国，就这样重新统一起来了。那两个地区，一个是北非，在那里，哈里发的政权，只达到盖赖旺；一个是西班牙，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那里碰到一个对付不了的死对头，那就是伍麦叶人阿卜杜勒·赖哈曼(他的母亲跟曼苏尔的母亲一样①，也是柏柏尔族的女奴)。

国内局势安定之后，又跟西方永远的敌人拜占廷人展开了有害的边界战争，这种战争已经断断续续地打了一百多年，此时是袭击邻近的要塞。小亚美尼亚地方已倾废的马拉提亚要塞(thughūr)和西里西亚的麦绥塞要塞，都被恢复了②，伊斯兰的军队，甚至占领了巴库的石脑油井③，而对当地的人民征收捐税。里海(阿拉伯语叫可萨海)南边多山的泰伯里斯坦，有一个实际独立的小国，统治者是已经灭亡的萨珊帝国皇室高级官员的家族，这个地方现在也暂时被并吞了④。在印度边境，坎大哈和其它地方，都被征服了。在坎大哈发现一个佛像，也被毁坏了⑤。实际上，曼苏尔的将军们的远征，已深入喜马拉雅山西北肥沃而且广阔的河谷地区克什米尔 (Kashmir，阿拉伯语叫Qashmīr)。770年，一支舰队从巴士拉被派到印度河三角洲去惩治一批敢于抢劫吉达的海盗。

公元762年，曼苏尔奠定了新都巴格达的基础，直到这时候，他一直居住在库法和希拉之间的哈希米叶城⑥。巴格达就是舍海尔萨德在《一千零一夜》里加以绘声绘影描写的那许多传奇性冒险事件的地点。这个地方是古老的，原来是萨珊王朝的一个村落，就叫做巴格达①，本义是“天赐”。曼苏尔曾踏勘过好几个地方，最后才决定在这里建都。他说：“这个地方是一个优良的营地。此外，这里有底格里斯河，可以把我们和老远的中国联系起来，可以把各种海产和美索不达米亚、亚美尼亚及其四周的粮食，运来给我们。这里有幼发拉底河，可以把叙利亚、赖盖及其四周的物产，运来给我们。”②曼苏尔以四年功夫，建成他的新都，花费约四百八十八万三千第尔汗③，雇用建筑师、技工和小工十万左右，他们是从叙利亚、美索不达米亚和帝国的其他地方招来的④。

曼苏尔把自己的新都叫做和平城(Dār al-Salām)，这是这座城的正式名称。和平城位于底格里斯河右岸，在这个河谷中曾建筑过古代世界的几座最强大的都城。这座新城，是圆形的，故有团城 (al-mudawwarah)之称，内城和外城，都是用砖砌成的，外城四周有一条深壕，内城里还有紫禁城，城高九十英尺，环绕在中心区的周围。这三套城墙，各有等距离的四道门，有四条大街，从中心区辐射出来，象车轮的辐条一样，射向帝国的四个角落。这些城墙，构成了三个同心圆，以哈里发的宫殿为圆心，宫殿叫做“金门宫”(bāb al-dhahab)，这是因镀金的宫门而得名的，又叫做“绿圆顶宫”(al-qubbah al-khadrā’)。宫殿的旁边有清真大寺。引见殿的圆顶，高达一百三十英尺，这是“绿圆顶宫”这个名称的由来。据后期的传说，绿圆顶上面有一个骑士的雕像，他骑在马上，手持长矛，指向敌人可能来的方向⑤。但是雅古特很快就看破了这种谬误，他说，雕像必然总是指向某个方向，这就是说，经常有敌人从那个方向威胁着这坐城市，穆斯林们是“聪明的，他们不致于相信这种捏造的谎言”①。萨珊王朝故都泰西封的废墟，被当做新都主要的石料和必需的建筑材料的来源，城砖是在附近烧制的。曼苏尔在世时，曾在城郊底格里斯河岸上，建筑一座宫殿，叫做永恒宫(Qasr al-Kh-uld)。这里的花园，可与天堂里的花园媲美(《古兰经》25∶15，16)，故有此名称。又在更北的地方，建筑了第三座宫殿，叫做鲁萨法宫 (al-Rusāfah，堤道)，这是为皇太子、哈里发的儿子麦海迪而建筑的。

钦天监的官员，替曼苏尔择定了吉日良辰，动土兴工，为他自己、他的家属和他的呼罗珊近卫军，而建筑这座都城，作为一个军事基地。后来，事情也的确非常顺利②。这座都城建成后，才几年工夫，就兴旺起来，成了一个重要的商业中心，成了头等重要的国际政治中心。好象命运要曼苏尔的都城继承泰西封、巴比伦、尼尼微、吾珥③ 等古代东方都城的威望，这个都城的威望和壮丽，是中世纪时代的任何都市所不及的，君士坦丁堡或许是例外，而经过若干次盛衰兴替之后，终于变成了新伊拉克王国的首都④。这个王国有一个真正阿拉比亚的国王——斐萨勒。

新都的位置，给东方思想的传入大开方便之门。历代哈里发，在这里建立了萨珊王朝科斯洛埃斯式(Chosroism)的政府。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受到了波斯的影响，哈里发的职位，不过是伊朗专制的复活，与阿拉比亚的族长制大相径庭了。在那个时代，波斯头衔、波斯酒、波斯老婆、波斯情妇、波斯歌曲和波斯思想，逐渐占了上风。相传曼苏尔本人是首先采用波斯式高帽子(al-qalansu-wah)的，他的臣民，自然仿效了他①。值得注意的是，波斯的影响，挫折了阿拉比亚人原始生活的锋芒，而为一个以发展科学和学术研究为特点的新纪元铺平了道路。阿拉比亚人的东西，只有两件保全下来：一件是变成国教的伊斯兰教，另一件是变成国语的阿拉伯语。

在曼苏尔时代，在伊斯兰政府中，初次出现大臣的官职(vizīrite)，这是一种波斯的官职。首次担任这个崇高职务的，是哈立德·伊本·伯尔麦克②。哈立德的母亲，原是一个战俘，是古太白·伊本·穆斯林于705年在巴里黑俘获的；他的父亲，原是一个“伯尔麦克”(barmak，佛教的大和尚)，是在巴里黑的佛教寺院里任职的③。哈立德和赛法哈是这样的亲密，哈立德的女儿由前任哈里发的妻子哺乳，哈里发的女儿也由哈立德的妻子哺乳④。远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哈立德就升任财政部(dīwān al-kharāj)的首脑。765年，他接受了泰伯里斯坦省行政长官的职务，他在那里粉碎了一次重大的叛乱⑤。晚年，他还立过一次大功，拿下了拜占廷的一个要塞⑥。这位波斯血统的官吏，实际上虽然不是一位“维齐尔”(Wazīr，即现代的所谓大臣)⑦，但是在不同的时期中，他似乎做过哈里发的顾问，成为一个著名的大臣世家的奠基者。

775年10月7日，曼苏尔在朝觐途中死于麦加附近。他已经是六十多岁的人了。在圣地附近，给他掘了一百个墓穴，但是他被秘密地葬在另外一个地方，任何敌人也不可能找到他的陵墓，而加以发掘①。他是一个又瘦又高的人，皮肤带黑色，胡须是稀疏的②。他性格苛刻，态度严肃，他和历代的继任者所代表的类型，成为显著的对照。但是，他的政策继续成为历代继任者的南针，正如穆阿威叶的政策，曾指导伍麦叶王朝历代的哈里发一样。

曼苏尔的继任者麦海迪(775— 785年在位)，把教育他儿子哈伦的责任，委托给哈立德的儿子叶哈雅。哈伦的哥哥哈迪(785—786年在位)登基后不久就死了，由哈伦继任哈里发。他对于这个伯尔麦克人叶哈雅，还十分尊敬，称为“父亲”，他任命他为“维齐尔”，授予无限的权力。805年，叶哈雅死，他的两个儿子法德勒和哲耳法尔，从 786年到803年，实际上统治了这个帝国③。

这些伯尔麦克人，在巴格达东部建造了自己的大公馆，他们在那里过着豪华的生活。哲耳法尔的公馆，叫做哲氏公馆(al-Ja‘fari)，成为一大群壮丽辉煌的住宅的核心，后来被哈里发麦蒙没收，改为哈里发宫(dār al-khilāfah)。那些房子建在底格里斯河左岸上，后面有许多广阔的花园，在那些房子的境界内，还有许多较小的房子。这个伯尔麦克家族的成员所搜刮的财富，多到难以置信的程度。他们认为可以作为赠品赏赐给他们的清客、称颂者和党羽的东西，就能使受赐者成为富翁。他们的慷慨，是天下闻名的。直到现在，在说阿拉伯语的地方，伯尔麦基成为慷慨者的同义词，“哲耳法尔般的慷慨”①，这是各处的阿拉伯人都很能了解的一个明喻。

有许多沟渠、清真寺和公共工程的兴办，都要归功于伯尔麦克人的创始和慷慨②。法德勒是伊斯兰教史上斋月里在清真寺内张灯结彩的创始人。哲耳法尔善于辞令，有文学天才，又写得一笔好字，因此，颇负盛名③。阿拉伯史学家公认伯尔麦克人为“文墨人”(ahl-al-qalam)阶层的奠基者，主要是因为哲耳法尔。但是，他不仅是一个文人，还是一个时装的创作者，他的脖子很长，就发明一种高领的衣服，一般人就跟着他穿起高领服来，成为一种风尚④。哲耳法尔跟哈里发哈伦很亲昵，他父亲叶哈雅不大高兴，因为在他看来，那似乎有不道德的嫌疑⑤。

最后，时机成熟了，哈里发摆脱了这个波斯家族的保育。对于意志坚强的哈伦(786—809年在位)来说，十叶派的伯尔麦克人的权力太大了，哈里发帝国的天空是不允许有两轮太阳的。首先是三十七岁的哲耳法尔于803年被处死，他的首级悬挂在巴格达的一座桥上，尸体被剖成两半，挂在另外的两座桥上⑥。据史学家们说，他被处死的原因是这样：哈伦有一个妹妹，叫做阿巴赛，哈伦很宠爱她，不让她嫁人，他允许哲耳法尔以清客的身分跟她做名义上的夫妻，以便于同座喝酒，有一次哈伦去朝觐天房，发现他妹妹已经跟哲耳法尔偷偷地生了一个男孩，暗暗地送到麦加城去，隐藏起来①。老年的叶哈雅和他的著名的儿子法德勒，以及另外两个儿子，都被捕下狱。叶哈雅和法德勒，都被关死的监狱里。这个家族的财产被查抄了，全部动产，总计三千零六十七万六千第纳尔，田地、房产和家具什物的价值在外②。伯尔麦克人哈立德所建立的这个驰名的家族，就这样一败涂地，一蹶不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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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Tabari，vol.iii，p.30，l.20；ibn-al-Athīr，vol.v，p.316。
② 下面的世系表，可以说明阿拔斯人与先知穆罕默德的亲属关系。
① Tabari，vol.iii，p.33；ibn-al-Athīr，vol.v，p.318。
② 参阅本书第487页。
③ Dīnawari，p.373。
④ Dīnawari，pp.367—372；Tabari，vol.iii，pp.61—66；ibn-al-Athīr，vol.v，p.338。
⑤ 安巴尔在幼发拉底河左岸，在伊拉克北部，现已成废墟。
① Ya‘qūbi，vol.ii，p.429；Dīnawari；pp.372－373。
② Ya‘qūbi，vol.ii，p.434；Tabari，vol.iii，pp.87—88。
③ 现代土耳其的纳西宾。——译者
④ Tabari，vol.iii，p.330。
⑤ 同上书，pp.105—117；Dīnawari，pp.376—378。
⑥ 同上书，pp.129—133；Mas‘ūdi，vol.vi，pp.26，54以下；Baghdādi，ed.Hitti，p.37。拉旺德是伊斯巴罕城附近的一个镇。
① 参阅下列世系表：
② Tabari，vol.iii，pp.245—265，315—316；Mas‘ūdi，vol.vi.pp.189—203，Dīnawari，p.381。
③ Tabari，vol.iii，pp.119—120，354—358；Ya‘qūbi，vol.ii，pp.441—442。ibn-al-Athīr，vol.v，pp.368—369。
① Ya‘qūbi，vol.ii，p.436；ibn-Qutaybah，Ma‘ārif，p.191。
② Ya‘qūbi，Buldān，p.238，l.5。
③ Mas‘ūdi，vol.ii，p.25；Yāqūt，vol.i，p.477。
④ Ya‘qūbi，vol.ii，pp.446—447。
⑤ Balādhuri，p.445；Yāqūt，vol.iv，pp.183—184；Ya‘qūbi，vol.ii，p.449。
⑥ Ya‘qūbi，Buldān，p.237。
① Ya‘qūbiBuldān，p.235；Balādhuri，p.294=Hitti，p.457。
② Tabari，vol.iii，p.272。
③ Al-Khatīb(al-Baghdādi)，Ta’rikhBaghdād，vol.i(Cairo，1931)，pp.69—70；Tabari，vol.iii,p.326；Yāqūt，vol.i，p.683。
④ Tabari，vol.iii，p.276；Ya‘qūbi，Buldān，p.238，Khatib，vol.i，pp.66—67。
⑤ Khatīb，vol.i，p.73。
① Vol.i，p.683。
② Yāqūt，vol.i,pp.684—685；Khatīb，vol.i，pp.67—68。
③ 吾珥是古代巴比伦的一座古城，位于巴比伦城东南约135英里。——译者
④ 1958年7月14日，伊拉克人民推翻了封建王朝，成立了伊拉克共和国，仍以巴格达为首都。——译者
① Tabari，vol.iii，p.371。
② 参阅ibn-Khallikān，vol.i，p.290，在那里称海木达尼为大臣(wazir)，用法大概与《古兰经》(20∶29)的用法相同。
③ Ibn-al-Faqīh，pp.322—324；Tabari，vol.ii，P.1181；Yāqūt，vol.iv，p.818。
④ Tabari，vol.ii，p.840。
⑤ Ibn-al-Faqīh，p.314。
⑥ Tabari，vol.iii，p.497。
⑦ 参阅Fakhri，pp.206，211；Mas‘ūdi，Tanbih，p.340。
① Ibn-al-Athir，vol.vi，p.13。
② Tabari,vol.iii，p.391；ibn-al-Athir，vol.vi，p.14；Mas‘ūdi，Tanbīh，p.341。
③ Ya‘qūbi，vol.ii，p.520。
① 参阅 ibn-Khallikān，vol.i，pp.185以下。
② 参阅Tabari,vol.iii,p.645，ll.18—19；Balādhuri.p.363。
③ Tabari，vol.ii，p.843；Mas‘ūdi，vol.vi，p.361。
④ Jāhiz，Bayān，vol.iii，p.201。
⑤ Tabari，vol.iii，pp.674—676。
⑥ ‘Iqd.，vol.iii，p.28；Tabari，vol.iii，p.680。
① Tabari，vol.iii，pp.676—677； Mas‘ūdi，vol.vi，pp.387—394；Fakhri，p.288。参阅ibn-Khaldūn，vol.iii， pp.223—224；Kitāb al-‘uyūn，pt.3，pp.306—308。
② ‘Iqd，vol.iii，p.28。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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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拔斯王朝，正如伊斯兰史上其他各朝代一样，建立后不久，就在政治生活和文化生活上，达到了极灿烂的时代。赛法哈和曼苏尔所创立的巴格达哈里发帝国，在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到第九位哈里发瓦西格的这一时期中，特别是在哈伦·赖世德和他儿子麦蒙的时期，达到了全盛时代。阿拔斯王朝所以能在一般人的想象中光彩夺目，成为伊斯兰史上最著名的时代，主要是因为这两位显赫的哈里发。文选编者赛阿里比①(1038年卒)，引用了这句名言：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以曼苏尔为奠基者，以麦蒙为中兴者，以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为结束者。这句话与历史事实是大致相合的。自瓦西格以后，这个国家就日趋没落，到了第三十七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时代，就于1258年灭亡于蒙古人的手中。我们只要考查一下阿拔斯王朝的对外关系，研究一下巴格达的宫廷生活和贵族生活，再观察一下在麦蒙的庇护下登峰造极的智力觉醒，就有可能获得一个关于阿拔斯王朝所取得的威力、光荣和进步的观念。

九世纪是以两位皇帝的姓名开端的，他们在世界事务中占优越的地位，一位是西方的查理曼，另一位是东方的哈伦·赖世德。这两人当中，哈伦无疑地是更有势力，而且代表着更高的文化。这两位同时代的人物之间，建立了友谊关系，这种友谊关系自然是以利己主义所促成的；查理曼认为哈伦可能成为自己的同盟者，一致去反对敌对的拜占廷；哈伦也想利用查理曼，去反对自己的死对头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当时他们已建立起一个强大而且繁荣的国家)。依照西方作家的看法，这种相互的诚恳的感情，表现在互派使节和互赠礼品上。一位法兰克的作家，跟查理曼有私人的交往，有时被认为是他的秘书，据他说，这位西方伟大的国王派到东方去的使节，从“波斯国王亚伦”那里带回来丰富的礼物，包括织造品、香料和一只大象②。这个帐单，是以《王室年鉴》(Annales royales)③为根据的，《王室年鉴》还提及从巴格达带回来的礼物里，有一座错综复杂的时辰钟。但是哈伦曾送给查理曼一个管风琴的故事，正如其它有趣的历史小品一样，完全是杜撰的。这个故事，显然是由于把原文里的Clepsydra(漏壶)这个名词翻译错了，它实际上是一种用水来计时的发明物的名称，所指的就是哈伦所赠的那个时辰钟。圣陵教堂的钥匙，经哈伦同意而交给查理曼的说法，也是不可靠的①。

互换使节和互赠礼物的事，据说发生于797年和806年之间，但是，在穆斯林的著作里，完全没有提及，这是很奇怪的。那些著作，曾提及别的许多外交上的往来和礼节，却没有一处提及这件事。《希世璎珞》②曾引证伍麦叶王朝哈里发和拜占廷皇帝几次互相通讯的事件，并提及“印度国王”所派遣的代表团，给哈伦带来了许多贵重的礼物，曾受到隆重的接待。别的资料③曾叙述哈伦的儿子麦蒙接受了由同时代的“罗马人的国王”赠送他的一批特别丰富的礼物，那个国王可能是米迦勒二世。

在哈里发帝国和拜占廷帝国之间持续了一百多年的斗争，到第三位哈里发麦海迪 (775—785年在位)时，又重新开始了，但是，交战不象过去那样频繁，胜利也是不那样大了。内部的倾轧，震撼了阿拉伯国家，以致迁都到辽远的巴格达，而君士坦丁五世(741—775年在位)就乘机把帝国的国境，沿着小亚细亚和亚美尼亚整个境界，向东推进④。从叙利亚延长到亚美尼亚的穆斯林边境要塞线 (thughūr)，就随着对面的拜占廷国境线的前进而后退了。

对拜占廷重新开始圣战的第一位阿拔斯王朝哈里发麦海迪，曾对敌人的首都发起一次辉煌而且胜利的进攻。他的幼子和后来的继任者哈伦，指挥了这次的远征。782年①，阿拉伯军队即使没有到达君士坦丁堡，也已到达了博斯普鲁斯海峡②，代表君士坦丁五世而摄政的爱利尼皇太后，被迫请和，签订了特别丢脸的和约，包括每年分两期缴纳贡税七万到九万第纳尔③。此次战役大大提高了哈伦的威望，以致他父亲赠给他“赖世德”(al-Rashīd，正直者)的光荣称号，并且立他为第二太子，在他哥哥穆萨·哈迪之后继任哈里发。

这是敌对的阿拉伯军队最后一次站在这座骄傲的首都的城墙下面。对拜占廷的远征，共计四次，其中三次，是在伍麦叶人时代派遣的，是穆阿威叶和苏莱曼所派遣的④。这四次远征中，有两次是真正包围了君士坦丁城的，一次是叶齐德所进行的(回历49年即公元669年)，另一次是麦斯莱麦所进行的(回历98年即公元716年)。土耳其的传说却说围城共计七次到九次，其中有两次据说是哈伦所进行的。在《天方夜谭》和阿拉伯骑士传奇小说里，穆斯林对君士坦丁堡的远征，在十字军战争期间，构成了主题，被高度地加以渲染和发挥。

爱利尼(797—802年在位)篡夺了王位，成为“拜占廷历史上完全握有大权而实行统治的第一位女皇”①。奈塞福拉斯一世(802—811年在位)②继承她的王位后，他否认了女皇所缔结的和约中的一切条款，甚至要求当时的哈里发赖世德退还已经缴纳过的贡税。赖世德被激怒了，他叫人拿笔墨来，在那封无礼的书信的背面写了下面的答复：

奉至仁至慈的真主之名，

信士们的长官哈伦给罗马人的狗奈塞福拉斯。

不信道的母亲所生的儿子，我确已收到你的信件了。我的/TITLE>回答是要你用眼看的，不是要你用耳听的。赛兰③。

哈伦是说到就做到的，他立刻开始了一系列的出征，他在自己所偏爱的居住城市赖盖指挥，那座城市位于幼发拉底河畔，控制着叙利亚的边境。这些战役，蹂躏了小亚细亚，终于在806年夺取了赫拉克利亚(Heraclea，阿拉伯语叫Hiraqlah)和泰阿那(Tyana，阿拉伯语叫al-Tuwānah)。结果，除原来的贡税外，还对皇帝本人和皇室的每个成员，都征收一种侮辱性的人丁税④。在哈伦·赖世德时代发生的这件事，可以作为阿拔斯王朝的势力达到最高峰的标志。

806年后，只有过一次重要的尝试，那是838年穆耳台绥木所进行的，他企图在陶鲁斯山那边获得一个立足点。穆耳台绥木的军队，是庞大的，“装备之优良，超过以前任何哈里发的军队”①，而且已插入“罗马人的国土”的心脏，暂时占领了阿摩利阿姆(Amorium，阿拉伯语叫‘Ammūriyah)，当时统治王朝开基创业者的诞生地②。但是，这次的尝试，总的来说，是不成功的。阿拉伯军队，本想向君士坦丁堡进军，但是，接到国内可能发生武装叛变的警报后，就班师了。当时在位的皇帝西奥菲拉斯(829—842年在位)生怕他的首都陷落，因此，派遣使节到威尼斯、法兰克国王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朝廷去恳求援助。以前西奥菲拉斯还受过一次东方的威胁，当时哈伦的儿子麦蒙御驾亲征，但是，他在 833年死于塔尔苏斯附近。自穆耳台绥木以后，阿拉伯人方面从来没有进行过重要的进攻。他的继任者，虽然屡次派兵越境进犯，但其目的是掠夺，而不是征服。那些冲突，没有一次是具有重大意义的，也没有一次进攻是深入内地的。尽管如此，整个九世纪中，敌对的接触，虽然规模不大，但几乎每年都定期地在东方的边境上发生。一位阿拉伯地理学家③告诉我们，依照惯例，每年进行三次侵略，一次在冬季，从二月下旬到三月上旬，第二次在春季，从五月十日起，继续三旬，第三次在夏季，从七月十日起，继续六十天。这样的侵略，既可以使军队随时有充分准备，又可以净赚大批战利品。原来的阿拉比亚民族动机和大部分的宗教原动力，在伊斯兰教早期的战役中，是居于显著地位的，到此时已变成很次要的因素了。伊斯兰教国家内部的衰弱，已在其对外关系中开始透露出来了。约在十世纪中叶，在哈里发帝国内部建立起来的阿勒颇的哈木丹尼小王朝，曾经和拜占廷进行过斗争。这种斗争，将在以后加以论述。

历史和传说，一致承认，巴格达最辉煌的时代，是哈伦·赖世德在位的时代(786—809年在位)。不到半个世纪的工夫，巴格达就从一个荒村，发展成为一个惊人的财富的中心和具有国际意义的都会，只有拜占廷可以和它抗衡。巴格达的豪华，是随着全国的繁荣而与日俱增的。当时巴格达已变成“一个举世无匹的城市了。”①

皇宫及附属于皇宫的供内眷、太监和特等官吏居住的建筑，就占去这座团城的三分之一。最壮观的是皇宫里的引见厅及其地毯、帐幔和褥垫，那是东方所能制造的最好的产品。哈里发哈伦·赖世德的妻子(他的堂妹)左拜德，在传说中与她丈夫共享后代所赠与他们的荣誉，在她的桌子上，只准摆设金银器皿和用宝石镶嵌的用具。她为时髦人士而创制时装，她是用宝石点缀鞋子的第一人②。相传她在某次朝觐天房的时候，花费了三百万第纳尔，其中包括从二十五英里外的源泉，把水引到麦加城的设备费③。

当时与左拜德竞争的，是美丽的欧莱叶，她是麦海迪的女儿，哈伦的异母妹妹。她的脑门上有一个疤，为了掩饰这个缺点，她发明了一种用宝石点缀的头带，叫做欧莱叶式头带，讲究时髦的妇女都把这种头带当做时装使用④。

在举行庆祝仪式的日子，特别是哈里发的登基典礼、王室的婚礼、朝觐天房和接待外国使节的时候，朝廷的富丽堂皇，就获得充分显示的机会。哈里发麦蒙和他的宰相哈桑·伊本·赛海勒的十八岁的女儿布兰①，于825年举行婚礼的时候，耗费了难以置信的财富，阿拉伯文学把这当做当代难忘的幻想曲，而保存下来。据说举行婚礼的时候，把一千颗极大的珍珠，从一个金托盘里撒在那对新人的身上，他俩站在一床金席子上面，那床金席子，是用珍珠和蓝宝石装饰的。一支二百磅 (rotl②)重的龙涎香烛，把黑夜照耀成白昼。把许许多多的麝香丸撒给皇亲国戚和高官显贵，每个麝香丸里都有礼券一张，上面写明田地一份，或者奴隶一名，或者别的礼物③。哈里发穆格台迪尔于917年，在皇宫里以隆重的仪式，接见了年轻的君士坦丁七世的使节，他们的使命，显然是包括战俘的交换和取赎的 ④。哈里发的列阵，包括骑兵和步兵十六万人，黑太监和白太监七千人，侍从七百人。在阅兵式中，有狮子一百只，分列前进。哈里发的宫殿里，挂着帐幔三万八千幅，其中有一万二千五百幅是绣金的，此外还有地毯二万二千条。使节们是这样的吃惊和叹赏，以致他们起初把侍从办公厅，随后又把宰相办公厅误认作哈里发的引见厅。给他们印象最深的，是异树厅(dār al-shajarah)，那里面陈列着一棵金质和银质的树，重五十万打兰⑤，树枝上歇着金质和银质的小鸟，一按开关，群鸟就啾啾地叫起来。他们在御花园里还看到，用人工巧妙地培植成的矮小的枣椰，能结各种希罕的椰枣，真是惊叹不已⑥。

哈伦是伊斯兰教君主的典型，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所表现的慷慨大方，象磁石一样，把诗人、才子、乐师、歌手、舞女、猎犬和斗鸡的驯养师以及有一技之长能引起哈里发的兴趣、供他娱乐的各式各样的人物，都吸引到首都来了。①摩苏尔人易卜拉欣、谢雅图、伊本·查米耳三人，在乐师和歌手的花名册上，是名列前茅的。放荡的诗人艾卜·努瓦斯，是哈伦的清客，是哈伦在夜间化装出游时的伴侣。这位诗人，用生动的语言，描写了那个兴盛时代有趣的宫廷生活。《乐府诗集》中记载着许多可以做例证的轶事，这些轶事里真实的部分，是不难辨别的。一个故事说，哈里发艾敏(809—813年在位)在某晚上赏赐他以歌唱为业的叔父易卜拉欣·伊本 ·麦海迪三十万个第纳尔，作为吟唱艾卜·努瓦斯几句诗的报酬。易卜拉欣曾得过好几次赏钱，加上此次的赏钱，共计二千万第尔汗②，这个数目并不超过几个县份的土地税。伊本·艾西尔认为艾敏没有什么值得赞美的地方③，他有几只特别的彩船，是为了在底格里斯河上举行宴会而制造的，每只船具有一种动物的形状，有象海豚的，有象狮子的，有象鹰的，每只船的造价是三百万第尔汗④。《乐府诗集》里有这样一个生动的记载⑤，哈里发艾敏，曾亲自指导一次通宵的巴蕾舞会，一群美丽的舞女，在柔和的舞曲的伴奏中，翩翩起舞，演出精采的节目，参加舞会的人，都和起来唱反复演奏的歌曲。据麦斯欧迪的记载⑥，易卜拉欣曾为他的哥哥赖世德举行一次宴会，有一盘鱼肉，切得十分细，赖世德问他，为什么要这样切，他回答说，那是用一百五十条鱼舌头做成的，共花费一千个第尔汗。这些传说里，难免有东方说书人加进去的各种夸张和幻想，即使排除这些增添的部分，其余关于巴格达宫廷生活的描绘，也足以引起我们的惊讶了。

在奢侈的生活方面，仅次于这位哈里发的是阿拔斯王朝的皇亲国戚、大臣、官吏、职员，以及充满皇宫的随从。与阿拔斯人同宗的哈希姆族的成员，经常领到国库的大量津贴，直到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①才废除这个惯例。据说赖世德的母亲赫祖兰的收入，达一亿六千万第尔汗②。赖世德时代，有一个人叫做穆罕默德·伊本·苏莱曼，他死后财产被没收，总计现金五千万第尔汗，不动产的每日收益，是十万第尔汗③。伯尔麦克人的生活水平，当然不低于哈里发宫廷的生活水平。至于巴格达城普通公民无聊的生活，和老百姓胸中澎湃的感情如何，我们在文献中找不到很多记载，只有苦行诗人艾卜·阿塔希叶曾有些描写。

阿拔斯王朝曾发生内战，继续六年之久，参加内战的，是麦蒙和他哥哥艾敏(皇太子)，然后是麦蒙和他叔叔易卜拉欣。内战的原因，是争夺皇位。六年之后，即 819年，麦蒙奏凯归来，他发现巴格达城已大半变成了废墟，从此以后，我们再听不到团城的名称了。麦蒙以原先为伯尔麦克人哲耳法尔在底格里斯河东岸所建的公馆为哈里发的宫殿，但是，没有经过很长的时间，巴格达城又恢复了商业和文化中心的重要地位。巴格达城是历代有名故都的自然继承者，那些故都，曾繁荣于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河谷里，最古的是吾珥和巴比伦，最晚的是泰西封(麦达因)，所以阿拔斯王朝的首都的重要性，是不易消灭的。巴格达的地势，适于做一个航运中心，便于与当时所认识的全世界进行充分的联系。巴格达城的码头，有好几英里长，那里停泊着几百艘各式各样的船只，有战舰和游艇，有中国大船，也有本地的羊皮筏子。这种筏子(现在还有)，常从摩苏尔顺流而下。市场上有从中国运来的瓷器、丝绸和麝香；从印度和马来群岛运来的香料、矿物和染料；从中亚细亚突厥人的地区运来的红宝石、青金石、织造品和奴隶；从斯堪的纳维亚和俄罗斯运来的蜂蜜、黄蜡、毛皮和白奴；从非洲东部运来的象牙、金粉和黑奴。城里有专卖中国货的市场。帝国的各省区，用驼队或船舶，把本省的物产运到首都，如从埃及运来大米、小麦和夏布；从叙利亚运来玻璃、五金和果品；从阿拉比亚运来锦缎、红宝石和武器；从波斯运来丝绸、香水和蔬菜①。巴格达城东西两部分之间的交通，是由三座浮桥联系起来的，象今天的巴格达一样②。赫兑卜在《巴格达志》里用专章叙述了巴格达的河流和桥梁③。当时，商人们从巴格达和其它出口中心，航行到远东、欧洲和非洲，他们贩卖各种织造品、宝石、铜镜、料珠、香料等④。最近世界各国，远至北方的俄罗斯、芬兰⑤、瑞典和德国，所发现的阿拉伯钱币，都可以证明穆斯林商人在这个时期和以后的年代里，所进行的具有国际性质的商业活动。航海家辛德巴德的冒险记，是《一千零一夜》里最好的故事，这些故事是根据穆斯林商人商务旅行的实际报告而写作的。

在巴格达社会中，商人起了重要的作用。每种商业或者工业，在市场(sūq)里都有本行业的店铺①，正如我们现代的情况一样。街道生活的单调，往往被偶尔过路的送亲行列或者为男孩举行割礼的行列所打断。医生、律师、教师、作家等自由职业者，在麦蒙的庇护下，开始占据一个显著的地位。奈迪木著作永垂不朽的《书目》的时候(988年)，就有大量的手稿，甚至讨论催眠术、妖术、吞刀术、嚼玻璃术一类的题目②。幸亏伊本·赫里康③给我们留下了一位学者日常生活的一个横断面。我们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④的生活情况，可以想见在当时的学术市场上，学者是有相当高的行情的。他告诉我们，侯奈因每天骑马到公共澡堂去，侍者浇水给他洗澡，他走出洗澡间，披上休息的长袍，然后喝一杯水，吃块饼干，就躺下休息。有时他睡一觉，午睡醒来，烧香熏身体，然后进午餐。他的午餐，主要是肉汤、肥鸡肉和面包。然后再睡一觉，睡醒后喝四磅陈酒，如果喜欢吃新鲜水果，就再吃些榅桲和叙利亚苹果。

拜占廷是阿拔斯人有宿怨的敌人，在麦海迪和赖世德的时代，穆斯林军队对拜占廷的胜利，无疑地增加了这个时代的光彩，奢侈的生活，又增加了这个时期在史书中和小说中的声望，但是，在全世界编年史上这个时期之所以特别著名，却是由于伊斯兰教历史上最重大的智力的觉醒，这件事被认为是世界思想史上和文化史上最有意义的事件之一。这个觉醒，在很大程度上，是由于外来的影响，其中有印度、波斯、叙利亚的成分，但主要是希腊的影响，影响的途径是翻译，从波斯语、梵语、叙利亚语和希腊语，译成阿拉伯语。阿拉比亚的穆斯林，虽然只有很少的一点科学、哲学和文学的根柢，但是，他们从沙漠里带来了锐敏的感官、强烈的好奇心、难以满足的求知欲和大量的才智潜能，当他们征服或接触更古老、更先进的民族的时候，他们不久就变成了那些古代文化的受益人和继承人，正如我们在前面已经讨论过的那样。在叙利亚，他们采纳了当时存在的阿拉马文化，那种文化本身也曾受过晚期希腊文化的影响；在伊拉克，他们采纳了曾受波斯影响的伊拉克文化。在建筑巴格达城后，仅仅七十五年的工夫，阿拉伯语的学术界，就已掌握了亚里士多德主要的哲学著作，新柏拉图派主要的注释，格林医学著作的绝大部分，还有波斯—印度的科学著作①。希腊人花了好几百年才发展起来的东西，阿拉伯学者，在几十年内，就把它完全消化了。由于吸收了希腊文化和波斯文化的主要内容，伊斯兰教固然丧失了自己最大部分的特性，即从沙漠中汲取的精神和阿拉伯民族主义的标志，但是，伊斯兰教因此在联系那条南欧和近东的中世纪文化纽带中，却占据了一个重要的地位。我们应该记住，这种文化是由一条溪水养育起来的，这条溪水发源于古代埃及、巴比伦、腓尼基和朱迪亚，这条溪水注入希腊，然后以希腊文化的形式，倒流入近东。在后面我们就要看到，这条同一的溪水，怎样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的阿拉伯人，重新流入欧洲，而给欧洲文艺复兴以很大的助力。

印度曾经是早期启发的源泉，特别是在哲学、文学和数学方面。约在回历154年(公元771年)，有一位印度旅行家，曾将一篇天文学论文传入巴格达，这篇论文叫做《西德罕塔》(Siddhānta，阿拉伯语叫Sindhind)，曼苏尔命令法萨里(796—806年间卒)把这篇论文译成阿拉伯语，法萨里接着就成为伊斯兰教的第一个天文学家①。阿拉比亚人在沙漠里生活的年代，对于星辰自然感觉兴趣，但是，他们对于星辰从来没有做过任何科学研究。伊斯兰教增加了天文学研究的原动力，因为穆斯林每天五次礼拜，都必须面向克而白天房，而只有凭着星宿才能确定礼拜的正向。著名的花拉子密(约850年卒)，以法萨里的天文表为蓝本，制定了他自己驰名的天文表，而且把印度和希腊的天文学体系加以综合，同时加上自己的贡献。在这个时期翻译的天文学著作，还有赖世德的图书馆馆长法德勒·伊本·诺伯赫特(约815年卒)②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几篇论文③。

那位印度旅行家，还带来了一篇数学论文，欧洲人所谓的阿拉伯数字，阿拉伯人所谓的印度码子，就是由这篇论文传入穆斯林世界的④。后来，在九世纪时，印度人对于阿拉伯数学又做出另一个重要的贡献，那就是十进位法。

除艺术和纯文学(belles-lettres)外，波斯没有什么独创的贡献。伊朗人民审美的性情，是闪族的阿拉比亚人在文化生活中迫切需求的要素。波斯在艺术上的影响最大，其次是在文学上的影响，至于科学上的或哲学上的影响，则是微不足道的。传到现在的最早的阿拉伯语文学作品，要推《凯利莱和迪木奈》 (Kalīlah wa-Dimnah)(《比得巴寓言》)，这是从帕莱威语(中世纪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的，波斯语的本子，又是从梵语译成的。梵语原本是在艾努舍尔旺 (531—578年)在位时，跟象棋同时从印度传入波斯的。波斯语译本，早已散佚，梵语原本也早已失传，虽然这种材料经过发挥，保存在《五卷书》 (Panchatantra)中，因此阿拉伯语译本，具有特殊的意义。《凯利莱和迪木奈》的译本，除欧洲语言外，还有希伯来语、土耳其语、埃塞俄比亚语、马来语等四十多种语言的译本，甚至连冰岛语也有译本。这些译本，都是以阿拉伯语译本为根据的。这本书的宗旨，是要用寓言的方式，把政治的原理教给皇亲贵戚。阿拉伯语译本的译者伊本·穆盖法耳①，原先是一个祆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由于他的信仰受到怀疑，以致于757年被处以焚刑。

伊本·穆盖法耳的译品，本身就是具有特殊的艺术风格的作品，自阿拔斯王朝以来，阿拉伯文的散文，即具有波斯风格的特征，这种特征是高度的优雅、精彩的比喻和华丽的辞藻。具有刚健、尖锐和简洁等特色的旧阿拉伯风格，大部分被萨珊王朝时代的华丽矫饰的措词所代替。《乐府诗集》、《希世璎珞》、杜尔突什的《帝王明灯》②等阿拉伯文学作品，都充满了从早期印度-波斯原作中引证的文句，特别是在谈到礼节、格言、政体和历史的时候。下面将要谈到的阿拉伯的历史编纂法，也是依照波斯的楷模的。

公元765年，哈里发曼苏尔害胃病，他的御医们束手无策，于是从军迪·沙普尔①把当地著名医院的院长景教徒朱尔吉斯(乔治)·伊本·伯赫帖舒(Bakhtīshū‘)②邀请来。军迪·沙普尔以其医学和哲学科学院而著名于当时，那所科学院是伟大的艾努舍尔旺在555年前后创建的。这个学术机关的科学，是以古希腊的传统为基础的，数学用语却是阿拉马语。朱尔吉斯很快就取得了哈里发的信任，变成了御医，尽管他保持了基督教的信仰。哈里发劝他改奉伊斯兰教，死后可以进天堂，他回答说：“我愿守祖教而去世，我的祖先归落何处，我愿归落何处，在天堂里也好，在地狱里也好。”③伊本·伯赫帖舒在巴格达成为一个显赫的家族的奠基者，这个家族连续兴盛了六、七代，在二百五十年中几乎一直在宫廷里独占了御医的职位。在那个时代，科学跟珠宝细工和其他手艺一样，被认为是独家经营的行业，是父子相传的。朱尔吉斯的儿子伯赫帖舒(801年卒)，在赖世德时代，是巴格达医院的院长。伯赫帖舒的儿子吉卜利勒(迦伯利)，于805年被任命为哈里发的御医④，赖世德所恩宠的一个女奴曾害歇斯底里性的瘫痪症，他装作要在大庭广众中剥她的衣服，这样治好了她的病。

阿拉伯人征服肥沃的新月地区的时候，希腊的文化遗产，无疑地是他们手边最宝贵的财富。在阿拉伯人的生活里，希腊文化终于成为一切外国影响中最重要的一种影响。下列的城市，变成了传布希腊文化的中心；埃德萨(Edessa，阿拉伯文叫鲁哈al-Ruhā’)，信仰基督教的叙利亚人的主要中心；哈兰，信仰异教的叙利亚人的大本营，从九世纪起，这些叙利亚人自称萨比教徒(阿拉伯语的Sābi’ah或■ābi’ūn)①；安提俄克，古希腊殖民地之一；亚历山大港，东方哲学和西方哲学的会合点；此外还有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无数修道院，不仅研究神学，而且研究科学和哲学。对罗马人的领土进行各种的侵入，特别是在赖世德的时代，对于阿拉伯人是很有好处的，因为他们不但获得战利品，而且获得很多希腊的写本，主要是从阿摩利阿姆和安基拉得来的②。麦蒙曾派遣密使，不远千里到君士坦丁堡去见利奥皇帝 (亚美尼亚人)本人，向他索取希腊语的著作，这是一个著名的故事。甚至曼苏尔本人，据说也接到拜占廷皇帝应他的请求而赠送他的一批书籍，包括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③。但是阿拉比亚人不懂希腊语，起初他们必须依靠他们的臣民替他们翻译，翻译人员，有犹太教徒，有异教徒，特别是景教徒。这些叙利亚的景教徒，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他们就变成了希腊文化和伊斯兰教之间坚强的桥梁，因而成为最早的东方的办粮人，把希腊文化大量地贩卖给世界各国人民。必须通过叙利亚语的翻译，希腊文化才能进入阿拉伯人的脑海。

在麦蒙时代，希腊影响已达于极点。这位哈里发理性主义的脾性，和他对于穆尔太齐赖主义(主张经典的明文应该与理性的判断相合)的偏袒，迫使他到希腊人的哲学著作里去寻找证据，来为自己的立场作辩护。据《书目》的记载①，他在梦中看见亚里士多德对他保证，理性和教典之间没有真正的分歧。麦蒙为了实行自己的政策，于 830年在巴格达创办了著名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那是一个图书馆、科学院和翻译局的联合机构，从各方面来看，它都是自公元前三世纪前半期亚历山大港博物馆成立以来最重要的学术机关。在830年以前，翻译工作是一种自由散漫的工作，由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新入伊斯兰教的人物，独立地进行。自麦蒙开始，在他的几位继任者的时代，翻译工作主要集中在这所新建立的科学院中进行。自750年起，阿拔斯王朝的翻译工作，继续了百年左右。由于大多数的翻译家是说阿拉马语的，所以许多希腊语的著作，是先译成阿拉马语(叙利亚语)，再译成阿拉伯语的。原本中有些难译的段落，是逐字逐句直译的；有些专门术语，找不到适当的阿拉伯名词，只好稍加改变后，把希腊术语加以音译②。

翻译家们对于希腊人的文学作品，不感兴趣，所以没有译成阿拉伯语。因此，阿拉伯人没有接触到希腊的戏剧、诗歌和历史。在这方面，波斯的影响，仍然是最大的。鲁哈人，马龙派的基督教徒萨瓦菲勒(西奥菲拉斯)·伊本· 徒马(785年卒)①，是麦海迪的钦天监，他曾把荷马的《伊利亚特》节译成阿拉伯语，但这个译本的效果似乎等于零，甚至连译本也没有流传下来。格林(约在 200年卒)和爱琴海的保罗(闻名于650年前后)②所著的希腊医学，欧几里得(闻名于公元前300年前后)和托勒密(闻名于二世纪前半期)所著的希腊的天文历算，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所著的希腊哲学书和新柏拉图派的注释，是这个文化勘探队旅行的出发点。

从希腊语翻译的最早的翻译家之一，是艾卜·叶哈雅·伊本·伯特里格(796—806年间卒)，他曾给曼苏尔译出格林和希波克拉第(闻名于公元前436年前后)的主要著作，又给别的一位庇护者译出托勒密的《四部集》③。如果麦斯欧迪的报告是正确的④，那末，欧几里得的《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所著的伟大的天文历表《天文大集》(Almagest，阿拉伯语叫做《麦哲斯帖》[al-Majisti或al-Mijisti]，发源于希腊语的megistē，意思是最伟大的)⑤，也可能是在这个时期译成阿拉伯语的。这些早期的译本，显然是译得不很妥当的，在赖世德和麦蒙时代，不能不加以校订或者重译。早期的翻译家之一，是叙利亚的基督教徒约哈纳(叶哈雅·伊本·马赛维⑥(857年卒)，他是吉卜利勒的学生，是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的先生，据说他曾给赖世德译过某些写本，那些写本主要是哈里发从安基拉和阿摩利阿姆带回来的医学著作①，在赖世德的几个继任者的时代，约哈纳仍继续服务。有一次，哈里发的一个宠臣得罪了他，他斥责那个人说：“你的愚蠢假若变成智力，而分配给一百个笨人，那末，每个笨人都会变得比亚里士多德还要聪明。”②

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欧洲人叫他 Joannitius， 809—873年)，阿拉伯人称他为翻译家的长老，是这个时代最伟大的学者和最高贵的人物之一。侯奈因是一个伊巴底人，即希拉城的景教徒，青年时代曾任伊本·马赛维医生的药剂师。他的老师曾责备他，对他提出刻毒的批评，说希拉城的人不配学医学，他最好是到市场上去兑换钱币③，这个青年挥泪告别了他的老师，但是，他决心要学好希腊语。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是赞助科学，而且进行独立的科学研究的，他们把他派遣到说希腊语的某些地方，去访求手写本，后来，他为麦蒙的侍医吉卜利勒·伊本·伯赫帖舒服务。随后，这位哈里发任命侯奈因为图书馆馆长兼科学院院长，由于这个职务，侯奈因负责全部科学的翻译工作，获得自己的儿子易司哈格④和侄子胡伯史·伊本·哈桑的合作⑤，他们两个都是他的学生。侯奈因翻译了许多书，其中有一些无疑是这两个助手翻译的，另有一些是别的学生和这个学派的成员，如伊萨·伊本·叶哈雅⑥和穆萨·伊本·哈立德⑦等人翻译的。在许多情况下，侯奈因显然是做初译的工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他的同事们再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①。例如亚里士多德的著作《解释篇》就是由父亲先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再由儿子从叙利亚语译成阿拉伯语。儿子的阿拉伯语的造诣，比父亲更高②，他后来成为亚里士多德著作最伟大的翻译家。还有些阿拉伯语译本，大概是由侯奈因翻译的，如格林、希波克拉第和代俄斯科里提斯 (闻名于公元50年前后)的著作、柏拉图的《理想国》③、亚里士多德的《范畴篇》④、《物理学》、《伦理学》⑤。他最著名的工作，是把格林全部的科学著作，从希腊语译成叙利亚语和阿拉伯语⑥。格林所著解剖学的七本希腊语原本，早已遗失，幸赖阿拉伯语译本，得以流传至今⑦。侯奈因曾将《旧约》的希腊语译本译成阿拉伯语，但是，没有流传下来⑧

下面的记载，可以说明翻译家侯奈因的才能，在给沙基尔的三个儿子服务的期间，他和其他的几个翻译家，每月共得工资五百第纳尔(约250镑)。他所译的名著，麦蒙依译稿的重量，以等量的黄金报酬他。他达到光荣的极点，不仅是由于他是一个翻译家，而且由于他是一个开业的医生，因为哈里发穆台瓦基勒(847—861年)曾任命他为御医。但是，他的这位庇护者，曾把他监禁了一年，因为哈里发赠给他一笔厚礼，命令他调制一剂毒药，用去杀害一个敌人，他拒绝了他的礼物和命令。他再一次站在哈里发的面前，而且受到死刑的威胁，他的答复是：“我只擅长治病的良药，没有研究过杀人的毒药。”①到这时候，哈里发才告诉他，那道命令只是为考验医生的廉洁而发出的。于是哈里发问他，为什么不肯调制杀人的毒药，他说：

“两件事使我拒绝那样做，一件是我的宗教，一件是我的职业。我的宗教教我爱敌如友，对于朋友更应当爱护。我的职业是以造福人类为宗旨的，只许可治病救人。何况当医生的都要发誓，永远不把毒药卖给任何人。”②

伊本·伊卜里和基弗兑，承认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是“科学的源泉，是道德的矿井”。法国人莱克莱尔称他为“九世纪最伟大的人物，而且是历史上可能遇见的若干高贵的聪明人士之一③”。

正如侯奈因是一群景教翻译家的领袖那样，撒比特·伊本·古赖④(约836—901年)是哈兰的一群萨比教翻译家的领袖⑤。由于崇拜星辰，自远古以来，这个宗教的信徒，就注意天文历算的研究工作。在穆台瓦基勒的时代，他们的故乡哈兰变成一个哲学和医学学院的所在地，那个学院原从亚历山大港迁移到安提俄克。撒比特和他的学生们，就是在这个环境里成长起来的。据说他们曾翻译过一批希腊语的天文历算，包括阿基米得(公元前212年卒)和别迦的阿波罗尼阿斯(约生于公元前262年)的著作①。他们还修订了某些早期的译本。例如撒比特曾修订侯奈因所译的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②。撒比特曾受到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 902年在位)的庇护，他把这位科学家当做至交和清客③。

继承撒比特的伟大事业的，是他的儿子息南(943年卒)、他的两个孙子撒比特(973年卒)④和易卜拉欣(946年卒)⑤，以及他的重孙艾卜勒·法赖吉⑥，他们四代人，都是杰出的翻译家和科学家。但是在撒比特之后最伟大的萨比教徒，还要推白塔尼(929年卒)，拉丁语的著作家称他为Albategnius或Albatenius，他的阿拉伯全名是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查比尔·伊本·息南)，由此可见他已改奉伊斯兰教。白塔尼是以天文学家著名于世的，他不是翻译家。

天文历算翻译家所形成的哈兰学派，是以哈查只·伊本·优素福·伊本·麦台尔(786—833年间著名)本人为先驱的。据说欧几里得《几何学原理》和托勒密《天文大集》的初次译本，都是他的手笔。欧氏《几何学原理》有两个译本，一个是他在赖世德时代译的，一个是他在麦蒙时代译的⑦。那是在侯奈因的译本之前的两个译本。哈查只所译的著名天文学著作《天文大集》，是根据一个叙利亚语译本，于827—828年译成的。至于翻译《天文大集》的初次尝试，则是远在赖世德的首相叶哈雅·伊本·哈立德的时代①，不过那次尝试并未成功。后来，数学家布兹占人穆罕默德·艾卜勒·外发(940—997或998年)②对于这个译本曾作过一次修改，他是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天文学家和数学家之一。还有一个后期的数学和哲学著作翻译家，叫做顾斯塔·伊本·路加(约922年卒)，他是巴勒贝克的基督教徒，据《书目》的记载③，他的译本共计三十四种。

十世纪后半期，出现了许多一性教的翻译家，代表人物有：叶哈雅·伊本·阿迪，893年生于塔克里特，974年死于巴格达；巴格达人艾卜·阿里·伊萨·伊本·左尔耳(1008年卒) ④，后来升任大主教的叶哈雅，曾告诉《书目》的作者，他一日一夜平均能抄写一百张译稿⑤。一性教的翻译家，从事于亚里士多德著作译本的修订工作，或准备新译本。除校译工作外，他们还把新柏拉图派学说和玄想介绍到阿拉伯世界去，发生了很大影响。

在翻译时代结束之前，剩存的亚里士多德著作，都译成阿拉伯语了，其中有不少的著作，当然是伪书。据伊本·艾比·伍赛比耳⑥和基弗兑 50000492_0368_6⑦先后的记载，被称为“希腊哲学家的著作，不下一百种。当欧洲几乎完全不知道希腊的思想和科学之际，这些著作的翻译工作，已经完成了。当赖世德和麦蒙在钻研希腊和波斯的哲学的时候，与他们同时代的西方的查理大帝和他部下的伯爵们，还在那里边写边涂地练习拼写他们自己的姓名呢。亚里士多德关于逻辑学的著作《工具》(阿拉伯语译本包括《修辞学》和《诗学》)和玻尔菲利的《逻辑学入门》，很快就与阿拉伯语法取得同等地位，成为伊斯兰教人文主义研究的基础，直到现在还占有这个地位。穆斯林们接受了新柏拉图派注释家的观念，认为亚里士多德和柏拉图的学说，大体上是相同的。在伊斯兰教的苏非主义中，新柏拉图派的影响特别明显。柏拉图的学说和亚里士多德的学说，凭借伊本·西那(阿维森纳)和伊本·鲁世德(阿威罗伊)两人而传入拉丁世界，从而对于中世纪时代欧洲的哲学研究，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下面还要论述这个问题。

在阿拔斯王朝早期的这个漫长而有效的翻译时代之后，接着就来了一个对于科学具有独创性贡献的时代，我们将在专章里讨论这个问题。在伊斯兰教以前的时代，阿拉伯语是诗歌的语言，在穆罕默德之后，阿拉伯语变成了天启和宗教的语言，十世纪刚刚结束，阿拉伯语早已发生空前的新奇变化，变成了一种柔顺的媒介，可以用来表达最高深的科学思想和哲学概念。阿拉伯语同时还是一种政治和外交的语言，应用范围很广，从中亚经北非，到达西班牙。从那个时代起，我们发现伊拉克人、叙利亚人、巴勒斯坦人、埃及人、突尼斯人、阿尔及利亚人、摩洛哥人，都用这种明白的阿拉伯语，来表达他们最好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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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Latā’if al-Ma‘ārif ed P. de Jong(Leyden，1867)，p.71。
② ■ginbard，Vie de Charlemagne，ed.and tr.L.Halphen(Paris，1923)，p.47。
③ “Annales regni Francorum”，ed.G.H.Pertzii and F.Kurze in Scrip-tores rerum Germanicarum，vol.43(Hanover，1895)，pp.114，123—124。
① 参阅本书第35章第7节查理曼的对手，第45章第2节叙利亚的塞尔柱克人。参阅Louis Bréhier in Chambre de Commerce de Marseille.Congrès francais de Syrie.Séances et travaux.fasc.2(1919)，pp.15－39。
② ‘Iqd,vol.i，pp.197—198。
③ Kutubi，Fawāt，vol.i，p.307，ll.12—13。
④ A.A.Vasiliev，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S. Ragozin， vol.i(Madison，1928)，p.291；Charles Diehl，History of the Byzantine Empire，tr.G.B.Ives(Princeton，1925)， p.55。
① Kitiābal-‘Uyūn，pt.3，p.278，说此次战役是在回历163年(公元780年)，Ya‘qūbi(vol.ii，pp.478，486)说是在回历164年，Tabari(vol.iii，pp.503—504)说是在回历165年。
② 西奥方斯813年在书中(456页)写道，哈伦曾深入到君士坦丁堡对岸的克利索波列，即是近代的斯库塔里(Scutari)，现代的于斯屈达尔(Uskudar)。
③ Tabari，vol，iii，p.504。
④ 参阅本书第200页以下。
① Vasiliev，vol.i，p.287。
② 他的名字尼格福尔(Niqfūr)是一个地道的阿拉伯名字。他是阿拉伯血统的；很可能是加萨尼人哲伯莱的苗裔；Tabari，vol.iii，p. 695；Michel le Syrien，Chronic-le，ed.J.B.Chabot，vol.iii(Paris，1905)，p.15。他废黜爱利尼的时候，结束了利奥三世(Leo III 717—741年在位)所创立的叙利亚王朝(717—802年)，利奥三世及其继任者，曾领导破坏偶像运动，这个运动显然是受到穆斯林的影响的。西奥方斯曾称利奥为“具有萨拉森思想者”(第405页)。
③ Tabari，vol.iii，p.696。
④ 同上书，第696页，709—710页；Ya‘qūbi，vol.ii，p.519，l.14，p.523，l. 2；Dīnawari，pp.386—387；Mas‘ūdi，vol.ii，pp.337—352。
① Tabari，vol.iii，p.1236。
② Michel le Syrien，vol.iii，p. 72。
③ Qudāmah，Kitāb al-Kharāj，ed.de Goeje(Leyden，1889)，p.259。
① Khatīb，vol.i，p.119。
② Mas‘ūdi，vol.viii，pp.298—299。
③ 参阅ibn-Khallikān，vol.i，p.337；Burckhardt，Travels，vol.i，p.196。
④ Aghāni，vol.ix.p.83。
① 她与麦蒙订婚时才十岁；ibn-Khallikān，vol，i，p.166。
② rotl，确实重量因地而异，在阿拉比亚，约合1.02磅，此处姑作一磅。——译者
③ Tabari，vol.iii，pp.1081—1084，Mas‘ūdi，vol.vii，pp.65—66；ibn-al-Athīr， vol.vi，p.279；Tha‘ālibi，Latā’if，pp.73—74；ibn-Khaldūn，Muqaddamah，pp.144— 145。
④ Mas‘ūdi，Tanbīh，p.193。
⑤ 一个打兰重1.771克，这棵金银树计重885.5公斤。——译者
⑥ Khatib，vol.i，pp.100—105；abu-al-Fidā，vol.ii，p.73；Yāqūt，vol.ii，pp.520—521。
① Balādhuri，Ansāb al-Ashrāf，ed.Max Achloessinger，vol.iv B(Jerusal-em，1938)p.1.
② Aghānī，vol.ix，p.71。参阅本书第321页。
③ Ibn-al-Athīr，vol，vi，p.207。
④ Ibn-al-Athīr，vol，vi，p.206；Tabari，vol.iii，pp.951—953。
⑤ Vol.xvi，pp.138－139。
⑥ Vol.vi，pp.349—350。
① 参阅Tha‘ālibi，Latā’if，p.16。
② Mas‘ūdi，vol.vi，p.289。
③ 同上。
① 参阅 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散见各处。参阅本书第36章“工业和农业”。
② 这种浮桥，沿用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之前不久，现在还保存有一座，其他两座已改建成铁桥。——译者
③ Al-Khatib，vol.i，pp.111—117。
④ 参阅本书第345页以下。
⑤ 赫尔辛基博物馆收藏着此类古钱币。
① Ya‘qūbi，Buldān，p.246。
② P 312。
③ Ibn-Khallikān，vol.i，p.298。
④ 参阅本书第312页。——译者
① 十九世纪末期，阿拉伯东方也经过一个翻译时期，主要是从法语和英语翻译。
① Sā‘id ibn-Ahmad(al-Qādi al-Andalusi)，Tabaqāt al-Umam，ed.L.Cheikho(Beirūt，1912)，pp.49—50；Yāqūt，Udabā，vol.vi，p.268；Mas ‘ūdi，vol.viii，pp.290—291。
② “诺伯赫特”是一个波斯名词，意思是“幸运”。这个家族的许多成员，都以天文学著名于世。见 Tabari， vol.iii，pp.317，318(这个名字有时写成 Nībakht或Naybakht)，1364。
③ Fihrist，p.274。
④ 参阅本书第40章“天文学和数学”一节。
① 关于《凯利莱和迪木奈》的版本，可以参考Sylvester de Sacy的版本(Paris，1816)，回历1249年开罗布拉格的翻版；Khalil al-Yāziji的第二版(Beirūt，1888)；L.Cheikho的版文(Beirūt，1905)。关于伊本·穆盖法耳，可以参阅 Fikrist，p.118；ibn-Khallikān，vol.i，pp. 266－269。
② 1289，1306年屡次出版于开罗。
① 阿拉伯语的名称是军得沙普尔(Jundaysāpūr)。这个城是萨珊王朝的沙普尔一世所建筑的(因此而得名，意思是“沙普尔的营房”)，位于现代伊朗西南部胡泽斯坦的沙哈巴德村所在地。
② 参阅Fihrist，p.296；ibn-al-‘Ibri，pp.213—215。伊本·艾比·伍赛比耳(vol.i，p.125)把“Bakht”这个词看成是当作“用人”讲的叙利亚词，其实是帕莱威语的bōkht，意思是“解救了”，作为姓使用，是“耶稣解救了”的意思。
③ Ibn-al-‘Ibri，p.215，ibn-abi-Usaybi‘ah，vol.i，p.125。
④ Ibn-al-‘Ibri，pp.226-227；Qifti，pp.134—135。
① 参阅本书第357页。
② 阿拉伯语叫安基赖(Anqirah)，Ya‘qūbi，vol.i，p.486。就是现在土耳其的首都安卡拉。
③ Ibn-Khaldūn，Muqaddamah，p.401。
① Fihrist p.243。
② 因此，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阿拉伯词：arithmātīqi(arithmetic算术)，jū-matrīya(geometry几何学)， jighrāfīyah(geography地理学)，mūsīqī(music音乐)，falsafah(philosophy哲学)， asturlāb(astrolabe星盘)，athīr(ether以太)，iksīr(elixir，配剂)，ibrīz(puregold 纯金)，maghnatīs(magnet磁石)，urghun(organ风琴)。参阅 abu-‘Abdullāhal-Khwārizmi，Mafātih al-‘Ulūm，ed.G.vanVloten(Leyden，1895)，index；Fihrist，散见各处；Rasā’il Ikhwān al-safā’，ed.Khayr-al-Dīn al-Ziriklī(Cairo，1928)，散见各处。
① Ibn-al-‘Ibri，pp.41，220。
② 同上书，p.176。
③ Fihrist，p.273。
④ Vol.Viii，p.291。参阅本书第314—315页。
⑤ Ya‘qūbi，vol.i，pp.150—151。
⑥ Yūhanna(Yahyā)ibn-Māsawayh的拉丁名字是Mesu((Mesua)或Mesu(Major(大马素伊)，用以区别于小马素伊 (Māsawayh al-Mārdīni)，他是在开罗的法帖梅王朝哈基本哈里发宫廷里出名的一个雅各派基督教徒， 1015年卒。
① Ibn-al-‘Ibri，p.227； ibn-abi-Usaybi‘ah，vol.i， pp.175以下， Qifti，p.380。
② Fihrist，p.295。
③ Ibn-al-‘Ibri，p.250；ibn-abi-Usaybi‘ah，vol.i，p.185。
④ Ibn-Khallikān，vol.i，p.116=de Slane，vol.i，pp.187—188。
⑤ 因为一只手残废，得外号“阿赛木”。 Ibn-abi-Usaybi‘ah，vol.i，pp.187，203；Fihrist，p.297；ibn-al-‘Ibri，p.252。
⑥ Fihrist，p.297。
⑦ 他还能从波斯语译成阿拉伯语，同上书第244页，l.28。
① Fihrist，p. 249。
② 同上书，p.298；Qifti，p.80照抄。
③ 同上书，p.246，l.5。
④ 同上书，p.248。
⑤ Qifti，pp.38，42。
⑥ Ibn-abi-Usaybi‘ah，vol.i，pp.188—189；Qifti，pp.94—95。
⑦ 于回历572年(公元1176年)译成的格林的真正的著作共十六种，有一个写本，叫做《小手艺》(al-Sinā‘ah al-Saghīrah)，就包括了十种，关于这个写本，可参考Hitti，Faris.‘Abd-al-Malik， Catalog of the Garrett Collection of Arabic Manusri-pts(Princeton，1938)，no.1075。
⑧ Qifti，p.99。
① Ibn-abi-Usaybi‘ah，vol.i，pp.187—188；ibn-al-‘Ibri，p.251。
② Ibn-al-‘Ibri，pp.251—252。
③ L.Leclerc，Historire de la médecine arabe(Paris，1876)，vol.l，p.139。
④ 他所著的《医学储备》(Dhakhīrah fi‘Ilmal-Tibb)于1928年由G.Sobhy出版于开罗。
⑤ 他们不是真萨比教徒。参阅本书第358页。
① Fikhrist，p.267。
② Ibn-Khallikān，vol.i，pp.177，298。
③ Ibn-abi-Usaybi‘ah，vol.i，p.216。
④ 同上书，pp.224—226。
⑤ 同上书，p.226；Qifti，pp.57—59；Fihrist，p.272。
⑥ Qifti，p.428。
⑦ Fihrist，p.265。
① Fihrist，pp.267—268。参阅本书311页。
② 他出生于古希斯坦的布兹占地方。
③ Fihrist，p.295.参阅 Qifti，pp.262—263。
④ Fihrist， p.264；ibn-abi-Usayb1.‘ah，vol. i，pp.235—236；Qifti，pp.245—246。
⑤ P.264。
⑥ Vol.i，pp.57以下。
⑦ Pp.34以下。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至少在理论上，哈里发作为政府的首脑，是一切政权的源泉。他能够把民政权委托大臣(维齐尔)，把司法权委托法官(嘎迪)，把军事职权委托司令(艾米尔)，但是，哈里发仍然是政府一切事务的最后决定者。在职权和行为方面，阿拔斯王朝早期的哈里发，是以波斯人为榜样的。阿拔斯人利用人民对伍麦叶王朝不虔诚的行为的不满，初次登台就把自己装扮成宗教的角色，摆起“伊马木”的威风，在他们统治的后期，实际的权力越减少，他们就把宗教的权力抓得越紧。自第八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拉(833 —842年在位)的时代起，直到这个朝代末尾，他们的名字后面，都加上一个尊号，这个尊号是与真主的名字配合的。在衰落的时期，他们的臣民，大量地赠送他们一些浮夸的称号，例如称他们为“真主的代位者”(Kh-alifat Allāh)。后来又称他们为“真主在地面上的影子”(Zill Al-lāhll‘ala al-ard)。这些称号，首先显然是赠送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的①。后来继续存在到奥斯曼哈里发帝国的末尾。

由伍麦叶王朝各哈里发制定的关于王位继承的不明确的世袭原则，为阿拔斯王朝所沿用，而且获得同样恶劣的效果。在位的哈里发，必须指定一个人做王储，这个人可以是他所宠爱的或认为最合格的儿子，或者是他认为最有才能的任何一个亲属。赛法哈曾提名他的弟弟曼苏尔继任，曼苏尔死后，由他的儿子麦海迪继任①，麦海迪死后，由他的长子哈迪继任，哈迪死后，由他的弟弟哈伦·赖世德继任②。哈伦指定他的长子艾敏为第一继任者，指定更有才能的次子麦蒙为第二继任者。他把帝国分给他们两个人，而为麦蒙保留了呼罗珊省，以木鹿为省会③。经过一场激烈的斗争，艾敏终于被暗杀(813年9月)，麦蒙篡夺了哈里发的职位。四年之后，麦蒙以十叶派的标志绿色代替阿拔斯人的标志黑色，并且指定阿里派的阿里·里达为王储，被触怒了的巴格达的居民，暴动起来，选举麦蒙的叔叔易卜拉欣为哈里发 (817年7月)。艾敏被暗杀后，过了六年，麦蒙终于进入帝国的首都。麦蒙将死之前不久，不顾自己的儿子，而指定自己的弟弟穆耳台绥木为继任者，这事几乎引起军队的叛变，因为他们对于他的儿子是有特殊的好感的。穆耳台绥木死后，由他的儿子瓦西格(847年卒)继任，阿拔斯王朝光荣的时代，至此告终。最初的二十四位哈里发在位，几乎达二百五十年之久(750—991年)，只有六位哈里发，是由儿子直接继任的。

哈里发的贴身人是侍从(hājib)，他的职务是把使节和高官显贵带到哈里发的面前，当然势力很大。还有执刑官，也是巴格达宫廷里重要的人物。用来拷打罪犯的圆顶地下室，第一次在阿拉伯史上出现了。宫廷钦天监的官职，正如宫廷执刑官的官职一样，是发源于波斯的，后来变成了阿拔斯王朝不可或缺的附属品。

仅次于哈里发的，是大臣(wazīr)，这个官职是受波斯传统的影响的①。大臣是哈里发的代理人，哈里发越沉湎于酒色，大臣的势力就越大。哈里发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任命大臣的时候，在下面的任命状里充分地阐明了帝王代理人神权说：

“穆罕默德·伊本·白尔兹是我在全国各地和全国人民中的代表，因此，谁服从他，谁就是服从我；谁服从我，谁就是服从真主；谁服从真主，谁就要升入天堂。谁违抗他，谁就是违抗我；谁违抗我，谁就是违抗真主；谁违抗真主，谁就要堕入地狱。”②

在伯尔麦克人担任大臣的时期，大臣有极大的权力，各地长官和法官的任命和撤职，都由他决定，这在理论上当然要获得哈里发的同意，而且他甚至可以按照世袭的原则，把大臣的职位传给他的儿子。按照惯例，大臣有权查抄失宠的各地长官的财产；按照惯例，各地长官也有权侵占下级官吏和平民的财产，哈里发更有权把免职的大臣的财产全部没收③。财产被没收的人，大半是被处死刑的。最后创设了一个查抄局，作为政府的一个常设机关④。在哈里发穆耳台迪德时代，大臣的月薪是一千个第纳尔。马韦尔迪⑤和其他法学理论家，把大臣的职权分为两类：一类享有无限权力，叫做“特付威德”(tafwīd)，一类享有有限权力，叫做“坦非兹” (tanfī-dh)。具有无限权力的大臣，执行哈里发的一切权力，王储的任命除外。具有有限权力的大臣没有创制权，他的义务是执行哈里发的一切命令，遵循他的各种指示。在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之后，大臣的职位由总司令(amīr al-umarā’)取而代之，这个职位是由布韦希人担任的。

大臣，实际上是首相，主持国务会议，参加会议的，是政府各部门的首长。各部门的首长，有时被任命为大臣，但是他们的品级，是次于实际的大臣的。阿拔斯王朝的政府机关，比以前的更为复杂，国家事务中，新添了更有秩序的制度，特别是税制和司法行政。国家最关心的是财政，所以税务局(dīwān al-kharāj)或财政部，仍然象伍麦叶王朝那样，是一个最重要的单位，税务局的首长，通常被称为税务长。税务长是哈里发政府里最重要的人物之一。

国家岁入的来源，包括天课(zakāh)，天课是每个穆斯林所应缴纳的唯一的法定捐税。凡是占有耕地、牲畜、金银、商品，以及由于自然繁殖或投资而能增加的其他形式的财产者，都应该缴纳天课。前面已经说过，穆斯林不纳人丁税。收税官只能监督耕地和牲畜之类，至于私人的动产，包括金银在内，就全凭个人的天良了。从穆斯林们征收来的天课，由国库支付于穆斯林们的福利：救济贫民和孤儿，补助异乡人和志愿军，赎取奴隶和战俘。国家的财源，还有外国敌人的赔款和贡赋，本国非穆斯林人民的人丁税(jizyah)、土地税(kharāj)①，外国的非穆斯林因向穆斯林国家输入货物而缴纳的什一税。在这些项目中，非穆斯林所缴纳的土地税，总是数量最大，而且成为国库收入的主要来源。所有这些岁入，这时候还沿用《古兰经》第59章第7节的名称，叫做战利品(fay’)。哈里发用这些岁入来支付军需，修建清真寺、道路和桥梁，以及兴办穆斯林社会的福利事业①。

关于阿拔斯王朝国家岁入的各种报告，一直流传到现在。从这些报告中可以看出，这个王朝的第一世纪是多么昌盛。哈里发所以能够过前面所描绘的那种奢侈生活，就是这个道理。从这些报告中，也可以看出，后来每个世纪岁入稳步下降的情况。有这样的三个报告传下来：最古的是伊本·赫勒敦所记载的，这是关于麦蒙时代的岁入的报告；第二个是古达麦所记载的，是关于较晚几年，可能是穆耳台绥木时代的岁入的报告；第三个报告是伊本·胡尔达兹比所记载的，可以说明回历三世纪前半期的财政情况。据伊本·赫勒敦的记载②，塞瓦德(下伊拉克，即古代的巴比伦尼亚)每年以现金所纳的土地税(实物除外)，在麦蒙时代，总计二千七百八十万第尔汗；呼罗珊总计二千八百万第尔汗；埃及总计二千三百零四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③，共计一千四百七十二万四千第尔汗；帝国其他省区总计三亿三千一百九十二万九千零八第尔汗。据古达麦的收支表④，实物税和现金税合计，塞瓦德共计一亿三千零二十万第尔汗⑤；呼罗珊共计三千七百万第尔汗；埃及(包括亚历山大港)共计三千七百五十万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包括希姆斯)，共计一千五百八十六万第尔汗；整个帝国总计三亿八千八百二十九万一千三百五十第尔汗，包括实物税在内。根据伊本·胡尔达兹比的清单计算①，现金税和实物税合计，塞瓦德共计七千八百三十一万九千三百四十第尔汗②；呼罗珊和隶属地区合计四千四百八十四万六千第尔汗；叙利亚和巴勒斯坦③，合计二千九百八十五万第尔汗；整个帝国总计二亿九千九百二十六万五千三百四十第尔汗④。至于国家的岁出，由于缺乏充分的参考资料，要作出一个明确的计算，是没有保证的。但是我们根据记载可以知道，当曼苏尔去世的时候，国库的存款共计六亿第尔汗和一千四百万第纳尔 ⑤；当赖世德去世的时候，国库的存款超过九亿第尔汗⑥，当穆克台菲去世的时候(908年)，国库里所存的珠宝、家具和不动产，共值一亿第纳尔⑦。

除税务局外，阿拔斯政府还有一个会计检查院(dīwān al-zimām)，是麦海迪创设的；有一个枢密院(dīwān al-■awqī‘)，掌管一切文书、公文、敕令和执照；有一个平反院，专管调查冤狱；有一个警察局和一个邮政局。

平反院(dīwān al-nazar fi al-mazālim)是一种上诉院，或最高法院，平反院的任务是改正行政部门和政治部门的误审案件。这个机构的设置，可以回溯到伍麦叶王朝时代，据马韦尔迪的记载⑧，阿卜杜勒·麦立克是首创平反制的哈里发，他在自己规定的某一天，亲自听取人民的上诉和诉苦。欧麦尔二世热诚地遵守这个先例①。这种惯例，显然是由麦海迪传到阿拔斯王朝的。他的继任人哈迪、哈伦、麦蒙，以及随后的哈里发，都是当众听取这种控诉的；穆海台迪(869—870年在位)是保持这个习惯的最后一位哈里发。诺曼人的国王罗吉尔二世(1130—1154年在位)把这种制度引入西西里岛，后来在欧洲的土壤上生了根②。

警察局(dīwān al-shurtah)，是由一位高级官员领导的，这位官员叫做警察局长(sāhib al-shurtah)。他兼任哈里发的警卫长。在这个王朝的后期，他有时被提升到大臣的等级。每个大城市，都有自己特殊的警察，他们是有军级的，他们的薪饷照例很高。市警察局长，又叫做检察官(muhtasib)，因为他是负责检查市场和风纪的。他的职责，是检查度、量、衡是否准确；合法的债务，是否清偿(他没有司法权)；良好的道德，是否得到维持；有没有人犯赌博、放高利贷、公开卖酒等罪行。马韦尔迪③列举了警察局长所应尽的许多有趣的职务，包括维持两性之间公认的公共道德标准，惩治那些为获得妇女的垂青，而把灰胡须染黑的人。

阿拔斯政府一个重要的特征，是邮政局④，邮政局长叫做驿传长(sāhib al-barīd)。我们已经讲过了，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穆阿威叶，是首先关心邮政业务的。阿卜杜勒·麦立克，在全国各地，遍设邮政局，韦立德在建设工作中，曾利用了邮政局。据史学家的记载，哈伦曾委托他的伯尔麦克族的顾问叶哈雅，在一个新的基础上，组织了邮政事务。邮政局的首要任务，是为国家服务，但是在一定限度内，邮政局也替私人寄信①。每个省会都设有一个邮政局。邮路把帝国的首都和全国各大城市联系起来②，在邮路上，到处设置驿站，每个驿站上有几百匹驿马。在波斯地区，使用骡马运送邮件，在叙利亚和阿拉比亚地区，以骆驼代替驿马③。驿马还要把新任命的官吏送到任所去，有时也运送军队和他们的行李④。人民只要能付大量的运费，就能利用驿马。

鸽子被训练后，曾用做传书鸽。837年，曾用传书鸽把逮捕胡拉米教派反叛的领袖巴比克⑤的消息，送给哈里发穆耳台绥木，这是关于使用传书鸽的第一次记载⑥。

巴格达的邮政总局，曾编写了许多旅行指南，记载各驿站的名称和各站之间的途程。这些旅行指南，对于旅客、商人和哈只很有用处，而且为后来的地理研究奠定了基础。阿拉伯的地理学家，曾利用这种邮政指南，作为编纂地理学著作的重要参考资料。最著名的地理学家之一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所著的《省道记》 (al-Masālik w-al-Mamālik)，就是以政府档案为依据的，这部书是历史地志的一个重要资料。胡尔达兹比本人，在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时代，曾任吉巴勒省(古代的米迪亚)的邮政局长。从首都通向各省区的这个修筑得很好的驿道体系，是阿拔斯王朝从较早的波斯帝国继承下来的遗产。这些干线中最著名的，是呼罗珊大路，从巴格达向东北延伸，经过哈马丹、赖伊①、内沙布尔、突斯、木鹿、布哈拉、撒马尔罕，把巴格达和药杀河流域的边疆城市，和中国边境各城市联系起未。以这条干线上的各主要城市为起点，有许多交叉道路，向南北两方伸展出去。直到现在，从德黑兰(在古代赖伊城附近)开端的伊朗邮政路线，仍然依照古代的驿道。还有一条主要的驿道，以巴格达为起点，沿底格里斯河而下，到达瓦西兑、巴士拉、胡泽斯坦的艾海瓦兹②，再到法里斯的施拉思③。有许多支线，从这条主要的驿道上向东西两方延伸出去，把沿途各城市和人烟稠密的中心地区联系起来，最后与呼罗珊干线相连结。这些驿道，是哈只们经常走的，他们从巴格达起程，经过库法，或巴士拉，到达麦加。为了哈只们的便利，有许多队商旅馆、哈只招待所和蓄水池，分布在这些主要的大路上。在呼罗珊驿道上的队商旅馆，是早在欧麦尔二世时代就已建设的④。第三条公路，把巴格达和摩苏尔、阿米德(迪亚尔伯克尔)和边疆的各要塞联系起来。在西北方，通过安巴尔和赖盖，把巴格达与大马士革和其他的叙利亚城市联系起来。

除管理皇家邮政和监督各种邮政机关外，邮政总局长还有另外一个重要的职务。他是一个侦探组织的首脑，全部邮政机构，都隶属于这个系统。因此，他的全衔是邮政情报主管人(Sāhibal-barīd w-aL-akhbār)①。由于这种职务，他就以中央政府总监察员和直接机密代表的身分，处理事务。各省的邮政局长，向他或者直接向哈里发汇报各该省政府官员们的行为和活动，各该省长官的行为和活动，也不例外。有人曾向穆台瓦基勒提出一个报告，揭发巴格达省长官好色旷职的行为，因为他朝觐天房后，从麦加带来一个美丽的女奴，“他从午到夜，迷恋着那个女奴，耽误了公事”。这个故事，是由一个较晚的资料传下来的②。曼苏尔曾利用商人、小贩和旅行家做侦探；赖世德和其他的哈里发，也曾这样做③。据说麦蒙在巴格达的情报机关中，曾雇用一千七百多个老太婆。“罗马人的国土”上，到处布满了阿拔斯王朝的男女间谍，他们都化装成商人、旅行家和医生。

在伊斯兰教社会中，主持正义，往往被认为是一种宗教的义务，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或大臣，把这个任务委托一个宗教学者，他就成为法官(qādi)④，巴格达的法官叫做总法官(qādi al-qudāh)。初次接受总法官头衔的，是著名的学者艾卜·优素福(约在798年卒)，他曾为麦海迪和他的两个儿子哈迪和哈伦服务⑤。依照伊斯兰教法律的规定，法官必须是成年的、精神健全的、男性的自由公民，必须信仰伊斯兰教，品德端正，耳聪目明，精通教义和教律⑥。前面已经说过，非穆斯林的民事诉讼，由各该教的宗教领袖或司法官管辖。马韦尔迪把法官分为两级：甲级是具有一般的无限权力的(‘ammah mutlaqah)，乙级是具有特殊的有限权力的(khāssah)①。甲级法官的主要职权，包括判决诉讼，保护孤儿、禁治产人、未成年人，管理宗教基金，惩治违犯教律者，任命各省的司法代表，以及在某种情况下，领导金曜日(星期五)的聚礼。各省的法官，起初是由各该省的地方长官任命，从回历四世纪起，由巴格达的总法官任命。一位后期的史学家②曾提到，在麦蒙时代，埃及法官的月俸，是四千第尔汗。乙级法官的职权，是由哈里发或者大臣或者省长所授与的任命状加以规定的③。

严格地讲起来，阿拉伯的哈里发帝国，从未保持一支庞大的常备军，就是有严密组织和严格训练的正规军队。哈里发的禁卫军(haras)，几乎是唯一的正规军队，这支正规军构成核心，周围有在本部族族长指挥下的各部族的部队，此外，还有雇佣军敢死队，以及从各部族和各地区征募来的部队。常备军(jund)叫做雇佣军(murtaziqah，按月领粮饷者)，他们由政府供给粮饷。其他的部队，叫做志愿军(mutatawwi‘ah)④，只在服役期间领取口粮。志愿军是从贝杜因人、农民和城市居民中征集来的。禁卫军的饷银是比较高的，装备也是比较好的。在阿拔斯王朝第一位哈里发的时代，步兵的饷银，除通常的口粮和津贴外，平均每年约计九百六十第尔汗⑤，骑兵的饷银加倍。在麦蒙时代，也就是帝国的极盛时代，伊拉克地区的部队，总计十二万五千名，步兵的年饷只有二百四十第尔汗①，骑兵的年饷加倍。曼苏尔建筑巴格达城的时候，瓦匠师傅的工资，每天约合一个第尔汗，小工的工资大约是三分之一第尔汗②照这样推算起来，军队的待遇是比较好的。

在阿拔斯王朝的早期，正规军的组织成分有步兵(harbīyah)③，他们的武器是长矛、剑和盾；有弓箭手(rāmiyah)和骑兵(fursān)，他们的武器是头盔、胸甲、长矛和战斧。阿拉比亚人原来是把剑扛在肩上的，穆台瓦基勒开始采用了波斯人的方式，把剑佩在腰带上④。每个弓箭手的队伍，都配备一个石油精投掷队(naffātūn)，他们穿着防火服装，向敌人投掷燃烧物质⑤。机械工程师们随着军队作战，负责管理攻城机械，包括弩炮、射石机和破城槌。有一位军事工程师弩炮制造者伊本·萨比尔，在纳绥尔(1180—1225年在位)时代晚期活动，曾著专书，详述军事工程学，但未能完成⑥。野战医院的驼轿式的伤病人运送队，都随着军队上战场。象通常一样，这些军事制度和军事装备，据说都是赖世德开始采用的。

前面已经说过，阿拔斯王朝的兴起，是由于波斯的武装，而不是由于阿拉伯的武装。在阿拔斯王朝中，阿拉比亚的因素，不仅丧失了政治的优势，而且丧失了军事上的重要性。在这个王朝的初期，哈里发的禁卫军——武装力量中最重要的兵种——主要是由呼罗珊人组成的；阿拉伯部队分成两部分：北方的阿拉比亚人，或穆达尔人，南方的阿拉比亚人，或也门人。新入教的穆斯林，以平民的身分，分别附属于阿拉比亚的一个部族，而构成那个部族军事组织的一部分。穆耳台绥木又增加了一支新的禁卫军，他们原来是从拔汗那和中亚细亚其他地区贩运来的突厥奴隶①。这支新的禁卫军，不久就变成了全首都的恐怖因素，836年，哈里发不得不建筑新城萨马腊，把政府机关迁到那里去。孟台绥尔(861—862年在位)死后，这支突厥禁卫军，就开始干预国家大事了。

在麦蒙、穆斯台因和其他哈里发的时代，军队是采用罗马拜占廷的编制方式的，阿里夫(‘ārīf，相当于班长)指挥士兵十名，哈里发(khalīfah，相当于排长)指挥士兵五十名，嘎伊德(qā’id，相当于连长)指挥士兵一百名②。艾米尔(amīr，相当于师长)指挥军队一万名，他们分为十个大队。每百名士兵组成一中队，几个中队组成一个大队(kurdūs)。冯·克赖麦曾为我们描绘了当日在行进中的阿拉伯军队的栩栩如生的画面③。

阿拔斯王朝在第一个世纪中，依赖一支强大而且安心的军队，以维持其生存，这支军队被用来镇压叙利亚、波斯和中亚细亚的叛变，而且也用来对拜占廷进行侵略性的战争。一位现代的学者说：“两件事使十世纪的萨拉森人成为危险的敌人：一是他们的数量，二是他们非凡的运动力量。”④但是事实还不仅是这样。有一篇论战术的文章，据说是东罗马皇帝英明的利奥六世(886—912年在位)①所作的，这篇文章告诉我们：“在一切〔野蛮〕民族中，他们〔萨拉森人〕在军事活动方面，是最聪明和最慎重的。”君士坦丁七世(913—959年在位)在下面的这段文章里描绘了阿拉伯人给他们的拜占廷敌人留下的印象：“他们是强大的，又是好战的，因此，他们中一千个人所占据的阵地，是不可能攻破的。他们不骑马，而骑驼骆。”从这篇论文和拜占廷其他的资料，如奈塞福拉斯·福卡斯皇帝(963 —969年在位)所著的《战术论》②看来，冬季和雨季，显然是阿拉伯战士最厌恶的，因为他们的战线在作战中一被击破，他们就丧失恢复这条战线所必需的纪律性，他们的步兵，大体上是一群从事掠夺的乌合之众，不能成为有效的战斗机器。拜占廷人一方面把阿拉伯人叫做不信上帝的野蛮人，一方面又把他们看成是可怕的敌人，这也是显而易见的。在十世纪，这个敌人的危险性逐年降低，十世纪末，拜占廷惯于采取攻势，甚至威胁着大马士革和巴格达。

自穆台瓦基勒创设外籍军事单位以来，阿拔斯王朝的军事力量，就开始衰退了，因为那些单位有害于军队风纪和团体精神的维持。后来，穆格台迪尔(908—932 年在位)又开始采用包税的政策，把各省的赋税，包给各该省的地方长官或者军事首长，以便他用本省的税收发饷，不再由空虚的国库发饷。在布韦希人执政的时代，士兵们的补助金，是小块的土地，而不是现金。这就播下了封建军事制度的种子。在塞尔柱克人执政的时代，这种制度又得到了发展。后来，这就变成了惯例，地方长官或军事首长，接受几个城市或地区作为年金，他们以绝对的权力统治那些地方，每年向塞尔柱克的国王缴纳贡税。在战争时期，他们指挥着由自己装备和供养的一定数量的部队。

伍麦叶人依照拜占廷和波斯的方式，把帝国划分成若干省区，每省设一个地方长官，叫做艾米尔(amīr)或者阿米勒(‘āmil)，阿拔斯人对于这个制度，并没有加以彻底改革。阿拔斯王朝各省区的名单，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政治的划分，跟地理的划分，也不是完全符合的，由伊斯泰赫里、伊本·郝盖勒、伊本·法基等人的地理学著作就可以看出来；但是下面的名单，似乎是早期巴格达哈里发所统治的主要省区的名单：

(1)阿非利加，位于利比亚沙漠以西，包括西西里岛；

(2)埃及；

(3)叙利亚和巴勒斯坦，这两个地区，有时是分离的；

(4)希贾兹和叶麻麦(中部阿拉比亚)；

(5)也门或者南部阿拉比亚①；

(6)巴林和阿曼，以伊拉克的巴士拉为省会；

(7)塞瓦德或者伊拉克(下美索不达米亚)，主要城市，除巴格达外，有库法和瓦西兑；

(8)哲齐赖(意思是河洲，实际上是半河洲，古代的亚述)，以毛绥勒(摩苏尔)为省会；

(9)阿塞尔拜疆，包括阿尔德比勒、大不里士、马腊格等主要城市；

(10)吉巴勒(意思是群山，即古代米迪亚)，后来叫做波斯的

伊拉克(al-‘Irāq al-‘Ajami)①，主要的城市有哈马丹(即古代的埃克巴塔那)、赖伊、伊斯巴罕(伊斯法罕)；

(11)胡泽斯坦，主要城市有艾海瓦兹、突斯塔尔②；

(12)法里斯，以设拉子为省会；

(13)克尔曼，省会也叫克尔曼③；

(14)莫克兰，包括现代的俾路支，延伸到下临印度河流域的高地；

(15)锡吉斯坦，或者锡斯坦，以萨兰只为首府；

(16—20)古希斯坦、古米斯、泰伯利斯坦④、竹尔占⑤、亚美尼亚；

(21)呼罗珊、包括现代阿富汗的西北部，主要城市有内沙布尔、木鹿、赫拉特⑥、巴里黑50000492_0386_6⑦；

(22)花拉子模⑧，早期的省会是卡斯；

(23)粟特(古代的Sogdiana)，在乌浒水和药杀河之间，有布哈拉和撒马尔罕两座著名的城市；

(24和其他)拔汗那、赭时(现代的塔什干)，以及其他突厥城市⑨。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西亚的省区，跟旧有的阿拉伯省区，在地理上完全相符，这是可以注意的。

阿拔斯哈里发帝国，幅员辽阔，交通困难，尽管帝国的首都巴格达作出了一切努力，但是地方分权是不可避免的结果。省长在一切地方事务中，拥有绝对的权力；他的职位也几乎变成了世袭的。从理论上讲起来，省长必须获得大臣的欢心，才能保持自己的地位，因为他是大臣向哈里发推荐的，大臣被撤职，省长也就被免职。马韦尔迪①把大臣分为甲乙丙三级，把省长也分为甲乙两级。甲级是一般的省长职位(imārah‘āmmah)，甲级省长有绝对的权力，指挥军事，任命法官，监督司法，征收赋税，维护公安，保卫宗教，管理警察，金曜日(星期五)领导聚礼。乙级是特殊的省长职位(imārah khāssah)，乙级省长没有任命法官和征收赋税的权力。但是这种分类，大体上是理论性的，因为省长的权力，是随着省长的才干，哈里发的软弱，与中央政府的距离等等因素而增加的。各省的地方岁入，用于各该省政府的开支。如果有余额，就汇给哈里发的金库。司法权是由各省的法官执掌，由驻在本省各大城市的助理协助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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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Mas‘ūdi，vol.vii，p.278。
① 参阅 Ya‘qūbi，vol.ii，pp.437以下，472以下；Fakhri， p.236。
② Fakhri，pp.261－262；Tabari，vol.iii，p.523。
③ Ya‘qūbi，vol.ii，pp. 500以下；Fakhri，p. 292；Mas‘ūdi，Tanbīh，p.345。
① 参阅ibn-al‘Abbās，’Athār al-Uwal fi Tartīb al-Duwal(Cairo，1295)，p.62；S. D. Goitein in Islamic Culture，vo1. xvi(1942)，pp. 255—263，380—392。
② Fakhri，p.205。
③ Ibn-al-Athīr，vol.vi，pp.19—20。
④ 参阅Hilāl al-sābi’Tuhfat al-Umarā’fi Ta’rīkh al-Wuzarā，ed.H.F.Amedroz(Beirūt，1904)，p.306。
⑤ Pp. 33－47。
① 人丁税和土地税的区别，这时候已经弄清楚了。参阅本书第171页。后来人丁税相当于豁免兵役税(al-badal al-‘askari)，奥斯曼帝国政府向非穆斯林的人民征收免除兵役税，以豁免他们服兵役的义务。
① Māwardi，pp.366以下。
② Muqaddamah，pp.150—151，参阅Huart，Historie des Arabes，vol.i，p.376；AlfredvonKremer，Culturgeschichte des Orients unter den Chalifen，vol.i(Vienna，1875)，pp.356以下。伊本·赫勒敦的报告和其他两个报告一样，说不明白，又不准确。
③ 肯奈斯林、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四个地方的税收，合计一百二十二万七千第纳尔。
④ Kharāj，pp.237—252。
⑤ 单是现金税共计八百零九万五千八百第尔汗；Qudāmah，pp.249，239。他在书中分别列举了许多数字，但是那些数字的总合跟他所说的总数不相符合。
① 散见各处。
② 单是现金税一项共计八百四十五万六千八百四十第尔汗；见 ibn-Khurdādh－bih，pp. 5以下。
③ 包括肯奈斯林和希姆斯、大马士革、约旦、巴勒斯坦等边疆城市。
④ Za ydān，Tamaddun，vol.ii，p.61。参阅Huart，vol.i，p.376。
⑤ Mas‘ūdi，vol.vi，p.233。
⑥ Tabari，vol.iii，p.764。
⑦ Tha‘ālibi，Latāif，p.72。
⑧ P.131。参阅ibn-al-Athīr，vol.i， p.46。
① Māwardi，p.131。参阅 Ya‘qūbi，vol.ii，p.367。参阅 Bayhaqi，al-Mahasin w-al-Masāwi’，ed，F.Schwally(Giessen，1902)，pp. 525以下。
② M.Amari， Storia dei Musulmani di Sicilia，ed.Nallino，vol.iii(Cata-nia，1937—1939)，p.452；von Kremer，Culturgeschichte，vol.i，p.420。
③ Al-Māwardi，pp.417—418，431。
④ 邮政局(dīwān al-barīd)。阿拉伯语的barīd是一个闪族语词汇，跟拉丁语的veredus无关；参阅波斯语的birdan(快马)，阿拉伯语的 birdhawn(驮马)。参考《旧约·以斯帖记》8：10“交给骑御马圈快马的士卒传到各处”；Isfahāni，Ta’rīkh，p.39。
① Mas‘ūdi，vol.vi，p.93，ll.5—6。
② Ibn-Khurdādhbih，散见各章节。
③ 参阅ibn-al-Athīr，vol.vi，p.49，ll.11—12。
④ Ibn-al-Athīr，vol.iv，pp.373—374。
⑤ 这个教派因出现于波斯的胡拉木地方而得名。这个教派是在著名的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被处死后发生的。他们当中有人否认艾卜·穆斯林的死亡，而且预言他要复返人世间，普及正义。Mas‘ūdi，vol.vi，p.186；Baghdādi，ed.Hitti，pp.162以下；Fihrist，p.342。
⑥ Mas‘ūdi，vol.vii，pp.126—127。
① 现代伊朗的腊季。——译者
② 现代的阿瓦士。——译者
③ 现代的设拉子。——译者
④ Ibn-al-Athī，vol.v，p.44；Nawawi，Tahdhīb，p.468，l.16。
① Qudāmah， p. 184。
② Atlīdi， I‘lām al-Nās(Cairo， 1297)，p. 161。
③ 参阅Aghāni，vol.xv，p.36，l.14；Miskawayh，ed.ds Goeje and de Jong，pp. 234，466，498，512，514，567。
④ 这个名词的音译最少有十三个形式，在英国的公文中有六种译法：qadi，qazi，kazi，cadi，al-kadi，kathi。(《元史》职管志的译法是哈的。——译者)
⑤ Ibn Khallikān， vol. iii， p. 334=de Slane， vol. iv， p. 273。
⑥ Māwardi， pp. 107—111。
① pp. 117—125。
② Suyuti，Husn， vol. ii， p. 100，l. 4。
③ 参阅 Richard Gottheil in Reuve des études ethnographiques(1908)，pp.385—393。
④ 或者叫 muttawwi‘ah， Tabari， vol. iii，pp.1008以下；ibn-Khaldūn，vol.iii， p. 260。
⑤ Tabari， vol. iii， p. 41， ll. 17—18， ibn-al-Athīr， vol. v，p. 322， ll.14—15照抄。
① 麦蒙跟他哥哥艾敏争江山的时候，恢复了军队原来的饷银，每人每年发给九百六十第尔汗，因为他哥哥是照旧制发饷的。Tabari，vol.iii，p.830，ll.7—8，p.867，l.14.
② Khatib，vol.i，p.70； Tabari，vol.iii，p.326。
③ Tabari，vol.iii，pp.998以下；ibn-Khaldūn，vol.iii，p.238，l.17，p.245，ll.23，26。
④ Ibn-Khaldūn，vol. iii，p. 275。
⑤ Aghāni， vol. xvii， p. 45； ibn-Khaldūn， vol. iii， p. 260， l. 20。
⑥ Ibn-Khallikān，vol.iii，p.397。
① 参阅Mas‘ūdi，vol.vii，p.118。
② Ibn-Khaldūn，vol.iii，p.299，l，7。参阅Mas‘ūdi，vol.vi，p.452；Tabari，vol.iii，p.1799。
③ Culturgeschichichte，vol.i，p，227—229=S.KhudaBukhsh，TheOrientunderthe Caliphs(Calcutta，1920)，pp.333—335。
④ Oman， ArtofWar，2nded.，vol，i，p.209。
① “Tactica”， Constitutio xviii，§ 123， in Migne， Patrotogia Groeca， vol.cxiii。
② “De administrando imperio”，caput xv，in Migne，Patrologia Groeca，vol.cxiii。
① 这五个省区往往被称为西方省区(aqālīm al-maghrib)；而其余的省区却被称为东方省区(aqālīm al-mashriq)。
① 相对的是阿拉伯的伊拉克(al-‘Irāq al‘Arabi)，即下美索不达米亚。
② 波斯人把这个城市叫做舒斯特尔或舒什特尔。
③ 《辽史》叫起儿漫。——译者
④ 《新唐书·大食传》叫做陀拔斯单。——译者
⑤ 现代的戈尔甘。——译者
⑥ 《明史》叫做哈烈，又叫哈喇。——译者
⑦ 《元史》叫巴里黑，又叫班勒纥。——译者
⑧ 花拉子模在现代土库曼的基发附近，《元史》叫西域国，又叫回回国。——译者
⑨ 可与这个名单对照的，有下列各书中的名单：Le Strange，Eastern Caliphate，pp.1—9；Zaydan，Tamaddun，vol.ii，pp.37—44；von Kremer，Culturgeschichte，vol.i，p.184。
① pp.47—54。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原始的部族制度，即阿拉比亚社会组织的基本型式，在阿拔斯王朝的统治下，完全被打破了，因为这个王朝的江山，是靠外国人打出来的。甚至在选择后妃那样重大的问题上，哈里发们也不重视阿拉比亚的血统。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只有这三位是自由的母亲所生的：艾卜勒·阿拔斯、麦海迪和艾敏②，艾敏享有独特的优越性，因为他的父亲和母亲，都是先知的家族①。伍麦叶王朝的第十二位哈里发叶齐德三世，是非阿拉伯的母亲所生的第一位哈里发。但是他的母亲，至少被认为是最后一位波斯皇帝叶兹德吉尔德的苗裔。古太白在粟特俘虏了她，哈查只又把她送给了哈里发韦立德。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当中，曼苏尔的母亲，是一个柏柏尔族的女奴；麦蒙的母亲，是一个波斯的女奴；瓦西格和穆海台迪的母亲，都是希腊的女奴；孟台绥尔的母亲，是一个希腊血统的阿比西尼亚的女奴；穆斯台因的母亲，是一个斯拉夫族的女奴；穆克台菲和穆格台迪尔的母亲，都是突厥族的女奴；穆斯台兑耳的母亲，是一个亚美尼亚的女奴②。哈伦的母亲，也是一个外国女奴，是赫赫有名的赫祖兰，她是在阿拔斯王朝的国家事务中具有相当势力的第一位妇女③。

阿拉比亚人和他们的臣民之间血统的混合，主要是由于多妻、蓄妾和奴隶买卖。当纯粹的阿拉伯成分退到后面去的时候，非阿拉伯人、混血儿和被解放了的母亲的儿子们，就取代了他们的地位。很快代替了阿拉比亚贵族的，是代表各种民族成分的官僚特权阶级，最初是波斯人占优势，后来是突厥人占优势。一个弹唱诗人，表达了阿拉比亚人骄傲的心情，他唱道：

主呀！妾生儿子到处泛滥，

祈您使我生活在别的地方，

以免我跟那些杂种相陪伴④。

可惜阿拉伯史学家的兴趣，太集中于哈里发的事务和政治事件，没有用适当的篇幅，给我们描绘那个时代普通人民的社会生活和经济生活的画面。但是，根据主要属于文学性的资料，根据史学家附带的零星的叙述，根据今天守旧的穆斯林东方的日常生活，我们也不难给这幅画面勾出一个轮廓来。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妇女跟伍麦叶王朝的姊妹们，享受同等的自由；但是，到十世纪末期，在布韦希人统治的时代，严格的深闺生活制度和两性之间绝对的隔离，已变成了普通现象。历史告诉我们，在初期，不但上层妇女，如赫祖兰(麦海迪的妻子，赖世德的母亲)，欧莱叶(麦海迪的女儿)，左拜德(赖世德的妻子、艾敏的母亲)，布兰(麦蒙的妻子)等，有优越的地位，在国家事务中颇有势力，而且，阿拉伯的姑娘们，也经常走上战场，指挥作战，她们还会作诗，在各种文艺活动中，跟男子竞争，或者在社交场合，以她们的机智、音乐才能和歌唱才艺，使空气活跃起来。例如四弦琵琶手欧拜德，就是以美丽的歌妓兼女乐师的身分，在穆耳台绥木时代著名于全国的①。

到了这个王朝衰落的时代，由于过多的蓄妾，两性道德的松弛，过分的奢侈，妇女的地位一落千丈，正如《天方夜谭》所描写的那样。妇女被描绘成阴险狡猾、卑鄙下流的东西。花拉子密人艾卜·伯克尔(约在993或1002年卒)是首先写作书简文学的，他有《文学通讯集》传世，据说他曾写了一封离奇的慰问信，去慰问一个丧失女儿的朋友。他在那封信里说：“我们生在这样一个时代，谁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坟墓，谁就找到了最佳的女婿。”②

在伊斯兰教国家，结婚几乎被普遍认为是一件积极的义务，忽视这件义务，就会招致严峻的责备；生育儿女，特别是男孩，被认为是天赐洪福。妻子的首要任务，是服侍丈夫，看管儿女，办理家务；剩余的时间，用于纺织。由赖世德的异母妹欧莱叶发明的时髦的女帽，显然是一顶半球形的帽子，帽边上有一个小圆圈儿，上面装饰着各种珠宝。妇女其它的首饰，是手镯(asāwir)和脚镯(khalk-hāl)。

男人的服装，从那个时代到现在，没有多大变化。普通的头饰，是尖顶的黑毡帽(qalānsuwah)，是由曼苏尔首倡的①。下身穿一条波斯式的灯笼裤(sarāwīl)②，上身穿一件衬衫、一件马甲、一件短上衣(quftān)③，外面套一件斗篷(‘aba’或jubbah)④，这就构成一位绅士的全套服装⑤。宗教学者，遵守赖世德的著名法官艾卜·优素福的遗教，头戴黑缠头，身穿黑斗篷(taylasān)⑥。

如果我们根据当时诗人们在恋歌里所表达的观念来作判断，那么，阿拉比亚人关于女性美的理想，跟现在并没有太大的差别。努韦理在他所著的文学百科全书中⑦，曾用一册书的大半篇幅，来援引关于体态之妩媚的描绘。妇女的身材，应该象植物中的竹子(khayzurān)；脸蛋象满月，头发比夜还黑，面颊白皙，而且带蔷薇色；脸上有颗黑痣，仿佛雪花石膏盘子上有一滴龙涎香；眼睛深黑，而不沾一点皓矾(kuhl)①，眼大如野鹿，眼皮娇弱思睡(saqūn)；小口里的牙齿，象珊瑚上镶嵌的珍珠，胸部象两个石榴，臀部肥大，十指尖细，指甲是用指甲花(hinnā)叶子染得猩红。

最显眼的家具，在当时是“底旺”(diwān)，就是沿着客厅三面墙壁而陈设的沙发。矮椅子式的座位，是前朝已开始使用了的，但是，当时靠垫还流行，靠垫是放在方形的小垫子(matrah)上，人可以舒适地盘膝坐在铺在地板上的小垫子上。地板上铺陈着手工织成的地毯。用饭的时候，把食品摆在一个圆形的大铜托盘里，托盘放在“底旺”前面，或垫褥前面的矮桌子上。富裕人家使用银托盘，矮桌子上镶嵌着黑檀木或玳瑁或螺钿，跟现在大马士革制造的小桌子，没有什么差别。阿拉比亚人从前把蝎子、蜣螂、黄鼠狼等当做美食②，把米饭认为毒物③，用光泽的烙饼做写字的纸张④，现在已能大吃文明世界的美味了。他们能享受波斯式的食品，如好吃的西克巴只(sikbāj，燉肉)，可口的凉法鲁宰只(fālūdhaj，蜜糕)。他们把榛子仁、杏仁、牛奶等当做小鸡的饲料。在夏季，他们用冰块降低室内的气温⑤。不含酒精的饮料，是一种冰果子露⑥，主要成分是糖水加紫地丁露、香蕉露、蔷薇露或桑葚露，这种饮料，是用来招待客人的，当然还有其他的饮食。直到十五世纪，咖啡才流行①，发现新世界之前，还不知道吸烟草。一位在九到十世纪享盛名的作家②，给我们遗留下一部著作，打算在这部书里说明，在那个时代，一个有教养的人(zarīf)，即一个绅士所应有的感情和态度。他是有礼节的(adab)，有仁德的(murū’ah)，有风雅的态度的 (zarf)，不爱开玩笑，只与正直的朋友往来，忠厚诚笃，实践约言，严守秘密，衣冠整洁，在席面上彬彬有礼，细嚼慢咽，不随便谈话，也不轻易发笑，不舔指头上的食物，不吃大蒜和洋葱，无论在盥洗室或澡堂或公共场所或大街上，都不剔牙。

集体地或单独地饮酒，已习以为常了。禁酒本来是伊斯兰教的一大特征，但是，《乐府诗集》和《天方夜谭》等文学作品，记载了无数关于纵酒狂欢的故事，放荡诗人艾卜·努瓦斯(约在810年卒)、做过一天哈里发的穆耳台兹(约在908年卒)和类似的弹唱诗人也有大量咏酒的诗歌(khamrīyāt)，由此可见，伊斯兰教禁酒的功效，差不多等于美国宪法第十八项修正案。甚至连哈里发、王公、大臣、法官等人，也忽视伊斯兰教的戒律③。学者、诗人、歌手、乐师等，都是特别受欢迎的清客。这种习惯，来源于波斯④；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变成了常规；在赖世德时代，已成为发达的职业。除这位哈里发外，哈迪、艾敏、麦蒙、穆耳台绥木、瓦西格、穆台瓦基勒等人，都是嗜酒成癖的；曼苏尔和穆海台迪，却是反对饮酒的。奈瓦支①感到绝望，因为他的著作里可没有那么多的篇幅，能够把所有沉缅于酒的哈里发、大臣、秘书们的姓名都记载下来。用椰枣制成的酒(khamr)是上品。伊本·赫勒敦曾证明，赖世德和麦蒙所饮用的是枣醴(nabīdh)，是把葡萄、葡萄干或椰枣浸在水里，让浸出的汁子稍稍发酵②。用这种方法制造的饮料不会醉人，在某些条件下，最少有一个伊斯兰教教律学派，即哈奈斐派，认为是合法的。穆罕默德本人曾饮用这种饮料，特别是只浸三日的③。

举行酒会，而以歌妓的演唱助兴，这不希奇。在这种酒席上，宾主都穿着颜色鲜明的盛装(thiyāb at-munādamah，酒席装④)，而且用麝香水或蔷薇水洒在胡须上。客厅是用龙涎香或沉香熏过的。由许多故事可以看出来⑤，参加这种宴会的女歌手，几乎尽是淫荡的女奴，这对于当时青年的道德，构成了最严重的威胁⑥。记载里有关于曼苏尔时代，库法的一所娱乐馆的描写，这种娱乐馆有点象音乐和杂耍的咖啡馆，首席女演员是蓝眼睛的赛蜡梅(Sallāmahal-Zarqā’)⑦。在基督教的修道院里和犹太教徒开设的酒馆里，俗人都有接近酒的机会。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是当日私贩酒类的商人。

先知说过：“清洁是信仰的因素。”这句话现在还是伊斯兰教国家人人爱说的名言。在穆罕默德的时代之前，我们没有听说过阿拉比亚有什么澡堂。据说他是厌恶澡堂的，他只允许为了清洁的目的，而进澡堂，但是，进澡堂的人，必须穿着裤子进去。到了阿拔斯王朝，澡堂已经很普及了，不仅为了沐浴，而且被人当做娱乐和奢侈的场所。妇女们也使用澡堂，但是，有特为她们开放的日子。据赫兑卜的记载①，在穆格台迪尔的时代(908—932年)，巴格达有澡堂二万七千所；在其它的时代，增加到六万所②，这两个数字，象阿拉伯文献中其他数字一样，显然是被夸大了的。叶儿孤比在他所著的地方志里提到③，巴格达建成后不久，澡堂达到一万所。西非的旅行家伊本·白图泰④，曾于1327年访问巴格达，据他的记载，巴格达城西部十三个区，每区有讲究的澡堂两三所，每所里的冷热水都是流动的。

当日的澡堂，象现代的澡堂一样，是由几个房间构成的，地上铺着花砖，内墙上镶着大理石板，那些房间，环绕着一个居中的大厅，大厅上面，罩着一个圆屋顶，屋顶周围镶着许多圆形的小玻璃窗，让光线透进来。大厅中部，有一个水池，水池中央，有一股喷泉，喷出的热水，放射着蒸汽，把整个大厅变得暖和和的。外部的房间，作为休息室，顾客们可以在那里享受各种饮料和茶点。

自有史以来，体育运动象艺术一样，与其说是闪族文明的附属品，不如说是印度-欧罗巴文明的附属品。阿拉比亚人是功利主义者，阿拉比亚的气候又比较热，消耗体力的体育运动，既然不能产生物质的利益，自然不会变成阿拉比亚人迫切的要求。

在哈里发时代，某些室内游戏，已经普及。前面已讲过，在伍麦叶人时代，麦加就有一种俱乐部，里面有象棋、双陆和骰子的设备。赖世德是下象棋的第一位哈里发，他还提倡象棋①。象棋(阿拉伯语的名称shitranj是从波斯语借用的，发源于梵语)，原来是印度的游戏②，后来变成了贵族所喜爱的室内游戏，顶替了骰子。据说赖世德赠送查理大帝的礼物，就包括一个棋盘；在十字军战争期间，山老③赠送圣路易的礼物里也有棋盘。在盘子上玩的游戏，还有双陆(nard，一种投掷双骰的玩艺儿)，也是发源于印度的④。

室外游戏的名单中值得注意的，有箭术、马球 (jūkān，波斯语chawgān的对音⑤，意思是曲棍)、球和球棍(Sawlajān，铁圈球，是一种槌球或曲棍球)、剑术、掷标枪(jarīd)和赛马，更重要的是狩猎。据查希慈的记载⑥，要想当哈里发的清客的必须具备这几种资格：会射箭、会狩猎、会打球、会下棋，在这些方面，清客可与主公“分庭抗礼”，而无大不敬之罪。在这些游戏中，穆耳台绥木特别喜欢马球，他的突厥族将军艾福兴，不肯跟他玩这种游戏，因为他不愿意敌对“信士们的长官”，那怕是在游戏的时候⑦。记载里还提到一种球术，是用一块宽木板(tabtāb)打的⑧。这种游戏会不会是网球的雏形呢①？麦斯欧迪给我们描写了在赖盖赛马的情况。在那次比赛中，赖世德自己的骏马，以头名入选。亲自观看那次比赛的哈里发，十分高兴②。《希世璎珞》里有些诗篇，是描绘和赞美得奖的骏马的③。我们从这些资料可以知道，赌金给赛马增添了生气。

在阿拔斯人的时代和较早的时代，狩猎是哈里发和亲王们所热爱的户外游戏。艾敏特别爱好猎狮④，他的一个弟弟，是在追逐一群野猪的时候被咬死的⑤。呼罗珊人艾卜·穆斯林和穆耳台绥木，都喜欢在狩猎中使用驯服的猎豹。早期的阿拉伯语著作，有许多是论述狩猎、捕捉、放鹰的。由此可见，人们对于这些运动，有高度的兴趣。用鹰隼来狩猎的方法，是从波斯传入的，这方面的阿拉伯词汇，可以说明这一点。这些运动，受到特别的欢迎，是在哈里发帝国的末期⑥和十字军战争时期⑦。在伊朗、伊拉克、代尔祖尔和叙利亚的阿里派地区，直到现在还用鹰和鹞来狩猎，方法和《天方夜谭》里所描绘的差不多完全一样。猎取瞪羚或白羚、野兔、鹧鸪、鸿雁、野鸭、沙鸡(qatā)的时候，使用鹰和鹞；猎取较大的野兽的时候，用猎犬帮助。穆斯林的猎人捕到野物的时候，首先把野物宰掉，如果让它死去，就不能吃了①。野物比较集中的地方，猎人团就在四周构成一个圈儿(halqah)，把野物包围起来，逐渐围捕。穆耳台绥木曾建筑一个马蹄形的围墙，两端与底格里斯河岸接触，他命令参加围猎的人，把野物赶进这个围场，把那些野物困在围场里面②。穆斯台耳绥木曾采取塞尔柱克人围猎的技术③。在较晚的哈里发中，穆斯覃吉德(1160—1170年在位)曾组织了几个正规的狩猎团。某些哈里发和地方长官，还豢养狮子、老虎等猛兽，目的是威吓人民和外宾④；某些哈里发和地方长官，却把狗和猴子当做爱物，而加以饲养。穆格台迪尔的大臣有一个儿子，住在开罗，在地方政府中有很高的地位，他有一种特别的嗜好，就是搜集大量的毒蛇、蝎子和其他有毒的动物，精心地培养在公馆附近一座特设的饲养室里⑤。

居于社会最上层的，是哈里发及其家属、政府官员、哈希姆家族的苗裔和这些人的随从。兵士、警卫员、清客、侍从和仆人等，可以列入随从一类。

仆人大半是奴隶，他们是从非穆斯林的民族那里补充的，或者用强力，或者在战争期间俘虏，或者在承平时期购买而来。这些奴隶，有些是黑人，有些是突厥人，还有些是白人。白奴(麦马里克)大半是希腊人、斯拉夫人、亚美尼亚人和柏柏尔人。有些奴隶是阉人(khisyān)，专在宫内服务。有些年轻的娈童 (ghilmān)，或许也是阉人，获得主子的特别恩宠，穿着绚烂的制服，经常打扮得香喷喷的、花枝招展的，跟妇女没有一点区别。关于赖世德王朝的娈童，有很多的记载①；但是，首先效法波斯人的先例，在阿拉伯世界创立娈童制度，跟他们发生非自然的性交关系的人，显然是艾敏②。麦蒙时代的一位法官，曾使用四百个娈童③。艾卜·努瓦斯一流放荡的诗人，简直无耻宣淫，公开表达他们的这种倒错的性欲，用自己的艳诗来赞美娈童。

奴隶中的姑娘(jawāri)，被用作歌妓、舞女和嬖妾，有些嬖妾对于哈里发颇有势力。例如，痣妞(Dhāt al-Khāl)，赖世德花七万第尔汗买了她，后来由于一阵猜忌，就把她赏给一个男仆去了。有一天赖世德发誓，无论她提出什么要求，他都答应，据说后来就依她的请求，委她丈夫去做法里斯省的长官，以七年为期④。赖世德依恋一个歌妓，他的妻子左拜德，为了使他和那个歌妓断绝，而赠给他十个姑娘，其中一个后来生了麦蒙，另外一个生了穆耳台绥木⑤。《一千零一夜》里(第437—462夜)有一个传奇故事说，有一个色艺双绝的女奴，叫台瓦杜德，赖世德为了考核她，下令组织一个考试委员会，主考的有医学、法律学、天文学、哲学、音乐和数学等学科的科学大家，更不用说还有语法学、修辞学、诗学、历史学、《古兰经》学等学科的学者了，考试结果，她获得了辉煌的成绩。赖世德以十万第纳尔的代价买了她。这个故事说明，当时的女奴，有些是具有高度的文化水平的。艾敏曾组织了一个女扮男妆的服务队，她们剪短了头发，身穿小伙子的服装，头戴绸子的缠头。这种新发明，很快就流行于上层社会和下层社会中①。有一个目击者告诉我们，在一个棕树主日②，他去觐见麦蒙，看见他的面前有二十个盛妆的希腊姑娘，胸前挂着金质十字架，手里拿着油橄榄枝和枣椰叶，集体地翩翩起舞。他赏赐她们三千第纳尔，节目以此告终③。

哈里发的宫殿里使用大量的奴隶，我们根据这些统计数字，可以推想当时奴隶制度是怎样盛行。据说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的后宫，有一万一千个阉人，包括希腊人和苏丹人④。根据另一个传说，穆台瓦基勒有嬖妾四千人，她们统统都跟他同过房⑤。有一次，他接受了一个将军向他奉献的两百个姑娘⑥。地方长官们和将军们向哈里发或大臣献礼，已成了惯例，他们的礼物包括美女，那些美女有别人赠送他们的，也有他们向人民勒索来的⑦；不献礼被认作反叛的标志。麦蒙想出了这种计谋，就是把一些亲信的奴隶，作为礼物，赠给他所怀疑的人，进行侦探工作，如果有必要，就把接受礼物的人弄死⑧。

平民是由两个阶级构成的：一个是接近贵族阶级的上层阶级，包括文学家、文学研究者、学者、艺术家、商人、手艺人和自由职业者；另一个是下层阶级，构成大多数的人民，包括农民、牧民、农村居民，他们是土著居民，而现在具有顺民的身分。我们要在下章详述知识分子的情况。在这里，我们只须说明这一点就够了：阿拔斯王朝兴盛时期的一般文化水平，无论如何是不低的。

帝国辽阔的版图和人民高度的文化水平，都要求大规模的国际贸易。初期的商人，是基督教徒、犹太教徒①和祆教徒，但是，这些人后来大部分被穆斯林和阿拉伯人所代替了，因为他们虽然轻视农业，却不轻视商业。巴格达、巴士拉、西拉夫②、开罗、亚历山大港等口岸，不久就发展成活跃的陆上贸易和水上贸易的中心了。

穆斯林的商人，向东方远征，直达中国。据阿拉伯文献的记载，他们远在阿拔斯王朝第二位哈里发曼苏尔的时代，就从巴士拉到达中国了③。关于阿拉伯人和波斯人与印度和中国海上交通的最早的阿拉伯语资料，是商人苏莱曼和回历三世纪时代其他商人的航行报告④。这种贸易，是以丝绸为基础的，丝绸是中国赠给西方的最早的、华丽的礼物，丝绸的贸易，通常是沿着著名的“伟大的丝绸之路”而进行的⑤，途中经过撒马尔罕和中国突厥斯坦，这条道路上，现在几乎没有外国人在旅行了。货物通常是递运的，因为能旅行全程的队商，是罕见的。但是，在阿拉伯商人的时代之前，外交关系是早就建立了的。相传征服波斯的赛耳德·伊本·艾比·瓦嘎斯，曾奉先知之命，出使中国。赛耳德的“坟墓”到现在还在广州，受人尊敬。中国古迹上关于中国伊斯兰教的铭文，有很多显然是因宗教的自豪感而捏造的①。在八世纪中叶时，双方曾屡次交换使节。在八世纪的中国文献里，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 minīn)被译成“豃蜜莫末腻”，阿拔斯王朝的第一位哈里发艾卜勒·阿拔斯被译成“阿蒲罗拔”，哈伦被译成“诃论”②。在这几位哈里发的时代，有些穆斯林已在中国安居乐业。这些穆斯林起初以“大食”③的名义出现，随后又以“回回”(回教徒)的名义出现④。欧洲人首先提及中国有萨拉森人的，似乎是马哥孛罗 ⑤。南洋群岛于1949年成立了印度尼西亚共和国，那里的伊斯兰教，也是穆斯林商人传入的。

在西方，穆斯林商人到了摩洛哥和西班牙。在德·雷塞布之前一千年的时候，阿拉伯的哈里发哈伦·赖世德，早已有开凿苏伊士运河的打算了⑥。但是，阿拉伯人在地中海的贸易，并不是很突出的。对于阿拉伯人的买卖，黑海也是冷淡的，在十世纪的时候，他们与北面的伏尔加河地区的人民之间，却有了兴旺的陆上贸易。在里海方面，由于接近波斯的许多中心城市、撒马尔罕、布哈拉等繁华城市以及这些城市的内地，所以里海变成了通商的场所。穆斯林商人贩卖椰枣、蔗糖、棉织品、毛织品、钢铁工具和玻璃器皿；他们输入的货物，有来自远东的香料、樟脑、丝绸和来自非洲的象牙、黑檀和黑奴。

我们要想知道那个时代的罗思柴尔德和洛克菲勒般的大资本家所积累的巨富，只须提一提巴格达的珠宝商伊本·哲萨斯就行了。他的财产有一千六百万第纳尔被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没收之后，他仍然是富翁，而且变成了以珠宝业著名于世的一个大家族的祖先①。巴士拉的商人，用船只把货物贩运到世界上辽远的地方去，有些商人每年的平均收入，超过百万第尔汗。巴士拉和巴格达的一个没有文化的磨坊主，能够每天用一百第纳尔布施贫民，后来穆耳台绥木任命他做自己的大臣②。西拉夫的普通商人，每户的资本，超过一万第纳尔；有些商户的资本，超过三万第纳尔；有些从事海上贸易的商户的资本，竟达四百万第纳尔之多③。西拉夫的商人，有“把毕生的时间消磨在海上的”，伊斯泰赫里曾听说④，有一个商人在甲板上度过四十年的岁月。

如果没有广泛的国内工业和农业的生产做基础，对外的商业活动，是不会达到这样大的规模的。在帝国的各地区，手工业兴盛起来了。地毯、挂毡、丝织品、棉织品、毛织品、缎子、锦缎(dībāj)、沙发套、椅套、家具、烹调用具等的制造业，主要是集中于西亚。波斯和伊拉克的许多织机，织出具有各种特色的高级毯子和纺织品。哈里发穆斯台因的母亲，有一张毯子，是为她特制的，价值一亿三千万第尔汗，毯子上用金线织出各种飞禽，飞禽的眼睛是用红宝石和其它宝石镶嵌的⑤。巴格达城的阿塔卜区，是因为本区最显赫的居民伍麦叶王朝的亲王阿塔卜(‘Attab)而得名的，在十二世纪时，那个地区初次制造一种条纹绢，这种条纹绢因此叫做阿塔比(attābi)①。后来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仿造这种丝织品，畅销于法兰西、意大利和欧洲其它地区，叫做塔比(tabi)。现在，欧洲人还把虎斑猫叫做“塔比”，就是这个道理。库法制造金丝的和半金丝的头巾，现在，阿拉伯人还戴这种头巾，叫做库菲叶(kūfīyah)。塔瓦只、法萨和法里斯的其它城市，都以本地的一些高级工厂自豪，那些工厂能制造地毯、刺绣、锦缎和荣誉礼服——东方国家立功者受奖的标志——那是专为皇室制造的②。这种产品被称为绣袍(兑拉兹，tirāz)，由波斯语得来，上面绣着国王或哈里发的名字或花押。胡泽斯坦(古代的苏西亚那)③的突斯塔尔和苏斯，有些驰名的工厂，能用金线在缎子(damask)④上刺绣图案，又能用纺绸制造帷幕。这些工厂所生产的驼羊毛混纺的呢绒和纺绸斗篷，都是名牌货。设拉子出产条花的羊毛斗篷，还出产罗纱和锦缎。中世纪的欧洲妇女，可以在本地的商店里买到波斯的波纹绸(波斯语叫tāftah，欧洲语叫taffeta)。呼罗珊和亚美尼亚，则因出产床单、帘子、沙发套、椅套而著名。中亚细亚是中世纪早期的商业中心，布哈拉因出产礼拜垫而特别著名。看一看麦格迪西⑤所开列的一张货单，就可以对于外药杀河(河中府)工商业发展的情况得到一个完全的概念。根据这张货单的记载，这个地区各城市出口的货物有：肥皂、地毯、铜灯、锡镴制品、毡斗篷、毛皮、琥珀、蜂蜜、鹰、剪刀、针、小刀、剑、弓、肉类、斯拉夫的和突厥的奴隶等等。桌子、沙发、灯、枝形灯架、花瓶、陶器和烹调器具等，也出产于叙利亚和埃及。埃及的纺织品，有“迪木雅帖”(dimyāti，因产于迪木雅特〔Di-myāt〕而得名)、“达比基”(dabīqī，因产于达比格〔Dabīq〕而得名)、 “田尼西”(tinnisi，因产于田尼斯〔Tinnīs〕而得名)①，三种都是国际市场上的名牌货，在波斯有仿制品。法老时代的古老工业艺术，又在科卜特人的制成品里复活了，但不象古代产品那样结实了。

在西顿、提尔(即苏尔)和叙利亚其它城市所制造的玻璃，是腓尼基工业的残余，除埃及玻璃外，这是世界史上最古老的玻璃工业。叙利亚出产的玻璃，又薄又透明，是天下闻名的②。叙利亚彩色绚烂的加釉玻璃，在十字军战争中传入了欧洲，成为欧洲大教堂中所用的彩色玻璃的先驱。叙利亚工人制造的玻璃器皿和金属器皿，既实用，又美观，因此，很受欢迎。加釉彩色带题词的玻璃灯笼，悬挂在各清真寺里和宫殿里。大马士革是大规模的镶嵌工业和瓷砖工业的中心。瓷砖“嘎沙尼”(qāshāni③，俗名“基沙尼” qīshāni，qāshi)是因米迪亚的加珊城④而得名的，当时的瓷砖有正方形的，有六边形的，有时彩画着常见的花卉，是用来铺地或镶嵌在墙壁上的。主色是靛青、甸子青和绿色；红色和黄色，是不常用的。这种工业是古代伊莱木人⑤和亚述人的工业，后来在大马士革一直继续存在到十八世纪末叶。

值得特别注意的，是八世纪中叶从中国传入撒马尔罕的造纸术①。704年，穆斯林们克服了撒马尔罕，那个地方生产的纸张，是精美绝伦的②。在八世纪结束之前，巴格达就有了自己的第一座造纸厂。其它的造纸厂，相继出现，大约在900年或更早一点，埃及建设了造纸厂，摩洛哥大约在1100年，西班牙大约在1150 年，先后设厂造纸；各种纸张，白纸和彩色纸，都制造出来了。在巴格达、萨马腊等城市创设了肥皂厂和玻璃厂的穆耳台绥木，据说曾奖励造纸工业。写在纸上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手稿，流传到现在的，是一本关于圣训学的论文，书名是《奇异的圣训》(Gharīb al-■Had-īth)，著者是艾卜·欧拜德·嘎西木·伊本·赛拉木(837年卒)，写作的年月是回历252年11月(公元866年11月13日—12 月12日)，藏于莱登大学图书馆③。一位基督教的作家所写作的最古老的著作，是关于神学的，著者是艾卜·古赖(约在820年卒)④，著作的年月是回历 264年3月(公元877年11月11日—12月10日)，保存在伦敦博物馆。十二、三世纪的时候，造纸术从穆斯林的西班牙和从意大利，终于传入基督教的欧洲。后来，欧洲又发明了活字印刷术(1450—1455年)，因此，现在欧美两洲的人民才有可能受到普及的教育。

宝石匠的手艺，也走运了。珍珠、蓝宝石、红宝石、祖母绿石和钻石，是宫廷里所爱好的物品；甸子(绿松石)、光玉髓和玛瑙，受到人民大众的欢迎。阿拉伯史上最著名的宝石，是一块大红宝石，曾为几位波斯国王所保有，哈伦·赖世德花了四万第纳尔才买到手①，把自己的名字刻在上面。那块红宝石，是这样巨大和灿烂， “如果夜间放在一间黑房间里，会象一盏灯样发光”。前面已经讲过，哈伦·赖世德的妹妹，用许多珠宝装饰她的帽子，他的妻子却用许多珠宝装饰她的鞋子。伯尔麦克族的叶哈雅·伊本·哈立德，曾向巴格达的商人出价七百万第尔汗，购买一个用宝石雕成的珠宝匣，却被拒绝了②。穆克台菲遗留下来的珠宝和香料，价值二千万第纳尔③。穆台瓦基勒的一次豪华的宴会和麦蒙结婚的大宴会，“在伊斯兰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大宴会”④。在这两次宴会上使用的席面和托盘，都是金质的、镶嵌宝石的器皿。伊本·赫勒敦说，阿拔斯王朝没有沉湎于豪华奢侈的生活，但是他也不能否认，麦蒙结婚的大典上曾异乎寻常地展示了黄金和珠宝⑤。以前，阿拔斯王朝历代的哈里发在马鞍上都使用银质的装饰品，据麦斯欧迪的记载，第十三位哈里发穆耳台兹(866—869年在位)首先穿着镀金的盔甲，骑在金鞍子上面⑥。末期的哈里发富于珠宝的，是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他曾没收了巴格达最豪富的珠宝商户奠基者的财产⑦，还收藏了哈伦·赖世德的那块大红宝石和同等著名的一颗“希有真珠”(重达三个米斯喀勒()，还有其他的珠宝，都被他浪费了(。

宝石工业所以发达，是由于帝国出产各种珠宝，主要的矿产有呼罗珊的金子和银子，那里还出产大理石和水银(；红宝石、青金石和石青，产于外药杀河区(；铅和银产于克尔曼(；珍珠产于巴林(；甸子产于内沙布尔，在十世纪后半期，这里的矿场每年还生产七十五万八千七百二十第尔汗(的甸子 50000492_0408_7(；光玉髓产于萨那(；铁产于黎巴嫩山(。其他的矿产资源，包括不大里士的高岭土和大理石，伊斯巴罕附近的皓矾 (ku■hl)(11)，佐治亚的沥青质和石油精，叙利亚—巴勒斯坦的大理石和硫磺(12)，外药杀河区的石棉(13)，拔汗那的水银、沥青和柏油 (14)。

在阿拔斯王朝初期，农业受到了很大的奖励，因为他们的首都就坐落在以塞瓦德著称的冲积平原中最肥沃的地点；他们认识到，农业是国家岁入的主要来源；还因为主要的农民是伊拉克的土著，在新制度下，他们的生活有所改善。全国各地荒芜了的田园、衰落了的农村，已逐渐地恢复和复兴起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下游，是全国(除埃及外)最富饶的地区，是传说中伊甸园的旧址，现在已成为中央政府特别注意的目标了。从幼发拉底河分出来的许多运河，无论是重开的或新开的，构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河道网”①。第一条大运河叫做伊萨河，是因曼苏尔的亲戚伊萨而得名的。他重新开凿了这条运河，在安巴尔和巴格达两地把幼发拉底河与底格里斯河连结起来。伊萨河主要的支流之一，是赛拉河。第二条交叉的大运河，是萨萨河，在麦达因上面进入底格里斯河。第三条运河是王河，在麦达因下面流入底格里斯河②。在这两条河的下面，有苦撒河和大赛拉河③，从这两条运河分派出许多干渠。另外一条运河是杜介勒河(意思是小底格里斯河)，原来的杜介勒河，是连接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的，但是在十世纪时候淤塞了；现在的杜介勒河，是一条新开的弯曲的运河，在嘎底西叶下面从底格里斯河发源，分派出几条干渠之后，在南方重新流入底格里斯河④。其他次要的运河，包括绥莱河，那是麦海迪在瓦西兑开凿的⑤。阿拉伯地理学家常常提及某某哈里发开凿运河，或挖掘水道，他们所指的，大半是重新开凿或重新挖掘巴比伦时代以来原有的运河。伊拉克跟埃及一样，主要的任务是维修古代的水利系统。甚至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以前，奥斯曼土耳其政府，还委任威尔科克斯研究伊拉克的水利问题，他的报告强调指出，新开运河，不如修浚古代的水道①。但是，我们应该注意到，自阿拔斯王朝以来，塞瓦德冲积平原已经面目全非；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已经屡次改道了。

伊拉克主要的作物，包括小麦、大麦、稻子、椰枣、芝麻、棉花、亚麻等。特别肥沃的地方，是南面的冲积平原塞瓦德地带，这里无论寒冷地区和炎热地区，都出产大量的水果和蔬菜。各种坚果②、橙子、柑子、桔子、茄子、甘蔗、羽扇豆和蔷薇、紫花地丁等，都是大量出产的。

呼罗珊在农业上的富饶，不亚于伊拉克和埃及。由上面讲到的岁入的情况③就可以看出，那个地区给帝国提供了最大数量的地税(kharāj)。在政治上，至少在某个时期，呼罗珊包括外药杀河区和锡吉斯坦，因此，那个地区还有大量的人力。无怪乎有人在麦蒙的面前提到这个地区的时候，把它叫做“全部的帝国”④。

据阿拉伯地理学家的评价，布哈拉周围的地方，特别是在十世纪萨曼王朝时代，是一座名副其实的乐园⑤。在撒马尔罕和布哈拉之间，有粟特河谷，这个地区是现世四大乐园之一，其他的三大乐园是，包旺山峡(在法里斯)、从巴士拉向东南延伸的伍布莱运河区的田园①，和大马士革的果木园(ghū ■tah)②。这四大乐园出产各种水果、蔬菜和香花，如椰枣、苹果、杏③、桃、李、柠檬、柑子、橙子、桔子、无花果、葡萄、油橄榄、扁桃杏、石榴、茄子、萝卜、黄瓜、蔷薇、罗勒(ray■hān)等。西瓜是从花拉子模运到麦蒙和瓦西格的宫廷去的，运输的方法是把西瓜装在塞满冰块的铅罐子里；这样的西瓜，在巴格达每个要卖七百第尔汗④。事实上，西亚现在种植的各种果树和蔬菜，大多数在当时就是普通的植物，只有从新世界和辽远的欧洲殖民地输入的芒果、马铃薯、番茄等除外。橙子是与香橼和柠檬同科的植物，原产于印度或马来亚，在这个时期传入西亚和地中海盆地，最后，由西班牙的阿拉伯人传入欧洲⑤。法里斯和艾海瓦兹出产甘蔗，还有著名的制糖厂⑥，大约在这个时期，叙利亚沿海地区，也出现了甘蔗田和制糖厂，后来，十字军又从那里把甘蔗和制糖术传入欧洲⑦。大概原产于孟加拉的这种甜美的商品，已变成了文明人日常生活不可或缺的食品，这种东西就是这样逐渐传到西方去的。

园艺术并不限于果木和蔬菜。鲜花的栽培，也受到了奖励，不仅种在私家的小花园里(这种花园的中央是发出音乐般的声音的喷泉)，而且为了商业的目的，大量地栽培。用蔷薇、睡莲、橙子花、紫花地丁等香花制造香水或香油，在大马士革，设拉子、朱尔和其他城市，是一种兴旺的工业。法里斯的朱尔或菲鲁兹阿巴德，以特产红蔷薇香水著名于世①。朱尔出产的蔷薇水，大量出口，远销到东方的中国和西方的马格里布②。法里斯的赋税，包括红蔷薇香精三万瓶，每年押运到巴格达去③。沙普尔及其河谷，出产十种天下闻名的香油或香膏，是从紫花地丁、睡莲、水仙、枣椰花、鸢尾、白百合、桃金娘、香薄荷、柠檬、橙子等的花朵提炼的④。由紫花地丁提炼的香油，在穆斯林世界是最普及的，先知的这句话可以说明这一点，他说：“紫花地丁香油，超过其他的香油，正如我超过全体众生。”⑤

在群芳谱中，蔷薇似乎是受人欢迎的。有教养的女奴台瓦杜德的意见，可以代表十世纪到十二世纪之间的舆论。她认为蔷薇和紫花地丁是最好的香花；石榴和香橼是最好的水果；菊苣是最好的蔬菜⑥。人民对于蔷薇的重视，还可以在下面的圣训中得到证明，据说穆罕默德曾说道：“白蔷薇是登霄的夜间⑦由我的汗水造成的，红蔷薇是由迦伯利的汗水造成的，黄蔷薇是由卜拉格飞马的汗水造成的。”⑧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曾说道：“我是诸王之王，蔷薇是群芳之王；只有我配享受蔷薇。”他从此垄断了蔷薇的栽培，在他在世的时候，除开他的宫廷，任何地方都不许种植蔷薇①。

蔷薇和紫花地丁的劲敌，是桃金娘，据说穆罕默德曾说：“阿丹(亚当)从乐园里被斥退的时候，带出来三种东西：一棵桃金娘树，成为全世界群芳之长；一穗小麦，成为全世界粮食之长；一棵椰枣，成为全世界果木之长。”②很受人们喜爱的花朵，还有水仙花、紫罗兰、素馨花、罂粟花和红花。

对于农业的兴趣，可以从《书目》中载有的③几本植物学书看出来，这些书中有从希腊语翻译过来的，有几本是论述香水的专书④，还有一本伊本·瓦哈什叶著的伪书，书名是《奈伯特人的农业》(al-Filāhah al-Naba■tiyah)。

农民阶级构成帝国人口的大多数，而且是国家岁入主要的来源，他们是本地的土著，现在已降到顺民的地位。阿拉伯人认为，从事耕作是有损尊严的。前面已经讲过，顺民(根据条约而获得信仰自由的人)原来是指信奉经典的人，即基督教徒、犹太教徒和拜星教徒，现在，顺民的范围扩大了，包括祆教徒(拜火教徒)、摩尼教徒、哈兰的萨比教徒，以及其他的宗教信徒，他们都可以享受同等的待遇了。这些顺民，在农村里和自己的家园里，坚持自己的古老文化，保持自己的民族语言：叙利亚和伊拉克的阿拉马语和叙利亚语，波斯的伊朗语，埃及的科卜特语。改奉伊斯兰教的人，有许多迁移到城市里去了。

甚至在城市里，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也往往在财政、书写和专业工作方面占有重要的地位。这往往引起穆斯林居民的嫉妒，而在各种法令中也表达了出来。但是，歧视非穆斯林的条例，大半等于具文，并不坚决执行。

前面已经说过，首先命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穿着特殊的服装，而且排斥他们，不许他们担任公职的，是伍麦叶王朝虔诚的哈里发欧麦尔二世。他的法令往往被错误地归于欧麦尔一世。在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中，哈伦·赖世德显然是首先再用法律规定某些老规矩的。公元807年，他下令把边境上所有的基督教堂和穆斯林征服后新建立的一切教堂，统统拆毁，而且命令获得宽大待遇的各种宗教的信徒，都要穿着规定的装束①。关于歧视顺民的这些严格的规定，到了穆台瓦基勒时代，已达于极点，他在850年和854年两次下令，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住宅的门上，必须钉一块木牌，上面画着魔鬼的形象；他们的坟墓，不得高出地面；他们必须穿着蜜色的，即淡黄色的外衣；他们的奴隶的衣服上，必须钉上两块蜜色的补钉，一块在胸前，一块在背后；只许他们骑骡子和驴子；只许他用木质的骑鞍，鞍子后面必须安装两个石榴形的标志②。由于这种特殊的服装，有人给顺民取了个绰号，叫做“斑衣”③。在司法上顺民也是毫无资格的，因为这个时期的穆斯林法律学家曾作出这样的规定：一个基督教徒，或者犹太教徒，对一个穆斯林的作证，是不可以接受的，因为正如《古兰经》责备他们的那样④，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曾经窜改他们的经典，所以不能再信任他们。对顺民变本加厉地采取敌视措施的最后的哈里发，是法帖梅王朝的哈基木(996—1021年在位)。

尽管有这些限制，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徒基本上还是享受着大量宽容的待遇的，我们可以用几个插话式的故事，来说明这一点。在穆阿威叶和阿卜杜勒·麦立克面前，曾举行过宗教的辩论会，在阿拔斯王朝也举行过同样的辩论会。公元781年，景教的大主教提摩太在麦海迪面前替基督教所作的辩护的原文，已经流传下来 ①。同时还有肯迪的一篇著名的论文②，据说是当代人关于819年在麦蒙面前举行的一次辩论会的记载，辩论会的主题是伊斯兰教和基督教优劣的比较。阿里·泰伯里(约在854年卒)在他的著作《论宗教与国家》(Kitāb al－Din w-al-Dawlah)③一书中所载的一篇半官方的文件，是替伊斯兰教进行辩护和解释的，这篇文件是在宫廷中写成，写作时曾获得哈里发穆台瓦基勒的帮助。这篇文件的语气，十分温和，不带一点火气和感情，还引用了大量的《圣经》明文，显然是从叙利亚语译本或者早期的阿拉伯语译本摘录下来的。在奈迪木编写《书目》的时候(988年)，《旧约》和《新约》的阿拉伯语译本，已经有好几种出世了④。实际上，把《圣经》译成阿拉伯语的工作，远在哈伦时代已经由一个名叫艾哈迈德·伊本·阿卜杜拉的人完成了⑤。有证据可以表明，甚至在七世纪末期，部分《圣经》已经译成阿拉伯语，不是从叙利亚语译本翻译，就是从古希腊语译本翻译。据泰伯里在回历61年的记载，埃及的征服者阿慕尔的儿子阿卜杜拉曾阅读《旧约》里的《但以理书》①。但是，《旧约》的第一部重要的阿拉伯语译本，是埃及人赛义德·法优密(SaadiaCaon，882—942年)的译本，直到现在，所有说阿拉伯语的犹太教徒，都还信任这个译本。这些阿拉伯语译本，在某些有争论的问题上，引起了穆斯林们的兴趣，有许多人曾写文章答复基督教徒，其中有查希慈(869年卒)②。历史上还记载了某些基督教的大臣，他们在九世纪后半期享有盛名，如阿卜顿·伊本·赛义德就是一位，巴格达的法官，曾经在大庭广众之中站起来，表示尊重他，因而遭到群众的非难③。哈里发穆台基 (940—944年在位)有一位基督教大臣④，布韦希王朝也有一位⑤。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曾任命一个基督教徒做军事部门的首长 ⑥。这些基督教的高级官员，接受一般的敬礼，因为我们发现，某些穆斯林反对在这些官员的手背上接吻⑦。历代哈里发的御医，大半是景教徒，下面就要讲到这一点。1138年，穆克台菲赐给景教徒的关于保护他们信仰自由的敕书，最近已发表了，这个文件可以进一步帮助我们认识，在这个时代，公认的伊斯兰教和公认的基督教之间真心融洽的关系。

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基督教臣民，大半属于叙利亚的两个教派，通常叫做雅各教和景教，这两派都被视为异端，景教徒在伊拉克占多数。景教教长(jāthilīq或jāthalīq)有在巴格达设驻所的权利；雅各教徒屡次要求享受同样的特权，都失败了。景教教长的驻所，叫做罗马人修道院(Dayr al-Rūm，罗马人的意思是基督教徒)①，围绕着这所修道院，在巴格达形成了一个基督教徒住区，叫做罗马人住区(Dār al-Rūm)。在景教教长管辖区内，有七个大主教区，包括巴士拉、毛绥勒、奈绥宾，每个大主教管辖两三个主教。当选的教长，由哈里发授职，哈里发就承认他是帝国内全体基督教徒的正式首领。912—913年，雅各派的教长，要把自己的驻所从原来的安提俄克迁移到巴格达，景教的教长请求哈里发制止他这样做 ②。对雅各教主要的政治责备，是他们同情拜占廷。但是雅各教还是有一所修道院在巴格达③，有一位大主教驻在离首都不远的特克里特④。总之，据雅古特的记载 ⑤，巴格达的东部有六个修道院，西部还有些修道院。

前面已经讲过，埃及的科卜特人，是属于雅各教的。努比亚的教会也是雅各教的，而且承认亚历山大港教长的领导。沿着埃及狭长的西海岸，柏柏尔人中都有信奉基督教的，但是内地的居民，大半遵行与自己的部族区划相适应的地方性祭礼。

在哈里发统治下的基督教最显著的特征之一，是其具有充沛的活力，能使自己成为一个进取的教会，它曾派遣代表到遥远的印度和中国去。据伊本·奈迪木报告，他曾在巴格达的基督教徒居住区①，会见了从中国返回的这样一位代表，而且同他作了有趣的谈话②。中国西安著名的《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树立于公元781年(即唐建中二年。——译者)，是为纪念六十七位景教的传教士的姓名和功绩而建立的③，印度的基督教会，即西南海岸上马拉巴尔地方“圣托马斯的基督教徒”，也表示服从巴格达的教长的领导。所有这些都可以证明，在穆斯林统治下，东方的叙利亚教会在传播《福音》上是热忱的。现存的蒙古字母和满洲字母，是以原来的回纥字母为直系母体的，而回纥字母又的确是从景教徒所应用的叙利亚字母演变而来的。

尽管《古兰经》里有几段不利于犹太教徒的评论④，但是，作为受保护的民族之一来说，犹太教徒的生活，甚至比基督教徒还要过得好些。他们人口较少，所以不会产生基督教徒那样的问题。公元985年，麦格迪西发现⑤，在叙利亚的兑换商和银行业者，大半是犹太教徒，而职员和医生，大半是基督教徒。据史书的记载，在好几位哈里发，特别是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的统治下，曾有几个犹太教徒，在首都和外省担任着责任重大的政府职务。在巴格达，犹太教徒就有一个很大的侨居地区⑥，在巴格达陷落之前，一直是繁荣的。图德拉的卞雅悯⑦，约在1169年访问了这个侨居地区，发现那里有犹太教的学校十所，犹太教的会堂二十三所 ①；主要的食堂，是用斑驳的大理石加以装饰的，还有黄金和白银制成的豪华的装饰品。卞雅悯用鲜明的色彩，描绘了巴比伦的犹太人的首领是多么受人尊敬，因为他被当做达五德(大卫)的苗裔和犹太教徒的首领(阿拉马语rēsh gālūtha，流民的王子)②，事实上他是所有归顺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犹太教徒的首领。景教教长对帝国内全体基督教徒，有某种程度的管辖权；犹太教的首领对和他同一教派的信徒，也有同样的管辖权。“流民的王子”，似乎是过着富裕的生活，他有自己的家园和许多大农场。他去觐见哈里发的时候，身穿绣花的缎袍，头戴雪白的缠头，上面有珠宝在闪闪发光，还有一队骑士，前呼后拥。在行列的前头，有人在前面喝道，大声地叫喊：“行人快点躲开，达五德的苗裔，我们的主子来了。”

曼德人50000492_0419_2③是阿拉伯语作家所谓真正的萨比教徒 ④，他们是一种犹太的基督教派，自称叶哈雅的遵守者(Na■soraiē d’Ya■hya)，圣约翰的严格遵守者(Na■soreans of St.John⑤)，因此，他们被现代人误认为是施洗的圣约翰派的基督教徒。曼德人在出生之后、结婚之前，以及其他不同时机，举行洗礼。他们居住在巴比伦的较低的平原。作为一个教派，他们起源于纪元后一世纪。巴勒斯坦可能是这个教派和其他遵守洗礼的教派的故乡。他们的语言曼德语，是一种阿拉马方言，他们的书法字体，近似奈伯特书法字体和巴尔米拉书法字体。《古兰经》曾三次提及拜星教徒，因此，巴比伦的萨比教徒取得了顺民的身分，他们被穆斯林们列入被保护的教派。据《书目》的分类①，他们之中还有洗澡派(mughtasilah)，他们占据了下伊拉克的沼泽地区。现在这个教派还有五千多人，生活在巴士拉附近的潮湿地区。他们必须居住在河流附近，因为在流水里举行浸礼，是他们宗教习惯的重要特点，无疑也是最独特的特点。现在巴格达还有萨比教徒，他们就是所谓珐琅银匠②。

跟这些巴比伦的萨比教徒截然有别的，是哈兰的伪萨比教徒③。阿拉伯语的著作家，把这两个教派混同起来。哈兰的伪萨比教徒，实际上是拜星教徒。在穆斯林的统治下，他们所以自称萨比教徒，是为了获得《古兰经》所规定的宽大待遇。自从那个时候起，他们一直被称为萨比教徒，在十三世纪中叶以前，这个奇妙的教派在哈里发首都附近继续盛行，随后蒙古人捣毁了他们的最后的寺庙。他们中的优秀人物在文化上的功绩和在科学上的贡献，无疑地帮助他们获得穆斯林的保护④。我们已经提过撒比特·伊本·古赖和其他伟大的哈兰天文学家。撒比特的儿子息南，曾被哈里发嘎希尔强迫改奉了伊斯兰教⑤。萨比教的名人还有艾卜·易司哈格·伊本·希拉勒·萨比，他曾任穆帖仪(946—974年在位)和塔伊耳(974— 991年在位)两位哈里发的秘书。天文学家白塔尼，《奈伯特人的农业》的伪著者伊本·瓦哈什叶(约在900年享盛名)，化学家查比尔·伊本·哈彦等，也可能都是萨比教徒。但是，这三位已经改奉伊斯兰教了①。

祆教徒在《古兰经》中只被提过一次 (22∶17)，在穆罕默德的意识中，他们不能包括在信奉经典的人民之中。但是，依照圣训和穆斯林的法律学家的主张，他们是受同等待遇的；萨比教徒这个名词，被解释成包括祆教徒在内的。实际政治和权宜主义，正如我们在前面说过的那样，都说明有必要把顺民的身分给与伊朗大部分的居民。伊朗被征服后，伊朗的国教——祆教继续存在，祆教的火神庙，不仅存在于伊朗全国各省区，而且存在于伊拉克、印度和波斯以东的各地②。印度祆教徒至今仍然存在，那就是巴尔西斯③，远在八世纪时，他们的祖先就迁移到印度去。许多赫赫有名的祆教徒，改奉了伊斯兰教，其中最早的是伊本·穆盖法耳。早期的伊斯兰教教义学中，有某些方面，要末是针对二神教提出的，要末是仿效二神教的态度的。

摩尼教徒起初被穆斯林们认做基督教徒或祆教徒，后来也获得了受宽容的教派的身分。波斯人摩尼(273或274年卒)及其学说，对于穆罕默德的信徒，似乎有一种特别的魅力，因为我们看到麦海迪和哈迪都采取严厉的措施，禁止有摩尼教的倾向。甚至连伍麦叶王朝最后的哈里发，也有信仰摩尼教的嫌疑④，他的老师是以二神教(zindīq)的罪名被处死的。780年，麦海迪曾把几个隐匿身分的摩尼教徒在阿勒颇钉死于十字架①。他在位的最后两年，曾在巴格达成立一个宗教裁判所，专门裁判二神教徒②。哈迪继续了先辈所开始的迫害③。赖世德也任命一个官员，主持对二神教徒的裁判④。但是，许多摩尼教徒，甚至共产主义的马资达克教徒⑤，似乎都幸免于难。《古兰经》虽然认为对于偶像崇拜者无须留情⑥，但是注重实际的伊斯兰教对北非和中亚的少数民族的宗教信仰，佯装不见，他们的宗教是微弱到不能引起人们的注意的，而且伊斯兰教发现，消灭印度的偶像崇拜是不可能的。

在正统的哈里发时代，基本上完成的所谓“穆斯林的征服”，前面已经讲过，实际上是阿拉伯军队和阿拉伯民族的胜利。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征服了波斯、肥沃的新月⑦和北非洲。在阿拔斯人统治的第一个世纪，征服运动进入第二个阶段，伊斯兰教胜利的阶段。在这个阶段中，帝国内大部分居民，改奉了新的宗教。许多人固然是在军事征服时期改奉伊斯兰教的，但是象叙利亚那样的地方，在整个伍麦叶王朝时代，都依然呈现了一个基督教国家的景象。不过，到了这个时候，形势显然还是开始转变了。赖世德和穆台瓦基勒两位哈里发褊狭的立法，对于新改教者的增加，无疑地有所贡献。个人和集体的强制改教的现象，又增加了改教者的数量；麦海迪在阿勒颇看到了台努赫族的五千个基督教徒，他们接受他的命令，而改信了伊斯兰教①。改教的过程，虽然是不可避免的，但是在正常的情况下，大半是逐渐的，是和平的。个人的利益，是改教的主要原因。有些人是不愿意缴纳侮辱性的捐税，并且想避免其他歧视；有些人想获得社会的威望，或者政治上的势力；有些人想享受更多的自由和安全：这些都是曾经起过重大作用的动机。

波斯加入阿拉伯帝国后，一直没有改奉伊斯兰教，过了两百多年，才有人开始改教。直到现在，伊朗还有九千左右人口，仍旧信奉祆教。伊拉克北部的居民，直到十世纪初的时候，还象伊本·法基②所说的那样，“名义上是穆斯林，性格上是基督教徒。”黎巴嫩山的居民，直到现在，过半数仍然是基督教徒。远在四世纪的时候，埃及早已轻率地信奉了基督教，后来成为伊斯兰化最早的国家。现在，埃及的科卜特人，只是一个少数民族。六世纪中叶就已基督教化的努比亚王国，到十二世纪的时候，仍然是一个基督教国家③，甚至在十四世纪末叶，还是那样 ④。前面已经讲过，柏柏尔人和北非洲人的教会，曾经产生过基督教正统派的几位有名的战士，柏柏尔人和北非洲人的改教，是在欧格白于公元670年建立盖赖旺以后开始的，但并没有显著成绩。他建立盖赖旺原是要使它成为一个永恒的军事基地和伊斯兰教势力的中心。在八世纪时候，由于执行了一个新计划，把柏柏尔人编制在穆斯林军队中，用获得战利品的新希望来争取他们，他们才大批改教。以柏柏尔人为核心，阿拉伯的部队才得以完成对西非洲和西班牙的征服。但是，就以这些地区而论，他们的教会原来有五百个主教管区，在阿拉伯人征服三百年后，仍然保存了四十多个主教管区①。伊斯兰教在这里的最后胜利，是在十二世纪才获得的，虽然阿尔及利亚某些部族改奉伊斯兰教，还要归功于安达鲁西亚的摩尔人，因为他们在1492年格拉纳达陷落后被赶出了安达鲁西亚。

一系列的征服的第三阶段，是语言的阶段，即阿拉伯语战胜被征服人民的本族语的阶段。这个阶段是最晚的，也是最慢的。在这个斗争的领域里，被征服的民族，进行了最大的反抗。许多事例证实，被征服民族宁愿放弃政治上的忠心，甚至宗教上的忠心，也不愿放弃本族的语言。直到阿拔斯王朝的末叶，阿拉伯语才变成普通话，而取得完全的胜利。在波斯，在武力征服后，过了一段时期，阿拉伯语就变成了科学和社交的语言，但是没有能够永远地取伊朗的口语而代之。在伊拉克和叙利亚，以一种闪族语，即阿拉伯语，代替另一种闪族语，即阿拉马语，自然是比较容易的。但是，在偏僻的地区，如在黎巴嫩那样基督教居民占优势的地方，本地的叙利亚语，曾拼命战斗，直到现代还在坚持阵地哩。在麦耳鲁拉和前黎巴嫩山的另外两个乡村里，现在还有人在讲叙利亚语。阿拉马语虽然消失了，但是在阿拉伯的口语中还遗留下明白的痕迹，无论在词汇方面、语调方面和语法结构方面，都是显而易见的②。

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学术语言的阿拉伯语，在作为口头语言的阿拉伯语之前，早就胜利了。在前一章里，我们已经看到，许多新思潮，在八世纪时从拜占廷、波斯和印度重新集中于巴格达、巴士拉和库法，构成了一种新文化，只有古代的亚历山大港的文化，可以相比，从前没有做过科学工具的阿拉伯语，变成了传达穆斯林文明的工具。我们在下一章中就来考察这个文化运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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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ha‘ālibi，Latā’if，p.75。
① Tabari，vol.iii，p.937，ll.12—13。
② 参阅Tha‘ālabi， pp.75—77； Mas‘ūdi，散见各处。
③ 她的两个儿子哈迪和赖世德，都是哈里发，但是她偏爱赖世德，而不爱哈迪，因此，她谋害了哈迪，而使赖世德继承哈里发位。参阅Tabari， vol. iii，pp. 569以下；ibn-al-Athīr，vol.vi，pp.67以下照抄。参阅Mas‘ūdi， vol.vi，pp.282—283。
④ Mubarrad，p. 302。(回历1355年〔公元1936年〕开罗版第1卷，第314页。——译者)
① Aghāni， vol. xix， pp.134—137。
② Rasā’il(Constantinople，1297)，p.20。
① 参阅本书第294页，现在穆斯林国家还通用的红毡帽，叫做tarbūsh，是近代的东西。
② Jāhiz，Bayān，vol.iii，p.9； R.P.A.Dozy，Dictionnaire détaillé des noms des vétements(Amsterdam，1845)，pp.203—204。
③ Dozy，pp.162—163。
④ 维吾尔、塔吉克等民族所穿的对襟长袍，叫做袷袢(qiāpán)，就是来源于阿拉伯语的 jubbah。——译者
⑤ 黎巴嫩和叙利亚的老年人，现在还在穿这样的服装。
⑥ Ibn-Khaldun，vol.iii，p.334=de Slane，vol.iv，p.273； Aghāni，vol.v，p.109， ll.23—24； vol.vi，p. 69，l.23； ibn-abi-Usaybi‘ah，vol. ii， p.4， l.23。
⑦ Nihāyah，vol.ii，pp.18以下。阿拉伯语里关于女性的词汇，是很丰富的，可以参阅 ibn-Qayyim al-Jawzīyah所著的 Akhbār al-Nisā’(Cairo，1319)， pp. 119以下。
① 参阅本书第348页注。——译者
② Ibn-Khaldūn， Muqaddamah， p.170。
③ Ibn-al-Faqih，pp.187—188。
④ Ibn-Khaldūn，p.144。参阅本书第156页。
⑤ Ibn-abi-’Usaybiah， vol.i，pp. 139—140。 pp. 82—83。他引证较古的药方，“能在六、七月使水结冰”。
⑥ 英语的sherbet是从阿拉伯语sharbah变来的。英语的syrup(糖浆)是从同词根的阿拉伯名词sharāb变来的。
① 十四世纪，咖啡被引入南阿拉比亚，十五世纪初就在麦加培植，十六世纪二十年代才传到开罗，那是也门的苏非派人士传入的，他们在爱资哈尔清真寺里饮用咖啡，以提精神，好在夜间礼拜时维持清醒的状态。参看本书第19页。为治疗或愉快而吸药草烟的事在发现美洲之前已经有了。
② Al-Washshā’，Kitāb al-Muwashshā’，ed.R. Brünnow(Leyden，1886)，pp.1，12，33，37，124，125，129—131，142。
③ 参阅 Nuwagri， Nihāyah， vol. iv， pp. 92以下。
④ Jāhiz，Tāj，pp.23， 72； Nawāji， Halbah，p.26。
① P. 99， ll. 24—27。
② Muqaddamah，p.16。《古兰经》关于禁酒的明文(5∶90—91)中，酒的名称是“赫末尔”(khamr)。《古兰经》注释家对于酒有各种不同的解释。因为在先知的时代，麦地那还没有任何一种葡萄酒，麦地那人所饮用的酒，都是用椰枣制成的。但是用椰枣浸出来的饮料，必须经过一定的时间，才会发酵，除非用特别的方法，加以处理。这是注释家应用机智的一个机会。参阅‘Iqd，vol.iii，pp.405—414。
③ Mishkāh，vol.ii， pp. 172—173； ibn-Hanbal， Musnad(Cairo，1313)， vol.i，pp.240，287，320；Bukhāri，vol.vi，p.232。
④ Nawāji， p. 38。
⑤ Aghāni， vol. xi， pp 98—99，vol. xviii， pp. 182—189。
⑥ Washshā’，pp. 92以下。
⑦ Aghāni，vol.xiii，pp.128以下。参阅Nuwayri，vol.v，pp.72以下。
① Tarīkh vol.i，pp.118—119。
② 同上书，p.117。
③ Buldān， p. 250，ll. 9—10，参阅 p. 254.ll. 8—9。
④ Vol.ii，pp.105—107。
① Mas‘ūdi，vol.viii，p.296。
② 同上书，vol.i，pp. 159—161。
③ 关于山老，可参阅本书第447页。——译者
④ Mas‘udi，vol.i，pp.157—158。
⑤ 中世纪法国南部用的 Languedoc语(朗多克语)里的 chicane，是指一种古老的游戏，是用一根曲棍和一个硬木球为主要玩具的。
⑥ Tāj， p. 72。关于其他应具备的资格，可以参考 Nawāji， pp.25以下。
⑦ Ibn-al-‘Abbās，■thār at-Uwal， p. 130。
⑧ Mas‘ūdi， vol. viii， p. 296，l.2。参阅 ■thār， p. 129， ll. 3—4。
① 网球的名称tennis，通常被认为是从法语的动词tenez(注意)得来的，这个名称可能是发源于阿拉伯名词Tinnīs，这是尼罗河三角洲上一个城市的名称，在中世纪时代，以出产夏布著名于世，这种夏布，可能是最初制造网球的材料。参考MalcolmD，Whitman，Tennis：Origins and Mysteries(New York，1932)，pp. 24—32。
② Vol.vi，pp. 348—349。
③ Vol. i， pp.63—65。
④ Mas‘ūdi，vol.vi， pp. 432—433。
⑤ Aghāni，vol. ix， p. 97，ll. 27—29。
⑥ Fihrist， p. 315，ibn-Killakān， vol. ii， p. 172，vol. iii， p. 209，都提及一些关于狩猎和放鹰的阿拉伯语专著。
⑦ 关于这个题目的早期阿拉伯语论文，可以参看Usāmah ibn-Munqidh，Kitābal-I‘tibār，ed.Hitti(Princeton，1930) pp.191—226；tr.Hitti，An Arab-Syrian Ge-ntleman and Warrior(New York， 1929)， reprint Beirut，1964，pp. 221—254。
① Koran， 2∶168，5∶4，16∶116。
② Fakhri，pp.73—74。
③ ■thār al-Uwal， p.135。
④ Fakhri，p.30；‘Iqd， vol.i，p.198，ll.4以下。
⑤ Kutubi，vol.i，pp.134—135。
① Tabari， vol. iii，p.669；ibn-al-Athīr， vol. vi，p. 120 引用。
② Tabari， vol. iii. p. 950；ibn-al-Athīr， vol. vi， P.205引用。
③ Mas‘ūdi，vol.vii，p.47。
④ Aghāni， vol. xv，p. 80，Nuwayri， vol. v， pp.889引用。
⑤ Aghāni，vol.xvi，p.137。
① Mas‘ūdi，vol.viii，p.299。
② 复活节前的礼拜日。——译者
③ Aghāni，xix，pp 138—139。
④ Fakhri，p.352。
⑤ Mas‘ūdi，vol.vii，p.276。
⑥ 同上书，vol.vii, p.281。
⑦ Ibn-al-Athir，vol.vii,pp.211—212；Tabari，vol.iii，p.627，ibn-alAthir vol.vi，p.86引用。
⑧ ‘Iqd，vol.i p.196。
① 参阅ibn-Khurdādhbih，pp.153—154。
② 西拉夫是波斯湾东岸的一个市镇。西拉夫和阿曼的人民(Mas‘ūdi，vol.i，pp.281—282)是阿拔斯王朝早期最著名的海员。(西拉夫于977年毁于大地震。——译者)
③ 参阅Marshall Broomhall，Islam in China(London，1910)，pp.5—36。
④ Silsilat al-Tawārīkh (原文如此)，ed.Langlès(Paris，1811)；tr.C.Fer-cand.Voyage du marchand arabe Sulaym(n en Inde et en Chine(Paris，1922)。
⑤ 见《中国印刷术的发明和它的西传》，卡特者，吴泽炎译，商务印书馆，1957年版，第99—103页。——译者
① 参阅Paul Pelliot in Journal asiatique(1913)，vol.ii，pp，177—191。
② 《新唐书·大食传》(卷146下)说：“永徽二年(公元651年，回历31年)大食王豃蜜莫末腻始遣使者朝

在第二十四章所讨论的翻译时期(约在公元750—850年)之后，接着就出现了一个创造性活动的时期；因为阿拉伯人不仅消化了波斯的各种学问和希腊的古典遗产，而且使两者都适合于自己的特殊需要和自己的思想方法。他们在炼金术、天文学、数学和地理学方面，都有过辉煌的成就，在医学和哲学方面的独立工作，稍有逊色。作为阿拉伯人和伊斯兰教徒，他们对于教律学、教义学、语文学和语言学，进行过独创思考和科学研究。古代名著译成阿拉伯语后，在几个世纪期间，由阿拉伯人的智力加以重大的改变，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然后通过叙利亚、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传入欧洲，给统治中世纪欧洲思想的知识准则奠定了基础。阿拉伯人是“述而不作”的，但从文化史的观点来说，传述的重要性并不亚于创作，因为亚里士多德、格林和托勒密等人的研究成果，假若散佚了，那岂不等于他们根本没有创作过什么，因而世界也就很感贫乏了。

哪些是翻译的？哪些是创作的？要想划一条分界线，往往是划不清楚的。有许多翻译家本人，也有些新的贡献。约哈纳·伊本·马赛维(777—857年)和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就是最好的例证。伊本·马赛维是一位基督教的医生，是伯赫帖舒的学生，由于伊斯兰教不奖励解剖死人，他就用猴子做解剖的对象，其中有一只猴子是836年从努比亚进贡给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①。在这种情况下，解剖学上的进步是很少的，但对于眼睛的解剖学构造的研究，可以说是例外。伊拉克和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都是炎热的地方，各种眼科病症很流行，因此，阿拉伯医生早就注意研究眼科的病症。伊本·马赛维曾写过一篇关于眼科学的最古老的系统性的论文，这篇论文的阿拉伯语原稿保存下来了②。有一本题名《眼科十论》(al-‘Ashar Maqālāt fi al-‘Ayn)的专著，据说是他的学生侯奈因所著的，新近已经发表，而且附有英语译文③，这本书可以算作眼科学最古的教科书了。

相传先知说过，学问有两类：一类是教义学，一类是医学。这句话说明，阿拉伯人对于治疗科学是感觉兴趣的。医生同时是玄学家、哲学家和贤人，哈基木 (hakīm，哲人)这个头衔，无论就这几种身分中的哪一种身分来说，都可以随便用来称呼他④。景教徒伯赫帖舒(约卒于830年)曾任赖世德和麦蒙的御医，又任伯尔麦克族公馆的医生，积蓄了八千八百八十万第尔汗⑤。由此可见，当医生是一种有利可图的职业。赖世德的御医伯赫帖舒，每年给他放血两次，据说所得的报酬是十万第尔汗；每半年给他开一个轻泻药方，又得到同样的报酬。伯赫帖舒的后裔，一连六、七代都是名医，最后一位名医生活在十一世纪后半期。

这个时期中，在药材的应用方面，阿拉伯人获得了显著的进步。他们是开设第一批药剂工厂的人，是创办最早的药剂学校的人，也是编制第一部药方集的人①。他们写作过几篇关于药剂学的论文，其中最古的是查比尔·伊本·哈彦的论文。他是阿拉伯化学的祖师，闻名于公元776年前后。远在麦蒙和穆耳台绥木时代，药剂师就要经过一种考试②。医生也象药剂师一样，不经过考试，不许营业③。公元931年，曾发生庸医杀人的事件，因此，哈里发穆格台迪尔命令息南对所有营业的医生进行考试，不及格的，不发给营业执照(ijāzah)。在巴格达营业的八百六十多位医生，都经过考试，而庸医都被淘汰了。穆格台迪尔有一位贤明的大臣，叫做阿里·伊本·伊萨，他是关心人民的疾苦的，他命令息南组织一批医生，带着药品，施行救济，到全国各地对人民进行巡回诊疗。他还组织一批医生，每天访问监狱，诊治囚犯④。这些事实说明，阿拉伯人见解高人一等，对于公共卫生特别关怀，在那个时代，这是世界各国所不能及的。息南致力于医疗科学水平的提高，管理巴格达医院，也很称职，所以他成了声望很高的一位院长。巴格达医院，是伊斯兰世界的第一所医院，是哈里发哈伦在九世纪初叶仿照波斯医院的格式而创立的，这所医院的名称“比马利斯坦”(bīmā-ristān)就可以表明这一点⑤。不久以后，在伊斯兰世界，先后建立了三十四所医院。约当872年，在伊本·突伦时代，开罗建立了埃及的第一所医院，这所医院，继续存在到十五世纪⑥。十一世纪时候，出现了旅行医疗队。伊斯兰教的医院，都有自己的药房，而且为妇女特设病房。有些医院还设有医学图书馆，而且讲授医学课程。

伟大的翻译家的时代逝去以后，接着就出现了许多最著名的医学著作家，这些著作家，论血统都是波斯人，但他们都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例如：阿里·泰伯里、拉齐、阿里·伊本·阿拔斯·麦朱西和伊本·西那。现在，巴黎大学医学院的大厅里，还挂着拉齐和伊本·西那的巨幅画像。

阿里·伊本·赛海勒·赖班·泰伯里活跃于九世纪中叶，他原来是泰伯里斯坦的基督教徒，在他自己所著的《宗教论》(Kitābal-Dīn)一书中曾提到这一点，而且从他父亲的名字赛海勒·赖班也可以看出来①。在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在位时代，他改信了伊斯兰教，同时成了哈里发的御医，他在850年著成《智慧的乐园》(Fir-daws al-Hikmah)，这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最古的一本医药纲要。这本书多少带一点哲学和天文学，而且是以希腊和印度的著作为蓝本的。在阿里之后，出现了赫赫有名的教义学家、哲学家兼医生的拉齐。

拉齐的全名是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 宰克里雅·拉齐(865—925年)，他因生于伊朗首都德黑兰附近的赖伊而得名，欧洲人称他为拉齐斯(Rhazes)。他大概可以称为“伊斯兰医学家中最伟大、最富于独创性，而且著作最多的人物”②。他是巴格达大医院的院长③，为了给医院选择一个新地址，他把几条肉分别挂在本城的各地区，看哪个地区的肉条腐烂的迹象最少，就知道那个地区的气候最适合于卫生，就选那个地区做医院的新地址①。他被认为是外科上串线法的发明者。据《书目》的记载，他的著作，有一百三十种是比较大的，有二十八种是比较小的；这些著作中有十二种，是关于炼金术的②。他的许多关于炼金术的主要著作中，有一本叫做《秘典》(Kitāb al-Asrār)，经过许多编辑人的辗转抄录后，这本书由著名的克利摩拿的翻译家热拉尔(1187年卒)译成拉丁语，而成为化学知识的一个主要来源，直到十四世纪，才被阿拉伯化学家查比尔的著作所取代。罗杰·培根曾引用这本书的理论，他给这本书取了一个新的名称，叫做《精神和肉体》(De spiritibuset corporibus)。还在波斯的时候，拉齐就写了一部医学书籍，题赠他的奖励者锡吉斯坦的君主萨曼王朝的国王曼苏尔，作为纪念，书名就叫做《曼苏尔医书》(Kītāb al-Tibb al-Mansūri)。这部书共计十册，十五世纪八十年代，被译成拉丁语后，在意大利米兰出版，书名是Liber Almansoris。这部书的若干册，新近已译成法语和德语。他所著的专论《天花和麻疹》(al-Judari w-al-Hasbah)，是一篇最著名的医学论文，也是这个部门中最早的著作，有人认为这本书是阿拉伯医学文献的光荣，这种看法是很正确的。我们在这本书里发见关于天花病的初次临床记录③。

这篇专论先译成拉丁语，于1565年出版于意大利的威尼斯，后来又译成几种现代的欧洲语言，拉齐的声誉因此而大大提高了，历史学家公认他为富于独创性的、眼光最锐敏的思想家，他不仅是伊斯兰教的，而且是整个中世纪时期的最伟大的临床医生。然而他的最重要的著作，还要算《医学集成》(al-Hāwi)，西西里岛的犹太教医生法赖吉·本·萨林，在法国昂儒的夏尔一世的赞助下，于1279年把这部书译成拉丁语，称为 continens，自1486年起，这部书就以这个名称屡次出版，1542年第五版在威尼斯问世。正如书名所表明的那样，这部书是一部医学百科全书，内容十分丰富。这部书总结了阿拉伯人当时从希腊、波斯和印度三个国家吸收到的医学知识，而且增加了许多新颖的贡献。在印刷术还幼稚的时代，拉齐的这些医学著作就屡次出版，这在好几百年内对于拉丁西方的思想曾起了显著的影响。

阿里·伊本·阿拔斯 ·麦朱西(即Haly Abbās al-Majūsi，994年卒)，原先是祆教徒，由他的姓氏al-Majūsi(祆教徒)就可以看出来。他因著《王书》(al-Kitāb al-Maliki)而成名，这是为纪念布韦希王朝的国王阿杜德·道莱·方纳·胡斯罗(949—983年在位)而写成的①。这部书又叫做《医学全书》 (Kāmil al-Sinā‘ah al-Tibbiy-ah) ②，译成拉丁文后叫做Liber regius。这部书比拉齐的《医学集成》更简明扼要，欧洲的医生都用功学习这部书，直到伊本·西那的《医典》取而代之。《王书》中的饮食学和药物学两部分，是全书的精华。这部书有许多新颖的贡献，如关于毛细管系统的基本概念，关于分娩时婴儿不是自动地出来，而是被子宫筋肉的收缩力推出来的证据等。

在阿拉伯医学编年史上，在拉齐之后，最著名的医学家就是伊本·西那(希伯来语写成Aven Sīna，拉丁语写成Avicenna〔阿维森纳〕，980—1037年)，阿拉伯人尊称他为科学家的“领导长老”(al-shaykh al-ra’īs)①。拉齐和伊本·西那比较起来，前者的医生气味更浓厚些，后者的哲学家气味更浓厚些。阿拉伯科学到了这位医生兼哲学家、语言学家和诗人的手里，已经登峰造极，甚至可以说他就是阿拉伯科学的化身。

伊本·西那最初的名字是艾卜 ·阿里·侯赛因，他的父亲阿卜杜拉，是一个易司马仪派的信徒。他诞生于布哈拉附近，一生都是在东部伊斯兰世界度过的，死后葬于伊朗西北的哈马丹，他的坟墓一直保存到现在。他年轻的时候，很幸运地把萨曼王朝的国王努哈·伊本·曼苏尔(976—997年在位)的病治好了，努哈特许他使用著名的宫廷图书馆。这位伊斯兰教的波斯学者，具有非凡的理解力和记忆力，他把整个图书馆的书籍都读完了。在二十一岁的年轻时代，他就开始了写作生涯。他把当代的知识加以系统化。据基弗兑的记载②，他共写了二十一部较大的著作和二十四部较小的著作；据别人的记载，他写了九十九部书，内容包括哲学、医学、几何学、天文学、教义学、语言学和艺术。他的这些名著中，有一首《咏灵魂》的长诗，是描写灵魂自上天降入人体的，阿拉伯国家的青年，现在还在朗诵这首长诗呢。③他的科学论著中最重要的有两部书，第一部是《治疗论》(Kitāb al-Shifā’)，是一部哲学百科全书。这部书的基本内容，是亚里士多德哲学的传统，加上新柏拉图派的影响和伊斯兰教的教义学①。第二部是《医典》 (al-Qānūn fial-Tibb)。这部书把希腊的和阿拉伯的医学思想加以总结，而编成医典。《医典》的阿拉伯语原本，于1593年出版于罗马，所以是出版得最早的阿拉伯文献之一②。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的热拉尔把《医典》译成拉丁语，叫做Can on，从此，这部具有百科全书的内容、系统化的编排和哲学的计划的名著，就在那个时代的医学文献中取得了卓越的地位，取代了格林、拉齐和麦朱西三人的著作，而被采用为欧洲各大学的医学教科书。在十五世纪最后三十年内，这部医典已经出了拉丁语版十五版，希伯来语版一版。在新近几年，这部书的若干部分，已译成英语③。这部书说明了纵膈障炎和胸膜炎的区别，承认肺结核的接触传染性，以及水流和土壤传布疾病的作用，对于钩虫病作出科学的诊断，认为是一种肠寄生虫造成的。这部书的药物学，研究了七百六十多种药的性能。自十二世纪到十七世纪，这部书被用作西方医学指南，东方的伊斯兰国家，现在还有人偶尔应用这部书。用奥斯勒博士的话来说，这部书“被当做医学圣经的时间比其他任何著作都要长”。④

在医学界声望较低，但是也值得提一下的，是阿里·伊本·伊萨(即Jesu Haly)。他是阿拉伯最著名的眼科医生(kahhāl)，是基督教徒，十一世纪前半期，在巴格达享盛名。哈里发穆耳台米德有一位御医，名叫伊萨·伊本· 阿里，出生于阿里·伊本·伊萨之前一百五十年，但是两人的名字往往混淆起来①。中世纪时代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眼科学的著作，共计三十二种，只有阿里所著的《眼科医生手册》(Tadhkirat al-Kahhālin)，完整地传到现在，因此，成为最古老而且最有价值的眼科学文献②。阿拉伯文的三十二种眼科著作中，只有伊本·马赛维和侯奈因的著作，是比较早的。《眼科医生手册》认真地叙述了一百三十种眼科症候。这本名著，有一种希伯来语译本，有两种拉丁语译本，直到现在，东方各国的眼科医生，还在学习这本名著。

伊本·哲兹莱(1100年卒)是一位第二流的医生，他原来是基督教徒 ③，曾著《养生表》(Taqwīm al-Abdān fi Tadbir al-Insān)，这是仿照另外一位基督教医生伊本·卜特兰④(约1063年卒于安提俄克)所著《健康表》(Taqwīm al-Sihhah)的体例而写成的。在《养生表》中，各种疾病，象天文表里的星宿一样，排列起来。这本书曾于1532年译成拉丁语，出版于法国的施特拉斯堡。最后要提到的医生，是叶耳孤卜，他是哈里发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的上驷院卿，曾著过一本关于骑术的论文，叫做《骑术和马色》(al- Furūsīyah wa-Shiyāt al-Khayl)，这是关于骑术的第一本阿拉伯语著作。这本书包括兽医学的若干基本原理。这本书的阿拉伯语手抄本，现在还保存在英国博物馆里⑤。

在阿拉伯人看来，哲学(falsafah)是人类所能探知的关于万物真相的真实原因的一种知识。就实质来说，阿拉伯哲学就是希腊哲学，但是，已根据被征服各国人民的思想及其它东方的影响，而加以修改，使其适合于伊斯兰教的精神倾向，并且用阿拉伯语表达出来。这些阿拉伯人相信，亚里士多德的著作已集希腊哲学之大成，正如格林的著作已集希腊医学之大成一样。希腊哲学和希腊医学，当然是指西方所有的全部学问了。作为穆斯林，阿拉伯人相信，《古兰经》和伊斯兰教教义学，是宗教法律和宗教经验的总结。因此，他们新颖的贡献，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宗教领域的边缘上，一方面是在哲学领域和医学领域的边缘上。阿拉伯的著作家，逐渐把“falāsifah”或者“hukamā’”(哲学家或者贤人)用做不受宗教限制而自由思考者的称号，同时把“mutakallimūn”或者“ahl al-kalām”(演说家或者辩证学家)的名称，留给那些为天启的宗教所制约的学者。“mutakallimūm”相当于基督教欧洲经院哲学的著作家，他们应用逻辑学命题的方式，陈述自己的理论，故有辩证学家的称号。后来，“kalām”(本义是言语)就成为教义学的名称，而 “mutakallimūn”就成为教义学家的名称了。安萨里原来是一位教义学家，留到后面去论述。早期阿拉伯哲学史上最显赫的人物，当推肯迪、法拉比和伊本·西那三人。

肯迪的全名是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伊本·易司哈格·艾勒·肯迪，约在801年出生于库法，而享盛名于巴格达，约873年死于巴格达。他有纯粹的阿拉比亚血统，故有“阿拉伯哲学家”的头衔。他实在是东方哈里发帝国内阿拉伯民族中研究亚里士多德哲学的绝无仅有的例子。肯迪是一位折中派的哲学家，他曾依照新柏拉图派的方法，做过很大的努力，想把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的见解结合起来，他认为新毕达哥拉斯派的数学，是一切科学的基础。肯迪不仅是哲学家，而且是占星学家、炼金术家、光学家和音乐理论家。据传说，他曾写过三百六十一种著作，但不幸，大部分都散佚了。他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光学书，那是几何光学和生理光学相结合的，是以欧几里得的《光学书》(Optics，西温的校订本)为蓝本而写成的。这部书在东方和西方曾被广泛地采用，直到伊本·海赛木的伟大光学著作出世，才被取代了。这部书的拉丁语译本，对于罗杰·培根曾有过影响。肯迪曾写过三、四篇关于音乐理论的文章，一直传到现在，这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保存下来的最古老的乐理文章，我们由这些文章可以看到希腊关于乐理的著作的影响。肯迪在一篇论文中说，节奏(iqā‘)是阿拉伯音乐的组成部分。在基督教欧洲之前好几百年，穆斯林各国早已认识到有节奏的歌曲或有节奏的音乐了①。肯迪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大部分是拉丁语的译本，阿拉伯语的原本是很希罕的。

把希腊哲学和伊斯兰教加以调和的工作，由阿拉伯人肯迪开端，由突厥人法拉比继续，由波斯人伊本·西那完成。

法拉比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穆罕默德·伊本-达尔汗·艾卜-奈斯尔·艾勒-法拉比50000492_0435_1②，欧洲人把他叫做 Alpharabius。他出生于外药杀河区，曾在巴格达受教于一位基督教的医生和一位基督教的翻译家，曾以“苏非”的身分，在阿勒颇海木丹人赛义夫·道莱辉煌的宫廷里享过盛名。公元950年卒于大马士革，享寿约八十岁。他作过几篇论文，评论柏拉图和亚里士多德，从这几篇论文看来，他的哲学体系是柏拉图派、亚里士多德派和苏非派的混合物，斯特吉拉人①曾有“第一教师”的尊号，而法拉比获得了令人羡慕的“第二教师”的尊号。除了关于亚里士多德和其他希腊哲学家的注释外，法拉比还编写过关于心理学、政治学和形而上学的各种论文，其中最著名的是《哲理的宝石》(Risālat Fusūs al-Hik-am)②和《优越城居民意见书》(Risālah fi ■rā’Ahl al-Madīnahal-Fādilah)③。法拉比在这后一部书中和在他所著的《政治经济学》(al-Siyāsat al-Madaniyah)中，都提出了关于模范城市的概念，他认为模范城市是与人体相似的一个具有教职制度的有机体，他在这方面显然受到了柏拉图的《共和国》和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的启发。君主相当于人的心脏，达官显宦们为他服务，小官吏又为达官显宦们服务，如此类推，以至于老百姓。在他的理想的城市里，社会的目的是本市公民的幸福，而君主在道德上和才智上都是十全十美的人。

由法拉比其他的著作看来，他是一位很好的医生兼数学家，是一位神秘学家兼卓绝的音乐家。事实上，他被认为是阿拉伯音乐史上最伟大的理论家。除了在两本科学概要里讨论音乐问题外，他还写了三本比较大的专论，来讨论乐理上的问题，最重要的是《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ir)④。相传，他在他的保护人赛弗·道莱的面前演奏琵琶，十分动人，使听众哈哈大笑，再使他们痛哭流涕，最后使他们进入睡乡(连看门人也都如此)①。有几首古老的颂歌，相传是他创作的，直到现在，毛莱威派的修道士们还在咏唱那些颂歌。

伊本·西那诞生于法拉比之后(1037年卒)，他关于音乐理论的著作，是阿拉伯语中最重要的著作。在论述阿拉伯医学家的时候，已经讲过伊本·西那在医学上的成就；他在哲学上有那样的成就，应当感谢法拉比的恩惠。据伊本·赫里康的评价②，“伊斯兰哲学家没有象法拉比那样渊博的；伊本·西那由于研究了他的著作，模仿了他的风格，才精通哲学，写出有用的著作来的。”但是彻底研究希腊哲学，特别是菲洛的哲学③，然后用清楚流畅的文字加以阐述，而且把它与伊斯兰教结合起来，使一般受过教育的穆斯林不仅能够了解，而且能够接受，这不能不归功于伊本·西那。

约当回历第四世纪中叶(公元970年前后)，在巴士拉出现了一个研究通俗哲学的有趣的折中派学会。这个学会有毕达哥拉斯派思想的倾向，叫做“精诚同志社” (Ikhwān al-Safā’)。这个名称，大概是从《凯利莱和迪木奈》里斑鸠的故事中借来的，那个故事叙述一群走兽，相亲相爱，犹如“忠实的朋友”(ikhwān al-Safā’)④，故能逃脱猎人的罗网⑤。

“精诚同志社”在巴格达设有分社，这个学会不仅是一个哲学的机构，而且是一个宗教-政治的秘密组织，以极端的十叶派(大概是易司马仪派)的观点为这个学会的观点，反对当时存在的政治制度，显然企图破坏人民的文化体系和宗教信仰，以便颠覆当时的统治者阿拔斯王朝。因此，这个学会的活动和会员的姓名，都是不得而知的。这个学会的《论文集》 (Rasā’il)，编成百科全书的样子，流传到现在①，编辑人的姓名是很暧昧的。《论文集》包括论文五十二篇，内容有数学、天文学、地理学、音乐、伦理、哲学等，总结了当时的知识分子所必须具备的一切科学知识。前面的五十一篇论文，是讨论各种学科的；最后一篇论文，是总结前五十一篇论文所涉及的一切科学的。由这部百科全书式的文集可以看出，阿拉伯语在当时已经成熟到可以作为表达一切科学和哲学理论的工具了。安萨里曾受这部著作的影响②，叙利亚阿萨辛派的领袖赖世德丁·息南也曾勤勉地使用过这部著作③。叙利亚的大诗哲麦阿里(1057年卒)在巴格达的时候，经常去参加这个学会每星期五举行的例会④。穆尔太齐赖派的著名人物陶希迪(1023年卒)⑤、拉旺迪(915年卒)和麦阿里三人，成为伊斯兰教大异端派的三君子⑥，陶希迪即使不是这个学会的积极分子，也是他们的学生。

伊斯兰教关于天文学的科学研究，是在一部印度的天文学著作的影响下开始的，这部著作叫做《西德罕塔》(Siddhānta，阿拉伯译名是《信德欣德》Sindhind)，于771年从印度传入巴格达后，由穆罕默德·伊本·易卜拉欣·法萨里译成阿拉伯语，被后代的学者当做范本。萨珊王朝时代编辑的帕莱威历表(Pahlawi zik)，不久就被译成阿拉伯语，附在《信德欣德》后面，叫做历表(zij)。希腊的成分，虽然在最后加入，却是最重要的成分。托勒密的《天文大集》，早就被译成阿拉伯语，但是后来的两个译本，是比较优越的：一个新译本是哈查只·伊本·麦台尔于回历212年(公元827—828年)完成的，另一本是由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翻译，而由撒比特·伊本·古赖(901年卒)校订的。远在九世纪的时候，凭借十分精确的仪器，而进行的第一次正规的观测(rasd)，已经在军迪沙普尔(在波斯的西南部)开始了。哈里发麦蒙在巴格达创建了“智慧馆”(Bayt al-Hikmah)，接着就在舍马西叶门附近建立了天文台，由改奉伊斯兰教的犹太人辛德·伊本·阿里和叶哈雅·伊本·艾比·曼苏尔(830或831年卒)①二人领导。哈里发的天文学家，“不仅在这里有系统地观测天体的运动，而且根据非常精确的结果，校正了托勒密《天文大集》里一切基本的要素：黄道斜角、二分点②的岁差和岁实等③”。在这个天文台建成之后不久，麦蒙又在大马士革城外的嘎西雍山上建立了另外一个天文台④。在这个时代，天文台上的仪器，有象限仪、星盘、日晷仪、天球仪和地球仪等。易卜拉欣·法萨里(约在公元777年卒)是制造星盘的第一个穆斯林⑤，无疑地他是仿造希腊星盘的，因为阿拉伯名称asturlāb是从希腊名称astrolabe得来的。讨论这种天文仪器的最早的阿拉伯语论文之一是阿里·伊本·伊萨·阿斯突尔拉比(意思是星盘制造家)所写的，他在830年前生活于巴格达和大马士革。

麦蒙的天文学家们，曾做过一件极其精密的测地工作——测量地球子午线一度之长。测量的目的是，假定大地为球形，然后实测子午线一度之长，据此而推算地球的体积及其圆周。测量的工作，曾在两个地方进行，一个是在幼发拉底河北面的辛贾尔平原，一个是在约旦的巴尔米拉附近，测量的结果是，子午线一度之长，等于五十六又三分之二阿拉伯里①，这显然是一个精密计算的结果，比当地子午线一度真实的长度，超过二千八百七十七英尺②。根据这个数字计算，地球的圆周，是二万零四百阿拉伯里，地球的直径是六千五百阿拉伯里。参加这件测量工作的，有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花拉子密大概也参加了这件工作。花拉子密的历表写成后一个世纪半，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麦斯莱麦·麦只里帖(约在1007年卒)曾加以校正，1126年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语，这部历表成为东方和西方各种历表的蓝本。阿拉伯的这些历表，代替了先前希腊和印度的各种历表，而且传入中国，被采用了一个时期③。

这个时期的另外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是艾卜·阿拔斯·艾哈迈德·拔汗尼④，他出生于外药杀河地区的拔汗那⑤，而以拔汗尼为姓(欧洲人叫他Arfraganus)。 861年，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委任他在埃及弗斯塔德建立一个水位计①。拔汗尼的主要著作《天文学入门》(al-Mudkhil ilā‘Ilm Ha’yat al-Aflāk)②于1135年由塞维勒的约翰和克利摩拿的热拉尔合译成拉丁语，又被译成希伯来语。阿拉伯语原本，保存到现在，但是具有不同的书名③。

除麦蒙的天文台外，穆萨·伊本·沙基尔的三个儿子，在巴格达他们自己的家里，设了一个天文台(850—870年)。布韦希王朝的素丹舍赖弗·道莱(982— 989年在位)，在巴格达的宫廷中，建设了另外一个天文台，在这个天文台上工作的，有三位天文学家：第一位是阿卜杜勒·赖哈曼·苏非(986年卒)，他著的《恒星集》(al-Kawākib al-Thābitah)是观测天文学上的一部杰作；第二位天文学家是艾哈迈德·萨安尼(990年卒)；第三位天文学家是艾卜勒·外发(997年卒)④。在布韦希王朝的另一位素丹鲁克尼·道莱(932—976年在位)的在赖伊的宫廷里，有呼罗珊人哈精⑤在工作。他曾确定黄道斜角，而且解决了一个存在于阿基米得的著作中的问题，从而得出一个三次方程式。此外，还有些天文学家，在设拉子、内沙布尔和撒马尔罕等地工作，对于天文学做过系统的研究。

白塔尼(欧洲人叫他Albatenius)⑥原来是哈兰的一个萨比教徒，后来改奉伊斯兰教，无疑，他是自己民族中同时代的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也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天文学家之一，公元877—918年间，他在赖盖从事观测和研究。他是一位独创的研究工作者。他订正了托勒密的许多错误，又修正了太阳轨道和某些行星轨道计算的方法。他证明太阳环食的可能性，而且更正确地决定了黄道斜角，并且提出关于决定新月的可见度的独创的理论①。

阿富汗东部的加兹尼，是艾卜·赖哈尼·穆罕默德·比鲁尼(973—1050年)②的故乡。他是伊斯兰教在自然科学的领域中所产生的最富于创造性而且学识最渊博的学者。这位波斯血统的阿拉伯语著作家，会说突厥语，除波斯语外，还知道梵语、希伯来语和叙利亚语。他于1030年曾为他的保护人素丹麦斯欧德(著名的麦哈茂德的儿子)写了一个总结整个天文学的报告，叫做《麦斯欧迪天文学和占星学原理》((al-Qānūn al-Mas‘ūdi fi al-Hay’ah w-al-Nujūm)。他在同一年编写了一部关于算术、几何、天文和占星的简短问答，叫做《占星学入门解答》(al-Tafhim li-Awā’il Sinā‘atal-Tanjīm)。他首要的著作是《古代遗迹》(al-■thār al-Bāqiyah‘an al-Qurūn al-Khāliyah)，这部书主要是讨论古代各国人民的历法和纪元的③。关于地球以地轴为轴而自转的理论，在那个时代还是一个争执不决的问题，比鲁尼在这些著作中聪明地讨论了这个问题，而且对于地球的经度和纬度作出精密的测定。比鲁尼是十叶派的穆斯林，他带有不可知论的倾向，曾在印度侨居多年，而且醉心于印度哲学①。他在科学上的贡献是很多的，其中有他根据流体静力学的原理而对天然泉水的作用所作的解释，他指出印度河谷必然是一个古海的盆地，被冲积层所充塞。他还叙述了几种怪物，包括我们所谓的暹罗连体双生儿②。

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哲拉勒丁·麦里克沙，是保护天文学研究的。回历467年(公元1074—1075年)，他在赖伊(一说是在内沙布尔)建立一座天文台，在那座天文台上，曾精密地测定了回归年的长度，并且根据这种测定，对历法进行了一次重要的改革。为了完成改革古波斯历的任务，他把鼎鼎大名的欧麦尔·赫雅木聘请到这座天文台来工作③。欧麦尔于1038到1048年间生于内沙布尔④，于1123到1124年死于故乡，他主要是以波斯诗人和自由思想家⑤的名义著名于世界的，只有很少数人知道他同时是一位第一流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欧麦尔和他的合作者共同研究的结果，创作了哲拉里历，这种历法比格里历还要精密。格里历积三千三百三十年就相差一日，而哲拉里历要积五千年才相差一日。

旭烈兀50000492_0445_0① 破巴格达城后才一年的工夫，1259年就在乌尔米雅湖附近着手建立马腊格天文台，由阿拔斯王朝最后一位著名的天文学家兼哲学家突斯人奈绥尔丁(1274年卒)担任第一任台长②。这座天文台上的仪器，都是很精密的，包括浑天仪、象限仪、二至仪。奈绥尔丁在这座天文台上编成一部新的天文表，叫做伊儿汗历③，用来纪念头一位伊儿汗——旭烈兀。这部历表，流行于亚洲各国，甚至传到中国。这座短命的天文台的遗址，保存到现在。在天文台的跟前，有一所图书馆，也是旭烈兀建立的，据说藏书四十万册。这些书绝大部分是蒙古军队从叙利亚、伊拉克和波斯掠夺来的。

占星学是天文学的女仆，在占星学上，艾卜·麦耳舍尔是一个在巴格达闻名的人物，他出生于呼罗珊的巴里黑城，公元886年卒④。在基督教的中世纪时代，他是被人引证得最多的一位权威学者，欧洲人把他叫做Albumasar，他们把他描写成一位先知。他的四部著作，在十二世纪时被译成拉丁语，译者是塞维勒人约翰和巴斯人阿德拉。艾卜·麦耳舍尔不仅介绍了他那种关于星辰能影响万物的生死和祸福的奇妙的信仰，而且把月亮的出没能影响潮汐的原理传入欧洲。

穆斯林的几种天文学著作，先后译成拉丁语，传入欧洲，特别是西班牙，对于基督教欧洲天文学的发展，起了决定性的作用。

前面说过，有一位印度学者，曾经把印度的天文学名著《信德欣德》传入曼苏尔的宫廷，据说把印度算术及其数字体系(阿拉伯语所谓的印度数字)和零号传入阿拉伯国家的人，也正是那位学者①。法萨里把那些印度著作译成阿拉伯语的时候，就把这些印度数字介绍到伊斯兰教国家。这些数字的应用，遍于阿拉伯世界，大概应归功于花拉子密和数学家海伯什(867到874年间卒)的天文表。但是阿拉伯的数学家和天文学家，迟迟地才采用了印度的这种创造性的发明。迟至十一世纪，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凯赖支(Karaji，往往被人误写成Karkhi，1019到1029年间卒)编写《算术全书》(al-Kāfi al-Hisāb)时还用数词表达所有的数目。其他的数学家，仍然依照闪族人和希腊人的旧习惯，以字母代替数字，实行词句计算法(hisāb al-jummal)。艾哈迈德·奈赛威(约在1040年卒)②在他所著的《印度算法释疑》(al-Muqni‘ fi al-Hisābal-Hindi)一书中说明分数除法、开平方和开立方的方法的时候，几乎是采用现代的方法，他象花拉子密那样，应用印度数字。

穆罕默德·伊本·穆萨·花拉子密(780到约850年)是阿拉伯数学史上初期的主要人物③。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科学家之一，对于数学思想影响之大，是中世纪时代任何著作家所不能及的。花拉子密不仅编辑了最古的天文表①，而且编写了关于算术和代数学的最古的书籍。他关于算术的著作，只有译本留传下来。他关于代数学的著作，叫做《积分和方程计算法》(Hisāb al-Jabrw-al-Muqābalah)，这是他主要的著作，全书有例题八百多个，一部分是新巴比伦人早已提出来的。这部书的阿拉伯语原本，已散佚了。拉丁语的译本是克利摩拿人热拉尔于十二世纪时译成的，这个译本成为欧洲各大学的主要数学教科书，一直使用到十六世纪，而且代数学这门科学和代数学的阿拉伯名称algebra，也都是以此书为媒介才传入欧洲的。阿拉伯数字，也是借花拉子密的著作传到西方的，这是Algorism(阿拉伯数字)这个术语的由来②。晚出的数学家，有许多人曾受花拉子密的影响，例如欧麦尔·赫雅木、比萨人利奥那多(1240年后卒)和佛罗伦萨人雅科卜先生。他在1307年用意大利语写成的数学论文，正如利奥那多的一本著作那样，包括着这位穆斯林的数学家所提出的六种二次方程式。赫雅木的代数学③比花拉子密的代数学有显著的进步，其中包括二次方程的几何学解法和代数学解法，以及值得佩服的各种方程式的分类法。

除药物学、天文学和数学外，阿拉伯人在化学上曾作出他们最伟大的科学贡献。阿拉伯人在研究化学和其它自然科学中，推广了客观实验的方法。对希腊人模糊的思辨来说，这是一个决定性的改革。阿拉伯人对现象能进行正确的观察，能勤勉地积累事实，但是他们觉得，要作出恰当的假说，仍然是困难的。作出真正科学的结论和建立最后的体系，这是他们智力的铠甲上最弱的一个环节。

阿拉伯炼金术①的祖师是查比尔· 伊本·哈彦(欧洲人叫他Geber)，约在776年活跃于库法城②。在中世纪的化学界，除拉齐(925年卒)外，他的声望是最高的。据传说，他是伍麦叶王朝亲王哈立德(704年卒)和十叶派的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萨迪格(765年卒)的学生。查比尔象他的埃及和希腊的前辈那样，孜孜不倦地工作，企图用一种神秘的物质为媒介，把铅、锡、铜、铁等廉价金属，变成黄金和白银，他为研究这个问题贡献出毕生的精力。他比早期的任何炼金术家更能够清楚地认识而且陈述实验的重要性，在化学的理论和实践方面，他都有了显著的提高。他死后两百年左右，当重新修建库法城的一条街的时候，发现了他的实验室。在那所实验室的地下，有一个研钵和一大块黄金被发掘出来。据西方的传说，有几种化合物的发现，应归功于他，但是，保存到现在的二十二种阿拉伯语的著作，虽署有查比尔的名字，却没有提及这几种化合物③。这些被认为是查比尔遗著的书籍，已有五种出版了，其中有《仁慈书》(Kitāb al-Rahmah)、《集中书》(Kitāb al-Tajmī’)和《东方汞》(al-Zi’baq al-Sharqi)。现在还保存着一百种关于炼金术的著作，有阿拉伯语的，也有拉丁语的，这些书上虽然都署着查比尔的名字，但绝大部分显然是伪书。但是，在十四世纪以后，署有他的名字的那些著作，在欧洲和亚洲，都是影响最大的化学论文。我们确信，那些著作是有点贡献的。查比尔科学地叙述了化学上的两种主要操作：煅烧和还原。他改良了蒸馏、升华、熔化、结晶等方法。有人说，他已经知道怎样准备天然的硫酸，大概再加食盐，这样就制成王水，这种说法是难以证明的。总的说来，他曾经把亚里士多德关于金属的成分的理论加以修改。经过他修改后，这种理论一直流传到十八世纪现代化学开始的时候，在那个漫长的岁月里，别人只增加了些微的更改。

晚期的穆斯林化学家，都欢呼查比尔为先师。甚至连他们中最出色的人物，如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诗人兼政治家屠格拉义(约在1121年卒)①和伊拉克人艾卜勒·嘎西木(活跃于十三世纪后半期)②，对于查比尔的方法，也没有能作多大改进。他们继续寻找炼金术上的两种虚无缥渺的东西：点金石③和金丹50000492_0449_3④。自阿拔斯王朝灭亡后，纯粹科学或者自然科学的任何部门，实际上都没有什么值得注意的进步，现代的穆斯林，如果只倚靠自己的旧书，他们在科学上的成就，一定会远远地落后于他们在十一世纪时代的祖先。阿拉伯人在医学、哲学、数学、植物学和其他学科上，获得了一定的成就，接着就停顿了。由于崇拜过去及其宗教的和科学的传统，阿拉伯人的智力受到桎梏，摆脱这种桎梏的工作，现在才开始。一神教是古代闪族世界最伟大的贡献；希腊哲学是古代印度—欧罗巴世界最伟大的贡献，而中世纪的伊斯兰教，在人类思想史上第一次把这两件最伟大的贡献加以调和，从而把基督教的欧洲引向近代的观点，这是中古时代伊斯兰教永垂不朽的光荣，是值得注意的①

就博物学来说，阿拉伯人在动物学方面成就最小。西班牙的穆斯林却在植物学方面作出卓越的贡献，我们要在后面加以论述。用阿拉伯语论述动物学的作家，主要是些文学家。他们的著作，包括阿拉伯人给动物取的各种名称和绰号，而且引证诗歌来加以说明。他们关于马的研究，构成了特出的例外，而且几乎发展到了一门科学的地位。他们编写了许多关于马的特殊的专论，列举马的品种，说明马各肢体的名称，描绘马的各种毛色，而且指出马的各种可喜的性质和可恶的性质②。

动物学和人类学上早期的代表人物，是查希慈(“查希慈”是绰号，意思是金鱼眼，868或869年卒)。他曾活动于巴士拉。他所著的《动物书》(Kitāb al-Hayawān)，与其说是一部生物学的著作，不如说是一部教义学和民间文学的著作，作者在这部书中引证了亚里士多德的见解，其中包括后代进化论和适应环境说，以及动物心理学的萌芽。查希慈知道，用干馏法可以从动物类中取得阿摩尼亚。晚期的动物学家，如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的宇宙学家盖兹威尼 (1283年卒)①和埃及的德米里(1405年卒)，都是把动物学当做语言学和文学的一个分支来处理的，他们都受到查希慈的明显影响。德米里是最伟大的阿拉伯动物学家②。但是查希慈作为一个激进的教义学家和文学家，影响更大。他曾创立一个穆尔太齐赖教派，就叫做查希慈派③。他又是阿拉伯文学史上著作最多、而且常被引证的学者④。他不仅富于创造力，而且以机智、讽刺和渊博著名于世，但是他的面貌丑陋得令人讨厌。哈里发穆台瓦基勒，本来要任命他做太子的师傅，引见之后，改变了主意⑤。

矿物学虽与炼金术有密切的关系，但阿拉伯人在这方面的进步是很小的。阿拉伯人热爱宝石，而且对于矿物玄妙的性质，特别感觉兴趣，因此，他们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宝石鉴赏的著作有五十种以上。这些著作中保存到现在的历史最悠久的，要推九世纪时候伍塔里德(‘Utārid ibn-Muhammad al-Hāsib〔可能是al-Kātib之讹〕)⑥的著作。但是最驰名的著作，是希哈卜丁·帖法希(1253年死于开罗)的《关于宝石的思想之花》 (Azhār al-Afkār fi Jaw-āhir al-‘Ahjār)⑦。帖法希讨论了二十四种宝石的来源、产地、纯度、价格、在医药上和魔术上的价值，除普林尼的著作和假托的亚里士多德的《宝石鉴赏》外，他只引证阿拉伯语的资料。著名的科学家比鲁尼对于十八种宝石和矿物的比重，曾作出几乎完全正确的鉴定。

伊斯兰教规定朝觐天房的制度，而且规定，一切礼拜寺的正殿，必须背着麦加的克而白，做礼拜的时候必须面向克而白，这就从宗教上促进了穆斯林对于地理学的研究。占星学要求决定全世界每个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又对地理学增加一种科学的影响。在七世纪到九世纪之间，穆斯林商人的足迹，东方从水陆两路到达中国，南方到达桑给巴尔和南非洲最远的海岸，北方深入俄国，西方为“黑暗海洋”(大西洋)的惊涛骇浪所阻，无法前进了。归国的商人所作的报告，自然引起人们对于远方的土地和人民的普遍的兴趣。波斯湾上西拉夫港的商人苏莱曼曾到远东游历。851年，由无名氏把他的见闻写成了游记。这是我们所能得到的关于中国和印度海岸地区的第一篇阿拉伯语的报告。苏莱曼告诉我们中国人用指纹作签名①。由这一类的报告逐渐演变出以航海家辛德巴德为中心的那些故事。关于俄国的最早的可靠的记载是艾哈迈德·伊本·法德兰的报告，92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穆格台迪尔曾派他去见保加利亚人的国王，他在伏尔加河一带居住过。雅古特所著的不朽的《地名辞典》(Mu‘jam al-Buldān)转载了这个报告的绝大部分。麦斯欧迪曾提及在迪尔人之间的穆斯林商人②，迪尔人是些斯拉夫部族，大概居住在第聂伯河的支流普里皮亚特河附近。

托勒密的《地理学》(附有带经纬度的地名表)曾屡次译成阿拉伯语，或是由希腊语直接翻译，或是由叙利亚语转译，翻译者主要是撒比特(901年卒)。赫赫有名的花拉子密曾以此为蓝本，编纂了《地形》(Sūrat al-‘Ard)①，这部书成为较晚的各种著作的基础，而且鼓舞了地理学的研究和新颖的论文的写作。花拉子密的著作上，附有一张“地形”，这是他和别的六十九位学者在哈里发麦蒙的鼓励下共同制成的一张地图，是自有伊斯兰教以来关于天地的第一张画图。生活在十世纪前半期的麦斯欧迪，曾参考过这张地图②。花拉子密的地理学，对于穆斯林地理学家的影响，继续到十四世纪，正如艾卜勒·菲达所说明的那样。

早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从印度获得这样一个观念，就是世界有一个中心，叫做艾林(arīn)，这是印度市镇乌仗那(Ujjayini，即托勒密地理学里的 Ozēnē)③的讹误。在乌仗那曾有一座天文台，“地球的圆顶”④或“顶点”被推定在那个地方的子午线上。他们把艾林安置在东西两极端之间的平分线上。他们设想，西方的本初子午线，是在离这个神话的地方九十度处。一般穆斯林的地理学家，测量经度的时候，都从托勒密所用的本初子午线算起，那条子午线在现在的加那利群岛。

用阿拉伯语写成的关于地理学的最初的论文，是道路指南，其中旅行路线占着显著的地位。伊本·胡尔达兹比(约912年卒)是波斯人的后裔，曾任吉巴勒(al-Jibāl，即米迪亚Media)地方的邮政局长，他所著的《省道记》 (al-Masālik w-al-Mamālik)①约在846年初次出版。这部书里的历史地志学，特别有价值，故伊本·法基、伊本·郝盖勒、麦格迪西及晚期的地理学家，都加以引用。十叶派的伊本·瓦迪哈·叶耳孤比②，曾活动于亚美尼亚和呼罗珊，他在891—892年所著的《地方志》(Kitāb al-Buldān)③，独创一格，在地志学和经济学方面，叙述得更加详尽。由基督教改奉伊斯兰教的古达麦，担任巴格达中央政府的岁入工作，928年后不久，他完成了《土地税》(al-Kharāj)一书的著作，书中讨论如何将哈里发帝国分成若干省，如何组织每个县的邮务和税务工作。另外一个波斯血统的阿拉伯地理学家伊本·鲁斯泰约在903年著成了《珍品集》(al-A‘lāq al-Nafīsah)④。同年，哈马丹人伊本·法基又著成《地志》(Kitāb al-Buldān)⑤，这是一部内容丰富的著作，麦格迪西和雅古特都经常加以引证。

到了回历四世纪中叶，伊斯泰赫里、伊本·郝盖勒、麦格迪西等人相继诞生以后，阿拉伯人中伟大的、具有系统性的地理学家才出世了。伊斯泰赫里出生于伊斯泰赫尔 (Istakhr，即玻斯波利斯)，故以伊斯泰赫里为姓，他约在950年著成《省道志》(Masālikal-Mamālik) ⑥，附有各个地方的彩色地图。这部著作对艾卜·宰德·巴勒希(934年卒)所建立的地理学体系，作出了详细的发挥。巴勒希曾活动于萨曼王朝的宫廷中，他的著作都没有留传下来。巴勒希和伊斯泰赫里所创立的体系，不大注意伊斯兰教世界以外的国家，他们的文章，主要是描绘书中所附的地图。书中的代表人物，就是旅行家们自己。麦斯欧迪首先提到锡吉斯坦地方的风车，伊斯泰赫里又再提及①。伊本·郝盖勒(活动于943—977年间)的游踪，远至西班牙，他曾应伊斯泰赫里的要求，把他所编写的地图和地理书加以修正。后来，伊本·郝盖勒又将全书加以改写，用自己的名义发表，书名改成《省道和省区》(al-Masālik w-al-Mam-ālik) ②。麦格迪西的著作，是这个学派中一部新颖的作品，他出生于耶路撒冷，故以麦格迪西为姓。因为耶路撒冷的阿拉伯名称是Bayt al-Maqdis(圣地)。除西班牙、锡古斯坦和印度外，这位旅行家曾游遍整个伊斯兰教世界，他在985—986年把二十年旅行的记载编成《全国各地区最好的分类》(’Ahsan al-Taqāsīm fi Ma‘r-ifat al-‘Aqālīm)③，这部书内容丰富多采，很有科学价值。

也门的地理学家兼考古学家哈桑·伊本·艾哈迈德·哈木丹尼，活跃于同一时代，945年死于萨那的监狱中。他的两部著作《花冠》(al-Iklil) ④和《阿拉伯半岛志》(Sifat Jazīrat al-‘Arab)⑤，对于我们研究伊斯兰教以前的和伊斯兰教时代的阿拉伯半岛，具有重大的贡献。遍游天下的麦斯欧迪，曾活跃于这个时期，我们要在介绍历史学家的时候介绍他的作品。在同一时代的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中，矿物学的部分提出一个关于宇宙周期的学说①，他们认为良田可以变成沙漠，沙漠也可以变成良田；草原可以变成沧海，沧海也可以变成草原。

在阿拔斯王朝结束之前，东方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雅古特(1179—1229年)②诞生了，他有两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是前面常常引证的《地名辞典》③，一部是《文学家辞典》(Mu‘jam al-Udabā)。他出生于小亚细亚，父母都是希腊人，他幼年时代在战争中被俘虏到巴格达，卖给哈马地方的一个商人，因此，以哈马氏为姓。那个商人让他受到很好的教育，后来，派他到各处去采购商品，过了几年之后，解放了他。雅古特到处流浪，到处抄写名著，以卖书维持生计。1219—1220年，鞑靼人 (蒙古人)侵入花拉子模，他仅以身免，“赤身裸体，正如复生日从坟坑里起来的人一样”④。《地名辞典》的初稿，是1224年在摩苏尔完成的；最后的编纂，是1228年在阿勒颇完成的。他死于阿勒颇。这部辞典里的地名，是按照字母的次序排列的，这是一部名副其实的百科全书，不仅集当代地理学之大成，而且含有历史学、人种志和自然科学方面许多宝贵的材料。

文学的伊斯兰教地理学，对于欧洲中世纪的思想，没有直接的影响，因为这些地理学家的著作，没有译成拉丁语。天文地理的某些方面，包括艾卜·麦耳舍尔所提出的关于潮汐成因的接近正确的学说，和地球经纬线的长度，都传入西方，后者是随着拔汗尼的天文学书的译本而传入的。以亚里士多德和托勒密为代表的希腊地理学残卷，也由阿拉伯人传回西方去。但是阿拉伯地理学家大部分的贡献，没有传过去。这种贡献包括关于远东、东方、黑人非洲和俄国草原的描写地理学；更准确的制图术，特别是世界地图；区域地理，即以地区为单位，说明人类生活与自然环境的关系。拉丁的西方，最初对于阿拉伯文献所以感兴趣，是为了准备日历、星表和星相图解，以及通过亚里士多德遗著的注释，去解释《圣经》中隐微的词义。这批庞大的科学资料，无论是天文学的、星占学的或者地理学的，都是通过西班牙和西西里岛，而传入西方的。西方阿拉伯地理学家科尔多瓦人比特鲁吉、托莱多人宰尔嘎里、巴勒莫人易德里西等对于地理学的贡献，将在叙述西班牙和西西里岛时加以论述。

最早的阿拉伯语历史著作，大半是从阿拔斯王朝时代保存下来的。伍麦叶王朝时代的历史著作，保存下来的就很少了。前面已经说过，这些历史著作最初的题材，是伊斯兰教以前的口耳相传的传奇和轶事，以及环绕着先知穆罕默德的姓名和生平事业的各种宗教传说。在伊斯兰教以前的历史方面，以库法人希沙木·凯勒比(819 年卒)为最著名。据《目录》①所列举的历史书目，他的著作有一百二十九种，留传下来的只有三种②；但是其他著作的摘要，已被泰伯里、雅古特等史学家所引用。

第一部以宗教传说为基础的著作，是《天使传》(Sīrat RasūlAllāh)，原著者是麦地那人伊本·易司哈格。他的祖父叶萨尔是633年哈立德·伊本·韦立德从伊拉克阿因·太木尔地方俘虏来的许多基督教孩子之一。①伊本·易司哈格(约在767年死于巴格达)所作的这部传记，留传到现在的，只有伊本·希沙木(834年死于开罗)②的订正本 50000492_0458_2③。接着而来的历史著作，是记载伊斯兰教早期各战役以及征服各国的经过的著作，叫做《武功纪》(al-Maghā- zi)，著作者有麦地那人穆萨·伊本·欧格伯(758年卒)④和瓦基迪(822或823年卒)⑤等人。伊本·赛耳德(845年死于巴格达)是瓦基迪的秘书 ⑥，他的著作是第一部伟大的分类传记⑦，主要内容是关于先知及其门弟子和再传弟子(al-tābi‘ūn)的概略。记载伊斯兰教武功纪的历史学家，有两个最重要的，第一个是埃及人伊本·阿卜杜勒·哈克木(870—871年卒)，他的著作《埃及的征服及其消息》(Futūh Misr wa-Akhbāruha) ⑧是关于征服埃及、北非和西班牙的现存最早的文献；第二个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波斯人艾哈迈德·白拉左里(892年卒)，他的主要著作是《各地的征服》 (Futūh al-Buldān)⑨和《贵族谱系》(Ansāb al-Ashrāf)⑩。白拉左里是把征服各城市和各地方的许多故事合并成一个整体的第一人，在他之前，编写历史的人，都是采取专论的形式的。

现在时机已经成熟，可以根据这些传奇、传说、传记、谱系和记载编纂正规的历史著作了。他们显然是用波斯语的史籍为范本的，例如用帕莱威语写的《列王纪》 (Khudhāy-nāmah)，就由伊本·穆盖法耳(757年卒)译成阿拉伯语，叫做《波斯列王纪》(SiyarMulūk al-‘Ajam)。古代的事件，只是作为伊斯兰教历史的序幕加以记载的，世界史的概念还是回溯到犹太教和基督教的传说。但是叙述的方式，仍然是伊斯兰教传说老一套的方式①。每一事件都是用目击者或当代人的语言加以叙述，而通过一系列的居间者，传到最后的传述者，即著者。应用这种方法，是为了保证记载的精确性；把每一事件发生的年月日都记载下来，也是为了达到这一目的。通常，如果线索(isnād)是连续的，而且每一传述者的品格都是可以相信的，则所叙事实，就算真实，对于事实本身，并不加以批判性的研究。历史学家除应用个人的判断，对于不同的若干组资料加以抉择，对于论据加以组织外，很少致力于史料的分析、批判、比较或推断。

第一批正规的历史学家中，有伊本·古太白，他的全名是阿卜杜拉· 伊本·穆斯林·伊本·古太白②(889年死于巴格达)，他的著作《知识书》(Kitāb al-Ma‘ārif)③是一部历史手册。还有跟他同时代的艾卜·哈尼法·艾哈迈德·迪奈韦里(895年卒)④，他活跃于伊斯巴罕(伊斯法罕)和迪奈韦尔 (在波斯的伊拉克)。他的主要著作，是《长篇记述》(al—Akhbår al—■iwål)，①这是用波斯人的观点写成的一部世界史。这两位历史学家，都是波斯血统的，除史书外，还写了一些文学的和语言学的著作。在同一时代活动的，还有地理学家兼历史学家叶耳孤比，他所著的《世界史摘要》终止于回历258年(公元872年)。书中保存了古代的、并非伪造的十叶派传说②。这一批历史学家里，还有哈木宰·伊斯法哈尼，他在伊斯法罕工作，约在961年死在那里，他所著的稍带批评的编年史，是较早就为现代欧洲人所熟悉的③。波斯血统的另外一位伟大的历史学家，是米斯凯韦(1030年卒)④，他在阿杜德·道莱的布韦希王朝的宫廷中担任重要的官职，编写了一部终止于回历369年(公元 979—980年)的世界史50000492_0460_4⑤。米斯凯韦又是哲学家和医生，是第一流的穆斯林的历史学家。至于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无疑的是泰伯里和麦斯欧迪了。

泰伯里出生于波斯境内里海南岸山区的泰伯里斯坦，故以泰伯里为姓，他的名字是穆罕默德·伊本·哲利尔，号艾卜·哲耳法尔(838—923年)，他在学术上的声望很高，因为写下了两部伟大的著作，一部是异常周密而且精确的历史：《历代先知和帝王史》(Ta’r■kh al-Rusul w-al-Mul■k)⑥，另一部是《古兰经注》⑦。这部注释的原稿规模还要大得多，其中包括最早的、内容最丰富的经外传说。这部注释已经成了标准，后来的《古兰经》注，都从这部注释中汲取资料。他关于世界史的不朽的著作，是阿拉伯语中第一部完备的著作，也成为后代的历史学家米斯凯韦、伊本·艾西尔、艾卜勒·菲达等人的资料。泰伯里也象其他的大多数穆斯林史学家那样，把历史事件依照回历的年代编排起来。他的这部历史，从创造世界讲起，一直讲到回历302年 (公元915年)。这种编年体的历史，在他之前，有瓦基迪和别的历史学家曾经写过；在他之后，米斯凯韦、伊本·艾西尔、艾卜勒·菲达(1273—1331 年)①和戴海比(1274—1348年)②，也曾经写过。泰伯里的历史，据说初版的卷帙比现存的版本多十倍。他用于历史的记载方法，就是宗教传说的方法，也就是详细地记载传说的线索。泰伯里一方面利用保存到当代的历史资料，如伊本·易司哈格、凯勒比、瓦基迪、伊本·赛耳德、伊本·穆盖法耳等的著作和几种波斯历史的阿拉伯语译本，一方面利用自己在各地旅行时搜集到的口头传说，以及自己在巴格达和其它文化中心求学时期，从各位舍赫(长老)听到的讲演。他曾做过学术性的旅行，足迹遍于波斯、伊拉克、叙利亚和埃及③。有一次，他没有吃的，只好把衬衫的套筒取下来，换取度日的食物。根据普遍的传说，泰伯里在四十年内，每天写四十张稿子，他治学的辛勤，由此可以想见了④。

艾卜·哈桑·阿里·麦斯欧迪 ⑤，被称为阿拉伯的希罗多德，他是用纪事本末体编写历史的第一个阿拉伯人。他不把各种事件按年代编排，却围绕着朝代、帝王、民族来编排，后来，伊本·赫勒敦和一些小历史学家，都采用了这种方法。他又是善于利用历史轶事的第一个阿拉伯人。年轻的麦斯欧迪，是唯理的穆尔太齐赖派。他从事于当日盛行的学术旅行。他离开故乡巴格达①，几乎走遍亚洲各国，甚至还远达桑给巴尔。他曾否到过中国和马达加斯加岛，是值得怀疑的。他平生的最后十年，是在叙利亚和埃及度过的，在这十年期间，他把所搜集到的资料编成三十册的伟大著作，但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部摘要，叫做《黄金草原和珠玑宝藏》(Mur■j al-Dhahab wa-Ma‘■din al-Jawhar) ②。在这部史地百科全书的著作中，著者除研究正规的穆斯林的题目外，还用宽宏大量的态度和真正科学的好奇心，研究了印度、波斯、罗马、犹太的历史和宗教 ③。在这部巨作中，他一开头就说，现在的干旱地区是过去的海，现在的海是过去的干旱地区——这都是自然界作用的结果。麦斯欧迪于957年卒于弗斯塔德④，生前曾将自己关于历史和自然哲学，以及当代哲学家关于矿物、植物、动物之间的秩序的见解⑤总结起来，写成一本专论，叫做《提醒和监督》(al- Tanb■h w-al-Ish-r■f)⑥，他在这方面可与普林尼⑦媲美。

阿拉伯语的历史编纂，到了泰伯里和麦斯欧迪，已登峰造极了，在米斯凯韦(1030年卒)以后，则开始急剧下降。伊本·艾西尔(1160—1234年)①节录泰伯里的著作，并加以补充，写到1231年，这部书叫做《历史大全》(al-K■mil fi al-Ta’rīkh)②。书中关于十字军战役的记载，是一种新颖的贡献。伊本·艾西尔还写了一部重要的著作，叫做《莽丛群狮》(’Usd al-Gh■bah)③，是穆罕默德七千五百位弟子的列传。与他同时代的人伊本·召齐的外孙(1186—1257年)④出生于巴格达，父亲是一个突厥奴隶，他的著作宏富，其中有一种世界史，从创造世界一直讲到1256年，叫做《时代宝鉴》(Mir’■t al-Zam■n fi Ta’rīkh al-A‘yy■m)⑤。阿拔斯王朝的史学家当中，有叙利亚大法官伊本·赫里康(1282年卒)，他是编纂民族人名辞典的第一个穆斯林。在他之前，雅古特曾著过《文学家人名辞典》，伊本·阿萨基尔(1177年卒)把与他的故乡大马士革有关的名人的传记写成八十册的专书⑥。泰伯里、麦斯欧迪、伊本·艾西尔和他们的同行，用阿拉伯语写作的这些著作，由于没有西方语言的译本，所以象其它大多数的东方史地名著一样，都是中世纪的西方读者所难接触到的。到了现代，有许多名著，已部分或全部译成欧洲语言了。但这不是说，阿拉伯的作家对于社会科学没有什么贡献。在评价他们在史学和其他学科方面的著作时，萨尔顿①曾热忱地宣告说：“人类主要的任务，已经由穆斯林们完成了。最伟大的哲学家法拉比，是穆斯林；最伟大的数学家艾卜·卡米勒②和伊本·息南③，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地理学家和百科全书家麦斯欧迪，是穆斯林；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泰伯里，是穆斯林。”

现在我们要讲到，阿拉伯人本着阿拉伯人和穆斯林的偏爱，而从事的智力活动。在这样发展起来的学科中最重要的是教义学、圣训学、教律学和语言学。在这方面的学者，大多数是阿拉伯人的苗裔；相反的，上面所讲过的医生、天文学家、数学家和化学家，都是叙利亚人、犹太人或波斯人的苗裔。

由于宗教的动机，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对于这几门学科早已注意，而且很感兴趣。他们要了解《古兰经》并加以解释，就必须钻研教义学和语言学。由于跟基督教徒接触，早在回历一世纪的时候，在大马士革就有教义学上的探讨，从而产生了唯能力论(al-Qadarīyah)和唯信德论(al-Murji’ah) 两个学派④。

作为教义的最重要的源泉，仅次于《古兰经》的是逊奈(al-Sunnah) ⑤，就是指先知穆罕默德的言论、行为、默认(taqrīr)三者而言的。在第一世纪时期，逊奈是口耳相传的，到了第二世纪时候，才记载下来，叫做哈迪斯 (■ad■th)。因此，哈迪斯就是先知的言语或行为的记录。哈迪斯还有一个更普遍的意义，就是圣门弟子或再传弟子的言语或行为的记录，也可以叫做哈迪斯 ①。从教律上的地位来说，先知的哈迪斯不能与《古兰经》相比拟，但是，从伊斯兰教思想的发展来说，先知的哈迪斯曾起了同样重大的影响。在哈迪斯中发言的是穆罕默德；在《古兰经》中发言的是真主。在哈迪斯中，只有意义是天启的；在《古兰经》中，意义和词句都是天启的。教义学和教律学的根据，首先是在《古兰经》中，其次是在哈迪斯中。穆斯林们从大量的宗教传说(哈迪斯)中发展了一门科学(‘ilm)，这是与其他的宗教完全不同的。

对虔诚的穆斯林来说，圣训学很快就变成了极其优越的科学②。“学问虽远在中国，亦当求之。”这是一章著名的圣训，为了响应先知的号召，未来的学者，在广大的哈里发帝国领域内从事长途的、辛苦的跋涉，主要的目的就是寻求圣训学。这种游学(al-ri■lah fi ■alab al-‘ilm)被提高成为一种完美的虔诚行为：因远道游学而病死在异乡的人，就和参加圣战而牺牲生命的人一样③。

在先知去世后二百五十年间，关于先知言行的记录增多了，也更丰富了。无论何时发生了宗教的、政治的或社会的问题，各党派都在先知的言语或决定中去寻找根据，来支持自己的见解，不管所找到的根据是真实的，或者是捏造的。阿里和艾卜·伯克尔之间的政治斗争，阿里和穆阿威叶之间的战争，阿拔斯王朝和伍麦叶王朝之间的怨恨，阿拉伯人和非阿拉伯人之间争执得很剧烈的孰优孰劣的问题，这些争端和类似的事变，都给哈迪斯的捏造和传播提供了充足的机会。哈迪斯的制造，也有商业的价值，许多教师靠《哈迪斯》发财致富。伊本·艾比·奥查于772年在库法被处死刑之前，承认他曾把自己创作的四千章传说到处传播①。麦地那学派所传的哈迪斯比库法学派所传的通常受到更多的重视，但是麦地那的传述者，并不是都不受怀疑。例如艾卜·胡赖莱，是先知的弟子，又是热心传播他

儿童教育，是从家庭开始的。儿童才会说话，他父亲就应该教他读清真言(al-kalimah)：“除真主外，绝无应受崇拜的。”(La ilāhailla-l-Lāh)他满六岁的时候，就应该学习礼拜。他的正式教育，从此开始了②。

小学校(kuttāb)，即使不是清真寺本身，也是清真寺的附属物。小学的课程，是以《古兰经》为核心的，《古兰经》是小学生的读本。他们一面学习朗读，一面学习书法。1184年，伊本·祝拜尔访问大马士革的时候③，注意到小学生的练习材料，不是《古兰经》的明文，却是世俗的诗句，因为把真主的言辞涂抹掉，有亵渎《古兰经》的意思。除读书和写字外，学生还要学习阿拉伯语法、历代先知的故事(特别是穆罕默德的故事)、初等算术原理、诗词，但是不学情诗。在全部课程中，特别着重背诵。巴格达小学校中成绩优良的学生所得的报酬是，骑着骆驼，在大街上游行，观众向他们投掷巴旦杏。有一次发生了悲剧性的事件，因为有一个小学生的眼睛，被巴旦杏打瞎了①。这种祝贺小学生能背诵全部《古兰经》的场面，在现在的穆斯林国家，还不是罕见的。有时，由于一个小学生能把《古兰经》的某部分背得纯熟，教师还会放全体小学生一天或半天的假。

女孩子受初级的宗教教育，是受欢迎的，因为那是她们的智力所能及的，但是，没有人特别愿意指导她们沿着科学的道路前进，因为在这条道路上，处处是花朵，处处是荆棘。难道妇女活动的范围不终归是以纺车为中心吗②？富足人家的子弟，有家庭教师，教他们宗教学、纯文学和作诗法。这些家庭教师，通常是非阿拉伯血统的。贵族教育的理想，可以从哈里发赖世德对他儿子艾敏的师傅的指示中看出来，他说：

“你随时随地都叫他受到你的教益，但是不要过分严格，以免压抑他的才能，也不要过于宽大，以免他习于闲散；你要尽量用亲切和温和的手段矫正他，如果他不肯改正，就应该采取严峻的手段③。

教鞭被认为是教师所必有的设备之一，由上文可以看出来，哈里发赞成对他的孩子们使用教鞭。伊本·西那在他所著的《政治论文》(Risālat al-Siyāsah)中有专章论述父亲如何对待儿子，他在这一章里曾提到“动手”是教育艺术中一种有效的办法④。

小学教员被称为教师(mu‘allim)，有时被叫做教义学家(faq-īh)，因为他是受过教义学的训练的，小学教员的社会地位，是比较低的。有一句人们爱说的格言说：“不要向小学教员、牧人和冶游郎请教①。”麦蒙时代的一位法官，竟然拒绝承认小学教员在法庭上的作证。阿拉伯文学书里有些轶事，是以小学教员为题材的，把他描绘成一个大傻瓜。“比小学教员还要笨”，已经成为流行的比喻②。但是，比较高级的教师大体上还是很受尊敬的。教师们显然是加入一种行会的，学生修完了教师所规定的课程，而且考试及格，教师就发给他们一张证书(ijāzah)。宰尔努几曾于1203年著《教育学》③，他在一个专章里嘱咐学生要尊师重道，并曾引证哈里发阿里的格言：“谁教我一个字，我愿终身做他的奴隶。”宰尔努几曾用阿拉伯语著作过四十多篇最著名的教育学论文，其中一大半还以手稿的形式保藏在图书馆里面④。

伊斯兰教第一所著名的高等教育机关，是麦蒙于830年在他的首都建设的智慧馆(Bayt al-Hikmah)。这个机关除用做翻译馆外，还起科学院和公共图书馆的作用，里面还附设一座天文台。值得记住的是，在这个时期出现的许多天文台，也是教授天文学的学校，正如在这个时代开始出现的许多医院，也用作学习医学的中心一样。但是，伊斯兰教的头一所真正的高等学校⑤，也就是能供给学生的物质需要，而且成为较晚的高等学校的范例的，要算尼采米亚大学，那是开明的尼采木·木勒克于1065—1067年创设的，他是塞尔柱克王朝的两位素丹艾勒卜·艾尔斯兰和马里克沙的波斯籍大臣，是大诗人欧麦尔·赫雅木的庇护人。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们跟布韦希王朝和其他篡夺了伊斯兰教的政权的非阿拉伯籍素丹们一样，他们在庇护艺术和高等教育方面，互相竞赛，大概是打算借此收买人心。尼采米亚大学是一所宗教大学(madrasah)，专门研究沙斐仪派的教律学和正统的艾什耳里派的教义学。《古兰经》和古诗，成为这所高等学校人文学(‘ilm al-adab)的主要学习课程，正如古典文学后来变成欧洲各大学的主要课程一样。学生们在这所大学里面寄宿，有许多学生还享受奖学金的待遇。有人说，这所大学的某些规章制度，似乎成为早期的欧洲大学的先例①。据历史家的记载，有一个学生于1187年去世，他没有继承人，法院派了一个代表去查封他以前居住的寝室，学生们群起反对，由此可见学生们的团结精神②。

尼采米亚大学是一所为政府所承认的宗教学院。伊本·艾西尔曾引证一位讲师(mudarrīs)的事件：他虽接到聘书，但是未能就职，因为还要等待哈里发的批准③。一次聘请一位讲师，是很显然的④。每位讲师的手下有两三个助教(mu‘īd)⑤，助教的任务是在课下辅导天资较差的学生学习课文，并且解答他们的疑难问题。伊本·祝拜尔有一次去听课，那是一位第一流教授在晌礼后讲授的课程①。讲课者站在讲台上讲，学生们坐在小凳子上听，他们纷纷提出书面的或口头的问题和他穷究，直到哺礼时才下课。就是在这所尼采米亚大学里，安萨里曾授课四年(1091—1095年)②。安萨里著《圣学复苏》(Ihyā’‘Ulūm al-Din)一书时，曾以教育论为第一章③，他在这章里反对以传授知识为教育宗旨的说法，而强调激励学生的伦理意识的必要性，这样他就成为伊斯兰教中使教育问题同一种奥妙的伦理体系发生有机联系的第一位著作家。尼采米亚大学晚期杰出的教授当中，有白哈艾丁，是萨拉哈丁(萨拉丁)传的著者，他在自己的回忆录里告诉我们④(伊本·赫里康加以转述)，有一群学生，为了加强记忆力，有一次饮了很浓的槚如树(anacardia)子仁浸剂 50000492_0487_4⑤，其中一个学生完全丧失了理智，赤身裸体地去上课。在全班的哄堂大笑声中，有人问他为什么那样精赤条条的，他严肃地回答说，他和同学们一起尝试了槚如树子仁浸剂，他们都变成了疯子，只有他个人幸免于疯狂。

1258 年，旭烈兀攻克巴格达，这个首都惨遭浩劫的时候，尼采米亚大学还存在，1393年鞑靼人在帖木儿的率领下，第二次攻克巴格达的时候，这所大学也还存在，过了两年多，才和姐妹学校穆斯坦绥里亚大学合并起来。倒数第二位哈里发穆斯坦绥尔⑥，于1234年建立这后一所宗教大学，讲授正统派四大家的教律学，故有此校名。这所学校的入口，有一个计时器(无疑是一个漏壶)，学校里有沐浴室和厨房，还有校医院和图书馆的设备。伊本·白图泰①于1327年访问过巴格达，曾给我们作了一个关于这所学校的详尽的描绘。这所建筑物于1961年改做博物馆，阿拔斯宫现在也是一所博物馆。这是从阿拔斯王朝时代一直保存到现在的绝无仅有的两座古建筑物。

除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外，塞尔柱克王朝的这位大臣，还在内沙布尔和帝国中其他的城市里，建立过别的几所宗教学校。在萨拉哈丁之前，他是伊斯兰教中高等教育的最伟大的庇护者。尼采米亚式的宗教学校(madrasah)曾遍及于呼罗珊、伊拉克和叙利亚。建立一所宗教学校，在伊斯兰教中一向被认为是值得称赞的行为。这可以说明旅行家们所报道的学校为什么有那样多。据伊本·祝拜尔的统计②，巴格达共有学校三十几所；在萨拉哈丁的统治下，正处在黄金时代的大马士革，有学校二十几所；摩苏尔有六、七所；希姆斯只有一所。

所有这些高等宗教学院，都以圣训学为课程的基础，并且特别着重背诵。在那个时代，还没有日记和备忘录，记忆能力一定是发展到惊人的境地，如果我们相信那些史料的话。安萨里能背诵圣训三十万章，因而赢得了《伊斯兰教权威》(hujjat al-Islām)的头衔。据说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能背记圣训一百万章③。有些人为测验布哈里的记忆力，把一百个传说的线索(isnād)和传说的正文(matn)弄得乱七八糟，但是，他全凭记忆力，把这一百个传说精密地整理出来①。诗人们在记忆力上可以同传说者媲美。大诗人穆台奈比从一个书商借到一本书，读一遍就完全背记住了，他认为没有买那本书的必要了，所以退还了书商。还有许许多多同一性质的轶事，用来说明艾卜·台马木和麦阿里两位诗人惊人的记忆力。

有系统的成人教育，是不存在的，但是，穆斯林城市所有的清真寺，差不多都用作重要的教育中心。一个游客，来到一个新城市的时候，只要走进当地举行聚礼的清真寺，就一定能够听到圣训学的课程。麦格迪西告诉我们，在他访问辽远的苏斯城的时候，情况就是这样②。这位十世纪时的爱好旅行的地理学家，曾在他的故乡巴勒斯坦，在叙利亚、埃及和法里斯等地的清真寺里，发现许多小组(halqah)和集会(majlis)，坐在宗教学者、《古兰经》读者和文学家们的周围③。伊马木沙斐仪，曾在埃及弗斯塔德的阿慕尔清真寺主持这样的小组学习，他每天早晨讲授各种学科，直到820年去世为止④。伊本·郝盖勒，曾提到锡吉斯坦有同样的集会⑤。在这种集会上，不仅讲授宗教学科，而且讲授语言学和诗学⑥。每个穆斯林，都可以自由地到清真寺里去听讲，这种教育制度，跟伊斯兰教的学校一起，保存到十一世纪。

各地清真寺的这些小组，使我们想起另一种形式的同人俱乐部，主要是文学性质的俱乐部，那是在贵族和文化人家里举行的文学集会(majālis al-adab)⑦，即文学沙笼。这种集会在阿拔斯王朝很早就开始出现了。在早期的几位哈里发的面前，常常举行诗歌竞赛会、宗教辩论会、文学讨论会。现存的少数著作，都应该归功于此类辩论会①。

清真寺也被用作图书收藏所。多亏大家的捐赠和遗赠，清真寺图书馆的藏书，特别是宗教文献方面的藏书，很快地丰富起来了。史学家巴格达人赫兑卜(1002—1071年)曾把自己的藏书遗赠给穆斯林们，作为永远管业(waqf，外格夫)，不过这些书收藏在他的一位好朋友家里②，象他这样遗赠图书的还很多。由高官显宦，或富商巨贾捐资兴建的其他许多半公开式的图书馆，收藏着关于逻辑、哲学、天文学和其他科学的书籍③。学者和有身分的人，即使要到私人的藏书室去看书，也不难找到门路。在十世纪中叶以前，摩苏尔有一所图书馆，是一位公民捐资兴建的，到那里去抄写资料的研究者，由图书馆免费供给纸张④。布韦希王朝的阿杜德·道莱(977—982年在位)曾在设拉子创建一所图书馆(khizānatal-kutub)，图书按类收藏在书架上，有分类的图书目录，由正规的职员负责管理⑤。在同一个世纪，巴士拉有一所图书馆，凡在该馆从事研究工作的学者，都由该馆的主人发给生活费⑥。在同一时代，赖伊有一所书楼，收藏的手稿，四百只骆驼也驮不了，图书目录共十大册⑦。图书馆还被用作科学研究和科学辩论的场所。雅古特为了编辑他的《地名辞典》，曾花了三年的工夫，从木鹿和花拉子模的各图书馆搜集资料，1220年，他从那里逃命，因为成吉思汗已统率着他的劫掠大军，迫近那些文化城市了，后来，成吉思汗把那些图书馆统统焚毁了。

作为商业和文化机构的书店，在阿拔斯王朝初期也出现了。叶耳孤比①断言，在他那个时代(891年)首都已经有一百家书店，聚集在一条大街上。这些书店，就象现在开罗和大马士革的那些书店一样，有很多是设在清真寺旁边的棚店，但无疑有些书店规模之大，足以变成为鉴定家和藏书家的中心。书商本人往往是书法家、抄写家和文学家，他们不仅把自己的书店当做藏书室和工作室，而且当做文学讨论的中心。他们在社会上所占据的并不是一个不显眼的地位。雅古特是以书店的职员的身分开始其著作事业的奈迪木(995年卒)又被叫做瓦拉格(抄写员)，他本人显然是一个图书馆员或书商，他所著的《书目》(al－Fihrist)是一部惊人的渊博的著作，他是值得我们感谢的。他在这部著作里②告诉我们，伊拉克有一位藏书家，他的巨大的书库所藏的手写本，有羊皮纸的，有埃及的纸草纸的，有中国纸的，有皮卷轴的，每部抄本上都有书法家本人的署名，而且有五、六代的学者所作的鉴定语。

直到回历三世纪初，书写的材料，是羊皮纸或者纸草纸。有些写在羊皮纸上的公文，在艾敏和麦蒙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中，被人劫掠了去，后来洗刷干净之后，又卖到市场上来③。三世纪初，有些中国纸输入伊拉克，但是，造纸工业不久就变成本国的工业了。我们在前面已经指出，某些中国战俘，在751年把用亚麻或者大麻屑造纸的方法传入撒马尔罕①。在古代阿拉伯语中，纸的名称“卡埃德”(kāghad)，或许是由波斯人间接传入的中国名词。造纸术不久就从撒马尔罕传入伊拉克。794年，伯尔麦克人法德勒·伊本·叶哈雅任呼罗珊的地方长官，由于他的建议，第一所造纸厂成立于巴格达②。他的弟弟哲耳法尔任哈伦的大臣时，下令政府各机关一律用纸张代替羊皮纸③。其他穆斯林城市纷纷建立撒马尔罕式的造纸厂。在帖哈麦创办了一所土纸厂，用植物纤维造纸④。在麦格迪西时代⑤，撒马尔罕出产的纸张，仍然被评为最精美的。但是，在下一个世纪，十一世纪时，的黎波里等叙利亚城市生产的纸张，质量就更高了⑥。九世纪末叶，造纸术从西亚传入尼罗河三角洲，那里有几个城市，自古以来就出产纸草纸，叫做“盖拉颓斯”(qarā-tīs)⑦，向说希腊语的地区输出。十世纪末，在整个穆斯林世界，纸张已成功地取代了纸草纸和羊皮纸。

在阿拔斯王朝的初期，已经有一批受过高等教育的优秀分子，这是完全可以承认的，至于人民群众的文化水平究竟有多高，那就很难断定了。巴格达有一位学者，饿着肚子，女儿又病了，没有医药费，他自己的藏书，要卖又舍不得，很是踌躇不决。这个故事，见雅古特的记载①。《一千零一夜》里有一个故事(438—461夜)，讲述一个受过教育的女奴台瓦杜德姑娘怎样答复许多科学大家提出的问题，这个故事可以作为一个指标，用来衡量哈伦时代到十二世纪时侯，知识分子的文化程度。依照台瓦杜德的说法，才智分两类：一类是先天的，一类是后天的。才智藏于心脏，真主把才智寄存在心里，从那里再上升到脑子里去。每个人有三百六十条血管，二百四十根骨头和五种感官。人是由水、土、火、风四行配合而成的。胃在心脏的前面，肺是通往心脏的风箱。怜悯藏于肝脏，笑藏于脾脏，诡诈藏于肾脏。头有五种机能：感觉、想象、意志、幻想、记忆。胃脏是百病之根，饮食是百药之源。行星有七个：太阳、月亮、水星、金星、火星、木星、土星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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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参阅Ghazzāli，Ihyā’，vol.i,p.83。
③ P.272。
① Aghāni，vol.xviii，p.101。
② 参阅Mubarrad，p.150。1.3。
③ Mas‘ūdi，vol.vi，pp.321—322；ibn-Khaldūn，Muqaddamah，pp.475—476。
④ Ed.Luwīs Ma‘lūf in al-Mashriq，vol.ix(1906)，p.1074。
① Jāhiz，Bayān，vol.i，p.173。
② 在上述引文中。
③ Ta‘līm al－Muta‘allim Tariq al-Ta‘allum，ed. C.Caspari.(Leipzig，1838)，pp.14—19。参阅Ghazzāli，vol.i，pp.8—11。
④ 这些著作的名单可以参阅 Khalil A.Totah，The Contribution of the Arabs-to Education(New York，1926)，pp.67—76。(参阅马坚译《回教教育史》)，商务印书馆1946年再版，第104页。——译者)
⑤ 参阅Suyūti，Husn，vol.ii，pp.156—157；Qazwīni，Athār，p.276。
① ReubenLevy，ABaghdādChronicle(Cambridge，1929)，p.193。
② Ibn-al-Athīr，vol.xi，p.115。
③ Vol.xi，p.100。
④ Ibn-al-Athīr，vol.x，p.123。
⑤ 参阅ibn-Khallikān，vol.iii，p.430。
① Pp.219—220。
② Ibn-Khallikān，vol.ii，p.246；al-Munqidh min al-Dalāl(Cairo，1329)， pp.29—30。
③ Vol.i，pp.43—49；Ayyuhā al-Walad.ed.and tr.Hammer-Purgstall(Vienna，1838)；tr.(Eng.)G.H.Scherer(Beirūt，1933)。
④ Vol.iii，pp.435以下。
⑤ 阿拉伯语的balādhur发源于波斯语的balādur。著名的历史学家al-Ba1ādhuri据说是因喝了槚如树子(Cashew nut)仁的浸剂而死的，故有此绰号。
⑥ Abu-al-Fidā’，vol.iii，p.179。
① Abu-al-Fidā’，vol.ii，pp.108—109。
② P.229，l.10，p.283，l.8，p.236，ll.1—2，p.258，l.20。
③ Ibn-Khallikān，vol.i，p.28。
① Ibn-Khallikān，vol.ii，pp.230－231。
② Maqdisi，p.415。
③ Maqdisi，pp.182，179，l.20，pp.205，439，l.11。
④ Yāqūt，Udabā’，vol.vi，p.383；Suyūti，Husn，vol.i，p.136。
⑤ P.317。
⑥ Yāqūt，vol.iv，p.135，ll.14—16，vol.vi，p.432， ll.14—16。
⑦ Aghānt，vol.xviii，p.101。
① 参阅本书第354页。
② Yāqūt，vol.i，p.252，vol.iv，p.287。
③ Yāqūt，vol.v，p.467。
④ Yāqūt，vol.ii，p.420。
⑤ Maqdisi，p.449。参阅Yāqūt，vol.v，P.446。
⑥ Maqdisi，p.413。
⑦ Yāqūt，vol.ii，p.315。
① P.245。
② P.40。
③ Fihrist，p.21。
① W.Barthold，Turkestan down to the Mongol Invansion，2nd ed.(Oxford，1928)，pp.236—237。参阅Fihrist，p.21。
② Ibn-Khaldūn，Muqaddamah，p.352。
③ Maqrīzi，Khitat，ed.Wiet，vol.ii，p.34。参阅Qalqashandi，vol.ii，pp.475—476。
④ 参阅 Fihrist，p.40，l.23。
⑤ P.326。
⑥ Nāsir-i-Khusraw，Sefer Nāmeh，ed.and tr.Charles Schefer(Paris，1881)text p.12，tr.p.41。
⑦ 单数qirtās是从希腊语的chartēs得来的。参阅Ya‘qūbi，P.338，ll.8，13，Qalqashandi，vol.ii，p.474。参阅本书第347页。
① Yāqūt.vol.i，pp.38—39。
② 这些行星，正是托勒密体系的行星。后面的五座行星是亚述人和巴比伦人所认识的；Jastrow，Civilization of Babylonia，p.261。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闪族的阿拉伯人，在美术方面，也象在诗歌方面一样，证明自己对于特殊的东西和主观的东西，有锐敏的识别力，对于细节，有细致的感觉，但是，缺乏一种特殊的才能，不能把各个部分加以协调和统一，使其成为一个伟大的、联合的整体。然而特别是在建筑和绘画方面，他们并没有象十世纪以后在科学方面那样很早就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进步，而后来便停止不前了。

一度点缀过曼苏尔和赖世德的首都的建筑学古迹，现在已荡然无存了，但是伊斯兰教最堂皇的两大建筑物，还保存到如今，就是大马士革的伍麦叶清真寺和耶路撒冷的磐石上的圆顶寺，这两座古迹是在伍麦叶王朝初期建成的。巴格达的创建者，建筑了哈里发宫殿金门宫(bāb al-dhahab)，也叫绿圆顶宫(al-qubbah，āl-khadrā’)，还建成永恒宫(qasr al-Khuld)，并且特地为太子麦海迪建筑了鲁萨法宫①；伯尔麦克人也在舍马西叶②建筑了一些公馆；在迁都萨马腊以后，又重新建都于巴格达的穆耳台迪德(892—902年在位)花了四十万第纳尔③建成了昂宿宫(al-thurayyā)，同时还在隔壁建筑了皇冕宫(al-tāj)④，由他儿子穆克台菲 (902—908年在位)最后加以完成；穆格台迪尔(908—932年在位)建筑了独一无二的宫殿异树宫(dāral-shajarah)，因水池里有一棵金银树而得名；布韦希族人花了一百万第纳尔，建筑了穆仪齐叶(al-Mu‘izzīyah)公馆——因穆仪兹·道莱(932—967年)而得名⑤。这些宫殿和公馆，以及同类的其他建筑物，没有一点遗迹残存下来，可以让我们窥见那些建筑物的壮丽辉煌。艾敏和麦蒙争夺哈里发职位的内战，使这些宫殿遭到了蹂躏。1258年，旭烈兀对巴格达的破坏和许多自然的原因，使这些古文物荡然无存，到现在，连极大部分宫殿的遗址都找不到了。

在首都的外面，阿拔斯王朝的废墟，其年代可考的，没有超过穆耳台绥木(833—842年在位)和他儿子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两人在位的时代的。穆耳台绥木建立了萨马腊，他儿子则建立了萨马腊清真大寺①。这所清真大寺，花了七十万第纳尔才建成②，是长方形的，窗子上有繁叶饰的弓架结构，这说明这座建筑物受到印度的影响。无论在这座清真寺里，或者在萨马拉附近的艾卜·杜来福清真寺(也是九世纪中叶的建筑物)里，在正面(qiblah)的墙上都找不到凹壁(mihrāb)的任何痕迹。凹壁似乎是叙利亚人的一件发明，很可能是受基督教教堂东面的半圆室的影响③。在萨马腊清真大寺的墙壁对面，耸立着一座高塔，类似古代的巴比伦的庙塔(ziggurat)①。伊本·突伦建筑清真大寺(876—879年)的尖塔时，曾模仿了这座塔的式样，在那座清真寺里，尖锐的弓形结构，第三次出现于埃及。第一次是出现于重修的阿慕尔清真大寺(827年)，第二次是出现于尼罗水位计(861年)。赖盖的古物(八世纪晚期的建筑)和萨马腊的古物等阿拔斯王朝的遗迹，都继续了亚洲的建筑学传统，特别是波斯的建筑学传统；相反，伍麦叶王朝的建筑物，都带有拜占廷一叙利亚艺术明显的痕迹。在萨珊王朝(公元226—641年)时代，波斯出现一种独特的建筑式样，其特点是卵形的或者椭圆的圆顶、半圆形的弓架结构、螺蛳形的塔、锯齿状的雉堞、用瓷砖砌的墙和用金属版盖的屋顶。这种式样，已成为阿拔斯王朝艺术结构中一个最有力的因素。

《古兰经》明文禁酒，穆斯林社会还是有人饮酒，宗教学者反对各种描绘艺术②，就更不能制止描绘艺术沿着伊斯兰教的方向发展了。我们已经指出，曼苏尔在他的宫殿的圆顶上安置一个骑士的雕像，可能是用做风信鸡；艾敏在底格里斯河上的游艇，是造成狮子、老鹰和海豚的形状的；穆格台迪尔有一棵金银树，有十八个枝条，种在宫里的一个大水池中。水池的每个边上站着十五个骑士的雕像，他们身穿绣花战袍，手持长矛，不断地运动着，仿佛是在进行战斗。

在836 年建设萨马腊的哈里发穆耳台绥木，曾下令依照阿木赖小宫的风格，用壁画装潢他的宫墙。壁画的内容，是裸体美人和狩猎图，可能都是基督教艺术家的作品。在他的第二位继任者穆台瓦基勒时代，这座临时首都达到了繁荣的顶点①，这位哈里发聘请一批拜占廷画家，在宫墙上画壁画，他们毫无顾忌地在某堵墙上画了一幅基督教教堂图，上面还有许多僧侣②。

就伊斯兰教来说，绘画为宗教服务，是在较晚的时期，绘画从来没有成为伊斯兰教的侍女，象她成为佛教和基督教的侍女那样。先知的画像，是一位阿拉伯旅行家在中国的皇宫里看到的，这是关于先知有画像的最早的记载 ③，但是，那可能是景教徒所画的。卜拉格(Burāq，飞马)的许多形象，似乎是通过波斯的途径，以希腊的半人半马的怪物或古代巴比伦的人头兽身的有翼的牲畜为蓝本的。然而穆斯林的宗教绘画，直到十四世纪初，才正式出现。这种绘画，显然发源于东方基督教教会的艺术，特别是一性教和景教的艺术，正如阿诺德所考证的那样④，而且是从书籍的插画发展起来的。在纤细的插画中，摩尼教的影响，有时是显而易见的⑤。论述伊斯兰画家历史的阿拉伯语著作，本来是很少的，不幸连一本也没有流传下来——人们对这个题目真是不感兴趣。

有插图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写本，保存到现在的是苏非的天文学书，写成的年代是1005年(现藏于列宁格勒)。纯文学的著作，只有公元十二、三世纪的《凯利莱和迪木奈》、哈利利的《麦嘎麻特》和《乐府诗集》①等代表作，更古的就没有了。由这些纤细的插图看来，那些画家不是受到基督教绘画传统的影响，就是地道的基督教画家。这般不顾教义学家的教训的穆斯林，不能不先聘请一性教的或景教的画家替他们绘画，而后才能花时间去培养伊斯兰教独立的艺术家。波斯有自己古老的印度—伊朗的才能和传统，所以变成早期培养此类独立画家的特别肥沃的土壤。有一种流行的想法认为，波斯之所以能培养出独立的画家，是由于那里有非国教的十叶派倾向的缘故，这种看法是不正确的，因为在1502年萨法威王朝建立以后，十叶派才盛行于波斯，成为国教。

自远古以来，波斯人就表明了自己精于装饰图案和色彩。由于他们的努力，伊斯兰教的工业艺术，才达到了高度优美的地步。跟法老的埃及同样古老的地毯工业，特别发达。狩猎图和园林图，是受欢迎的地毯图案，染色的时候在颜料里加明矾，就能使许多颜色很耐久。埃及和叙利亚的穆斯林手织机所织的有装饰的丝织品，在欧洲获得了极高的评价，以致十字军和其他的西方人，选用这种纺织品，作为圣骨的敛衣。

陶业也是跟埃及和苏萨同样古老的一种艺术，在陶器上描绘人物、翎毛、花卉，以及几何图案、金石文字，其所达到的优美程度，远非穆斯林其它任何艺术所能比拟①。尽管教律学家反对雕塑艺术和描绘艺术的偏见在回历二、三世纪已经具体化了，陶器业和金属业仍生产了许多优异的产品，不亚于中世纪的任何产品。印着常见花卉的瓷砖，是从波斯传入大马士革的，大马士革出产的瓷砖和镶嵌细工，都是很受欢迎的，被用来做建筑物内部和外部的装饰。阿拉伯文字，比其它文字都更适于做装饰图案，因而变成了伊斯兰艺术的重要花样。阿拉伯字体甚至变成了宗教的象征。特别是在安提俄克、阿勒颇、大马士革和象提尔那样的古代腓尼基城市里面，加釉玻璃工业和玻璃装金工业，已达到完美的境地。陈列在巴黎卢佛尔博物馆、伦敦大英博物馆和开罗阿拉伯博物馆里的珍贵美术品里面，都有在巴格达的萨马腊和开罗的弗斯塔特出土的精妙的作品，包括盘子、杯子、花瓶、水罐、家庭用的灯和清真寺用的灯，上面都有辉煌灿烂的光泽，或者涂上半透明的金属色料，能反映各种颜色。

书法的艺术所以有威望，是由于书法的目的是使天经永垂不朽，而且得到《古兰经》 (68：1，96：4)的赞成，这种艺术在回历二世纪或三世纪时兴盛起来，不久就变成了享有极高评价的艺术①。书法完全是伊斯兰教的艺术，书法对于绘画的影响，是值得注意的。穆斯林不能描绘翎毛花卉，以发挥其审美的天性，于是凭书法艺术来表达这种天性。书法家受人尊重的地位，远远超出画家之上。甚至统治者也借抄写《古兰经》来积累阴功。阿拉伯语的历史著作和文学作品，替我们保存了几位书法家的姓名，并加以褒奖，但是，他们对于建筑家、画家和金属器制作家，却一字不提。阿拉伯书法的奠基者，是赖哈尼②(又叫列哈尼，834年卒)。他在麦蒙时代享盛名，完成了赖哈尼体的书法。其次是伊本·木格莱(886— 940年)，曾任阿拔斯王朝的大臣，哈里发拉迪把他的右手割掉，他还用左手写出优美的书法，甚至把笔绑在右手的残肢上也能写字③。再其次是伊本·伯瓦卜④ (1022或1032年卒)，他父亲是巴格达典礼局长的儿子，是木哈盖格(muhaqqaq)体书法的发明者。阿拔斯王朝最末期出名的最后的书法家，是雅古特·穆斯台耳绥米，他是最后一位哈里发的宫廷书法家，他的书法自成一家，叫做雅古特体。根据现存的雅古特和其他著名书法家的书法样本来判断，他们艺术上的功绩并不算高⑤。书法大概是今人胜过古人的唯一的阿拉伯艺术，现在，可以在伊斯坦布尔、开罗、贝鲁特和大马士革找到许多基督教的和伊斯兰教的书法家，他们的作品，在优美和秀丽方面，超乎古人的任何杰作。

不仅书法的进步和繁荣是由于天经的关系，与书法有关的彩饰、插图和装订等艺术的发生和发展，也是由于天经的关系。彩饰书籍和装饰《古兰经》的艺术，是在阿拔斯王朝晚期开始的，到了塞尔柱克王朝和奴隶王朝时代，已经发展到最高峰了。景教和一性教绘画艺术，在这里也显然是发生主要影响的因素。穆斯林装金工人(mudhahhib)，是后起之秀，其地位的重要，仅次于书法家。这种艺术的范围后来扩大了，除《古兰经》外，还包括世俗的写本。

教律学家从前在大马士革反对音乐，没有什么效果，他们在巴格达又反对音乐，也没有什么效果。阿拔斯王朝的麦海迪，开始了伍麦叶王朝最后一位哈里发所没有完成的事业。他把麦加的谢雅图①(739—785年)和他的徒弟摩苏尔人易卜拉欣聘请来，而且加以庇护。“谢雅图的歌唱，比一个热水澡更能使发冷的人感到温暖”②，他的徒弟，摩苏尔人易卜拉欣(742—804年)，在他的师傅之后，变成了古典音乐的创设者。易卜拉欣出身于波斯贵族家庭③，幼年时在摩苏尔城外被人绑架，在拘留期间，学会了几支绿林曲子。他是首先用指挥棒打节拍的④，当三十个姑娘同时演奏琵琶的时候，有一个姑娘的第二根弦子拉得不够紧，奏出不协和的音调，都曾被他检查出来了⑤。后来，赖世德把他当做一个清客，让他在宫廷里服务，赏赐他十五万第尔汗，而且规定他的月薪是一万第尔汗。这位艺人还随时接受主人公的礼物，据说某次他演奏一支曲子，曾获得十万第尔汗的奖金。易卜拉欣有一个竞争者，但是手艺不如他，叫做伊本·查米耳，他是古莱氏族人，谢雅图是他的继父。《希世璎珞》的著者认为，“易卜拉欣多才多艺，是最伟大的音乐家；伊本·查米耳却有着最美妙的音调。”①赖世德曾问一位受宠的宫廷乐师对伊本 ·查米耳的意见，他回答说：“无论你怎样尝蜂蜜，它总是甜的，我怎能描写蜂蜜呢？”②

优雅而且灿烂的赖世德宫廷，不仅庇护科学和艺术，而且庇护音乐和歌唱，以致变成了音乐明星汇集的天河③。领取月薪的许多乐师，给宫廷奴隶中的男女歌手伴奏，他们的演奏成为无数奇妙轶事的主题，在《乐府诗集》④、《希世璎珞》、《文苑观止》(Niha’yah)、《书目》，特别是《天方夜谭》中，这些轶事都永垂不朽。在哈里发赖世德的庇护下，曾有两千个歌手参加一次定期的音乐节。他的儿子艾敏，曾举行过一次类似的音乐晚会，宫廷里的全体人员，不分性别，都参加了晚会，他们在一起跳舞，通宵达旦⑤。当麦蒙的部队围困巴格达的时候，艾敏悲惨地坐在底格里斯河河畔的宫殿里，静听他所恩宠的歌女为他演唱⑥。

赖世德的另一个被保护人，是穆哈里格(约在845年卒)，他是易卜拉欣的徒弟。他父亲开一个肉铺，年幼时，他替父亲叫卖，■喝的声音清扬而且洪亮，一个女歌手爱慕他的声音，就用重价把他买去，教他唱歌。后来他被卖给赖世德，他释放了他，还奖赏他十万第纳尔①，而且很尊重他，让他坐在自己的身旁。有一天晚上，他到底格里斯河岸去散步，一时高兴，引吭高歌。巴格达的大街小巷里，立刻出现了无数的火炬，来来往往，把整个巴格达照耀得如同白昼，原来是人民群众闻声而出，四处寻找，渴望听到这位杰出的歌手的演唱②。

摩苏尔人易卜拉欣的儿子易司哈格 (767—850年)是当代音乐家的首领，麦蒙和穆台瓦基勒都以他为清客③。在他父亲之后，他成为古典阿拉伯音乐的精神的化身。作为一个多才多艺的音乐家，他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音乐家”④。他象他父亲和齐尔雅卜一样，断言自己的曲调是精灵所提示的。

太平时代的这些音乐名手，以哈里发的朋友的身分获得不朽的名声。但是，他们不仅是音乐家，他们有天赋的、敏锐的才智，有坚强的记忆力，他们脑海里储藏着大量微妙的诗句和可爱的轶事。他们又是歌手，又是作曲家，又是诗人，又是学者，精通当代的一切科学知识。仅次于他们的，是器乐家(dārib)，在他们看来，琵琶是最可爱的；提琴(rabāb)是下级演奏者使用的。再其次是歌妓(qa-ynah)，她们照例是在幕后演奏的。这种歌妓，已成为闺房中不可缺少的点缀，抚养她们和训练她们，已发展成一种重要的技艺。为购买易司哈格教育出来的一个歌妓，埃及省长的信差出价三万第纳尔，拜占廷皇帝的使节也出三万第纳尔，而呼罗珊省长的信差却出四万第纳尔的高价。易司哈格为了解决这个难题，索性把那个歌妓解放了，而且娶她为妻子①。

巴格达的哈里发皇室出了几个著名的琵琶弹奏者、歌手和作曲家，那是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皇室所不能及的，在阿拔斯王朝的皇亲国戚中，麦海迪的儿子易卜拉欣，是最伟大的乐师兼歌手②，他是哈伦的弟弟，817年曾与自己的侄子麦蒙争夺哈里发的职位。瓦西格(842—847年在位)会弹琵琶，而且创作过一百个曲调③，是哈里发当中的第一位音乐家。在他之后，孟台绥尔(861—862年在位)和穆耳台兹(866—869年在位)，都表现出一些诗歌和音乐的才能④。但是哈里发当中唯一的真正音乐家，要数穆耳台米德(870—892年在位)，地理学家伊本·胡尔达兹比，当着他的面曾作了一次关于音乐和舞蹈的讲演，我们从这篇讲演获得许多当时音乐和舞蹈的宝贵知识⑤。

在阿拔斯王朝的黄金时代，曾翻译过许多希腊语的著作，其中只有少数是论述音乐理论的。亚里士多德关于音乐的两种著作，已译成阿拉伯语，一本叫做《问题书》(Kitāb al-Masā’il，即 Proble-mata)，一本叫做《灵魂书》(Kitāb al-Nafs，即De anima)⑥，都是著名的景教医生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809—873年)翻译的，他还译过格林的一本著作，叫做《声音书》(Kitāb al-Sawt即Devoce)。有两本阿拉伯语的著作，据说是欧几里得的，一本叫做《曲调书》(Kitāb al-Nagham)，这是一本伪书，另一本叫做《规范书》(Kitāb al-Qānūn)①。公元前四世纪的阿利斯托克塞那，主要是因他的著作《节奏书》(Kitāb al-īqā’)而成名的50000492_0507_1②，亚里士多德的儿于尼科麻秋斯，是因他的著作《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īr)而出名的③。十世纪时的精诚同志社的某些社员，显然是音乐理论家，他们把音乐当做数学的一个分科，而尊毕达哥拉斯为乐理的奠基人④。从这些和其他希腊著作家的书里，阿拉伯的著作家获得了关于音乐的初步科学概念，知道了一些声音理论中的物理学原理和生理学原理。因此，阿拉伯音乐，在理论方面，是发源于希腊的，在实践方面，纯粹是阿拉比亚式的，法默的研究，已证明了这一点⑤。大约就在这个时期，阿拉伯人借用了希腊名词mūsīqi，后来变成mūsīqa(音乐)，作为乐理上的术语，而让较古的阿拉伯名词ghinā’留作实践艺术中歌唱和演奏的名称。六弦琴和风琴的名称qitār (guitar)和urghun(organ)以及其它的希腊术语，也在这个时期出现于阿拉伯语中。风琴显然是从拜占廷传入的。两位制造风琴的工人，享盛名于十二世纪，一位叫艾卜勒·麦只德·伊本·艾比勒·哈克木(1180年卒)，一位叫艾卜·宰克里雅·白雅西，曾为萨拉哈丁服务⑥。

在希腊学派之后，音乐理论的著作家由哲学家肯遥领导，他在九世纪后半期享盛名，前面已经讲过，他的著作带有最早期的希腊影响。有六本书，据说是肯迪的著作，在其中一本书里，我们发现阿拉伯人中初次明确地使用记谱法。不仅肯迪一人而已，还有好几位主要的穆斯林哲学家和医学家都是兼乐理家的，如拉齐(865— 925年)，至少写过一本关于乐理的著作，曾被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加以援引①。法拉比(950年卒)本人，是一位娴熟的琵琶演奏者，又是中世纪时期最伟大的乐理著作家，除了注释欧几里得的各种已散佚的著作外，他还创作了三本新颖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音乐大全》(Kitāb al-Mūsīqi al-Kabir)②，是东方最有权威的著作。在西方，他的《科学纲领》(Ihsā’ al-‘Ulūm③，即De scientiis)是论述音乐的最早的而且是最好的著作，译成拉丁语后，对于西方发生了有力的影响。除法拉比的著作外，伊本·西那(1037年卒)曾把古代有关乐理的著作加以撮要，编入他所著的《治疗论》(al-Shifā’)。他的著作和伊本·鲁世德(1198年卒)的著作，都被译成拉丁语，用做西欧各大学的教科书。安萨里(1111年卒)曾为音乐和歌曲(al-samā’)辩护④，因此，音乐对于苏非派的仪式起过重要的作用。

这些技术性的著作的原本，不幸已大半散佚了。阿拉伯音乐，包括乐谱和两个组成的因素：nagham(调式)和īqā(节奏)，都是口耳相传的，也都失传了。现在，阿拉伯单调的歌曲，在曲调方面是贫乏的，在节奏方面却是强烈的，现代的人不能很好地解释仅存的几本论古典音乐的著作，或者充分了解那些著作里关于节奏的古代名称及其中的科学术语。此类术语，有许多是发源于波斯语和梵语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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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Al-Khatīb(al-Baghdādi)，vol.i，pp.82—83。
② 巴格达东部的一个地区。
③ Mas‘ūdi，vol.Viii，p.116。这所宫殿在两百年后被破坏了。
④ Khatib，vol.i，pp.99以下。
⑤ Ibn-al-Athīr，vol.ix，p.256。
① Ya‘qūbi，p.260；Maqdisi，p.122。
② Yāqūt，Buldān，vol.iii，p.17。
③ Ernest T.Richmond，Moslem，Architecture，623—1516(London，1926)，p.54；参阅Ernst Herzfeld，Erster vorl(ufiger Bericht über die Ausgrabungen von Samarra(Berlin，1912)，p.10.参阅本书第261页。
① 参阅本书第262页。这座古塔保存到现在，外面的螺旋梯也还存在，通常叫做Malwiyah(弯曲的东西)。
② 参阅本书第269—271页。
① 这个首都的建筑物，在叶耳孤比(pp.266—267)和雅古特(vol.iii，pp.17—18)的著作中都有论述，雅古特估计建设费是二亿九千四百万第尔汗。
② Ernst Herzfeld，Die Malereien von Samarra(Berlin，l927)， pls.lxi，lxiii。
③ Mas‘ūdi，vol.i，pp.315—318。
④ Arnold，Painting in Islam(Oxford，1928)，ch.iii。
⑤ 参阅Thomas W.Arnold and Adolf Grohmann，The Islamic Book(London，1929)，p.2。
① 关于1217—1218年间一幅先知的小像，可以参阅Bulletinde l’Instiluld’■gypte，vol.xxviii(Cairo，1946)，pp.1—5。
① Gaston Migeon，Les arts musulmans(Paris，1926)， pp.36—37。
① 参阅 Qalqashandi，vol.iii，pp.5以下，vol.ii，pp.430以下。
② Fihrist， p.119； Yāqūt， Udabā’， vol.v，pp.268以下。
③ Ibn-Khallikān，vol.ii，p.472；Fakhri，pp.368，370—371；Yāqūt，vol.iii，p.150，ll.8—10。
④ Ibn-Khallikān，vol.ii，pp. 31以下； Nuwayri，vol. vii，pp.3—4。
⑤ 参阅 B.Moritz，Arabic Paloeography(Gairo，1905)，pl.89。
① 他的全名是阿卜杜拉·伊本·瓦海卜，是胡扎儿部族的释奴；Aghāni，vol.vi，p.7。
② Aghāni， vol. vi， p. 8，ll.4—5，Nuwayri， vol.iv，p.289引证。
③ Fihrist， p.140；ibn-Kallikān，vol.i， p.14；Nuwayri，vol.iv，p.320。
④ ‘Iqd， vol.iii， p.240，l.4.参阅本书第275页。
⑤ Aghāni， vol， v，p. 41。
① ‘Iqd，vol.iii，p.239。
② 在上述引文中。参阅Aghāni，vol.vi，p.12。
③ ‘Iqd,vol.iii，pp.239以下。
④ 著者伊斯法哈尼(897—967年)是阿拉伯最伟大的音乐史家，他的著作是关于阿拉伯社会生活各方面的记载，也是一部音乐史，从伊斯兰教以前叙述到著者那个时代。
⑤ 参阅本卜303页。
⑥ Mas‘ūdi，vol.vi，pp.426—430。
① Aghāni，vol.xxi，p.226，vol.viii，p.20。
② Aghāni， vol. xxi， pp. 237—238。参阅 Nuwayri， Nihāyah， vol. iv，p.307。
③ Ibn-Khallikān， vol.i，pp.114以下； Fihrist，pp.140—141；Ayhāni， vol，v，pp.52以下；Nuwayri， vol.v，pp.1以下。
④ Farmer，Arabian Music，p.125。
① Fakhri， pp.276—279。
② Ibn-Khallikān， vol.i，pp. 12以下；Tabari， vol. iii，pp.1030以下。
③ Aghāni,vol.viii，p.163；Nuwayri，vol.iv，p.198引证。
④ Nuwayri，vol，iv， p.199。
⑤ Mas‘ūdi，vol.viii， pp.88—103。
⑥ 这本书大概是侯奈因·伊本·易司哈格(910年卒)所译的。
① Fihrist，p.266； Qifti，p.65。
② Fihrist p.270。
③ 同上书，p.269。
④ Rasā’il， vol.i， p.153。
⑤ Farmer，Arabian Music,pp.200—201；“Music” in The Legacy of Islām，ed.Thomas Arnold and Alfred Guillaume(Oxford，1931)， pp.356以下。
⑥ Ibn-abi-Usaybi‘ah，vol.ii，pp.155，163。
① Vol.i，p.320，l.26。
② 参阅本书第372页。
③ Ed，‘Uthmān Muhammad Amīn (Cairo，1931)。
④ Ihyā’， vol. ii, pp.238以下。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我们已经相当详细地论述了阿拔斯王朝头二百五十年(750—1000年)的历史，因为这是一个形成时期，在这个时期中，穆斯林的文明，接受了一直保存到我们这个时代的那种显著的特征，无论在教义学、教律学、科学、哲学、文学、人文学方面，现在的伊斯兰教，实际上是九百年前的伊斯兰教。当日发展起来的伊斯兰教的各学派，在某种形式下，继续存在到今天。在那些学派中，各教派是最重要的。

穆尔太齐赖派，起初是一个固执的严格主义运动，他们断言，认为《古兰经》是上帝的非创造的言语而且是无始的这种学说，会损害上帝的统一性，但是，他们后来发展成为唯理论者，给人类理性的产物以超乎《古兰经》的绝对价值。由于受到穆尔太齐赖派大法官伊本·艾比·杜瓦德①的鼓动，麦蒙出于哲学兴趣，把这个新的教义提升到国教的地位，于公元827年公布了一个重大的敕令，宣布“《古兰经》是受造之物”的教条，与正统派的主张针锋相对，他们认为，《古兰经》在其实际形式方面及其阿拉伯语方面，是与天上的原本完全相同的翻版②。“《古兰经》是受造之物”这新教条，不久就变成了穆斯林的信仰的试金石。甚至法官也要经过这试金石的检验。这位哈里发于833年颁布了他的臭名远扬的敕令说，凡是反对《古兰经》受造之说者，已担任法官的，都受撤职处分，没有担任法官的不得加以委任。他同时成立了“米哈奈”(mihnah，意思是考验)，即一种宗教裁判所，其任务是审判反对这一教条的人①。由于一种奇缘，本来应该维护思想自由的运动，变成了压制思想的凶器。

在伊斯兰教史上，迫害异端，这并不是破天荒第一遭。伍麦叶王朝的哈里发希沙木(724—743年在位)曾下令处死哲耳德·伊本·第尔汗，因为他主张《古兰经》是受造的②，他还处死了大马士革人盖伊兰，因为他主张意志自由 ③；阿拔斯王朝的麦海迪和哈迪，都曾将一些“精低格”(zindīq)处以磔刑50000492_0510_3④，把他们吊死在十字架上。但是，麦蒙的这种“米哈奈”是对异端的第一次有组织的裁判，而且是扑灭异端的最早的正式尝试。

“米哈奈”的第一个牺牲者，是伊马木艾哈迈德·伊本·罕百勒⑤，他为维护保守的正统派所进行的大胆而且顽强的斗争，构成了正统派历史上富于魅力的一页。对正统派的迫害，在麦蒙的两个继任者的时代，继续进行。但是，在穆台瓦基勒在位的第二年，848年，他扭转了形势，翻过来迫害穆尔太齐赖派，而恢复了古老的信条。

在这个时期，穆尔太齐赖学派的领袖当中，有奈萨木(约在845年卒)，这位舍赫曾努力阻止伊斯兰教中波斯二神论的倾向，主张怀疑是知识所要求的首要的绝对条件⑥。他的体系，大体上是复兴安那萨哥拉斯的学说。奈萨木的徒弟中，有百科全书家巴士拉人查希慈(868或869年卒)①。另一位较早的领袖，是穆阿麦尔 ·伊本·阿巴德(约在835年卒)②，他是一位盖德里叶派的学者，具有某些印度思想。

在教义学方面，推翻穆尔太齐赖派的理论，重建正统派的教义，使其变成了伊斯兰教世袭遗产，还要归功于巴格达人艾卜勒·哈桑·阿里·艾什耳里(935或936 年卒)③，他是仲裁人艾卜·穆萨的苗裔。用一位虔敬的穆斯林的话来说，“穆尔太齐赖派曾趾高气扬，但是真主差派了艾什耳里，他们的统治就告终了。”艾什耳里原来是穆尔太齐赖派的教义学家祝巴仪(915或916年卒)④的学生，后来转换了方向⑤，他在辩论中使用以前老师们所采用和发展的那些武器——逻辑和哲学论证——，来和他以前的老师们战斗。他还有其他的许多成就，因此就变成了伊斯兰教教义学(kalām)的奠基人。在他之后，教义学家都力求把宗教信条和希腊思想调和起来。这成为穆斯林文化生活的最主要的特征，正象它是中世纪时代基督教徒的生活的特征一样。无方式(bila kayf)的信条，也是艾什耳里开始采用的，依照这个信条，每个人可能接受《古兰经》中神人同形同性说的措辞，而不要求什么解释。这条新的原理，被当做一个风门，用来节制自由思想和科学研究。塞尔柱克王朝的大臣建立尼采米亚大学的目的，就是要传播艾什耳里的教义学体系。

继艾什耳里而起的是安萨里(al-Ghazzāli，拉丁语作Algaz-el)①，无疑，他是伊斯兰教最伟大的教义学家，又是伊斯兰教最高贵和最有创见的思想家之一。他确定了艾什耳里派最后的形式，而且确立了这个教派的金言(dicta)，使其成为伊斯兰教普遍的纲领。伊斯兰教的这位教长，从此变成为正统派的终极的权威。穆斯林们常说，假使穆罕默德之后还可以有一位先知，安萨里一定就是那位先知了。

安萨里的外号是艾卜·哈米德，他于1058年生于呼罗珊境内的突斯诚，于1111年死在故乡。他在自由的宗教经历中探讨过伊斯兰教各教派的思想。这是他的自述：

我还不满二十岁的时候(现在我已经五十多岁了)就开始了研究工作……我不断地研究各种教义或信条。我碰着内学派(Bātinīyah)，就想研究他的秘教的真谛；迂着外学派(Zāhi-rīyah)，就想探讨他的直解主义的要旨；会见哲学家②，就想学习他的哲学精髓；遇见辩证派教义学家 (mutakallim)，就想探查他的辩证学和教义学的宗旨；遇着苏非家，就要刺探他的苏非主义的秘密；遇到苦行者，就要追索他的苦行的根源；迂到无神论的精低格，就要摸索他坚持无神论、伪装信神的原因。从青年初期开始，我就有了探索真理的热情，这是我的天性，是无法抑制的，是不能自主的③。

安萨里以正统派成员的身分，开始其宗教生活，不久就转变成一个苏非派成员，在不满二十岁的时候，就与过去的一切断绝了关系。1091年，他被聘为巴格达尼采米亚大学的讲师，在那里变成一个怀疑论者。过了四年之后，一次剧烈的思想斗争，使他筋疲力竭，精神委靡，他又回到了苏非主义。理智主义使他失望。他以一个托钵僧的身分，心安理得地漫游各地。在各处退隐了十二年之久，包括在叙利亚隐居的两年和一次朝参圣地，然后他返回巴格达，从事于说教和讲学。他在这里写成杰作《圣学复苏》(Ihyā’，‘Ulūmal-Dīn)①，这部著作的神秘性，赋予教律以生气；其正统性，对伊斯兰教的教义发生影响。在这部著作和其他著作中，如《学问的开端》(Fātihat al-‘Ulūm)②、《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h)③、《信仰的节制》(al-Iqtisād fi al-I‘tiqād)④等，正统派的理论已登峰造极了。教律学曾窃据一个崇高的地位，这些著作把教律学抛开，而利用希腊的辩证法，建立了一个实用的哲学体系，而且使哲学受到正统派教义学家的欢迎。1150年以前，这些著作的某些部分被译成拉丁语，对于犹太教和基督教的经院哲学曾发生了显著的影响。基督教最伟大的神学家之一托马斯·阿奎那和较晚的巴斯喀，都曾间接地受到安萨里的各种观念的影响，安萨里是一切穆斯林思想家中对于基督教各种学说的形成贡献最大的一位。艾什耳里和安萨里所形成的经院哲学的骨架，把伊斯兰教撑持到现在，但是基督教世界已成功地突破了自己的经院哲学，特别是在新教革命的日子里。从那个时候起，西方和东方就分道扬镳，前者继续进步，后者却停止在原来的地方。

苏非主义 50000492_0514_0①是伊斯兰教中的神秘主义。苏非主义，与其说是一套教理，不如说是一种宗教领域中的思想和感觉的方式。穆斯林的神秘主义，是对伊斯兰教和《古兰经》的理性主义以及由此产生的形式主义的一种反动。从心理学上来说，苏非主义的根源，就在于对于上帝和宗教的真理，每个人都希望能够获得亲身的、直接的亲近和更亲切的经验。苏非主义跟伊斯兰教其他的各种运动一样，可以在天经和圣训中找到其根据。例如第4章第94节，第9章第117节，第33章第47节，分别谴责“贪图今世生活的浮利”，称赞“悔罪自新的人”，并且强调“信任真主。因为真主足为监护者”，象这样的词句，在《古兰经》中是并不缺乏的。穆罕默德自己跟真主的关系，就有一种神秘的色彩，换句话说，有一种在真主面前的直接的知觉，而苏非派就自命为先知所秘传的、保存在圣训集里的各种教训的真正解释人。

苏非主义起初是一种简单的禁欲生活，主要是冥想，正如基督教僧侣通常所实行的那样，在回历二世纪的时候，以及二世纪以后，它发展成为一种诸说混合的主义，从基督教、新柏拉图主义、诺斯替教、佛教等吸取了许多要素，并经历了神秘主义的、神智学的和泛神论的阶段。苏非派模仿基督教僧侣，采用粗毛布衣(sūf)为制服，还从基督教僧侣借来了独身生活的理想，这是正统派的伊斯兰教所不提倡的。孤独的冥想和长期的守夜等习惯，同样说明叙利亚修道院的影响。苏非派的团体(tarīqah②，意思是正道)，在十三世纪时发展起来，其中有长老(shaykh)和门徒(murīd)，相当于基督教的牧师和初学者，这已近乎修道院的组织，尽管有真伪难辨的圣训说：“伊斯兰教没有僧侣制 (rahbānīyah)。”苏非派的宗教仪式，叫做迪克尔(dhikr)①，是伊斯兰教中唯一的复杂的仪式，而且是发源于基督教的连祷的②。苏非派关于来世的种种传说，和他们所说的假基督③，都说明这个宗教团体曾吸收了许多新会员，这些人原来信奉较古的一神教，新近改奉了伊斯兰教。

九世纪中叶，苏非这个名词，初次出现于阿拉伯文献中，用来称呼某一类禁欲主义者④。获得这个称号的第一个人，据较晚的传说，是著名的神秘主义者查比尔·伊本 ·哈彦(约在776年享盛名)，他宣称他有自己的一种禁欲主义。与他同时代的巴里黑人易卜拉欣·伊本·艾德杭(约在777年卒)，可以作为这个时代一个早期的寂静教的禁欲主义(zuhd)的典型。苏非派关于易卜拉欣转变的传奇，显然是仿造佛的故事⑤，据这个传奇说，他原来是以一个王子的身分出现的，某天他出去狩猎，突然听到有神秘的声音警告他说，他不是为此类目的而被创造的。于是，这位打猎的王子下了马，永远抛弃了荣华富贵的道路，而出家修行。照另一个传奇的说法，他的转变，是由于一个乞丐的启发，有一天，他从王宫的窗子向外面眺望，看见一个乞丐，在用一片发了霉的面包充饥，他把那片面包浸在水里，用一点儿粗盐做佐材，吃得津津有味。那个乞丐对易卜拉欣证明了自己是心满意足的，易卜拉欣就穿上粗毛布衣，开始了一种流浪的生活①。易卜拉欣转变成苏非之后，迁移到叙利亚，苏非主义在那里有自己最早的组织，他依靠自己的劳动，维持生活。

在基督教和希腊的各种观念的影响下，穆斯林的禁欲主义，在回历二世纪时，变成了神秘主义，那就是说，禁欲主义，开始被其皈依者认作一种修行的方法，修行的目的，是认识真主，喜爱真主，与真主联合为一，而不是企图在来世获得真主的报酬。苏非对于真主的这种认识(ma‘rifah)，是凭借个人的灵魂的闪光所获得的一种神秘的直觉，而不是通过理智或公认的圣训而求得的对于真主的认识(‘ilm)。神秘的直觉，是艾卜·苏莱曼·达拉尼(849或850年卒)所首创的主义，他的坟墓在大马士革附近的达赖亚，在雅古特的时代，还是人们瞻仰的对象②。但是与禁欲主义派对立的神秘主义派的第一个苏非，是克尔赫人麦耳鲁夫，他是巴格达学派的，于815年去世。麦耳鲁夫原来是一个基督教徒，一说是一个萨比教徒③，他被描绘成一个醉心于真主的人，被尊为圣徒。他的坟墓在巴格达城，在底格里斯河右岸上，直到现在，还受到群众的瞻仰，在古舍里(1074年卒)④的时代，人们认为在他的墓旁祈祷，是治病的良方。依照神秘派的说法，除真主外，任何物都不是真正存在的，真主是永恒的美，达到真主的道路是爱。爱就是这样变成为神秘主义的精髓了。

苏非主义从思辨的神秘主义又发展成为神智教。这种转变发生于翻译希腊名著的时期。引起这种转变的首要原因，是希腊的影响。苏非派神智学的代表是埃及人左农 ①，860年在吉萨去世，他的父母都是奴比亚人②。一般苏非家公认，这位禁欲主义者是他们的教义的创始人。他们承认，他是他们先辈的固特卜(qutb，宇宙的中枢)之一，他们每次提到他的名字，都加上这个祈祷：“愿真主使他的内心深处(sirr)变成神圣的。”赋予苏非主义以定型的是左农。他首创了这个观念：只有入神(wajd)才能真正认识真主，除此，别无他法。据麦斯欧迪的记载③，左农喜欢在他的祖国埃及的古迹的废墟中徘徊，企图辨认那些古迹上的神秘的象形文字，以便当做一把钥匙，去打开已遗失的古代科学的宝藏。

从神智教走到泛神教，并不是困难的，这个步骤主要是在印度—伊朗的影响下实现的。《乐府诗集》④至少给我们保存一段关于明白无误的佛教人生观的描绘，查希慈所描写的精低格的僧侣 ⑤，不是印度的圣人或者佛教的和尚，就是他们的模仿者⑥。波斯人巴叶济德⑦·比斯塔米(约在875年卒，他祖父是祆教徒)，大概是首创无我主义 (fanā’)的人，这种主义可能是佛教涅槃的反映。另一个波斯人哈拉只(梳毛人)，于922年被鞭挞，吊在绞刑架上，杀头后，被焚化了。阿拔斯王朝的宗教裁判所，这样惩办他，是因为他曾宣言：“我就是真主。”他所遭受的磔刑，使他变成最伟大的苏非的殉道者。下面的诗句充分说明他的神秘的理论：

我即我所爱，所爱就是我；

精神分彼此，同寓一躯壳；

见我便见他，见他便见我①。

哈拉只的坟墓，在巴格达的西面，现在还作为一个圣徒的坟墓保存在那里。但是，最伟大的一神论兼泛神论的苏非家，是西班牙的阿拉伯人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 (1165—1240年)，他的坟墓在大马士革的嘎西雍山麓，现在被圈入穆哈义丁清真寺内。伊本·阿拉比同安萨里和巴格达人祝奈德(910年卒)②一流的正统派苏非家不同，他力图将苏非主义变成一门科学，想要为各界的入门者保存这门科学。泛神论关于“万物是真主”的观念的产生，应归功于他。

在神秘的诗歌方面，阿拉伯人只产生了一个伟大的人物，就是埃及人伊本·法立德(1181—1235年)，他的杰作，是一首颂歌(t韵的)③，是关于神爱的绝妙的赞美歌。另一方面，波斯的第一流诗人，赛耳迪、哈菲兹和鲁密等，差不多都是神秘派的诗人。但是在哲学的苏非主义方面，阿拉伯语的著作界曾产生伊斯兰教所培养的最伟大的两位才子，法拉比和安萨里。后者曾使苏非主义及其若干非正统派的习惯，与伊斯兰相调和，并使神秘主义与伊斯兰教的理智主义相融合。

在回历的头五个世纪中，被称为苏非主义的那种宗教经验，几乎完全是建立在个人基础上。弟子和信徒的许多小组，聚集在某个人物的周围，或者因为纪念象哈拉只那样的精神导师，而聚集在一起，但是这种有组织的团体，是地方性的，没有常设的性质。在公元十二世纪结束以前，永久存在的团体开始出现了。依照这条原则而创设的第一个互助会(tarīqah)是嘎迪里叶派，因波斯人阿卜杜勒·嘎迪尔·支拉尼或支里(1077—1166年)①而得名，支拉尼享盛名于巴格达。这个互助会，是最宽大和最慈爱的互助会之一，现在会员遍于整个穆斯林世界，包括阿尔及利亚、爪哇和几内亚。就历史来说，第二个互助会，是里发仪叶派，是伊拉克人艾哈迈德·里发仪(1183年卒)所建立的，这个互助会的会员，象其他互助会的会员一样，会演各种杂技，如吞食红火炭、活毒蛇和玻璃片，用衣针和小刀刺穿自己的身体等。再其次是毛莱威叶派，通称为旋转的托钵僧，他们的互助会是以伟大的波斯诗人查拉勒丁·鲁密(1273年卒于科尼亚)为中心的。与一般穆斯林的习惯相反，鲁密使音乐在他的互助会的仪式中占有重要地位。他的苗裔，生活于科尼亚，世袭他的领袖职位②。这个互助会的最高领袖，享有这样的特权，即土耳其的新哈里发必须由他给予一把佩剑。

其他各式各样独立的互助会，在不同的地方和不同的时代发展起来，他们的苏非主义是五花八门的，从禁欲的寂静主义到泛神论的唯信仰主义，什么都有。在最大多数的情况下，互助会的创始人本身，就变成了崇拜的中心，被授予神的或准神的权力，而他的互助会的总部，发展成为崇拜圣徒的场所。在非洲，最强大的宗教团体是沙兹里叶派①，是阿里·沙兹里(1258年卒)所创始的，在摩洛哥和突尼斯特别强大，有许多不同名称的分会。摩洛哥伊斯兰教的特点，是圣徒在那里或许比在任何其他伊斯兰教国家都更加受到崇拜。现代的赛奴西协会，先后以贾加布卜绿洲和库弗腊绿洲为总部，是阿尔及利亚的舍赫赛奴西在1837年所创始的，同以前的各种互助会有显著的差别，因为这是一个具有政治目的和军事目标的宗教团体。在埃及居于领导地位的地方性的互助会，是伯德威派，因埃及人艾哈迈德·伯德威(1276年卒)而得名，总部设在坦塔。在土耳其最强大的互助会之一，是白克塔什派，这个教派与土耳其近卫军有密切的关系，因而很有威望。这个互助会，早在1500年就兴盛起来，奖励独身生活，尊崇阿里，在它的教义学中还可以看出基督教影响的痕迹。这个团体，与其说是一个苏非派的互助会，不如说是一个教派。土耳其托钵僧的互助会，不仅继承了小亚细亚古老的宗教，而且保存了早期土耳其人从中亚细亚带来的萨满教的痕迹。

苏非派的各互助会，是伊斯兰教唯一的教会组织。这些团体的成员，通称为“德尔威什”(dervish，苦行僧)②，他们生活于特殊的宿舍里，这种宿舍叫做“台基叶” (takīyah)，“扎威叶”(zāwiyah)或“里巴兑”(ribāt)，这种宿舍同时还用做社会活动的中心，这个任务是清真寺所不能执行的。除长老和门徒外，互助会还可以有第三类成员，即凡俗会员，他们要服从互助会领袖的指导。

除创始一套修道制度和宗教仪式外①，苏非家对于伊斯兰教还作了别的贡献。念珠(subhah)在穆斯林中间的传布，显然应归功于他们②。现在，只有严格的瓦哈比派，把念珠当做异端(bid‘ah)而远避之。这种祈祷的工具，起源于印度，可能是苏非家从东方基督教会借来的，不是从印度直接传入的。在十字军战争中，念珠传入罗马天主教的西方。在阿拉伯文献中，初次提到念珠的，是桂冠诗人艾卜·努瓦斯(约在810年卒)③。巴格达鼎鼎大名的神秘家祝奈德(910年卒)，用念珠作为达到入神状态的媒介，有一位批评家规劝他，说他这样一位享尊严之大名的人物，不应该使用这种异端事物，他回答说：“我不愿抛弃把我引到真主面前去的道路。”④

此外，苏非主义还创始和普及了崇敬圣徒的仪式。《古兰经》并没有准许崇敬圣徒。这种风俗，是在基督教习惯的影响下产生的，是为了响应神秘的呼唤，也是为了适应跨越伊斯兰教教义学中天人之间的鸿沟的需要。伊斯兰教并没有承认圣徒的正式规定，凡是能显示奇迹(karāmāt)而受到群众欢迎的，都被认为是“外理”(wali，真主的朋友)。逊尼派和十叶派，本来都觉得祈祷圣徒是一种多神教的崇拜方式，到十二世纪时，主要由于苏非派的影响，圣徒崇敬同正统派的原理之间，发生了哲学上的调和，于是那种感觉也就跟着消灭了。讨论到 “真主的朋友”的等级问题时，颇有骑士之风的苏非家都坚持男女完全平等的原则①，例如，他们把圣徒们的头把交椅给了赖比耳·阿德威叶(约717—801 年)，她是一位神秘派的妇女，过着高贵的生活，具有可爱的性格。从此以后，赖比耳变成了“正统派圣徒传中极其卓越的女圣徒”。她年轻的时候，被人拐去，卖给人家做奴隶，但是，他的主子看见她在做礼拜的时候，周围放出光彩，就把她解放了。她不肯出嫁，愿过一种抛弃红尘的极端苦行的生活。不久，她就变成了“神秘的大道”上一位被崇敬的导师，谆谆地教诲人们要悔悟、忍耐、感恩、敬畏、安贫乐道、绝对信赖(tawakkul)真主。有人问她是否憎恨恶魔，她回答说：“我只顾得喜爱真主，没有工夫憎恨恶魔。”她曾梦见先知穆罕默德问她是否喜爱他，她回答说：“我满心喜欢真主，心中没有憎恨或喜欢他人的余地。”②她曾宣言：“我崇拜真主，不是因为惧怕他，也不是因为贪图天堂，只是因为喜爱真主，想望真主。”③

麦立克·扎希尔总督和他父亲萨拉哈丁，曾下令把一位喜爱真主的人在阿勒颇处以死刑，他的罪名是异端，那时候他才三十六岁(1191年)，这个人名叫素胡尔韦尔迪。我们从他的一篇热情的祈祷可以清楚地看出，苏非派神智教既受到基督教的影响，也受到新柏拉图派的影响④。

另一个宗教运动，也是在阿拔斯王朝时期定型，而且产生了许多支派，那些支派在伊斯兰教和哈里发帝国史上曾起了决定性作用，那就是十叶派运动。阿里派的命运，在阿拔斯王朝，不比在伍麦叶王朝好，尽管他们在推翻伍麦叶王朝、建立阿拔斯王朝的斗争中，曾是一个重要的因素。麦蒙曾采用十叶派的服色(绿色)为国家的服色，而且宣告以他们的一位伊马木阿里·里达①为自己的继任者，但是他的微笑，证明并不是永远有用的。不久就来了穆台瓦基勒。850年，他恢复了早期迫害十叶派的惯例；他拆毁了纳贾夫的阿里陵墓和卡尔巴拉的更受尊崇的侯赛困陵墓②，因此，引起十叶派无穷尽的憎恨。1029年，哈里发嘎迪尔，从巴格达清真寺中驱逐了一个十叶派的讲道者(khatīb)，而任命一个逊尼派的讲道者代替他③。这种普遍的敌对，迫使十叶派采用敷衍(taqīyah)原则④，即在强迫和危害的威胁下，免除宗教的要求。作为伦理学上的一条原则，敷衍的合法性，早已为哈列哲派⑤的某些人所承认，但是，十叶派把这条原则当做一条基本的教义。他们给这条原则增加了新的内容，就是，一个信士发现敌人占优势的时候，他不但可以，而且应该在外表上承认流行的那种宗教，作为自卫和掩护教友的措施⑥。

不遵国教的十叶派，虽然是一个被压迫的少数，而且屡次反抗现存的政体，都遭到失败(他们的反叛有时也是很英勇的)，但是，他们仍然公开地，或在原则的掩护下，坚持不渝地忠于伊马木，即从阿里的苗裔中选出的、理应得到这种效忠(walāyah)的伊马木。十叶派的伊马木，与逊尼派的哈里发不同，他不仅从穆罕默德继承了他的世俗的统治权，而且继承了解释教律的特权。在这种职务上，他是一位不会错误的导师，由于他的不谬性(‘ismah)①，他获得了无罪的天恩 ②。与逊尼派和苏非派的主义相反，十叶派认为，宗教上的确实性，只能从伊马木的教训中获得，因为伊马木蒙真主的保祐，不会犯错误，更不会犯罪。他们的第一位伊马木阿里，先由长子哈桑继承，后由次子侯赛因继承③，侯赛因的苗裔是更驰名的。十二伊马木派(Ithna‘Asharīyah)是十叶派的主体，他们所拥戴的十二位伊马木中最后的九位，都是侯赛因的后裔。在九位当中，据说这四位是陆陆续续地被敌人毒死的：哲耳法尔(765年)于麦地那，穆萨(799 年)④于巴格达，阿里·里达⑤(818年)于突斯，穆罕默德·哲瓦德(835年)于巴格达。其余的几位伊马木，或者在反抗哈里发政权的战争中战死于沙场，或者被刽子手杀死于法场。第十二位年轻的伊马木穆罕默德，在萨马腊清真大寺的山洞中失踪了(回历264年，公元878年)，他没有后人，所以就变成了“隐蔽的”(mustatir)或“被期待的”(muntazar)伊马木⑥。因此，他被认为是永远不死的，是在一种暂时隐蔽(ghaybah)的情况下的。在适当的时机，他将以麦海迪(Mahdi，得道者)的身分出现，光复真正的伊斯兰教，并征服全世界，带来万物毁灭之前的短暂的一千年。这第十二位伊马木，虽然是隐蔽的，但是他永远是“时间的主人”(qā’im al-zamān)。在波斯，十二伊马木派，于1502年被萨法威王朝定为国教，这个王朝的统治者自称是第七位伊马木穆萨·卡最木的后裔。自从那个时候起，波斯国王就索性被认作是隐蔽的伊马木的代理人，而穆智台希丁(mujtahidūn，高级的教义学家们)被认作他的代言人和他与人民之间的居间人。

关于伊马木麦海迪的教条，就这样变成了十叶派教义的一个不可缺少的部分。甚至在今天，这个教条还是伊斯兰教十叶派和逊尼派之间的主要分界线。逊尼派虽然指望将来有一个人出来复兴伊斯兰教，但是，他们在自己的来世论中，并不强调他的重要性，也不把他叫做麦海迪①。

十叶派已证明是异端滋长的最肥沃的土壤。依照一个传说，穆罕默德曾说过：“以色列人分裂为七十一派或七十二派，基督教徒也是如此，但是我的教徒将分裂为七十三派。”②这些教派，有许多是十叶派的支派。

十二伊马木派，并不是伊马木十叶派中唯一的支派。另一个支派，跟十二伊马木派一致承认，前面的六位伊马木都是合法的，在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萨迪格的儿子的继承问题上，两派就发生了分歧。他们承认他的长子易司马仪(760年卒)为第七位伊马木，也是最后一位伊马木，却不承认他的次子穆萨是合法的伊马木。这个支派，把可见的伊马木的数目限于七位，所以叫做七伊马木派(Sab‘īyah)。第六位伊马木哲耳法尔曾选定长子易司马仪为自己的继承人，但是，他知道他酗酒的习惯后，改变了自己的决定，改选次子穆萨做继承人。十叶派的大多数，默认了这个变更，承认穆萨是可见的十二位伊马木世系表中的第七位。其余的少数人却主张，伊马木作为一个无罪的人，饮酒也无损于他的身分，因此，他们仍旧效忠于易司马仪。他比他父亲早死五年。这个七伊马木派，又叫易司马仪派。在他们看来，易司马仪已变成了隐蔽的麦海迪①。

在易司马仪派的体系中，正如在古代毕达哥拉斯的体系中一样，“七”这个数字，被认为具有神圣的重要性。七伊马木派，用“七”来把宇宙现象和许多历史事件加以分类或分期。他们的神智的宇宙开辟说，一部分是以新柏拉图主义为基础的，他们认为流出的步骤是七个：(1)真主；(2)宇宙精神(‘aql)；(3)宇宙灵魂(nafs)；(4)原始物质；(5)空间；(6)时间；(7)大地和人的世界。这个世界被恩赐给了七位立法的先知(nātīq)：(1)阿丹(亚当)，(2)努哈(诺亚)，(3)易卜拉欣(亚伯拉罕)，(4)穆萨(摩西)，(5)伊萨(耶稣)，(6)穆罕默德，(7)易司马仪的儿子穆罕默德·塔木。他们在每两位立法的先知之间，插入一位沉默的先知，以第一位为基础(asās)。这七位沉默的先知，包括易司马仪(以实玛利)、哈伦(亚伦)、彼得、阿里一流的人物。与他们平列的，是另一类较低级的人物，以七人或十二人为一组，有宣传的领袖(hujjah)和简单的传道师(dā‘i)②。

易司马仪派实施了伊斯兰世界所试用过的一个最狡猾而且最有效的政治——宗教的宣传方法。他们从自己的隐蔽地开始派遣传道师，游历穆斯林世界，宣传他们的所谓巴颓尼(bātin，内在的)①教义。正统派把这些无组织的教派叫做内学派。依照这些教派的说法，《古兰经》应该用譬喻的方法加以解释，宗教的真理具有内在的意义，但是被表面的形式(zāhīr，表面的)所掩蔽，没有受过传授的人，不能揭开那个帷幕，从而探求那种内在的意义。他们安详地、谨慎地把这种教义传授给新会员，在传授之前，他必须发誓，对秘教教义保密，其中包括这样一些奥妙的道理，如宇宙从神的本体流出、灵魂的轮回、易司马仪包含神性、期望他以麦海迪的身分早日归来(raj‘ah)等等。据说秘传包括七个到九个阶段①，这使人联想到现代的共济会的纲领(Freemasonry)。

这个秘教的组织找到一个能干的热中者，叫做阿卜杜拉，他父亲是一个出身不明的眼科医生，叫梅蒙·盖达哈，起初住在艾海瓦兹，后来迁移到耶路撒冷。刚才所叙述过的易司马仪派的政治—宗教的体系，就是由阿卜杜拉完成的。他的总部起初设在巴士拉，后来迁移到叙利亚北部的赛莱木叶②，他和他的继任者从自己的总部派遣许多传道师，他们系统地在所谓追随者的心中引起怀疑，以此为传道工作的起点。于是，他们提请他注意，麦海迪不久就要公开出现。当时阿拉伯穆斯林和波斯穆斯林之间的仇恨，日益增长，这个微贱的波斯眼科医生的儿子利用这种仇恨，想出一个大胆的计划，即要在一种秘密会社中，经过一些秘传阶段，把战败者和战胜者都团结起来，这些人作为自由思想者，会把宗教当做一种手段，来摧毁哈里发的政权，而把宝座赠给阿卜杜拉或者他的子孙。这个计划的想法是惊人的，执行是迅速的，部分成功也是可以肯定的。因为执行这个计划的结果是，法帖梅王朝在突尼斯和埃及兴起了。

阿卜杜拉约在874年去世50000492_0528_2③，在这之前，他发现了一个最热心的徒弟和改信者，叫做哈木丹·盖尔麦兑④，他是一个伊拉克的小农，曾在星象中看到，伊朗人将要从阿拉伯人的手中夺回自己的江山①。哈木丹变成了一个内学派的奠基人，这个教派后来叫做盖尔麦兑派。这个运动，显然是本地农民和阿拉比亚人之间的宿仇的表现。约在890年，这位奠基人在库法城为自己建筑了一座公馆，叫做“迁士之家”(Dār al-Hijrah)②，这座公馆变成了这个新运动的总部。他们在本地的群众中间，特别是在所谓的奈伯特农民和手工业者中间，以及阿拉伯人中间，进行积极的宣传工作，这个新教派的成员增多了。这个组织，基本上是一个秘密会社，是以一种共产主义制度为基础的。入会者必须经过秘传。这个新团体，是靠一种公共基金来维持的，基金的来源，是捐献，那种捐献表面上是自愿的，其实是一系列的捐税，而新的项目总是比旧的还要繁重。盖尔麦兑甚至规定共产公妻(ulfah) ③，现代的某些作家，把他们叫做“伊斯兰教的布尔什维克”。他们在教义学中使用一种以《古兰经》为依据的寓言式的教义问答，据说是适于一切信仰、一切民族和一切阶级的。他们强调宽容和平等，他们把工人和手工业者组织成行会(sinf)，在他们的仪式中有行会的仪式。穆斯林行会的最早的纲领，见于精诚同志社的第八篇论文，这个社的成员自己可能就是盖尔麦兑派。马西尼翁认为，这种同业公会运动，传到西方，对于欧洲同业公会和共济会的形成，曾发生过影响④。

盖尔麦兑运动，具有共产主义的性质和革命性的倾向，曾发展成伊斯兰国家中一种最危险的力量。盖尔麦兑派认为敌人即令是穆斯林，杀害他们也是合法的。在他们还没有充分地组织起来的时候，他们就参加了僧祗奴(黑奴)的解放战争，那次奴隶反抗战争，是868年到883年之间在巴士拉爆发的，曾震撼了哈里发帝国的根基。在艾卜·赛义德·哈桑·占那比①(他原来是盖尔麦兑的一个传道师②)的领导下，他们于899年，在波斯湾西岸上建成了一个独立国家，以哈萨为首都③。这个国家不久就变成他们的强大的堡垒，也是对巴格达哈里发帝国的威胁。他们从自己的大本营出发，对邻近的地区进行了一系列恐怖的袭击，占那比自己约在 903年克服了叶麻麦，而且侵入阿曼。他的儿子和继任者艾卜·塔希尔·苏莱曼，蹂躏了下伊拉克的大部分地区，而且拦路抢劫朝觐天房的哈只们④。他的最后的暴行，是于930年劫掠麦加和抢走克而白上玄石⑤。伊斯兰教这种最神圣的遗迹，离开天房二十多年后，于951年，奉法帖梅王朝哈里发曼苏尔⑥之命，才归还克而白天房。在十世纪和十一世纪之间，盖尔麦兑和占那比的追随者们，从他们在赛莱木叶的大本营发号施令，使叙利亚和伊拉克经常浸在血泊里面⑦。由于盖尔麦兑派的活动，连边远的呼罗珊和也门，也构成了持久的不满的温床。

盖尔麦兑派的国家灭亡了，他们的教义，却传给了埃及的法帖梅人，德鲁兹教义就是由他们中的一个人创始的，后来又传给阿拉木图和叙利亚的新易司马仪派，或阿萨辛派①。阿萨辛派的运动，被这个教派的成员叫做新宣传运动②，这个运动是由哈桑·伊本·萨巴哈(1124年卒)创始的，他或许是一个突斯籍的波斯人，自称是南阿拉比亚希木叶尔王朝的后裔。动机显然是这位异端祖师的个人野心和报复愿望。哈桑以一个赖伊城青年人的身分③，接受了内学派的教训，他在埃及住过一年半之后，以法帖梅人的传道师的身分返回故乡④。在这里，他于1090年占有了一个坚强的山上堡垒，即位于加兹温西北的阿拉木图。这座堡垒位于阿勒布兹山脉的余脉中，拔海一万零二百英尺，形势险要，富于战略意义，是里海海岸与波斯高地之间险阻的捷径，这个“鹫巢”(这大概是这个地名的意义)成为伊本·萨巴哈和他的继任者的一个头等重要的根据地。这个根据地的占有，是这个新的互助会生活中的第一件历史事实。

总传道师(dā‘i al-du‘āh)和他的徒弟们，从阿拉木图向四面八方发动奇袭，借此夺取了别的堡垒。他们只问目的，不择手段，滥用匕首，把暗杀变成一种艺术。这个秘密组织，以易司马仪派的前例为基础，发展了一种不可知论，其目的是把新入会者从教义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而且启发他，说历代的先知都是多余的，奖励他什么也不信仰，什么事都敢干，把他培养成一个无法无天的人。在总传道师的下面，有许多大传道师(al-dā‘i al-kabīr)，每人负责一个地区的工作。在大传道师的下面，有许多普通的宣传员。这个互助会的基层组织，包括义侠(fidā’)①，他们随时准备着执行总传道师的任何命令，虽牺牲生命，也在所不惜。阿拉木图的主人怎样用大麻剂(hashīsh)催眠他的舍身者，有一个关于此事的生动的描写——尽管是较晚的、第二手的资料——已经由马可波罗传到我们的手里，他是于1271或者1272年，路过阿拉木图附近时听到这种情况的。马可波罗先用热烈的辞句描绘了总传道师在阿拉木图所修建的壮丽的楼阁和宫殿，以及四周美丽无比的园林，然后接着说：

只有欲为其哈昔新(Ashishin②)者，始能入是园，他人皆不能入。园口有一堡，其坚固之极，全世界人皆难夺据，人入此园者，须经此堡。山老③宫内蓄有本地十二岁之幼童，皆自愿为武士，山老授以摩诃末④所言上述天堂之说。诸童信之，一如回教徒之信彼。已而使此辈十人或六人或四人同入此园。其入园之法如下。先以一种饮料饮之，饮后醉卧，使人畀置园中，及其醒时，则已在园中矣。

彼等在园中醒时，见此美境，真以为处天堂中，妇女日日供其娱乐，此辈青年适意之极愿终于是不复出矣。

山老有一宫廷，彼常给其左右朴质之人，使之信其为一大预言人，此辈竟信之。若彼欲遣其哈昔新赴某地，则以上述之饮料，饮现居园中之若干人，乘其醉卧，令人畀来宫中，此辈醒后，见己身不在天堂，而在宫内，惊诧失意。山老命之来前，此辈乃跪伏于其所信为真正预言人之前。山老询其何自来。答曰，来自天堂。天堂之状，诚如摩诃末教法所言。由是未见天堂之人闻其言者，急欲一往见之。

若彼欲刺杀某大贵人，则语此辈曰：“往杀某人，归后，将命我之天神导汝辈至天堂。脱死于彼，则将命我之天神领汝辈重还天堂中”①。

公元1092年，有一个义侠化装成一个苏非家②，对塞尔柱克王国著名的大臣尼采木木勒克进行暗杀，这是陷穆斯林世界于恐怖的一系列神秘的暗杀的开始。塞尔柱克王国的素丹马里克沙于同年奋发起来，派兵去讨伐那个堡垒，堡垒里的驻军夜间出击，击退了围攻的敌军。哈里发们和素丹们屡次进行的清剿，都证明是徒劳的。到最后，摧毁哈里发帝国的蒙古人旭烈兀，才于1256年拿下了这个堡垒及其在波斯的几个附属的要塞③。

远在十一世纪末叶，阿萨辛派早已在叙利亚站稳了脚跟，而且把塞尔柱克王国驻阿勒颇的王子列德旺·伊本·突突什(于1113年卒)都变成为皈依者。他们到1140年已夺得了麦斯雅德④地方山上的堡垒以及叙利亚北部的其他堡垒，包括凯海夫、盖德木斯和欧莱盖等地的堡垒①。甚至奥龙特斯河上的舍伊萨尔(现代的沙贾腊)，也被阿萨辛人暂时占领了。吴萨麦②把他们叫做易司马仪派。他们在叙利亚的最著名的导师之一是赖世德丁·息南(1192年卒)，常住麦斯雅德，他的称号是 shaykh al-jabal，十字军的编年史家把这个称号译成“le vieux de la montagne”③(山老人)。使十字军胆战心惊的，正是赖世德丁的支持者。1260年蒙古人夺取麦斯雅德后，奴隶王朝的素丹拜伯尔斯，于1272年给叙利亚的阿萨辛人以最后的打击。从此时起，阿萨辛人稀疏地分散在北部叙利亚、波斯、阿曼、桑给巴尔和印度，他们在印度的人口特别多，约计十五万人，他们的名称是“火者”(Khoja)或者“毛拉”(Mawla) ④，他们都承认孟买的阿哥汗(■gha Khān)为他们的名义领袖。这位领袖自称为第七代伊马木易司马仪的苗裔，是阿拉木图最后一位总传道师的子孙，他接受各地教徒，甚至叙利亚的教徒个人每年收入的十分之一以上。他以打猎家的身分把大部分的时间都消磨在巴黎和伦敦之间。

叙利亚北部的努赛尔派，比黎巴嫩的德鲁兹派还要古老，他们构成现存的易司马仪派各支派之一。他们是穆罕默德·伊本·努赛尔的教徒，所以叫做努赛尔派，努赛尔生于九世纪末叶，是阿里派第十一位伊马木哈桑·阿斯凯里(874年卒)的党羽之一50000492_0534_4⑤。据杜骚的研究①，伊本·努赛尔的党羽，是一个明显的例子，说明一群人如何从异教直接改宗易司马仪派的伊斯兰教。这可以说明在他们和易司马仪派的主流之间为什么存在着显著的差别。

努赛尔派跟极端的十叶派的其他支派一起，都承认阿里是真主的化身，易司马仪派却不然②。因此，自法国的委任统治制在他们的地区建立以来，他们就被称为阿里派。他们与德鲁兹和其他穆斯林教派不同，他们有一套祈祷式，而且采用了几种基督教节日，包括圣诞节和复活节。他们中有人用马太、约翰、海伦一类的基督教徒的名字。除了向基督教借用这些东西外，他们对于自己的宗教仪式，比德鲁兹派还要保守秘密，他们的教条中还保存了原先异教信仰的若干残余。这个教派的信徒，还有三十多万人，大半是农民，现在居住在叙利亚北部和中部的山区，有些散居在辽远的土耳其境内的西里西亚。

努赛尔派、阿萨辛派、德鲁兹派、盖尔麦兑派和易司马仪派的其他支派，都被认为是极端派(g‘hulāh)，甚至连构成十叶派主干的十二伊马木派，也承认他们是极端分子，这主要是由于他们放弃了真主的超绝性，忽视了穆罕默德是最后的先知这一信条③。极端分子中有一派，甚至宣称天神迦伯利犯了错误，他初次送启示的时候，把穆罕默德错认为阿里了④。十叶派的极端分子，分为许多支派，后来有了发展，可以在这里提一提的，有西部安纳托利亚的太赫台只派(伐木者)，有波斯和突厥斯坦的阿里·伊拉希派(奉阿里为神明者)，有东部安纳托利亚的基齐勒·巴什派(红头)，这派是阿里·伊拉希派的近亲，还有土耳其和阿尔巴尼亚的白克塔什派。

这些支派，和也门的宰德派相对立，他们是侯赛因的孙子宰德①的党羽，承认宰德是本教派的奠基人。在十叶派的各支派中，宰德派是逊尼派最亲的血族，就某些方面来说，这个支派是最宽大的。极端分子站在一方，宰德派站在另一方，十二伊马木派占据着十叶派的中间立场。宰德派与其他十叶派相反，不信仰隐蔽着的伊马木，不实行临时婚姻制(mut‘ah)，不准许敷衍(taqīyah)。但是，他们跟其他的十叶派一样，对苏非主义采取敌对态度。总之，十叶派虽然有这样多的支派，他们的人数没有超过六千万，占全世界穆斯林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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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 ibn-Khallihān， vol. i， pp.38—45；Tabari， vol. iii， pp. 1139以下。
② 参阅本书第123—124页。
① 他们的命令的抄本，还保存在泰伯里《世界史》第3册，第1112—1116页。
② Ibn-al-Athīr, vol. v， pp. 196—197。
③ 同上书， p. 197； Tabari， vol.ii，p. 1733。
④ 参阅本书第359页。
⑤ Tabari， vol. iii， pp. 1131以下。
⑥ 关于他的异端，可以参阅Shahrastāni，pp.37—42； Baghdādi，ed.Hitti，pp.102—109。
① Ibn-Hazm， vol.iv， p. 148； al-Khayyāt， Kitāb al-Intisār， ed.H.S.Nyberg(Cairo,1925)， index。
② 参阅Shahrastani，pp.46—48；Baghdādi， pp.109—110。
③ 参阅他所著的Maqālāt al-Islāmīyīn， ed.H.Ritter(Constantinople，1929)，pp.155—278； Shahrastāni， pp.65—75。
④ 参阅Shahrastāni，pp.54以下；Baghdādi，p.121。
⑤ Fihrist， p.181。
① 这个姓是发源于ghazzāl(纺线工人)，正确性较差的写法是al-Chazāli，见Muhammad ibn-abi-Shanab in Majallat al-Majma‘，vol.vii(1927)，p.224—226。参阅Duncan B.Macdonald in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2)，pp.18—22。
② 指新柏拉图学派。
③ Al-Munqidh min al-Dalāl， ed.A. Schm(lders(Paris， 1842)，pp.4—5；参阅 C. Field， The Confessions of AlGhazzali(London，1909)， pp.12—13。这本著作中自传的部分，几乎与圣·奥古斯丁的经历一样。
① 1334年开罗版，四册。还有其他的几种版本。
② 1322年，开罗版。
③ Ed.M.Bouyges(Beirūt，1927)。
④ 1327年，开罗第二版。
① 这个名词发源于阿拉伯语的sūf(羊毛)，因为加入苏非派的人必须穿一件粗毛布衣以示苦行。Theodor N(ldeke in Zeitschrift der deutschen morgenl(ndischenGesellschaft，vol.48(1894)，pp.45—48。
② 《古兰经》46：30以下。
① “迪克尔”的意思是记诵，就是念念不忘真主的尊名；《古兰经》33：41。
② Reynold A.Nicholson，The Myrtics of Islam(London，1914)，p.10。
③ Al-Masīh al-Dajjāl，发源于阿拉马语的 Meshīha Daggāla。参阅《马太福音》24：24；《启示录》13：1—18；《但以理书》11：36。
④ Jāhiz，Bayān，vol.i，p.233。
⑤ T.Duka in Journal Royal Asiatic Society(1904)，pp.132以下。
① 参阅ibn-‘Asākir vol.ii,pp.167—196；Kutubi，vol.i，pp.3—5；al-Qushayri，al-Risālah(Cairo，1284)，pp.9—10。
② Buldān, vol.ii， p.536。
③ 参阅al-Hujwīri Kashf al-Mahjūb,ir. R.A. Nicholson(Leydon， 1911)，p. 114。
④ Risālah， p.12。
① 左农(意思是鱼人)是他的外号，《古兰经》(21：87)曾称约难为左农。他的真名是骚班·艾卜勒·斐德·伊本·易卜拉欣。
② Qushayri p.10；Hujwīri， p.100。
③ Vol.ii.pp. 401—402。
④ Vol.iii,p.24，ll.27—28。
⑤ Hayawān，vol.iv，pp. 146—147。
⑥ Ignaz Goldziher， Vorlesungen über den lslam， ed.F. Babinger(Heidelberg，1925)，p.160。
⑦ 原名是艾卜·叶齐德，突厥人把他叫做巴叶济德，参阅 Qushayri，pp.17—18；ibn-Khallikān，vol.i，p.429。
① Ibn-Khallikān， vol.i，p.261。参阅 R.A.Nicholson.Studies in IslāmicMysticism(Cambridge，1921)，p.80；Louis Massignon， La Passion d’al-Hallāj：ma-rtyr mystique de l’Islam(Paris， 1922)，vol.ii，p.518。
② Qushayri，pp.24—25；Hujwīri，pp.128—130。
③ Dīwān，ed. Amin Khūri，3rd ed.(Beirūt，1894)， pp.65—132；tr.almostentirely by Nicholson，Studies，pp.199—266。
① 现存的最好的传记在 al-Dhāhabi，“Ta’rīkh al-Islām”，D.S. Margoliouthin Journal Royal Asatic Society(1907)， pp.267—310。关于他的种种奇迹，可以参阅Shattanawfi Bahjat al-Asrār(Cairo，1304)，在这本书的页缘上有支拉尼所作的七十八篇说教，叫做Futūh al-Ghayb。
② 他没有子女，他的苗裔，是指他的弟兄们的苗裔。——译者
① 关于这一点，可以参阅 abu-al-Mawāhib al-Shādhili，Qawānīn Hikam al-Is-hrāq(Damascus，1309)；tr.Edward.J.Jurji,Illumination in Islamic Mysticism(Princeton，1938)。
② 阿拉伯语的darwish，起源于波斯语，意思是贫民，穷人，乞丐。
① 关于一位正统派穆斯林的批评，可以参考ibn-al-Jawzi，Naqd，pp. 262以下。
② Ignaz Goldziher in Revue de l’histoire des religions， vol. xxi(1890)，pp.295－300； Vorlesungen，p.164。
③ Dīwān，p. 108，l.18。参阅 ibn-Qutaybah， al-Shi’r， p. 508，l.2。
④ Qushayri，p.25。
① Abu-Nu’aym(1038年卒)，在他的巨著 Hilyat al-Awliyā’ wa-Tabaqāt al-Asfiyā’， vol. ii(Cairo，1933)，pp.39—79，中以巨大的篇幅论述了苏非派的女圣徒。
② Farīd al-Dīn‘Attār，Tadhkirat al-Awiiyā’， ed. R. A. Nicholson， vol. i(Leydon，1905)，p.67。
③ Abu-Tālib (al-Makki)， Qūt al-Qulūb(Cairo，1932)，vol， iii， p.83。 还可以参阅 Margaret Smith,Rābi’ah the Mystic and her Fellow-Saints in Islām(Cambridge，1928)。
④ Louis Massignon， Recueil de textes inédits concernant l’histoire de lamystique en pays d’Islam(Paris，1929)，pp.111—112。参阅本书第 40章：神秘派的“伊本·阿拉比”。
① Ya’qūbi， vol.ii， pp.544—545。
② Fakhri，p.325； Mas’ūdi， vol. vii， pp.302—303。
③ Ibn-al-Athīr，vol.ix，p.278。
④ 照字义讲，taqīyah的意义是“谨慎”、“恐惧”(《古兰经》3∶28)。
⑤ Shahrastāni，p.92，l.15，p.93，l，6。
⑥ Gcldziher，Vorlesungen，p.203。
① 参阅本书第 248页。Baghdādi， Usūl， vol. i， pp.277—279。
② Shahrastāni，pp.108—109； ibn-Khaldūn， Muqaddamah，pp.164—165。
③ 哈桑和侯赛因是圣先知穆罕默德的两个外孙，他们无数的苗裔，都被尊为圣后，在穆斯林中具有特殊的头衔，哈桑的子孙叫舍利夫，(sharīf，贵人)，侯赛因的子孙叫赛义德(sayyid，主子)，他们都有戴绿头巾的权利。麦加的统治者都是舍利夫，从前伊拉克的国王和摩洛哥的国王，都是他们的子孙，都代表法帖梅的长子的世系。
④ 参阅 Ya’qūbi，vol.ii，p.499。
⑤ 同上书，vol. ii， p.551； ibn-Khallikān，vol.i， p.577。
⑥ Shahrastāni，p.128；Baghdādi，ed.Hitti，pp.60—61;ibn-Hazm，vol.iv,p.138; al-Nawbakhti,Firaq al-Shī’ah，ed.HellmutRitter(Constantinople， 1931)，pp.84—85。参阅 ibn-Khaldūn，Muqaddamah， p. 166。这个洞穴，现在还存在于萨马腊的废墟中。
① 由于信仰麦海迪还要回来，往往有狡猾者借此进行诈骗，在穆斯林历史的各时朝中，曾出现过许许多多假的麦海迪。
② Ibn-al-Jawzi， Naqd， pp.19—20。参阅 Baghdādi， ed. Hitti， p.15。
① Nawbakhti，pp.57—58； Baghdādi，ed.Hitti，p.58；ibn-Khaldūn.Muqa-ddamah，pp.167—168。
② Shahrastani， pp.145—147；al-■ji， al-Mawāqif，vol. viii(Cairo，1327)，pp.388—389。参阅W.Ivanow，A Guide to Ismaili Literature(London，1933)。
① Baghdādi，Usūl，pp.329—330； Shahrastāni，pp.147以下；ibn-al-Jawzi， P.108。
① 对于新入教者给予循序渐进的秘传，这是从前摩尼教和希腊的某些学派曾经做过的。
② 参阅lstakhri，p.61；ibn-al-Faqīh，p.110；Yāqūt，vol.iii，p.123。确实性较差的现代名称是赛莱米叶，参阅 Maqdisi， p.190；ibn-Khuīdādhbih， pp.76，98。
③ 这个年代比下面这本书的记载提前了一个世纪： al.Juwayni，Ta’rikh-i-Jahān-Gushā， ed. Mīrza M.al-Qazwīni， pt.3(Leyden，1937)，p.315。
④ 这个词的语源是可疑的，或许不是阿拉伯字(Baghdādi，ed.Hitti，p.171；Fihrist，p.187，l.9；Sam‘āni， Ansāb，fol.448b)，而是阿拉马语，意思是“秘密的导师”；Tabari， vol. iii，pp.2125，2127；ibn-al-Jawzi， p.110。
① Fihrist，p.188。
② 参阅 ibn-al-Athīr， vol. viii， p.136。
③ 具有同样观点的其他教派，可以参阅 ibn-Hazm，vol. iv，p.143；ll.13—14。
④ Art.“Karmatians”，Encyclopaedia of Islām。
① 他是Jannāb乡的居民，那是法里斯地方的一个市镇，坐落于注入波斯湾的一条小河的河口附近(Istakhri，p.34)。
② Ibn-Hawqal， p.210。
③ 现代的胡富夫。ibn-al-Athīr，vol.viii，p.63。
④ 同上书，vol.viii，pp.124—125，132—133，158—159，232。
⑤ Miskawayh， Tajārib al-Umam， ed. H.F. Amedroz， vol. i(Oxford，1920)p.201； ibn-al-Athīr vol.viii，pp.153—154。
⑥ 参阅 Baghdādi，ed. Hitti， pp.176—177； ibn-al-Athīr， vol，viii， pp.153—154。
⑦ Tabari，vol. iii， pp.2217以下；Mas‘ūdi， Tanbīh， pp.371—376； Miskawayh，vol.ii，pp.108—109。
① 这个名词是阿拉伯语hashshāshūn的变态，是印度大麻叶，一种麻醉剂，阿拉伯语叫hashīsh；服食这种麻醉剂的人，叫hashshāshūn。
② Al-da‘wah al-jadīdah； Shahrastāni， p.150。
③ 因此，他有拉齐的称号；ibn-al-Athīr， vol.x， p.369。
④ Ibn-al-Athīr vol.ix，p.304，vol.x， p.161。
① 另一种拼写法是fidāwi，这个名词的意义是，愿为某种主义而牺牲自己的生命者。参阅 ibn-Battūtah， vol. i， pp.166—167。
② ashishīn是阿拉伯语 hashāshīn之讹。——译者
③ 山老是shaykh al-jabal的义译，就是山上的长老或头子，即山大王。——译者
④ 穆罕默德。——译者
① The Book of Ser Marco Polo， theVenetian, tr. Henry Yule， 2nd ed.(London，1875)，vol.i,pp.146—149。有一个关于在麦斯雅德举行的仪式的描写，据说是伊本·赫里康所作的，可供参考，见 Fundgruben des Orients，vol.iii(Vienna，1813)，ed. and tr. Hammer， pp.201—206。 (上面的译文是引用冯承钧译《马可波罗行记》，中华书局，1955年版，上册第114—117页。——译者
② Ibn-Khallikān，vol.i，p.256。参阅本书第478页。
③ 阿萨辛人的著作和纪录，都在当时被毁坏了，因此，我们关于这个奇怪的、惊人的互助会的情况主要是自敌对方面的资料得到的。
④ 这个地名有种种变形，如Masyāth.这个地方现在在奴撒里叶(Nusayrīyah)山的东边。ibn-al-Athīr， vol. xi， p.52；abu-al-Fidā’， vol. iii， p.16。
① Ibn-Battutah,vol.i，p.166。
② Kitāb al-I‘tibār,ed.Hitti，pp.159—160=Arab Syrian Gentleman,pp.190。
③ 参阅William of Tyre，“Historia rerum” in Recueil des hirtoriens descroisades:historiens occidentaux,vol. i，(Paris，1844),p.996。
④ 除这些人外，印度古吉拉特邦还有达五德派十万以上，他们也是易司马仪派，但不是阿哥汗的教徒。关于达五德人的情况，可以参阅D. Menant in Revue du mondemusulman vol. X(1910)，pp.472以下。
⑤ 关于伊本·努赛尔及其党羽的第一个重要论述，见十一世纪初期德鲁兹派的争辩者哈木宰等人的手稿。
① René Dussaud,Histoire et religion des Nosair(s (Paris,1900),p.51。
② Shahrastāni， pp.143－145。
③ 关于其他极端分子，可以参阅 Baghdādi， ed. Hitti， pp.145以下;Shahrast-āni, pp.132以下； ibn-Hazm，vol.iv，pp.140以下;Ash‘ari， Maqālūt, vol.i, pp.5—16。
④ Baghdādi,p.157。
① 参阅本书第443页十二伊马木的世系表。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五年，从他们的大屠杀中逃出去的年轻的阿卜杜勒·赖哈曼，到达了远方的西班牙的科尔多瓦，他是伍麦叶王朝唯一的卓越的苗裔。一年之后(公元 756年)，他就建立了一个辉煌灿烂的王朝。因此，在阿拔斯帝国建立之初，它的第一个省区就永远被剥夺了。其他的省区，不久也跟着独立出去了。

哈桑的曾孙易德里斯·伊本·阿卜杜拉，于785年在麦地那参加了再次爆发的阿里派的叛变。这次叛变被镇压下去以后，他就逃到摩洛哥(马格里布)①。在那里，他建立了一个以他的名字命名的王国。那个王国的国祚几乎延续了两百年(788—974年)。定都于法斯②的易德里斯王朝③，是有史以来的第一个十叶派的王朝。他们的力量是得自柏柏尔人。柏柏尔人虽然是逊尼派，却愿意赞助分裂派的事业。他们的王朝，夹在埃及的法帖梅王朝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之间，最后在科尔多瓦的哈里发哈克木二世(961—976年)派遣的一位将军的致命打击下垮台了④。

正如十叶派的易德里斯人在北非西部开辟自己的领域一样，逊尼派的艾格莱卜人也在北非东部开辟了自己的领土。哈伦·赖世德于800年任命易卜拉欣·伊本·艾格莱卜为地方长官，去治理他的领土易弗里基叶(Ifrīqiyah[拉丁语Africa的讹音]，小亚非利加，主要指突尼斯)⑤。伊本·艾格莱卜(800— 811年任职)把易弗里基叶当做一个独立王国来治理。在他被任命的那年之后，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在埃及西部边境外的政权，就不再行使了。艾格莱卜人以“艾米尔”(省长)的头衔为满足，但是他们甚至不屑于把哈里发的名字铸在钱币上，来表示宗教上的藩属关系。他们的首都盖赖旺①的前身是古代的迦太基，在他们得势期间，他们从那里对中部地中海统治达百年之久(800—909年)。

易卜拉欣的许多继任人，都象他一样奋发有为。这个王朝变成了亚欧两洲长期斗争史上的枢纽之一。他们凭着自己装备优良的舰队，侵略了意大利、法兰西、科西嘉岛和撒丁岛的海岸。他的继任人齐雅德特·艾拉一世(817—838年在位)，于 827年派遣远征队前去侵略拜占廷的西西里岛，在这次远征之前，还屡次进行海盗式的袭击。由于此次和接连几次的远征，西西里岛于902年终于被完全占领了 ②。我们会在下面看到，西西里岛变成了一个进攻大陆、特别是意大利的方便的军事基地。除西西里岛外，马耳他岛和撒丁岛都被夺取过去了，主要是利用海盗的力量。他们的袭击伸展到了老远的罗马。同时，从克里特岛出发的穆斯林海盗，不断地袭击希腊的沿岸各城市。最近在雅典出土的三件库法体阿拉伯语铭文，说明那里有过阿拉伯人的居留地，那些居留地一直存在到十世纪初期③。

盖赖旺的清真大寺，现在还屹立在那里，与东方各著名清真寺齐名。开始创建这座大寺的就是这位齐雅德特·艾拉，完成大寺的创建的是易卜拉欣二世(874—902年)。大寺的地基是盖赖旺的奠基人欧格白的朴素的清真大寺的遗址。迦太基废址里的大理石柱先是被欧格白的继任者拿来点缀欧格白的清真大寺，后来又被利用来修建艾格莱卜人的清真大寺。这座清真大寺里方形的尖塔，也是伍麦叶王朝当年建筑物的遗迹，因此，是非洲最古老的尖塔，这个方塔把叙利亚的形式传入西北非洲。那种更细长和更奇异的尖塔形式(发源于波斯，流行于埃及)从来没有能取代这种叙利亚的形式。叙利亚式的尖塔是用石头建筑的，而别的形式的尖塔是用砖建筑的。靠了这座清真寺，盖赖旺才变成了仅仅次于麦加、麦地那和耶路撒冷的伊斯兰教第四个圣地——变成了通往穆斯林天堂的四道大门之一。

易弗里基叶原来是一个说拉丁话、信仰基督教的地方，后来才变成一个说阿拉伯话、信仰伊斯兰教的地方。这种转变是在艾格莱卜人的时代发生的。曾经以文化环境供给圣奥古斯丁的拉丁北非，象厚纸制的房子似的，一倒塌之后，就永远没有恢复了。这个地区的转变，可能比穆斯林的武力所征服的任何地方，都更彻底一些。只有执拗不顺的柏柏尔各部族起来反抗，反抗的方式则是在伊斯兰教内建立分离派和异端派。

艾格莱卜人最后的省长是齐雅德特·艾拉三世(903—909年)①，他于909年在法帖梅人的进攻面前望风而逃，毫无抵抗②。法帖梅人于909年在北非继承了艾格莱卜人，在埃及和南叙利亚代替了伊赫什德人，他们的故事留在下一章讲述。伊赫什德王朝的故事，本章就要加以概括的说明。在伊赫什德王朝之前还有突伦王朝。

突伦王朝是一个短命的王朝(868—905年)，在埃及和叙利亚创建这个王朝的，是艾哈迈德·伊本·突伦。他父亲是拔汗那的突厥人，于817年由布哈拉的萨曼省长当做一件礼物送给哈里发麦蒙①。艾哈迈德于868年，以埃及省长助理的名义到了埃及。不久他就在埃及宣布独立②。僧祗奴起义的期间，国库空虚，哈里发穆耳台米德(870—892年在位)向埃及省长助理要求财政援助，却没有得到什么支援。这件事是埃及生活的转折点。这件事标志着一个独立国家在尼罗河流域的诞生，这个新国家在中世纪时代一直保持着自己的主权。埃及丰富的岁入，以前是分做两部分，一部分解到巴格达去，一部分装进历任省长的腰包，所谓省长，实际上是赋税包收人。现在这笔岁入留在埃及，用于为王室兴建壮丽的宫殿。在伊本· 突伦之前，埃及更换过一百多个穆斯林的省长，每人的任期平均两年零三个月③，他们一个接着一个地剥削埃及人民。在突伦人统治时代，埃及才得到喘息的机会，而且进入一个比较繁荣的时期。

伊本·突伦(868—884年在位)给自己的新国家建立了一个严格的军事组织。他的政权的支柱是一支十万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的核心是一支由突厥奴隶和黑奴组成的禁卫军。他要求他的军队、奴隶和老百姓，向他宣誓，永远效忠于他个人④。877年，叙利亚省长去世，艾哈迈德轻易地占领了这个邻省，没有遇到太多的反抗⑤。自托勒密王朝以来，埃及初次成为一个主权国家，自法老时代以来，埃及初次统治叙利亚。为了维持对叙利亚的控制，艾哈迈德在阿卡(即阿克)建立了一个海军基地①。在后来的几个世纪中，叙利亚一直归尼罗河谷统治。

突伦王朝关心灌溉，因为农业是这个国家经济生活最重要的因素。艾哈迈德改进了开罗附近的罗德洲上的水位计。这个水位计是伍麦叶王朝的省长于716年初次建立起来的，它代替了在孟菲斯的那个更古老的水位计②。自阿拉伯人征服埃及以来，这个王朝初次把穆斯林埃及变成一个著名的艺术中心和一个灿烂的朝廷的所在地。首都弗斯塔特的新区域盖塔伊耳(世袭地)③，被许多壮丽的宫殿装饰起来。其中之一是艾哈迈德所创建的医院(bī-māristān)④，建筑费是六万第纳尔。现在仍旧叫做伊本·突伦清真大寺的那座清真寺，是伊斯兰教主要的宗教古迹之一。这座清真寺，特别是其中的尖塔(那是埃及最古老的尖塔)受到萨马腊建筑学派的影响，因为艾哈迈德的青年时代是在巴格达度过的。这座清真寺的建筑费是十二万第纳尔⑤，其特征是采用砖砌的角柱和尖拱(见本书第417页)。约占全部《古兰经》十七分之一的经文，用优美的库法体雕刻在木质的饰带上，饰带镶在这座建筑物内部的四周，上面紧接着就是用木头盖成的平面屋顶⑥。

艾哈迈德的挥霍的儿子和继任者胡马赖韦(884—895年在位)①的宫殿，是伊斯兰教最著名的建筑物之一，其中金厅的墙壁是用金箔贴成的，还用他本人、他的妻子和歌女们的半浮雕像加以装饰②。胡马赖韦和他的妻子都戴着金冠，他们的等身大的雕像刻在木板上。这种活人的雕像，在伊斯兰教的艺术里是非常希罕的。宫殿耸立在一个华丽的花园里，花园里有构成阿拉伯语辞句的模样的各种香花和花坛，还有各种外来品种的树木，种在贴金箔的水池周围③。别的显著的特点是一个飞禽饲养所④和一个动物园 ⑤。但是，这所宫殿主要的奇观，是院子里的水银池。有许多皮褥子打满空气后，用丝绳拴在银柱上，使其系留在水银池的表面上；这位君主躺在这些皮褥子上，安逸地摇晃着，以减轻失眠，引起瞌睡。水银池的痕迹，最近几年已经在原址上发现了⑥。胡马赖韦暴死之前，把女儿盖特尔·奈达(露珠)许配给哈里发穆耳台迪德，派定给她的奁资是一百万第尔汗，另外赠送她一个金研钵和别的嫁妆，“象那样的嫁妆是空前的。”⑦由于明马赖韦的浪费和奢侈，正统派认为他是不虔诚的。据说，他一次能喝埃及葡萄酒四罗特尔⑧。相传他的尸体下葬的时候，奉派在附近他父亲的陵墓上朗诵《古兰经》的七个人恰巧在朗诵着：“你们捉住他，把他拖进火狱的中间去。”①

突伦王朝是哈里发帝国心脏里从前默默无闻的蛮横的突厥分子在政治上团结起来的最早的表现。其他更重要的突厥小王朝，不久就接二连三地出现了。伊本·突伦是在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许多小王国的奠基者的典型。这些小王国要么就完全脱离中央政府，要么就只在名义上仍旧依附巴格达的哈里发。艾哈迈德就是一个例证，足以说明，任何一个部下或者奴隶中的随从，只要有强硬的手段和坚强的意志，就能够削弱庞大而笨重的哈里发帝国，而获得军事上和政治上的势力。但是，突伦王朝、伊赫什德王朝和其他大多数王朝，在他们所统治的国家里，都没有民族的基础，因此，都是短命的。它们的软弱性，是由于它们在本民族中缺乏团结一致的支持者。这些统治者自己就是些入侵者，他们不能不从各种外籍人中招募自己的护卫，即自己的军队。只是靠了杰出的人物的魄力，才能维持这种统治。奠基者的控制一旦松弛或者消灭，国家就土崩瓦解。伊本·突伦所创立的国家，在他的儿子和第四个继任者舍伊班(904—905年在位)②的时代，复归于阿拔斯王朝，这是毫不足奇的。

阿拔斯王朝对埃及和叙利亚实行了短时期的、不稳定的统治之后，另一个由拔汗那人①创立的突厥王朝——伊赫什德王朝(935—969年)，又在弗斯塔德建立起来了。这个王朝的奠基人穆罕默德·伊本·突格只(935—946年在位)在把埃及紊乱的事务整顿好之后②，于 939年接到哈里发拉迪赏赐他的“伊赫什德”(ikhshīd)头衔，这是一个古伊朗的王侯的称号。在随后的两年中，伊赫什德援突伦王朝的先例，把叙利亚、巴勒斯坦纳入他的半独立国家的版图。第四年又把麦加和麦地那吞并了。从此以后，东西两方争夺不已的一片土地——希贾兹的命运就跟埃及的命运联系在一起，为期达数百年之久。

穆罕默德·伊赫什德的两个儿子，先后继承了他的王位，但是，他们两个是名义上的统治者，执掌政权的是阿比西尼亚的太监艾卜勒·米斯克·卡夫尔(意思是有麝香气的樟脑)。卡夫尔原来是伊赫什德从一个油商手中买来的奴隶，价值约等于八镑，从966到968年，他变成了唯一的统治者③。他成功地保卫了埃及和叙利亚，使其免于遭到在北方崛起的另一个小王朝哈木丹尼王朝的侵略。他的名字在穆台奈比的诗句中永垂不朽。穆台奈比先是称颂他，后来又讽刺他④。他是那个时代最伟大的诗人，又是卡夫尔的对手哈木丹尼的赛弗·道莱的称颂者。这个黑奴，从最卑贱的身分，一跃而掌握绝对的权力，这种事例在伊斯兰教的历史上是空前的，却不是绝后的。象其他的君主一样，伊赫什德王朝的君主，特别是王国的奠基者，滥用国帑，以讨好老百姓。相传穆罕默德的厨房日常的供应是：绵羊一百只，羊羔一百只，鹅二百五十只，鸡五百只，鸽子一千只，甜浆一百罐。有人写了一首诗，献给卡夫尔，说埃及当时所以常常发生地震，是因为埃及看见他的美德而快活得舞蹈起来。那位骄傲的阿比西尼亚人就赏给那个冒充的地震记录员一千第纳尔。在别的方面，伊赫什德人对于本国的文艺生活是毫无贡献的，他们也没有遗留下什么公共工程。这个王朝最后的代表，是一个十一岁的孩子艾卜勒·法瓦列斯·艾哈迈德，他于969年亡国于法帖梅王朝的名将昭海尔。①

北方十叶派的哈木丹尼王朝，是埃及伊赫什德王朝的劲敌台格利卜部族人哈木丹·伊本·哈木敦②的后裔哈木丹人，起初在美索不达米亚北部建立哈木丹尼王朝(929—991年)，定都于毛绥勒，于944年前进到叙利亚北部，在未来的赛弗·道莱(Sayf-al-Da-wlah，意思是王朝的宝剑)的率领下，从伊赫什德人的省长助理手中抢夺了阿勒颇(哈莱卜)和希姆斯。叙利亚念念不忘它在伍麦叶王朝时代的光荣，对阿拔斯人的统治深为不满，一直是反抗的温床。阿勒颇的赛弗·道莱(944— 967年在位)创建了北方的叙利亚王朝，这个王朝继续到1003年。他的第二个继任者赛仪德·道莱(991—1001年在位)却是埃及法帖梅王朝的诸侯。在拜占廷人和法帖梅人的威胁之下，哈木丹人无法支持下去，只好在那一年投降了法帖梅人①。

赛弗·道莱在阿拉伯编年史上的声望，主要是由于他对于学术的慷慨奖励，其次是由于在其他的穆斯林放下他们手中的棍棒之后，他又对伊斯兰教的敌人基督教徒举起了他手中的棍棒。哈木丹尼王朝的这位君主本人，就是一位诗人②，他同许多文人接触，由此使人回想起赖世德和麦蒙的时代。这个文人圈子里有赫赫有名的哲学家和音乐家法拉比，他生活简朴，日常需要，由国库供给生活津贴四个第尔汗就能满足。还有著名的文学史和音乐史的历史学家伊斯巴哈尼，他把自己不朽的名著《乐府诗集》的手稿赠送给这位庇护人，并且接受了他一千第纳尔的奖金。还有雄辩的宫廷说教人伊本·努巴台(984年卒)③，他那用韵文写成的文雅的说教，鼓舞了听众参加反拜占廷的圣战的热情。最重要的是桂冠诗人穆台奈比(915—965年)，他的诗篇，辞藻富丽，隐喻微妙，而且具有夸张和华丽的风格，因此，他成为今天穆斯林世界最受爱戴、被人引证最多的诗人①。一位早期的权威，称他的诗词为“高度的完美”②。穆台奈比(自封的先知)③原是巴士拉城一个水夫的儿子，青年时代，曾在叙利亚的贝杜因人中间自称有预言的才能，因此获得了这个绰号。他在阿勒颇的诗坛上有一个劲敌，叫艾卜·菲拉斯·海木达尼④，他是赛弗· 道莱的侄子。有一个时期，穆台奈比受到他的庇护人赛弗·道莱的冷遇，就去寻求并且得到伊赫什德王朝卡夫尔的庇护。不过，后来他又对卡夫尔感到失望。

这个时期是北叙利亚的短暂的文艺复兴时期。可以说，“诗人中的哲人和哲人中的诗人”艾卜勒·阿拉伊·麦阿里(973—1057年)就是这次文艺复兴后期的产物。这位诗人表达了伊斯兰新世界中社会衰退和政治混乱时代的怀疑的和悲观的感情。艾卜勒·阿拉伊是台努赫人的后裔，生于麦阿赖特·努耳曼，死于故乡。这是他的外号“麦阿里”的来源。他的坟墓于1944年重经修缮，因为那是他的诞辰的一千周年。他四岁的时候，感染了天花，以致双目失明，他所获得的补偿是记忆力有了惊人的发展。艾卜勒·阿拉伊于1009年到巴格达去，在那里逗留了一年零七个月，他接受了精诚同志社的观念和别的印度观念。返回故乡后，他开始吃素，而且过一种近乎隐居的生活。他晚期的著作，特别是《作茧集》(Luzū-mīyāt)①和《饶恕集》(Risālat al-Ghufrān)②，表明他这个诗人是以理性为向导，以悲观的怀疑论为哲学的。有人说他的《饶恕集》对于但丁的《神曲》发生了决定性的影响③。他的四行诗④，有一部分被译成英语。这位叙利亚诗人和波斯诗人欧麦尔·赫雅木有很多相似之点。一再有人作比较研究，研究的结果证明，约晚死六十年的波斯诗人受过那位老前辈的影响。伟大的阿拉伯诗的时代到穆台奈比和麦阿里就完结了。从此以后，就没有什么阿拉伯诗人获得超过地区性的声望。

赛弗·道莱在北叙利亚站稳之后，从947年开始，每年向小亚细亚出征一次。在他去世之前的二十年中，没有一年是不同希腊人交战的⑤。赛弗·道莱的努力，起初是成功的。他夺取了马拉什和其他的边境城市。但是，奈塞福拉斯·福卡斯和约翰·齐米塞斯(他们俩后来都做了皇帝)的辉煌的指挥，挽救了拜占廷的命运⑥。 961年，奈塞福拉斯攻克了首都阿勒颇(只有城堡除外)，他把阿勒颇的青年一万名和所有的战俘都屠杀了，并且焚毁了赛弗·道莱的宫殿。过了八九天后，他却撤退了①。登基之后(963—969年在位)，他的军队从阿拉伯人的手中抢夺了塞浦路斯岛，并且占领了西里西亚②。通往叙利亚的道路，就这样被打开了。他在位的最后一年，派军队夺取了垂涎已久的城市安提俄克，这是历代大主教、圣徒和教法会议的城市，也是与拜占廷有同等宗教地位的城市。从969年到1084 年，这座城市一直保持在拜占廷人的手里。占领安提俄克之后不久，奈塞福拉斯的大将，就进入阿勒颇，与赛弗·道莱的儿子和继任者赛义德·道莱(967— 991)签订了城下之盟③。约翰·齐米塞斯皇帝(969—976)采取了巩固和确保在西里西亚和北叙利亚所获得的征服地的政策，同时把解放耶路撒冷当作自己的最后目标。为达到这个目的，他从安提俄克动身，实际上进行了一次十字军战役。他进了大马士革，但是没有深入巴勒斯坦。他在位的初期，哈木丹人的堂兄弟、奈绥宾的倔强的哈比卜部族一万二千多人，为逃避苛捐杂税而背井离乡，改奉基督教，并且参加了拜占廷人对穆斯林国土的进攻④。齐米塞斯的继任者巴齐尔二世(976—1025年)虽然受到已占有西西里岛和爱琴海中许多岛屿的北非阿拉伯人的困扰，仍然御驾亲征，出兵保卫正在受到埃及法帖梅王朝威胁的叙利亚属地。但是，在十一世纪初，他和法帖梅王朝的哈基木签订了和约，此后再没发生过什么重大的冲突。由于巴齐尔二世的努力，再加上奈塞福拉斯和齐米塞斯以前的努力，拜占廷帝国的国境，向东方扩张到幼发拉底河和北叙利亚的心脏，伊斯兰教国家的版图，却受到了损失⑤。他们三人在位的时期，是“拜占廷和东方穆斯林关系史上最光荣的时代”。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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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Ya‘qūbi，vol.ii，p.488; ibn-Khaldūn，vol.iv，pp.12—14;ibn-‘Idhāri，Bayān， vol. i， pp.72以下，217以下；tr.E.Fagnan， vol. i(Algier， 1901)， pp.96以下，303以下。
② 这座城是易德里斯建筑的。Ibn-abi Zar’(al-Fāsi)， Rawdal-Qirtās fiAk-hbār Mulūk al-Maghrib， ed.J. H. Torberg(Upsala， 1843)， p. 15； tr. Torberg，Annales regum mauritaniae(Upsala，1845)，pp.21以下。
③ 参阅Stanley Lane-Poole,The Mohammadan Dynasties(London,1893，rep-roduced 1925)，p.35；E.de Zambaur，Manuel de généalogie et de chronologie pourl’histoire del’lslam,(Hanover,1927)， p.65。
④ Ibn-abi-Zar‘，pp.56—57。
⑤ Ibn-al-Athīr,vol.vi,pp.106以下；ibn-‘Idhāri,vol.i,p.83。
① 现代突尼斯的凯鲁万。——译者
② 参阅 ibn-al-Athīr， vol.vi， pp.235以下; ibn-Khaldūn， iv， pp.198—204。
③ D. G.Kampouroglous，“The Saracens in Athens”， Social Science Abst-racts， vol. ii(1930)，no.273;G.Soteriou,“ArabicRemainsin Athensin Byz-antine Times”，同书, no.2360。
① 关于艾格莱卜人其他的省长，可以参阅 Lane-Poole，p.37； Zambaur，pp.67，68。
② Ibn-‘Idhāri，vol.i， pp. 142—146; ibn-Khaldūn，vol. iv， pp.205—207; ibn-abi-Zar‘， p.61。
① Ibn-Khaldūn，vol.iii，p.295，vol.iv，p.297。
② Ya‘qūbi，vol.ii，pp.615以下；Tabari，vol.iii，p.1697。
③ 参阅Kin di，ed.Guest，pp.6—212；Suyūti，Husn，vol.ii，pp.2—10；deZambaur，pp.25－27。
④ Ya‘qūbi，vol.ii，p.624。
⑤ Ibn-Khaldūn，vol. iv，pp.300—301；Kindi，pp.219以下。
① Yāqūt，vol.iii，pp.707—708。
② Maqrīzi，ed.Wiet，vol.i.pp.247—250。
③ Maqrīzi(Būlāq)，vol.i，pp.313以下。
④ Ibn－Taghri－Birdi，al－Nujūm al-Zāhirah fi Mulūk Mulsr w-al-Qāhirah，ed。T.G.J.Juynboll， vol.ii(Leyden，1855)，p.11；Kindi，p.216。
⑤ Ibn-Khallikān，vol.i，p.97；ibn-Taghri-Birdi，vol.ii，p.8。
⑥ 关于这座清真寺的最好的描绘是约在1420年写成的，著者是Ma qrīzi(Būl-āq)，vol.ii，pp.265以下；曾利用这个描绘的是 Snyūti，Husn，vol.ii，pp.152—154。
① 他是十七个儿子之一，是三十三个儿女之一；ibn-Taghri-Birdi，vol.ii，p.21；Suyūti，Husn，vol.ii.p.11。
② Ibn-Taghri-Birdi，vol.ii，pp.57—58；Maqrīzi，vol.i，pp.316—317。
③ Ibn-Taghri-Birdi，vol.ii，p.56。
④ 同上书，pp.56—57。
⑤ 同上书，pp.60—61。
⑥ Ibn-Taghri-Birdi，vol.ii，pp.58—59； Maqrīzi，vol.i，p.317。
⑦ Ibn-Khallikān vol. i，p.310。参阅ibn-Khaldūn， vol. iv， pp.307—308；Ta－bari，vol.iii，pp.2145—2146； ibn-Taghri-Birdi， vol.ii，p.55。
⑧ Tanūkhi，Jāmi‘al Tawārīkh，ed.D.S.Margoliouth，vol.i，(London，1921)，p.261。(罗特尔=449.3公分，4罗特尔=1.8公斤。——译者)
① 《古兰经》44：47。
② Kindi，pp.247—248。
① Ibn-Sa‘id，al-Mughrib fi Hula al-Maghrib，ed.K.L.Tallqvist(Leyden，1899)， p.5。
② Kindi p.288；Miskawayh，vol.i，pp.332，366，n.；ibn-Taghri-Birdi，vol.ii，p.270。
③ Ibn-Khallikān，vol.ii，185—189；ibn-Khaldūn，vol.iv，pp.314—315；ibn-Taghri-Birdi，vol.ii，p.373。
④ Dīwān， ed，Fr.Dieterici(Berlin，1861)，pp.623－732；ibn-Sa‘īd，pp.45—46。
① 伊赫什德王朝世系表(图表里的虚线表示主奴系关)伍努朱耳(Unūjūr)这个名字有各种拼写方式。参阅 ibn-Taghri-Birdi，vol.ii，p.315；Kindi，p.294；ibn-Khaldūn，vol.iv，314；ibn-al- Athīr，vol.viii，p.343；Miskawayh，vol.ii，p.104。再参阅F.Wüstenfeld，Die Statthalter von Agyptenzur Zeit der Chalifen，pt.iv(G(ttingen，1876)，p.37。
② Tabari，vol.iii，p.2141。
① 右表： 1.赛弗·道莱·艾卜勒·哈桑·阿里 (944—967年) 2.赛耳德·道莱·艾卜勒·麦阿里·舍利夫 (967—991年) 3.赛义德·道莱·艾卜勒·法达伊勒·赛义德 (991—1001年) 4a.艾卜勒·哈桑·阿里 4b.艾卜勒·麦阿里·舍利夫 (1001—1003年)(1001—1003年)
② Ibn-Khallikān，vol.ii，pp.66－68；Tanūkhi，p.134。
③ 他的讲演集(Khutab)在开罗和贝鲁特屡次出版。
① 他的诗集先由法国人迪特里西刊行，后由纳绥福·雅齐只于1882年刊行于贝鲁特。1935年在叙利亚、黎巴嫩和其他地方纪念他逝世一千周年(回历354年卒)。
② Ibn-Kha llikān，vol.i，p.63。关于他的较早的评论，可参阅Tha‘ālibi，Yatīmah，vol.i，pp.78—164。
③ 他的原名是艾哈迈德·伊本·侯赛因，外号是艾卜勒·太伊卜。
④ Dīwān，ed.Nakhlah Qalfāt(Beirūt，1900)；tr.in part，Rudolph Dv-o■ák as Abú Fir(s：ein arabischer Dichter und Held(Leyden，1895)。参阅Tha‘ā-libi，vol.i，pp.22—62。
① Al-Luzūmīyātaw Luzūm Ma la Yalzam， ed.‘Azīz Zand，2 vols。(Cairo，1891，1895)；tr.(in part)Ameen Rihani(New York，1918)。
② Ed.Kāmil Kīlāni，2 pts.(Cairo，1923)；partially tr.by R.A.Nicho-lson in JournalRoyal Asiatic Society(1900)，pp. 637－720；(1902)， pp.75－101，337—362，813—847。
③ Asin，Islam and the Divine Comedy，tr.Sunderland.。
④ 四行诗(rubā‘iyāt)，每首四行，一二四押韵，发源于波斯的诗法。
⑤ 参阅Yahyā ibn-Sa‘īd al-Antāki，“Ta’rīkh”，ed.and tr.(Fr.)I.Kratc-hkovsky and A.Vasiliev in Patrologia orientalis，vol.xviii，pp.768以下。
⑥ “Ibn-Shamshaqīq” of ArabChronicles；ibn-al-Athīr，vol.viii，p.407；abu-al-Fidā’，vol.ii，p.110，l.20。
① Miskawayh，vol.ii，pp.102－104；Yahya，pp.786－787。
② Yāqūt，vol.iii，p.527。
③ Yahyā，pp.823—824。
④ Ibn-Hawqal，pp.140—141。
⑤ Ibn-al-Athir，vol.viii，pp.440—441。
① Vasiliev，Byzantine Empire，vol.i，p.381。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在西方的许多小王朝——主要是阿拉伯血统的小王朝——瓜分哈里发的领土的时候，在东方，同样的过程也由另外一些人在进行着，他们主要是突厥人或者波斯人。

在巴格达东面首先创建半独立国的是麦蒙曾一度信任的大将，呼罗珊人塔希尔·伊本·侯赛因。他胜利地指挥他的主子的军队，对艾敏作战。在这次内战中，据说这位独眼将军双手使用宝剑，杀人如麻，因此，麦蒙赠给他一个绰号，叫做“助勒·叶米奈因”(两手俱利者)②，有一位诗人称他为“缺一只眼晴、多一只右手”的战士③。塔希尔是一个波斯籍奴隶的子孙，820年，麦蒙为奖励他的汗马功劳，任命他为巴格达迤东所有领土的总督，以呼罗珊为他的政权中心。后来，他把这个地区的首府迁移到木鹿，在两年后他去世之前，他从每周聚礼日(金曜日)的祈祷词中删除了哈里发的姓名④。塔希尔的继任者，名义上虽然是哈里发的诸侯，但是他们把自己的版图扩张到印度的边境。他们把自己的政府的所在地迁移到内沙布尔，他们在那里维持自己的势力，直到872年⑤，才被萨法尔王朝所替代。

萨法尔王朝发源于锡吉斯坦，在波斯建国四十一年(867—908)，奠基者是叶耳孤卜·伊本·莱伊斯·萨法尔(867—878)。萨法尔(铜匠)是以铜匠业为正业，以强盗业为副业的。他是一伙歹徒的头子，有勇有谋，哈里发所任命的锡吉斯坦省长很赏识他，因此，委任他做驻军的司令①。萨法尔终于继任了他的恩人的职位，他几乎把波斯全境和印度的外国加到自己的版图中，甚至威胁到在哈里发穆耳台米德②统治下的巴格达。萨曼王朝继承了萨法尔王朝的一大部分土地③。

在河外地和波斯实行统治(874—999年)的萨曼人，是萨曼的子孙，原是巴里黑的一个祆教贵族。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萨曼的孙子奈斯尔·伊本·艾哈迈德 (874—892年)，但是建立这个王朝的政权的是奈斯尔的弟弟易司马仪(892—907年)，他于900年从萨法尔王朝抢夺了呼罗珊④。萨曼人起初是塔希尔王朝的副省长，后来逐渐强大起来，在第三位君主艾哈迈德的儿子奈斯尔二世⑤(913—943年)的时代，他们把自己的版图扩张到最大限度，他们的王朝包括锡吉斯坦、克尔曼、祝尔占、赖伊、泰伯里斯坦，再加上河外地和呼罗珊。这个王朝表面上表示效忠于阿拔斯王朝，但是在实际上是独立的。在阿拔斯王朝各位哈里发看来，这个王朝的成员是些艾米尔(amīr，省长)，甚至是些阿米勒(‘āmil，收税官)，但是，在他们的领士之内，他们拥有绝对的权力。

河外地最后成为穆斯林的领土，是在萨曼王朝时代。他们的首府布哈拉和他们的主要城市撒马尔罕，作为学问和艺术的中心，几乎使巴格达相形失色。不仅阿拉伯语的学术，而且波斯语的学术，同样受到保护和奖励。赫赫有名的医学家拉齐把他的医学名著叫做《曼苏尔集》(al-Mansūri)，就是为纪念他的庇护者锡吉斯坦的曼苏尔·伊本·易司哈格的，他是萨曼王朝的第二位统治者的侄子。青年时代的伊本·西那，还在十几岁的时候，就应萨曼王朝的统治者努哈二世(976— 997年)①的召唤，访问了布哈拉，努哈二世特许他自由出入丰富的皇家图书馆②，在那里他获得了他那似乎无穷的知识宝藏。从这个新时代起，现代的波斯文学才兴盛起来。在这个时期中，费尔道西(约934—1020年)创作了他的第一部诗集，曼苏尔一世③(961—976年)的大臣伯勒阿米节译了泰伯里的世界史④，就这样创作了现存的最古老的波斯语的散文著作。自穆斯林的征服以来，波斯人就用阿拉伯语作为文学表达的媒介，但是由于这些作家的创作，波斯的灿烂的穆斯林文学也就开始发展起来了。

萨曼王朝虽然是伊朗各王朝中最开明的王朝之一，但是仍未摆脱同时代其他王朝所遭受的那些致命的要素。除专横的军事贵族和不确定的王位继承所提出的通常的问题外，还有一个新的危险，那就是北方的突厥游牧民族。萨曼王朝用来充实他们宫廷的那些突厥族奴隶，甚至逐渐暗暗地插手于国家权力。萨曼王朝在乌浒水(阿姆河)以南的领土，于994年被加兹尼王朝所吞并，这个王朝是在这群奴隶之一的领导下强盛起来的。乌浒水以北的领土被突厥斯坦的所谓伊莱格汗们(īlek或īleq Khans)抢夺去了。他于992年克服布哈拉，而在七年之后，给气息奄奄的萨曼王朝以最后一击，结果了它的性命。这样，中亚细亚的各突兰汗国，就第一次 ——但不是最后一次——在伊斯兰世界事务中占据了重要地位。在回历四世纪中，伊朗人和突兰人在伊斯兰世界的边境上争夺霸权的斗争，只不过是更严重的发展的序幕而已。此后，我们将要看到，这些突厥人在世界事务中扮演了一个越来越重要的角色，最后竟然夺取了巴格达哈里发的最大部分权力，实际上最后竟然在“博斯普鲁斯海峡上的巴格达”建立了自己的哈里发帝国——奥斯曼帝国。

在萨曼王朝加以恩宠，而且给以高官厚禄的突厥奴隶当中，有一个人叫做艾勒卜特勤(Alptigīn)，他起初是一名护卫，不久被提升为警卫队的队长①，961年又升任呼罗珊的省长。但是，过了不久，他就在萨曼王朝新君主的面前失宠了，因此逃到这个王国东方的边境去。在这里，他于962年从当地统治者的手中夺取了阿富汗的加兹尼，建立了一个独立王国②，这个王国后来发展成包括阿富汗和旁遮普(962—1186年)在内的加兹尼帝国。但是，这个加兹尼王朝③真正的奠基人是素卜克特勤 (Subuktigīn，976—997年在位)，他是艾勒卜特勤的奴隶和女婿。加兹尼王朝的十六位君主继承了他的王位，他们都是他嫡系的苗裔。素卜克特勤把他的版图扩大到印度的白沙瓦和波斯的呼罗珊，这是他在萨曼王朝时代曾统治过的地方。

这个王朝最著名的成员是素卜克特勤的儿子麦哈茂德(999—1030年)。他的首都加兹尼，位于一个高原的极高处，俯视着北印度的平原，经过喀布尔山谷，就能顺利地进入那些平原，这个形势是他向东方进行一系列出征的有利条件。在二十四年期间(1001—1024年)，麦哈茂德对印度的进攻，不下十七次，其结果是并吞旁遮普及其中心拉合尔、木尔坦和信德的一部分①。在旁遮普，穆斯林的势力从此永远确立起来了。麦哈茂德在这些侵略中，从印度教的寺庙掠夺到难以置信的丰富的战利品，而且获得了同时代的君主所羡慕的称号：偶像的破坏者和破坏偶像的正统派伊斯兰教战士。约在1001年，他在穆斯林的历史上首先获得“迦齐”(al-ghāzi，征伐者)的称号。后来，凡是对外道作战的战士都获得这个称号。

麦哈茂德还把他的领土的边境向西边扩张。他从十叶派的布韦希王朝的手中抢夺了波斯的伊拉克，包括赖伊和伊斯巴罕②。在这个时期，布韦希王朝曾经把哈里发控制在他们的手中。麦哈茂德是一个正统派的穆斯林，自他继承王位时开始，他就承认了哈里发嘎迪尔(991—1031年)③的名义上的宗主权，他后来接受了这位哈里发所恩赐的称号“国家的右手”(Yamīn-al-Dawlah)④。他自己和他的直接继任者铸造钱币的时候，只在钱币上铸“艾米尔”(省长)或“赛义德”(领袖)，就感到满足了。据说麦哈茂德是伊斯兰教史上首先被称为“素丹”(sultān，权威)的①，但是由各种钱币可以证明，这个崇高的称号，是塞尔柱克王朝的君主首先正式采用的②。麦哈茂德的版图最辽阔的时候，除东边的北印度和西边的波斯的伊拉克外，还包括全部呼罗珊、吐火利斯坦及其中心巴里黑和河外地的一部分，南部包括锡吉斯坦③。他曾用许多壮丽的建筑物点缀了他的首都④，建设了一座伟大的科学院，而且捐赠了大笔基金。他使自己慷慨的宫廷成为诗人和学者主要的游乐场。他的宫廷里有许多天才的学者，包括阿拉伯的史学家伍特比(1036年卒)⑤，赫赫有名的科学家和历史著作家比鲁尼，和鼎鼎大名的波斯诗人费尔道西(1934—1935年，亚、欧、美三洲都庆祝过他诞生一千周年纪念)。费尔道西曾把他的伟大的史诗《帝王纪》(Shāhnāmah)题赠麦哈茂德，全诗六万行。他所得的奖金是六万第尔汗，而不是六万第纳尔，因此，他就用严厉的讽刺诗批评了自己的庇护者，然后逃命。

加兹尼王朝的崛起，标志着突厥势力同伊朗势力争夺伊斯兰世界的最后霸权的初次胜利。但是，加兹尼王朝政权，与萨曼王朝政权或萨法尔王朝政权，并没有根本上的差别。这个政权也是用武力松弛地维系着的，一旦挥动宝剑的强壮的手臂放松了，组成这个政权的各部分一定要纷纷叛离。麦哈茂德死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情。东方各省，逐渐脱离高原上的首都，于是在印度开始出现一系列独立的穆斯林王朝。在北部和西部，突厥斯坦的各汗和波斯的大塞尔柱克人，瓜分了加兹尼王朝的领土。在中部，阿富汗强大的古里人(Ghurids)给这个王朝以致命的打击，而于1186年摧毁了加兹尼人在拉合尔的最后统治。

阿拔斯王朝在东西两端的翅膀被修剪掉的时候，抓在波斯人和突厥人手里的一把短剑，又对准了它的心脏。在十叶派波斯的布韦希人和继他们而起的逊尼派突厥塞尔柱克人统治时代，除首都外，哈里发已经没有多少地盘了，甚至在这很小的领土内，他的权力也是有名无实的。一支蛮横的禁卫军兴起了，接着又爆发了黑奴的革命，这就破坏了中央政权的根基，并为布韦希人的统治铺平了道路。

阿拔斯王朝的第八位哈里发穆耳台绥木(833—842年)，是哈伦的儿子，是一个突厥女奴所生的。他首先用河外地的突厥新兵做自己的禁卫军。禁卫军的名额是四千人。输入这些突厥人，原来是为了对付在建立阿拔斯哈里发帝国的时候有过汗马功劳的呼罗珊军人的势力，但是每年输入的突厥人又变成了对帝国完整的更大的威胁。曼苏尔的“和平城” 变成一座“骚乱城”。巴格达城的居民很可能起来暴动，以抵抗禁卫军骄傲蛮横的行动，面对着这种危险，哈里发于836年，把中央政府所在地向北迁移到距巴格达六十英里的萨马腊城①。这座城位于底格里斯河畔，原名Sāmarra，是一个亚述名词，哈里发把这个名字改为Surra Man Ra’a 见者喜)，阿拔斯王朝的钱币上都印着这个城名，那里可能设有造币厂。当时曾有人幽默地说，这个城的新名应该这样解释：见者喜，是因为看到突厥禁卫军迁居此城，而巴格达城获得了安宁，人人皆大欢喜。

萨马腊城曾被许多宫殿和清真寺所美化，那些新建筑都是穆耳台绥木和他儿子穆台瓦基勒(847—861年在位)所修建的。这座新城曾作首都五十六年(836—892年)，有八位哈里发曾在这里互相继承，古城的遗址是现存的阿拔斯王朝古迹中最堂皇的①。

以突厥军人为主体的这支禁卫军，在哈里发帝国中所扮演的角色，与罗马的禁卫军和土耳其的禁卫军并无差别，他们的出现，标志着哈里发权力告终的开端。哈里发住在自己的新都里，几乎等于他们的囚徒。861年12月，他们暗杀了穆台瓦基勒。这是他儿子嗾使的②。这是一系列事件的开始，在那些事件中，阿拔斯王朝的大厦，根基既经动摇，就面临着迫在眉睫的崩溃。穆台瓦基勒是衰亡时期的头一位哈里发。在他之后的哈里发都是由军人自由废立的，那些军人主要是突厥人，他们的将军大半是奴隶，互相倾轧，争夺大权。宫廷妇女凭着自己对于这些奴隶的影响，也来扮演重要的政治角色，这就使局面更加混乱了。优柔寡断的穆斯台因(862 —866年)在被围困之后终于向巴格达逃走，又被禁卫军追回来，不得已而退位。在他在位期间，他的奴隶母亲和两个突厥将军共享了最高权力①。他的继任者穆耳台兹(866—869年)的母亲，不肯交付五万第纳尔，以赎取自己的儿子哈里发的性命，尽管她在地下室的贮藏处收藏了一百万第纳尔，还收藏了无法估价的珠宝②。土崩瓦解的哈里发帝国二百年的历史，呈现出一幅混乱的图景，一些有名无实的哈里发升上宝座，一些死不足惜的哈里发葬入坟墓。如果还有和平和安宁的话，要在边远的省区里才能享受到，那里的省长，实际上是独立的，他以钢铁般的手执掌着政权。

这个时期最惊人的、最残忍的插话，是僧祗奴(Zanj)③的起义。这些奴隶是从东非输入的黑人，被用来开采幼发拉底河下游的硝石矿。他们的头领sāhib al-Zanj(僧祗奴的朋友)是一个足智多谋的假冒者，叫做阿里·伊本·穆罕默德，大概是阿拉伯人的血统。他利用首都动荡不安的情况和对悲惨生活不满的矿工的暴动，于869年9月自称是阿里派的人，凭种种幻象和神秘学，出来拯救他们。在这个新的救世主的旗帜之下，奴隶们一群跟一群地集合起来了(据主要的资料提供者泰伯里的说法，此人是“无赖”和“真主的敌人”④)。军队一支跟一支地被派遣去镇压这次奇异的起义，但是，黑奴们利用优越的和熟悉的地势，利用沼泽同运河交错的地形，把这些军队都打败了，并且还依照他们的头领所采用的哈列哲派的教义，把所有的战俘和非战斗人员都处死了⑤。在穆耳台米德在位期间 (870—892年)，在十四年内(870—883年)，这次奴隶战争剧烈地进行着。死于战争的人数究竟有多少，估计各有不同，有人说超过五十万。在一次战斗之后，无人认领的穆斯林的头颅太多了，黑奴们只得把那些头颅投入一条运河，以便随水漂流到巴士拉城，让各人的亲戚和朋友去作鉴定①。巴士拉、瓦西兑、艾海瓦兹、伍布莱等城市都化为废墟。直到哈里发的弟弟穆瓦法格亲自去指挥作战，暴动的气焰才受到挫折。883年，他们的头领所建筑的堡垒穆赫塔赖遭受了猛攻，头领本人被杀死了。“西亚历史所记载的一次流血最多和破坏最大的变乱，就这样结束了。”②在这次战争的过程中，哈里发帝国的第一个省区，也是最美丽的省区，埃及，被伊本·突伦所割据了。

在穆耳台迪德在位的时代(892—902年)，他从半世纪多的临时首都萨马腊迁回故都巴格达，这虽然改变了地点，却没有改变形势的进程。实际的权力，仍然从哈里发的手中溜到军人的手里。在这个时代出现了阿卜杜拉·伊本·穆耳台兹，他跟他的远堂弟弟穆格台迪尔争夺哈里发职位。他的举世罕见的荣誉就是以穆耳台达的名义，做了一天哈里发(908年12月17 日)，以后就被废黜，而且被杀害了。这位一天的哈里发，与其说是一位政治家，不如说是一位诗人和文学研究家。他有许多著作，《书目》③和伊本·赫里康④都曾提到，但留存下来的却很少。

穆格台迪尔在位的二十四年中(908—932年)，有十三位大臣任职和免职，其中有些被处死刑，这是这个时代的一大特点⑤。这位哈里发的突厥族太后，经常干预朝政，使局面更加混乱。那十三位大臣中，有阿拉伯书法的奠基者伊本·木格莱①。另有一位阿里·伊本·伊萨，他在一个贪污腐化、暴虐压迫的时代任职，却能公正廉明，富有才能。阿里两次任职，达五年之久，曾厉行节约，显著地改进了国家的财政，树立了一个高效率的榜样，可惜没有人仿效他②。在穆格台迪尔任哈里发的期间，北非的法帖梅王朝的欧贝杜拉(909年)和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929年)先后僭称哈里发，采用哈里发的礼仪和国徽，从而造成在伊斯兰教世界同时有三位被承认的互相敌对的哈里发的非常现象。懦弱无能的穆格台迪尔(本义是刚毅者)把国家大事交给自己的禁卫军统领穆尼斯·穆赞法尔③，他是一个太监，哈里发赏赐他一个新创造的尊号 “大元帅”(amir al-umarā’)。不久穆尼斯就变成了实际的统治者。他废黜了穆格台迪尔，而立了他的异母弟嘎希尔④。穆格台迪尔复辟后不久，就被柏柏尔族的士兵杀害了。他们耀武扬威地把他的头颅送给他们的统领穆尼斯⑤。嘎希尔(932—934年)的日子并不比他的前任的好过。他第二次被废黜后，被挖掉眼睛，有人看见他在巴格达大街上乞讨⑥。他的两位继任者穆台基(940—944年)和穆斯台克菲(944—946年)都和他一样被送入双目不见天日的黑暗之国——所有这些都是大元帅的势力产生的结果①。巴格达城曾呈现这样的奇观：在伊斯兰教世界一度担任最高官职的三位人物，现在被废黜了，被挖掉眼睛，变成了公众布施的对象。拉迪大元帅(934—940年)更是变本加厉，他使自己的名字同哈里发的名字联在一起，在金曜日的祈祷中同被颂扬——这是伊斯兰教史上一种新奇的做法 ②。拉迪是在这个时期中幸免于废黜的少数几位哈里发之一，但是他终于不免死在军人之手。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他为“最后的、实际的哈里发”，他们的意思是说，在他之后的哈里发，就不能在金曜日主持说教，也不能主持国家的某些事务了③。他也是有诗篇流传后世的最后一位哈里发。在他之后，留给哈里发的权利和尊严的最后痕迹都完全消失了。大元帅现在完全成为穆斯林国家实际的统治者了④。

哈里发帝国史上更暗淡的一章，于945年12月在巴格达揭开了，当时哈里发穆斯台克菲(944—946年)在巴格达迎接了胜利的艾哈迈德·伊本·布韦希，并任命他为自己的大元帅，还赏赐他穆仪兹·道莱(国家的支持者)的头衔。艾哈迈德的父亲艾卜·舒札耳，自称古代萨珊王朝的苗裔，象在大多数这样的情况下一样，那大概是为了给这个王朝撑面子的缘故①。他是一个好战的部族联盟的领袖，这个联盟主要包括从里海南岸山区来的德莱木族的高地人。他在一个时期内曾为萨曼王朝效过劳。他的三个儿子，包括艾哈迈德，曾排除困难，向南方前进，先占领伊斯巴罕，后占领设拉子及其省区(934年)，在随后的两年中，又先后占领了艾海瓦兹(现在的胡泽斯坦)和克尔曼两省。设拉子被选作这个新王朝的首都。当艾哈迈德向巴格达进军之际(945年)，突厥族禁卫军逃跑了，但是，在新主子十叶派的波斯人的监护下，哈里发的命运并未得到改善。穆仪兹·道莱的官阶只是一个大元帅，他却坚持要在金曜日的祈祷中使他的名字和哈里发的名字并列。他甚至把自己的名字铸在钱币上面②。

946年1月，不幸的穆斯台克菲的眼睛被穆仪兹·道莱挖掉，而且被废黜了，穆帖仪(946—974年)被立为新哈里发。这时规定要纪念十叶派的各种节日，特别是两大节日，即一个是侯赛因的忌日(回历一月初十日)的公开哀悼，另一个是先知在盖迪尔·胡木任命阿里为继任者的节日③。哈里发帝国此时经历着一个最屈辱的时期，信士们的长官不过是宗教分裂派大元帅手中的傀儡而已。人们有时说布韦希人是伊斯兰教史上首先自称“素丹”的人，事实上并不是这样①。由他们的钱币可以证明，他们满足于“艾米尔”(省长)、麦列克(国王)等称号，再加上穆仪兹·道莱、伊麻德·道莱(国家的支柱)、鲁克尼·道莱(国家的栋梁)等尊号。哈里发曾同时赏赐布韦希的三个儿子这样的尊号。在他们之后，这种夸大的称号变成了时髦。布韦希的后裔中有几个继位者还袭用了大元帅的尊号，虽然这个尊号已变成空洞的只能表示光荣的虚构。

这个世纪(945—1055年)是布韦希人称霸的世纪，在这个时期，他们自由地废立哈里发。伊拉克是作为一个省区，由法里斯的设拉子统治，设拉子是布韦希王朝的首都。他们在巴格达拥有几座壮丽辉煌的公馆，总的名称是dār al-mamlakah(王国官邸)②。巴格达不再是穆斯林世界的中枢，因为不仅设拉子，还有加兹尼、开罗和科尔多瓦，现在都在和巴格达分享其先前的国际地位了。

在鲁克尼·道莱的儿子阿杜德·道莱(国家的胳膊)当权的时代(949—983 年)，布韦希王朝的权力达到了极点。阿杜德不仅是布韦希王朝最伟大的君主，而且是当代最优秀的统治者。在布韦希王朝的统治时代，在波斯和伊拉克出现了几个小王国，阿杜德于977年，把那几个小王国统一起来，创造了一个帝国，版图之大，相当于哈伦·赖世德时代的阿拔斯王朝。他娶了哈里发塔伊耳的女儿，又把自己的女儿嫁给哈里发(980年)，希望自己的外孙将来成为哈里发③。在伊斯兰教史上，他是首先有“沙汗沙”(shāhanshāh)的头衔的④。他的宫廷虽然仍旧在设拉子，但是他美化了巴格达，修浚了早已淤塞的各条运河，又在别的许多城市修建了清真寺、医院和公共建筑物，他的财政大臣①，有功绩的史学家米斯凯韦曾有记载②。阿杜德·道莱为维持自己的慈善事业，从自己的国库中拨专款作为基金。他在假定的阿里的坟墓上修建的陵庙(mashhad)，是一座有趣味的建筑物。但是最重要的是他在巴格达建设的著名的阿杜德医院，那是在978—979年建成的，他捐赠给这座医院的基金是十万第纳尔。这座医院有二十四位医生，替病人治病，同时担任医学院的教师③。穆台奈比一流的诗人曾歌颂阿杜德的光荣业绩，还有些著作家把自己的著作题赠给他，其中有语法学家艾卜·阿里· 法尔西，曾为他而编写《语法解释》(Kitāb al-idāh)④。阿杜德在促进和平艺术的工作中找到一位能干的合作者，即他的信奉基督教的大臣奈斯尔·伊本·哈伦。他在哈里发授权之下，建设和修理了几座教堂和修道院⑤。

阿杜德·道莱奖励文学和科学的先例，被他儿子舍赖弗·道莱⑥ (983—989年)所遵守。舍赖弗去世前一年，曾仿效麦蒙，建造了一座天文台。阿杜德的另一个儿子、他的第二个继任者伯哈义·道莱⑦(989—1012 年)，贪图哈里发塔伊耳巨大的财富，所以991年把他废黜了。伯哈义有一个开明的波斯籍大臣，叫做萨卜尔·伊本·艾尔德什尔。萨卜尔于993年在巴格达创办一所科学院，院内附设的图书馆，藏书一万册①，叙利亚诗人麦阿里在巴格达做学生的时候，曾利用过那些图书。可以随便提一提，精诚同志社也是在布韦希王朝活动的。但是，这个国家本身已走着下坡路了。伯哈义、舍赖弗和他们的三弟萨木萨木·道莱②之间的内战，他们的继任者之间王朝的和家庭的内争，以及布韦希十叶教徒对逊尼派巴格达的深恶痛绝，这些原因导致了这个王朝的灭亡。1055年，塞尔柱克王朝的突格里勒攻进巴格达，结束了这个王朝的统治。这个王朝在伊拉克的最后的统治者麦立克·赖希木(慈悲的国王，1048—1055年)是在监狱中结束他的生命的。

下面是在布韦希人霸权(945—1055年)下的阿拔斯王朝各哈里发的世系表：

塞尔柱克突厥人的登场，揭开了伊斯兰教史和哈里发帝国史上一个新纪元。他们在十一世纪早期从东方出现的时候，哈里发的帝国几乎完全被瓜分了，他从前的权力已经只剩一个影子了。西班牙的伍麦叶王朝、埃及和北非的法帖梅王朝，已经根基稳定，巴格达再不可能把那些王朝摧毁了。北叙利亚和上美索不达米亚，前面已说过，都在一些强横的阿拉伯首领的控制之下，他们有些人已成功地建立了王朝。波斯、河外地和东方与南方的地区都被布韦希王朝和加兹尼王朝瓜分掉，或者落在各式各样的小君主手中，他们中的每个人都在等待时机，想要消灭别人。到处出现政治上和军事上的无政府状态。十叶派和逊尼派的纠纷风靡一时。伊斯兰世界仿佛已被摧毁了。

一个名叫塞尔柱克的首领，统率着他的土库曼乌古思人①于956年进入这个混乱的王国。从突厥斯坦的吉尔吉斯草原来的这些游牧人，定居于布哈拉地区，他们在那里热情地信奉了逊尼派的伊斯兰教。塞尔柱克和他的儿子们，在伊莱格汗国和萨曼王国中，先后慢慢地稳步地打开一条道路②。塞尔柱克的孙子突格里勒③和他的弟弟一道冒险地推进到呼罗珊。这家两弟兄于1037年从加兹尼王朝的手中夺取了木鹿和内沙布尔。很快又夺取了巴里黑、戈尔甘、泰伯里斯坦、花拉子模、哈马丹、赖伊和伊斯巴罕。在他们的面前，布韦希王朝坍塌了。1055年12月18 日，突格里勒伯克统率着他的狂妄的土库曼各部族，来到了巴格达的城门口。布韦希王朝的突厥将军兼巴格达军事长官白萨西里，离开了首都①，哈里发嘎义木 (1031—1075年在位)赶快出城，把入侵者突格里勒当做一位救星迎入城内。

突格里勒离开巴格达有一年时间，又重新回来，他到巴格达的时候受到盛大的欢迎。哈里发穿着先知穆罕默德的斗篷，手持先知的手杖，坐在一座讲台上，台前垂着的帷幕，到这位征服者到达的时候才揭开来。突格里勒坐在旁边另一座讲台上，由一个人替他们翻译。这位征服者被任命为帝国的摄政王，被称为“东方和西方的国王” ②。他的官衔是“苏丹”(al－sultān，意思是权威)③。哈里发帝国现在转入一种新的更慈悲的监护之下了。

白萨西里在那期间拥护法帖梅王朝的事业，他乘突格里勒到北方远征的机会，于1058年统率德莱木人部队和其他部队，占领了巴格达。哈里发嘎义木被迫签署文书，把自己的权利和所有其他阿拔斯人的权利都让给自己的劲敌——开罗的法帖梅王朝的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在位)，他派人把哈里发职位的各种象征，包括先知的斗篷和别的遗物全部送给他。嘎义木的头巾和他的宫殿里的一扇美丽的窗子，也被送到开罗去做纪念品④。但是，当突格里勒返回巴格达的时候，他又使嘎义木复位，并以叛国的罪名，把白萨西里处死(1060年)。德莱木人的部队被解散了，布韦希人的权力永远被摧毁了。

突格里勒(1037—1063年在位)、他的侄子和继任者艾勒卜·艾尔斯兰(1063—1072年在位)和艾勒卜的儿子马里克沙(1072—1092年在位)，他们三人在位的时代，是塞尔柱克人统治穆斯林东方的最灿烂的时代。当突厥各部族的生力军使塞尔柱克人的部队壮大起来的时候，他们东征西讨，把自己的征服地扩大到四方去，直到西亚的大部分地区都并入了穆斯林的版图，使穆斯林军队已凋零的光华又重新辉耀起来。从中亚来的一个新民族，现在把自己的血液注入伊斯兰教争夺世界霸权的斗争中去。这些野蛮的异教徒，把脚踏在先知的教徒的脖子上，同时又信奉了被征服者的宗教，而变成伊斯兰教热心的拥护者。他们的事例，在伊斯兰教错综复杂的编年史上，并不是绝无仅有的。他们的堂弟兄，十三世纪的蒙古人和他们别的近亲，十四世纪初期的奥斯曼土耳其人，曾重演了这个过程。伊斯兰教在政治上处于极黑暗的时期，在宗教上却获得了一些最辉煌的胜利。

艾勒卜·艾尔斯兰(英勇的狮子)在位的第二年，夺取了基督教的亚美尼亚的首府阿尼，当时亚美尼亚是拜占廷的一个省区①。此后不久，他就跟永久性的敌人拜占廷人重开战争。1071年，艾勒卜在亚美尼亚的凡湖以北的曼齐卡特(Manzikcat，即Malāzkird，或Malāsjird)赢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而且俘获了罗马纽斯·戴奥哲尼斯皇帝②。塞尔柱克的游牧部族，也就是第一批穆斯林，在罗马人的国土上获得了一个永久性的立足处，此时他们开始定居于小亚细亚的高原地区，而这个地区从此变成了伊斯兰教国家(dāral-Islām)的一部分。这些塞尔柱克族的游牧人打下了小亚细亚突厥化的基础。艾勒卜的一个堂弟苏莱曼·伊本·顾特鲁米什，后来奉命管理这个新地区，1077年，他在这里建立了罗马的(Rūm)①塞尔柱克人的君主国。远方的尼西亚(Nic■a，即阿拉伯语的Nīqiyah，土耳其语的Iznīq)初次变成首府，苏莱曼的儿子和继任者基利只·艾尔斯兰就是被第一批十字军从这里驱逐掉的。1084年后，艾科尼阿木(Iconium，即科尼亚 Qūniyah或 Konieh)，这个小亚细亚最富饶和最美丽的拜占廷城市，变成了塞尔柱克人在那个地方的首府。艾勒卜的儿子突突什于1094年建立的叙利亚塞尔柱克王朝 (1094—1117年)，在这期间对于阻止第一次十字军的前进作出了贡献。阿勒颇于1070年以后被艾勒卜占据②。他在那里阻止了法帖梅人势力的前进，而且从那里收复了麦加和麦地那。

塞尔柱克王朝最初的两位素丹都没有驻在巴格达，他们只是通过一位驻扎官来行使政权。艾勒卜没有访问过，也没有见过哈里发的首都③。他的政府的所在地是伊斯巴罕，木鹿是他的前辈的首都。直到1091年冬，在马里克沙去世之前不久，塞尔柱克王朝政府才迁移到哈里发的首都。哈里发变得比以前更象傀儡了，他由素丹自由摆布，他装扮成十足的国家元首，由外国人的手把他撑持在宝座上。在金曜日的祈祷词中，素丹的名字与哈里发的名字并列在一起。1087年，哈里发穆格台迪(1075—1094年在位)娶了素丹马里克沙的女儿，马里克沙是想让他的外孙兼任哈里发和素丹，但是这个计划没有实现①。

在马里克沙在位的时代(1072—1092年)，塞尔柱克王朝的势力已达于极点。“他的版图，论长是从突厥人的国土最边远的城市喀什噶尔②到耶路撒冷，论宽是从君士坦丁堡到里海。”③有一次他乘渡船过乌浒水，开发船夫的船资的时候，他开了一张支票，叫他们向他驻安提俄克的总办取款④。但是马里克沙不仅是一个庞大帝国的统治者。他还修建大路和清真寺，修缮城墙，开凿运河，花大量金钱修建队商客栈，让朝觐圣地的哈只们沿途都有住处。据他的传记的作者说，这个大帝国所有的大路都是安全的，从河外地到叙利亚的队商，可以十分安全地往来，即使一、二人旅行，也不需要特别的保护⑤。在这个时候，巴格达才有了卫生上的各种措施，据伊本 ·艾西尔说，那些措施应归功于哈里发穆格台迪⑥，可是更正确些说，那是出于这位塞尔柱克素丹的倡议。那些措施包括公共澡堂的污水必须纳入污水坑，不得流入底格里斯河，还指定若干地方，作为洗鱼和藏鱼的处所。伊本·赫里康记载了一件轶事，可以帮助说明马里克沙的性格⑦。有一次，这位素丹由他的大臣尼采木·木勒克陪同着去访问突斯的清真寺，他问尼采木在清真寺内祈祷的时候，向真主求祈了什么？他回答说，他求祈真主使素丹在当前的内战中打败他的弟弟。马里克沙说：“这却不是我所求祈的。我只求祈真主，让那个更适于治理穆斯林的并且对于老百姓更慈爱的人，获得胜利。”

在艾勒卜·艾尔斯兰和马里克沙的全部统治中起指导作用的是他们优秀的波斯籍大臣尼采木·木勒克(王国的纪纲)，他曾给伊斯兰政治史增光。据伊本·赫里康说： “在马里克沙在位的整整二十年中，国家大权集中在尼采木·木勒克的手中，素丹无事可做，只是闲坐在宝座上，或者出外狩猎。”①

马里克沙虽然没有受过教育，而且可能象他父亲和他叔祖父一样是个文盲，他却根据尼采木·木勒克的建议，于1074—1075年在他新建成的天文台召开天文学家讨论会，并且委托他们修改波斯的历法②。修改的结果产生了著名的哲拉里历，所以有这个名称，是由于马里克沙的全名包括哲拉鲁丁的缘故。据一位现代学者的判断，这个历法“比我们的历法还要精确些”。

尼采木·木勒克本人是一位有修养、有学问的人物③。他曾写过论述行政艺术的最著名的穆斯林论文《政治论》(Siyāsatnām-ah) ④，他写作这篇论文是为了参加马里克沙所倡议的一次竞赛。这位素丹要求他的政治家们用书面的报告，向他提出他们对于清明政治的各种意见。在这个时代用波斯语写作的名著，还有赫赫有名的旅行家兼易司马仪教派宣传家纳绥尔·胡斯罗(约于1074年卒)的著作和伟大的天文学家兼诗人欧麦尔·赫雅木(1123— 1124年卒)的作品，这位科学家曾受到尼采木的庇护，而且参加了修改历法的工作。但是这位波斯籍大臣的光荣还在于他创办了第一批组织完善的学院，以传播伊斯兰教的高等教育①。这些学院当中特别著名的是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那是1065—1067年建成的。安萨里曾在这所大学里任教。

前面已经讲过，老迈的尼采木是易司马仪派阿萨辛人最早的著名的牺牲品之一。包括头三位素丹在位的全部时期的塞尔柱克王朝的光荣时代，于1092年随着他的逝世而告终。这三位素丹，在一个简短而灿烂的时期中，把伊斯兰教国家大部分相距遥远的地区又联结在一起了。但是巴格达和伊斯兰教在他们的统治之下所享受的光荣季节，只是一个转眼即逝的小阳春。马里克沙死后，在他的几个儿子之间就爆发了内战，随着产生种种变乱，从而削弱了塞尔柱克王朝中央政府的政权，导致王室的瓦解。塞尔柱克帝国是建筑在一个部族基础上的，塞尔柱克人的风俗习惯和组织形式，都是游牧民族所固有的老一套，这样建成的帝国，只有超群出众的人物才能控制。依照尼采木·木勒克于1087年所建立的军事封建制度，中央政府所赏赐的封地，第一次变成世袭的了。因此，这个制度立即就导致许多半独立国家的建立。这些分散的小王朝，在辽阔的帝国的各个地区，取得了实质上的独立地位。波斯的大塞尔柱克王朝，则一直维持着名义上的宗主国地位，一直到1157年为止。王室主要的小王朝之一是波斯的伊拉克小王朝(1117—1194年)。艾科尼阿姆的罗马的塞尔柱克小王朝，在1300年后为奥斯曼土耳其人所取代，他们是战斗的伊斯兰最后的伟大的表代者，据传说，他们的祖先是乌古思部落，与塞尔柱克人同宗。他们在欧洲深入到维也纳(1529年)，建立了一个大帝国，版图几乎等于阿拉伯人的哈里发帝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奥斯曼土耳其人才把他们的权力局限于小亚细亚或者安纳托利亚。

塞尔柱克人和奥斯曼土耳其人对于伊斯兰教的一个永久的贡献，是给伊斯兰教增添了神秘的色彩。足以充分说明这一点的是，有好几个修道士的兄弟会都是在土耳其的土壤上繁荣起来的，这些兄弟会都拥护发源于早期萨满教的许多观念，并且把那些观念与小亚细亚的一些土产的信仰混合在一起，其中还有基督教分裂论者的教义。穆斯林的阿拉伯人用来表达他们的武士精神的“弗土韦”(futūwah)①组织在土耳其人中间采取了一种新的形式，那就是艾赫(akhis)组织。这些艾赫组织原来可能是经济性质的同业工会。伊本·白图泰访问小亚细亚的时候，就是在艾赫的招待所里受到款待的②。

在这里顺便提一提下面这件事，或许是有意义的：由古代某一苏美尔祭司想出来的双头鹰，很早就传给巴比伦人和喜特人，在三千多年后，又被定居于喜特人地方(小亚细亚)的塞尔柱克突厥人当做一种象征。从塞尔柱克人又传到拜占廷，再从那里传到奥地利、普鲁士和俄罗斯。

塞尔柱克人控制哈里发帝国，始于1055年，那是嘎义木在位的时代，终于1194年，那是纳绥尔在位的时代③。在这个时期的大部分时间中，十字军战役在叙利亚和巴勒斯坦厌倦地拖着脚步前进，但是无论塞尔柱克人或阿拔斯人，对于远方的事务都是不感兴趣的。对于伊斯兰教社会中大部分的人来说，如果我们从其大本营的角度看去，十字军战役只是一件不关紧要的插曲罢了。1099年耶路撒冷陷落时，一个穆斯林代表团到巴格达去，请求援助反抗基督教徒的战争，有不少的人挥泪，表示深切的同情，但是没有采取任何行动①。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1094—1118年)指示代表团去见素丹巴尔基雅鲁格(1094—1104年在位)，他是马里克沙的儿子和第二位继任者②，是一个醉汉，素丹的政权就是从他开始衰落的，代表团的谈判就在他那里不了了之。1108年，又有人从十字军围困的的黎波里来请愿，这个代表团是被围城市的首领所领导的，但是代表团的请愿，象第一个代表团一样，没有什么结果。三年之后，法兰克人劫掠了从埃及开出的几艘船只，这些船只是运货给阿勒颇的商人的，因而阿勒颇派了一个代表团到巴格达去请愿。他们找到素丹做礼拜的那座清真寺，向他提出迫切的恳求，而且捣毁了清真寺里的讲台，妨碍了聚礼的进行。哈里发穆斯台兹希尔这才奋发起来，派出一支小军队去支援抗战，当然并没有完成什么任务③。当基督教和伊斯兰教关系史上最惊人的戏剧正在上演的时候，“信士们的长官”和他的塞尔柱克族的素丹，却是这样袖手旁观呢。

后来，在穆格台菲任哈里发的期间(1136—1160年)，当十字军疯狂进犯之际，处境紧迫的穆斯林首领赞吉①，向巴格达提出火急的呼吁，巴格达方面为应公众的请求，交出了千把新兵。在这期间，赞吉的好战的儿子努尔丁和著名的萨拉哈丁(萨拉丁)成功地抵抗了基督教徒，而且击败了宗教分裂派埃及的法帖梅人。 1171年，萨拉哈丁结束了法帖梅王朝。作为一个忠诚的逊尼派的穆斯林，他命令埃及和叙利亚各地在金曜日的祈祷词(khutubah)中，一律改用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穆斯台兑耳的名字。因此，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名义上的主权，在这些地方再一次被承认了。

1187年，萨拉哈丁在希田战役中获得了决定性的胜利后，曾派人给穆斯台兑耳的继任者纳绥尔送去几个法兰克人的战俘和一部分战利品，包括一个青铜镀金的十字架(据说这个十字架中有着真十字架的木头)。哈里发把这个十字架埋葬在巴格达②。

纳绥尔在位的年代是1180年到1225年，在阿拔斯王朝的编年史上要算是最长的了③，在这个时期中，他曾作过一次微弱的、最后的尝试，企图多少恢复这个哈里发王朝过去的一点光荣。塞尔柱克王朝各亲王之间不断的内讧，英雄人物萨拉哈丁给予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新的承认，这些都使纳绥尔好象有了一个机会。他开始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首都，过着奢侈的生活，而且下命令建筑了几座高楼大厦，由他捐助建筑费。在他的庇护之下，一种特殊的结义组织“弗土韦” (futūwah)兴盛起来了，这是一种具有侠义精神的武士组织。他把这种组织加以改革。这种结义组织，自称溯源于阿里，参加这个组织的都是出身于世家的和显贵的人物，大部分是先知的女婿的后裔。这种组织的成员叫做“非特彦” (fityān、武士)，介绍新成员加入组织的时候，必须举行特别的仪式，成员都穿制服①。穆阿威叶的儿子叶齐德被称为“阿拉伯人的武士”(fatāal -Arab)，因此，他是伊斯兰史上首先获得这个称号的。不过这个称号在那个时代并没有技术上的意义。

虽然如此，纳绥尔的企图不过是回光返照而已。他的第一个严重的错误是怂恿花拉子模的统治者，即花拉子模诸沙的突厥王朝②的成员台卡史(1172—1200 年)去进攻波斯的伊拉克的塞尔柱克人③，他们继波斯的大塞尔柱克王朝之后统治着巴格达。台卡史与塞尔柱克王朝的素丹突格里勒(1177—1194年)之间的战争，发生于1194年，结果是突格里勒大败。塞尔柱克王朝在伊拉克和库尔德的宗支，随着他的失败而灭亡。纳绥尔希望这位胜利者把他所征服的地区交出来，但是台卡史别有计划。他援塞尔柱克人的先例，用自己的素丹的名义铸造钱币，而且建议由他掌握巴格达的世俗的政权，只把名义上的主权留给哈里发。这个争端，在他的精力充沛的儿子阿拉义丁·穆罕默德的统治时代(1200—1220年)还在继续。花拉子模的这位沙(shāh，王)，在征服了大部分波斯 (1210年)，克服了布哈拉和姊妹城撒马尔罕，攻下了加兹尼(1214年)之后，决心结束阿拔斯哈里发王朝。他计划另建一个阿里哈里发王朝。张皇失措的纳绥尔(nāsir，意思是正信的保卫者)，据说于1216年曾寻找新的同盟者的援助，就是正在远东走运的成吉思汗(1155—约1227年)，他是信仰异教的蒙古汗国的可怕的首领①。他统率着由游牧人组织成的六万大军②，象正在离窠起飞的、骇人的蜂群一般，从沿途被征服的人民中征募新兵，加以补充，阿拉义丁在大军的面前，只有逃亡的一途。他逃到里海的一座岛上，于1220年在绝望中死去③。

在这期间，蒙古人乘着快速的马队，配备着奇异的弓箭，走到哪里，便在那里进行蹂躏和破坏④。东方伊斯兰教的文化中心，在他们的面前，被扫荡净尽，在堂皇的宫殿和庄严的图书馆过去屹立的地方，只留下断瓦残垣，一片废墟。深红色的河流，标志着他们的铁蹄的踪迹。有十万人口的赫拉特(希拉特)，只剩下四万人口了 ①。以虔诚和学术著名的布哈拉的各清真寺，被用作蒙古人的马厩。撒马尔罕和巴里黑的许多居民，不是被屠杀，就是被俘虏。花拉子模遭到了完全的破坏。据一个晚期的传说，1220年成吉思汗克服布哈拉的时候，曾在一篇演说中自称为“被派遣来惩罚罪人的天鞭”②。同时代的史学权威伊本·艾西尔③，叙述这些恐怖的时候，还不寒而栗，他但愿母亲没有生他才好。甚至在百年之后，伊本·白图泰④访问布哈拉、撒马尔罕、巴里黑和河外地其他城市的时候，还发现那些古城大部分仍然是废墟。至于巴格达，不久就轮到它了。

蒙古帝国是有史以来世界上最大的帝国，这个帝国的无敌的奠基者，曾横扫伊斯兰教的领土。十三世纪前半期，他所统率的部队，震撼了从中国到亚得里亚海之间的每个王国。俄罗斯的部分领土遭受侵略，中欧直到东普鲁士也遭受侵略。由于成吉思汗的儿子和继任者于1241年死亡，西欧才幸免于蒙古汗国的蹂躏⑤。

哈里发纳绥尔的风烛残年，他儿子扎希尔(1225—1226年)和他孙子穆斯坦绥尔(1226—1242年)的岁月，都是在不断的恐怖中度过的。这些蒙古人，或者说是同时代的文献所谓的鞑靼人，有一次曾推进到萨马腊。如惊弓之鸟的巴格达居民，听到警报就争先恐后地起来自卫。虽然危险暂时过去了，这不过是不可逃避的大风暴之前暂时的平静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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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 Tabari，vol.iii，p.829；ibn-Khallikān，vol.i，p.424参阅Mas‘ūdi，vol。vi，p.423。
③ Ibn-Khallikān，vol.i，p.422；ibn-al-Athīr，vol.vi，p.270。
④ Ibn-al-Athīr，vol.vi，pp.255，270。
⑤ Mas‘ūdi，vol viii，p.42；Tabati，vol.iii，p.1880。
① Ibn-al-Athīr，vol.vii，pp.124—125；ibn-Khallikān，vol.iii，pp.350—351；Ya ‘qūbi，vol.ii，p.605； Mustawfi-i-Qazwīni，Ta‘rīkh-i-Guzīda，ed.E.G.Bo-owne，vol.i(Leyden，1910)， p.373 tr.(abr.)Browne， vol.ii，(Leyden， 1913)，p.72。
② Istakhri，pp.245—247。
③ Mas‘ūdi，vol.viii，pp.41—45；Tabari，vol.iii，pp.1698—1706，1880－1887。
④ Ibn-al-Athīr，vol.vii，pp.192—195，346—347，vol.viii，pp.4—6；Isfa-hāni， ed.Gottwaldt，pp.236—237； Tabari， vol.iii， p.2194；Ta‘rīkh-i-Sistan，ed。Bahār(Teheran，1935)，p.256。
⑤ 参阅Mustawfi-i-Qazwīni，vol.i，pp.381—383=vol.ii，p.74；ibn-al-Ath-ir，vol.viii，pp.58—60，154－156。
① 参阅ibn-al-Athīr，vol. ix，pp.69以下。
② Ibn-abi-Usaybi‘ah，vol.ii，p.4。
③ 伊本·郝盖勒以目击者的身分描绘了在他统治的时代，国家内部的情况，描写得很生动。(ibn-Hawqsl，pp.341—342，344—345)
④ Mustawfi-i-Qazwīni，vol.i，p.385=vol.ii，p.75。
① Ibn-Hawqal，pp.13，14，称他为Albtakīn，hājib sāhib Khurasān(呼罗珊的主人的护卫，艾勒卜特勤)。
② Mustawfi-i-Qazwīni，vol.i；p.393=vol.ii，p.78。
③ 旧译伽色尼王朝，或“哥疾宁王朝”。——译者
① Mustawfi-i-Qazwīni，vol.i，pp.395以下；Bīrūni，Tahqīq，p.II；M.Nāzim，The Life andTimesof SultānMahmūdof Ghazna(Cambridge，1931)，pp.86以下。
② 现代的腊季和伊斯法罕。——译者
③ 参阅Hilāl al-Sābi’，Ta‘rīkh al-Wuzarā’(附在Miskawayh的Tajārib，vol.iii)，ed. Amerdoz，pp.341—345。
④ Mustawfi-i-Qazwīni，vol.i，p.395。
① Ibn-al-Athīr，vol.iX，p.92。
② 参阅本书，第474页。
③ Hilāl al-Sābi’，pp. 340，386。
④ 参阅S.Flury in Syria，vol.vi(1925)，pp.61—90。
⑤ 他的著作是Kitāb-i-Yamīni，tr.JamesReynolds(London，1858)，他在这部著作里颂扬了麦哈茂德。这部书的原稿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
① Tabari，vol.iii，pp，1179—1181；Mas‘ūdi，vol.vii，pp.118以下，Yāqūt，Buldān，vol.iii，pp.16—17。
① Maqdisi，pp.122—123；Ernst Herzfeld，Der Wandschmuck der Bauten vonSamarra(Berlin，1923)。
② Tabari，vol.iii，pp.1452—1465；abbr.ibn-al-Athīr，vol.vii，pp.60—64。
① Tabari，vol.iii，pp.1512—1513；ibn-al-Athīr，vol.vii，pp.80—81引证。
② Tabari，vol.iii，pp.1718—1719。
③ 这个名词发源于波斯语的Zang(Ethiopia)，Zangbār即从此而来，阿拉伯语的Zanjatbār被误写成 Zauzibar。
④ Vol.iii，pp.1785，1786。
⑤ Mas‘ūdi，vol.viii，pp.31，58—61。
① Tabari，vol.iii，pp.1785—1786。
② N(ldeke，Sketches from Eastern History，tr.J.S.Black(Londen，1892)，p.174。
③ al-Fihrist，p.116。
④ Ibn-Khallikān，vol.i，p.462。
⑤ Fakhri，pp.360以下。
① Miskawayh，vol. i,pp. 185以下； SābiWuzarā’， ed.Amerdoz，pp. 109，326，359—360。
② 参阅Harold Bowen，The Life and Times of ‘Ali Ibn Isa，“the Good Vizier”(Cambridge，1928)。
③ 意思是“百胜将军”。 Miskawayh， vol. i， p.76； Tabari， vol. iii， p.2199。
④ Miskawayh，vol.i，p. 193；ibn-al-Athir，vol.viii，pp.147—148。
⑤ Ibn-al-Athir，vol.Viii，p.179。
⑥ Miskawayh， vol. i，pp. 291—292；ibn-al-Athir，vol. viii，pp. 209；211，332—333；Fakhri，p.375；Mas‘ūdi，vol.viii，pp,287以下。
① Miskawayh，vol.ii，p.72；Mas‘ūdi，vol.viii，pp.409。
② Ibn-al-Athir， vol. viii， p.241。
③ Fakhri，p.380； Tanūkhi， p.146。
④ 在军事统治下巴格达哈里发世系表：
① 参阅 ibn-Khallikān，vol.i，p.98；Fakhri，p.376； ibn-al-Athir，vol.viii，p.197; Mustawfi-i-Qazwini,vol.i, pp.413—414；FriedrichWilken， Mirchnod’sGeschichte der Sultane aus dem Geschlechte Bujeh(Berlin， 1835)，p.13。(波斯文原本)， p.58(译本)(节译 Mirkhwānd，Rawdat al-Safā’)。
② Miskawayh， vol. ii， p.158；ibn-al-Athīr， vol. viii， p.337；Wilken， p.21(原本)，p.66(译本)。参阅Miskawayh，vol.ii，p.396； ibn-Khallikān，vol.ii，p159。
③ 这是在麦加和麦地那之间的一个源泉，十叶派传说断言，先知曾在那里宣言：“我是谁的主子，阿里就是谁的主子。”Ibn-Sa‘d， vol. v，p.235；Mas‘ūdi，Tanbīh， pp.255—256。为了纪念这个宣言，十叶派在回历每年12月18日举行纪念会。
① 参阅本书第464页和474页。
② Khatīb，vol.i，pp.105—107。
③ Miskawayh，vol. ii， p.414； Yāqūt，Udabā’，vol. vi， p.266。
④ 这是波斯语shāhānshāh的缩减，意思是“诸王之王”，这是模仿古代伊朗皇帝的称号。阿拉伯语与此相应的是malik al-mulūk，阿杜德的儿子伯哈义·道莱大概是首先用这个阿拉伯称号的，较晚的突厥系各王朝都欢迎这个称号。
① Vol. ii， pp.404—408，参阅 ibn-al-Athir， vol. ix， p.16。
② Qifti，p.331。
③ Ibn-abi-Usaybi‘ah， vol. i，pp.310，238，244； Qifti， pp.235—236，337—338，438。
④ Ibn-Khallikān， vol.ii， p.159。
⑤ Miskawayh，vol.ii，p.408。
⑥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国家的光荣”。Ibn-al-Athīr，vol.ix，pp. 16—17；Rūdhrāwari，Dhayl(补遗，是米斯凯维所著Tajārib第三卷的补遗)， ed.Amedroz，pp.136以下。
⑦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国家的荣华”。 Ibn-al-Athir vol. ix， pp.42以下；Rūdh-rawari，pp.153以下。
① Ibn－al-Athīr， vol. ix， p.71；ibn-Khallikān vol.i， p.356。
② “国家的宝剑”。 ibn-al-Athīr，vol.ix，16—19，32—35； Rūdhrāwari，pp.184，260。
① 乌古思人是一个突厥部族，分为九个支族，所以叫做九姓乌古思(TūqūzGhuzz)。——译者
② Mustawfi-i-Qazwīni，pp.434—436； tr.93—94； Joannes A. Vullers，Mirchondi historia Seldschukidarum(Giessen，1837)， pp.I以下(这是Rawdatal-Safā’的摘要)。
③ 他父亲叫Mikā’īl，他弟弟叫Dāwūd，他叔叔叫Mūsā；ibn-al-Athīr，vol.ix，p.322。这些名字出现在早期的塞尔柱克王朝中，是引人注意的事情，这说明基督教——可能是景教——的影响。参阅 Qazwīni，Athār，p.394。
① Ibn-Khallikān， vol. i， pp.107—108； ibn Taghri-Birdi， ed.Popper， vo-1.ii， pt.2， p.225。
② Ibn-al-Athīr，vol.ix，p.436；ibn-Taghri-Birdi，所引证的地方，p.233；‘Imād al-Dīn(al-Isfahāni)，abr. al－Bundāri， Tawārikh ■l Saljūq,ed.M.Th.Houtsma(Leyden，1899)，p.14。
③ al－Rāwandi，Rāhat al-Sudūr， ed. Muhammad Iqbāl(London， 1921)，p.105。突格里勒所铸的钱币，刊印他的名字，穆斯林的统治者这样做的，要算他是第一人。参阅 Stanley Lane-Poole， Cataloque of Oriental Coins in the British Museum，ed. R. S. Poole vol. iii(London， 1877)，pp.28—29。自塞尔柱克人起，开始用素丹为君主正式的称号。
④ 参阅本书第43章“衰落”。
① Ibn-al-Athīr，vol.x，pp.25以下。
② 同上书，第44页以下；‘Imādal-Din， pp. 38以下； Vasiliev，ByzantineEmpire，vol.i，p. 431。
① 阿拉伯语rūm即“罗马”(Romans)，见本书第199页。
② Ibn-al-Athīr， vol. x， pp. 43-44。
③ Ibn-Khallikān，vol.ii， p. 443。
① Ibn-Khallikān，vol.ii,pp.589—590。
② 我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西部的城市，现在的喀什市。——译者
③ Ibn-Khallikān，vol.ii，p.587。
④ 同上书，p.589。
⑤ 同上书，p.587。
⑥ Ibn-Athīr，vol.x，p.156。
⑦ Ibn-Khallikān，vol.ii，p.588。
① Ibn;Khallikān,vol.i,p.255。
② Ibn-al-Athīr，vol.x，pp.67—68.天文台的地址还未考出，可能是在伊斯巴罕，或赖伊，或内沙布尔。参阅本书第377页。
③ Ibn-al-Athīr,vol.x, p. 104;‘lmād-al-Dīn ,p.30。
④ Ed. Charles Schefer(Paris， 1891)，tr. Schefer(Paris. 1893)。
① 参阅本书第410页。
① 参阅本书第481页。
② Vol.ii，pp.260，318.akhi不是阿拉伯语的“弟兄”，反本·白图泰的说明是误解。这是一个土耳其字，意思是侠义的或高贵的。参阅Fr anz Taeschner inlslamica， vol. iv(1929)，pp. 1—47， vol. v，pp.285—333；J.Deny in Journalasiatique，ser. II.vol.xvi(1920)，pp.182－183。
③ 塞尔柱克人控制下的各哈里发世系表：
① Ibn-al-Athīr，vol.x，p.192[4]。
② Ibn-Khallikān,vol.i, p.154。
③ Ibn-al-Athīr，vol.x.pp. 338—339； ibn-al-Qalānisi，Dhayl，p.173。
① 赞吉是摩苏尔和叙利亚艾塔伯克(Atābeg)王朝的奠基者。艾塔伯克(突厥语ata[父]与beg[王]合起来是父王的意思)原来是塞尔柱克王朝太子的太傅，他们后来取代了塞尔柱克人的政权。 Abu-Shāmah，al-Rawdatayn fi Akhbār al-Dawlatayn，vol，i，(Cairo，1287)，p. 24。
② Ibn-al-Athīr，vol.xi，p.353；abu-Shāmah，vol.ii，p.76，139。
③ 参阅 Mustawfi-i-Qazwīni， vol. i，p.369.嘎义木在位的时期(1031—1075年)是阿拔斯王朝各哈里发中在位年代最长的第二位。法帖梅王朝的穆斯坦绥尔(1035—1094年在位)，名义上保持穆斯林编年史的最高记录，但是伊本·艾西尔(12卷，286页)指出，这位哈里发是七岁登基的。西班牙科尔多瓦的阿卜杜勒·敕哈曼三世 (912—961年)，直到929年才自称哈里发。
① Fakhri，p.434；ibn-al-Athir，vol. xii，p. 268； ibn-Jubayr，p.280 参阅Hermann Thorning，Beitr(ge zur Kenntniss des islamischen Vereinswesens auf Grund-von Bast Maaad et-Tauf■q(Berlin， 1913)； H.Ritter in Der Islam，vol. x(1920)，pp. 244－250。
② 这个王朝在中亚细亚的历史上扮演主角，达百年之久，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原来是加兹尼的一个奴隶，起初当塞尔柱克王朝马里克沙的侍臣，后来被任命为花拉子模的省长。Juwayni，pt.2(Leyden，1916)，p.3；ibn-al-Athīr，vol.x，pp.182—183。
③ 在塞尔柱克人的时代，把米迪亚叫做波斯的伊拉克(al-‘Irāq al-‘Ajami)，以区别于阿拉伯的伊拉克(al-‘Irāq al-‘Arabi)。参阅本书第330页。
① 参阅W. Barthold，Turkestan， 2nd ed. tr H. A. R. Gibb(Oxford，1928)，pp.399—400。成吉思汗西征的时候，他的本部里有两名穆斯林。远在他的时代以前，就有穆斯林的商人到东部蒙古利亚去跟游牧民族做买卖了。参阅本书第343—344页。
② 各种估计不一，有的说是六万，有的说是七万，大概都有点夸大。
③ Mustawfi-i-Qazwīni， vol. i，P.498。
④ Juwayni， pt. i， pp.17以下；ibn-al-Athīr， vol. xii， pp. 234以下。
① Yāqūt， Buldān， vol.iv，p.958。雅古特于1220年，即这次浩劫发生之前一年，曾访问赫拉特，他把这座城市描写成他所见过的最大和最富的城市。
② Juwayni， pt. I， p. 81。
③ vol.xii，p. 233。
④ Vol.iii，pp.25—27，52，58—59。
⑤ 他们往往被误认作蒙古族的卡尔马克人，卡尔马克人的子孙十七万五千人曾被苏联放逐到西伯利亚，1949年有六百人在德国西部一个被革职者的营房里被人发现，其中二百五十人，在两年之后，被准许定居于美国新泽西州的一个农场里，他们把那里的一所汽车库改造成一座佛教寺庙。参阅本书第676页注。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阿拉伯沙漠的居民，在回历一世纪中，以惊人的速度征服了文明世界的极大部分，如果有什么事情能与这种高速度相比的话，那就是他们的后裔的统治，在回历三世纪中叶和四世纪中叶，极快地衰落下去了。公元820年前后，集中在巴格达哈里发个人的手中的权力，比集中在当时活着的任何别人手中的权力都要多些；到了 920年，他的继任者手中的权力，已经缩小到这样的地步，甚至在他自己的首都里，也很难感觉到他有什么权力。到了1258年，那座首都本身，已成了废墟。随着巴格达的陷落，阿拉伯人的领导权就永远消失了；真正的哈里发帝国的历史，也就结束了。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总崩溃，有种种外部因素，野蛮人的突击(这里指的是蒙古人或鞑靼人的突击)虽然是惊人的，实际上只起了推动作用。在哈里发帝国的中心及其周围，兴起了雨后春笋般无数的王朝和准王朝，连这种现象，也只能看作是症状，不能看作是病根。

跟西方的罗马帝国类似的情况一样，在病人已经气息奄奄、命在旦夕的时候，强盗们才明火执仗地打进门来，把帝国的遗产抢得一干二净。

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分裂，有种种内部因素，这些内部因素比外部因素还要重要。读者细心地看完前面各章，就一定会看出这些内因，而且注意到这些内因在几个世纪中所起的作用。最初的征服，有些是有名无实的。在那些草率的、不完全的征服之中，早已种下地方分权和群雄割据的祸根。治理的方法，又不能促进长治久安。压迫剥削和横征暴敛，是被认可的政策，是通则而不是例外。阿拉伯人与非阿拉伯人之间，阿拉伯穆斯林与新穆斯林之间，穆斯林与顺民之间，都存在着不可逾越的鸿沟。在阿拉比亚人自己当中，南方人与北方人之间旧有的隔阂，继续存在。无论伊朗的波斯人、突兰的突厥人、含族的柏柏尔人，都没有跟闪族的阿拉比亚人结合成一个纯一的整体。没有同种意识把这些不同的分子紧密地团结在一起。伊朗人念念不忘他们的古老的国家光荣，从来没有服从新的政治制度。柏柏尔人随时准备拥护任何分裂运动，模糊地表现了他们的部族感情和异族观念。叙利亚的人民，在漫长的岁月中，期望着有一个素福彦人起来，把他们从阿拔斯王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 ①。伊斯兰教内部的离心力，作用之大，并不亚于政治和军事的力量，这种强大的离心力，十分活跃，积极地创建了十叶派、盖尔麦兑派、易司马仪派、阿萨辛派等等教派。这些集团中有几个不仅是宗教派别，盖尔麦兑人还曾用他们的几次狂风，震撼了帝国的东部，后来不久，法帖梅人就夺走了帝国的西部。伊斯兰教再不能把自己的皈依者团结成一个有组织的整体，哈里发帝国也再不能把地中海地区的领土和中亚细亚的领土，结合成一个坚固的单元了。

其次，还有许多社会的和道德的瓦解力量。在几个世纪的期间，征服者的血液为被征服者的血液所冲淡，其结果是丧失了他们的统治地位和品质。由于阿拉伯民族生活的腐败，阿拉伯人的精力和道德，都被破坏了。这个帝国逐渐发展成为一个被征服者的帝国了。由于有无数的阉人，就有可能大量地蓄妾；女奴和青年男奴 (ghilmān)对于男性的颓废和女性的堕落，起了最大的作用；皇室内漫无限制的偏房、无数的异母兄弟和无数的异母姊妹，不可避免地引起种种嫉妒和阴谋；再加上豪华的奢侈生活、经常的饮酒唱歌：这种种因素，耗尽了家庭生活的元气，难免产生一代比一代懦弱的王室子嗣。继任权又没有明确的规定，这就使这些子嗣的力量，由于互相争夺继任权，而更加薄弱了。

各种经济的因素，也不可以抹煞或低估。横征暴敛和专为统治阶级谋私利的地方政治，都削弱了农业和工业。统治者日益富足起来，人民却日益贫困下去，二者适成反比。大的国家里产生小的国家，这些小国家的首长，剥削人民，把他们当做农奴。连年的流血战争，耗尽了人力，以致许多耕地变成了荒地。下美索不达米亚的泛滥，定期地造成巨大破坏，帝国各地区的饥荒，又加重了灾难的危害性。在鼠疫、天花、恶性虐疾和其它热病的面前，中世纪的人是束手无策的，这些传染病时常流行，使许多广大地区的人口大量减少。自阿拉比亚人征服亚非地区四百年以来，阿拉伯语的编年史上，记载了四十次以上比较重大的传染病的流行。国民经济的衰退，自然造成文化的衰退和创造性思想的窒息。

1253年，成吉思汗的孙子旭烈兀统率大军，离开蒙古利亚，决心要毁灭阿萨辛人和哈里发王朝。蒙古汗国的大军，象波涛一样，第二次汹涌而来。在花拉子模诸沙帝国的废墟上建立起来的各个小王国，被这支大军扫荡得一干二净。旭烈兀曾邀请哈里发穆斯台耳绥木①(1242—1258年在位)参加对易司马仪派的支派阿萨辛人的战役。这个邀请，没有得到反应。1256年，阿萨辛人大量的要塞，包括阿拉木图主要的城堡，毫无困难地被夺取了，这个可怕的兄弟会的力量，被彻底打垮了①。连婴孩都被残酷地杀死了。次年9月，这位战无不胜的入侵者，一面沿着著名的呼罗珊大路蜿蜒前进，一面送出最后通牒给哈里发，要求他投降，并且自动拆毁首都的外城。他的答复，支吾其词。1258年1月，旭烈兀的抛石机，对首都的城墙进行了有效的攻击。不久就有一个堡垒被打开一个缺口②。旭烈兀有一位夫人是基督教徒，所以由景教教长陪同大臣伊本·阿勒盖米出城来，谈判停战条款。旭烈兀不肯接见他们。后来，他们提出警告，引证先例，说明胆敢侵犯和平城或危害阿拔斯哈里发王朝者会遭遇什么命运，也同样无效。他们警告旭烈兀说：“如果杀害哈里发，全宇宙就要陷于紊乱，太阳就不露面，雨水就要停止，草木就不再生长③。”但是，他不信这些警告，这要归功于他部下的占星学家。2月10日，他的部队，蜂拥入城，不幸的哈里发率领着三百个官员④和法官，赶出来表示愿意无条件投降。十天之后，他们全被处死了。首都被抢劫一空，完全烧毁。大部分居民，包括哈里发的家属，被屠杀干净。遍街遍巷的尸体，发出极大的恶臭，旭烈兀被迫撤出城去，好几天之后，再重新进城。他可能打算把巴格达留做自己驻扎的地方，因此，没有象对其他城市那样，加以彻底破坏。景教的大主教，受到特别的优待。某些学校和清真寺，幸免于破坏，或者得到修复。金曜日(聚礼日)的祈祷词中不能提及任何哈里发的名字，这在穆斯林世界史上是破天荒的事件。

1260年旭烈兀威胁着北部叙利亚。他克服了阿勒颇，屠杀了居民五万人，此外，他还夺取了哈马和哈里木。由于他哥哥蒙哥大汗①的逝世，他被迫返回波斯，行前派遣了一位将领，去围攻大马士革。他留下来的部队，在征服叙利亚之后，1260年在拿撒勒附近的阿因·扎卢特地方(即歌利亚泉)，被埃及麦木鲁克王朝古突兹②的名将拜伯尔斯歼灭了。整个叙利亚现在又被麦木鲁克王朝收复了，蒙古人向西的推进，明确地被阻止住了。

后来，旭烈兀再到叙利亚，而且企图与法兰克人联盟，以征服叙利亚，但是，他的企图失败了。

波斯的蒙古王朝的版图，西自阿姆河，东至叙利亚边境，北自高加索山，南至印度洋，旭烈兀是波斯蒙古王朝的奠基者，是首先采用伊儿汗的称号的③。他的继任者都称伊儿汗，直到第七位继任者合赞汗·麦哈茂德(Ghāzān Mahmūd， 1295—1304年)，一概如此。在他在位的时代，十叶派伊斯兰教变成了国教。在伊儿汗国，或旭烈兀人统治时代，巴格达的地位降为省会，这个省区叫做阿拉伯的伊拉克。大伊儿汗(这是旭烈兀的尊号)对于臣民中的基督教分子，特别优待。在承平时，他喜欢居住在乌尔米雅湖东边的马腊格。他在那里修建了许多大建筑物，包括著名的图书馆和天文台。1265年，旭烈兀死后，就葬在那里，依照蒙古人的风俗，有许多美丽而年轻的婢女殉葬。他和他的继任者，象塞尔柱克人一般，很快就认识波斯人管理国家事务的才能，并加以任用，如大学者朱威尼(1283年卒)和赖世德丁(1318年卒)，都是这个时期的史学家。波斯的伊儿汗王朝的国祚仅仅七十五年，在这期间，文学上的成就是很丰富的。

十三世纪初期，伊斯兰教腹背受敌，东方有骑马射箭的野蛮的蒙古人，西方有身穿甲胄的十字军，在这个时期，伊斯兰教似乎要永远灭亡了。到了同一世纪的末期，形势完全不同了。这个时候，最后一批十字军已被赶进了大海。历朝的伊儿汗，有很多人向基督教讨好，但是，第七位伊儿汗终于承认伊斯兰教为国教，这是穆罕默德的宗教所获得的一个辉煌的胜利。跟塞尔柱克人的先例完全一样，在穆斯林的武力失败的地方，他们的宗教得胜了。旭烈兀曾企图无情地摧毁伊斯兰教文化，但是，不到半个世纪，他的曾孙合赞汗，已变成了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他为复活同一文化，贡献出了大量的时间和精力。

但是注定来恢复伊斯兰教的军事光荣，把伊斯兰教的旗帜胜利地树立在广大的新地域的却不是蒙古人。这个任务留给了他们的亲戚奥斯曼土耳其人①，他们是阿拉比亚宗教最后的捍卫者。他们的帝国在苏莱曼时代(1520—1566年)，从底格里斯河岸上的巴格达扩张到多瑙河岸上的布达佩斯，从尼罗河第一瀑布附近的阿斯旺，几乎到直布罗陀海峡。1516年1月苏莱曼的父亲赛里木，在北叙利亚摧毁了麦木鲁克的军队①，他在自己的战俘中发现一个不足取的人物，名叫穆台瓦基勒，他代表了阿拔斯哈里发王朝的系统；在大约两个半世纪的期间，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便把他们这个系统当做了傀儡。他们的始迁祖是哈里发穆耳台绥木的叔父。显然他在巴格达的大屠杀中幸免于难，1261年，麦木鲁克王朝的第四个统治者拜伯尔斯(1260—1277年)以隆重的仪式，把他捧上哈里发的宝座，上尊号为穆斯坦绥尔②。后来不久，穆斯坦绥尔曾做过一次卤莽的尝试，企图替拜伯尔斯收复巴格达，他的企图没有成功，却被人杀死了。阿拔斯王室的另一个苗裔， 1262年被用同样的仪式捧上了宝座。素丹赛里木把哈里发穆台瓦基勒带到君士坦丁堡，但是后来准许他返回开罗，他于1543年死于开罗。在埃及似有非有的阿拔斯哈里发王朝可以说就随着他的死亡而结束了。有人说，阿拔斯王朝最后的哈里发，曾把哈里发的称号和所有的权益，全盘让给奥斯曼的征服者，或者是他在君士坦丁的继任者。我们在同时代的历史资料里却找不到这方面的任何证据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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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参阅本书第286页。
① 这个称号的意思是“坚持天道者”。最后的几位哈里发的世系表： 34.纳绥尔(1180—1225年)；35.扎希尔(1225—1226年)；36.穆斯坦绥尔(1226—1242年)；37.穆斯台耳绥木(1242—1258年)
① Rashīd-al-Dīn，Jāmi‘，ed.and tr.Quatremère，vol.pp.166以下。
② Fakhri，p. 454； Rashīd-al-Dīn, vol.i, pp. 284—285。
③ Fakhri,p. 190；Rashīd-al-Din，vol.i，p.260。Fakhri是1301年写成的，他题赠摩苏尔长官Fakhr-al-Dīn‘Isā，这位长官是蒙古人任命的。这部著作中记载了他亲眼看到的巴格达陷落的情况。
④ 一说是三千官员，参阅 Rashīd-al-Dīn，vol.i, p. 298。
① 马可波罗所谓的大汗是他的另一个哥哥忽必烈(Qūbilāy， 1294年卒)，也就是科尔里奇称作的 Kubla Khan。忽必烈从蒙古的哈刺和林城迁都于北京。参阅 Ras-hīd-al-Dīn, vol. i, p. 128, vol.ii, ed. E. Blochet(Leyden. 1911), pp. 350以下。
② Abu-al-Fidā’, vol.iii, pp.209—214); Rashīd-al-Dīn, vol. i, pp. 326—349;Maqrīzi,Sulūk,tr Quatremère as Sultans mamlouks,vol.i,(pt.2),pp.96以下。
③ 伊儿汗是突厥语īlkhān的对音，这个称号由两个名词配合而成，īl的意思是部族，khān的意思是首领，合起来是部族的首领，有附庸的意思，这个称号是表示他们臣属于起初在戈壁以北的辽远的蒙古利亚、随后迁都北京的蒙古大汗(Khāqaān)。
① 他们是突厥人，而他们开基创业的祖先叫奥斯曼(‘Uthmān，生于1258年前后)，故欧洲人称他们为奥斯曼土耳其人。
① 参阅本书第47章，49章。
② Abu-al-Fidā’,vol.iii,p.222.参阅本书第47章“关于哈里发的插曲”。
③ 参阅本书第16章“哈里发的职务主要是一种政治职务”，第49章“奥斯曼哈里发”。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第四编 阿拉伯人在欧洲：西班牙和西西里岛

第三十四章 西班牙的征服

穆斯林对于欧洲西南门户伊比利亚半岛的出征，正如前面已经讲过的，是阿拉伯人所从事的最后一次，也是最富于戏剧性的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这次战争标志了穆斯林在非洲和欧洲的扩张达到高峰，正如突厥斯坦的征服标志了穆斯林在亚洲和埃及的扩张达到极点一样。

无论就进军的迅速或就成功的圆满程度来说，此次深入西班牙的远征，在中世纪军事编年史上都占有一个独特的地位。第一个侦察队，于710年7月，在欧洲大陆差不多最南端的一个小小的半岛上登陆，计有步兵四百人，骑兵一百人，全是柏柏尔人，队长泰利夫是穆萨·伊本·努赛尔的侍从，穆萨是伍麦叶王朝驻北非的著名长官。这个半岛，现在叫塔里法，就是因泰利夫而得名的，原来叫泰利夫岛（Jazīrat Tarif）。穆萨约自公元700年起担任长官，他从迦太基以西的地区，把拜占廷人永远驱逐出境，而且把他征服的地区逐渐推向大西洋，这样替伊斯兰教世界取得一个侵入欧洲的根据地。公元711年，穆萨派遣他的自由民柏柏尔人塔立格·伊本·齐雅德，统率着由七千人（大部分是柏柏尔人）组成的大军，进攻西班牙。所以发动进攻，是由于看到泰利夫取得成功，看到西班牙西哥特王国内部有纠纷，同时也是由于战利品的引诱，而不是由于存心征服。塔立格在一座峭壁前面登陆，那座峭壁后来被称为Jabal Tāriq（塔立格山），这是Gibraltar（直布罗陀）这个名称的由来，塔立格因此得以名垂青史。相传他渡海的船只是由一个半传奇式的人物，休达的伯爵朱利安供应的，在休达，海峡只有十三英里宽。

塔立格补充了自己的兵力之后，统帅着一万二千人，于711年7月19日，在詹达礁湖岸边巴尔柏特河口，与罗德里克王的军队遭遇。罗德里克曾废黜前王，篡夺了王位，前王是威帖萨的儿子。西哥特的军队，虽有二万五千之众，却被完全击溃了，这是由于国王的政敌们叛变的缘故，他们的首领是前王的叔父奥帕斯主教。罗德里克的下落，是一个谜。西班牙语和阿拉伯语编年史的普通说法，是他失踪了。

在这个决定性的胜利之后，穆斯林们在西班牙长驱直入，势如破竹，几乎等于在西班牙游览。只有西哥特武士所统治的城市，进行了有效的抵抗。塔立格统率大军，取道埃西哈，向首都托莱多前进，同时派遣几个分遣队，去进攻邻近的各城市。南方的塞维利亚设防最坚固，塔立格有意地避开了这个城市。一支纵队攻克了阿尔奇多那，没有遭到一点抵抗。另一支纵队，克服了埃尔维拉（座落于现在的格拉纳达所在地的附近），这个地方也是不攻而下的。由穆基斯鲁米（罗马人或希腊人）统帅的骑兵所组成的第三支纵队，进攻了科尔多瓦。后来变成穆斯林首都的这座城市，经过两个月的坚决抵抗后，终于投降了。据说投降的原因，是一个牧人不忠于祖国，他向围攻者指出了城墙上的一个裂口。马拉加没有抵抗。在埃西哈发生了这次远征中最猛烈的战斗。结果是侵略者获胜。西哥特的首都托莱多，是被某些犹太居民出卖掉的。711年春天，塔立格以一支侵略军的将领身分出征，到同年的夏末，他已变成半个西班牙的主人公了。他摧毁了一个完整的王国。

穆萨嫉妒自己的助手所取得的那种出乎意料的、惊人的胜利，所以，统率着一万名纯粹由阿拉比亚人和叙利亚的阿拉伯人组成的军队，于712年6月，冲进了西班牙。穆萨故意挑选塔立格所避开的那些城市和要塞，如麦地那·西多尼亚和卡莫纳。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城市和文化中心，而且曾做过罗马的省会，这座城市曾坚决抵抗到713年6月底。但最顽强的抵抗却是在梅里达。经过一年的围攻之后，这座城市终于在713年6月1日，被用猛攻的方法攻破了。

穆萨在托莱多或其附近，会见了塔立格。史书告诉我们，他在这里鞭挞了他的这个部下，而且给他带上了锁链，因为在远征的早一个阶段里，他就下令停止前进，塔立格却不服从命令，硬要一意孤行。但是，征服的工作继续进行。穆斯林的军队，不久就到了北方的萨拉戈萨，而且向着阿拉贡、莱昂、阿图里亚斯和加利西亚高地挺进。同年秋天，在辽远的大马士革的哈里发韦立德，把穆萨召回去，并且要以不向上级请示为罪名，加以惩罚，正如穆萨对待自己的柏柏尔族的下级一样。作为非洲的长官，除哈里发外，穆萨再没有上级了。

穆萨把第二个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留下来，担任新征服地区的司令，然后从陆路慢慢地向叙利亚前进。伴随着他前进的，有他自己的官员和西哥特的亲王四百名，他们头戴冠冕、腰系金带，后面还跟着一群由奴隶和战俘组成的无穷无尽的仆从，他们的任务，是搬运数量庞大的战利品。这个庄严的行列，在北非自西向东的凯旋旅行，成为阿拉伯史学家中意的论题。关于此次旅行的描绘，使人想起罗马将领班师回朝的古代画面。令人难忘的行列的消息，早已传到大马士革。穆萨到了太巴列，就奉到素莱曼的命令，叫他推迟到达首都的时间。素莱曼是有病的韦立德的弟弟和继任者，这位候补的哈里发，希望凯旋行列在他即位后到达首都，给他增添光彩。

715 年2月，穆萨进入大马士革，跟他来的还有满身珠翠的西哥特亲王们。他显然受到韦立德优渥的接待。正式的接见，是在壮丽辉煌的伍麦叶清真大寺里隆重举行的，这件事是得胜的伊斯兰教史上最热闹的场面。西方的几百名皇亲国戚和欧洲的几千名战俘，向信士们的长官表示臣服，这是破天荒第一遭。穆萨向哈里发献上了很多战争纪念物，其中有一张华丽的桌子，相传是侍奉所罗门的精灵制造的。据说罗马人从耶路撒冷把这件无双的艺术珍品运到他们的首都去，后来，西哥特人又从那里把它拿走了。西哥特历朝的国王，都用宝石装饰这张桌子，而且要赛过前一朝的国王。这件宝物原来收藏在托莱多的大教堂里，主教企图带着它逃跑，塔立格可能是从主教手里夺得的。据说，穆萨在托莱多从塔立格手里接管这件珍品的时候，塔立格暗暗地把一支桌腿藏起来，现在当着哈里发的面，他戏剧性地把遗失的桌腿拿出来，以证明这件珍品是他从敌人手中缴获的。

有许多成功的阿拉伯将领都曾遭遇厄运，同样的厄运也在等待着穆萨。韦立德的继任者，叫他遭受到极端的凌辱。不仅让他站在烈日下受体罚，以致他精疲力尽，而且还没收了他的财产，剥夺了他的一切权力。最后我们听到，征服了非洲和西班牙的这位老将，后来竟然在希贾兹的一个偏僻的乡村瓦迪·古拉当乞丐。

西班牙现在变成哈里发帝国的一个省区了。西班牙的阿拉伯名称，是安达卢斯。在这个半岛上，只有北部和东部几个小地区，还有待于穆萨的直接继任者去征服，只有比较少的反叛，留待他们去镇压。这个半岛是中世纪时期欧洲最美丽、最广大的省区之一，仅仅七年的工夫，整个半岛都被征服了。征服者最少要在这里逗留几百年。

这个似乎是史无前例的胜利，为什么能够实现，这不难从前面粗略的叙述中看出来。首先是民族之间的鸿沟还没有消除，因为五世纪初叶，作为条顿族的野蛮人进入西班牙的西哥特人和西班牙-罗马的居民之间，隔阂很深。哥特人经过长期的奋斗，才取代了先来的斯威维人和凡达尔人的地位，这些人原来也是入侵的日耳曼游牧民群。西哥特人是以独裁者，而且常常是以专制君主的身分，统治这个半岛的。他们是阿里乌斯派的基督教徒，直到587年，他们当中才有一个名叫列卡德的，接受了土著所信奉的罗马天主教。作为罗马天主教徒，土著怨恨异端派的哥特人的统治。土著中包括大批的农奴和奴隶阶级，他们对于自己难以忍受的命运，当然是不满意的。这个被奴役的阶级，对于侵略的成功作出自己的贡献，而且与侵略者合作，这是毫不足奇的。我们还应该提及居民中的犹太成分，哥特族的国王，对他们进行积极的迫害，使他们与人民群众互相疏远。当局一再力图强迫他们改奉基督教，612 年国王曾下令叫全体犹太教徒到教堂去受洗，违令者驱逐出境，并没收全部财产。这就可以说明，为什么穆斯林的入侵者在西班牙境内进军之际，会把几个新征服的城市委托犹太教徒代为管理。

我们还应该记住，哥特族王室和贵族中间政治上的争论，再加上内部的倾轧，已经破坏了国家的基础。六世纪末叶，哥特的贵族已经变成领主。穆斯林的入侵，恰巧是在贵族中篡夺王位者登基的时候，因此，这个篡夺者就被失国者的亲戚出卖了。被废黜的国王威帖萨的儿子阿契拉，抱着一种天真的想法，他认为阿拉伯人是为他的利益而战的，托莱多被征服后，他收回了自己在托莱多的财产，就感到心满意足了。他在这里继续过着安富尊荣的生活。他的叔父奥帕斯，升任首都教区的大主教。至于朱利安在此次征服中所扮演的角色，那是被过分地夸大了。

萨拉戈萨的陷落，扫除了西班牙与法兰西之间的最后一道关口。但是，比利牛斯山脉，仍然存在，穆萨并没有跨过比利牛斯山脉，尽管阿拉伯的某些编年史家把这件功绩也记在他的帐上，而且说他胸怀大志，希望越过“法兰克人的地方”，通过君士坦丁堡，而与大马士革的哈里发握手。在欧洲杀开一条血路的梦想，虽然狂妄，而且离奇，但是也很可能掠过阿拉伯入侵者的脑海，因为他们关于欧洲的地理知识，并不是很丰富的。实际上，在717年或718年初次越过比利牛斯山脉的，却是穆萨的第三个继任者侯尔·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赛盖菲。

由于受到法兰西各修道院和各教堂丰饶的财宝的诱惑，由于看到梅罗文加王朝主要官吏和阿揆坦地方的公爵之间存在内部倾轧，侯尔开始了对法兰西的袭击，他的继任者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继续进行这种袭击。720年，在哈里发欧麦尔二世的时代，赛木哈克服了塞普提美尼亚，这本来是已经灭亡的西哥特王国的属地，随后又攻克了纳尔榜，即阿拉伯语的艾尔卜奈，这座城市后来被改造成一座巨大的城堡，设有兵工厂和军需厂。第二年，他企图克服阿揆坦的厄德公爵的驻地图卢兹城，但是，有效的抵抗使他失败了。赛木哈在此战役中“殉教”，即在对非穆斯林作战中阵亡了。一个日耳曼的君主，在对穆斯林作战中获得了第一次伟大的胜利。阿拉伯人后来在比利牛斯山脉外的许多次进军，都没有成功。

向北方的最后的一次，也是最大的一次远征，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阿卜杜勒·加菲基所指挥的，他是继赛木哈之后担任西班牙省长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于732年孟春，跨过西部比利牛斯山脉，向北挺进。他在加龙河岸上击败厄德公爵后，猛扑波尔多，把那里的教堂焚毁了。烧了普瓦蒂埃城墙外面的一所会堂之后，他向北推进，到达图尔附近。图尔有高卢人的使徒圣马丁的坟墓，所以是高卢人宗教上的首都。那里的还愿物，对于侵略者无疑地曾经是主要的吸引力。

在这里，在图尔与普瓦蒂埃之间，在维埃纳河与克勒恩河交汇处，阿卜杜勒·赖哈曼与夏尔·马泰尔相遭遇。夏尔是梅罗文加王朝宫廷的侍卫，厄德公爵曾请求这个王朝给予援助。夏尔是骁勇的，他后来获得的绰号马泰尔（战槌），就可以表明他的英勇。他打败了许多敌人，而且，迫使在阿揆坦行使独立政权的厄德公爵不得不承认北方法兰克人名义上的统治权。夏尔在名义上并不是国王，他只是赫列斯塔尔的培平的私生子，但是，事实上他就是国王。

阿卜杜勒·赖哈曼所统率的阿拉伯军队和夏尔所统率的法兰克军队，在七天之中，面对面地摆开了阵式，渴望着交锋的时刻赶快到来。法兰克军队大半是步兵，身上披着狼皮，乱蓬蓬的头发，垂在肩上。小冲突不断发生。最后，在732年10月的一个星期六，这位阿拉伯统帅首先发动了进攻。在酣战中，法兰克的战士们，肩并肩地站着，构成一个空心的方阵，他们坚固得象城墙一样，紧密得象冰块一般，这是一位西方史学家的描绘。敌人的轻骑，屡次冲锋都失败了。他们不让路，光用大刀，把冲锋者砍倒。牺牲者当中就有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夜幕终于把双方的战士隔开了。次日拂晓，敌营中的安静，引起了夏尔的猜疑，他想敌人一定会有什么诡计。他派侦察兵去侦察敌人的真实情况。在夜幕的掩蔽下，阿拉伯人早已悄悄地抛弃帐棚向远遁了。夏尔就这样获得了胜利。

晚期的传说，把普瓦蒂埃或图尔战役加以渲染，过分地夸大其历史的重要性。穆斯林却很少提及此次战役，对他们来说，这次大战已变成“殉教者的铺道” （balāt al-shuhadā’）。对基督教徒来说，此次战役意味着他们永久的敌人在军事命运上出现了转折。吉本和后来的许多史学家都说，假若阿拉伯人在此战役中获胜，那么，你在巴黎和伦敦看到的，会是些清真寺，而不是些大教堂；你在牛津和其他学术中心地听到的，会是《古兰经》的讲解，而不是《圣经》的解释。据现代的几位历史作家看来，图尔战役是历史上具有决定性的战役之一。实际上，这次战役，什么也不能决定。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的浪潮，以直布罗陀海峡为出发点，几乎向北方澎湃了一千英里，已经到达一个自然的停顿。他们精疲力尽了，已经没有当时的那种势头了。内部的倾轧和构成穆斯林军队的两个民族成分之间的猜忌，对于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军队的士气，开始发生影响了。我们即将看到，在阿拉伯人中间，并没有一致的情绪和目的。在这个地点，穆斯林的确被阻止住，但是，在别的地方，他们的侵略仍在继续进行。例如，他们于734年夺取了阿维尼翁，在九年之后，又掠夺了里昂；直到759年，他们才放弃了对战略基地纳尔榜的控制。图尔附近的败北，虽然不是阿拉伯人停止北进的真实原因，但是，它标志着胜利的穆斯林的军队所能达到的极限。在先知去世后一百年内，他的在大马士革的继任者的领域，已经变成一个世界帝国，版图之大，东起中国，西至高卢。

西班牙穆斯林队伍中两个派别之间的倾轧，提供了一个线索，我们凭着这个线索，就能了解从732年图尔战役起，到755年伍麦叶王朝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以英雄的姿态出现于西班牙为止这一段时期的历史。这个线索就是在北方的阿拉比亚人（通常称为穆达尔人）和南方的阿拉比亚人（也门人）之间的那种古老的宗派之争。也门人无论在什么地方都接受十叶派的观念；穆达尔人是支持逊尼的正统派的。阿拔斯王朝建立后，作为阿里派的也门人，自然同情新的政权，穆达尔人则仍然效忠于已经垮台的伍麦叶的家族。在征服西班牙后，柏柏尔人从非洲大量地冲进这个半岛，他们中的许多人在那里接受了哈列哲派的主义，表示拥护哈列哲派，他们不仅反对伍麦叶人，也反对阿里派，此时他们构成一个最富于扰乱性的因素。他们诉苦说，他们的同乡在战争中冲锋陷阵，立下了汗马功劳，却被分派到西班牙中部的不毛之地，阿拉伯人却独占了安达卢西亚最美好的省份。

不满很快就变成了公开的叛变。柏柏尔人暴动的火焰，在几年之内（734— 742年）十分炽烈，从摩洛哥传布到盖赖旺，此时已蔓延到西班牙，从而威胁了一小撮阿拉伯移民，他们大有被根绝的危险。741年，哈里发希沙木，派遣一支由二万七千名叙利亚人组成的军队，去镇压非洲的叛乱。这支军队的残余（约占全军的三分之一），在伯勒只·伊本·比什里·古舍里的统率下，渡过海峡。这些叙利亚人又变成了移民，他们的野心和私心，表现在他们效忠于伍麦叶王朝的事业上。他们把一个新问题引入一种本来已经错综复杂的局势中去。伯勒只夺取了政府，使他的部下驻扎在首都科尔多瓦。后来，这些强横的叙利亚人，又分散到各处去。希姆斯分队驻扎在塞维利亚；巴勒斯坦分队驻扎在麦地那·西多尼亚和阿耳赫西拉斯；大马士革分队驻扎在埃尔维拉地区；肯奈斯林分队驻扎在哈恩地区。在732年到755年短短的二十三年期间，西班牙的省长更换了二十三次之多，由此可见，在这个时期，政局的混乱达到了什么境地。在这样的情况之下，自然不可能在北方敌人的领土内有很大的进展，虽然在这个期间曾进行过几次远征；还有，就是某些长官在战争中“殉教”了。

半岛的政府是在一个艾米尔的掌握之中，他的政权几乎是独立的，尽管在名义上他归驻在盖赖旺的马格里布（北非和西班牙）总督管辖。在某些情况下，他由大马士革的哈里发直接任命，并由哈里发管辖。穆萨·伊本·努赛尔的儿子阿卜杜勒·阿齐兹，即安达卢西亚的第一任省长，选择了塞维利亚（阿语Ishbiliyah，伊什比里叶）做省政府的所在地。他跟罗德里克王的寡妇艾吉罗娜结了婚，此时她的名字已改为温木·阿绥木（umm‘sim，阿绥木之母）。据阿拉伯编年史家的记载，这位基督教的新娘，说服了她的丈夫，依照西哥特王朝的习惯，戴上王冠，并且把接见厅的门头降得很低，去见他的人必须鞠躬而入。她还坚决要求，把她的宫内小教堂的门头也降得很低，让阿卜杜勒·阿齐兹有事到那里去找她的时候，也鞠躬而入，仿佛是在做礼拜。围绕着这些新措施的传闻，张大其辞，说穆斯林的省长已变成了基督教的皈依者，这些谣言传到哈里发素莱曼的耳朵里，就使得西班牙的第一任穆斯林长官遭到谋杀。这个悲剧性的事件，于716年，发生在塞维利亚附近的圣·鲁菲纳修道院，这座修道院当时大概已改做清真寺了。他的首级被送到大马士革，让他年老而悲惨的父亲也见到了。

三年之后，短命的省长名单上的第四位省长，赛木哈·伊本·马立克·豪拉尼，把省政府迁到科尔多瓦（Qurubah，古尔图伯），这座城市，注定要成为西方的伍麦叶王朝灿烂的首都，达四百年之久。赛木哈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建筑了科尔多瓦大桥，桥基是古罗马建筑的残存；他还重新测量了全省的土地，制定了新的赋税制度。赛木哈去职后不久，省长的职位就变成了一块骨头，穆达尔人和也门人为争夺这块骨头进行了流血斗争。这两派最后想出了他们都认为是最高明的主意：轮流执政，由他们两派的成员各任省长一年。

由穆达尔人中选出的第一任省长，是优素福·伊本·阿卜杜勒·赖哈曼· 菲海里，盖赖旺的建立者欧格白的后代。哈里发麦尔旺二世，于746年批准了这个任命。到了年终，优素福却拒绝让位给也门人的候选人，他继续霸占省长的职位达十年之久。755年末，他到北方去镇压一次暴动，在那里接到消息，说一个伍麦叶王朝的青年，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最近已在格拉那达南边登陆，正在途中，他将来接管省长的职位。而西班牙历史上新的、重要的一章就要揭开了。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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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0 年，在阿拔斯人以屠杀伍麦叶家族的成员来庆祝他们的即位的时候，幸免于难的极少数人中，有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穆阿威叶，他是大马士革第十位哈里发希沙木的孙子。这个二十岁的青年，化装成老百姓，通过巴勒斯坦、埃及、北非，到处流浪，好容易才逃脱了阿拔斯人的间谍们时时警惕的眼睛。他的九死一生的故事，构成了阿拉伯编年史上最富于戏剧性的轶事。阿卜杜勒·赖哈曼原来躲避在幼发拉底河左岸一个游牧人的帐棚里，他的流亡生活就是从那里开始的。有一天，阿拔斯人的黑旗子，突然在那个帐棚的近旁出现，阿卜杜勒·赖哈曼带着他一个十三岁的弟弟，猛地投入河中，拚命地向彼岸游去。那个小弟弟，显然是不善于游泳的，游到河中间，他听信了追缉者答应特赦的话，又游回来，就被杀害了；他哥哥继续游过去，终于安登彼岸。

阿卜杜勒·赖哈曼拖着沉重的两腿在向南方去的路上走着，他在巴勒斯坦遇见被他释放了的又忠实、又能干的自由民白德尔。他在北非，好容易逃脱了优素福·菲海里的亲戚（当地长官）的暗杀。他无依无靠，一贫如洗，从一个部族流浪到另一个部族，从一个城市漂泊到另一个城市，这个不受法律保护的亡命之徒，在755年，终于逃到了休达。他的舅父们是柏柏尔人，就住在休达附近，他们保护了他。他从这里派遣白德尔过海峡去，跟住在埃尔维拉和哈恩两个城市里的叙利亚分队谈判，他们是大马士革人和肯奈斯林人。那些部队的首长，都是伍麦叶王朝的旧部，他们许多人都欢迎这个良好的机会，愿意在所有的叙利亚人都尊重的一个人的领导下，团结起来。叙利亚人把也门人争取了过来，这不是由于也门人喜欢阿卜杜勒·赖哈曼，而是由于他们怨恨自己的有名无实的省长优素福。于是大家派了一只船去迎接那位新领袖。伍麦叶的这个苗裔，身材细长，鹰鼻，有着稀疏的红头发，为人刚毅、勇敢，受过王室最好传统的训练，他不久就掌握了错综复杂的局势。优柔寡断的优素福，企图用种种丰厚的礼物和诺言，来使这个新的凯觎王位者满意，甚至应许让他做自己的女婿，但都失败了。南方各城市，一座跟一座地开门迎降，没有一座进行抵抗的。约旦分队驻在的阿尔奇多那，巴勒斯坦分队所驻扎的西多那省，希姆斯的阿拉伯人所住的塞维利亚，都真心地欢迎这位亲王。

当阿卜杜勒·赖哈曼和他的支持者向着科尔多瓦的方向挺进的时候，优素福正向着塞维利亚的方向前进。在战斗快要开始之前，有人才注意到这位亲王没有自己的军旗，塞维利亚的也门人的首领艾卜·萨巴哈，就临时做了一面旗子，就是把一块绿头巾绑在矛头上。据文献的记载，这就是西班牙伍麦叶王朝军旗的起源。

756 年5月14日早晨，敌对的两军，交战于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当时，马在西班牙还是希罕的，尽管两方面的战士大半骑在马上，而阿卜杜勒·赖哈曼体会到，他的部下有些人担心他会逃跑，所以，坚决要求用自己所骑的马去换艾卜·萨巴哈的老骡子。战斗很快就见了分晓。优素福和他的大将逃命去了。攻克科尔多瓦后，宣布了大赦。阿卜杜勒·赖哈曼毫无困难地制止了对首都的劫掠，而且把败北的省长的眷属，置于自己豪爽的保护之下。

控制科尔多瓦，却不意味着控制穆斯林的西班牙。逃亡的省长在北方继续煽动叛乱，直到最后他终于在托莱多附近被杀死了。托莱多城到764年才被攻陷。在阿拔斯王朝代理人的鼓动下，也门人和十叶派的叛乱，连绵不绝。柏柏尔人的暴动，费了十年的时间才镇压下去。柏柏尔人从来没有忘记他们的阿拉伯上级独占了所征服土地的最大份额。这位新省长先前忠实的支持者，此时已变成敌人，必须迅速设法对付。塞维利亚的酋长，曾以军旗和骡子供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使他获得胜利，他也在一次暴动中丢掉了自己的头颅。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得力助手白德尔，失掉自己的财产，本人被放逐到一个边远城市。

内部的敌人与外部的敌人，互相勾结了起来。761年，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曼苏尔，大胆地任命阿拉义·伊本·穆基斯为西班牙的省长。两年之后，阿拉义被处斩了，他的头颅被保存在食盐和樟脑里，用一面黑旗包着，跟他的任命状一道，被运送到麦加去，交给正在朝觐中的哈里发曼苏尔。曼苏尔从前曾把阿卜杜勒·赖哈曼叫做“古莱氏族之鹰”，此时他大声说：“感谢真主，在我们和这样一个敌人之间，安置了大海！”据说，阿卜杜勒·赖哈曼甚至准备了一支舰队，要从阿拔斯人的手中抢夺叙利亚，但因内部出了问题，才没有开出去。

777年，东北的阿拉伯各首领之间，结成了一个难以轻视的联盟，这个联盟的领导人，是巴塞罗那的长官，一个蓝眼睛的人，是优素福·菲海里的女婿。这个联盟甚至邀请查理曼来订立盟约，共同反抗西班牙的新省长。查理曼被认为是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盟友，因此，成为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天然敌人。查理曼于778年穿过东北部西班牙边界而进军，深入到萨拉戈萨，但是，那座城坚决抵抗，而他国内的敌人又在威胁着他的政权，因此，他被迫撤退。在撤退的“悲惨的道路上”，经过比利牛斯山隘的时候，法兰克人部队的后卫，遭到巴斯克人和其他山居民族的攻击，他们的兵员和辎重，都遭受了惨重的损失。他们战死的将领中有罗兰，他的英勇的抵抗，因《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而流芳百世，这首歌不仅是早期法国文学的珍品，而且是中世纪最动人的史诗。实际上，阿卜杜勒·赖哈曼已证明自己是西方的这位最强大的君主的对手，也证明自己是东方的那位最伟大的统治者的对手。

在打败各式各样的敌手的过程中，阿卜杜勒·赖哈曼建立起一支四万多人的军队，这支军队纪律严明，受过高度的训练，兵员主要是从非洲招募来的柏柏尔人，他就依靠他们的忠贞，来撑持自己的宝座。他知道怎样利用高官厚禄，来保持这批人的好感。757年，他停止了在金曜日讲道（khuboh，虎土白）中替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祝福，但是，他没有自称哈里发。他和他的几个继任者虽然自己作主进行统治，仍称艾米尔，直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才自称哈里发。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时代，西班牙已摆脱了伊斯兰世界公认的哈里发的管辖，而变成第一个独立的省区。

阿卜杜勒·赖哈曼既统一了领域内的各地区，获得了暂时的太平，就偃武修文，以实际工作表明，他的文教和武功，都是伟大的。他美化了领域内的各城市，又建筑了一座引水桥，把清水引入首都，还在首都的四周修建了城墙，而且在科尔多瓦的郊区，为自己修建了鲁萨法园（Munyat al-Rusāfah），这是以他祖父希沙木在叙利亚东北所建的园林为楷模的。他把水引入别墅，而且引种了桃子、石榴等外国植物。他的花园里有一株孤独的枣椰，据说是从叙利亚输入的第一棵，他曾咏了一首温柔的诗，表达自己对这株枣椰的感情。

阿卜杜勒·赖哈曼于 788年去世，在他去世之前两年，建筑了科尔多瓦清真大寺，可与耶路撒冷和麦加的那两座伊斯兰教的圣寺争胜。经过他的继任者加以扩建和完成之后，科尔多瓦的这座清真大寺，很快就变成西方伊斯兰教的克而白了。这座不朽的建筑，有着林立的、壮观的石柱子和宽敞的外院，1236年菲迪南德三世夺回科尔多瓦后，把它改成了基督教的大教堂，一直保存到今天，通俗的名称是“拉·麦兹克塔”（La Mezquita），这显然是阿拉伯语masjid（清真寺）的讹误。除了这座清真大寺外，这个首都可以自豪的，还有建筑在瓜达尔基维尔河上的石桥，后来被扩大到十七孔了。伍麦叶人政权的奠基者的兴趣，还不限于人民的物质福利方面。他千方百计地、孜孜不倦地努力，企图把阿拉比亚人、叙利亚人、柏柏尔人、努米底亚人、阿拉伯化的西班牙人和哥特人等纳入一个民族模型，而浇铸之，这是一种没有希望的工作；他所创始的文化运动，在更大的意义上说来，曾使伊斯兰教的西班牙，在九世纪到十一世纪的期间，变成了世界文化两大中心之一。

被阿拉伯编年史家称为 “达赫勒”（al-Dākhil，潜入者）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所建立的王朝，持续了二百七十五年（756—1031年）。这个王朝到了第八位“艾米尔”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912—961年）的时代，强盛达于极点，他是漫长的世系中最伟大的人物，也是首先采用哈里发尊号的（929年）。实际上，哈里发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位的时代，标志着阿拉伯人在这个半岛上的新时代的顶峰。在伍麦叶人的时代，科尔多瓦一直是首都，而且享受着一个无比灿烂的时代，可与东方的巴格达媲美。

雄才大略的摄政王曼苏尔侍卫长（al-ājibal- Manūr），即所谓“十世纪的俾斯麦”，可能是阿拉伯西班牙最伟大的政治家和军事家，他于1002年去世后，伍麦叶的哈里发王朝便开始衰落，到1031 年，完全灭亡了。在这个王朝的废墟上，兴起了各式各样的小王国和小侯国，其中的许多小国是互相仇视、势不两立的，它们终于屈服于本国的基督教徒，特别是北方的基督教徒日益强大的势力。随着格拉纳达于1492年陷落，穆斯林统治的最后痕迹，便从这个半岛永远消失了。

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继任者们的主要任务，仍然是安定国家、解决各种纷乱的问题，这些问题的起因，一是居民中既有基督教徒，又有穆斯林，二是旧有的阿拉伯穆斯林与新入教的西班牙穆斯林之间存在着猜忌。自征服西班牙以来，阿拉伯人对待信仰基督教的老百姓的政策，与他们对待其他被征服地区的基督教徒的政策，根本上没有什么差别。人丁税（jizyah）只向基督教徒和犹太教徒征收，税额分三级：十二个第尔汗，二十四个第尔汗，四十八个第尔汗，每年征收一次，依照纳税人实际的经济情况，而定其级别。妇女、儿童、老人、穷人、僧侣和有痼疾的残废人，一律豁免。土地税平均是收成的百分之二十左右，也是向这些顺民征收的，但是，与人丁税不同，纳税人改奉伊斯兰教后，仍然要纳土地税。用武力征服的地区，教会的土地，征服西班牙时逃走的领主的土地，都被没收，分配给征服者个人；但是，原来的农奴仍留在那些土地上，从事耕作，他们必须把收成的五分之四，交给新的穆斯林地主。这些被没收的地区，有五分之一的土地，拨归国家，国家只向耕种这种土地的农奴征收所产谷物的三分之一。某些国有土地，后来当做封地，分给征调来镇压叛乱的叙利亚人和阿拉伯人。

“伊斯兰教没有奴役”这一原则，不必应用于改信伊斯兰教的奴隶。基督教徒可以太太平平地信仰自己的宗教，不受任何干涉，他们内部的事务，由土著的法官，依照教会的法律而裁判，他们的裁判权当然不包括牵连穆斯林的案件和侮辱伊斯兰教的犯罪行为。因此，一般说来，穆斯林占领西班牙后，并没有给土著带来什么新的难以容忍的苦难。杜齐断言：“在某些方面，阿拉伯人的征服，对西班牙来说，甚至是恩惠。”包括贵族和牧师的特权集团的势力被打破了，奴隶阶级的境况获得改善，基督教的地主有权处理自己的财产了，而在西哥特人的统治下，他们是没有这种权利的。

尽管如此，基督教徒还是成群结队地改奉伊斯兰教。在山区和农村，他们维持民族形式和传统文化，城市的居民却不是那样。作为新穆斯林，他们自成一个社会阶级，阿拉伯人把他们叫做“穆瓦莱敦”（Muwalladūn），单数是Muwallod，意思是义子），西班牙人把他们叫做“穆莱迪斯”（Muladies）。这些新入教者，渐渐地变成了居民中最不满的阶层。他们的队伍，主要是由农奴、自由民和他们的子孙中从事耕作或卖零工的人来补充的。他们中有些人，表面上承认了伊斯兰教，内心里却是“秘密的基督教徒”；但是，他们都很了解伊斯兰教关于叛教者的明白而且无情的法律——处以死刑。信仰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把所有的“穆瓦莱敦”都当做下等阶级，尽管他们中有些人是世家的子弟。在征服后第一个世纪的末期，这些“穆瓦莱敦”，在几个城市里，已经变成了居民中的多数，他们首先拿起武器来，反抗现政权。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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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尔多瓦的南郊，被称为赖伯特（al-rabad），那里的居民绝大部分是新穆斯林，从基督教徒的观点来说，大半是皈依伊斯兰教的基督教徒。他们当中有一部分人处在伊斯兰教教义学和教律学学生和教师（faqīh）的影响之下。在首都活动的这些学生和教师，约计四千人。希沙木一世（788—796年）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儿子和继任者，是一个虔诚的学者，他在位的期间，一直没有可能引起暴乱的直接原因。他的继任者哈克木一世（796—822年），是一个放荡不羁的人，酷好狩猎和饮酒，他在位时期，局面发生了变化。人民不仅反对哈克木的轻浮，而且反对他的禁卫军，他们主要是由不懂阿拉伯语的黑人和其他雇佣军组成的。叛乱是在805年开始的，有一天，正当艾米尔过街的时候，群众用石头攻击他，有些教义学家在旁边拍手喝彩。后来发现有七十二名罪魁，与废黜哈克木的阴谋有牵连，都被逮捕，而且被钉死在十字架上。在新穆斯林居住区里，暴动接二连三的发生，最后是814年发生了一次由一位柏柏尔族的教律学家领导的大暴动。哈克木被暴怒的群众围困在宫殿里，但是，他的骑兵终于成功地平定了这次叛乱。南郊遭到残酷的处置。三百个首领，被倒钉在十字架上处死了。全体居民奉令，在三天之内，全部离开西班牙，居民区被夷为平地。不准任何人再在那个地区建筑房屋。八千户人家，在摩洛哥，特别是在法斯城（Fās，即Fez），找到了避难所，当时，阿里的苗裔易德里斯二世，正在将法斯城建为新都。其他的一万五千人口，在亚历山大港登陆。这些难民在这个港口城市安居乐业，直到827 年，他们才在哈里发麦蒙的一位将军的威逼下逃走了。他们选择克里特岛做自己的新居，那时候克里特岛的一部分仍属拜占廷帝国。他们征服了全岛，他们的领袖在这里建立了一个王朝，直到961年，希腊人收复这个岛的时候，那个王朝才灭亡了。

值得注意的是，有些西班牙的穆斯林，是阿拉伯人无法估价的同盟者，他们甘心被利用来反对自己以前的同教人。阿木鲁斯·伊本·优素福就是这样的一个人，807年，哈克木任命他为托莱多的长官，托莱多这座骄傲的“王城”，在被征服的土著的眼中，无论从政治方面和宗教方面来说，都是最重要的城市。在穆斯林的奴役下，托莱多从来没有安定过；无论已改奉伊斯兰教的人和仍旧信奉基督教的人，都在长期的叛乱中。阿木鲁斯依照哈克木的示意，举行大宴会，招待来托莱多访问的十四岁的王储阿卜杜勒·赖哈曼，他把托莱多的好几百位知名人士邀来作陪。在他新建的城堡的院子里，有一条长形的濠沟，那是取土建筑那座要塞时遗留下来的。阿木鲁斯此时把刽子手布置在濠沟畔上。每个客人走进院子，大刀就落在他的脖子上。尸体被抛进濠沟。自“濠沟的屠杀”之后，动乱的托莱多有几年平静无事。但是，梅里达等城市，仍然在动乱中，直到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登位后才太平了，他是伍麦叶人西班牙的一位精力旺盛的艺术家，又是一位音乐和天文学的庇护者。

阿卜杜勒·赖哈曼二世（822—852年），后来被称为奥赛特（al-Awsa），作为一位艾米尔，受四个人物的影响：一个妇人、一个宦官、一个教义学家、一个歌唱家。那个妇人是他的宠妻泰鲁卜王后，她是一个无比的阴谋家。那个宦官是他的天才的奴隶奈斯尔，他的侍从长，一个西班牙人的儿子，又是王后的宠臣。那个教义学家不是别人，正是科尔多瓦暴乱的柏柏尔族的头子叶哈雅·伊本·叶哈雅（849年卒），他是麦斯木达部族人，是马立克派的教律学者，他把巴格达的马立克学派传入西班牙。这个学派就在西班牙生根发芽，以致人民这样说：“除了真主的经典和马立克的《圣训易读》外，我们不知道其他的著作。”那个歌唱家是一一个波斯的男高音歌手齐尔雅卜，他是从巴格达来的。

齐尔雅卜是那些在哈伦·赖世德及其子孙的宫廷中生活过的音乐家之一，他不仅是一位著名的艺术家，而且是一位科学家和文学家。因此，他遭受摩苏尔人易司哈格的嫉妒，易司哈格是他的师傅，与他齐名。他受到师傅的排斥，先逃到西北非洲，然后应阿卜杜勒·赖哈曼的聘请，来到西班牙。阿卜杜勒·赖哈曼一心要把科尔多瓦变成第二个巴格达，他维持一个豪华的宫廷，他仿效哈伦无节制的浪费，822年，他亲身骑马，到首都郊外去欢迎这位青年的乐师。齐尔雅卜跟他新的庇护者极亲密地生活在一起，他得到的年金是三千第纳尔，还有在科尔多瓦的一处房地产，价值四万第纳尔。不久他就压倒本地所有的音乐家。此外，他还知道一万个歌曲的歌词和歌谱，他象其他的音乐家一样，相信那是精灵在夜间传授他的。齐尔雅卜以诗人、天文学家和地理学家的身分，大出风头。更重要的是，他证明自己是这样的漂亮、幽默、风趣，以致不久就变成当代时髦人士中最有名气的人物，甚至变成了时装的评判员。从前，男人的头发留得老长，在脑门前分开，披在肩上，现在修剪成刘海，垂在眉毛上边；从前用金属杯子喝水，现在改用玻璃杯；从前石刀柏一类的蔬菜是不常见的，现在变成受人欢迎的菜了——所有这些都是以齐尔雅卜为榜样的。

阿卜杜勒·赖哈曼在位的晚年，征服者的语言、文学、宗教以及包括闺房制度的一切典章、制度的魅力，已经强大到这样的程度，以致都会里有大量的基督教徒，虽然没有真正伊斯兰化，但是早已阿拉伯化了。他们在阿拉伯文明的魅力面前眼花缭乱，而且知道自己无论在艺术、诗歌、哲学、科学方面，都是不如人的，因此，很快就模仿起阿拉伯人的生活方式来了。这些仿效者，人数很多，他们自己已经构成一个社会阶级，而且获得“穆扎赖卜”（Mazara-bs）的绰号。我们要记住，西班牙是欧洲各国中基督化最晚的，在穆斯林征服西班牙的时候，有些乡村地区还没有信奉基督教，而且西哥特的阿里乌斯教，在基督论方面，跟穆斯林的教义是一致的。科尔多瓦一位当代的基督教作家，对这个事实表示惋惜：基督教中的俗人，鄙弃拉丁神父的著作；而“醉心于阿拉伯人的辞章”。远在724年前后，塞维利亚的主教约翰，据说已准备了《圣经》的阿拉伯语校订本，以便利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和摩尔人诵习。

为了对抗这种阿拉伯化的倾向，有一种奇怪的运动，现在在科尔多瓦基督教的热心人中间展开了，结果是几个男人和女人甘愿牺牲自己。这个运动的领导人物，是一个苦行的神父，叫做攸罗吉阿斯，支持者是他的富裕的朋友和后来给他作传记的阿尔瓦罗。促成这个运动的事件，是在850年开斋节日处死科尔多瓦的另一个神父，他的名字叫卑尔菲克塔斯，他曾诽谤穆罕默德，而且辱骂伊斯兰教。在科尔多瓦主教的率领下，老百姓很快就宣布卑尔菲克塔斯为圣徒，说他有种种奇迹；因为在他被斩之前，他曾正确地预言，执行死刑的宦官、侍从长奈斯尔将立即死亡。奈斯尔似乎是参加了王后泰鲁卜毒杀亲夫的阴谋；泰鲁卜的动机是要保证她所生的儿子阿卜杜拉能代替太子穆罕默德继承王位，穆罕默德是另外一个王后所生的儿子，是阿卜杜勒·赖哈曼四十五个儿子中年龄最长的，故立为太子。阿卜杜勒·赖哈曼已经听到这个阴谋的风声，因此，当奈斯尔拿着一个药瓶到他面前来，告诉他瓶里装着奇妙的良药的时候，国王就命令他自己先尝一尝。

在卑尔菲克塔斯的插曲之后不久，一个名叫以撒的僧侣，以愿意改奉伊斯兰教为名，出现在嘎迪（qādi，法官）的面前，对穆罕默德进行种种咒骂。他象卑尔菲克塔斯一样被斩首了，而且立即变成了圣徒。现在竞赛开始了。僧俗人等故意辱骂伊斯兰教，他们的意愿就是要接受无可避免的刑罚，他们清楚地知道，象这样一种犯罪的行为，必然要受到处分的。不到两个月的工夫，就有十一个人“牺牲”了。

由于阿卜杜勒 ·赖哈曼的敦促，主教们勉强地举行了一次宗教会议（攸罗吉阿斯对于此次会议曾提出抗议），会议决定，禁止基督教徒此后再希望得到这种神圣的死亡。但是，这个禁令是无效的。最后轮到一个年轻而美丽的姑娘，芙罗拉，她是攸罗吉阿斯的信徒，她的母亲是基督教徒，父亲是穆斯林。她还有一个同伴，一个年轻的修女玛丽，她哥哥是一个被处死的僧侣。芙罗拉屈服于辱骂先知的诱惑，但是，一位仁慈的嘎迪只把她收监。攸罗吉阿斯也被收监，他对芙罗拉怀有纯洁无疵的爱情，在监狱中他用尽了各种花言巧语，去鼓励他所爱的这个姑娘和她的女伴，抛弃她们对牺牲的犹豫不决的态度，而毅然决然地走上断头台。这两个自封的女殉教者，没有撤回自己的主张，于851年11月24日，被处以极刑。这种歇斯底里式的自我牺牲的风潮，一直没有平息下来，直到身任科尔多瓦主教的攸罗吉阿斯本人，于 859年被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处死以后才结束了，穆罕默德一世的政策是严厉镇压，毫不姑息。在这次风潮中牺牲的人，总计约有四十四个。

还有别的种种变乱正在酝酿之中，这些变乱虽然没有这样狂热，性质却是更严重的。首先是穆罕默德一世和他的两个儿子和继任者孟迪尔（886—888年）和阿卜杜拉（888—912年），都不能表现出伍麦叶王朝的宽容和魄力的优良传统。当时还有王位继承问题引起的通常的纠纷，依照穆斯林王朝的习惯，王室中年龄最长或能力最强者，最为合格。孟迪尔在位两年多就被毒杀了，他的继任者嗾使外科医生，用有毒的刺血针给他放血，以致他因中毒而丧命。在那期间，全国各地不断发生穆瓦莱敦人和穆扎赖卜人的叛变，有几个地方政府，脱离中央而独立，由柏柏尔或西班牙穆斯林统治。新穆斯林发起的分裂主义运动，到十世纪初为止，一直引起伍麦叶王朝各艾米尔的注意，那些运动发生在理论上隶属于科尔多瓦的各省区，发起人是以民族斗士的姿态出现的。

在南方，山国勒佐，以阿尔奇多那为首都，于873年与穆罕默德一世建立条约的关系，实际上穆罕默德一世承认了它的独立主权，只不过它每年要缴纳贡税罢了。勒佐的土著，大半是伊斯兰化的西班牙人。在北方的边疆上，独立的阿拉贡，于九世纪中叶，并吞了萨拉戈萨、图德拉和其他重要的边区城市，统治阿拉贡的贝尼·盖西人是一个古老的西哥特家族，早已改奉伊斯兰教了。他们和西方的邻居莱昂诸王有同盟关系。托莱多是一个动乱多太平少的城市，在这个城市四周的地区中，柏柏尔族的贝尼·左农人，统率着一些匪帮，到处杀人放火。塞维利亚在西哥特人统治时代是罗马文化主要的中心，居民大半是罗马人和西哥特人的子孙，在这座城里，贝尼·哈查智人是最强大的。塞维利亚及其周围的这些统治者，在母系方面是威帖萨和一个阿拉伯妻子的孙女儿萨赖的后裔。史学家伊本·孤帖叶（一个西哥特妇女的儿子）也是萨赖的后裔。在西南部加利西亚，梅里达和巴达霍斯的一个大胆的叛教者，名叫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麦尔旺·吉利基，建立了一个侯领，得到一切反对阿拉伯政府的起义者的天然盟友莱昂王阿尔封索三世的援助。他遍地散播恐怖。在穆罕默德一世在位的末期，在半岛的西南部，现在葡萄牙的阿尔加维省，另外一个叛教者自立为王。在木尔西亚（Murcia，即阿拉伯语的Mur siyah）的西南，另外一个叛教者，摆脱了阿拉伯人的宗主权。但是，在所有这些反叛者中，一个名叫欧麦尔·伊本·哈弗逊的，是最危险、最难和解的。

欧麦尔是一个穆斯林，一个西哥特伯爵的后裔。880年前后，他的有声有色的经历开始了，他变成一个匪帮的组织者，以波巴斯特罗山上的一个旧要塞为大本营。欧麦尔曾一度在科尔多瓦皇家军队里服兵役，在埃尔维拉（Elvira，即阿拉伯语的Ilbīrah）山区人民的支持下，一跃而为南部西班牙反抗穆斯林统治运动的领袖。穆罕默德一世、孟迪尔、阿卜杜拉三位艾米尔都曾注意到他的反叛。在南方的基督教徒和不满分子看来，欧麦尔是一个长期受压抑的民族的斗士。在阿拉伯人看来，他却是一个“讨厌鬼”和“流氓”。经过许许多多坎坷之后，他终于使科尔多瓦陷于孤立，而且与阿拔斯王朝以及非洲的统治者艾格莱卜人开始了谈判，愿意接受任命，做西班牙的长官。这个野心勃勃的计划失败了，他于899年宣布信仰他祖先的宗教，那是他长期隐藏在心里的信仰，他采取了撒母耳做他的洗礼名。撒母耳再三再四地震撼了伍麦叶王朝宝座的基础。阿卜杜勒·赖哈曼一世的继任者的政权，陷于危险的境地，迫切地需要一个中兴之主。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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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12 年，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继承他祖父阿卜杜拉的王位的时候，才二十三岁。阿卜杜拉嗾使幼子把长子暗杀了，被暗杀的长子就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父亲穆罕默德，暗杀的原因只是怀疑他不忠于王室。后来，他又叫人杀害了幼子，即是那个杀害兄长的凶手。他自己就变成一个没有儿子的人。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继承他第一位同名的祖先所创立的穆斯林大国的时候，这个国家已经缩小到只有科尔多瓦及其四郊了。

这位年轻的艾米尔，证明自己是一个风云人物。他有刚毅、勇敢和坦率的性格，这些是一切时代的领袖人物所应有的特性。阿卜杜勒·赖哈曼缓慢而稳妥地把已丧失的省区一省跟一省地收复了。他在位五十年（912—961年），凭着自己所特有的精力，励精图治，向四面八方扩张自己的势力。912年末，埃西哈首先投降了。埃尔维拉接着也投降了。哈恩没有抵抗。阿尔奇多那愿意缴纳贡税。913年底，塞维利亚开门迎降。勒佐地势险要，伊本·哈弗逊英勇的党羽，负隅顽抗，但也终于被逐步地攻克了。那位可畏的领袖，在他们巩固的波巴斯特罗山要塞里继续抵抗，表现了大无畏的精神，直到917年，这位在三十七年内不屈不挠的强敌，才倒下去了。只有托莱多仍未克服，但是，到了932年，这座骄傲的故都被围困到绝粮的地步，不能不屈服了。全国就这样被平定，国家又统一起来，归一位仁慈的独裁者统治。

当此之际，国外的敌人，还在威胁着国家的安全。这些外敌中最危险的，在南方是伊斯兰教的法帖梅人，在北方是基督教的莱昂诸王。909年在突尼斯建立法帖梅王朝的欧贝杜拉，曾经和伊本·哈弗逊谈判建立联盟关系，而且派遣间谍和密探过海峡来进行阴谋活动。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自称是先知的女儿、阿里的妻子法帖梅的后裔，所以，除他们自己的政权外，不承认伊斯兰教内任何政权。伪恩柏多克利派哲学家科尔多瓦的伊本·麦萨赖（883—931年），曾将一种秘传的书法传入西方，这种书法的字体，具有内在的神秘的意义，只有入门者才能领会。他可能就是被派遣到西班牙来成立法帖梅党的，他利用了自己的有组织的宗教团体做掩护。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宗主权，远在917或918年，就得到摩洛哥的承认，到931年，又获得休达的承认，最后获得了柏柏尔海岸大部分地区的臣服，他体会到一个敌人在非洲强大起来的时候，他在西班牙的地位是不稳妥的。他的扩大了而且刷新了的舰队，在当时是举世无敌的，主要的军港是阿尔梅里亚港，这支舰队曾经同法帖梅王朝的海军争夺过西地中海上的霸权。 956年，由七十艘兵船组成的一支西班牙舰队，蹂躏了非洲海岸的几个地方，以报复法帖梅王朝哈里发所指挥的西西里舰队对西班牙海岸的侵略。

正当采取军事行动来反对内外敌人的时候，阿卜杜勒·赖哈曼（他的母亲是一个基督教的女奴）还常常从事圣战，跟尚未屈服的北方的基督教徒作斗争。在那里，巴斯克人的地方居于比利牛斯山脉的中部。在他们的东边，有尚未建成的那发尔王国和阿拉贡王国。在他们的西边，有一些地区，后来发展成为卡斯提尔王国和莱昂王国。远在914年，大胆的莱昂国王奥多诺二世，就曾利用穆斯林王国的局势，蹂躏南方地区，发动战争。三年之后，他俘虏了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个将军，把他的头砍下来，跟一个野猪的头一起，钉在那个将军所围困的边疆要塞圣·埃斯特班·德·戈麦斯的城墙上面。这些北方敌人所进行的掠夺性的蹂躏，继续发生。 920年，阿卜杜勒·赖哈曼亲自出征，夷平了圣·埃斯特代，他们屡次企图在这个半岛登陆。Ibn-Qūtīyah，p.63；ibn-Idhāri， vol.ii，pp.89—90，99；Mns‘ūdi，vol.i，p.364；ibn-al-Athīr，vol.vii，pp.11—12，58； Dozy，Rec-herches，vol.ii，pp.250—371。班，并且在基督教和伊斯兰教所争执不决的那个地区里，摧毁了别的几个堡垒，他在苇谷跟奥多诺二世和那发尔的大王桑绰的联军交锋，使他们遭受惨败。蹂躏了那发尔的几个地区和邻近的若干基督教地方后，他胜利地返回首都。四年之后，他远征北方，深入到那发尔的首都潘普洛纳，把它摧毁。那发尔的骄傲的国王、基督教的东方干城，即伊本·伊达里在著作中所谓的“恶狗”在此次战败后，在一个很长时期内，一直都变得很衰弱。大约就在这个时期，民族运动的另外一个战士，奥多诺死了，随着他的死亡而发生的内争，使军事活动停顿下来。

阿卜杜勒·赖哈曼长期在位，从他晚年所做的许多事情看来，都说明他是英明的，是长于治术的。例如他在929年1月16日（金曜日）宣告：当今的国王，在一切公共礼拜中，在一切公文书中，都要被称为哈里发。他自己选择了这个头衔：保卫真主的宗教的哈里发（al-Khalifah al-Nāir li-Din Allah）。东方的哈里发国家，一落千丈，他却能使西班牙的穆斯林达到比以前任何时代更高的地位，“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minīn）这个尊号，对他来说，是最合适的。

作为宗教的保卫者，哈里发纳绥尔感觉到他最主要的义务是，对那些把贪婪的眼光不断投射在自己祖先在南方的领土上的基督教徒进行圣战。他的出征继续到939年，在最后的出征中，莱昂的国王拉米罗二世和那发尔的摄政王后托塔（桑绰大王的寡妇），联合起来抵抗他，在萨拉曼卡南边的阿尔杭得加，使他在二十七年的几乎没有中断过的战争中第一次遭受重大挫折。哈里发的大军，实际上是被歼灭了；他自己仅以身免。这位托塔王后，后来又出现在哈里发的宫廷中，那时候她是摄政王后，统治着那发尔，她带着这个儿子和她的外孙大胖子桑绰一起来到哈里发的宫廷，桑绰是莱昂的前王，她来为桑绰求医，同时请求哈里发给予军事援助，使桑绰复辟。在这时期，从北方的埃布罗河口到大西洋，从比利牛斯山麓到直布罗陀海峡，都唯哈里发之命是听，现在基督教王后又亲自到哈里发的宫廷来乞援。这些王家贵宾受到隆重的接待，并参观穆斯林首都的壮观的市容。由于御医和政治家犹太人哈斯德·本·舍卜鲁特高明的医术，桑绰过肥的病症获得了痊愈，这种厉害的病症，曾经使他丢掉了王冠，病愈之后，由于哈里发的大力帮助，他于960年恢复了他已丧失的政权。

当时哈里发的宫廷，是全欧洲最富于魅力的宫廷之一。拜占廷皇帝，德国、意大利、法兰西等国的国王，都派遣使节到这座宫廷来。这座宫廷的所在地科尔多瓦，有居民五十万人，有清真寺七百座，有公共澡堂三百所，其华丽仅次于巴格达和君士坦丁堡。王宫有房间四百个，能容纳奴隶和禁卫军好几千名，王宫位于市镇的西北部，而市镇又位于莫雷纳山脉的横岭上，下临瓜达尔基维尔河。阿卜杜勒·赖哈曼于936年动工修建这座宫殿，相传修建费是他的一个宠妾的遗产。他最初的打算，是用这笔基金去赎取在基督教徒手中的战俘。后来，没有战俘可赎了，他才实行他的另一个宠妾宰海拉（al-Zahra’，花容）的建议，而且以她的名字宰海拉给所修建的壮丽的宫殿命名。大理石料是从努米底亚和迦太基运来的；石柱、石盆和黄金雕像，是输入的或者是君士坦丁堡的礼物；一万名工匠和一千五百头载运材料的牲口，工作了二十年，才把这座宫殿建成。纳绥尔的两个继任者，又加以扩建，宰海拉宫变成了一个皇家郊区的核心，这座宫殿的遗址，于1910年和以后的岁月里，被发掘出一部分，到现在还可供游览。

在宰海拉宫里，哈里发在自己的四周布署了由三千七百五十名奴隶组成的禁卫军，此外，他还统率着十万名常备军。Slav这个名词，原来是专指日耳曼人等从斯拉夫各部族中俘获，而卖到阿拉伯人手中的奴隶和战俘，后来，才兼指买来的外国人：法兰克人、加利西亚人、伦巴底人等，他们通常是在幼年时代买来而加以阿拉伯化的。借着西班牙的这些禁卫军的帮助，哈里发不仅能够防止叛乱和劫掠，而且能够削弱古老的阿拉伯贵族的势力。商业和农业，也跟着繁荣了起来，国家的财源，成倍地增加。皇家的岁入，达到六百二十四万五千第纳尔；三分之一用作军饷；三分之一用于土木工程；其余的三分之一，留作储备。科尔多瓦从来没有过这样的繁荣，安达卢西亚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富裕，这个国家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威武。所有这些，都是由于一个人的天才，据说他活到七十三岁高龄才去世，他在遗书中说，他生平只知道十四天的快乐。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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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和他的继任者哈克木二世（961—976年）在位的时代，再加上曼苏尔侍从长（977—1002年）的专政时期，是穆斯林在西方的统治的极盛时代。穆斯林西班牙在欧洲和非洲事务中的政治影响在这以前或以后都没有象在这个时期那样大。

这个时期，科尔多瓦变成了欧洲文化最高的地方，与君士坦丁堡和巴格达齐名，成为世界三大文化中心之一。科尔多瓦有居民十一万三千户，有郊区二十一处，有图书馆七十所，还有许许多多的书店、清真寺和宫殿，科尔多瓦已获得国际声誉，而且使外宾感觉敬畏和惊叹。科尔多瓦有铺砌的街道好几英里，从道旁小屋里射出的灯光，把大街照得通明，而“七百年后的伦敦，还连一盏路灯都没有”，就是“在巴黎，过了几百年之后，下雨天如果有人敢于出门走一走，在街上的烂泥，还会使他的两脚陷到踝骨”。当牛津大学仍然认为沐浴是一种异教徒的风俗的时候，科尔多瓦的科学家们，早已在富丽堂皇的澡堂里享受好几个世代了。阿拉伯人对于这些北方的野蛮人究竟有什么看法，可以从托莱多的学识渊博的法官萨义德（1070年卒）的言论中，获得明白的解答。据萨义德猜想，“由于太阳光不能直射在他们的头上，所以他们的气候是寒冷的，终年在弥漫的云雾中过日子。因此，他们的气质变得很冷酷，他们的性情变得很粗鲁，他们的身体长得高大，他们的皮肤发亮，他们的头发长得老长。而且，他们缺乏机智和洞察力，愚蠢和拙笨在他们中间是普遍的。”莱昂、那发尔、巴塞罗那等地的统治者，凡缺乏外科医生、建筑师、歌手或裁缝的时候，都要到科尔多瓦来聘请。穆斯林首都的声誉，深入到辽远的德国。一个撒克逊的修女，称科尔多瓦为“世界的真珠”。这就是伍麦叶王朝的统治者及其政府的所在地。

西方哈里发国家的政府组织，跟东方的没有根本上的差别。哈里发的职位是世袭的，但是，军队的首长和贵族们，往往选举他们所爱戴的人物为哈里发。侍从长（hājib）的地位在各大臣（vizir）之上，他们必须通过他才能与哈里发联系。在各大臣之下有秘书（kuttāb），他们和大臣们共同组成国务会议（dīwān）。远离科尔多瓦的省区，共计六个，每省有一个军政长官管理，叫做长官（wāli）。若干重要城市，也由长官治理。司法权由哈里发行使，但他通常把这种权力委托嘎迪（qādi，法官）去执行，最高的嘎迪是在科尔多瓦的总嘎迪（qādi al-qudāh）。关于刑事和公安的案件，由一个特别法官即警察长（sāhib al-shurtah）审理。科尔多瓦还有另一个特别法官，叫听讼法官（sāhib al-mazālim），他专门审理人民对公务人员的控诉。常见的判决有罚款、鞭打、监禁、断手等方式；犯亵渎、异端、叛教罪者，处死刑。一个有趣的官吏是检察官（muhtasib，西班牙语的almotacén），他的职务，除指导警察外，还监督商务和市场，检查度量衡，查禁赌博、奸淫和奇装异服。

国家的岁入，主要依靠关税。在哈里发帝国时代，西班牙是欧洲最富庶的地方之一。这个国家的首都夸耀自己有纺织工人一万三千多名，还有一种发达的制革工业。鞣革和在皮革上制浮花的艺术，从西班牙传入摩洛哥，再从这两个地区传入法国和英国，cordovan、cordwainer（科尔多瓦皮革）、moroco （摩洛哥皮革）等名词，就是最好的证明。毛织业和丝织业，不仅在科尔多瓦，而且也在马拉加、阿尔梅里亚等中心城市发达起来。养蚕业原来是由中国人垄断的，穆斯林们把这种工业传入西班牙，就在那里发达起来。阿尔梅里亚还出产玻璃器和黄铜器。巴伦西亚的帕特纳，是陶器的原产地。哈恩城和阿尔加维省，以金矿和银矿著称，托莱多以铁矿和铝矿驰名，马拉加以红宝石闻名。托莱多象大马士革一样，因产剑而著名于全世界。用金银镶嵌钢铁等金属，制成各种花纹，这是从大马士革传入的艺术，后来，在西班牙和欧洲的几个工业中心发达起来，而在语言学的遗产中就留下了英语的damascene、damaskeen，法语的 damasquiner，意大利语的damaschino等词。

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把在西亚实施的耕作方法，传入西班牙。他们开凿运河，种植葡萄，还传入稻子、杏子、桃子、石榴、桔子、甘蔗、棉花、番红花等植物和水果。半岛东南部的各大平原，气候特别温和，土壤特别肥沃，因此发展成为城乡活动的许多重要中心。在这些地区种植小麦和其他谷物，也种植油料作物（油橄榄）和各色各样的水果，农民耕耘土地，收获物与地主共分。

农业的发展，是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事迹之一，也是阿拉伯人赠给西班牙的永恒的礼物之一，因为西班牙的园圃，直到今天，还保存着“摩尔人”的痕迹。最驰名的园圃之一，是“精奈赖列夫”花园（Generalife是从阿拉伯语jannat al-‘arīf得来的，意思是检察官的乐园），那是十三世纪晚期奈斯尔王朝的遗迹，他们的别墅是艾勒哈卜拉宫（红宫）外围建筑物之一。这座花园“是天下闻名的，因为那里面有广阔的树荫，倾注的泉水，温和的微风”，这座花园是筑成台地的，仿佛一座圆形的剧场，用泉水灌溉，泉水构成许许多多的小瀑布，然后消失在花树、丛林和乔木之间，现在还有几株高大的丝柏和桃金娘遗留下来，由此可以想见当年的风景。

西班牙穆斯林工业和农业的产品，除供国内消费外，还有剩余。塞维利亚是西班牙最大的内河港口之一，这里输出棉花、油橄榄和橄榄油；从埃及输入布匹和奴隶，从欧洲和亚洲输入歌女。马拉加和哈恩的出口货，有番红花、无花果、大理石和蔗糖等。通过亚历山大港和君士坦丁堡，西班牙的产品，能找到象印度和中亚细亚那样遥远的市场。西班牙与大马士革、巴格达和麦加之间的贸易，特别活跃。现代国际上的海上用语，例如admiral（海军上将）、arsenal（兵工厂）、 average（海损）、cable（海底电线）、corvette（海防舰）、shallop（sloop）（单桅帆船）、tariff（关税）等，都足以证明阿拉伯人从前在海洋上享有过霸权。易德里西所记载的一个不清楚的故事，告诉我们，有八个受骗的堂弟兄，从里斯本出发，到大西洋（bahr al-zulumāt，黑暗的海洋）去探险，向西南方航行了三十五天，到达一些奇异的岛屿上。我们从这个故事可以想见当年在大西洋上生气勃勃的航海活动。

政府维持着正常的邮政业务。政府依照东方的式样，铸造货币，以第纳尔为金币的单位，以第尔汗为银币的单位。伊斯兰教早期的铜币法勒斯（fals）同样流通。北方的基督教各王国中都使用阿拉伯货币，这些王国在将近四百年中，除阿拉伯货币或法兰西货币外，没有任何别的货币。

环绕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宫廷四周的晕轮，不断地把荣光放射在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哈克木二世穆斯坦绥尔（961—976年）的宫廷上，麦斯欧迪认为他是一切人物中最英明的（ahkam）。哈克木在位的初期，邪恶的奥多诺就出现在穆斯林的首都，他曾因阿卜杜勒·赖哈曼的干涉，而丧失莱昂的王位，现在他来请求帮助他复辟。科尔多瓦的基督教法官韦立德·伊本·赫祖兰和托兰多的大主教阿卜杜拉·伊本·嘎西木，把这位前王护送到宰海拉宫，他们事先就把特定的宫廷礼节详细地告诉过他。奥多诺身穿白袍，头戴镶饰珠宝的帽子，率领着他的王亲贵戚们，从密集在道旁的兵士行列中间，走进皇宫去。这些基督教徒，肃然起敬，开始在胸口画十字。在接见厅中，哈里发坐在宝座上，两旁和后面，站着皇室的成员和高级官员。这位基督教国王光着头，走上前去行下贱的跪拜礼，在信士们的长官的手上接吻，自称仆人，乞求援助，然后倒退着走到门口。跟他一道去的那些贵族，也遵行了同样的礼节。哈里发曾答应在某些条件下给予他帮助，但是，这次访问毕竟是徒劳的。

但是，这个时代真正的光荣，不是在政治方面，而是在别的方面。哈克木本人是一位学者，而且保护学问。他给予学者们宽厚的恩惠，并且在首都创办了二十七所免费学校。在哈克木的时代，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科尔多瓦主要的清真寺里创办的科尔多瓦大学，在世界各大学中，跃居于卓绝的地位。这所大学比开罗的爱资哈尔大学和巴格达的尼采米亚大学还优越，它吸引了许多基督教学生和伊斯兰教学生，他们不仅来自西班牙各地，而且来自欧、非、亚三大洲。哈克木扩大了清真寺内的校舍，用铅管把泉水引到清真寺里来，还用拜占廷的艺术家带来的镶木细工，修饰了学校，这些修建工作花费了二十六万一千五百三十七个第纳尔和一个半第尔汗。他从东方聘请了许多教授到大学里来任教，并且捐赠大量的基金，作为他们的薪俸。在这些教授当中，就有史学家伊本·孤帖叶，他在大学里讲授语法学，还有巴格达著名的语言学家艾卜·阿里·嘎里，他所著的文学总集《艾马利》（Amāli，讲演集），直到现在还是阿拉伯各国的文学教材。嘎里生活史上的一段戏剧性的插曲，就是发生在这个时候：哈里发纳绥尔举行盛大的欢迎会，欢迎拜占廷的使节，由嘎里致即席的欢迎词，他由于怯场，说完了赞颂真主和祝福穆罕默德的开场白之后，一句也说不下去了，因此，由孟迪尔·伊本·赛义德代替他，孟迪尔即席地作了一篇最雄辩的演说辞，在麦盖里的书中占两页半，全是有韵的散文。

除了那所大学外，这座首都还有一所极大的图书馆。哈克木是一位爱书家，他的代理人在亚历山大港、大马士革、巴格达等地的书店里遍处搜索，希望购买或抄写各种手稿。这样搜罗到的书籍，据说有四十万册，这些书籍的目录，就有四十四册，每册中有二十页是专用于诗集目录的。哈克木可能是穆斯林各哈里发中最有学问的，他亲自使用这些手稿中的好几种著作；他还在某些手稿上作标注，后代的学者对于他的标注给以很高的评价。为了要获得《乐府诗集》的第一部手稿，哈克木把一千个第纳尔寄给著作人伊斯巴哈尼，他是伍麦叶王室的苗裔，那时候他正在伊拉克编写他的这部伟大的著作。安达卢西亚文化总的情况，在这个时候，已达到这样高的水平，著名的荷兰学者杜齐，甚至热情地宣言：“几乎每个人都能读书写字。”别的许多学者，承认他的说法是正确的。当时基督教的欧洲，只懂得一些初步知识，知识分子很少，而且大半是牧师。

哈克木死后，由他的儿子希沙木二世（976—1009年）继任，他是一个十二岁的孩子。希沙木的母亲是一个美丽而且能干的巴斯克人，名叫素卜哈（Subh，黎明、曙光），国家大事的实权，由她执掌。这位太后有一个被保护人，名叫穆罕默德·伊本·艾卜·阿米尔，他起初是一个微末的文书，但是终于变成王国的实际上的统治者。他的经历提供另一个例证，说明勇气、才能、野心等在一个穆斯林国家里所能完成的事业。穆罕默德的祖先，是麦阿菲尔部族的也门人，他是塔立格征服西班牙的部队中少数阿拉伯人之一。太后据说是他的情妇，在她的保护之下，年轻的穆罕默德在宫廷中步步高升，凭借巧妙的权术或武力，处置了他的上级，踏着他们的肩头往上攀缘，直爬到侍从长兼大臣的职位。凭借着他的职权，他给斯拉夫禁卫军以最后的打击，而代之以由摩洛哥的雇佣军组成的新部队，而且终于把冲龄的哈里发关闭在王宫里。为了废除宰海拉宫，他于978 年在科尔多瓦东郊为自己修建了一座壮丽的公馆，叫做扎希赖城（辉煌镇），遗址尚未考证出来。为了讨好于宗教学者，他把哈克木图书馆中一切有关哲学的书籍和那些教义学家列入黑名单的书籍，付之一炬。他利用优厚的津贴，完全掌握了全国的诗人。于是他下令在金曜日的祝词里提他的名字，在货币上面铸他的名字。他还穿着用金线织上他的名字的礼服（这原来是帝王的一种特权）。992年他又下令，凡枢密院发出的公文，都要加盖他的印信，而不盖哈里发的印信。他没有做的事情，只有一件，就是推翻有名无实的伍麦叶哈里发，而建立阿米尔族的哈里发政权。

在军事方面，伊本·艾比·阿米尔象在和平事业方面一样成功。他首先整编了军队，用分队的体制代替旧有的部族组织。法帖梅人权力的中心地迁移到更东方的新建筑的开罗城（969年），北方的各基督教小王国内部倾轧不已，都给他的军队提供了机会，既可以沿西北非海岸进军，又可以在伊比利亚半岛北部推进。由于屡次的胜利，他于981年僭取了曼苏尔·比拉（al-Mansūr bi-Allāh，借天助而得胜者）的尊号。每年春秋两季，这位曼苏尔侍从长都向莱昂、卡斯提尔、加泰罗尼亚三个小王国的基督教徒进攻。在这里他获得了许多成就，981年夺取了萨莫拉，985年第十三次出征时，夷平了巴塞罗那，988年摧毁了莱昂城，连所有结实的城墙和高大的碉堡，都拆除了，使莱昂王国变成一个称臣纳贡的省区。他甚至冒险地推进到加利西亚山区的各隘口，于997年拆毁了壮丽的圣地亚哥·德·孔波斯特拉教堂，那是从整个基督教欧洲来的香客们经常朝拜的灵地。这是他的最后一次功绩。他奏凯班师，耀武扬威地返回首都的时候，最引人注目的是，他的队伍押解着一大群基督教的战俘，他们掮着教堂的门和教堂的钟，那些门后来被安装在首都的清真大寺上，那些钟被改造成穆斯林各大建筑物的吊灯。那些基督教战俘带着脚镣，被派去修缮清真寺。除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时代外，西班牙伊斯兰教的金星，从来没有放过这样的异彩。

曼苏尔想死在沙场的愿望，于1002年实现了，他在第五十次出征卡斯提尔后，在班师的途中逝世。他每次出征回来，就把盔甲上的尘土扫下来积存着，准备作殉葬物，现在这些尘土被放在他的墓穴里，以实现他的宿愿。他被葬于麦地那萨里木（MadīnatSālim），在他的墓碑上雕刻着下面的诗句：

他的遗迹告诉你他的生平，

仿佛你自己跟他本人会面。

时势永不会再产生这样的人物，

无人能象他那样保卫西班牙国境。

但是，修道院的编年史家尖锐的评论，更能表达基督教徒的感情，他写道：“1002年阿尔曼左尔（Almanzor）逝世，被葬于地狱之中。”

阿米尔族的独裁者死后八十年间，安达卢西亚被柏柏尔人、阿拉伯人、斯拉夫人（Saqālibah）和西班牙人弄得分崩离析，禁卫军在这里扮演了他们在古代的罗马和颓废的巴格达所扮演的同样角色。曼苏尔曾任命他的儿子阿卜杜勒·麦里克·穆扎法尔为他的继任者，而使这个官职变成了世袭的，他的儿子在六年中成功地维护了王国的统一和威信。1008年，穆扎法尔被自己的弟弟和继任者阿卜杜勒·赖哈曼毒杀了，他弟弟的外号叫山朱勒（Shanjūl即 Sanchuelo，意思是小桑绰，因为他是那发尔王桑绰的外孙）。他弟弟即位后，立即宣布自己是伍麦叶哈里发假定的继任人，这个步骤激怒了老百姓，而给他带来杀身之祸。此后，在二十一年期间，废立了许多哈里发，有的是科尔多瓦人的傀儡，有的是斯拉夫人的傀儡，有的是柏柏尔人的傀儡。甚至连卡斯提尔人也参与过废立的事。实权是在军人的手里。倒楣的希沙木二世，在退隐中挨过了三十年，被立为哈里发时仍然是那样的幼稚和无能，1009年，他被迫退位，由他的堂侄穆罕默德二世继任。穆罕默德二世唯一的荣誉是，他虽然只做了几个月的哈里发，却有工夫夷平阿米尔人的扎希赖城，而且处死了北方边疆上不肯承认他的几个首领，把他们的首级变成花盆，安置在他的宫殿对面的河岸上。他在自己的宫殿中酿酒，因此博得“酿酒者”（nabbādh）的徽号。在这个无政府时代，曾经废立过九个哈里发，其中三个曾屡次登上宝座；希沙木二世就曾被废立两次，后来，以一种神秘的方式失踪了。一个骗子，面貌与他十分相似，曾在塞维利亚被人捧上了宝座。可怜虫阿卜杜勒·赖哈曼五世（1023年）是庸中佼佼，他的大臣是有学问的伊本·哈兹木。这个可怜虫曾躲避在浴室的热水间里，从那里面被拖出来，当着他的继任者穆罕默德三世的面被杀死，而过了两年之后，穆罕默德三世也遭遇了同样冷酷的命运。穆罕默德三世的“生活趣味，集中于饮食男女”。1025 年，他乔装成一个歌女，戴着面纱逃跑，逃到边境上一个无名的村庄就被害了，给他下毒药的是他手下的一个官员。女诗人韦拉黛就是这个哈里发的女儿，她的姿色和才能，使她变成宫廷中吸引力的中心，而且使她名垂青史。

在伍麦叶哈里发王朝可耻的结局到来之前，另外一个国家出现了，这是哈木德人的国家，他们要求哈里发所有的一切特权。这个王朝的奠基人是阿里·伊本·哈木德（1016—1018年），他说他的祖先是先知的女壻阿里，但是，他自己的血统有一半是柏柏尔族的。阿里在科尔多瓦自称哈里发之前，担任过休达和丹吉尔的长官。他还征服了马拉加，他的八个子孙，从1025年到1057年，就在那里割据一方。随后，还有哈木德族的两个觊觎哈里发职位的人，他们在科尔多瓦行使着朝不保夕的权力，直到 1027年。

希沙木三世于同年夺回伍麦叶人的宝座。但是，这位五十四岁的君主，已无力应付这个扰攘的局势了。科尔多瓦人对于政府的不断更易感觉厌倦了，最后他们决定采取一个根本的步骤，把哈里发制度完全废除掉。希沙木和家人被监禁在附属于清真大寺的一间凄凉的圆顶屋内。屋里十分阴暗，处于半冻结的状态下，这位可怜的君主，只穿着单薄的衣服，室内污秽的空气，几乎使他窒息。他在那里坐了几个钟头，怀中抱着他所深爱的、幼小的女儿，企图用自己的体温给她取暖。在这期间，大臣们正在举行公开会议，决定宣布永远废除哈里发制度，由艾卜勒·哈兹木·伊本·哲海韦尔所领导的国务会议行使统治权。希沙木以乞求一盏灯和一口面包给饥饿的女儿度命，来迎接这个划时代的公告。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从伍麦叶哈里发帝国的废墟上，出现了一个由许多小国偶然结成的集团，这群小国，互相残杀，弄得筋疲力尽，有些小国变成了两个摩洛哥柏柏尔王朝的牺牲品，其余的小国，一个跟一个地屈服于北方崛起的基督教势力。在十一世纪前半期，在许多城市或省区中，有二十个左右短命的小国兴起，创建者都是些首领和小王，阿拉伯人把他们叫做mulūk al-tawā’if（西班语叫做reyes de taif-as，各党派的国王）。

在科多尔瓦，哲海韦尔人领导一个类似共和国的小国，这个小国于1068年为塞维利亚的阿巴德族所吞并。此后，穆斯林各小国的首席地位，就归于塞维利亚，塞维利亚的命运总是与科尔多瓦密切相关的。格拉纳达是齐里国的所在地，这个小国是因柏柏尔族奠基者伊本·齐里（1012—1019年）而得名的，1090年，这个小国被摩洛哥的穆拉比兑王朝所灭。只是在这个西班牙穆斯林城市里，才有一个犹太人大臣易司马仪·奈格扎莱（1055年卒），曾经在实际上执行着最高的统治权。在马拉加及其邻近地区里，哈木德王朝延续到1057年，这个王朝的奠基者和他的头两个继任者，还以哈里发的身分统治过科尔多瓦。马拉加被齐里人吞并后，终于进入穆拉比兑人的势力范围。托莱多的小王位，被左农（1032—1085年）所占据，左农是一个古老的柏柏尔家族，经常兴起叛乱，后来被莱昂和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六世所灭。在萨拉戈萨，胡德族于1039年建国，到1141年才为基督教徒所制服。在这些党派的国王中，塞维利亚的有教养的阿巴德家族，毫无疑义，是最有势力的。

阿巴德族（1023—1091年）自称是希拉城莱赫米诸王的苗裔。他们的始迁祖，原是叙利亚军队中希姆斯联队的军官，在征服西班牙后不久就来到西班牙，这个王朝是塞维利亚的一个狡猾的法官创立的。他利用一个酷似已死去的希沙木二世的人做他的傀儡。1042年，他的儿子阿巴德继任了他的侍从长的职位，他们父子二人所利用的是冒充哈里发的伪希沙木，但是，这个假面具很快就被扔掉了，阿巴德公开执政，自称穆耳台迪德（意思是乞求天佑者），从而结束了他父亲所扮演的滑稽戏。

穆耳台迪德是一位诗人，又是文学的庇护者，他跟自己的好友互相唱和，即席创作精美的小曲；他有一个由将近八百个后妃组成的后宫。但是，他儿子的宫廷又使他的宫廷黯然失色。他的儿子和继任者外号穆耳台米德（仰赖天佑者，1068—1091年）是“各党派诸王中最慷慨、最得人心、最有势力的”。穆耳台米德继任后不久，就摧毁了哲海韦尔族的政权，吞并了科尔多瓦。但是，他象许多同时代的小国王那样称臣纳贡，起初是向加利西亚的国王加西亚纳贡，后来又向他的继任者阿尔封索六世纳贡。穆耳台米德具有多情善感的诗人气质。有许多轶事，谈到他的豪华的生活、放荡的宴会、乔装出游和香艳冒险。“他的宫廷是旅行家的休息地，是诗人的集合场，是一切希望的寄托处，是优秀人物常游的胜地。”他选择诗人伊本·阿马尔做他的大臣，选择才貌双全的、年轻的女奴伊耳帖马德做他的宠妻。有一天傍晚，他和伊本·阿马尔在瓜达尔基维尔河岸上散步，他看见微风在河面上吹起涟漪，便口占一句，要求他的大臣联下去，他说：

在河面上微风织成铁衣；

伊本·阿马尔迟疑了。在这期间，一个年轻的姑娘恰好在附近洗衣服，她立刻和道：

但愿能揭下来做战士的武器。

这个年轻的姑娘就是艳丽的伊耳帖马德·鲁美基叶，未来的王后，据说她丈夫的外号还是从她的名字派生出来的，后来他想方设法地满足她的每件雅兴和爱好。有一次，科尔多瓦下雪，雪花飞舞，这个罕有的景象使伊耳帖马德深受感动，她便央求穆耳台米德设法使这种奇景年年出现，他立即下令在山上种植大量的巴旦杏，雪白的杏花在残冬随风飘堕，仿佛雪花一般。有一天，她又看见几个卖牛奶的贝杜因妇女，头顶奶桶，手提裙子，在泥泞的大街上行走，她就表示想要模仿她们的行动；宫廷的院落立刻就被改造成一个池子，里面充满了用蔷薇水润湿过的各种香料粉末，造成了芬芳的香泥，准备让伊耳帖马德和她的香艳的随员们举着娇嫩的赤脚在上面行走。

穆耳台米德的早年是快乐的，但晚年却是悲惨的。北方基督教的君主们忙于内部的纠纷，所以有几年的局势是和缓的，后来，他们又奋发起来，反对穆斯林的邻居。在菲迪南德一世和他儿子阿尔封索六世的统治下联合起来的莱昂和卡斯提尔王国，变成特别危险的敌国。阿尔封索吞并了加利西亚和那发尔，由于伊斯兰教诸王跟基督教诸王互相竞赛，都想博得他的欢心，他就自称皇帝。他的继任者阿尔封索七世，不以皇帝的称号为满足，还加上一个新的尊号，自称“两教信徒之王”。从北方来的侵略，已变成有规律的，而且远达南方的加的斯城。在这期间，“我的斗士首领”迪阿斯得到卡斯提尔人的拥戴，而在巴伦西亚称雄；开始袭扰阿巴德人的领土。为了保护本国，对付宗主阿尔封索六世和迪阿斯，穆耳台米德在这个时候犯了一个致命的错误，他把穆拉比兑人强大的首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当做盟友，从摩洛哥请到科尔多瓦来。许多批评者已预见到将来的危险，他们警告他说：“一个鞘里不能插两把宝剑。”穆耳台米德回答他们说，他宁愿到非洲去放驼，不愿到卡斯提尔去放猪。这些柏柏尔族的穆拉比兑人，血管里流着黑人的血液，他们的势力范围，这时已从阿尔及尔扩大到了塞内加尔。

优素福接受了这个邀请。他在南部西班牙顺利地进军，在巴达霍斯附近的宰拉盖（al-Zallāqah）与阿尔封索六世遭遇，他以自己所率领的二万左右的人马，于1086年10月23日，使阿尔封索遇到可耻的失败。这个基督教的国王，只带领三百人，死里逃生。他抛下了大量的死尸，光用他们的首级就筑成一座塔，后来竟把它当做一座尖塔，供欢乐的穆斯林们做宣礼之用。这个柏柏尔人的首领，把四万多个首级运过海峡去，作为战争纪念品。狂欢席卷了穆斯林的西班牙，骄傲的伊本·塔什芬不懂塞维利亚诗人们华丽的颂辞，他依照自己以前的诺言，撤退到非洲去了。但是，他的撒哈拉大沙漠里的游牧民群，在文明的西班牙饱尝过可口的食品，食欲增加了，他们需要更多的可口的食品，而且他们觉得沙漠的荒凉比以前更讨厌了，因此，不久之后，伊本·塔什芬又统率着他们转回西班牙，但是，这次是以征服者的身分来的，不是以同盟者的身分来的。1090年11月，他进入格拉纳达；次年夺取塞维利亚和其他重要城市。整个穆斯林的西班牙都被吞并了，只有托莱多还在基督教徒的手里，他还让胡德族在萨拉戈萨生存下去。穆耳台米德被押解到摩洛哥，他在那里带着锁链，在极端贫困中生活，他的宠妻伊耳帖马德和他的女儿们，跟他一起受流刑，她们靠纺织糊口。有一天，这位下台的国王看见老百姓成群结队地到清真寺去祈雨，他的诗兴发作，口占下面的诗句：

他们成群结队去祈雨，

我说把我的眼泪拿去；

我的眼泪能将雨代替。

他们说你的话是真的，

只可惜泪中杂着鲜血。

阿巴德王朝最后的这位国王，于1095年死于艾格马特。柏柏尔人在西班牙称霸的时期从此开始了。

穆拉比兑人（Murābits，即Almoravides）原来是一个宗教性的、军事性的兄弟会，创立于十一世纪中叶，创立者是一个虔诚的穆斯林，会址设于下塞内加尔一个岛上的里巴兑（ribāt，设防的修道院），因此叫做穆拉比兑（Murābit，驻防军）。最初的会员，主要是来自莱木突奈族，这是散哈哲部族的一个支派，这个部族的成员，以游牧民族的身分，生活于撒哈拉大沙漠的荒凉地带南阿尔及利亚的泰瓦里格人是他们的后裔，现在这些人还戴着面罩，把眼睛以下的面部全遮起来。这种男人蒙面的奇异的风俗，是mulath-thamūn（戴面罩者）这个名称的起源，穆拉比兑人有时被称为“穆勒台赛蒙”，就是这个道理。穆拉比兑人起初只有一千个武装的“僧侣”，他们强迫各部族，包括几个黑人部族，一个跟一个地接受伊斯兰教，才几年工夫，他们就变成了整个西北非洲的主人公，而且终于统治了西班牙。他们的故事，可以作为伊斯兰教史中另一个例证，说明宝剑与宗教配合起来会产生什么结果。

优素福·塔什芬（1061—1106年在位）是穆拉比兑帝国的奠基人之一，1062年，他建筑了马拉库什城（Marrākush，Morocco， Marrakesh）作为他自己和他的继任者的首都。后来，他以西班牙的塞维利亚代替科尔多瓦为他的陪都。穆拉比兑人的君主们为自己保留一切世俗的权力，而且采用了穆斯林们的长官的称号，但是，在宗教事务上承认巴格达阿拔斯哈里发的最高权力，这种权力，在伍麦叶王室在西班牙复辟后从来未被承认。在五十多年间，穆拉比兑人的势力，在西北非洲和南西班牙是最高的。自有史以来，柏柏尔族人民在世界舞台上，初次扮演了主角。

穆拉比兑人的第纳尔，通常正面有amir al-Muslimin（穆斯林们的长官）的头衔，背面有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字，在名字前面加“伊马木”的头衔。莱昂和卡斯提尔的国王阿尔封索八世（1158—1214年）曾仿造这种第纳尔，他保存了阿拉伯语的文字，只把题词改成基督教的信条。这种第纳尔正面是amiral-Qatūlaqīn（天主教徒的长官），背面称罗马教皇为imāmal-bi‘ahal-Masīhiyah（基督教教会的伊马木）。这种货币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独一神的名义”而发行的。穆斯林的货币上有：“舍伊斯兰教而寻求别的宗教者，他所寻求的宗教将又被接受。”（《古兰经》3∶85），这种货币上有：“谁信主，而且受洗，谁得救。”

穆拉比兑人是新近改信伊斯兰教的，他们又继承了一种还未死亡的野蛮传统，因此，在他们统治的时代，在十二世纪初叶，狂热的教律学家的宗教热情就使许多基督教徒、犹太教徒，甚至不太受清规戒律约束的穆斯林，都遭到了灾难。在优素福的儿子和继任者，虔诚的阿里（1106—1143年）的时代，在西班牙和马格里布，安萨里的著作被列入黑名单，或被投入烈火中，因为他的某些意见损伤了教律学家的威信，包括穆拉比兑所宠幸的马立克派教律学家的威信。不过，以安萨里为首的东方教义学家，还是无保留地赞成安达卢西亚教律学家所提出的一个教律上的主张：优素福·伊本·塔什芬可以不履行他同穆斯林的西班牙诸王缔结的盟约；推翻他们，不仅是他的权利，而且是他所应尽的义务。在易德里西称之为犹太城的卢塞纳，只因为那里的犹太教徒是穆斯林世界中最富裕的犹太教徒，西班牙穆拉比兑政权的奠基者，就把这些人召集来，叫他们掏腰包来补偿国库的亏空。在伍麦叶人时代，西班牙犹太人在法律上的地位，已经比在西哥特人的时代大有改善，他们的人口也增加了。在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和他儿子哈克木时代，由于财政大臣哈斯德·本·舍卜鲁特的影响，许多犹太人从东方迁移到西班牙，科尔多瓦变成了一个犹太教法典学较的中心地，这所学较的建立，标志着安达卢西亚犹太文化繁荣的开端。西班牙的犹太人采用了阿拉伯人的语言和装束，而且依从了他们的风俗习惯。

穆扎赖卜人是西班牙居民中的一个成分，他们在语言和生活方式上已经被征服他们的穆斯林所同化，在宗教上却保持着基督教的信仰，这时他们占很大的比例，因此就变成了限制的特殊对象。在大城市里，这些阿拉伯化了的基督教徒，生活在自己的市区里，在伍麦叶人时代，他们保持自己特殊的法官，而且不穿什么有特色的服装。他们通常有两个名字：一个是阿拉伯语的而且通俗的名字，另一个是拉丁语的或西班牙语的而且比较正式的名字。他们甚至实行割礼和纳妾。穆扎赖卜人大半会说两种语言：一种是阿拉伯语，另一种是本地语，这种语言是从下拉丁语派生的罗曼斯方言，后来发展成为现代的西班牙语。1085年阿尔封索六世代表的基督教力量取得胜利后，托莱多等大城市的居民，仍旧沿用阿拉伯语作为法律上和商业上的书面语言，达两百年之久。阿尔封索和他的几个继任者，都在货币上铸阿拉伯文。阿拉贡早期有一位国王，彼得一世（1104年卒），他只会写阿拉伯文。甚至在写拉丁文的时候，穆扎赖卜人也是用阿拉伯字母拼写的。穆斯林征服西班牙后不久，部分《圣经》显然已译成阿拉伯语，946年，科尔多瓦的爱萨克·维拉斯开斯已从拉丁语翻译了《路加福音》，其他的三部《福音书》大概也翻译了。优素福根据他的教律学家的《法特瓦》（fatawa，宗教上的主张），于1099年下令，把一所优美的教堂夷为平地，这所教堂是西哥特人时代建筑的，为格拉纳达的穆扎赖卜人所占有。这些格拉纳达人，在1126年，一部分被处死，一部分被流放到摩洛哥去，因为他们已开始与北方的一个基督教国王有了往来。十一年后，又逐出一批穆扎赖卜人，他们留在西班牙的已经不多了。

在农村社会里，穆扎赖卜人和穆斯林之间在人种上的分界线，在这个时候是很难划清的。我们已经讲过，自开始以来，在征服的军队和移民中，真正的阿拉比亚人就是比较少的，仅限于司令官和高级军官。随军的妇女和第一批移民中的妇女，人数必然是很少的。疾病和战争，又使早期的征服者和移民大量死亡。在第四代之后，由于同本地妇女通婚，阿拉比亚的血统一定大大地冲淡了。偏房、女奴、战俘等又加速了民族融合的过程，正如在其他被征服的地方一样。里伯拉的研究已经表明，即使在所谓摩尔人的西班牙穆斯林中，压倒的多数仍是西班牙的血统。据这位现代西班牙学者的意见，伍麦叶王朝的第三位哈里发希沙木二世的血管里所含的阿拉伯血液，不会超过千分之一。

就在穆拉比兑人时代的早期，穆扎赖卜人中最富于色彩的人物，同时也是西班牙骑士团中最驰名的英雄，名叫罗德里哥·迪阿斯·德·比发尔（Rodrigo Díaz de Bivar）——更通俗的名字是熙德（Cid），他进行了自己的军事活动。罗德里哥是一个卡斯提尔贵族人家的子孙，起初为阿尔封索六世服务，后来（1081年）被他逐出了卡斯提尔的领土。于是他投身于骑士的事业，有时拥护这个派系，有时赞助那个派系，有时对穆斯林作战，必要时也对同教的人作战。就他的行动而论，他是一个基督教徒，差不多也是一个穆斯林。罗德里哥在为萨拉戈萨胡德王朝服务期间，曾建立殊勋，博得穆斯林士兵的爱戴，他们尊称他为el Cid Campeador（斗士首领）。“我的斗士首领”最大的功绩是1094年占领巴伦西亚，不顾穆拉比兑人屡次的进攻，他坚守这座城市，直到1099年他去世的时候。在传奇中熙德是西班牙的民族英雄，西班牙骑士的榜样，西班牙反外道的斗士。西班牙的民谣，把他誉为道德高尚的完人；菲利普二世（1598年卒）甚至呈请教皇认可他为圣徒。在十二世纪中叶，以熙德的名字为中心而编成的西班牙史诗“我的首领颂”（Cantar de mio Cid），是最伟大、最古老的西班牙诗篇，在后来的几个时代中，对于西班牙的思想有过深远的影响，对民族语言的确立和民族性格的巩固有过重大的贡献。

西班牙的穆拉比兑王朝（1090—1147年），可以预料是一个短命的王朝。这个王朝的气运很快就告终了，正如亚非两洲各王国的命运一样，开基创业的一代，雄才大略，英勇善战，下一代苟且偷安，腐化堕落，以致土崩瓦解。穆拉比兑王朝的成员柏柏尔人，原来是粗放的，在沙漠的困难生活中成长起来，一旦转移到摩洛哥和安达卢西亚舒适的地区去，很快就屈服于文明的各种罪恶，而变得虚弱无能，甚至毫无丈夫气。他们进入西班牙的时候，偷安享乐的习惯在阿拉伯人中间，早已代替了爱好战争、渴望征服的精神了。因此，非洲的征服者就能乘机在西班牙定居下来，但是，他们也同时腐化堕落起来，因为他们接触到一种优雅的文明，他们对于吸收这种文明是毫无精神准备的。现在轮到他们变成精力更为旺盛的同族人穆瓦希德人的牺牲品了。这两个柏柏尔王朝，都定都于摩洛哥，在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前半期，相继统治了西班牙。

象穆拉比兑王朝一样，穆瓦希德王朝起初也是一个政治—宗教运动，倡导者是一个柏柏尔人。这个人是穆罕默德·伊本·突麦尔特（约1078—约1130年），他是麦斯木达部族的成员。穆罕默德僭取了象征性的“麦海迪” 头衔，而且自称先知，说自己的使命是恢复伊斯兰教的纯洁和本来的正统性。他在本部族和摩洛哥阿特拉斯山各野蛮部族中宣传“陶希德”（tawhīd，信仰唯一的真主）的教义和关于真主的精神的概念，这是对当时流行于伊斯兰教中的极端的神人同形同性论的抗议。因此，他的教徒被称为“穆瓦希敦”（al- Muwahhidūn）。他是一个又矮小，又丑陋的畸形的人，他父亲曾在清真寺里给人点灯。他自己过着一种苦行者的生活，反对音乐、饮酒和其他表现懒散的行为。他在青年时代，由于热情的冲动，曾在法斯的大街上殴打穆拉比兑王朝在位的国王阿里·伊本·优素福的妹妹，因为她没带面纱就在大街上行走。

1130 年，伊本·突麦尔特由他的朋友和将军阿卜杜勒·慕敏继任，这个继任者是宰那泰部族的陶工阿里的儿子。他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和一个大帝国的哈里发和奠基者，这个王朝是摩洛哥有史以来最大的王朝，这个帝国在非洲的编年史上是最大的帝国。根据他们的教义，只有他们的公众才是真正的信徒公众。这些一神教的穆斯林在摩洛哥全境和邻近地区，到处杀人放火。阿卜杜勒·慕敏于1144—1146年，在特莱姆森附近歼灭了穆拉比兑人的军队，夺取了特莱姆森和法斯、休达、丹吉尔和艾格马特，于1146—1147年，经过十一个月的围攻，占领了马拉库什，灭亡了穆拉比兑王朝。穆拉比兑王朝的最后一个国王，是一个儿童，叫做易司哈格·伊本·阿里，是这个帝国的奠基者的孙子。他虽然流下了幼稚的眼泪，仍然被处死了。马拉库什现在变成了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1145年，阿卜杜勒·慕敏派遣一支军队到西班牙去。那里盛行的是贿赂、盗窃和不满，因此，这支军队在五年之中，就克服了这个半岛上的全部穆斯林地区。只有自903年以来就隶属于伍麦叶王朝的巴利阿里群岛，仍然在穆拉比兑王朝的代表的手中，而是经过若干年后才被征服了。

摩洛哥和西班牙的主人，阿卜杜勒·慕敏于1152年征服阿尔及利亚，于1158年征服突尼斯，于1160年征服的黎波里。这样，从穆斯林的历史开始以来，自大西洋起至埃及边境为止的整个地中海海岸，就头一次与安达卢西亚联合起来，构成一个独立的帝国了。穆拉比兑人的帝国，除西班牙外，只包括摩洛哥和阿尔及利亚的一部分。在这个广大的新帝国中，金曜日在每座清真寺的讲台上朗诵的祝词中，麦海迪或他的继任者的名字，代替了阿拔斯王朝哈里发的名字。

阿卜杜勒·慕敏的统治，是一个又漫长又光荣的时期，他于1163年去世。他的继任者当中最伟大而且最驰名的，是他的孙子艾卜·优素福·叶耳孤卜·曼苏尔（1184—1199年），他象柏柏尔的其他许多统治者一样，是一个基督教的女奴所生的。萨拉哈丁（即萨拉丁）曾派遣一个代表团，带着大批宝贵的礼物，到曼苏尔的宫廷来，团长是吴萨麦·伊本·孟基兹的侄子。萨拉哈丁承认阿拔斯王朝的哈里发是信士们的长官（amīr al-mu’minin），所以他给曼苏尔的书信上称他为穆斯林们的长官（amīr al-Muslimīn），而不称他为信士们的长官，这一点起初使曼苏尔犹豫不决。但是，据说他后来派遣了一百八十艘兵船，去支援穆斯林们抵抗十字军的侵略。

无论在摩洛哥或在西班牙，曼苏尔留下的建筑古迹，至今都是最著名的文物。穆瓦希德王朝，于1170年迁都于塞维利亚，曼苏尔即位时曾建造纪念塔，这座塔现在叫做风信塔，跟清真大寺连成一片。这座清真大寺，于1172年动工，1195年完工，现在已改做基督教的大教堂。在摩洛哥，他依照亚历山大港的式样建筑了里巴特·菲特哈；在马拉库什，他建筑了一所医院。与他同时代的马拉库什，认为那医院是举世无匹的。

西班牙的穆瓦希德王朝哈里发们所关心的主要问题是进行圣战，但他们并不是特别成功的。1212年拉斯·那瓦斯·德·托罗萨战役的惨败，成为他们从半岛上被赶出的原因。阿拉伯人把这次战役叫做小丘（al-‘Uqāb）之战，战场在科尔多瓦以东七十英里的地方。基督教的联军，由许多部分组成，阿拉贡和那发尔都由各该国的国王为代表，葡萄牙由圣殿骑士团的一个分遣队及其他骑士为代表，这支联军由卡斯提尔的阿尔封索八世统率，他自己的部队包括法兰西的十字军。哈里发穆罕默德·纳绥尔（1199—1214年）即曼苏尔的儿子，统率阿拉伯军队，这支军队总计六十万，逃脱者仅有一千人。纳绥尔逃到马拉库什后，过两年就去世了。穆瓦希德人在西班牙的统治被完全推翻了。整个穆斯林的西班牙，献给了征服者。西班牙逐渐被经常入侵的基督教各君主和地方的穆斯林各王朝所瓜分。在这些小王朝当中，格拉纳达的奈斯尔王朝构成最突出的集团，而且证明是半岛上穆斯林政权最后的代表。

在摩洛哥，纳绥尔的九个继任者，都是阿卜杜勒·慕敏的后裔，这个王朝继续到1269年，在那一年，他们的首都被半游牧的马林族所攻克，这个部族是柏柏尔族中宰那泰的支派。

奈斯尔王朝（1232—1492年）是麦地那著名的赫兹赖只部族的后裔，这个王朝的奠基者是穆罕默德·伊本·优素福，通称为伊本·艾哈麦尔（红人之子）。因此，这个家族又叫做艾哈麦尔族。伊本·赫勒敦曾在格拉纳达住过一段时间，而且与伊本·艾哈麦尔的一个继任者的宫廷发生过联系，他给我们留下了关于穆罕默德事业的详细的记载。穆瓦希德王朝崩溃后，当卡斯提尔人唆使穆斯林的各首领互相倾轧，然后各个击破的时候，穆罕默德与基督教徒缔结联盟，而且设法在格拉纳达周围为自己创立一个国家，这个国家在有限的范围内，恢复并且继续了塞维利亚的光荣传统，在后来的二百五十年间，在反抗新兴的基督教势力中，扮演了伊斯兰教捍卫者的角色。

穆罕默德（1232—1273年）自称“加里卜”（al-Ghālib，胜利者），而且以格拉纳达为政府的所在地。他和他的继任者，却向卡斯提尔王朝称臣纳贡。格拉纳达被阿拉伯人比做大马士革，无论位置和气候，都不是安达卢斯的任何城市所能比拟的，在这座城市里住着许多叙利亚人和犹太人。格拉纳达的名叫织女星的草原，为许多充沛的溪流所灌溉，呈现着一种奇异的景色，永远是苍翠和绚丽的，相当于大马士革郊区的果木园。在奈斯尔王朝结束的时代，城里的居民约计五十万。列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74年卒），即麦盖里的英雄、奈斯尔宫廷的大臣和这个王朝的文学史家，他给我们留下了许多君主和科学大家的传记，从这些文献中可以获得关于这个首都的许多有趣的详细的记载。

加里卜的这个美丽的首都的东南边上有一个险要的台地，上面有伍麦叶王朝早期的一个城堡，加里卜就在这个城堡的遗址上建筑了他的举世闻名的城堡红宫（al- Hamrā’即西班牙语的Al-hambra），因宫墙上所涂的红色灰泥而得名，与他本人的别号“红人之子”毫无关系，旧说完全是附会的。经过他们三个继任者屡次的扩建和修饰，红宫变成了西班牙建筑学上的古迹之一。这座堡宫，仿佛雅典的阿克罗波列斯（Acropolis）卫城，象一名哨兵一样，巍然屹立在那里，监视着周围的平原，外面有华丽的装饰和阿拉伯风格的花边，现在还能引起全世界的赞叹。奈斯尔王朝在红宫里设立一个宫廷，在一个时期内，这个宫廷曾复兴了伍麦叶人和阿拔斯人时代西班牙穆斯林的光荣。他们对于艺术和科学的庇护，曾吸引了许多学者，特别是北非的学者。他们奖励商业，特别是同意大利进行的丝绸业贸易，格拉纳达因此变成了西班牙最富饶的城市。在他们的统治下，格拉纳达变成那些逃避基督教徒的迫害的穆斯林们的避难所，并且继科尔多瓦之后成为艺术和科学的发祥地。但是，这些都是西班牙伊斯兰教的回光返照。

远在十一世纪伍麦叶王朝崩溃的时候，基督教再征服的时期就早已开始了。实际上，西班牙史学家认为718年的科法敦加（Covadonga）战役，已标志着再征服的真正开端，在此战役中，阿斯图里亚斯的首领培拉约阻止了穆斯林们的前进。穆斯林们若在八世纪时摧毁北方山区中基督教势力最后的痕迹，那么，西班牙后来的局面，可能会完全不同。起初，北方基督教的各首领之间不断的摩擦，妨碍了收复失地的任务，自1230年卡斯提尔和莱昂之间实现了最后的联合之后，收复的过程大大地加速了。十三世纪中叶，除格拉纳达外，再征服的事业实际上已经完成了。1085年，托莱多陷落；1236年，科尔多瓦陷落；1248年，塞维利亚陷落。

十三世纪中叶以后，两大过程在起着作用：西班牙的基督教化和西班牙的统一。使这个国家基督教化，是一回事；再征服这个国家，而加以统一，是另一回事；不能混为一谈。伊斯兰教在这个半岛上根深蒂固的唯一地区，就是较早的闪族迦太基文明繁荣过的那个地区。西西里岛的情况，也是这样的，这个事实并不是无关紧要的。一般说来，伊斯兰教和基督教的分界线，与迦太基文明和西方文明之间的旧有分界线，是互相符合的。十三世纪时，全国各地已有许多穆斯林臣属于基督教徒，不是被征服，就是受条约的拘束，但他们仍然保持着自己的法律和宗教。这样的穆斯林被称为穆迪扎尔人（Mudejars）。有些穆迪扎尔人，现在已忘记了他们的阿拉伯语，而完全采用罗曼斯语，或多或少地为基督教徒所同化。

走向西班牙最后统一的步伐虽是缓慢的，然而是稳健的。在这个时候，基督教的领土，只是由两个王国构成的，一个是卡斯提尔王国，另一个是阿拉贡王国。1469 年，阿拉贡的国王菲迪南德与卡斯提尔的女王伊萨培拉结婚，这件婚姻把两个王国的两顶王冠，永远地联合在一起了。这个联合给西班牙穆斯林的势力，敲了丧钟。奈斯尔王朝的素丹们（这是他们的称号），对于日益增长的危险，已经束手无策了。他们中后期的几位素丹，由于王朝内部纠纷的缠绕，处境更加危险。自1232 年到1492年在位的二十一位素丹，有六位曾经上台两次，有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八世（外号穆特麦西克）的，曾上台三次（1417—1427年，1429— 1432年，1432—1444年），总计在位二十八年，平均每次大约九年。加速了最后崩溃的，是第十九位素丹轻浮的行动，他叫阿里·艾卜勒·哈桑（西班牙语叫Alboacen，1461—1482年，1483—1485年），他不仅拒绝缴纳照例的贡税，而且开始了敌对行动，进攻卡斯提尔的领土。1482 年，菲迪南德为了报复，偷袭哈马而克服之，这座城市位于阿尔哈马山麓，防卫着格拉纳达领土西南的门户。在这个紧要关头，艾卜勒·哈桑的儿子，穆罕默德·艾卜·阿卜杜拉，受他母亲法帖梅的嗾使，举起了反叛他父亲的旗帜，他父亲有一个西班牙基督教的妃子，妃子的几个儿子受到特别的爱护，这件事激起了他母亲的嫉妒。这个叛乱的儿子获得守备队的支持，于1482年夺取了红宫，自称格拉纳达的主人。次年，这个王朝的第十一位素丹穆罕默德（他的外号是艾卜·阿卜杜拉，故西班牙语叫他Boabdil）轻举妄动，大胆进攻卡斯提尔的城市卢塞纳，他被打败了，而且被俘。于是，艾卜勒·哈桑复辟，统治到1485年，让位给比他能干的弟弟穆罕默德十二世，他的外号是宰加勒（al-Zaghall，英勇者），他原是马拉加的长官。菲迪南德和伊萨培拉认为在他们的监狱里的艾卜·阿卜杜拉是一个完善的工具，可以利用他去完成最后摧毁不幸的穆斯林王国的任务。艾卜·阿卜杜拉得到卡斯提尔人力和财力的支援，于1486年占领了他叔父首都的一部分，再一次把不幸的格拉纳达投入毁灭性内战中，于是出现同时有两个素丹的怪现象。传奇里叙述艾卜·阿卜杜拉如何在红宫摧毁爱国的贵族萨拉只家族（banu-Sarrāj，西班牙语的Abencerrage），这是这个时代格拉纳达神话史的一个片断。

在这期间，卡斯提尔的军队，还在前进中。各城市一个跟一个地陷落。次年，马拉加被克服，许多居民被卖做奴隶。气数已尽的首都四周的圈子越来越狭窄了。宰加勒对菲迪南德的军队作过几次不成功的抵抗，但是，他的侄子艾卜·阿卜杜拉，以同盟者的身分协助敌人。宰加勒在绝望中向非洲的穆斯林君主们提出最后的但属无效的呼吁，那时候他们正忙于自相残杀，那里还能援助他呢？最后，他投降了，退隐于非洲的特莱姆森，在贫困中度其风烛残年。相传他穿着乞丐的褴褛衣服，披着一条标志，上面写道：“这是安达卢西亚薄命的国王。”现在，只有格拉纳达城还在穆斯林的手中。

宰加勒被发落后不久，艾卜·阿卜杜拉的保护人就要求他（1490年）把格拉纳达交出来。由于一位英勇的主将的鼓舞，怯懦的艾卜·阿卜杜拉拒绝了这个要求。次年的春天，菲迪南德统率一万人马，再进入格拉纳达平原。他象头年一样，破坏了庄稼和果木园，加紧包围西班牙伊斯兰教最后一个要塞。包围变成了封锁，目的是要用饥荒迫使城中人投降。

当隆冬来临的时候，天气严寒，大雪纷飞，外面的一切入口都被堵塞，粮食稀少，物价飞腾，生活苦不堪言。当此之际，敌人夺取了城外的每一小块土地，使被围困者不可能种一点蔬菜，收一点粮食。城中情况日益恶化。……到了回历二月（公元1491年12月），人民的艰难已达于极点。

最后，守军答应，如果两个月内得不到援救，愿意依照下列的条件投降：素丹和全体臣民宣誓服从卡斯提尔的君主；艾卜·阿卜杜拉接受贝沙拉特地方（al-Basharāt）的产业；穆斯林们获得人身的安全，而且遵守自己的教律，有信仰自己宗教的自由。两个月的宽限已满期了，没有任何迹象表示土耳其人或非洲人会来援救他们，卡斯提尔人于 1492年1月2日进入格拉纳达，所有尖塔上的“新月被十字架所代替”。素丹带着他的王后，穿着绚丽的盛装，离开他的红色城堡，在华丽的随员们的陪伴下，一去不复返了。当他骑马离去的时候，他回头再最后看一眼自己的首都，不禁太息，泪如泉涌。他的那位象邪魔外道样的教唆他叛国的母亲，回过头来责备他说：

你未曾象男子汉一样保卫国土，

怪不得要象妇女一样流涕痛哭。

他曾在那个磐石重迭的高地悲惨地作别，直到现在那个高地还叫做“摩尔人最后的太息”（El Ul-timo Suspiro del Moro）。

艾卜·阿卜杜拉起初居住在分配给他的范围里，但是，后来退隐于法斯，1533—1534年死于法斯。在麦盖里编写他的历史名著的那一年（1627—1628年），那位前素丹的后裔仍旧是布施的对象，“居于乞丐之列”。

菲迪南德和伊萨培拉两位天主教陛下，没有履行投降条约里的条款。在女王的听忏悔的牧师西密尼斯·德·西斯内罗斯红衣主教的领导下，一个强迫改教的运动，于 1499年开始了。这个红衣主教起初想用焚书的办法，取缔关于伊斯兰教的阿拉伯语书籍的流通。格拉纳达变成了把阿拉伯语手写本当做燃料的大篝火的场所。宗教法庭在当时已建立起来，而且工作很忙。在攻克格拉纳达后，所有留在西班牙的穆斯林，现在都被叫做摩利斯科人（Moriscos），这个名称本来只用于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说一种罗曼斯方言，而用阿拉伯字母拼写。摩利斯科人当然有很多——即使不是大多数——是西班牙人的子孙，现在要他们全体都“注意”，他们的祖先是基督教徒，他们必须接受洗礼，否则就要面临违抗命令的后果。穆迪扎尔人和穆利斯科人，被归入一类，他们中有许多人，变成了秘密的穆斯林，表面上承认基督教，暗地里遵行伊斯兰教。有些人到教堂去，举行基督教的婚礼，回家后，再依照伊斯兰教的仪式，秘密结婚；许多人有两个名字，一个是公开的基督教名字，一个是私下使用的阿拉伯名字。远在1501年，就公布了一道命令，要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全体穆斯林，要么放弃伊斯兰教，要么离开西班牙，但是，这道敕令显然没有严格执行。1526年，阿拉贡的穆斯林，又面临了这样的抉择。1556年，菲利普二世颁布了一个法律，要求留下来的穆斯林立即放弃自己的语言、宗教、风俗习惯和生活方式。他甚至命令拆毁西班牙的一切澡堂，因为澡堂是外道的遗物。一次叛变（这是同类叛变的第二次），从格拉纳达开始，蔓延到邻近的山区，但被扑灭了。最后的驱逐命令，是1609年由菲利普三世签署的，结果所有的穆斯林，实际上都被强迫逐出了西班牙的领土。据说有五十万人遭到这种厄运，而在非洲登陆，或坐船到更远的伊斯兰教的海岛上去了。摩洛哥海盗的许多队伍，主要是从这些难民中招募的。自格拉纳达陷落，到十七世纪二十年代，约有三百万穆斯林被放逐，或被处死。西班牙的摩尔人问题，永远解决了，从而清楚地打破了这样的规律：阿拉伯文明在哪里扎根，就永远固定在那里。“摩尔人被放逐了；基督教的西班牙，象月亮一样，暂时发光，但那是借来的光辉；接着就发生了月食，西班牙一直在黑暗中摇尾乞怜。”




原作者：希提（Philip K. Hitti）
来 源：中国伊斯兰在线

穆斯林的西班牙，在中世纪欧洲的智力史上，写下了最光辉的一章。前面我们已经注意到，在八世纪中叶到十三世纪初这一时期，说阿拉伯话的人民，是全世界文化和文明的火炬主要的举起者。古代科学和哲学的重新发现，修订增补，承先启后，这些工作，都要归功于他们，有了他们的努力，西欧的文艺复兴才有可能。在这些方面，说阿拉伯话的西班牙，都有过重大的贡献。

在包括语言学、语法学、字典编辑法的纯粹的语言科学方面，安达卢西亚的阿拉伯人，落后于伊拉克的阿拉伯人。嘎里（901—967年），前面已经说过，是科尔多瓦大学的一位名教授，他出生于亚美尼亚，而受教育于巴格达。他的高足弟子穆罕默德·伊本·哈桑·左拜迪（928—989年），原籍希姆斯，他本人出生于塞维利亚。哈克木曾委派他监督他儿子希沙木的教育工作，希沙木继任后，任命他为塞维利亚的法官兼地方长官。左拜迪的主要著作，是一部分类列传，包括历代的语法学家和语言学家的传记，素优兑著语言学名著《华枝集》（al-Mnzhir）的时候，曾广泛地应用过这部杰作。在这里，应当指出，希伯来语法，主要是以阿拉伯语法为基础的，直到现在，希伯来语法里的术语还是从阿拉伯语法翻译过去的，而穆斯林西班牙是希伯来语法的诞生地。哈优只·犹大·本·大卫（阿拉伯语叫做艾卜·宰克里亚·叶哈雅·伊本· 达五德），是科学的希伯来语法的鼻祖，曾在科尔多瓦享盛名，十一世纪初死在那里。

在文学方面，最著名的作家是科尔多瓦的伊本·阿卜德·赖比（860—940年），他是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的桂冠诗人。他的祖先是希沙木一世所释放的奴隶。他的声望是由于他所编辑的丰富多采的诗文选《希世璎珞》（al-'Iqd al-Farid），这部选集，除《乐府诗集》（al-Aghāni）外，是阿拉伯文学史上最重要的著作。但是，西班牙伊斯兰教最伟大的学者和最富有创见的思想家，要推阿里·伊本·哈兹木（994—1064年），他是伊斯兰教中想象力最丰富、著作最多的两三位作家之一。他自称是一个受阿拉伯贵族庇护的波斯人的后裔，其实他是一个放弃基督教，而改奉伊斯兰教的西班牙人的子孙。他在青年时代，曾以大臣的资格，出入阿卜杜勒·赖哈曼·穆斯台兹希尔和希沙木·穆耳台德的摇摇欲坠的宫廷，但是，随着伍麦叶哈里发王国的瓦解，他便退职去过一种隐居的生活，从事文学工作。据伊本·赫里康和基弗兑的记载，他在史学、教义学、圣训学、逻辑学、诗学及有关学科方面的著作达四百册。他拥护教律学上和教义学上的直解学派（al-Zāhiriyah），在那个时代，这个学派早已灭亡了。他在阐释这个学派方面是孜孜不倦的。他在文学的活动中也是精神勃勃的。他在情诗选集《斑鸠的项圈》（Tawqal-Hamāmah）中颂扬了精神恋爱。他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最有价值的是，《关于教派和异端的批判》（al-Faslfial-Milalw-al-Ahwǒw-al-Nihal），他成为研究比较宗教学的第一位学者，这个荣誉就是这部著作给予他的。他在这部著作中指出，《圣经》里有种种费解的故事，而在十六世纪比较高明的评论出世之前，从来没有人考虑过这些问题。

从文学史的角度来看，各小国诸王时代，特别是阿巴德人、穆拉比兑人和穆瓦希德人的时代，是特别重要的时代。在伍麦叶人时代播下的文化种子，到了这个时代才进入开花结果的茂盛时期。由于内战的爆发，结束了伍麦叶人的时代，由于各新王朝相继兴起，塞维利亚、托莱多和格拉纳达等城市就夺去了科尔多瓦的光辉。阿拉伯化的基督教徒，穆扎赖卜人，是精通阿拉伯文学的，他们从科尔多瓦城，把阿拉伯文化的许多要素，传达给南北各王国的人民。在散文方面，十三世纪时代在西欧开始兴起的寓言、轶事、训戒故事等，同来源于印度和波斯的早期的阿拉伯作品都非常相似。可爱的寓言《凯利莱和迪木奈》，曾依卡斯提尔和莱昂的国王英明的阿尔封索（1252—1284年）的命令而译成西班牙语，后来不久，又由一个受洗的犹太人译成拉丁语。这部寓言的波斯语译本，译成法语后，成为拉封丹写作《故事集》的资料之一，这是这位诗人自己所承认的。西班牙的歹徒故事，酷似阿拉伯语的“麦嘎麻”（maqamah），麦嘎麻是一种有韵脚的散文，用语言学奇珍的各式各样的方法，加以点缀，利用一个豪爽的英雄的各种冒险故事，来进行一些道德的说教。但是，阿拉伯文学对中世纪欧洲文学最重要的贡献，却是阿拉伯文学的形式对于欧洲文学的影响，这种形式帮助西方的想象力摆脱陈陈相因的、狭隘的清规戒律。从西班牙文学丰富的幻想，可以看出阿拉伯文学的楷模作用。塞万提斯所著《堂吉诃德》（Don Quixote）一书里的才华，就是最好的例证。作者一度被俘虏到阿尔及利亚去，曾经诙谐地说过，这部书是以阿拉伯语的著作为蓝本的。

无论在什么地方，在什么时代，只要人们使用阿拉伯语言作为交际的工具，他们就非常喜欢作诗。无数的诗篇，口耳相传，流行很广，到处受到听众的赞扬，他们所欣赏的，与其说是诗歌的含义，不如说是诗歌的优美的音调和绝妙的措辞。说阿拉伯话的人民对于歌词的优美与谐和，能感到真正的愉快，在西班牙，情况也是这样。伍麦叶王朝的第一位君主，就是一位诗人，他的几位继任者，也都是诗人。在小王国的国王当中，穆耳台米德·伊本·阿巴德，特别蒙受诗神们的宠爱。大多数君主都有桂冠诗人，生活在他们的宫廷里，随着他们出去旅行和打仗。塞维利亚曾夸耀自己有最大多数文雅的、具有才华的诗人，但是，在很久以前，诗的火焰早已在科尔多瓦燃着了，后来，又在格拉纳达发出了光辉，在那座城市充当伊斯兰教的堡垒期间，诗的光芒一直向四方放射。

除伊本·阿卜德·赖比、伊本·哈兹木、伊本·赫帖卜外，西班牙还产生过大量的诗人。他们的创作，直到现在还被认为是标准的作品。在这批诗人中，伊本·宰敦（1003—1071年）被某些评论家认为是安达卢西亚最伟大的诗人。伊本·宰敦出身于麦加城古莱氏族麦赫助木支的贵族家庭。起初他是科尔多瓦寡头政治的领袖伊本·哲海韦尔的机要总管，但后来失宠了，大概是因为他迷恋了女诗人韦拉黛，哈里发穆斯台克菲的女儿。在他被关押并放逐了几年之后，阿巴德王朝的穆耳台迪德任命他为国务大臣兼总司令，还给他一个称号dhn-al-wizāratayn，意思是文武大臣，既是耍笔杆的，又是耍枪杆的。在他的影响之下，穆耳台米德于1068年派遣一支军队去进攻科尔多瓦，从哲海韦尔人的手中夺取了那座城市。伊本·穆耳台米德的宫廷，暂时迁往科尔多瓦，伊本·宰敦在这个宫廷里曾引起另一位诗人的嫉妒。这位诗人名叫伊本·阿马尔，是一位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敌手，他出身不明，起初过着一种流浪生活，谁给他报酬，他就歌颂谁的功德。1086年，伊本·阿马尔在塞维利亚死于他的庇护者伊本·穆耳台米德的手中。伊本·宰敦不仅是一位有才华的诗人，而且是一位驰名的书简作家。他的流传最广的书简之一，是他斥责伊本·阿卜都斯的信件，伊本·阿卜都斯是伊本·哲海韦尔的大臣，是伊本·宰敦的情敌，他们两人争夺韦拉黛的爱情。伊本·宰敦用来向韦拉黛求爱的几句诗辞，描绘了宰海拉宫及其花园的明媚风光，而且说明了他对于自然的深厚的感情，这是西班牙阿拉伯诗的特征。

才貌双全的韦拉黛（1087年卒），又妩媚，又多才，是西班牙的萨福，西班牙的阿拉伯妇女，对于诗歌和文学似乎具有特别的才华和鉴赏力。麦盖里曾用专章叙述安达卢西亚的这些妇女，“雄辩是她们的第二种本能”。韦拉黛在科尔多瓦的家，是才子、学者和诗人们的聚会场所。

次要的诗人有艾卜·易司哈格·伊本·赫法哲（1139年卒），他在巴伦西亚城南面的一个小村子里度过自己的一生，从来没有去向当代的那些小国王献殷勤。还有塞维利亚城放荡的青年诗人穆罕默德·伊本·哈尼伊（937—973年），他作过几首颂辞，歌颂法帖梅王朝的哈里发穆仪兹。伊本·哈尼伊被认为感染了希腊哲学家的思想。

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在一定限度内，从陈陈相因的桎梏中解放出来，然后发展了几种新的韵律形式，而且对于自然美几乎具有现代的敏感。西班牙的阿拉伯诗歌，通过歌谣和情歌，表现了一种温柔的、浪漫的感情，这种感情是中世纪骑士风的先声。在十一世纪初叶，在安达卢西亚发展了两种抒情诗体，一种是双韵体（muwashshah），另一种是民歌体（zajal）。这两种诗体，都是在歌曲收尾的选句的基础上创立的，当然都是可以歌唱的。无论在什么地方，音乐和歌曲，同诗歌结成同盟，而且维持了这种同盟关系。

科尔多瓦的吟游诗人艾卜·伯克尔·伊本·顾兹曼（1160年卒），从这个城市漫游到那个城市，到处歌颂伟人的事迹。在他之前，民歌体完全归即席诗人们采用，到了他手里，才提高到文学体裁的地位。至于双韵体，那不仅是在西班牙发展起来的，而且是在西班牙发明的，后来才从那里传到北非和东方。双韵体的作家中有图德拉的盲诗人艾卜勒·阿拔斯·图德里，于1126年夭折。他歌颂了优素福·伊本·塔什芬的儿子和继任者阿里的光荣业绩。还有易卜拉欣·伊本·赛海勒（1251或1260年卒），他是从犹太教改奉伊斯兰教的，但坚持饮酒的习惯，以致人们怀疑他是否真地改信了伊斯兰教。第三个是格拉纳达的穆罕默德·伊本 ·优素福·艾卜·哈彦（1256—1344年），他有柏柏尔人的血统，精通好几国的语言，编写过波斯语、土耳其语、科卜特语和埃塞俄比亚语的语法书。这些语法书流传至今的只有土耳其语法书。

阿拉伯诗歌，特别是抒情的诗歌，引起了本地基督教徒的赞美，而成为同化他们的有力因素之一。民歌体和双韵体这两种诗歌体裁，发展成为卡斯提尔地方通俗的诗歌体裁，叫做村歌体（vil-lancico），这种体裁被广泛地应用于基督教的赞美诗，包括圣诞颂歌。六重唱原来的格式大概是这样押韵：CDE，CDE，因此很可能受到了一种阿拉伯民歌体的启发，这种民歌体可以在安达卢西亚诗人的著作中找到例证。盖兹威尼（1283年卒）断言，在葡萄牙南部的锡瓦维什，连农民也会作诗。这使人想起现代黎巴嫩的民间诗人 qawwālūn（能言者），他们能出口成章地创作民歌，他们的有些创作仍然被叫做民歌体和双韵体。

远在八世纪时，歌颂精神恋爱的明确的文学形式，早就出现于西班牙，这说明阿拉伯诗歌的特殊贡献。在法兰西南部，到十一世纪末，才出现第一批羽毛丰满的普罗旺斯派诗人，他们用异想天开的丰富的想象，表达了自已跳动的爱情。兴盛于十二世纪的行吟诗人也是仿效他们南方的同时代民歌演唱者的。由于追随阿拉伯的先例，讴歌美丽妇女之风，突然兴起于西南欧洲。早期欧洲文学最高贵的丰碑《罗兰之歌》（Chanson de Roland），出现于1080年之前，这标志着西欧的一种新文明的开端，正如荷马的史诗标志着具有历史意义的希腊的开端一样，而这首诗却是由于在军事上和穆斯林的西班牙接触而产生的。

跟一切穆斯林国家一样，初等教育的基础，是诵读和抄写《古兰经》，学习阿拉伯语语法和诗法。教育虽然主要是私人的事业，却十分普及，西班牙穆斯林中很大一部分人都会读书写字，这种情况在当时的欧洲是无与伦比的。这里小学教师的作用，比在别的伊斯兰国家更受重视。按照麦盖里那样一位作家所描写的妇女在教育生活中的地位来看，“女子无才便是德”的原则，在安达卢西亚是不大适用的。文学史的事实，也证明了这一点。

高等教育的基础，是《古兰经》注释、教义学、哲学、阿拉伯语法、诗学、辞典学、历史学和地理学。有几座主要城市的学校，可以叫做大学，其中主要的有科尔多瓦、塞维利亚、马拉加和格拉纳达四大城市的大学。科尔多瓦大学，除教义学系和法律学系外，还有天文学系、数学系和医学系。在这所大学注册的学生，有好几千人，持有这所大学的毕业证书者，可以在这王国中获得挣钱最多的官职。格拉纳达大学是奈斯尔王朝的第七位君主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创办的，诗人兼史学家列萨努丁·伊本·赫贴卜曾经在他的政府任职。这所大学的门口，有几个石狮子在守护着。课程包括教义学，法律学、医学、化学、哲学和天文学。卡斯提尔学生和其他外国留学生，都光顾这所大学。在这所大学和其他大学里，时常举行公共集会和各种纪念会，在会上有人朗诵新颖的诗篇，有人作学术讲演，这些人主要是教授会的成员。大学门口中意的铭文是这样的：“世界的支柱，只有四根：哲人的学问，伟人的公道，善人的祈祷，勇士的汗马功劳。”

图书馆和大学，是一道兴盛起来的。科尔多瓦的皇家图书馆，是穆罕默德一世（852—886年）所创建的，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曾加以扩大，后来，哈克木二世把自己收藏的图书捐赠给这所图书馆，从此它就变成了规模最大，秩序最好的图书馆。一些私人，包括妇女，都各有自己所珍藏的图书。

穆斯林的生活，缺乏希腊和罗马的两大特征：政治会议和剧场，由于这种特殊情况，书籍差不多就成了他们谋求知识的唯一手段。作为书籍的市场，科尔多瓦在西班牙是首屈一指的。下面的轶事，可以说明那个时代的精神：

我旅居科尔多瓦期间，常常去逛书店，想找到我特别感觉兴趣的一本书。最后，我找到一本书法秀拔、装帧漂亮的写本。我很高兴地出了一笔价钱，但是别人出了更高的价钱，我屡次都被别人抢先，以至于出价超过了正常的限度。于是我对拍卖人说：“这个竞买者已经把这本书的价钱抬高得超过这本书的价值，请你让我跟他见见面。”于是他带我去见一个衣着华丽的人。我走近他，对他说：“愿真主保佑我们的教义学家的健康！如果这本书对你有特别的用处，我愿意让你买去，因为出价已超过限度了。”他的回答是：“我不是教义学家，我也不知道这本书的内容是什么。但是，我刚建立了一所图书馆，我很重视它，为的是在本城最显贵的人物中间夸耀。我的书架上还有一个空处，我看这本书的大小和厚薄正好能把那个空处填满。我看见这本书的字体很好，装潢也美，我很喜欢，出多大的价钱，我毫不在乎，因为我——感谢真主——是一个财主。”

要不是本地的工厂能制造写字用纸，安达卢西亚想要有这么多书籍，是不可能的，把造纸术传入欧洲，是伊斯兰教对于欧洲的最有益的贡献之一。要是没有纸张，十五世纪中叶在德意志发明的活字印刷术是不可能成功的；要是没有纸张和印刷术，欧洲的具有相当规模的普及教育，也是不可能实现的。造纸术是从东方传入摩洛哥，十二世纪中叶，再从那里传入西班牙的。雅古特说沙兑卜（Shātibah即Játiva，哈提发）是西班牙的造纸工业中心。这件历史事实，可以从语言学得到证明，英语的ream（纸的一令）一词，得自古法语的rayme，rayme从西班牙语的resma变来，resma又是从阿拉伯语rizmah（一捆，一把）借来的。在西班牙之后，造纸工业又在意大利兴盛起来（约在1268—1276年），也是由于穆斯林的影响，大概是从西西里岛传入的。法兰西有第一批造纸工厂，应归功于西班牙的传授，并不是象某些人所说的，应归功于十字军的归国。从这些国家，造纸工业逐渐传遍了欧洲。阿卜杜勒·赖哈曼的一位秘书，常常在家里把公文写好，再送到一个特别的机关去复制——印刷（tab‘，可能是木版印刷）——许多份，然后，分送到政府的各机关去。

穆斯林在西班牙的势力被摧毁之后，菲利普二世（1556—1598年）和他的几位继任者，从各阿拉伯图书馆搜集到的残存的书籍，不到二千册。这些书籍构成了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的核心，这所图书馆，至今仍存在于马德里附近。十七世纪初期，摩洛哥的国王舍利夫·宰丹，从首都逃难，把自己珍藏的图书装载在一只船上，船夫预先没有获得充足的船资，不肯把那船图书卸在适当的目的地。那只船在开往马赛的途中，落在西班牙海盗的手里，船里的三四千册图书，被菲利普二世拿去，收藏在埃斯科利亚尔图书馆，因此该馆变成阿拉伯语写本最多的图书馆之一。

在西班牙，阿拉伯的语言学、教义学、历史学、地理学、天文学和类似的科学，是发展得比较晚的，因为那里的穆斯林和他们在叙利亚和伊拉克的同教人不同，他们可以向当地人学习的地方很少。就在他们兴起之后，西班牙的科学还是落后于东方的哈里发帝国。西方的穆斯林最擅长的科学是植物学、医学、哲学和天文历算。

安达卢西亚最早而且最著名的史学家之一，是艾卜·伯克尔·伊本·欧麦尔，他被通称为伊本·孤帖叶，他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活动，于977年死在那里。他的著作是《安达卢西亚征服史》（Tarikh Iftitāh〔或Fath〕al-Andalus），起自穆斯林的征服，迄于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在位的初期，我们这本书曾以此书为参考。伊本·孤帖叶还是一位语法学家，他所著的动词变化论是关于这个题目的最早的著作。另一位早期的、著作更多的历史著作家是科尔多瓦的艾卜·麦尔旺·哈彦·伊本·赫莱夫，他的外号是伊本·哈彦（987或988—1076年）。伊本·哈彦的著作书目中包括不下五十个书名，有一部书叫做《坚实集》（al-Matin），计六十册。可惜他的著作都散佚了，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人物志》（al-Muqtabis fi Ta’rikh Rijāl al-Andalūs）。关于穆瓦希德王朝时期的历史，最有价值的著作是摩洛哥的史学家阿卜杜勒·瓦希德·马拉库什于1224年写成的专著，他在西班牙侨居多年。

安达卢西亚产生了几位传记作家，其中最著名的一位是艾卜勒·韦立德·阿卜杜拉· 伊本·穆罕默德·伊本·法赖迪，他于962年生于科尔多瓦，在那里上学，又在那里教学。他三十岁的时候，曾去朝觐圣地，途中在盖赖旺、开罗、麦加、麦地那四个地方停留下来，从事学习。他回国后，被任命为巴伦西亚的法官。1013年，柏柏尔人劫掠科尔多瓦的时候，伊本·法赖迪在家中被暗杀；他的尸体在第四天才被发现，已经腐烂不堪，不能再依照教规浴尸、入殓、举行殡礼了。他的著作流传下来的只有《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Ta’rikh ‘Ulamā’al-Andalūs）。伊本·白什库瓦勒曾为这部西班牙阿拉伯学者传记写了一个续编，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列传续编》（al-Silah fi Ta’rikh A’immat al-Andalus），于1139年完成。伊本·白什库瓦勒的著作，据说有五十多种，但是，流传下来的只有两种，这是其中之一。伊本·白什库瓦勒，于 1101年生于科尔多瓦，于1183年死在那里。巴伦西亚人艾卜·阿卜杜拉·穆罕默德·伊本·阿巴尔（1199—1260年）曾为这部续编写了一本补遗，叫做《续编补遗》（al-Takmilah li-Kitāb al-Silah）。除了这本补遗外，伊本·阿巴尔还写过一部传记总集，叫做《镶黄条外衣》（al-Hullah al-Siyarā’）。还有一部有价值的西班牙阿拉伯科学家辞典，叫做《安达卢西亚学者志》（Bughyat al-MultamisfiTa’rikh Rijāl al-Andalus），著者是在木尔西亚省活动的达比·艾卜·扎法尔·艾哈迈德·伊本·叶哈雅（1203年卒）。

在科学史方面，我们有托莱多人赛义德（1029—1070年）所著的《各民族分类》（Tabaqāt al-’Umam），这部书是基弗兑、伊本·艾比·伍赛比耳和伊本·易卜里三人的参考书。在左农王朝，赛义德曾任托莱多的法官，他还是著名的史学家、数学家和天文观测家。

有两个人的名字，可以表示西方的伊斯兰教所能获得的文学上的最高造诣和最渊博的历史知识，这两个人是一对好朋友，也是奈斯尔王朝的两位官员，一个是伊本·赫帖卜，另一个是伊本·赫勒敦。

列萨努丁·伊本·赫帖卜（1313—1374年）是一个阿拉伯家族的苗裔，他的祖先从叙利亚迁移到西班牙。在奈斯尔王朝第七位国王优素福·艾卜勒·哈查只（1333—1354年）和他的儿子穆罕默德五世（1354—1359，1362—1391年）的时代，他有过“文武大臣”（dhu-al- wizāratayn）夸大的头衔。1371年宫廷中发生阴谋，他从格拉纳达逃到法斯，过了三年，有人因为私人的不和，对他进行报复，把他勒死了。他死之后，格拉纳达——即使不是整个阿拉伯的西班牙——就丧失了最后一位重要的作家、诗人兼政治家。伊本·赫帖卜的六十多种著作，主要是关于诗歌、纯文学、历史、地理、医学和哲学的，约有三分之一流传到现在。对我们来说，这些著作中最重要的是《格拉纳达志》，是一部内容宏富的著作。

阿卜杜勒·赖哈曼·伊本·赫勒敦（1332—1406年）生于突尼斯，他是西班牙阿拉伯人家族的成员，这个家族发源于肯德部族。他的祖先于八世纪时从也门迁移到西班牙，他的子孙直到十三世纪都活动于塞维利亚。阿卜杜勒·赖哈曼本人在法斯担任过许多高级的官职，后来失宠了，于1362年到格拉纳达的国王穆罕默德五世的宫廷任职。国王曾派遣他到卡斯提尔的宫廷去进行重要的和平谈判。过了两年，由于他的有权力的朋友伊本·赫帖卜的猜忌，而退归马格里布。他在这里担任过几个重要职务，最后退隐于伊本·赛拉麦城堡，在那里开始编写他的历史著作，一直住到1378年。1382年，他出发到麦加去朝觐天房，但是，他停留在开罗，在著名的爱资哈尔清真大寺讲学。过了两年，他被麦木鲁克王朝的素丹扎希尔·贝尔孤格任命为开罗城马立克派的法官的领袖。1401年，他跟随贝尔孤格的继任者纳绥尔到大马士革去跟可怕的帖木儿对敌，帖木儿把伊本·赫勒敦当做贵宾接待。这位史学家在北非和西班牙的政治舞台上就是这样扮演了一个重要的角色，所有这些都为他出色地编写他的伟大著作准备了条件。他的包罗宏富的历史，叫做《阿拉伯人、波斯人、柏柏尔人历史的殷鉴和原委》（Kitāb al-‘Ibar wa-Diwān al-Mubtada’w-al-Khabar fi Ayyāmal-‘Arab w-al-‘Ajām w-al-Barbar），全书共分三编：绪论（Muqad-damah）自成一册；正文，是全书的主干，论述阿拉伯人及其四邻各民族的历史；附录，概述柏柏尔人和北非穆斯林各王朝的历史。可惜他在绪论里中肯地提出的批评理论，并没有应用于这部著作的主要部分。但是，论述马格里布的阿拉伯人和柏柏尔人各部族的那一部分，将永远成为一部有价值的指南。

伊本·赫勒敦的声望，是从他的《绪论》获得的。他在这篇绪论里，初次提出一种历史发展的理论，这种理论正确地认识到气候、地理、道德和精神力量等物质条件的作用。伊本·赫勒敦致力于表述民族盛衰的规律，因此，我们可以说他是历史的真正广度和性质的发现者，正如他自己所说的那样，最少我们可以说，他是社会学科学的真正奠基人。没有一个阿拉伯作家，也没有一个欧洲作家，曾经用那样既渊博又富于哲学卓见的眼光来观察历史。所有评论家一致的意见是，伊本·赫勒敦是伊斯兰教所产生的最伟大的历史哲学家，也是历代最伟大的史学家之一。

十一世纪最著名的地理学家是白克里，他是一个西班牙的阿拉伯人；十二世纪，甚至是整个中世纪时期最著名的地理学著作家和制图家，是易德里西，他是西班牙一个阿拉伯王室的苗裔，曾在西班牙受教育。

白克里的全名是艾卜·欧拜德·阿卜杜拉·伊本·阿卜杜勒·阿齐兹·白克里，他是西方穆斯林有著作流传下来的最早的地理学家。他活动于科尔多瓦，1094年死在那里，死时已达高龄。他是一位文学研究家、诗人、语言学家，他因大部头的地理学著作而获得名声，他的名著叫做《列国道路志》（al-Masālik w-al-Mamālik），这部书象中世纪时代大部分地理学著作那样，是以旅行指南的体裁写成的。这部书只有一部分流传下来。

易德里西于1100年生于休达，曾为西西里岛上诺曼国王罗吉尔二世的宫廷增光，讲到西西里岛时再论述他的贡献。

在易德里西之后，阿拉伯的地理文献，就没有伟大的独创力了，只有一些旅行家的游记，这种作品在当时是特别多的。在这些旅行家当中，最著名的是伊本·祝拜尔，他的全名是艾卜勒·侯赛因·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他于1145年生于巴伦西亚，在哈提发受教育。在1183年到1185年间，伊本·祝拜尔曾从格纳那达动身到麦加去朝觐天房，然后回国，在这个期间，他游历了埃及、伊拉克、叙利亚，当时叙利亚的部分土地还在十字军的手中；他还游历了西西里岛。他还利用别的两个机会，到东方去旅行，一次是在1189年到1191年，另一次是在1217年，但他最后一次只到达亚历山大港，就去世了。他第一次旅行的游记（Rihlah）在阿拉伯文学中是最重要的游记之一。另一位西班牙阿拉伯的地理学家兼游历家是格拉纳达人马齐尼，他的全名是艾卜·哈密德·穆罕默德·马齐尼（1080/81—1169/70年），他曾于 1136年访问俄罗斯。当他在伏尔加河地区的保加尔人中间的时候，他看到一种别的资料里没有提到的商务活动：那里买卖猛犸象牙的化石，那种商品输出到花拉子模去，用做制造梳子和宝石盒的材料。

伊本·祝拜尔和马齐尼的游记，同中世纪时期穆斯林的世界旅行家伊本·白图泰的游记比起来就黯然失色了。伊本·白图泰是摩洛哥的阿拉伯人，他的全名是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拉·伊本·白泰图，1304年生于丹哲（即丹吉尔），1377年死于马拉库什。在十四世纪的三十年代到五十年代，他曾四次到麦加朝觐天房，在这个期间，曾游历了整个穆斯林世界。东边他到达锡兰、孟加拉、马尔代夫群岛和中国。他还访问过君士坦丁堡。1353年，在他最后的旅行中，他曾深入中部非洲。据说他曾访问过喀山附近的保加尔城和伏尔加河，这似乎是他游记中唯一重大的虚构。

阿拉伯人的地理学研究，对于西方的影响是有限的。他们保持了古代的地圆说，没有这种学说，发现新大陆就是不可能的。这种学说的代表者是巴伦西亚人艾卜·欧拜德·穆斯林·巴伦西，活动于十世纪前半期。他们继续鼓吹印度的一个观念，认为世界的这个已知的半球，有一个“圆屋顶”或者“顶点”，座落在与四个方位基点距离相等的地方。这一“艾林”（arīn）理论，写进了1410年出版的一本拉丁语的著作里。哥伦布从这本著作里知道了那条原理，因此，才相信大地象一个梨子，在西半球上与“艾林”相对的地方，有一个相应的崇高的中心。但是，在天文地理学和数学的领域中，还是对西方学术界贡献了一些新颖的概念。

十世纪中叶后，有人在西班牙刻苦地钻研天文学，这种研究曾获得科尔多瓦、塞维利亚、托莱多等地统治者的特别爱护。安达卢西亚的天文学家，大半追随巴格达的艾卜·麦耳舍尔，相信星辰对于人类的吉凶祸福和生死存亡，有着重大的影响。要研究星辰的这种影响，即研究占星学，必须确定世界各个地方的位置和那些地方的经度和纬度。这样，占星学对于天文学的研究就作出了贡献。拉丁的西方，正是通过西班牙，最后发现了东方在天文学和占星学方面的启示。主要的穆斯林天文学著作，是在西班牙被译成拉丁语的，十三世纪在阿尔封索十世庇护下编纂的阿尔封索历表，只是阿拉伯天文学的发展罢了。

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以他们东方同教的老前辈们的天文学和占星学著作为参考，而进行研究。他们重新提出了同托勒密的学说有别的亚里士多德的学说，而且根据亚里士多德的学说攻击托勒密的天动地静的说法。早期西班牙的阿拉伯天文学家中杰出的人物有科尔多瓦人麦只里帖（约于1007年卒）、托莱多人宰尔嘎里（约1029—约1087年）、塞维利亚人伊本·艾弗莱哈（在1140到1150年间卒）。

艾卜勒·卡西木·麦斯莱麦·麦只里帖是西班牙穆斯林最早的重要的科学家，他校订过花拉子密的行星表（历表），这是穆斯林天文学家的第一个历表。这一历表原来是以耶斯提泽德纪元为基础的，他把它改编成以回历纪元为基础，而且在某种程度上，以科尔多瓦的子午线代替了“艾林”的子午线。1126年巴斯人阿德拉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叫做花拉子密历表。大约十四年后，另一个重要的历表，即900年前后白塔尼所编纂的历表，又被蒂沃利人柏拉图译成拉丁语，过了很久以后，在外号哲人兼天文学家的阿尔封索十世（1284年卒）的赞助下，这个历表，曾由阿拉伯语直接译成了西班牙语。麦只里帖拥有的许多尊敬的称号之一是“数学家”（al-hāib），因为他被认为是数学（包括测定法）方面的首领（imām）。把精诚同志社的论文集介绍到西班牙的，不是他，就是他的科尔多瓦的学生艾卜勒·哈克木·阿慕尔·克尔马尼（1066年卒）。

著名的托莱多历表，是以西班牙的几位穆斯林的和犹太教的天文学家的观测和研究为基础的，这些天文学家中著名的有宰尔嘎里，他的全名是艾卜·易司哈格·易卜拉欣·伊本·叶哈雅（约 1087年卒）。这些历表包含着地理学的知识，那是从托勒密和花拉子密的著作中得来的，在十二世纪时克利摩拿人热拉尔曾把这些历表译成拉丁语。马赛人雷蒙的许多著作，同样大半是在1140年从宰尔嘎里的天文原理中汲取的。地中海岸的长度，被托勒密估计得过大，他定为62度，花拉子密削减成52度，而大概是宰尔嘎里把那个数字降低到接近正确的42度的。宰尔嘎里显然是这个时代的第一流的天文观测家。他设计过一种改良的观象仪，叫做萨非哈（Safihah），他首先证明了太阳对众星辰的最远点的运动。依照他的测量，这个值达12.04，＂而真正的值是11.8＂。哥白尼在他所著《天体的运行》（Derevolutionious orbium coelestium）一书中就援引过白塔尼和宰尔嘎里的著作。

扎比尔·伊本·艾弗莱哈（Jābir ibn-Ablah，拉丁语叫Geberfilius Affl）的著作《天文学书》（Kitāb al-Hay’ah），也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伊本·艾弗莱哈在这部著作里尖锐地批评了托勒密，而且正确地断言内行星、水星和金星，没有显而易见的视差。伊本·艾弗莱哈的这部著作还有一个值得注意的特点：书中有一章专论平面三角学和球面三角学。在伊本·艾弗莱哈之前两个半世纪的时候，白塔尼就广泛地传播了我们今天所使用的三角比的许多初步概念，即使我们还不能说这些是他发现的。正如代数学和解析几何学一样，三角学大部分是阿拉伯人创立的。

在最后的西班牙天文学家当中，首屈一指的是比特鲁吉，他的全名是努尔丁·艾卜·易斯哈格·比特鲁吉（al-Bitrūji，即拉丁语的 Alpetragius，约于1204年卒），他是伊本·图菲利的学生。他所著的《天文学书》是专论各天体的对座位置的，这本书很著名，因为著者企图把错误的同心球说变相地复活起来。比特鲁吉虽然被认为是一种新天文学的代表者，其实他是亚里士多德学说的复制者；他的著作标志着穆斯林反托勒密运动的顶点。十二世纪末，亚里士多德关于天文学、物理学和气象学的著作，被大量地从阿拉伯语译成拉丁语，亚里士多德关于地理学的思想大部分也都见于这些著作里。

阿拉伯天文学家，把他们辛勤劳动的、永垂不朽的成绩保存在天上，我们看一看一个普通天球仪上所记载的星宿的名称，就可以很容易地看到这些成绩。在各种欧洲语言中，大多数星宿的名称都来源于阿拉伯语，例如Acrab（‘aqrab，蝎子）、Algedi（al-jadi，小山羊）、 Altair（al-tāir，飞乌）、 Deneb（dhanab，尾巴）、Pherkad（farqad，牛犊）等，而且有大量的天文学术语，如 azimuth（al-sumūt，地平经度）、nadir（nazir，天底）、zenith（al-samt，天底）等，也同样来源于阿拉伯语，由此可以证明，伊斯兰教给基督教欧洲留下多么丰富的遗产。欧洲的数学词汇也雄辩地证明阿拉伯科学的影响。除上面已经引证的借用词algebra（代数学）和 algarism（阿拉伯式记数法）外，还有某些阿拉伯术语译成了拉丁语。代数学的术语surd（不尽根），是十六世纪时从拉丁语借用的名词，意思是“聋子”，是阿拉伯语jadhr asamm（聋根）的义译。在三角学里，sine（正弦，得自拉丁语的sinus）也是从阿拉伯语jayb（衣袋）译过去的，而这个阿拉伯术语又是从梵语的jiva译过来的。活动于十二世纪中叶的英国数学家切斯特人罗伯特首先使用sinus这个术语，其意义与阿拉伯语的jayb用在三角学上的意义正相等。

从阿拉伯语借用的数学术语，最有趣的是cipher或zero（零号）。我们已经说过，阿拉伯人并不是零号的发明人，但是，他们不仅把零号和阿拉伯数字一道传入欧洲，而且教会西方人如何使用这种最方便的发明，从而便于把算术应用于日常生活之中。在这一套数字里，零是头等重要的。在多位数中，如果个位或十位、百位等是空白，就用“表示零的这个小小的圆圈儿去填满那个空白”。要是没有零号，我们就必须把我们的数字分别排列在个、十、百、千等单位的栏里，也就是说，只有珠算，没有笔算了。

我们早已知道，在九世纪前半期从事著作的花拉子密，是第一个鼓吹者，他首先主张用这一套数字和零号，代替阿拉伯原有的字母记数法。这些数字叫做印度数字（Hindi），表示其发源于印度。他所写的关于印度运算法的著作，在十二世纪时由巴斯人阿德拉译成拉丁语，叫做De numero indico（印度数码），这个译本保存到现在，阿拉伯语的原本却失传了。此外，远在九世纪后半期，西班牙的穆斯林早已发展了一套数字，叫做“尘土字母” （hurūf al-ghu-bār），形状与印度数字略有不同，原来是应用于某种沙土算盘的。大多数的学者认为这种数字象印度数字一样也是导源于印度的；有些学者却认为这种数字是罗马人发明的，在阿拉伯人到西班牙之前，早已通行于西班牙了。吉尔柏特（Gerbert），首先科学地描写了尘土数字。他后来成为教皇西尔韦斯特二世（999—1003年），在任教皇之前，他曾在西班牙留学好几年，他的著作在载有这种数字的最古老的阿拉伯语写本（874年）之后一百年左右出版。现代的欧洲数字，与其说近似印度数字，不如说近似尘土数字。

阿拉伯数字在非穆斯林的欧洲的传播，是非常缓慢的。基督教的数学家，在十一世纪、十二世纪和十三世纪的部分时期中，坚持使用陈旧的罗马数字和算盘，或者采取折中办法，使用阿拉伯记数法和他们自己的旧式数字。新数字首先应用于实际的目的，是在意大利。比萨人利奥那多曾受教于一位穆斯林数学家，又曾游历北非，1202年，他刊行了一部著作，这是阿拉伯数字传入意大利的主要的里程碑。这部著作并且标志着欧洲数学的开始。如果继续使用旧式的数字，而要数学沿着某些路线前进，那是不可能的。计算的科学能有今日的进步，应该归功于零号和阿拉伯数字。

在博物学方面，特别是在纯正的和实用的植物学方面，正如在天文学和数学方面一样，西方的穆斯林，从他们的研究成果，增加了世界的科学财富。他们对于枣椰和大麻一类植物的雌雄性的区别，做过正确的观察。他们把植物分成若干类，有些是由插条生长的，有些是由种子生长的，有些是天然生长的。这种植物分类法，见于伊本·赛卜耳因对弗雷德里克皇帝所提出问题的答复之一。科尔多瓦的医生加菲基，全名是艾卜·哲耳法尔·艾哈迈德·伊本·穆罕默德·加菲基（1165年卒），他曾搜集了西班牙和非洲的植物，并列出了每种植物的阿拉伯语的、拉丁语的、柏柏尔语的名称，而且加以描写，这种描写可以说是阿拉伯语中最清楚、最精密的。他的主要著作是论药用植物的《本草》（al-Adwiyah al-Mufradah，独剂药）。后来的、更著名的医生伊本·贝塔尔是他的同业和同乡，对他的这部著作，不但加以引证，而且用于临床治疗。在十二世纪末叶活动于塞维利亚的艾卜·宰凯里亚·叶哈雅·伊本·穆罕默德·伊本·阿瓦木，曾写过一篇关于农业的论文，书名是al-Filāhah（农业），这篇论文是伊斯兰教中关于这个课题最重要的著作，而且是中世纪时代的最杰出的著作。这部著作的部分材料，是得自较古的希腊著作和阿拉伯著作；另一部分材料，是西班牙穆斯林农民生产经验的总结；书中论述了五百八十五种植物，并且说明五十多种果树的栽培方法。这部书就嫁接及土壤和肥料的特性，提出了许多新颖的见解，论述了许多果树和葡萄的病虫害的症候，并且提出了治疗的方法。这部书虽然非常重要，一般阿拉伯著作家知道这本书的却很少；伊本·赫勒敦、雅古特、哈只·赫勒法等人都不知道，伊本·赫勒敦还错误地认为它是伊本·瓦哈什叶的校订本。

西班牙的，事实上是穆斯林世界的最驰名的植物学家兼药物学家，是阿卜杜拉·伊本·艾哈迈德·伊本·贝塔尔，他是代俄斯科里提斯（Dioscorides）的一个毫无愧色的继承者。伊本·贝塔尔生于马拉加，曾以本草学家的身分游历西班牙各地和北非，后来，服务于开罗艾优卜王朝的国王卡米勒，成为本草学家的领袖。他从埃及到叙利亚和小亚细亚，进行广泛的旅行。他于1248年死于大马士革，遗留下两部有名的著作，题赠他的庇护人撒里哈·艾优卜，这位国王象他的先人卡米勒一样，以大马士革为叙利亚首都。这两部著作，一部是关于药品学的，叫做《药物学集成》（al-Mughni fi al-Adwiyah al-Mufradah）；另一部是医方总集，叫做《医方汇编》（al-Jāmi‘fi al-Adwiyah al-Mufradah），所列的药物包括动物、植物、矿物三界，把希腊的和阿拉伯的资料融合了起来，又根据著者的临床经验和科学研究作了增补。这部书是同类中世纪论文中的杰作。书中论述了一千四百个项目，其中有三百个是新颖的，这些新颖的项目包括二百多种植物。他所引证的著作家约有一百五十人，其中有二十个是希腊人。伊本·贝塔尔的《医方汇编》的拉丁语译本Simplicia的若干部分，迟至1758年才出版于克利摩拿。

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大部分是副业医生，只有小部分是专业医生。伊本·鲁世德、伊本·麦蒙、伊本·巴哲和伊本·图斐利都是医生，但是，他们作为哲学家是更著名的，将在下面加以论述。我们已经讲过，伊本·赫帖卜是一位风格优美的作家兼史学家，跟其他的许多医生一样，他还以御医的身分兼任大臣。十四世纪中叶， “黑死病”曾蹂躏欧洲，基督教徒认为是天灾，束手无策，这位格拉纳达的穆斯林医生，却写了一篇论文，以捍卫传染说，下面引证的这一节，可以阐明他的论点：

有人说：“教律否认传染，怎能承认传染的可能性呢？”我们回答他们说：接触传染的存在，是可以用体验、研究、感官的证据和可靠的报告等，加以证实的。这些事实构成一个坚实的论证。传染的事实，对于研究者已变得很明白了，他注意到，凡是与病人接触的都害病，凡是不与病人接触的都平安无事，而且传染是以衣服、容器、耳环等为媒介的。

阿拉伯人产生的外科医生并不算多，在这些少数的外科医生中，最伟大的是艾卜勒·卡西木·赫莱弗·伊本·阿拔斯·宰海拉威（约于1013年卒），他是哈克木二世的御医。他成名的著作是《医学宝鉴》（al-Tasrif li-Man‘Ajaz‘an al-Ta’ālif），他在最后一节中总结了当代的外科学知识。他的著作介绍或强调了伤口烧灼术和膀胱截石术等新观念，以及解剖术和活体解剖术的重要性。关于外科的这部分，曾由克利摩拿人热拉尔译成拉丁语，有不同的版本于1497年刊行于威尼斯，1541年刊行于巴塞尔，1778年刊行于牛津。在萨勒诺、蒙彼利埃和其他地方早期的医科学校里，有好几百年时间，这本书一直保持外科手册的地位。这本书里包含着关于外科器械的许多图解，对其他阿拉伯著作家产生了影响，并且帮助了欧洲外科学奠定基础。拜占廷的皇帝君士坦丁七世，曾将代俄斯科里提斯所著的《药物学》一书的华丽而且带图解的写本，当做外交礼物赠送给阿卜杜勒·赖哈曼三世，宰海拉威的一位同事，担任御医兼大臣的犹太人哈斯德·本·舍卜鲁特，在拜占廷的僧侣尼古拉斯的合作下，将这本名著译成了阿拉伯语。

宰海拉威是在外科学上出名，在内科学上出名而与他有同等地位的，是伊本·左胡尔。他的全名是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艾比勒·阿拉义。伊本·左胡尔是他的外号（拉丁语从希伯来语译成Avenzoar）。他是西班牙最伟大的医学世家的最著名的成员。伊本·左胡尔于1091年到1094年间，出生于塞维利亚，他在穆瓦希德王朝的奠基者阿卜杜勒·慕敏的宫廷里担任御医兼大臣，服务很多年之后，于1162年死于故乡。他专心致志地从事于医学的著作事业，以表现他的创见，不象他的同事们分心于许多知识部门。他所著的医学书六种，有三种流传到现在。其中最有价值的是《医疗调理便览》（al-Taysir fial-Mudā-wāh w-al-Tadbir）。原来他的朋友和敬慕者伊本·鲁世德曾著《医学通则》（al-Kulliyāt）一书，随后便要求他配合《通则》写成了这本书。《便览》所论述的题目比《通则》更为具体。伊本·鲁世德在他的《通则》里称赞伊本·左胡尔是格林以后最伟大的医生。最低限度，他是拉齐以后，伊斯兰教最伟大的临床医师。常有人说，伊本·左胡尔是首先讨论骨肉感觉和描写疥虫（Su‘ābat al-jarab）的。但是，最近已经证明，在他之前发现疥虫的人是艾哈迈德·泰伯里（在十世纪后半期），可见艾哈迈德的著作《波格拉兑治疗法》（al- Mu‘ālajah al-Buqrātiyah）。

伊本·左胡尔的家庭，曾产生了六代的医生，都是直系亲属。除上面所说的艾卜·麦尔旺外，他的儿子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1198—1199年卒）是最著名的成员。但是，他的荣誉主要是由于他掌握了阿拉伯文学的各种体裁，其次才是由于他的医学活动。有些诗篇，包括几首富于柔情的双韵体诗，据说是他的作品。穆瓦希德王朝的哈里发艾卜·优素福 ·叶耳孤卜·曼苏尔任命他为马拉库什的御医，但被一个猜忌的大臣毒死在那里。哈里发在殡礼时亲自致哀辞。艾卜·麦尔旺·阿卜杜勒·麦立克有一位祖父，外号也叫伊本·左胡尔，不但在西班牙行医，而且在巴格达、盖赖旺和开罗行医。西班牙的阿拉伯医生在东方行医的，还有亚尔美里亚人欧白杜拉·伊本·穆宰法尔·巴希里。巴希里是诗人兼医生，1127年在巴格达服务于塞尔柱克王朝的穆罕默德·伊本·马里克沙，他供给他一个野战病院，可以用四十只骆驼运输到前方去。他于1154年死于大马士革。

在穆斯林们统治西班牙的最初几个世纪中，东方文化从较高的水平流入安达卢西亚，麦盖里开列过一个名单，说明有许多西班牙学者到东方各国求学，他们负籍远游埃及、叙利亚、伊拉克、波斯，甚至到河外地区和中国留学；但是，在十一世纪和以后的各世纪中，文化潮流的方向改变了，伊本·左胡尔和巴希里的实例，就能说明这一点。真的，这种文化潮流，在十二世纪时已强大到足以流往欧洲的程度了。西北非洲和西班牙，特别是托莱多——克利摩拿人热拉尔和迈克尔·斯科特工作的地方——对于阿拉伯医学传入欧洲，起过主导作用。通过拉丁语译本，把阿拉伯的学术介绍给西方人，这是一个意义重大的运动，这个运动的首倡者是非洲人君士坦丁（1087年卒），他翻译了阿里·伊本·阿拔斯所著《皇家医家》（Kitāb al-Maliki）一书中的理论部分。君士坦丁生于迦太基，出身不明，肄业于萨勒诺医科学校（欧洲的第一所医科学校），这所学校传说是由四个主人创办的：一个拉丁人、一个希腊人、一个犹太人和一个萨拉森人（阿拉伯人）。中世纪的欧洲能够认识阿拉伯的医学，主要应归功于这三位翻译家：君士坦丁、克利摩拿人热拉尔（1187年卒）以及法赖吉·本·萨林（拉丁语Farari-us Faragut）。热拉尔曾翻译宰海拉威的《医学宝鉴》、拉齐的《曼苏尔集》、伊本·西那的《医典》；西西里的犹太人法赖吉·本·萨林曾于1279年翻译拉齐的《医学集成》和伊本·兹莱的《养生表》（Taqwim al-Abdān）。因此，主要的三大医学传统：伊斯兰教的传统、犹太教的传统、基督教的传统，最后终于达到了可以融合起来的地步。通过这些译本和同类的译本，一些阿拉伯的术语，传入了欧洲的各种语言。 Julep（译自阿拉伯语的julāb，来源于波斯语的gulāb，蔷薇水），是一种芳香的药水；rob（译自阿拉伯语的rubb），是一种用蜂蜜和蒸浓的果汁做成的甜剂；syrup（译自阿拉伯语的sharāb），是依照法定配方而制成的糖水，有时依照特种疗法，加上药剂，而制成糖浆，这些例子都可以作为证明。在中世纪的拉丁语里，soda的意义是头痛， sodanum的意义是头痛药，这两个术语是译自阿拉伯语的sudā‘，意思是剧烈的头痛。某些医学术语，象某些数学术语一样也是翻译过来的。例如拉丁语的 dura mater（硬脑膜）和pia mater（软脑膜）就是从阿拉伯语的al-umm al-jā-fiyah（粗囱的妈妈）和al-umm al-rāqiqah（温柔的妈妈）翻译过来的。有些化学上的术语，是从查比尔·伊本·哈彦和其他穆斯林化学家的阿拉伯语著作中通过拉丁语，然后再传入欧洲的各种语言的，例如，a1cohol（酒精）、alembic（蒸馏器）、alkali（al-qāli，碱）、antimony（锑）、aludel （梨状坛）、realgar（雄黄）、tutty（不纯锌华）等。

西班牙的阿拉伯知识分子所获得的最大成就，是在哲学思想领域内。他们和他们在东方的同教人，把希腊哲学加以改造，再加上他们自己的贡献，特别是在调和信仰和理性、宗教和科学方面的贡献，然后把它传给拉丁的西方，在这个传递的链条中，西班牙的阿拉伯人，构成了最后的和最坚实的环节。在伊斯兰教的思想家看来，亚里士多德是真理，柏拉图是真理，《古兰经》是真理；但是，真理必须是合一的。因此，把这三者加以调和是必要的，于是他们就专心致志地从事于这个任务。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也碰到同样的问题，但他们的神学里的种种教条和神秘性，使这个任务变得更为困难。前面已经讲过，希腊的哲学家们所发展的哲学和希伯来的先知们所发展的一神教，是古代西方和古代东方最丰富的文化遗产。把这两大思潮加以调和，然后把它传入欧洲，这是巴格达和安达卢西亚两地中世纪时期伊斯兰教思想家们永恒的光荣。他们的贡献，是头等重要的，因为这种贡献不仅影响了科学的和哲学的思想、而且影响了晚期的基督教神学。

一套新概念，主要是哲学的概念，注入西欧，这标志着“黑暗时代”的结束和经院哲学时代的开端。由于同阿拉伯思想有了接触，由于重新认识了古代希腊的学问，欧洲人对于科学和哲学燃起了兴趣，受了鼓舞，他们从此走上了独立地、迅速地发展自己的文化生活的道路，他们的研究成果，我们直到现在都还在享受着。

阿拉伯西班牙所产生的最早的哲学家之中有所罗门·本·盖比鲁勒（拉丁语的Avicebron，Avencebrol，阿维塞卜洛），一个犹太人。所罗门于 1021年生于马拉加，约于1058年死于巴伦西亚。作为西方新柏拉图派哲学的第一位伟大的教师，本·盖比鲁勒往往被尊称为犹太教的柏拉图。象他的前辈伊本·麦萨赖一样，他拥护恩柏多克利（Empedocles）所确定的哲学体系。在他的时代之前一千年，亚历山大港的希腊派犹太哲学家菲洛（Philo），早已使柏拉图派哲学东方化，为其基督教化和伊斯兰教化做好准备，现在这种希腊派的伊斯兰哲学，又由本·盖比鲁勒加以西洋化，归还欧洲。本·盖比鲁勒的主要著作是《生命泉》（Yanbū’al-Hayāh），1150年译成拉丁语，叫做Fonsvitoe，对于中世纪的经院哲学起过作用，而且给予圣方济学派以启发。

在穆斯林西班牙的哲学思想史上，十二世纪是最伟大的世纪。这个世纪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叶哈雅·伊本·巴哲（ibn-Bājjah，即拉丁语的Avenpace，Avempace，阿维巴斯）开其端，他是哲学家兼科学家、医学家、音乐家和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活动于格拉纳达、萨拉戈萨，而于1138年死于法斯。伊本·巴哲写过几篇关于天文学的论文，他在这几篇论文里评论了托勒密的天动说，他就这样替伊本·图斐利和伊本·比特鲁吉作了准备。他还写过几篇关于药物学的论文，伊本·贝塔尔曾加以引用。还有其他的医学论文，曾给伊本·鲁世德以有力的影响。但是除一封给朋友的告别书外，他的最重要的著作，保存到现在的，只有一篇哲学论文，叫做《独居者养生法》（Tadbir al-Mutawahid，即拉丁语的De regimine solitarii），就连这篇论文，也只有一篇希伯来语的提要保存下来。这本书的要旨是论证一个人怎样独力地达到与能动的理智相融合的境地，并且指出哲学的目的是要人类的精神通过与神明相融合，逐渐趋于完善。伊斯兰教的传记作家认为伊本·巴哲是一个无神论者。

伊本·巴哲的哲学观念，由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卜杜勒·麦立克·伊本·图斐利进一步加以发挥。伊本·图斐利是一位亚里士多德派的哲学家，他在格拉纳达行医，后来在穆瓦希德王朝的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1163—1184年）的宫廷里任御医兼大臣。在穆斯林国家，一人兼任几种职务，是司空见惯的。1182年，他辞去御医的职务，而推荐比他年轻的哲学家伊本·鲁世德继任。这两颗明星将不灭的光彩放射在早期的穆瓦希德王朝的宫廷上面，这个王朝在教义学上是严格的，在保护哲学力面却是宽大的。伊本·图斐利于十二世纪头十年出生，于1185年死于穆瓦希德王朝的首都马拉库什，他的第二位庇护者哈里发艾卜·优素福·曼苏尔（1184—1199年）曾亲自参加了葬礼。他的杰作是一篇新颖的、哲学性的小说，叫做《哈义·伊本·叶格赞》（Hayy ibn-Yaqzān，觉民之子活泼），他的基本观念是，人类的能力，虽无外面的帮助，也能达到认识上界，也能发现自己对于上帝的依赖。这篇作品是中世纪时期文学中最可爱和最新颖的小说之一，最初由小波科克译成拉丁语（1671年），后又译成多种欧洲语言，包括荷兰语（1672年）、俄罗斯语（1920 年）、西班牙语（1934年）。有人认为这篇小说是《鲁滨逊漂流记》的雏型。他所发展的理论是进化论。伊本·西那写过一篇没有生气的短篇故事，叫做《哈义 ·伊本·叶格赞》，伊本·图斐利在他的小说里借用了那篇故事里面角色的姓名，但是，他是从法拉比等一些较早的作家们那里获得灵感的。

根据影响来判断，特别是根据对于西方的影响来判断，最伟大的伊斯兰教哲学家，是西班牙—阿拉伯天文学家、医学家兼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家艾卜勒·韦立德·穆罕默德·伊本·艾哈迈德·伊本·鲁世德（拉丁语的Averros，阿维罗伊）。伊本·鲁世德于1126年生于科尔多瓦，他属于书香世第，他的家庭出过几位教义学家和法官。他本人在1169至1170年间曾任塞维利亚的法官，过了两年又任科尔多瓦的法官。他于1182年被艾卜·叶耳孤卜·优素福邀请到马拉库什去代替伊本·图斐利御医的职务。优素福的儿子和继任者曼苏尔，1194年因异端的嫌疑，放逐了伊本·鲁世德，那是由于他研究哲学的缘故，但后来又把他召回马拉库什，使他复了职，不久之后，他于1198年12月10日死在任上。他的坟墓后来迁到科尔多瓦。

伊本·鲁世德对于医学的主要贡献，是他所著的百科全书，书名是《医学通则》（al-Kulliyātfi al-Tibb），在这部书中，他已经认识到一生不会害两次天花的事实，并且对网膜的机能，也有了更深的了解。但是，哲学家和注释家的伊本·鲁世德，使医学家的伊本·鲁世德黯然失色了。他的主要的哲学著作，除他的注释外，是《矛盾的矛盾》（Tahāfut al-Tahāfut），这是驳斥安萨里对于唯理论的攻击的，后者的专著叫做《哲学家的矛盾》（Tahāfut al-Falāsi-fah），由于这本著作，伊本·鲁世德成为穆斯林世界最著名的人物，而且是大受非难的人物。在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的世界里，他基本上是以亚里士多德著作的注释者著称的。我们必须记住，一位中世纪的注释家，就是一位著作家，他编撰一部科学的或哲学的著作的时候，是利用一部较古的著作为背景和框子的。因此，伊本·鲁世德的注释，就是一系列论文，一部分利用亚里士多德的某些著作的名称，而解释其内容。伊本·鲁世德不懂希腊语，因此，他以巴格达的老前辈们的译本为依据，也就感到满足了。他对于亚里士多德著作的主要注释共计三种：一本简短的《梗概》（Jāmi‘），一本稍长的《摘要》（Talkhis），一本长篇的《注释》（Tafsir或 Sha-rh）。伊本·鲁世德的这些注释，大部分保存在希伯来语的译本中，或保存在从希伯来语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中。只有一小部分保存在阿拉伯语的原本中，甚至连这些阿语原本，一般也都是用希伯来字母拚写的。

伊本·鲁世德是用阿拉伯语写作的伟大的哲学家中最后的一位，但是，他在伊斯兰世界并没有遗留下继承者。与其说他是穆斯林亚洲或穆斯林非洲的人物，不如说他是基督教欧洲的人物。在西方人看来，亚里士多德是“教师”，而伊本·鲁世德是“注释者”。中世纪欧洲基督教的经院哲学家和学者的思想，一直使伊本·鲁世德的亚里士多德感到激动，这是任何其他著作家都不能比拟的，不过他们所采用的注释却大半都是从阿拉伯语译成希伯来语，再重译成拉丁语的译本，而且那些注释的依据也是从希腊语原本译成叙利亚语，再重译成阿拉伯语的译本。自十二世纪末到十六世纪末的四百年间，“阿维罗伊主义”（Averroism）一直是占统治地位的思想学派，尽管这个思想学派，先后在西班牙穆斯林世界，在犹太教法典学者中间，在基督教牧师中间，引起了正统派的反对。

伊本·鲁世德是一个唯理论者，他主张除天启的信条外，一切事物都应该服从理性的判决，但他不是一个自由思想家，不是不信教的人。他认为上帝的创造是进化的：不是几天的事情，却是永恒的事情。早期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派哲学家，曾经把几种伪书，包括带有新柏拉图派特征的几种著作，当做真正的亚里士多德著作；伊本 ·鲁世德的哲学，是要恢复比较纯洁的而且更科学的亚里士多德主义。教会当局把他的著作中讨厌的部分加以删削后，规定为巴黎大学和其它高等学校的教科书。在现代实验科学诞生之前，伊本·鲁世德所创始的理智运动，以及它的一切优点，和假借它的名义而提出的一切错误观念，一直是欧洲思想中有生命的困素。

当代的哲学家中间，能继承伊本·鲁世德的领袖地位的人，是犹太教徒艾卜·伊木兰·穆萨·伊本·麦蒙（希伯来语的Mōshehben-Maimōn，摩舍·本 ·美蒙；拉丁语的Maimonides，美莫奈迪斯），他是伊本·鲁世德的同乡人和同时代的人，又是他的著作的注释者，是在阿拉伯人统治时代最伟大的犹太教医学家和哲学家。他于1135年生于科尔多瓦，但是，由于穆瓦希德王朝对于异教徒的迫害，他的家庭于1165年前后，逃到了开罗。基弗兑和伊本·艾比· 伍赛比耳都说他在西班牙时公开信奉伊斯兰教，暗地里却信奉犹太教，这种说法，近来已受到尖锐的批判。在开罗，他变成鼎鼎大名的萨拉哈丁及其继任者麦立克· 阿齐兹的御医。自1177年开始，他担任开罗犹太会众的总教长，于1204年死于开罗。他的遗体是依照他的遗嘱用手托运到太巴利去埋葬的，从开罗到那里去的道路，是从前穆萨（摩西）走过的道路。直到现在，还有成群结队的香客，到他的朴素的坟墓去朝拜。现代埃及贫穷的犹太教徒，害病的时候，往往到开罗摩舍· 本·美蒙教长的犹太人会堂的地下室去过夜，以寻求病症的痊愈。

伊本·麦蒙以天文学家兼教义学家和医学家著称，但是，他最大的声望，还是哲学方面。他的医学是他那个时代标准的格林派医学，来源于拉齐、伊本·西那和伊本·左胡尔，再根据亲身观察的结果，而加以理性的批判，使其更有活力。伊本·麦蒙改进了包皮环截术的方法，指出痔疮是便秘造成的，害痔疮者应该常用以蔬菜为主的清淡食物，他对于卫生学具有进步的思想。他的医学著作最普及的是《医学要旨》（al-Fusūl fi al-Tibb）。他的哲学著作，主要的是《迷途指南》（Dalālat al-Hā’irīn），在这部著作中，他企图调和犹太教教义和穆斯林的亚里士多德主义，用更广泛的术语来说，也就是企图调和信仰和理性。他把先知所见的幻象解释成心灵的经验。至少在这个范围内，他以科学思想战士的身份，站起来跟《圣经》的原教旨主义作斗争，因此，他激怒了保守的教义学家，他们把他的名著《迷途指南》（Dalālat）叫做《指向迷途》（Dal-ālah）。他的哲学思想，虽然是独立发展的，却与伊本·鲁世德的思想很相似。他象伊本·鲁世德一样，不懂希腊语，完全依靠阿拉伯语的译本。由他提出，但他并不赞成的创世说，是一种原子论，有别于用阿拉伯语写作的思想家们所主张的另外两种创世说：一种是原教旨主义者的学说，以上帝为万物的创造者；一种是哲学的学说，即新柏拉图派和亚里士多德派的学说。他的著作，除一种外，都是用阿拉伯语写成的，但是，他所用的是希伯来字母，他的著作不久就译成了希伯来语，后来有一部分译成了拉丁语。这些著作主要是对犹太教徒和基督教徒有影响，无论从空间和时间来说，影响都是深远的。直到十八世纪，这些著作仍然是犹太教思想传入非犹太民族的主要媒介。现代评论家在多明我派中找到这种影响的痕迹，大亚勒伯图的著作可以证明此点；在亚勒伯图的对手邓斯·斯科特的著作里，在斯宾诺莎的著作里，甚至在康德的著作里，也都找到了这种痕迹。

这个时代主要的神秘派哲学家，是另一位西班牙的阿拉伯著作家艾卜·伯克尔·穆罕默德·伊本·阿里·穆哈义丁·伊本·阿拉比，他是伊斯兰教苏非派最伟大的思辨的天才。伊本·阿拉比于1165年生于木尔西亚，主要活动于塞维利亚，1201—1202年，他到麦加去朝觐天房，后来居住东方，直到1240年死于大马士革。他被葬在一座清真寺的院落里，坟墓现在还在大马士革。十二世纪时，东方穆斯林宗教生活的大规模组织开始萌芽，相当于中世纪时代基督教国家的僧院组织，而伊本·阿拉比则供给这个苏非派运动以思辨哲学的框子，他代表了照明派（ishrāqi），即伊本·麦萨赖和本·盖比鲁勒所建立的伪恩柏多克利派、新柏拉图派和泛神论学派。这个学派在东方的最伟大的典型是素胡尔韦尔迪（1191年卒），他的波斯血统和他强调光明的形而上学，都能揭示摩尼教和祆教对于他的影响，他的主要